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aring the Air 哲學十分‪鐘‬ Miaofen Chen

今天是世界哲學日，Brian和Miaofen在美國和台灣，嘗試遠距錄製最新一集，就以UNESCO今年設計的主題「未來的人」，談談人工智慧和藝術，以及自然人為何有無可取代的「人格」(personality)和「原創性」(originality)呢？

延續上一集討論「法律推理」，這集要引介「價值法學」，這是繼二戰之後自然法復興，以及在法實證主義及自然法論二大傳統的論辯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它是當今最重要及影響最廣的法理學研究方向，在歐陸及英美法學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支派，也帶動實務上更重視「法律推理」的方法。所以要注意的是，「價值法學」這個用詞，不是指特定單一的學派，它主要指稱：將法哲學的「價值推理」融入法學方法論的運動，各方法因價值哲學不同而有差異。方法是多樣的，目標卻是一致：如何面對惡法及實現法治？如何做出「正確及妥適的」（「合目的性」）判斷？

每一個案的法律推理(legal reasoning)，均要求一個做出判斷的人（例如執法者、法官），要提出合理及正確的論證（論述理由、並且加以證明），簡言之，就是要舉出足以支持判斷的「理由」(reason)。遇到艱難個案（這種情況愈來愈多，例如權利衝突、價值多元、道德衝突及兩難），此時出現各個不同意見，他們的理由從哪裡來？取自制定法的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解釋、或目的解釋？由於涉及價值，僅靠一般法律解釋不足以形成完備的「理由」（理由缺陷），如我們在大法官釋字第803號所看到的情況，可知法律推理的重點在於：尋找及證明「價值理由」（價值推理）。因此，法律推理分為二個層次：就每一個案，首先看到表面外觀上的「法律規則」是一階理由，而一階理由的背後存在某種價值原則，即法律原則，就屬於二階理由（哲學的後設理由）。認識兩階理由之間的關係，確立適用的法律原則及論證方法（例如，方法一元論 vs. 方法二元論；前者像是Ronald Dworkin支持客觀的原則一致性，後者如H. L. A. Hart支持創造性的價值選擇），將決定最終法律判斷是否正確和妥適—或如方法三元論所說的—是否為「合目的性」判斷。

當個案遇到法律漏洞，也就是無規則可直接適用時，如何進行法律規範目的（法律價值）的推理？首先，認識法律規則及法律原則，注意兩者的區分和關係，才能運用法律原則去尋找適用個案的規則。但由於「法律原則」是價值原則，如何認識和運用「法律原則」？對此看法不一。以往神學的自然法論（又稱「排斥的非法實證主義」（exclusive legal non-positivism)在二戰之後已少有支持者，在法實證主義及自然法復興的交互影響下，現今主要有四種不同的法律概念（法體系觀），對應四種論理方法，我們看到法理學有「包容的（柔性）法實證主義」、「排斥的（剛性）法實證主義」、「包容的非法實證主義」、「超包容的非法實證主義」，它們的論理方法不同，但皆重視論理「清晰」（推論的正確性），以確保法律解釋及法律補充，不是恣意獨斷或偏頗矛盾。

根據「純粹法學」建立的法體系知識論，當上層規範未預見特殊或新的事例，即出現實證法的「未決性」（indeterminancy)，此時個案處於「無既定規則」適用的情況，也就是出現真正的「法律漏洞」，為了填補漏洞就需要「法律補充」（法律續造）的方法。法理學的各學派，分別支持方法一元論、方法二元論、或方法三元論，他們提出思考，各自發展出解決法律補充所需的「價值推理」。

法實證主義，自十九世紀各地歷史法學、分析法實證主義、現實主義法學、利益法學、社會學法學等一連串發展，到二十世紀初形成偏重經驗、而忽略嚴謹科學方法的理論。1934年凱爾森（Hans Kelsen)創立「純粹法學」，提出創新的議題，他所提出的法律解釋框架理論，改變了傳統法學思維，成為迄今最具影響力、並且爭議最多的一支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