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经典丨老舍《正红旗下‪》‬ 萃萃的小广播

《正红旗下》是一部未完成作品，我们听到的这八万多字，只是一部鸿篇巨制的开头，老舍先生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写了。直到他1966年8月逝世，这部未完成的书稿一直保存在他的书桌里，他每天拉开书桌的抽屉就能看见，可是，他没有再多写一个字。

这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也是一个让人困惑的迷团。

《正红旗下》这个八万多字的开篇写于1961年底到1962年初，离老舍先生去世还有四年多时间，他是有可能写完这部作品的，为什么突然停笔不写了呢？

1978年老舍得到平反，1979年《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他的遗著《正红旗下》，这是《正红旗下》第一次和读者见面。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絜青女士为此写了一篇序言，她大致解释了一下《正红旗下》为什么没有写完。

按照胡絜青女士的说法，这部小说能够动笔开始写就很不容易。之前我们讲到过，1949年之后老舍的作品主要是戏剧和杂文，并且基本上都是配合政治宣传的应景之作。小说是非常个人化的写作门类，当时的文艺创作环境不允许老舍先生写他自己想写的东西。但是到了1961，新中国文艺界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写作环境比较自由和宽松的时期。那一年，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发表讲话，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作家自由选择体裁，鼓励作家用自己擅长的风格写作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应该说，老舍开始写作《正红旗下》，就是这种气氛下的产物。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62年下半年，风向突变。首先是小说《刘志丹》受到批判，成为一起先后株连上万人的文艺界大冤案，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变成了很多作家眼中的雷区，谁愿意莫名其妙地因为写小说而被戴上“反革命”的大帽子呢？

1963年，张春桥又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意思是作家只能写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和事，表现新社会的新气象。在这种严酷的氛围下，老舍先生只好无奈地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写作。

但是我认为，所谓“大写十三年”固然是老舍停笔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创作题材受到政策限制，不大可能有“一票否决”的致命杀伤力。对一位伟大作家而言，写作和发表从来是两回事，老舍先生完全可以不声不响地把《正红旗下》写完，然后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让它发表。

老舍先生终止《正红旗下》的写作，一定是写作过程本身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我认为，是他本人深刻的历史记忆、生命体验和丰富的现实经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从而形成了他难以逾越的写作障碍。

按照胡絜青女士的说法，《正红旗下》接下来就要写到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义和团运动、庚子事变等等，这就必然涉及到作家对这些历史事件的态度。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必须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

以义和团运动而言，它有爱国、反帝的一面，但同时也有愚昧和滥杀无辜的一面，对于这些老舍先生一定有深刻的体察。但是现实经验告诉他，对义和团的评价只能是正面的、光明的，不能有任何的批判。包括传教士、洋教徒，这些小说中必然出现的人物，在历史镜像中也并非都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对象。基于良知，一个作家应该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可能实现写作初衷，即反思和检讨一个民族为何走向衰落的历史文化原因。

老舍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位努力跟随时代脉膊的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愿意成名一名“歌德派”作家，就是说，他并不反感歌功颂德，这样的“歌德”并不违背他的本心。1949

小说上一节写到，二哥福海去拜访定大爷，商量怎么帮老王掌柜对付多老大和他背后的洋人。定大爷东拉西扯一番之后，给出了自己的办法：“把那个什么牧师约来，我给他一顿饭吃，大概事情也就可以过去了。”

在定大爷看来，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难事。而他最不缺的就是钱。

之前我们说过，定大爷的原型是宗月大师，他早年是北京城里一个乐善好施的土财主，后来家财散尽，出家做了和尚。老舍受宗月大师的影响很大，虽然没宗月大师那么有钱，也养成了仗义疏财的性格。

抗战时期在重庆，老舍是“文协”掌门人，经常有文艺界朋友登门拜访，请客吃饭是免不了的，但老舍“为官”清廉，从不动用文协经费请朋友吃饭，都是自己掏腰包。别人要抢着付钱，他就会说：“我拿的稿费比你高，你得让我付账。”

老舍有个朋友好赌，一次顺手牵羊拿了老舍客人的大衣和帽子溜走了，想到当铺去换钱过把瘾。老舍追上去夺过衣帽，给了那位朋友5块钱，教训他：“真没法说你！”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有不少民间老艺人不会创作反映新生活的作品，生活陷入困境。老舍那时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只要听说哪个老艺人生计困难，他就会用信封装点钱亲自送上门去，还怕人家抹不开面子，解释说：“这是我预付给您的稿费，等您弄出满意的东西，我给您发表再扣回来。”

有位老画家穷得都过不了年了，托人给老舍送来几幅画，请老舍挑着买两幅，看着给钱，多少都行。老舍赶紧把画收好让来人带回去，顺便包了点钱给画家买年货。他请来人给画家带话：艺术无价，他哪儿敢随便出价呢？

上世纪50年代末，剧作家吴祖光被划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有一天老舍在北京隆福寺逛旧书摊，一眼看见地摊上有幅泼墨山水画原来是在吴祖光家里的，是齐白石送给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的珍贵纪念。老舍心想，吴祖光家里一定是揭不开锅了，要不然不会把别人送的画拿出来变卖。他赶紧回家拿钱把画买下来。吴祖光回到北京后，老舍送画上门，还说，要不是自己经济条件有限，他本应把吴祖光家所有散失的字画都买回来。

以上这些小故事都出自老舍去世后当事人写的回忆文章，老舍生前从未对人讲过。他这样不声不响地帮助了多少人，现在是没法查清了。我觉得重要的地方不在于老舍帮助朋友花了多少钱，老舍先生也不是土豪，不可能像《正红旗下》里的定大爷那样，只要心里高兴就随便给赏钱，老舍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交朋友不分贵贱，而且总是在别人落难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

1960年北京召开第三次文代会，此前风光无限的丁玲，此时已是灰头土脸的右派，还戴着“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黑帽子。由于她还保留着中国作协理事的职务，也被通知来开会。离开文坛仅仅几年，对丁玲来说却是恍若隔世，会场上那些老朋友、老战友仿佛都不认识她了，大家都有意避开她，没有人主动和她打招呼。她正感到极度失落和沮丧，这时老舍先生走到她的面前，和她握手，并问了一句：“怎么样，还好吧？”

没有太多交流，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却让丁玲终身难忘，她获得了一种被人理解和关心的满足。老舍的问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举动，不仅需要友爱、善良和宽厚，更需要勇气。

都说文人相轻，但是与老舍同时代的文人，他们在提起老舍、写到老舍时都充满了敬重。我觉得老舍在同时代文人中之所以具有感召力，一方面在于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老北京人的周到、细致、温

为了录制这个专辑，最近我看了一些与老舍先生有关的文章。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上帝开了个玩笑，同一年出生了三位大文豪，命运惊人的相似》，作者是个有心人，他发现中国的老舍、日本的川端康成、美国的海明威出生在同一年，即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1899年；并且，这三位享誉世界的作家都是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的确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我不同意“命运惊人相似”这种说法，死亡以及死亡的方式，只是一个人漫长生命中的短暂一瞬。这三位作家都出生在1899年，并且都用自杀的方式来告别人世，我认为只是一种巧合，并不能说明1899年这个年份或作家这个身份可能暗藏什么玄机。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谈到老舍的性格和命运，也并不表示老舍的性格和他后来的悲剧性命运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老舍最后的沉湖自尽，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说到自杀，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类学话题。我们知道，相对而言日本作家的自杀率偏高，这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来探讨。日本传统文化推崇武士道精神，认为死亡并不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恰恰相反，某些时候主动选择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一个人的生命就应该像樱花般绚烂，哪怕很短暂，如果能够在最美丽的瞬间结束，也就死而无憾了。

基督教认为人的生命是上帝所赐，对自杀行为持强烈的否定态度，所以欧美国家普遍强调人的生命价值至高无上，人要爱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海明威为什么要自杀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有一种说法是他的家族有自杀基因，他的父亲、弟弟、妹妹、孙女都是自杀身亡，这个家族似乎是受到了什么魔鬼的诅咒。这种说法比较神奇，但从生物遗传学的角度看很有道理。另一种说法是：海明威一向认为，健康的身体是一个人、一个作家的尊严之所在，他自己也非常注意保持身体的强壮，但是到了晚年，海明威仍然避免不了疾病缠身，当他发现自己已经不能有尊严地生活和写作时，就主动选择了死亡。

中国人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民族，中国文化里也没有“生命像樱花一样短暂而美丽”这样的东西，恰恰相反，中国人向往的是长命百岁甚至长生不老。所以，不到万不得己，一般来说中国人不会选择自杀。就老舍先生来说，他天性乐观、幽默，为人既宽厚又谨小慎微，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性格偏激的人；并且，他总是努力让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时代合拍，避免与大环境格格不入。这样一个人选择自杀，只能说是大环境出了问题，时代出了问题。

老舍先生自杀的那个年代，选择自杀的作家、艺术家、文人、教授，名单有一长串：傅雷、吴晗、闻捷、杨朔、翦伯赞、周瘦鹃、严凤英……，每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都对应着一个才华横溢、热爱生命、眷念红尘俗世的人。

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提出过一个问题：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他给出的答案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但愿，这样不理智的年代永不再来。

品读经典丨老舍《正红旗下》
全本共16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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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上一节写到，旗人多老大入了基督教，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便宜坊的老王掌柜，经常赊账不还。因为老王掌柜不肯赊给他肘子、借给他钱，他便抬出教会的牛牧师，要老王掌柜摆一桌酒席，赔礼道歉。

老王掌柜当然不肯，可是洋人又得罪不起，他于是找二哥福海商量对策。二哥想出了一个法子，就是约上几位有头有脸的旗人亲戚去找定大爷，请定大爷出手相助。于是，“我”大姐的公公正翁、大姐夫多甫这两位又将登场了。

正翁和多甫这爷儿俩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物，堪称一对活宝。老舍先生通过这两个人物，把晚清中下层旗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借钱度日却又极好面子的特点写得栩栩如生。

我猜，老舍先生在写正翁和多甫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满喜悦的，这些都是他熟悉的人和事，他写起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没准儿他是一边笑一边写的，因此我们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是忍不住地想笑。

老舍先生动笔写《正红旗下》是在1961年，而在此之前的十年，他几乎没有写小说，主要是在写剧本和杂文。尽管他的几个话剧在当时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但用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那十年“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原因老舍先生自己很清楚：那十年他都在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1960年代一位英国友人来访，老舍先生说出了真心话：“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任何作家都是有局限性的，一般来说，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比如故乡、童年、亲身经历最为得心应手。在以现实主义为文学主要表现手段的二十世纪，许多文学大师的代表作都有这个特点，比如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以一战为背景，那是他的亲身经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故事就发生在作家的故乡，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对老舍先生来说，老北京，旗人，大清朝的残灯末庙，这些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1949年之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响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老舍先生开始了思想改造。他的思想改造是主动和自觉的，但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实在无法把自己改造成一名那个时代所需要的革命作家、文艺战士。

1953年老舍作为文艺工作者代表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结束后主动要求在志愿军一个部队体验生活。他在部队呆了五个多月，访问了不少战斗英雄，本来想写一篇小说，到最后也没写出来，只完成了一篇类似新闻报道的东西《无名高地有了名》。无论战争还是军人，都不是老舍所熟悉的，他无奈承认自己只能做一个记录者，而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进行文学创作。

老舍在《改造思想》一文中，谈自己如何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自己已经从一个“自居清高的独立作家”转型为关心政治的革命作家。但实际上这个转型并没有完成。1966年英国友人来访，老舍先生吐露了肺腑之言：“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

可以说，从1949年12月老舍先生回到祖国，到1966年8月他离开人世，这十几年里他一

上一节小说写到，旗人多老大入了基督教，总想借着教会的势力得到一些好处，可是教会本身并不能给他多少实惠。

这一节我们将看到，多老大想出了一个歪主意，到老王掌柜的便宜坊白吃白拿。一开始老王掌柜还忍着，可是多老大得寸进尺，不仅赊账不还，还要老王掌柜借钱给他，并且威胁老王掌柜，公然声称自己背后有洋人撑腰。老王掌柜不买账，一场龙争虎斗争即将拉开帷幕。

老王掌柜是山东人，性格直爽，脾气火暴，忍受不了多老大的一再挑衅。如果换作成年之后的老舍，他可能就忍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就要说到老舍的性格。老舍先生是北京人，他身上天生有着北京人的细致、周到、八面玲珑——除非被逼到墙角，他是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能不撕破脸就不撕破脸。民国时期的文艺界分左右，老舍跟两边都保持距离，结果反而是跟两边的人关系都不错。抗战时期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大家公推老舍出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大局，就是因为他人缘好，各党派、各“山头”都没意见。

这样一个做事周到、左右逢源的老舍，人缘好、脾气好的老舍，也很能忍气吞声的老舍，后来怎么就沉湖自尽了呢？当然，我们说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个年代自杀的作家、教授、学者不少，但是也有很多人忍辱负重，坚强地活了下来。

老舍的性格其实是复杂的，多面相的。他身上固然有老北京人的周到、世故，但他也有敏感和脆弱的一面，这是很多作家共同的气质。

老舍先生幼年丧父，可谓人生之大不幸，但这之后他的“运气”一直非常好。前面我们说到过，包括《正红旗下》里也有所体现——因为有贵人相助，原本家境贫寒的老舍九岁时上了私塾。他十四岁那年赶上北洋政府教育改革，他考上了免学费的北平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被派任到方家胡同小学当校长。两年之后，晋升为京师教育局北郊劝学员——不要小看这个北郊劝学员的职务，搁在今天，就相当于分管北京市海淀、昌平、顺义各学校的教育局局长。

19岁当小学校长，21岁当上北京区县教育局局长，老舍先生的人生起点之高，足以令今天的年轻人羡慕嫉妒恨。而这只是他好运气的开始。23岁那年，老舍入了基督教，两年之后，受教会推荐，老舍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讲师，正是在英国教书时，老舍有了大量空闲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

老舍从英国回来后一直在各高校任教，抗战期间领导和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日常工作。由于抗战期间积累的声望，老舍先生于1946年受到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期间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创作……总之，在整个民国时期，老舍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先生更是春风得意。1951年，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1953年，老舍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1949年之后他创作的《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等几部话剧先后在北京人艺上演，万人空巷，受到广泛好评。那些年他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是新中国文艺界的一面旗帜。有不少老作家还记得，好多年里，每当“五一”、“十一”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时，总有两三个人作为领队，兴奋地走在文艺界的万人方阵前列，他们中间一直有老舍。

当然，老舍这一路的顺风顺水，首先应归功于他的文学天赋，他的勤奋写作，也包括他一向小心谨慎的为人处世之道。但是这样的“好运气

小说上一节写到，老王掌柜的儿子王十成从山东来到北京，因为义和团的事情引起了父亲的担心。王十成控诉大毛子和二毛子在山东老家欺压百姓，而官府总是帮着洋人，不得不起来造反。

所谓“大毛子”，是义和团对洋人的蔑称；“二毛子”，则是义和团口中信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中国人。

接下来老舍就要写到“大毛子”和“二毛子”。如果按照义和团的称呼，老舍先生后来也变成了一名“二毛子”——他于1922在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

由于早年的信仰和生活经历，老舍先生的很多作品中都出现了基督徒形象。但是老舍并没有因为自己曾经是一名基督徒，就极力维护教会中人物的形象。他笔下的基督徒，固然不乏真正具有博爱情怀、牺牲精神的基督教理想人物，但更多的却是对招摇撞骗的外国传教士、仗势欺人的中国洋教徒的挖苦和嘲讽，《正红旗下》中的牛牧师和多老大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有人认为老舍先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因此他总是忍不住对某些虚伪的基督徒进行讽刺和批判。我更倾向于认为，老舍先生是一位人道主义作家，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才是他最为看重的。正如老舍夫人胡絜青女士所言：“老舍只是崇尚基督与人为善和救世的精神，并不拘于形迹。”

品读经典丨老舍《正红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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