利世民聲音專‪欄‬ 利世民

之前在立法會的答問環節上，聽到很多關於政府和議員談論如何將香港變成一個有創新能力的經濟體。但每當聽到他們這些「假大空」的言論時，不禁讓我思考，究竟這班人明不明白一個繁榮的社會需要什麼條件。
繁榮和創意是兩回事。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為何像香港這樣的社會不僅無法保持繁榮，更不可能變成真正有創造力的社會。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是：一個繁榮的社會，一個繁榮的經濟，就像一團火一樣，而自由就像這團火燃燒時所需的氧氣一樣。隨著現在香港的低氣壓，我們越來越少這些氧氣，我們看到香港的經濟進入了寒冬。
這不是表面上的經濟衰退，也不是一個週期性的現象，而是因為我們制度上，系統性地失去了自由。
極權專政的社會很喜歡將社會簡化；用那種由上而下的指令，將一個國家當作一個大工廠來運營。管理工廠的人喜歡將不同的工序簡化，變成一些最簡單、最沒有技術含量的步驟，這樣可以請一些低技能的勞動力，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最多的產品。
問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不是一間工廠。這種大工廠的構想，式其實有它的代價；代價就是在其中你沒有犯錯的空間。沒有犯錯的空間，聽起來好像很好，但我們知道，很多創新和顛覆性的思維，在過程中是透過不斷犯錯，甚至是刻意犯錯，去找出最終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當一個經濟、一個社會變得越複雜，它需要的專門知識其實是越多。在我們現代經濟中，這種超級分工、超級專業化的社會裡，其實很多人只是擅長自己懂得做的那一小部分。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完全掌握整個經濟中的複雜性。如果你想微觀地管理每一個人，是行不通的。所以，如果要有一個真正高度複雜、極度繁榮的社會，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製造一個公平競爭，同時讓人們有足夠的信任去互相合作的環境。而先決條件就是保護產權，有獨立的司法制度，有穩定透明度高、可預見性高的公共政策；以上這些條件，背後雖要有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制。
以矽谷為例，像谷歌、蘋果等科技公司，就是誕生在一個這種嘗試和創新的環境中。想像一下，如果英特爾是一個國有壟斷企業，會不會有 Nvidia？會不會來引爆AI革命？
政府要管治這種開放社會，成本也非常高。為甚麼大多數發達國家，最終會轉向債務融資和貨幣政策來維持其政治驅動的福利國家？就是因為政府根本不可能從這些複雜的經濟活動抽稅然而，這些政府要舉債，他們需要一個複雜的金融行業。否則，正如我們從發展中國家的例子見到，沒有這些必須要等條件又去強行做同樣的事，結果往往以經濟災難告終，導致貨幣貶值和失控的通貨膨脹。
假如今日有一件事要記得，那就是創新是迫不來的。
試圖強迫創新，但這就像從石頭中擠出血一樣。
近年中國人，可能會吹噓他們所謂的「創新」，但其實大多「轉空子」，又或者是將別人的成功照辦煮碗的複製，甚至只是毫不知恥的知識產權盜竊。真正的創新，要的是有願境，要對未來有一種想法，要有顛覆現狀的決心。然而，中共和其他專制社會由上而下的做法，往往只是將財富轉移到政治內幕人士、尋租者手中。
事實上，中國文化不鼓勵創新。中國文化強調和諧與團結，並且不鼓勵不同意見，不會鼓勵顛覆現狀。另外，中國人不懂得如何以事實、客觀、理性和紳士的方式處理分歧。大多數中國人即使有更好的想法，也會選擇沉默。又或者遇到有不同的觀點，就在背後用陰招打擊對手。經過幾代人的積累，還未發展出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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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出席立法會所謂的答問大會，有議員與他討論香港旅遊業發展問題；李家超「拋書包」提到大家小時候讀過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並說香港不能像桃花源那樣，讓人來了之後就不再回來，找不到回去的路。
香港自古以來就在世界地圖上佔有一席之地，又怎會是桃花源呢？
最令人感到矛盾是，如果大家讀過《桃花源記》就會知道，陶淵明是對世道不滿，對環境、對政治、對戰爭感到厭惡，因此希望有一個可以「避秦」的地方。陶淵明所說的「秦」，象徵著暴政。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避秦的好地方，香港本來就是這個桃花源；李家超不提還好，一提便讓人想到暴政。
其實《桃花源記》中還有一句話，使這篇文章成為古文中最具反動性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句話：「不足為外人道」。用今天的語境來解釋，很多人以為意思是外邊的人不知道我們這裡的生活如何。但陶淵明在寫《桃花源記》時，故事中的桃花源居民看到這個迷失的漁夫後，對他說：「你不要跟外面的人說」；免得別人知道這個地方，打擾他們。
這種心態，就像我們香港人過去幻想的「河水不犯井水」；暴政不要影響到我們，我們只想「山高皇帝遠」。
現實中有「山高皇帝遠」的人嗎？有，甚至今時今日，亞洲估計有一億人，過著「無政府」的生活。

最近在 Netflix 上看了一套關於納粹德國的紀錄片 Evil on Trial ；這套紀錄片登上榜首，相信是因為近年民粹主義冒起，令更多人擔心世界是否回到廿世紀初那種躁動不安的情緒。
香港人對這套紀錄片應該有更深的感受，尤其是我們經歷過這幾年的壓迫，以及我們在內心深處的反作用力。
從哲學觀點，沙特認為仇恨源於存在焦慮和自我欺騙（壞信念），再投射到他人身上。中共宣傳美日為敵，將中國民眾的存在焦慮引導至外部敵人。尼采認為仇恨是表現權力意志的一種方式，用以補償無力感；中共旨在建立一個統一的文化和政治身分，強調「列強亡我之心不死」，以對外的仇恨宣傳，來鞏固政權，強化對政府的忠誠。
社會心理學的有個概念叫「替罪羊理論」：仇恨可被引導到被責怪的個人或群體上，以維持社會秩序和轉移批評。
中共將美日作為替罪羊，將國內問題歸咎於外部敵人，維護其合法性。
有論述指，中國吉林最近發生的擊攻案，四名康奈爾大學教職員無故被攻擊，難免令人聯想到民族主義情緒泛濫，甚至乎廿世紀上半業的納粹德國。中共和納粹德國，都使用虛構的種族優越概念來正當化其行動和政策，以正當化其專制措施。當今中共宣傳對美日的仇恨，甚至強調漢族至上論，與納粹德國的策略有很多相類似之處。
最後，我只有一個忠告給各位香港人：「記得要守護自己的善良，當然也要保護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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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人案終於有結果；不意外，但仍然令人無奈。閱讀判詞的時候，令我想起 2019 年仲夏在街頭上經常見到的一句：「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有用的。」
五年過後，我幾乎想說：「是你教我講法治和程序是沒有用的。」
但再想深一層，或許這正是中共、小粉紅和藍朋友所相信的那套價值觀；他們所相信的「誰大誰惡誰正確」，他們所相信的「契弟論」，正在不知不覺間蠶食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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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現年85歲，無論如何也將面臨最重要的繼承問題。本來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很大可能會接任，但他卻在本週日的空難中身亡。最初，我第一個聯想就是許多年前同樣因空難身亡的林彪事件。畢竟，在一個極權社會，每當出現權力繼承和轉移的時候，往往也會發生各種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件。
但暫時看來，伊朗官員將事件定性為意外，並沒有懷疑或指控任何外國勢力。
事實上，陰謀論和揣測其實是無關痛癢。真正了解到伊朗的權力和利益是如何運作、如何環環相扣，就能明白誰當總統，甚至誰當最高領袖，結果都不會有太大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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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和越南的通脹，其實相對上是輕微的。所以，這兩國人民買金，並非甚麼對抗通脹，也不是怕自己的貨幣會崩潰。
韓國人買黃金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韓圜兌美元近來已經創下亞洲金融風暴以來的低位，而金價用美元計更創下歷史新高。越南的情況其實也類似。
換句話說，這些國家的人搶購黃金，只是我們所講的 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
假如今日大家想要一個簡單的結論，那就是：「很多人都說黃金是避險資產，但我視之為投機資產。 」
記得在 2022 年俄烏戰爭開始的時候，也有人問要不要買黃金，又或者 Bitcoin ；但是近三十多年真正的避險資產是美元。當美元升，黃金和 Bitcoin 又怎可能價格急升。
再者，2022 年後，俄羅斯為了套現，反而用折扣價透過中東拋售黃金。結果當時黃金價格不升反跌。
黃金價格的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