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一席

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从2013年起，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在学业上努力付出，赢得高考这场战争，成了人们口中的“小镇做题家”。
对于一个寒门学子来说，排除万难考上精英高校就等于实现阶级跨越了吗？这或许只是故事的开始，在结束培养“做题机器人”的教育模式之后，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人生如何走。在陌生的文化世界里，他们进退维谷难以适应，时常自我低估、缺乏身份认同。
小镇做题家一度被认为是在考研、“考公”等领域更有优势的群体，他们被等同于更擅长背书做题。但在谢爱磊看来，小镇做题家的潜台词并不是他们擅长什么，而是缺少什么。同时谢爱磊的研究也显示出，小镇做题家们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份精英工作，学业成功越来越难以换来社会意义上的成功。
他在学校里发起「师友计划」等一系列活动，帮助学生们在大学的新生活与过往的旧生活之间建立起一条连接彼此的道路，想要在这个不完美的系统上，去做一点微小的能改变它的事情。
-时间轴-
00:42 一项关于“做题家”的追踪调查
04:03 在精英大学中“找不到感觉”
06:51 “自我低估”
09:03 你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13:06 农村籍学生在就业时存在哪些弱势？
19:50 我们可以为小镇做题家做些什么？
25:31 “你觉得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吗？”有一个受访者反问我，你觉得呢？

盛梦露
“绿汀小屋”创始人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孩子抑郁是父母、家庭导致的。事实上很难在这里面建立一个精确的因果关系。抑郁的发生和多个维度相关，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怪罪父母，是不公平的。我更倾向于认为，青少年的抑郁，是社会的某种“疾病”在最脆弱的这群人身上的爆发。在中国，受到抑郁症困扰的青少年有1000万到3000万之间。因为抑郁症而无法完成学业的孩子，大概有200万人。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内心千疮百孔的孩子们重启人生？
位于杭州的“绿汀小屋”就在做这样的尝试，为因抑郁休学的青少年提供长程的居住式的康复服务。
小屋像一个温暖的洞穴，抑郁休学的孩子可以24小时住在这里，与专业的陪伴者和伙伴朝夕相处，重获安全感和回归社会生活的力量。自2021年10月成立以来，绿汀小屋已经服务了约80个休学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
什么是更适合青少年的康复方式？小屋的模式是否有效、可推广？复元的过程常常充满曲折与反复，绿汀小屋也在实践中探索问题的答案。
——时间轴——
00:48 青少年抑郁症如何发生？
03:21 重新理解抑郁的孩子：“失控”的人生。
07:55  重新理解抑郁的孩子：社会的“疾病”
11:34 如何帮助困在家中的抑郁青少年？
14:00 造一座「绿汀小屋」
18:53 陪伴者：用新的关系，重新养育一个抑郁青少年
27:20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些孩子摆脱了抑郁症的困扰，重启人生了呢？
31:28 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

💡目前，绿汀小屋正在换场地（杭州良渚地区）、组建新团队，如果您正好有相关的资源和资讯或者想加入他们，欢迎联系shengmenglu@hzlvting.com。

刘东明，民谣音乐人、写作者。
音乐会照亮所有坚强人们的眼睛和胸膛，只有喜欢待在黑暗里的人才会害怕它的存在。

刘东明七十年代末生于山东，少年时期常在家乡的渔具店边打发时光边练习吉他，2000年开始北漂生活，起初在地下通道唱歌，后自嘲因摇滚乐太费钱而爱上民谣。
2005年首张EP《刘2的把戏》后，刘东明在“无名高地”做驻场歌手，和周云蓬、小河、张玮玮等人一起，成为中国民谣音乐场景中的一抹重要身影。
刘东明的音乐常以平实的视角书写身边的人与事，他认为那是民谣音乐最大的魅力，“歌唱他们，也是歌唱我自己”。
——时间轴——
00:12 🎵《老裁缝》
04:23 北方县城里的少年，一边在渔具店帮人绑鱼钩，一边刻苦练习吉他。
07:19 我带着母亲给我的几百块钱去了北京。
12:34 2002年，我因为卖唱被遣返。但又回来了。
13:44 摇滚青年慢慢喜欢上民谣。
18:3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24:03 汶川地震给我的感触很多，回来后，我写了《天水》。
26:04 🎵《天水》
31:04 我从来没有奢望我的音乐可以改变什么。但歌唱应该是诚实的。
35:05 我写了一张全新的专辑《流浪者之歌》，于2023年独立发行。
36:34🎵《夜莺绕过安达拉卜》

刘耀华，观念艺术家。
刘耀华30岁开始以艺术家身份创作第一件作品：邀请别人送一件自认为的“垃圾”给他，三个月内他共收到来自260多人的形形色色的“垃圾”，最后他给这些“垃圾”做了一个展览，结束后又把它们全部丢弃。
2022年3月，刘耀华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棵苹果树。他在175颗幼年苹果体内分别插入了一枚纤细的钢针，10月他将75颗存活的苹果采摘下来，它们大小不等，均有一定程度的畸形。他将这个艺术项目命名为《祝你平安》。
去年8月，刘耀华又深入中国西北的无人区，启动了为期一年的最新项目《一块广告牌》。也许如刘耀华所说，回到个体，将创作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行动。艺术就是对“我”的存在的理解、消化和修正的过程。
【时间轴】
02:04 在175颗幼年苹果内扎入一根钢针，长大的畸形苹果是我们的隐喻
09:15 每人送我一件“垃圾”，我把它们送进美术馆，这算不算艺术？
15:54 在城市邀请路人兜风失败：在一套秩序束缚下，我们还能不能脱轨？
23:01 每天睡前无目的、无意义的地喊叫5分钟，我从中体会到了自由
28:00 我在西北无人区立了一块广告牌，持续招商，我亲自去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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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长聘副教授。
人口学家曾认为，生育率下降至2.1的更替水平即会维持稳定，每个育龄妇女生育2.1个子女，这样一代人正好可以取代一代人，人口总量就会保持相对稳定。但上个世纪末，一些西方国家的生育率已降到1.5以下，进入超低水平，尤其是西欧和北欧。
北欧是世界上生育率最先下降到非常低水平的地区，但是从2021和2022年的数据 来看，北欧的生育率近年又有所回升。目前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出现在东亚，2020年中国的生育率是1.3，最近两年还在持续下降，韩国的生育率在2021年已经降到了0.8。
东亚生育率为什么会以如此快的速度，下降如此低的程度？普遍的回答是：东亚太卷。但答案真的这么简单吗？
【时间轴】
00:09 全球两个生育洼地：东亚与南欧
05:36 教育竞争压力会直接抑制人的生育意愿
12:57 婚育捆绑限制了东亚的非婚生育
21:23 东亚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塑造同质化的生命历程
24:32 计划生育40年，我们已经失去了对多孩家庭的想象
27:59 想生的不敢生，中国的生育实现率在快速下降
30:41 我们还能为提高生育率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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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起床点一份早餐外卖，打开软件叫车或是扫上一辆共享单车，到单位打开电脑浏览飞书或钉钉。这就是现代打工人的一个典型早晨。看似拥有了更多丰富便捷的选择，但构筑起生活的日常似乎也在被工具和技术侵蚀，甚至消失。
王小伟的研究方向是科技哲学，思考现代科技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关心技术对具体生活的改变：为什么通勤让人疲惫？为什么外卖难以下咽？为什么原本被称之为家的住房成了商品？
日常的消失是一种复杂语境的产物，个体在强大的时代洪流中也存在软弱性，但也许“夺回日常”能成为现代生活里人生意义得以展开的新锚点。而在回归简单又扎实的生活之后，我们也需要去到细微之处，重新审视人与技术的关系。
【时间轴】
01:02 技术的日常审查：把通勤、外卖、手机作为对象
03:17 通勤：一种无意义的损耗
06:20 通勤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已经完全被消费化、商品化了。
09:26 消费把有血有肉的人推到了城市的边缘
12:00 外卖：难吃，却不得不吃
17:18 年轻人讨厌家庭聚餐，这没问题。但要警惕滑入新自由主义的陷阱
21:29 手机：蚕食一切身体性体验
24:35 手机和资本一起创造了很多虚假的欲望
25:57 夺回日常的各种实践
——26:22 通勤路上，把城市看作一座雨林
——27:07 回到食物本身
——27:42为生活找到锚点
28:35 不让技术垄断我们的生命体验，不要把技术的便利看成是生命存在的全部内容。
📖王小伟老师的新书《日常的深处》已在一席商店上架，欢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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