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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经典丨正红旗下13：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品读经典丨老舍《正红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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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上一节写到，旗人多老大入了基督教，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便宜坊的老王掌柜，经常赊账不还。因为老王掌柜不肯赊给他肘子、借给他钱，他便抬出教会的牛牧师，要老王掌柜摆一桌酒席，赔礼道歉。
老王掌柜当然不肯，可是洋人又得罪不起，他于是找二哥福海商量对策。二哥想出了一个法子，就是约上几位有头有脸的旗人亲戚去找定大爷，请定大爷出手相助。于是，“我”大姐的公公正翁、大姐夫多甫这两位又将登场了。
正翁和多甫这爷儿俩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物，堪称一对活宝。老舍先生通过这两个人物，把晚清中下层旗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借钱度日却又极好面子的特点写得栩栩如生。
我猜，老舍先生在写正翁和多甫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满喜悦的，这些都是他熟悉的人和事，他写起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没准儿他是一边笑一边写的，因此我们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是忍不住地想笑。
老舍先生动笔写《正红旗下》是在1961年，而在此之前的十年，他几乎没有写小说，主要是在写剧本和杂文。尽管他的几个话剧在当时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但用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那十年“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原因老舍先生自己很清楚：那十年他都在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1960年代一位英国友人来访，老舍先生说出了真心话：“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任何作家都是有局限性的，一般来说，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比如故乡、童年、亲身经历最为得心应手。在以现实主义为文学主要表现手段的二十世纪，许多文学大师的代表作都有这个特点，比如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以一战为背景，那是他的亲身经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故事就发生在作家的故乡，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对老舍先生来说，老北京，旗人，大清朝的残灯末庙，这些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1949年之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响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老舍先生开始了思想改造。他的思想改造是主动和自觉的，但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实在无法把自己改造成一名那个时代所需要的革命作家、文艺战士。
1953年老舍作为文艺工作者代表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结束后主动要求在志愿军一个部队体验生活。他在部队呆了五个多月，访问了不少战斗英雄，本来想写一篇小说，到最后也没写出来，只完成了一篇类似新闻报道的东西《无名高地有了名》。无论战争还是军人，都不是老舍所熟悉的，他无奈承认自己只能做一个记录者，而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进行文学创作。
老舍在《改造思想》一文中，谈自己如何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自己已经从一个“自居清高的独立作家”转型为关心政治的革命作家。但实际上这个转型并没有完成。1966年英国友人来访，老舍先生吐露了肺腑之言：“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
可以说，从1949年12月老舍先生回到祖国，到1966年8月他离开人世，这十几年里他一
小说上一节写到，旗人多老大入了基督教，仗着洋人的势力欺压便宜坊的老王掌柜，经常赊账不还。因为老王掌柜不肯赊给他肘子、借给他钱，他便抬出教会的牛牧师，要老王掌柜摆一桌酒席，赔礼道歉。
老王掌柜当然不肯，可是洋人又得罪不起，他于是找二哥福海商量对策。二哥想出了一个法子，就是约上几位有头有脸的旗人亲戚去找定大爷，请定大爷出手相助。于是，“我”大姐的公公正翁、大姐夫多甫这两位又将登场了。
正翁和多甫这爷儿俩是我特别喜欢的人物，堪称一对活宝。老舍先生通过这两个人物，把晚清中下层旗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借钱度日却又极好面子的特点写得栩栩如生。
我猜，老舍先生在写正翁和多甫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满喜悦的，这些都是他熟悉的人和事，他写起来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没准儿他是一边笑一边写的，因此我们在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是忍不住地想笑。
老舍先生动笔写《正红旗下》是在1961年，而在此之前的十年，他几乎没有写小说，主要是在写剧本和杂文。尽管他的几个话剧在当时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但用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那十年“并没有写出来优秀的作品”。
为什么没有写出优秀的作品？原因老舍先生自己很清楚：那十年他都在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1960年代一位英国友人来访，老舍先生说出了真心话：“我虽然同情革命，但我还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并不真正理解革命，而对不理解的东西，是无法写出有价值的东西的。”
任何作家都是有局限性的，一般来说，作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比如故乡、童年、亲身经历最为得心应手。在以现实主义为文学主要表现手段的二十世纪，许多文学大师的代表作都有这个特点，比如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以一战为背景，那是他的亲身经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故事就发生在作家的故乡，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对老舍先生来说，老北京，旗人，大清朝的残灯末庙，这些是他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1949年之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为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响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老舍先生开始了思想改造。他的思想改造是主动和自觉的，但实际上是不成功的。不是他不努力，而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实在无法把自己改造成一名那个时代所需要的革命作家、文艺战士。
1953年老舍作为文艺工作者代表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结束后主动要求在志愿军一个部队体验生活。他在部队呆了五个多月，访问了不少战斗英雄，本来想写一篇小说，到最后也没写出来，只完成了一篇类似新闻报道的东西《无名高地有了名》。无论战争还是军人，都不是老舍所熟悉的，他无奈承认自己只能做一个记录者，而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进行文学创作。
老舍在《改造思想》一文中，谈自己如何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他说自己已经从一个“自居清高的独立作家”转型为关心政治的革命作家。但实际上这个转型并没有完成。1966年英国友人来访，老舍先生吐露了肺腑之言：“你们大概觉得我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资产阶级老人，一方面希望革命成功，一方面又总是跟不上革命的步伐。我们这些老人不必再为我们的行为道歉，我们能做的就是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为那些寻找自己未来的青年人扬手送行。我们把描写新社会的任务也移交给青年一代，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改造社会。”
可以说，从1949年12月老舍先生回到祖国，到1966年8月他离开人世，这十几年里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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