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_作者彭‪蓉‬ Namaste投资

随着黎明的来临，三十多个小时的北大专列之行即将结束，我会怀念这次行程如同我在专列上怀念近十年前的北大岁月。这是一次北大文化的交流，更是一次燕园掌故的荟萃。我们心中的故事从此酿成一杯醇厚的琼浆。

记得1989年那个暑假是大学四年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几个月没回学校，竟然一连几天晚上都梦到北大。当时，电台里正在播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我每天准时收听，听的是“一塔湖图”，听的是钟亭、石舫……我曾写下一首长诗寄托我对北大的思念，现抄下结尾亦作为此次行程的结束语吧：

多想你

我的北大

以及你历史书页的辉煌

多想你

我的燕园

以及你销魂的塔影湖光

多少次

寻梦到燕园

多少次

惊梦夜更长

多少日子

多少凝满回忆的时光

（1998年7月完稿）

记得干活儿干得最苦的一次是大三的寒假。有个学生头一年高考落榜，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要求寒假补课，一天都不能间断，我好说歹说，春节才请了两天假。年前，除夕一早上完课才回家；年后，初三就赶回学校继续教课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30楼四层一共亮着三盛灯，水房、厕所和410。有个朋友，特意送了我一朵黄玫瑰，让它陪我过年。这么多年过去，我总时时记起寒冷的冬夜30楼410孤灯下的那朵黄玫瑰，那是我收到的鲜花中最温馨的一朵。

大四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慢慢有了转机：来请英语老师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开始拒绝而不再是“被拒绝”了；隔壁的几个女孩儿应某个出版机构之约，集体翻译《斯佳丽》；还有到公司作兼职翻译的；或是自己编了字典准备出版的。待到正式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尝过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滋味，不见得出于保持革命本色，不少是为了生计。

几年过去了，当“拮据”渐渐从我们生活中淡出的时候，我依然在记忆深处为它留下一方园地。在那段拮据的日子里，我们有怕喝西北风的忧虑，有几张粮票换来的满足，有“顶风作案”的自愧，有自食其力的开怀。那是记忆中一段特殊的旋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刚上大二不久，就有许多同学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自己找点儿活干，不是挣些生活费贴补家用，就是攒点儿寒暑假的活动经费。

那时最适合我们干的活是当家庭教师或作笔译，这样的活干起来灵活机动，可以见缝插针地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不会耽误学业。可是让大二的学生去推销自己并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并不那么容易。我和小蔡曾一连几个中午骑着自行车到北大周围的居民区贴“提供家教服务”的启事，却应者寥寥。后来有高年级的同学好心地教导我们：“先别写你们是哪个年级的，人家一般信不过低年级学生的水平，等有人来了，大家见了面，再坦白不迟。”我们这样依方抓药，果然成功。第一个来410的家长与其说是看好我们的本事，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服务态度所动。而我第一次骑着车去人家教课时，还是满脑子的简·爱和玛利亚（《音乐之声》女主人公），只是我并没有碰到罗切斯特先生或是上校。浓妆艳抹的女主人开了门，客气而挑剔地打量着我，旁边站着愣磕磕的学生，我依然习惯地管我的学生家长叫“阿姨”，却没想到自己已然升到了师长之列，本来就是“长辈”了。

我一直觉得八八级也应该算划时代的一个年级，尽管它不像五八级、六八级、七八级一样，已经被历史定位了，但它所经历过的许多“第一”和“最后”往往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变革。上小学时，我们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毕业时，我们又是小学教育五年制改六年制前的最后一批；高中时，从我们那届开始实行高考改革，有些科目提前结业，不列入高考范围；大学人学时，我们成了最后一个不交学费的年级；而对于北大，我们还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批，因为八九级正式走进燕园已是1990年初秋了，他们更是开了北大九十年代的先河。

因为赶上了不交学费的那一批，我才敢把自己界定为“拮据”而不是“贫穷”的那一类。我父亲很早就病故了,是母亲一直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抚养我和哥哥，并供我们俩念完了大学。哥哥顾及家里有限的经济来源，自觉地报考了师范院校，才给我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如果不是赶上八八级，凭妈妈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交得起北大的学费的。那时，社会上的助学机构很少见，各类赞助与募捐也微乎其微。想想大家都在同一经济起跑线上，即便有爱才助学之心，也大多是望洋兴叹、爱莫能助。所以，我常常为自己赶上了末班车而庆幸，亦为此后怕，经济实力——又一个可能会导致我和北大失之交臂的决定因素。

八八年， 当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首当其冲地填上“英语系”的时候，并没想到英语系会是北大最“便宜”的系之一：其一，英语系使用的许多教材都不是书，而是系里免费提供的油印讲义，或者根本没教材，只靠上课记笔记。其二，英语系学生需要读的原著，本该属于“如有翻印，违者必究”的那一类，但那时，我们却可以在外文书店“外宾止步”的那个角落(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少有的几块留给国人的“净土”)买到代用的便宜货。尽管那时我们也会时常流连在原版书柜台前，为那些原版书的精美印刷、别样设计以及其中蕴涵的异域文化所深深吸引，但直到毕业时，班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几本原版读物。大三以后，社会上“维护知识产权”的声浪日益高涨，许多“外宾止步”的角落都被取缔了。正当我们四处打听哪儿还可以买到便宜书时，居然就有人送货上门了。我似乎听到孔乙己伏在我耳畔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同时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能用“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说服自己了。

提起粮票，那时，它还是北大校园除人民币、饭票之外的第三大流通货币呢。人民币自不用多说。饭票，其实也是钱，而且已经包在每月的生活费里了,只是花起来感觉不同罢了，每月月初，先把人民币换成饭票，解决了生计大事，心里就踏实了。到了月末，一看饭票有剩余，才敢稍稍放纵一下，看场电影、吃个小炒搞劳犒劳自己。粮票却与饭票不同，粮票每月都发，固定收入，是生活费的补充，我们甚至把粮票看成工资。

尽管学校一再三令五申不许在校园内非法经营，但一些瞄准了校园粮票市场的小贩们还是千方百计从值班人员的眼皮下溜进宿舍楼。那时，女孩子常换的东西有发带、长筒袜、手套、化妆品；男孩子常换的东西有球袜、烟、打火机、扑克牌、麻将牌。还有些东西是有季节性的，象冬天的橘子，夏天的西瓜，逢年过节的贺卡、明信片。那时大学里，大概没什么人没用粮票换过东西，而且常常一边换，一边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找词开脱，什么“仓廪实而知礼仪”、“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云云。

我这里说的“拮据”，决不是偶尔疏忽丟了相机造成的，那样的事情只会给原本已经“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我说的“拮据”，是被历史固定在“贫穷”和“富裕”之间的那个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

不，还真算不上是“贫穷”，只是“拮据”而已，那时候，学校规定的贫困生标准是来自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家庭的学生，他们可以享受助学金。而我们大多数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六七十块钱，至少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至少不用每顿饭都挑最便宜的菜买。可是大家总还是觉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偶尔月末有一点结余，马上会发现每一分钱后面都排着无数的愿望，而每个愿望都不允许同伴插队、加塞儿，否则自己就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

记得刚上大一不久，一次班里的生活委员郭到宿舍里发粮票，他讲述男生那边的生活情况时说：“我们每个月的粮票都花得紧巴巴的——你们看，每天早餐，二两粥、一个馒头就是四两；中午吃四两米饭；晚上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还得四两。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得花一斤二两粮票。我们现在每个人每月的定量是三十六斤，如果一个月是三十天，刚好够吃，要是三十一天，就要有一天喝西北风了。”他摇着头苦笑了。410在座的诸位全都听愣了神，这是我们从没细算过的学一则，女孩子本来饭量就小，一样的定量肯定有剩余；二则，我们全都是北京的，周末一般回家过，这样又省下不少粮票。一旦手头富裕，就难得这么精打细算了。那天听生活委员娓娓道来，才知道班里还有三分之一（我们班的 男同学只占三分之一）“受苦人”。从此以后，我们经常把余下的粮票转给班里的男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