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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4 对话大姐姐:改变才会带来可能,管它前进还是后退‪!‬ 废柴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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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我常常感到一种分裂:一方面,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们扎堆吐槽就业压力,被裁的中年人们感叹着生活不易,似乎每一年都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毕业季”,各种分析帖里也频频提及“糟糕的大环境”。就拿我的老家——教育大省江苏省举例,当年无人报考的定向师范生的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过了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师范生成了香饽饽,因为好就业啊”......
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充斥着辞职后重启人生的故事,辞职变成了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力和品质的证明:它代表勇气、反抗和清醒的自我,一切改变都从辞职开始:27岁裸辞环游世界,35岁裸辞回乡种地,40岁裸辞跑去海外留学......它就好像电影《不一样的天空》结尾,德普点燃的那一把火——只要一把火就能烧掉过往,欢天喜地奔赴新生活。真的是这样吗?在小红书的“离职宣传帖”里,一切看起来的确很简单:想离职-提离职-找一个遥远的目的地-买一张机票,咻得一下,人已在大洋彼岸或是深山老林的某个村庄。
坦白说,在那些被展示出来的整齐划一的快乐和“后悔没有早点辞职”的声音面前,我也不免心动,但只是一时的,就像阳光下湖面流转的钻石波光,璀璨但易逝,而安静下来的湖,那底下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撑起这般广阔、深沉的宁静?
我好像一贯对流光溢彩的事物心存怀疑,因为那些故事太漂亮、自洽、完满,却缺乏细节和后续,偏偏我知道细节的那些故事——它们大都来自于身边人的经历,往往是苦乐参半的,充满怀疑和不确定,就像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你会不断经历说服和被说服,在发起挑战和处理失败中循环往复。
直到前阵子,我读到了大姐姐的文章。大姐姐在我就职的互联网大厂已经工作了7年,从22岁到29岁,可以说,她对这里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稳定的生活。但今年8月,就在她快要30岁的时候,她决定裸辞,开启gap year。走之前,她在公司内网上发布了一篇名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要划着我的断桨出发了》的文章,蝉联了一周的热榜冠军。我读到时已经是文章发布一周以后,当我点击作者头像进入个人主页,看到的是“已离职”三个字。幸好,她在信息栏里留下了联系方式。我找到她,问她能不能和我录一期节目。她犹豫了一下,因为不想过度宣扬自己的这次离职,但那篇文章发出后,她收到了三百多个微信好友申请,不少同事跑来问她辞职的事,甚至有人真的辞职了。她说这些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也许可以通过一期节目分享一些感受,于是最终还是答应了。
不过,录制并没有按照我们一早约好的时间进行,日期一再推迟:从9月中旬到9月底,又延期到国庆后。那段时间,我和大姐姐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我忙着上班,而她呢,离职之后的生活一天也没闲着:学习、旅游、写文章、做项目、考雅思、申请学校......终于,在国庆假期结束后的一个工作日夜晚,我们接通信号,开始对话。
在对话前,我列出了一系列问题:是什么支撑一个人做出裸辞的决定?尤其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和就业市场都不乐观的当下。在离职前,她对未来有怎样的计划?离开后,她的生活又如何在别处开展?对于近两年社媒上大热的“gap year”,除了留学考公考证三件套之外,我们还能有别的想象和路径吗?
大姐姐的回答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和完整——不是那种为了对外自圆其说而营造的完整,而是充满了具体的感受和细节:从最开始的起心动念、到反复掂量辞职的利弊、

最近两年,我常常感到一种分裂:一方面,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们扎堆吐槽就业压力,被裁的中年人们感叹着生活不易,似乎每一年都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毕业季”,各种分析帖里也频频提及“糟糕的大环境”。就拿我的老家——教育大省江苏省举例,当年无人报考的定向师范生的录取分数线已经超过了全市最好的重点高中,“师范生成了香饽饽,因为好就业啊”......
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上充斥着辞职后重启人生的故事,辞职变成了一种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力和品质的证明:它代表勇气、反抗和清醒的自我,一切改变都从辞职开始:27岁裸辞环游世界,35岁裸辞回乡种地,40岁裸辞跑去海外留学......它就好像电影《不一样的天空》结尾,德普点燃的那一把火——只要一把火就能烧掉过往,欢天喜地奔赴新生活。真的是这样吗?在小红书的“离职宣传帖”里,一切看起来的确很简单:想离职-提离职-找一个遥远的目的地-买一张机票,咻得一下,人已在大洋彼岸或是深山老林的某个村庄。
坦白说,在那些被展示出来的整齐划一的快乐和“后悔没有早点辞职”的声音面前,我也不免心动,但只是一时的,就像阳光下湖面流转的钻石波光,璀璨但易逝,而安静下来的湖,那底下的东西又是什么呢?是什么能够撑起这般广阔、深沉的宁静?
我好像一贯对流光溢彩的事物心存怀疑,因为那些故事太漂亮、自洽、完满,却缺乏细节和后续,偏偏我知道细节的那些故事——它们大都来自于身边人的经历,往往是苦乐参半的,充满怀疑和不确定,就像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你会不断经历说服和被说服,在发起挑战和处理失败中循环往复。
直到前阵子,我读到了大姐姐的文章。大姐姐在我就职的互联网大厂已经工作了7年,从22岁到29岁,可以说,她对这里非常熟悉,也建立起了稳定的生活。但今年8月,就在她快要30岁的时候,她决定裸辞,开启gap year。走之前,她在公司内网上发布了一篇名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我要划着我的断桨出发了》的文章,蝉联了一周的热榜冠军。我读到时已经是文章发布一周以后,当我点击作者头像进入个人主页,看到的是“已离职”三个字。幸好,她在信息栏里留下了联系方式。我找到她,问她能不能和我录一期节目。她犹豫了一下,因为不想过度宣扬自己的这次离职,但那篇文章发出后,她收到了三百多个微信好友申请,不少同事跑来问她辞职的事,甚至有人真的辞职了。她说这些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期,也许可以通过一期节目分享一些感受,于是最终还是答应了。
不过,录制并没有按照我们一早约好的时间进行,日期一再推迟:从9月中旬到9月底,又延期到国庆后。那段时间,我和大姐姐的日程表都排得满满的,我忙着上班,而她呢,离职之后的生活一天也没闲着:学习、旅游、写文章、做项目、考雅思、申请学校......终于,在国庆假期结束后的一个工作日夜晚,我们接通信号,开始对话。
在对话前,我列出了一系列问题:是什么支撑一个人做出裸辞的决定?尤其是在外部经济环境和就业市场都不乐观的当下。在离职前,她对未来有怎样的计划?离开后,她的生活又如何在别处开展?对于近两年社媒上大热的“gap year”,除了留学考公考证三件套之外,我们还能有别的想象和路径吗?
大姐姐的回答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和完整——不是那种为了对外自圆其说而营造的完整,而是充满了具体的感受和细节:从最开始的起心动念、到反复掂量辞职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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