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何事何物值得注目与回首？请听《特别节目》。

  1. 10月24日

    缅怀万润南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

    2025年秋，巴黎举行追思会，悼念流亡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与民运人士万润南。法广采访了三位与他交往多年的友人——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琦、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以及政治学者严家其，听他们谈万润南其人，以及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过去与未来。 万润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知名人物，曾创办“四通公司”，后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岁月中，万润南持续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民主进程，也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象征。 万润南在你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人? 廖天琪回忆道：“他既是我们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朋友。我在1989年底第一次认识他，当时只觉得他是一个企业家，并没有特别亲切感。到了1990年9月民阵第二届大会，他当选会长，那时有很多人指责他，但他一点都没有反驳，安静地站在旁边面带微笑。他只关心中国民主的前途，从不说负面的话。从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有勇气，非常睿智的人。” 谈及万润南的贡献，廖天琪进一步表示：“立功方面，他是八十年代第一位民营企业家，把IT事业引入中国社会，带动了一代人对科学与电子业的热爱。立言方面，他写了《万歌诗词》，126首旧体诗，哀而不伤，思念故国却心怀天下。他推动民主运动，也曾提出‘以商养运’的概念，用发展来支撑民主事业。” 黄慈萍补充道：“万润南先生与魏京生一起建了流亡者墓园，他认真书写了‘为了实现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放弃了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他的精神不会死亡，名声、墓碑、名言都会流传下去。” 六四事件对民运的影响 严家其指出：“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的事件，它震动了全世界，也让我们意识到恢复六四真相的重要性。赵紫阳与戈巴乔夫的谈话显示，中国的老百姓和海外都不完全了解真相。万润南希望我在追思会上讲清楚，因为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他进一步分析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中国的首有为共和、为第二共和、第三共和、为共和主义奋斗的人，都值得赞扬。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获成功，但它阻挡不了民主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发生大变革的信号。” 全球年轻一代发起民主运动 黄慈萍谈到：“民运不是低潮，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现在六四活动有上百人参加。中国人心所向，上上下下都希望有公正、有尊严的生活。年轻人是很重要的主力军，但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年轻人，也需要老中青全社会参与的运动。每一次运动背后都有社会背景，大环境与小人物共同推动历史前进。” 她还以自身经验说明了参与海外民运的动力：“万润南放弃了一切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我现在有了民主和自由，我希望中国人都能享受到。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海外民运的未来 廖天琪认为：“中国民主的过程是必然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尽管偶然事件会出现，比如四通桥事件，但整个民运的方向是明确的，旗帜不倒，声音不断。我们在海外呼应国内，替在国内受迫害的人发声，这是民运的重要价值。” 黄慈萍也表示：“我们看到海外民运的努力已经结出果实，即使万润南去世，他的精神仍在推动着我们。民运虽然经历低潮，但火种一直存在，必将有一天引燃中国民主的希望。” 严家其总结：“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完全胜利，但它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推动历史向共和前进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民主变革的重要信号。” 永不灭的精神 在三位友人的回忆中，万润南既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以理性和温和的方式追求政治理想，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自由与责任的理解。 三人一致认为，尽管中国民主运动面临挑战，但只要仍有人记得那段历史、坚持发声，这一追求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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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月22日

    告别老万

    细雨霏霏，树叶凋零...... 亲友告别万润南先生的追思会在巴黎秋意浓重的时刻开始了，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能来的都来了。     几个小时后的10月22日，他的遍布世界各地的友人和同道还将在巴黎洲际酒店格兰德发起全球实体暨视频联系网络追思会，发起人严家祺、廖天琪、吾尔开希、王丹、魏京生、胡平、王军涛。 出席追思会的汉学家侯芷明，16日在法国世界报发文说，“他们一直亲切地叫万润南‘老万’，尽管1989年他抵达法国时只有43岁，并不老”。 眼前是位于巴黎老城一座建于18世纪的古老宅邸，古典清雅，名之“达芬奇空间”，来宾们按照要求不带花圈，挽联，花篮。大厅前方荧屏投射出老万的形象：宁静、安详、目视远方，旁边插着一束他的夫人李玉带来的白花。 整个会场庄严、素净。 万润南10月13日凌晨5时病逝于一家巴黎医院，20日，家人向遗体告别，李玉和亲友商定，次日举办追思会，让老万的旧雨新知疏解悲情，思念过往的美好和颠簸的时刻。 追思会开始了，主持人、旅法学人陈力川手捧两片树叶，一枯一荣。原来，树叶来自老万赠送他的无花果和月桂树，他说：“这两棵树是老万培育过的，也完整地象征了生命从勃发、茂盛到衰微陨落的过程和再生的希望，请允许我用这两片叶子寄托对万润南先生的哀思”。 李玉抑制住悲痛介绍老万突发脑梗到病逝的过程：“确实，老万的一生和中国发展的某一阶段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 创办四通，不仅仅转化科技成果，变革办公形式信息化，同时，在企业文化中深植民主概念， 他的这些作为都深深影响了许多人。他知道，别人没有想到的，他想到了；不但想到了，而且做到了；进一步，并且写出来了。这一生没有虚度，他应该为此而欣慰。” 李玉接着说：老万“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依然关心家人，知觉清醒的时候，依然点头、微笑、握手指，回应每一位朋友的每一次探望。那微笑里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只有安详与释然。我在病房陪床的几个夜晚，听到他安详、自然、熟睡的鼾声，特别安心。就像感受他一生日常给我的那样，温和、体贴、坚强；就像他明天就会坐起来对我说，走，咱们回家吧。欣慰的是，他选择以同样的方式，安详与温和地告别这个世界。他带着平静离开，也留下无尽的思念与温暖给我们。愿他的灵魂得享安息，我会记住他的笑容，继续他未尽的理想，他的温柔、友好与善意。 ” 当年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政治学家，首届民主中国阵线主席严家祺第一个发言。他刚才在留言薄签名的时候，写下一句：“跟随着你前进”，意味深长。1989年9月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他是主席，万润南是秘书长，严家祺说，万润南实际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中国最早的推动信息革命的第一人，很了不起。他的四通公司代表中国走上了信息革命的时代。二十世纪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最重大的事情是信息革命，我们处于信息革命早期。他们把万润南这样的人一个个赶到国外，中国的信息革命怎么才能比得上世界，比得上台湾呢？不可能。 汉学家白夏特别提到，当年法国营救老万和他的朋友们的一个人，就是曾在外交部工作，多年后担任奥朗德外交顾问的燕保罗。老万来法国的时候，有一个帮助中国流亡者的组织名叫艾丽丝，白夏是成员之一，他说，如果没有燕保罗的组织和参与，这个营救计划就不会存在，“所以，今天我们祭奠老万，我想我们也会怀念早早离开我们的燕保罗“。 与严家祺一同在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共事的旅法学者王润生解释他为什么在老万逝世后写下这样一幅挽联：“倘若灵魂不死，太空里依旧睥睨世界，如果尚有来生，下辈子再做哥们一场。“ 王润生谈起和老万的前后两段的人生交往，感觉这些年老万的思想比以往更丰富，也更敏锐了，他”日咏一诗，日评一事，日行千步，日码一文，就像我们常说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且有着一种广阔的眼光和很深刻的思考，一直保持着状态，写文章一直写到最后一刻。所以说他如果灵魂不死，一定会睥睨天下”。 专门从德国赶来悼念的民阵第一届理事、现任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特别谈到老万的担当，她说：“第二届民阵选举，他参加竞选，许多人对他群起而攻之，把第一届民阵遗留的问题全部归罪于他，他纹丝不动，完全没有推卸责任，不管这些攻击对与不对，我相信大部分只是附会而已，从那次以后，我是非常尊敬他“。 旅法学者赵越胜着重谈了老万的为人：儒家讲三淑德，智仁勇，他认为对老万应该换三个字：慧厚慈。说他慈，就是特别有同情心，作为一个在政商两界驰骋的人，同情心是很罕见的。你看现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中南海，克里姆林宫还是白宫的人，都是绝对残忍的，不管对世界，对自己的人民，没有任何同情心的。但老万不是，他虽然也在政治圈里混，但是他特别有同情心和爱心，对普通民众的苦难，你跟他讲的时候你觉出来他心动。这一点跟他接触多的朋友特别有体会。赵越胜觉得，老万走了，没有老万的巴黎会有点寂寞。 当年的四通人周舵、天安门广场四君子之一寄语悼念：“四通灵魂，民运栋梁。”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老朋友、作家苏炜寄诗“泣送万哥”：“寄傲高标路，悠然洗俗求...” 学生领袖周封锁则在推上赞扬老万“在困厄中 安贫乐道，铮铮铁骨，不为收买威逼所动。” 另一位学生领袖王丹称其是“少见的横跨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传奇”，称赞其风骨超伦：“八九年放弃了进入中共高层体制的机会，八九后拒绝了返回中国的机会。” 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对本台说，尽管老万和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同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客死他乡，但是他的追求，值得人们永远记取。 自六四流亡海外至今，老万再也没回过中国。不少朋友曾试图帮忙安排他回去，无非是认个错。老万说得很明白：“违心的话，我是不会讲的”。 有“六十述怀”明志：“古今兴亡理皆同，天意尽在民心中。但随项羽学人杰，不过江东为鬼雄。” 有人认为他是“洼地为数不多的义人”。 老万曾对记者多次谈过一个细节，他对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说出邓小平是中共的真正领导人感到惋惜，他认为这样一来，把邓推到第一线，矛盾骤然激化，让陈云等更保守的一派抓住了把柄，失去了转圜的历史机会。 关键时刻，明知挽回大局的机会渺茫，老万毅然挺身而出，试图说服学生们撤退，避免流血，回到校园发展民主，他同时寻求召开人大代表会，希望阻止屠杀发生， 老万说：“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不能光踩油门，不踩刹车“。一些朋友不同意他的看法，当面争论：不是老万你无力回天，而是中共本性难移。 如果那件大事做成，中国就开辟了另外一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万润南流亡国外，在巴黎告别人间。 2020年代以来，中国爆发疫情，美国政局颠簸、乌克兰战争，中东血腥冲突，乱世特征纷呈，许多中国民主人士的观点和立场随之激荡，老万则对记者表示：立场各自，左右都可，底线是不否认事实。对事实一点都不能马虎，对观点一点都不能迷信。 有一次将私下聚会时朋友和老万的争论整理成笔记，寄予老万片段：“若以完人论流亡者，则陷入无知的歧途，若以功成名败论英雄，则落入成王败寇的俗套，流亡本是弃国的壮举，初起不以复国为志者，谎语，然终究完成志业的，几何？有人以前东欧志士作比，盖叹中国人内斗自毁，终不成气候，实乃不知东欧流亡者当年亦内斗，分裂，四散，最终天下变，守其志终归者寥寥，究其因，天下变，民选时代，无需争天下，海外漂泊之人，愿加入成为一员，自便，民主天下早已非此即彼，你我分食，更非‘你我之后，洪水滔天’的王朝时代。“ 老万回以拇指致意，并未多言。但他的朋友们知道，他依旧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是时候了，永别了，老万!  老万活在大家的心中。 一位 “四通人”为追思老万制作了音乐视频，画面上是老万令人难以忘怀的笑容，背景音乐是老万生前喜爱的一首法语歌曲改编配有中文字幕的英语歌曲：“我的路” (May Way)：   如今， 结局将至 我将面临人生的最后落幕 我的朋友，我将言无不尽 向你讲述我的 我的人生之路 我活过一个充实的人生 我经历过每一段路途 而更重要的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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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月14日

    巴黎友人追思万润南：历史的前行者

    四通创始人、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10月13日病逝巴黎，网络上有很多人纪念他。作为八十年代中国民营企业的拓荒者，最终挺身而出，在民运即将遭军队镇压的关键时刻，试图去说服各方，改变历史的轨迹，自己也付出了故国难归客死他乡的沉重代价。两位他的朋友，一位是法国塞尔齐巴黎大学教授张伦，一位是“六四”后流亡巴黎的蔡崇国先生，分别向我们谈了他们心中的万润南。   法广：万润南的故事更像是一部传奇，在您心中，万润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当年的奋斗以及他一生的付出对于今天的中国有什么意义？ 张伦：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然很悲哀。这样一个历史人物走进历史，一个时代在远去。认识万先生多年，他的聪明、智慧、才华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万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今天的年轻一代中有些也许不太知晓当年的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是文革前的老清华，有才华，有能力，八十年代从科技人员走向创业，抱着为国家、为民族开创一个未来的雄心，真正的去探索创建中国的市场经济，开拓中国民营企业家之路。他是冒着很大的风险，走上了这条道路，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民企为中国的经济做贡献，也为中国的民众造福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万润南先生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经济走到了今天，没有这样的前行者的奋斗和牺牲是不可想象的。 法广：从他个人独特的命运和他与历史风云的际会，怎么样去看像你所说的，一个人逝去了，一个时代远去了，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关系？ 张伦：万先生在1989年毅然地投身民主运动，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因素驱动的。我们也有交流过，一方面他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迈上一步，这也被当下的中国所证实，如果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能真正迈上一步，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将永远遭受着威胁，中国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走向一个正常的运作，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让中国走向一个法制的国家，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能够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尊严。我们知道他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告别了故国，从此再没有踏上归途。尽管他和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曾经是很好的朋友，清华大学的同学，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万先生从此走上流亡之路，今天客死他乡，但是他的追求，值得人们永远记取。在他的晚年，他不断地提醒人们注意中国转型的艰难，他在各种场合，在不同的机缘下，仍然在捍卫着八九民运的尊严和合理性，不断地为其发声，同时坚持认为中国必须走向民主，这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文明能够提升的根本的途径。 他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开创民营企业，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反对派，在两方面都做出很多贡献并为此付出很大的牺牲的人物告别我们远去，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前行者大概永远是孤独的，特别是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处在一个政治的、经济的、文明的以及社会的文化的转型都没有完成的这样一个历史长河阶段中的这样一个前行者，多半都是孤独的，一定会付出很多牺牲的。他们当下或许被遗忘，但对于前行者，我们历史地去看的话，永远是会被历史记取的，人们会永远记得那些为民族筚路蓝缕，不断的开拓道路的前行者，这一点，万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他的一生也是非常辉煌的，是会进入历史的。 法广：蔡崇国先生是八九民运的重要参加者，也是万润南先生的老朋友，在万润南生命的最后时刻，您去了医院探视。作为他的老朋友，而且都与八九民运那段历史有着深刻的联系，在今天这个特别时刻，请谈谈您的感想？ 蔡崇国：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非常难过。我今天想说的是他对我和很多人人格上的影响。第一，他活在现在，而不是活在过去。八九这样一个大悲剧事件容易变成一种陷阱，使人活在过去，使人凝固，而老万总是活在现在，活在当代，所以他是向死而生，特别努力。他写了自己的传记，关于四通，他有很多反省，他的诗歌也写得非常好。他对人对事物保有敏感，对现实有很到位的评价，他和国内、国际，尤其和国内的人基本是同步的。活在当下，不是老说自己的过去。 第二个他非常地宽容和善解人意，而且努力去理解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包括批评他骂他的人，所以说他在这方面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再一个就是他的担当，过去我们共事过，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他绝对不推卸责任，他的这种担当，责任心，包括对民族，对中国，他总是感到一种责任，让人非常佩服。 最后一个是他面对死亡的那种安静、那种平静。他病重很久，但是面对日益迫近的死亡，反而唤起了他旺盛的生命力，这对我和许多朋友都有很重要的影响。 法广：有人讲，万润南作为一代人的标志，现在离我们远去了，而现在海外民运也处于低潮。那么，今天的许多年轻人，还知道不知道当年的四通公司，知道不知道当年的万润南以及他们那一代人的所作所为，听您讲，万润南虽已告别人间，但他的那种精神，那种为人的品质是留存下来了？ 蔡崇国：死亡是一个很神秘、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诗人朋友，他叫孟浪，之前我们交往很多，有时也很烦他，他突然去世了，然后很多人才理解他非常多的东西。死亡，它使人去理解人生的意义。有时很多东西，我们习惯了，但是它突然不在了，人们才去追寻它，去了解它，才能真切感受到那个巨大的空缺。所以万润南先生的死以及其他的重大事件主角人物的死亡，我觉得会唤起人们对八十年代，对老万作为一个中国民营企业的最重要的历史性人物的记忆，他会使很多人去重新理解，去寻找，包括年轻一代的人，去询问，去理解，死亡会唤醒人们对死者的生的意义的追寻和理解。八九年，他自己在抗争，同时又要去说服各种各样的力量去对话，去实现妥协，这种东西是难以忘记的，所以他的死亡会使更多的人去谈论，去讨论，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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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月13日

    “历尽沧桑无怨悔” 四通创始人 民运领袖万润南病逝巴黎

    因创建四通公司驰名四方，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家人告知，10月13日早晨病逝巴黎医院，享年79岁。   他曾对友人说，“哪一天我不发东西了，哪一天我就出问题了”。9月18号，朋友圈再也看不到他的动静了...... 心脏染疾，10年前重返巴黎前，医生已经警告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但他泰然处之，锄草、种花、散步、写作，接待友人来宾，与病魔不懈斗争。这一天终究来临，来得这么突然....... 万润南，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为中国科学院工程师，1984年，投身创建四通公司，其标志性产品“四通打字机”为八十年代万物待复苏的中国带来一场观念革命。 1989年4月15日，因其开明和宽容的作风遭邓小平排斥，于1987年被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名罢免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猝逝，引发广泛同情，北京学生和民众随即自发上街悼念，一场蔓延全国的“八九民运”爆发。 在军队进城，学生面临镇压的关键时刻，万润南的岳父、前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昌担心爆发流血冲突，望其亲自介入。万润南先后约见北大、清华等75所高等院校学生领袖商谈撤退，试图劝告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保存民主力量，发展校园民主。 万润南当时的主导性想法是：血要热，骨头要硬，头脑要清醒。他认为与当局要善于斗争，要给政权内部的改革派留有余地，“不能光轰油门不踩刹车”，否则只会给强硬派以镇压的口实。在劝告学生无果的情况下，他还促成『人大常委五十七人上书要求召开常委紧急会议』，希望阻止当局镇压。 八九年六月三日四日交接之间，中国军队在北京城大开杀戒，是为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痛斥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中国陷入恐怖状态，一批学生领袖，知识分子，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遭当局下令追捕。 万润南从此流亡海外。1989年7月，他与严家祺、吾尔开希、苏绍智、刘宾雁共同发表“成立民主中国阵线的倡议书”，同年九月24日，“民主中国阵线”在巴黎成立，严家祺当选主席，吾尔开希副主席，万润南秘书长。次年，万润南在美国召开的第二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主席。 九零年代中期，中共红色资本主义路线吸引西方资本涌入，美国奉行“接触”政策，以为长此以往可将共产中国与世界接轨，使之转型为更为开放的国家。在此过程，虽然中国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一直艰辛努力，民运逐渐陷入低潮也是不争的事实，万润南也开始从民运组织淡出。 2014年2月，离开巴黎在美国旅居多年的万润南重返法国，在巴黎南郊“种菜养花，读书码字”，重病在身，仍难以忘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六四25周年之时，北京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家中聚会纪念遭当局刑拘，万润南对本台表示，“举起右手支持反贪，举起左手抗议强权”。 六四三十周年时，他在本台专访时尖锐地指出，“现在则完全看不到希望。现在已经倒退到准文革状态”。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把习近平的那个终身制，不叫皇帝的皇帝，把党天下变成一人一姓的习天下，这个局面一定要扭转过来，起码回到党天下，然后逐步过渡到民天下。”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推翻“党规”，实现第三任，为长期执政铺平道路，万润南则认为“习近平把中国带入至暗时刻”。 忧思难忘，“六四”始终是他的“心病”，那场伟大的运动为什么遭至那样的结果，对未来有何启示，他苦苦思索，不愿设置任何禁忌。 今年六四前夕，他试着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八九民运何以失败？他对本台说，今天回望1989年春夏之交的社会运动，不仅是为了纪念，更是为了思考：当一场本可能引发制度转型的和平行动，最终演变为枪声与流血，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有哪些关键性的结构性失误，使得和平与改革的窗口中一夜之间关闭？未来，我们又该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万润南不仅是一位壮志未酬的“革命家”，一位曾经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还是一位大笔抒写生命之诗的诗人。 熟友介绍，他在清华读书时写文章就已颇具文采，流亡期间，陆陆续续写了数百首诗以抒心志，去年由巴黎F360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万歌诗词—诗海余韵』。 诗集里“多有政治抒怀、悲悼、怀念”等等主题，诗人、翻译家万之在“『万歌诗词』瑞典文版译者序言”里就此评论：“万润南不仅是流亡者，也是爱国者救国者。在流亡中，万润南依然是活跃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坚守民主自由理念、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可谓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诗中乡愁贯穿，故园、江南、父母、忧思难忘。即使在“至暗时刻”，念念不忘思考中国前途： “惟有窗前皓月，能懂我，天下之忧。星空下，痴心梦断，梦断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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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月6日

    艺术家马德升： 民运政治家需要反思自己，做忏悔和总结

    艺术家马德升是1979年北京星星美展的代表人物，当时艺术家们争取的是维护宪法，艺术自由。1986年，马德升开始旅居法国的生活。三年后，他在电视上看新闻，学生们和市民示威者惨死在北京城的子弹射杀中的六四惨剧被各家媒体纷纷报道。 对星星美展10年之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马德升观察到：1989年学生们从反官倒开始，呼声逐渐升温，最后要求轮换政权。这在1979年星星美展时期是不敢想象的。 马德升说，争取人权，天经地义。89民运的光辉永在。 从反思的角度，对1989年的天安门骇人听闻的流血画面，马德升表示，当时博弈的各个阶层没有沟通好，没有串联好， 没有协调好，没有理解好， 就失控了。他认为，在国外的中国民运政治家们需要严肃的，谦卑的，实事求是地反思自己，做忏悔和总结。 请听马德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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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月4日

    【六四36周年】 吾尔开希：时光飞逝，用纪念来进行反抗

    今年是89六四36周年，纪念追思死难者的活动继续在全球各地进行。据89学运领袖王丹6月2号介绍，洛杉矶“六四”纪念馆开馆，他在开馆公告中说：三十六年过去，岁月流转，世界改变，但有些记忆，从未被时间带走。1989年6月4日清晨，北京的街头响起枪声，无数年轻的生命在坦克前与子弹中倒下。他们本应拥有灿烂的未来，却在争取自由的道路上，用鲜血书写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篇章。这段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王丹说，这座纪念馆，不只属于曾经走过八九运动的那一代人；它也属于每一位珍视自由与人权的人。我们希望，这里能成为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桥梁，让更多美国社会的朋友理解那段历史、理解中国人民对尊严与希望的追求。 的确，时光没有抹掉记忆，前来巴黎参加六四36周年纪念活动的前学运领袖吾尔开希指出，36年了，时光飞逝，但有些记忆是永恒的，拒绝遗忘就是反抗： 吾尔开希：每年的六四纪念都用“时光飞逝”开头， 我想用这个话来思考一下，“ 时光” 对于我们当年的参与者是不是同样的概念，我想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对于那些 牺牲者， 时光不仅没有飞逝，而是永久地停滞了。 这 一点，我想今天（6月1号）所有来纪念的人， 应该心中都有非常强烈的对在那一天曾经为理想而失去生命的年轻人的感动和震撼。我觉得他们的家人“天安门母亲” 们， 他们在过去36年一直在等有一天能够公开纪念他们挚爱的，牺牲的家人，对他们，时光也没有飞逝。 对于因为六四而失去自由的人， 那些在监狱中，数着日子等待重新获得自由的那 一天的人，时光也没有飞逝。对于像我们这种流亡者，离开了自己的国家，不能够继续自己当初开启的事业， 眼睁睁地看着这样一个未竟的事业停留在那里， 时光也并不是飞逝。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在讲“时光飞逝”，也许今年我们可以对“时光飞逝”这四个字有重新的思考。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 法广：除了关于时光的思考， 还要“不遗忘”这个主题，跟现在的国际政治， 还有中国的政治相结合 ，你有哪些思考？ 吾尔开希：我也在思考，那些专制 者，当年的杀人犯，他们希望什么？ 他们希望我们遗忘， 这也是共产党不遗余力在中国阻断所有资讯，阻断人们讨论的原因。 他们希望人们遗忘， 因为只有在遗忘的情况下，他们的罪恶才会被淹没，而拒绝遗忘其实就是一种反抗。 拒绝遗忘 也不那么困难，我们只要记住至少每 一年这 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 流亡者，当年的参与者，用各种形式能够提醒大家不要 遗忘，用 我们的纪念来进行反抗，正是我们可以 做到 的 一件事。 法广：那对于不了解六四 ，可能信息不太多的那些年轻人，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吾尔开希：36年 其实也并没那么长，尤其在资讯爆炸的今天。对于不了解当年情况的人，要 想了解也并不困难，尤其是离开了中国 资讯管制的环境到 了西方的，到了中共所 建立的资讯 长城之外的年轻人， 我对他们的呼吁可能就，既然到 了墙外有自由的空气，就多好好呼吸一下， 让自己习惯于自由的空气。有自由的资讯就充分了解， 让自己习惯于在充分资讯的情况 之下进行思维，进行批判，对于谎言也就有更深刻的批判能力。这个是来到自由社会和自由 环境 之中，应该让自己所具备的新能力。这可能算是我 给今天年轻人的一个期待。多了解当年 发生的情况，了解真相只会让你更勇敢，只会让你更有智慧。 这是我对现在的年轻人的一个 期待和忠告…… 法广：回头去看当年二十一岁的自己和当年的伙伴 们， 你想说什么？如果可以的话…… 吾尔开希：如果能有机会 跟当年的伙伴们说 上一句话，我想我会跟他们深深 一 鞠躬，说’真的很光荣，当年曾经跟你们一起并肩奋斗。’ 如果有机会跟自己年轻的时候讲一句话，我想说当年我们做的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应该感到自豪，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也许36年之后，历史还不能证明我们站在正确的一方，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只要我们站在正确的 一方，总有一天这样的一个证明我们会得到，我们一定会看到历史告诉我们，我们站在正确的 一方。 王龙蒙当年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他因为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流亡海外，目前仍然积极从事 民运活动。 他在巴黎纪念六四36周年的活动上谈自己的思考： 王龙蒙：在这儿纪念留下自己的火种，自己的记忆，同时和国内的民变、政变、经济上、政治 上的变化同步进行、 同步变化。 我希望有 一天， 以最快的时间，我们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 回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我们下 一次的纪念——当然这个话我说了很多年了，每年都在讲， 每年都在坚持。我今年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今年的六四，主题是从天安门到乌克兰，因为我们的 眼光已经慢慢地从局限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变化，一直关心到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化。比方说，我认为现在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的侵略， 就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支持中国的民主化 道路，这一点我 深信不疑。 今年纪念六四36周年，有一系列 研讨活动，也有不少反思和文章出炉， 前学运领袖，目前在纽约担任独立时评人的郑旭光先生介绍 了对六四36周年纪念的一些反思和看法。 郑旭光：今年的纪念应该主要有两个形式。一个是纪念的形式，一般会分享自己的亲历者经历，也会提出诉求，大概和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她们提出的几条诉求应该比较类似 ，主要是厘清真相、追究责任、 赔偿、昭雪和惩治凶手。 另外一个是研讨活动，当然会有反思内容。 我觉得反思的内容过于单调，因为普通人对于反思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看法，他们认为学生年轻，运动没有搞成，也有人就觉得没什么可反思的，因为共产党肯定要镇压。这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普遍的人民意见。 但作为学者肯定不会 这么简单地看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六四故事，有的人局限于自己 的经历， 对于自己经历的描述。有人讲的是一个关于全景的故事，那就是有一套叙事。我觉得在民间，应该有非常少的人会接受中共的正史的叙事，说这是一个“反革命动乱到暴乱 ”，这是邓小平定性 的 “ 426 社论”和“平暴 ”那 一套 叙事， 非常非常少的人会接纳这套叙事，因为大家都 知道这是暴力之下的一种叙事，没法让人服气的 。 当然在这个框架里包括很多 ——比如党内的文件，官媒的报导，还有以民间学者的名义、研究者的名义， 或者说 以民运人士的名义讲 一套故事出来 ; 也有民运的叙事，人民的叙事，但是人民 的叙事是高度简化，易于传播的。 我觉得有神话 一样的英雄主义叙事，也有这种受难者 叙事，也有“三国演义”式叙事， 把它当 一个重大的历史故事来讲—— 36年足以变成 一个故事了。 还有就是民运叙事，我觉得胡平是一个很重要的代表， 他在90年就写了八九民运反思，既是 叙事也是反思。当时通缉的二十一 个人 里，有七个跑出来了，现在国内还有六个，剩下 的都在国外。 他们讲这些故事应该是没有太大 妨碍 。 逃亡者群体也会有 一个叙事。 万润南 先生、 严家 其 先生都有他们的看法，。 我想对基本事实的看法大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学术性叙事和 民运叙事，基本事实不会有太 大出入，民间叙事可能会有以讹传讹的很多东西。中共的叙事中间有大量的真材实料，也有大量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 所以需要鉴别 。 民运叙事和政府的叙事是高度政治性的，更强调价值观的东西。人民的叙事应该是一种传说，一个 故事。 这三种叙事 ， 主要传递的都是价值观。 对于学术叙事。每个学术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也有基本的操守， 学术 规范，要尊重事实，也不能违反逻辑。 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倾向，每个人因为自己的观察角度不同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我认为学术叙事反而是最不 发达 的 一块， 就是因为真材实料的东西非常难搞到。 民间 的，这些 流亡出来的非常少， 一部分 能够 站出来讲自己经历 ，因为站出来讲自己经历基本断了自己回国的路。大部分有过六四经历的八九 一代，即使他定居美国，也远离这些事情不吭气。就像那些拿六四绿卡的留学 一样，大部分人是不 吭气的。 所以有很多 民间的素材是远远不够的，曾经发生过那么大的运动 ，全国上百个城市动辄几万人几十万人的 游行，参与者如此之众多， 海外的资料都很少， 甚至很多人销毁 了国内的资料。中共他们也可能销毁了最重要的资料，大部分资料也没法披露， 比如死难者数字。这个事情可能真的等六四“平反”或者中共垮台以后，这个事不再成为一个政治阻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进行一个公正的调查， 也许 官方主持， 也许是民间， 也许是共同 主持。这是中国人 自己历史 上的事情，迟早得把它搞清楚。 有的人说六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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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月22日

    香港人Edwin: 我为什么加入乌克兰海军陆战队 （系列 ）三

    乌克兰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三年，除了乌克兰在战场上外，也有不少外国人加入了国际兵团帮助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另外也有数量很少的外国人加入到乌克兰正规军，我们本次节目采访的Edwin就是其中之一，他在2023年加入了乌克兰海军陆战队，已经成为军官，在五月初接受法广专访时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以及在前线的见闻。 Edwin :“我是香港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2019年离开香港去了英国。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的公司刚刚起步，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力量过来，当时就是当志愿者，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2023年年2月我就申请了， 很快，两个星期左右后就得到回复说我可以过来。3月份到了基地，但是因为我之前是皇家海军，在英国当兵，所以他们觉得我是可以的，所以就让我离开国际军团，去CC营，没有任何训练就开始打了，打哈尔科夫的时候。” Edwin指出，有人认为外国人去帮助乌克兰作战是为了金钱的说法非常荒谬，他说；“香港人在当地工资不少，我们去英国后一个星期工作五天差不多可以挣1000磅，五天可以赚够比这里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的钱，我为什么要过来？  因为2014年乌克兰人已经支持我们香港人的“雨伞运动” ，2019年也支持我们。我们香港人出一点点力好吗？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很孤单，我对香港人有一点失望！ 现在只有我一个香港人在这里，有时候我觉得人家问我哪里来，我拿的护照是英国护照，但是我对所有人说我是香港人。他们问我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当然是中国人，但是我拿的英国护照，我很尴尬，你明白吗？我们香港人到底是哪里的人？香港人要去哪里？香港人的家在哪里？香港人又怎么样？！没有人关注我们的状况，也有人说香港现在那么好，但是他有没有看过以前的香港跟现在香港的区。” Edwin在前线作战导致全身多处受伤，但他不言退，其中原因何在？ 他说：“我很反感‘雇佣兵’这个词，我们是正正规规的当地部队，我没有去过国际军团， 我一来我的合同就是三年，我一定要打三年，除非我死….. 我的头、脸、耳朵、左腿、右腿和我的腰全都受过伤，但是指挥官说说有任务，我说OK，就去了。 我是侦察兵，我们的工作是去前线的前面，工作就是去俄罗斯阵地前边，看他们阵地里面的东西，再安全回来汇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乌克兰军人都会问我一个问题，问我来乌克兰战场做什么？我的回答就是因为乌克兰先帮过我，所以我要一定帮助你，我不管有多少香港人来，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要来！乌克兰人有时候说我是黄皮肤，我身高只有1.6米，我今年50已经岁， 我当兵的时候是48岁，我有所有的证书，我现在是军官（Officer） ，我不能让别人小看我，我也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只做我自己想干的事情， 只做值得做的事情.....;实际上，并不是别人看不起我，应该反过来理解，这是因为他们很少看到黄皮肤的人，身材跟他们相差太大，他们的感觉是要在战场里面保护我，打仗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原来中国人那么厉害，他们没有想象到，在战场上，我不是拉后腿的。所以也不知道是他们应该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他们，所以我跟这个部队的感情是很好的。” Edwin继续说：“乌克兰人英语也不太好，我们的沟通是通过手机翻译，虽然我们语言不通，但我们同吃同住同睡。我刚到的时候，他们怕我吃不惯，也担心我受不了寒冷，每天问寒问暖，当我像一个小孩一样……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阵亡了，你们不用带我回去，我就留在乌克兰，给我的抚恤金捐给当地的孤儿院......虽然现在乌克兰似乎形势还不错，但这是城市，如果没有去过农村，你就根本不知道农村的房子有多破多烂！被炸烂了，有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走，他们回答我们说我要死要死在我的家里，我也不要给俄罗斯人占领我的地方.....;” Edwin指出：“乌克兰连续遭到俄罗斯轰炸后，虽然城市生活继续，但农村很多地方损失非常惨重。亲眼见证当地情况的Edwin说：“我们现在住的安全屋的一家5口全部被俄罗斯炸死了，只剩一条狗，这条狗现在陪着我们军人。有时候它可以救我们，比如我们在安全屋里，晚上有几个人睡得不好，听见狗叫就知道有炮弹打过来，都非常精，因为这条狗见过很多人被杀，也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PTSD），我现在就有。我回到城市里住的酒店很好，但是晚上睡不着，因为没有炮火声，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听着炮火声睡觉，这里没有炮火声，所以睡不着。” “我们在前线距离俄罗斯人只有2公里，但是我们有咖啡厅，有超市，交通工具也有公交车，有出租车，有火车， 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有时候有子弹打过来，但我们已经习惯了，很多人和平常一样没有区别，我们经常看见俄罗斯人在对面喝酒，有时候还互相喊话，有时候他们就喝酒喝多的时候就放两枪过来……” 在美国斡旋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与美国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否给战场带来了变化？ Edwin说：“现在（注：采访日期为5月初）照样打，之前是有一个方案的，在前线的一个方案里说过，如果谈得好，我们退后50公里，俄罗斯退后50公里，中间就是不交火的地区。但是俄罗斯军人现在每天都想过聂伯河，我们在黑海这边， 他们每天都要炮击，跟以前一样，并没有区别。” 战场上战火继续是为了在谈判桌上有更多牌可以打吗？ Edwin指出：“在上两个星期有这种感觉，因为俄罗斯这边每天开始慢下来，没有那么激烈，动作已经停了，基本上就是拿一点 ，如果拿不到就算了……以前每天都要拿走2千米的战线，但是他们好像现在已经不在那里…..停了…..前线就是保持现状。” 俄罗斯方面表现出了一些困难吗？ Edwin的回答令人惊讶，他说：“看见俄罗斯的部队在调动，但好像不是在乌克兰这个战场里了，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打战的目标并不是乌克兰，他应该是芬兰，波兰。 因为现在看网上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俄罗斯现在还有十几万兵已经过去到白俄罗斯，  我们的很多部队也在往北走，因为怕他们打的时候全部都从北部打过来。 Edwin也指出，尽管芬兰已经是北约成员国，但是北约有第五条（注：北约协议第5条规定，对北约任何成员国的任何武装或军事侵略，都等同于对其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就是北约最重要的共同防御原则），但也不一定在打仗的时候帮它，可能在后边帮，但如果不愿意就可以不打。 俄罗斯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时展开多个战场吗？ Edwin认为：“道理很简单，三年来很多人都看见好像俄罗斯不好打，但是他有没有真心尽力打。在前线，我们很清楚他们的套路是什么： 每天都在消耗他，不想打，基本上整个乌东都已经被拿走了，他们为什么还要再拼呢？下一个据点就是欧洲，打打看你动不动，如果不动就又拿下一个。乌克兰太大，现在已经有7000英米 的前线，俄罗斯顶不住….. 他要拿下乌克兰的话一定会从北部下来，因为他的海军不行，南部拿不下来......所以通常现在我们的军队看看情况都认为，应该乌克兰不是太危险。他也不会停，停下来之后他又开一个新的战场。" 非常感谢Edwin接受法广专访，据在乌克兰专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敖德萨战斗猫“负责人东哥苏祖东介绍，Edwin在采访结束后就前往黑海前线，接受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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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月15日

    “我为什么加入乌克兰国际兵团 ” 系列 （二）

    乌克兰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三年，残酷的战争意味着死伤，去年传出来自台湾的吴忠达和来自中国的彭陈亮在前线不幸牺牲的消息，一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据专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敖德萨战斗猫“负责人东哥的介绍，他们两人的阵亡通知书至今未曾送达，也未曾见到遗体。战火依旧，依然还有志愿者前去乌克兰加入国际兵团，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这个遭到侵略的国家。这些国际军团的志愿军每个人经历不同，加入的目的也不同，但他们都感觉要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认为是为了钱，或者被某种意识形态或英雄主义洗脑，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将自己投入到危险的境地…… 实际情况如何，他们又是抱着何种情怀来到战场上？无论如何，他们的动机与金钱，也与意识形态完全无关。 年轻的Jack 姚先生也是刚刚再次从台湾来到乌克兰，在抵达敖德萨前去新的任务之前，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我不算在战斗部队， 2022年一开战，我就设定好了我要来做的工作，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能耐没有到，所以我不要上战场杀人或者是其他，我一直在做的都是物流，医疗和运输，我的部队是乌克兰国际军团中的乔治亚兵团，那时候的状况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要来乌克兰？ Yao：因为那个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电视上发表一个演说，说他要成立一个国际军团，他希望大家都到这里来，不管你有什么想法或能力，想要帮忙都可以来，后来就成立了这个外籍兵团。我就先直接申请，没有多想什么。其实也并不是谁想来就来，因为那时候已经直接开打了，我也不知道情况如何，我的申请不到一个星期就通过了，我们这些从很多世界各国来的人，到了医疗营或新兵营之后，都觉得实际状况和想象都有很大落差。 最大的落差是什么？ Yao：觉得他们应该给我们些装备，但是什么都没有——没有防弹背心，没有头盔 ……那个时候我自己带了头盔和背心，还有防弹插板来，乌克兰人一看到就问台湾有没有办法支援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可以到，是否愿意资助他们等等问题。 你说从事的是医疗资源，之前是有医疗经验吗？ yao：不管有什么经验， 到这里完全都不是经验，远远不够 ! 你认为准备好了, 即使后来也给我们做很多训练，但是真的到了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永远都没有准备好，永远都不足够的，永远都不嫌多！ 报名来乌克兰参战是否报备给台湾政府？ Yao：没有，完全是自己的行为，政府即不鼓励也不禁止，因为台湾的状况跟他们非常相似，虽然我们跟乌克兰没有邦交，也希望为这个国家打仗流血，让他们也能够感到我们的人情是真挚的，如果可以提升我们两国关系的话，我觉得也算是为国家出了点力。这次再回来乌克兰我就没有太多想法，上一次做的事是医疗，物流和运输，都不是直接战斗，这次我要面试的部队是突击单位——我也是拿他们的签证进来的，跟上次做的状况不太一样。运输和医疗工作是支援国际兵团，要到前线去，但不会一直到最前线，所以这次我回来就没有想做上次做的那些事情，因为以前的状况实在是太混乱，我不想在一个非常混乱，没有计划的状况下去参与。这就是我的感觉。 在美国的斡旋下，俄乌两国分别与美国代表进行了谈判，你这次回来有战争快要结束的愿望吗？ Yao： 完全没有，他们说要停战或者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2022年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土耳其进行着谈判，停了吗？也没有，实际上大大小小秘密接触过多少次了，有停吗？没有！2022年三月中我到达乌克兰，转经基辅时，俄罗斯还在狂轰乱炸，要从布查包围基辅，没有要退。作为士兵，我们不管他们要停或不停……这是他们的问题，与我们无关，也不是我能做什么或可以决定干预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守命令，把事情做好，做不到说就做不到，我不会去讨论我不该讨论和我做不到的事情，因为没有意义！ 在台湾，我们每天都要讨论中国要不要打过来，但不管他们打或者不打过来就不吃饭，不睡觉不赚钱吗？这个议题我们已经讨论快80年，是没有意义的事，中国要不要打过来你都要备战，要做好建军备战。有一句话叫“枕戈待旦” ，意思就是我不会预期你来不来，但是我准备好，你敢来就来！“枕戈待旦”这四个字就刻在马祖和金门给对岸的同胞看，但我对对岸同胞没有敌意，我不反中国，我也不对中国人不友好，我们说同样的语言，过同样的节，清明要回去扫墓，为什么要“枕戈待旦”去对待同胞？我觉得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们不会去讨论你要不要打我们，什么时候打我们，因为这不是我们决定的，因为我们不要反攻大陆。 加入战争可能面临的后果你怎么想？ Yao：乌克兰人不是傻瓜，他们觉得你准备好了才会派你去，他们不会派白痴到前线，已经从2022年一直打到现在了，他们并不会盲目地派你去前线，如果阵亡，他们要负责任，要给家人和国家交代，不能曝尸荒野……来这边，都是可能有风险的，我们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我死了就有可能尸体拿不回来，我认为要是怕死就不要做了，不是来不来，是连人都不要做的问题….. 台湾的国民革命军为什么而战 ? 为台澎金马的福祉而战 ! 为什么而战 ? 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为了台湾的主权而战 !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为了台湾而战，但是我学的和受训的可以在这里帮助到人，虽然不是杀人或者做一些一般人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尽到心，他们叫我干什么我就遵守任务，就这么简单，他觉得我们能呆多久，我们有多少利用价值就让他们用。 我还要补充一点，很多人说我来这边就是赚钱，但这边是赚不到钱的。有工资，但是他让你吃饭，你有付出，会给最基本的尊重，会工资，但是如果要赚钱就去炒股票或炒股票，或者炒房都可以赚钱，千万不要来这边，认为打仗可以赚钱——你不是卖军火的，卖军火也轮不到你…… 既然说到赚钱，是否可以透露你们的工资有多少吗？ Yao：我没法讲，我记得来的时候有工资，但我没有签工资的合同，因为我觉得我比乌克兰人有钱，我的国家更有钱。乌克兰这个国家不会因为我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比我更需要这份薪水。我当初来的时候，只有在西边城市的超市里有东西，在基辅和东部都没有东西，现在好很多，我觉得他们比我更需要钱。我不需要他们的钱，反而自己还花了很多钱。我在台湾自己开公司做生意，很多人放弃自己国家的美好生活，来到乌克兰后过得比流浪汉还苦，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流浪汉，也不是说他们对我们不好。我想说的是，一个人可以睡在温暖的床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睡在土沟里？可以天天洗热水澡为什么要超过30天不能洗澡？没有人会做这样无聊的事情就为了赚钱，所以说来这里赚钱是在侮辱人的智商！我可以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连工资卡都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钱。我一直都没有薪水，我们完全不是为了钱而来。 那为什么而来？在台湾我们讨论中国什么时候攻打台湾时，就会讨论美国是不是应该来帮助台湾，什么时候派人帮助我们，但美国凭什么派人来？这是台湾经常讨论的一件事情，前提是美国为什么要派人来，当乌克兰发生这样的侵略战争时，你自己愿意来吗？你如果不愿意来，那么那些有老婆孩子的美国人为什么要到一个小岛上为黄种人作战？很多人之前也没有听说过乌克兰这个地方，那你为什么不来，要别人付出就要自己先给予。 我的动机很单纯，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来乌克兰，我的回答是：Why Not？ 你不想被别人看不起，想要别人帮助你，有能力就先帮助别人，不然你手心向下好过手心向上…… 非常感谢Jack 接受法广专访，感谢苏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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