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纵横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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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纵横捭阖，国际组织运筹磋商、中国与国际社会如何互动？世界有何新动向？请听专题节目 « 国际纵横 » 。

  1. 6D AGO

    2026慕尼黑安全报告悲观定调：全球秩序失衡 “正遭摧毁”

    刚刚结束的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汇聚了来自全球的1000多名代表，其中包括6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约100位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这是一个旨“通过对话促进和平” 的全球会议。然而，就在各国政要陆续抵达慕尼黑之前，年度安全报告已率先在欧洲政界与战略圈引发震动，为会议定下了凝重悲观的基调，确定了当前全球安全和政治环境中的诸多重要发展和趋势，称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破坏性的政治时期”。 这份全球安全报告的主题为“正遭摧毁”。全面破坏，而非谨慎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是当今的主流。现任美国政府承诺将本国从现有秩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重建一个更强大，更繁荣国家的，导致经历了80多年的建设之后，美国主导的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如今正面临瓦解。 报告引言部分勾勒出了目前世界格局，认为在许多西方社会，那些主张破坏而非渐进式变革的领导人已经崛起。他们推行破坏性政策的根源在于民众对民主制度运作的普遍失望，以及对真正有效改革的普遍不信任。 ”破坏者“代表：特朗普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这个对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塑造贡献最大的国家的总统——如今却成了破坏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支持者看来，华盛顿的强硬政治有望打破制度惰性，迫使各方着手解决以往陷入僵局的挑战。而批评者则担心，这种破坏性政策正在削弱国际社会应对人类最严峻挑战的能力。这种做法非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会造就一个富人和权贵享有特权的世界，而非那些寄希望于变革的广大民众的福祉。 特朗普只是当代政治中一种更广泛现象的最突出代表。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领导人通过承诺摧毁而非改革现有制度而崛起。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曾挥舞电锯作为竞选道具，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热衷于通过其“政府效率部”（DOGE）制造混乱，无数政客公开呼吁摧毁官僚机构、法院或国际协议。所有这些都指向同一个潜在动机：一种认为有意义的变革需要拆除而非修复的信念。 将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并非一套连贯的纲领，而是共同的行动风格和逻辑。这些“破坏者”利用人们对现状普遍的失望情绪，声称自己拥有在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彻底变革的使命。他们“行动迅速，打破常规”，宁愿选择彻底摧毁而非改革，宁愿追求速度而非深思熟虑，宁愿采取象征性的破坏行为而非缓慢的制度调整。他们的吸引力似乎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愿意摧毁他们眼中那些无可救药的破败之物。 民众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 报告认为，政治领域“破坏者”的崛起或许是二十一世纪最具深远影响的趋势之一，它正将自由民主社会推向——甚至超越——其崩溃的边缘。而推动这一趋势的并非少数激进分子。社会学家卡罗琳·阿姆林格和奥利弗·纳赫特韦将这种现象描述为“破坏欲”（Zerstörungslust），它在后现代社会中日益盛行。这种破坏欲源于人们对现有治理结构（包括国内和国际治理结构）的普遍不满，以及对改革和渐进式改进的信任普遍丧失。 为2026年慕尼黑安全指数收集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民众普遍对政府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持怀疑态度。在所有受访的七国集团（G7）国家中，认为现任政府政策将使子孙后代受益的受访者比例，远远低于预期这些政策会使子孙后代境况恶化的受访者比例。在法国、英国和德国，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达了对政府的这种不信任。此外，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政治体系和国际机构无力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风险——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传染病——也无法应对经济转型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其结果是，个人和集体的无力感日益增强，民众对国家和自身塑造美好未来的能力感到悲观。 美国已基本放弃“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2026慕尼黑安全报告认为，1945年后秩序的第三个支柱正面临压力，这涉及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和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在战后的大部分时期，美国都以“正义力量”的形象示人，致力于传播自由民主理念，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治理，并鼓励民主国家间开展广泛的合作。由此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体现了这些自由价值观——即便常常并不完美。但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已基本放弃了“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这种转变对美国的民主盟友产生了切实的影响。许多盟友对他们眼中这种不平衡且有时有悖常理的关系等级感到不安：长期的民主盟友受到公开批评，而专制领导人却受到赞扬。这种对比在对欧洲和俄罗斯的言论中尤为明显。 持有两种日益不相容的世界观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叛了西方的“真正”含义。一些政治家，例如意大利部长会议主席，意大利总理乔治娅·梅洛尼，试图弥合这种分歧，在两种不同的西方版本之间搭建桥梁，并以“让西方再次伟大”为口号。但如今，大多数欧洲政府认为，特朗普政府支持极右翼反建制政党，旨在“在欧洲各国内部培养对欧洲当前发展轨迹的抵制”，以及其对欧盟法规（例如《数字服务法》）的干预，是对核心民主价值观和欧洲主权的攻击。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认为，西方“如今仅仅是一个地理标签，不再是维系我们团结的规范纽带”。这种疏离感反映在公众舆论中。在慕尼黑安全指数调查的所有北约成员国中，认为西方不如十年前团结的受访者比例高于认为西方比十年前更加团结的受访者比例（图 1.3）。 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 但该报告也引用一些观察人士观点认为，特朗普对国际秩序和既有伙伴关系的冲击或许也存在积极因素？提出这是“创造性破坏还是破坏性创造”这个问题。 因为这种“推土机式”的政治变革可能带来新的机遇，从而构建更美好的未来。这种观点与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有几分相似：即深刻的变革无法循序渐进，需要拆除根深蒂固的结构，瓦解低效的安排，并释放更新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种刻意打破既定偏好和程序的非正统做法，或许正是因为打破常规而得以成功。这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对抗风格打破了制度惯性，迫使各方正视那些长期以来被搁置或忽视的问题。在这种解读下，破坏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催化剂，它为创新扫清了障碍，尤其是在改革屡屡被证明在政治上行不通的情况下。 事实上，就连特朗普的一些批评者也承认，他那种既具破坏性又富有创造性的风格确实促成了一些显著的进展。或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北约领导人担心美国退出北约，于是同意将国防开支目标设定为2035年前占GDP的5%，而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此前国防开支落后的国家甚至宣布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力求更早实现这一目标。另一些人则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有助于为加沙停火创造空间，即便最终达成的协议与拜登政府制定的方案颇为相似。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他对乌克兰问题摇摆不定的政策至少迫使相关各方（至少在口头上）考虑可能的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破坏性的做法并非仅仅是鲁莽，而是打破外交僵局的一种手段。 报告指出，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特朗普打破美国以往外交政策传统的前景最初也令人乐观——而且，特朗普的政策在这些国家仍然比在许多西方社会更受欢迎。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角度来看，国际体系的重组带来了一系列机遇。最重要的是，华盛顿终止对欧洲的优惠待遇被视为进一步推动了“多极化”趋势，使全球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并为更多国家提供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新机遇。同样，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来看，持续不断的动荡给华盛顿昔日盟友带来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正如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多次指出的那样，西方所认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角度来看，总是显得更加混乱无序，充斥着双重标准。 走向广阔无垠的开放世界：后战后（混乱）秩序的兴起 在破坏性政治之后逐渐显现的秩序图景，都显示出赋予强者特权的迹象——而不是那些希望破坏之后生活会得到改善的人。 一些人担心，新的世界秩序将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划分构成。西方分析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担忧，一些修正主义的非西方强权试图主导其周边地区，并将美国挤出各自的区域环境——对俄罗斯而言，这指的是东欧；对中国而言，这指的是东亚。如今，曾经的普世规则捍卫者美国似乎也在采取类似的策略。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国家安全战略中对西半球的优先考虑仅仅代表了美国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必须做出优先排序的一种新的“常识”。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该战略背后的世界观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周边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仅仅是对过于道德化的世界观的一种修正。在他们看来，这些行动体现了新的“非道德”外交政策，甚至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普京化”。批评人士指出，“国际关系应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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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AN 19

    特朗普2.0: MAGA一年给全球带来的深刻影响

    1月20号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一周年的日子，回顾过去的一年，特朗普无疑是全球最引人关注的人物。全球目睹了他的领导下美国外交传统发生的深刻变革。从向全球所有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发动的关税战，到最近派兵深入委内瑞拉总统府逮捕该国总统马杜罗夫妇以及对格陵兰岛发出的威胁等。从谴责多边协议、战略转向彻底的单边主义，到质疑历史联盟，美国外交政策被认为正试图推翻其自身缔造的世界秩序。这种重新定义或修正主义对地缘政治平衡、国际权力格局以及全球机构的合法性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美国重大转折之下，其他国家，无论被欧洲或其他地区的盟友及其竞争对手会敌对国家也都需要寻找对策，全球也出现了新合纵连横的局面。 本次国际纵横节目请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学院（IFRI） 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 来谈谈他的分析。 法广：在让美国更加强大的口号下，2025年12月4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其第二任期的对外战略与政策做出明确规划，和他的第一任期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并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相比，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战略重心发生了变化，他强调的是对美洲的战略，那么中国现在还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吗？ Marc Julienne：我认为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最大的对手仍然是中国。虽然这一点未必如此泾渭分明，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首次竞选总统时曾对中国发表过极其敌对的言论，但此后他的措辞已明显缓和。然而，在实践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依然强硬。例如，就关税战而言，如果将所有关税加起来的话，甚至可以说中国是遭受制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技术领域，中国不得不面对各种高额关税。美国仍然极力阻止中国获取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近，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委内瑞拉问题，乍一看，这似乎与中国无关，也可能表明美国正在重新将重心放在美洲大陆。但实际上，委内瑞拉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也是中国武器的主要客户——主要是中国军火。而且中国是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客户。此外，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无论是在巴拿马、委内瑞拉还是格陵兰，美国的目标之一就是驱逐、排除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和存在。 法广：如果说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中国影响力有目共睹的话，格陵兰岛和宗主国丹麦都否认了特朗普所说的中俄影响力的威胁...... Marc Julienne：关于委内瑞拉和巴拿马，中国的存在极其强大。我对格陵兰岛了解较少，所以暂不妄下断言。但就巴拿马和委内瑞拉而言，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在军备、贸易（尤其是石油）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都拥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力。至于巴拿马，它是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而巴拿马运河更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略要道，尤其对美国贸易而言。因此，中国的存在确实存在。那么，这种中国的存在是否对美国构成威胁呢？这或许是一个更为主观的分析，但无论如何，无论是在美国本土、美洲大陆还是亚洲，我都感觉美国并没有真正撤出，包括在亚洲，甚至在支持台湾问题上也是如此。而说美国没有撤出……这也意味着中美竞争依然非常激烈，甚至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 法广：说到中国在美洲的影响力，还不能忘记2024年11月正式开港，中国和秘鲁“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秘鲁钱凯港，这个工程也被认为是所谓中国如何在美国拉美后院扩张的重要象征？ Marc Julienne：所以，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确实非常强大，而且日益显著。因此，美国似乎正试图遏制这些投资和这种影响力。事实上，影响力也意味着非常牢固的依赖关系，因为如果中国控制了港口、机场或电信基础设施等战略基础设施，那么它就与该地区的执政政府建立了一种依赖关系。 法广：既然美国已经对委内瑞拉动手了，这会改变拉美或南美在中美之间的竞争力量对比吗? Marc Julienne：：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如果美国真的像美国总统所说的那样，控制了委内瑞拉，那么我们或许可以预见中国会失去很多合同，美国公司会在委内瑞拉占据主导地位，最终中国会被挤出委内瑞拉，甚至被挤出美洲大陆。但现在下结论真的为时尚早。 法广：特朗普回归一年之中，他的媒体曝光率极高，几乎每天都占据着各大媒体的头版，相比之下，中国国家主席领导人的似乎没有在聚光灯下被关注和讨论......您如何看这种局面背后？ Marc Julienne：我认为中国以及中国官方的沟通方式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有点假象，因为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太过夸张。他发表声明的速度快到我们根本来不及理解和消化。因此，在媒体眼中，中国似乎显得似乎更加疏远、更加稳定或更加平静。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事实上，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这表明台湾问题仍然极其重要，中国的军事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近几个月来，我们也看到了大规模的清洗，包括最高权力层和军方内部的清洗，这表明中国内部存在某种紧张情绪，也表明习近平对党的掌控依然非常牢固。此外，我们还看到了关于中国“十五”规划的初步公告，该规划将于明年三月正式通过。所以，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被来自美国的喧嚣和愤怒所掩盖。 法广：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欧洲与美国和中国构成一个国际地缘政治的重要三角形，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传统盟友欧洲对此发出批评和疏远后，欧洲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微妙？ Marc Julienne：我认为欧洲和中国为了对抗唐纳德·特朗普而达成和解，这只是一些人所支持的想法或假设。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这只是一厢情愿。由于种种原因，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中国在政治、经济、工业和技术发展轨迹上与欧洲截然不同，差距非常大。事实上，这种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对抗性的。在欧洲，我们谈论的是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例如，中国的产业政策旨在尽可能多地将全球产业价值链集中在其境内，从而最终实现多出口、少进口。而这最终是一个零和博弈，欧中无法合作。欧洲无法既保护中国本土产业，又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合作。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领域，欧中技术模式最终存在着断裂和鸿沟。 至于政治方面，我无需赘述，大家都能看出我们面对的是两个并不融洽或彼此理解的政治体系。因此，我理解为了对抗特朗普而与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但实际上，我担心欧洲最终会变得相当孤立，孤立无援。一方面是日益敌视欧洲的中国，尤其是在经济和工业领域；另一方面是同样日益敌视欧洲的美国，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欧洲的觉醒，在工业、科技和军事领域实现战略觉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力量平衡。因为面对大国和独裁者，力量平衡才是关键所在。 法广：这是欧洲现在寻找加强与印度结盟的原因吗？ Marc Julienne：印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伙伴，对欧盟来说也是如此。对法国来说更是如此。它是法国最大的武器客户。欧盟和印度之间确实有一份自由贸易协定草案，可能会在1月底的欧盟-印度峰会上签署。马克龙总统也将在2月份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因此，印度和欧洲之间的议程非常繁忙。鉴于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以及可以说与美国的关系日益紧张，我们当然希望实现贸易多元化。对欧洲而言，寻找新的伙伴，甚至是新的盟友，以拓展我们的选择至关重要。而印度正是能够为这种多元化做出贡献的国家之一。 法广：最后，如果何以用一句话评价特朗普2.0 的第一年，您如何总结？ Marc Julienne：一个词就是“动荡”或“混乱”，因为国际贸易格局被颠覆，联盟关系受到质疑，国际法也被唐纳德·特朗普彻底摧毁了。所以，我们确实在2026年伊始就身处一个完全混乱的国际格局之中，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因为欧洲的主要盟友，同时也是亚洲民主国家的主要盟友，现在也受到了质疑...... 非常感谢法国国际及战略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Marc Julienne接受法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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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JAN 11

    “一个新的宗族式帝国正在华盛顿成形”

    在本次国际纵横节目中，我们选播地缘政治专家吉尔·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在法国世界报论坛版面的一篇文章。 吉尔·格雷萨尼是地缘政治杂志《大大陆》（Le Grand Continent）的主编，他在周日的世界报网站上指出，“特朗普主义的核心教义，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再殖民化” 面对正在走向帝国主义的美国，格雷萨尼呼吁欧洲和法国不要任由自己被“附庸化”。在他看来，一切都没有尘埃落定。 吉尔·格雷萨尼表示，2026年，新特朗普主义进入第二年。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时刻。过去十二个月里特朗普做了很多事，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他做得既太多，又不够。 格雷萨尼写道，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逼近，共和党的民调表现不佳，而每当美国人真正投票时，结果往往更糟：纽约、迈阿密等地市政选举的惨败就是明证。法官依然在位，总统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种种证据在不断的累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家族的财富暴增了数十亿美元，而与此同时，购买力问题依然是所有不属于美国寡头阶层的美国人最敏感、最切身的焦虑。 特朗普阵营的精英对此心知肚明。也正因为如此，自1月2日起，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时刻。自二战以来，美国从未在短短数小时内威胁要对五个国家--古巴、哥伦比亚、伊朗、墨西哥以及丹麦属地的格陵兰--采取干预行动，而此前，美国还已经对第六个国家出手，这就是委内瑞拉。此前，美国从未抓捕并绑架一位在任总统，把他带走受审；也从未如此明确地把领土吞并写进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新的宗族式帝国 格雷萨尼继续写道，这场充满暴力与蛮横的力量展示，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在委内瑞拉的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次针对独裁者的行动，但不是针对独裁体制本身的行动，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真正的“政权更迭”尝试并不发生在加拉加斯，而是在华盛顿。 格雷萨尼认为，如今，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是明明白白的、是激进的、是反动的。特朗普主义的整体教义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再殖民化（recolonisation）。“重回殖民主义（Bring back colonialism）”和“让殖民主义再次伟大（Make colonialism great again）”已经成了美国这个西方头号强国的新的行动口号。 格雷萨尼指出，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却有着陈旧的灵魂。一个新的宗族式帝国正在华盛顿成形。它深受硅谷运作方式的影响，把公与私完全融合在一起，试图把美国改造成一家公司，并让这家公司由“总统这个首席执行官”来掌控，同时，把世界其他地区改造成按照它们的盈利能力来管理的“空间”。 谁有能力对抗特朗普的帝国式整合呢？ 美国总统掌握着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同时也掌控着其数字体系所带来的超级力量。那么，谁还能够抵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呢？ 格雷萨尼认为，如果我们保持现实主义的话，就必须直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纯粹分析层面的问题：今天，究竟谁有能力对抗这种帝国式的整合呢？谁能抵抗欧洲和整个西方被附庸化、谁能抵抗人民的主权被抹除、谁能抵抗公共机构被“打断式改造”呢？我们怎么能够抵抗把北约转变成一个“新华沙条约组织”、在一个巨大的算法空间中溶解一切实质性的主权？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但性质不同：如果我们不尝试抵抗这一计划，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白宫的这种在半个地球冒险的力量，来自于它刻意制造的让人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震慑感和失败主义是滋养白宫冒险的养料。我们领导人的那种“心甘情愿的附庸化”，给我们的政治体系和社会行动力裹上了一层厚重的铅板。 防御性的共和力量 虽然如此，但事情并不是就这样了，就无法改变了。我们既不是象棋的棋子，也不是在一盘棋局旁边只能被动观看的看客。新特朗普主义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普京，可是，在经历了四年的战争之后，普京依然没有能够征服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那些共和国一旦意识到自己必须战斗，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一切地缘政治对抗，同时都是政治对抗。华盛顿的制度还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莫斯科那样的制度。有人说，在军事上，我们根本不可能抵抗美国对格陵兰的武力接管。但这是忽视了一个事实：任何针对处于防御地位的欧洲部队的攻击，尤其是造成伤亡的攻击，都会给唐纳德·特朗普带来巨大的政治危机：这种政治危机或者是来自美国国会、尤其是美国参议院中仍然存在的制衡力量，或者是来自他的选民包括其基本盘中至上主义倾向的那些选民，或者是来自于他在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我们正经历一个看起来极其“戴高乐式”的历史时刻。我们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抵抗住这种帝国整合许诺给我们的失败，但一切迹象都表明：如果想继续是我们自己，就必须努力让这种帝国整合加速坠落。帝国的缰绳不可能长久驯服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而美国至少在目前仍然是一个共和国。 这首先要求我们对现实作出清醒的判断：既不陷入失败主义，也不沉溺于幻想。要摆脱那种只做边际性修修补补的逻辑，重新回到“大政治”的轨道上，真正接受力量对抗，释放出推动我们僵化制度进行深层变革所必需的能量。对抗这场反动的“反革命”，绝不应该去保卫旧制度本身。 最后，格雷萨尼表示，我们当然可以批评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制度，但它们恰恰是为这样的时刻而设计的。在欧洲，法国具有独特的位置，完全可能成为第一个让人们清醒的国家：面对这种宗族式帝国主义，对“防御性的共和力量”的需求，是深刻的，也是广泛存在的。这种力量可能能够席卷一切，因为它具有传染性，甚至能够反过来激励并支撑美国人自己。 其实，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如果我们不反应，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所有人同样清楚的还有，如果向华盛顿以及向新科技领主的意志俯首称臣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而且，所有人也都明白：在这个历史关头，将评判我们的标准，只取决于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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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JAN 8

    易富贤：中国人口危机将重写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前景

    2026年新年伊始，有关中国人口减少的话题引发热议，一方面，曾主管中国计划生育十年的中共前高官彭佩云病逝，引发部分中国网民的诅咒式“送行”和“算总账”。计划生育政策大幅降低了中国出生率，让其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面临即将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国家的黯淡前景，在一胎政策被废除后，中国政府先后也出台了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最新的措施是今年1月1日生效的避孕套和避孕药的价格上涨等，这些政策是否有效令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口下降的趋势会给中国发展前景和国际地缘政治都带来不小的影响。 本次节目就此专访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先生，他在采访最后点出，中国目前人口持续下降的局面很难改变，要改变，就需要中国政府的政治模式、政治经济体制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易富贤在他发表在《当代中国评论》总结他推动停止计划生育的文章中指出，2026年1月1日是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十周年纪念日。曾主导计划生育数十年、一度主张实行百年计划生育的彭珮云于2025年12月21日逝世，享年96岁。如今，她被贴上“改革派”的标签，却无需承担任何责任，这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这样一项不人道的政策会持续35年之久？ 他在文中回顾指出，1979年，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提出独生子女政策，并得到陈云、邓小平等高层领导人的支持。1980年3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导弹专家宋健等人的文章，预测到208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42.6亿，这更加坚定了当局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决心。全国人大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对独生子女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这只是暂时的，因此该政策缺乏全国性立法，仅通过一封“公开信”进行推广。在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的支持下，二孩政策于1985年开始在多个地区试行。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一切。晋升为国务委员的宋坚说服新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加强独生子女政策。到1991年，当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独生子女政策本应结束。相反，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彭珮云将她家乡湖南省试行的“一票否决权”推广至全国，将计划生育绩效与框架推广挂钩，推动生育率从1990年的2.3降至1995年的1.43，并在2000年进一步降至1.22…… 法广： 在中国废除独生子女政策10年之际，最近媒体上出现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有报道引述联合国的一个数据显示，如果中国生育率没有得到提高，2100年中国人口将下降至5亿以下，您如何看？ 易富贤：主要是以前中国官方认为全面二胎政策能够逆转人口下降的势头，到2030年每个妇女生1.8个孩子，但是现在看，今年有可能只有0.9个 孩子。2023年只有1.0，2025年每个妇女可能只有0.9个孩子。 今年1月19号中国官方要公布出生数据，我估计这个数字可能只有700多万。中国的出生人数远远的比官方预测的要少。所以中国政府没办法，只好出台一系列政策，比如说鼓励结婚——以来结婚很难，要到地登记，很多程序比较复杂，现在都很容易。中国又提供育儿补贴，产假，生孩子免费等措施。中国政府感受到人口危机很严重。现在对避孕套也征税了，以前是免税的。所以中国从以前的人口控制，一下子变为鼓励生育了，所以媒体也关注起来。 法广：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口问题危机，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计划生育带来的控制人口的后果。从总体上看，人口大幅度的降低前景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易富贤：因为中国能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主要就是依赖年轻人口创造的“人口红利”。现在中国的人口面临很大的危机， 2012年中国劳动力开始减少，中国的经济增速也从以前的10%以上慢慢下降，现在官方公布为5%，事实上应该可能更低。2029年到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会比美国要老，那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之前中国经济增速曾超过美国，是美国的两三倍，中国政府提出了“东升西降”的判断，都是基于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但是现在看，中国人口数据根本没有官方所公布14.1亿，应该是不到12.8亿，并且老龄化的速度远远地超出预期，中国经济下行的速度也远远高于中国的官方数据所以对地缘政治影响也很大，因为以前把中国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体，必须要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那么地缘政治格局要彻底改变。现在中国的人口已经萎缩了，中国官方认为说到2031年才开始萎缩，但官方承认2022年已经开始减少。事实上，在2018年我就指出当年已经开始减少了，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所谓的“中国梦”是建立在虚假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抛开这个虚假数据的话，那么地缘政治的格局和前景就会重写。 法广：有的人可能会反驳说，美国也只有3亿多人口，日本也只有1亿多，所以就说如果还有5亿，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大国 ？ 易富贤：5亿人口大国，那是老年人口。比如说1980年中国中位年龄只有22岁，当成美国是30岁，所以青年中国追赶中年美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但是，现在中国中位年龄已经44岁了，美国只有40岁，已经比美国老了。但是中国其他的人口参数，比如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仍然比美国年轻，除了中位年龄比美国老，其他的人口参数比美国年轻。所以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然比美国高，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在缩小。但是到了2030年，2035年，中国所有的人口参数都比美国差，那么经济增长率就比美国低。日本以前人口结构也很年轻，经济在1995年达到了美国的73%，现在人口老化，但仍然还有一亿多人，比以前稍微少一点点，但是它的经济规模已经只相当于美国的14%了，从以前的73%降到14%。中国在1990年左右是美国的7%左右，那2021 年增加到美国的71%，但是今后随着与美国人口差距的扩大，比如说到2050年，中国的中位 年龄是59岁：就是说一半人比59岁老，一半人比59岁年轻，而美国只有43岁，印度只有39岁。印度的经济发展目前好像并不起色，但是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超过日本，很快将超过德国，估计2，3年之后成为世界第三经济体。 印度好像各方面表现也不是很突出，仅仅是凭着年轻的人口结构，马上要成为第三大经济体。 那么今后能够挑战中年美国的不是老年中国，而是青年印度。所以 印度的潜力非常巨大。而中国最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可能超过美国。今后印度能够取代中国，能够超过中国，甚至可能超过美国，那么地缘政治格局就不是东升西降，就应该是印度崛起，也是南半球，比如说这个印度尼西亚，南美洲，非洲的 这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这些国家占世界经济比例才不断增加，而北方国家人口老化很严重，那么今后不是“东升西降”，是“南升北降”。而北半球的衰退，比如说目前连这个欧洲的经济强国德国、法国都因为人口老化出现衰落了。但是印度，以及其它南半球国家，非洲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由于人口年轻，他们的经济还比较稳步的增长。 法广：那么具体来说，如果可以预测的话，老龄化的中国社会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易富贤：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在1980年是22岁，现在44岁，到2050年是59岁。中国目前一个65岁以上老人对应的是四个20岁到64岁劳动力。所以中国目前妇女很多在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生活很好，因为城市只有一亿多老年人领社保，全国有八九亿劳动力支撑他们，生活确实也很舒服。但是中国这个老年比例目前是一个老人对应四个劳动力，到2035年，一个老人对应2.4个劳动，到2050年一个老人只对应1.5个劳动力，那中国的社保、医保面临很大危急，债务也面临很大危急。中国的经济已经不堪重负了，目前养老金肯定不足。因为你只有一个小孩，靠政府也靠不住——因为政府它也没钱，劳动力减少，老人增加，社保、医保都面临很多问题。目前中国政府有大量的资金，用来投资高铁、高速公路，一带一路。但是随着人口老化的话，中国政府必须支付的养老金、医保、社保开始增加。中国政府的投资就会减少，没有钱用来投资，甚至维护都很难了，今后就会很麻烦。对国防和科技等方面的投入也会减少。因为人口老化，没有钱投入。同时，人口老化就没有足够的年轻人来进行科技创新。 法广：有文章就说解决人口老化，人口急剧下降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通过移民，但是中国的移民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外来居民不足100万。移民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法吗？ 易富贤：移民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方法，对欧洲也不是，欧洲高度依赖移民，但移民也引发了社会问题，移民并不是“主食”，只能是“佐料”。比如美国，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发达是因为移民，事实上美国的发达并不主要是因为移民，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生育率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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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28/2025

    风云交织·2025年大事记

    2025乙巳蛇年行至年末。这一年，国际局势在延续紧张的同时不断出现新的震荡点：多场区域战争进入新的阶段，恐怖袭击重回公共空间，多国政权更迭、选举频繁，社会撕裂与政治极化持续显现；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疲态愈发凸显。本期国际纵横，回顾2025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 2025年的开局充满冲击。1月1日凌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在新年庆祝活动期间发生严重车辆冲撞式袭击。一名男子驾驶皮卡车冲入人群，并使用突击步枪射击，造成14人死亡。袭击者随后被警方击毙。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并确认袭击者自称受到“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影响。原定在附近举行的大学橄榄球“糖碗”比赛被迫延期。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围绕安全、移民与极端主义的讨论迅速升温。 1月7日，法国极右翼政治人物让-玛林·勒庞去世；1月16日，美国导演大卫·林奇去世。年初接连传来的讣告，为这一年定下了沉重的基调。 1月20日，华盛顿迎来政治重头戏。唐纳德·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开启其第二个、且并非连续的总统任期，成为自19世纪以来首位以非连续任期再次就职的总统，同时也是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总统。万斯同日就任副总统，美国政治正式进入新的周期。 聚焦进入新年的欧洲：波兰从匈牙利手里结过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国一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完成加入申根区的进程，陆地边境管制自此取消；乌克兰正式加盟国际刑事法院。东欧与中欧的政治变动在1月至2月密集展开。1月26日，白俄罗斯举行总统选举。自1994年执政至今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缺乏实质性反对派的情况下，以超过87%的得票率再次连任。自21世纪初以来，白俄罗斯选举的自由性与公正性长期受到国际社会质疑。此次选举的背景，与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战争高度相关。白俄罗斯继续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联系，包括接纳俄罗斯战术核武器，并被正式纳入俄罗斯核威慑使用原则的防御范围。 2月23日，德国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投票率创下自1998年以来新高。基民盟/基社盟联盟重新成为第一大政治力量，选择党得票较上届选举翻倍，而社会民主党则跌破20%，创下自19世纪末以来的最低水平。自由民主党未能跨过选举门槛。两个月后，基民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通过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当选联邦总理，德国政坛进入新阶段。 与此同时，已满三年的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仍是2025年欧洲安全格局的核心变量。战线在年初基本维持僵持状态，双方在顿巴斯及南部地区持续进行高强度消耗战。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能源与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乌克兰则依赖西方军事与财政援助维持防御能力。欧盟与北约成员国内部，围绕援乌规模、军工产能与长期战略目标的分歧进一步显现。白俄罗斯在战争中的角色亦持续受到关注，其在军事与核安全层面与俄罗斯的高度绑定，使东欧地区的安全风险长期处于高位。 春季到来之际，3月29日，一次日偏食横跨北美东部、格陵兰、西欧、俄罗斯北部与北非，引发广泛关注。这是21世纪第17次日偏食，也是2025年首个重要天象。 4月13日，大阪·关西世博会正式开幕。这是大阪继1970年后第二次举办世界博览会，展期持续至10月13日，预计接待超过2800万人次。该届世博会回归五年一届的传统周期，成为亚洲地区2025年最重要的国际公共活动之一。 4月21日，教皇方济各去世，全球天主教界进入哀悼期，并随即启动新一轮教宗继任程序，利奥十四世接任。 5月至6月，选举与社会议题持续成为主轴。5月，罗马尼亚举行总统选举。此前一年总统选举因竞选经费申报问题被宪法法院裁定无效，政治局势一度陷入僵局。最终，布加勒斯特市长尼库绍尔·丹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3.60%的得票率胜出。与此同时，波兰总统选举也在5月和6月举行，在创下第三共和国以来最高投票率的背景下，自由派候选人拉法乌·恰斯科夫斯基在第二轮中以极小差距败给民族主义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成为波兰历史上最为接近的一次总统选举结果。 5月中旬，第69届欧洲歌唱大赛在瑞士巴塞尔举行。奥地利选手凭借歌曲夺冠。比赛再次因以色列参赛及其最终排名引发广泛争议，延续了欧洲歌唱大赛近年来不断面临的政治化讨论。同样在5月，印度、巴基斯坦爆发激烈军事冲突，交火过程巴军出动由中国制战斗机，击落多架印度战机，其中似包含法国制“阵风”战机。 6月3日，韩国举行提前总统选举。这次选举源于总统尹锡悦被宪法法院罢免。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以49.42%的得票率胜选，并于次日宣誓就任，韩国政坛完成一次非正常周期内的权力交接。 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在2025年并未因时间推移而结束。加沙战争在年内持续延烧，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军事行动断续升级，加沙地带的人道局势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停火谈判多次启动但进展缓慢，地区冲突外溢风险持续存在。黎巴嫩南部、红海航道及更广泛的地区安全议题，使这场战争逐渐超出双边冲突范畴，成为牵动中东乃至全球政治与外交博弈的重要变量，也为随后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埋下背景伏笔。 6月中旬，中东局势急转直下。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代号为“崛起之狮”的军事行动，伊朗随后实施“真实承诺3”反击，双方冲突迅速升级。6月21日至22日夜间，美国直接介入，对伊朗多处核设施实施打击。 几乎在同一时间，科学界传出沉重消息。6月，国际气候研究团队发布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在当前排放轨迹下，将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已不再现实。这一判断被视为对《巴黎协定》目标的重大警示。 夏季与初秋，社会动荡与地区冲突并行。5月至7月，柬埔寨与泰国在柏威夏寺地区爆发新一轮边境武装冲突，局势一度紧张，后在地区斡旋下逐步降温。7月至9月，马达加斯加因长期水电短缺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演变为全面政治危机。总统拉乔利纳辞职后，军方接管政权，并宣布过渡安排。 9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葡萄牙加入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行列。同月28日，摩尔多瓦举行议会选举，执政的“行动与团结党”继续保持多数席位。9月4日，意大利设计师乔治·阿玛尼去世；9月10日，美国极右翼政治活动人士查理·柯克在一次校园活动中遭枪击身亡，再次引发美国社会对政治暴力的关注。10月1日，英国灵长类学家简·古道尔去世。10月，在特朗普斡旋下，以色列与哈马斯初步达成全面停火协议。随后，巴黎的卢浮宫因上演了荒诞又惊心动魄的“7分钟珠宝大劫案”而成为全世界焦点。 11月，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举行，在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各方仅就有限议题达成共识。同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美国与阿根廷未派出代表出席。同月，香港大埔宏福苑发生大火，死伤惨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台湾有事”的相关言论，引起中日外交冲突。澳大利亚通过的《网络安全修正法》亦在年内确认，于12月起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开创全球先河。 年终，诺贝尔奖各奖项如期揭晓，成为这一动荡年份中少数仍按既定节奏运转的国际象征。12月14日，澳大利亚悉尼邦代海滩的一场犹太教哈努卡庆祝活动爆发大规模枪击案，死伤多人。12月28日，法国偶像影视明星碧姬·芭铎91岁辞世。这一年间，众多巨星陨落，战争尚未远去，政治裂痕仍在扩张，气候与制度性挑战持续加重。2025年在多重不确定性中落幕，迈入2026年，世界依旧站在变动的节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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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2/22/2025

    21世纪已走过1/4 ：多重危机和挑战

    21世纪的第一个25年即将结束。千禧年的希望早已被战争和技术革命的浪潮带来的冲击取代，如果用简单的视角来描述世界整体面貌的的话，经常听到的可能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集团的回归。更细致的分析方能看到国际体系的逻辑、社会深层的动态以及影响世界许多地区的文明危机。面对当前的动荡局势，以及欧洲在这种不确定环境下的回旋余地，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节目请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院士、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始人兼所长，以及世界政策会议创始人兼所长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 Thierry de Montbrial）谈谈他的分析，他的最新著作，关于经济体系和战略的年度全球报告《对抗时代》（ «L’ère des affrontements», Dunod）荣获地缘政治书籍特别奖。他和多米尼克·戴维共同撰写的《新棋盘》（A New Chessboard）将于2026年出版。这副新棋盘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本次节目分享这次采访的部分内容，欢迎收听。 首先对如何理解当今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他认为必须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他也拒绝将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 德蒙布里亚尔： 我们必须认识到，大多数谈论这些问题的人都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价值观、善恶观等等都根深蒂固。因此，许多国家，当然也包括俄罗斯，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其依据是存在一个“参照秩序“，简单地说，就是联合国秩序，它代表着善，而这些强权正试图为了自身利益摧毁它。这一点没错。但其根本假设是，这个秩序确实存在，或者说，它被某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国际民主进程所维护。而现实是，二战后存在了几十年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如今已不存在所谓的”参照秩序“了。而且，我们往往会把这种秩序美化，因为即使在苏联解体前，存在过真正的国际秩序吗？我认为没有。当时存在着一种西方秩序，存在着权力斗争等，但这并非国际秩序。显然，苏联并不认同与美国或西欧相同的国际体系愿景。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正如世界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而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全球相对混乱的局势下，我们是否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如果是，那又会是什么样的秩序？或者，我们是否正走向混乱的加剧，最终走向彻底的混乱？但我们不应总是把一切视为某种曾经存在、需要我们重新发现的理想秩序。 法广：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国际秩序并不存在。我们目睹的是一个混乱的国际体系。而问题在于，这个体系将如何演变。您提到世界多个地区正在经历一场文明危机。您认为“文明危机”这个术语涵盖了哪些内容？ 德蒙布里亚尔：“文明危机”涵盖了很多方面，因为这或许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以西欧为例，“基督教世界”已经终结。我指的是基督教世界的终结，并非指基督教本身。基督教世界指的是一种文明秩序，它深深植根于基督教这一宗教，几个世纪以来塑造了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我看到那种秩序彻底消失当我回想起青年时代，就感觉自己仿佛生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然，年轻人，无论怎么称呼他们，都不了解那种旧秩序。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转变。既然我在谈论基督教世界，我还可以更进一步。我们目前正处于一个政治时代，在这个时代，除了伊斯兰世界之外，用尼采的名言来说就是：“上帝已死”，这意味着人们不再提及上帝的概念。当然，我在这里是以分析者的身份在说话。现在，它带来的政治后果极其深远，因为这意味着在西欧去基督教化的民主国家，名义上由法律通过在或多或少随机选举产生的议会中连续投票决定的主权人民决定着道德问题，并对40或50年前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秩序之外的事项做出决定。 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转变，是极其深刻的人类学转变。它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但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地球上的确存在一些地区，用一个常用的术语来说, 他们或明示或暗示地引用着可能截然不同的价值体系。例如，俄罗斯目前在某些方面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因为俄罗斯在道德上遭受了极大的损害，这还算是轻描淡写了，从共产主义时期开始，讲到这里，我想到了索尔仁尼琴，在尽管如此，在社会层面上，在婚姻、生育等问题上，他们仍然有着一套价值基础，这与迄今为止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至少与西方国家、欧洲乃至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觉醒主义”对普通俄罗斯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等等。这就是我的意思。 RFI：我们来谈谈您提到的文明危机。您曾说，主要原因是失控的数字革命、教育、教学和记忆的衰落，而这又与社会的分裂以及不文明和暴力行为的增加密切相关。 德蒙布里亚尔：是的，这些确实都存在。我相信，依然是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的重大发展，科学技术一直塑造着人类的重大发展。比如，废除奴隶制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显然是技术进步，使得人类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妇女解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技术进步的积极成果等等…… 所以，我们今天正经历着世界历史上一个绝对独特的阶段。我说的“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指的不是2025年或2026年，而是以几十年为尺度的当下，我们正目睹一场持续不断的科技和工业革命。不仅如此，这场革命还在持续加速，大约持续了六十年了，但可能会更久。历史上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变革浪潮接踵而至，一波浪潮的影响尚未消退，新一波浪潮就已到来。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吸收和适应浪潮的能力必然是有限的，因为人类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社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因此，当我们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浪潮，却根本没有时间去吸收时，其影响将难以预测。而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期和历史阶段，它将影响到每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幸免，无论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因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即使是展望2026年也并非易事，而如果仅仅从技术角度来预测未来五年，那将极其困难。 法广：我们来谈谈欧洲。您认为欧洲的构建已经进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阶段。最终的问题是，欧洲是否能够从分裂中恢复过来，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您谈到的是分裂还是衰落？第二个问题涉及欧洲安全。您遗憾地指出，这个问题最终被简化为俄罗斯的威胁…… 德蒙布里亚尔：是的。首先，欧洲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苏联解体后，总是不得不回顾苏联解体的历史。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洲人的反应是决定尽可能扩大原先的欧洲共同体。“欧盟”这个词是在苏联解体后，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而出现的。我们随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选择尽可能地扩张，并将大部分——并非全部，但很多——前苏联“外部帝国”的成员国纳入其中，例如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曾经是苏联一部分的国家，例如被吞并的波罗的海三国。我在这里不需赘述这些历史细节。 因此，我们必须明白，这些国家的融合极其复杂。他们拥有完整的历史，经历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甚至在苏联时期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早已存在。欧洲东西方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显著差异，例如斯拉夫国家、拉丁​​国家等等。甚至在基督教内部也能看到宗教领域的巨大分歧——天主教、东正教等等。这些都是极其深刻的文化差异。我们最终还是建立了如今被称为欧盟的欧洲实体，希望进一步扩大，面对乌克兰问题，我们的反应与苏联解体后的反应如出一辙，认为必须将乌克兰纳入欧盟的版图。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种扩张，在这种扩张中，我们完全放弃了苏联解体前欧洲一体化的伟大信条。也就是说，在充分深化前一阶段的成果之前，不会进一步扩张。 因此，这就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之前基于深思熟虑的信条是：共同利益越多，欧洲一体化就越不可逆转，因为这些共同利益最终会成为整体利益。然而，当走得太快时，而这正是我们遇到的情况，你确实会拥有越来越牢固的联系，但整个体系却不再有效，或者至少效果大打折扣。而到了那个时候，它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崩溃。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威胁。 关于安全，关于俄罗斯的威胁等等，根本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整体安全利益”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对于构成整体的“整体”而言，欧盟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实体。如果我是波兰人，或者如果我是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等等，我会对俄罗斯感到担忧，因为我的整个历史都与它息息相关。但作为一个法国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这个问题显然截然不同。 今天，我非常担心的是来自南方的威胁，这远比坦克纵队的入侵更加阴险。我们可以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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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2/14/2025

    台湾作家李昂：作品揭示社会、政治和人性的真实

    台湾著名作家李昂2007年出版的小说《鸳鸯春膳》以食物为线索，串出了一场关于食色性与與政治的筵席、字里行间充满生命中最华丽的体验和冒险。小说出版后近二十年后，因参与香港反送中运动而被迫流亡台湾的香港漫画家柳广成将其中两个章节《牛肉面》和《春膳》绘成漫画出版，李昂原著中的东方神秘和漫画的直接情色形成对照和碰撞，让食色性与权力，历史，吃与被吃，欲望与生命等主题更加直接地展示出来，同样因为太直接而被列入18岁下禁书行列。李昂最近到法国出席相关活动时，強調她的书要揭幕的是社会，政治和人性的真实。而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台湾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她又如何看今天的台湾和台海关系？ 走遍全球寻找美食的她也有自己的普鲁斯特马德莱小蛋糕吗？  法广：出版近二十年后，如果重写《鸳鸯春膳》，会如何写？ 李昂：的确会不同，因为用食物来写小说在当时的华文世界里不太看到。唯一的是中国作家陆文夫写的《美食家》，可那只是一个中篇小说而已，我想要写的是一个长篇小说。因此，就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去搜集很多材料，后来发现以前没有人写过的东西，写起来非常辛苦，不知道怎么写……已经快20年了，之后我在全世界吃了无数的餐厅，也经历了我的人生，我也老了二十岁，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差距，所以如果再来写的话，我想会很不一样。 可是我很高兴我那个时候写了，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没有那么清楚地觉得什么可以用来写小说，所以这个摸索的过程反而让这一本《鸳鸯春膳》里面充满了很复杂的东西。如果现在差不多20年后，我再来写的话，因为太清楚了，条理清楚，而且知道要表现什么，我觉得反而没有办法写出这么好的一个作品。所以其实我觉得，创作有的时候在一种朦朦胧胧和摸索的过程中，反而会很丰富。凡是把它想的太清楚的时候，可能反而创造不了丰富的高水平艺术创作，而且有很多要说的在里面。所以我还是很高兴那个时候写了这本书。 法广：20年过去了，台湾的社会政治和人性的这方面的要表现的真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方面讲，您可能会有其他的看法 ? 李昂：如果现在来写，仍然还要触及到这一些实际的台湾社会、政治，以及女性的权益、性别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台湾这20年来也经过非常大的改变，包括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包括在法国（南特尔）大学演讲的时候，我也讲到，法国或者西方的年轻人现在喝酒少，做爱少。可是在台湾，在远东，有趣的是，因为大家正在开放，所以曼谷的情色多么夸张，台湾年轻人也因为最近在这20年得到很多方面的自由，他们现在非常享受这些自由。因此整个社会阶段，跟西方比起来的确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重新再来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用更少的社会、政治的事件来写，而写到更多人的部分，以及我后来对于宗教的部分，死亡…… 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对死亡、对宗教有了更多更深刻体悟的时候，觉得我可能会反而淡化很多的社会、政治议题，而朝向更多食物跟人性之间。 我一直说“吃”是个很残酷的事情，我们其实是吃了别人的生命，因为它们不如我们，只好被我们吃，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事情。我觉得它牵扯到的，更多的是一些跟死亡，跟轮回，跟这些被吃的东西到哪里了，下辈子还来找你吗有关…… 可能会更着重这个部分，而社会或政治的议题，反而不会再像第一本书《鸳鸯春膳》，快要二十年前写的时候那么着重写关于台湾社会的变迁，关于妇女的地位，政治的问题，跟中国关系等这些问题，我想这些大概都不会在我如果再写一遍时会写到了...... 我写这些政治、历史或社会变迁，都隐藏在小说里面，当成是一个底下的线索，而不是直接去写社会和政治。因为这些政治和社会事件终会过去，过了之后，大家不记得时就失去感动人的力量了。所以我通常都是希望能够写比较大的主题，把这些社会、政治的事件放在里面，当成是铺在下面的基础而已，这样的作品才会有永恒性，等到政治事件过去，社会不再关心这样问题时，作品才可以被读到。 法广：《鸳鸯春膳》里的八个章节是八个故事，您是怎么样通过八个故事构建出人性挣扎和社会的纠葛？ 李昂：故事当然是从写一个小女孩跟着爸爸吃野味，果子狸、穿山甲开始…… 这些都是在华人社会很爱吃的东西。我觉得有个读者跟我讲的话非常有意思， 他说小说是从台湾原住民的一个饮食习惯开头，因为原住民打猎，吃野味。可是我写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想到原住民，只不过是吃野味。然后就慢慢地进入到了这个“牛肉面”的故事，国民党政府来了，发生了“2.28“ 白色恐怖事件，然后就有了我的前男友施明德在牢里发生的与牛肉面有关的感人故事。故事是真实的，可是我写在小说时，淡化掉了他个人的遭遇，而是要写做什么事情都要及时把握，你觉得还有很多时间，但可能后来就没有机会了。 当然这个“牛肉面”，也开始探讨了台湾的主体性。台湾本来不是吃面的，是中国传过来的饮食习惯，也代表了从中国大陆来的蒋介石政权带来了台湾的一个影像。台湾人本来也不吃牛肉，虽然日治时代台湾就有人开始吃牛肉，但台湾人认为人若把辛苦劳动的动物吃掉了，死后不好面对阎罗王。所以台湾人过去不吃牛。这里面就讨论到了很多台湾的习俗、宗教信仰等等问题。 然后故事就会一直进展，有一章讲到珍珠奶茶，因为一般都相信珍珠奶茶是在台中的一个糕饼店发展出来的。这是个非常浪漫的故事。世家小姐年轻时跟着男人跑了，后来大概两人不合又回到家里，就把家中传统的糕饼业改成了她所学习到的西方蛋糕——这是从甜点来看出台湾社会的变迁。当然有一章写到在法国去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餐厅，见到了一个当年台湾的异议份子，他曾经要自焚，没有把自己烧死，却成了残废。后来家里非常好，就送他来法国，然后这个小时候的“我”就去采访了这样的一个异议份子。 故事继续发展，还写到“国宴”。蒋介石的国宴菜单是我当年花很多功夫才找到的。国宴是什么？国宴代表了一个极权的政府。最后就写到了这个爸爸后来过世了，女儿觉得爸爸以前这么爱吃，是个美食家，所以要用荤的食品来祭拜他。可是妈妈反对，因为爸爸生前已经吃了这么多生命，所以不要再伤害生命了，要用素菜来拜祭......这个本来只是个非常有台湾特色的一种习俗，可是我的法国翻译说：‘哇，你好了不起啊！你在2007年的时候就写到这个吃素的事情’。那个时候法国人都还没有这么多人吃素。”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跟社会的发展，跟国际关系居然是这样的，我自己都觉得非常好玩。 法广：您对台湾政治和社会非常关注，我注意到您在 « 七世姻缘之：台湾/中国情人 » (2009年出版）这本书的序言末写道：“2008年台北，台湾最混乱的时刻“，为什么？ 李昂：因为2000年陈水扁当选了总统，这是第一个台湾人的民选出来的总统。所以2004年，他选第二次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很大的抗争，所以那的确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因为台湾政治在过渡阶段里，那一些国民党的外省权力不肯放手，台湾人想要借着民选的总统陈水扁有一些作为，还是有很大的冲突。所以当然是个很混乱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开始感觉到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慢慢的在开放，所以你看书里面会写到那个中国情人，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两岸也在交流，所以的确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 法广：现在台湾比那个时候更混乱吗？ 李昂：现在的台湾，经过跟中国的交流，也大概知道跟中国面对的关系要怎么样。尤其最近两岸基本上都不交流了，所以台湾也有了一个对两岸关系很不同的看法。有一群人想要台湾独立，只是不能说而已——说了也没有用，台湾也不会独立起来。我想我们的百分之大概九十几的人都要维持现状，只有很少的人想要跟中国统一，我大概记得比例好像是7%。可是跟中国统一的代价......现在我们也觉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下的那一套做法，跟自由民主惯了的台湾人恐怕也不是可以无缝接轨地那么好。 所以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些人想要跟中国统一，一些人想要台湾独立却独立不起来，然后大部分人都希望维持现状。可是能维持现状吗？很难讲，因为大家都怕中国会打过来，对不对？因为习近平要完成它的统一大业，所以现在的状况不混乱，反而是一个大家都不知道将来会是怎么样的，要统一的人也不敢确定习近平就马上统一了，要台独的人独立不起来，维持现状的人，怕现状都没有办法维持。所以反而是一个很悲观的时刻。我觉得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 法广：说到台湾的现在和未来，其实也不仅仅只牵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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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1/25/2025

    美国重回中亚竞争赛道意味着什么

    2025年11月6日，白宫迎来了五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的共同到访，共同举行C5+1峰会，是美国近年来为重塑其在中亚的影响力所做的最强有力努力的标志性事件。也意味着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华盛顿寻求巩固其在该地区的经济和军事伙伴关系。 C5+1倡议诞生于2015年，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旨在华盛顿与中亚的前苏联共和国进行集体对话。特朗普这次邀请国家元首到白宫，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美国正在再次展望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稀土是议程的核心，大量未开发的矿产资源是与美国达成重要协议的主题。 在C5+1外交形式创建十年后，这次最高级别的峰会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打算再次成为巨大的欧亚棋盘上的平衡力量。在苏联解体后长期沉睡后，中亚再次成为一个有无穷吸引力的的战略空间。中亚地区长期以来处于各大强国的交汇点，但往往被美国外交政策边缘化。 中亚在全球竞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 法国智库蒙田研究所的相关文章描述说，中亚五国地处俄罗斯和中国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它们有能力在地区内某些国家间发挥调解作用，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尊重国家主权，且拥有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因此备受觊觎，并竭力维护自身的中立地位。五国领导人在白宫的峰会，反映出华盛顿认识到，中亚在全球竞争中已变得至关重要，尤其是在世界各国竞相确保关键矿产供应之际。 二十年来，美国放弃了这个地区，让莫斯科和北京在那里织网。自五个共和国独立以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到放过这里。也难怪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查夫卡特·米尔齐耶夫告诉特朗普：“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像你一样对待中亚。“ 机会窗口 对美国而言，与中亚五国加强关系的重要性透过特朗普在与五国到访总统共进晚餐前的讲话反映出来，他说：“我们正在加强经济伙伴关系，正在改善军事合作。”美国总统直言不讳地说，美国计划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是战略矿产，并表示这些国家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 在这场巨大的地缘政治混乱中，华盛顿看到了一个机会之窗：通过中亚的大门回到欧亚大陆的场景。从19世纪中叶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五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专属影响，试图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极点。北京已经通过其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新丝绸之路”在该地区稳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已成为第一个贸易伙伴。在安全方面，莫斯科仍然至关重要。如果有机会窗口的话，可能俄罗斯深陷乌克兰战争，地区影响力减弱，而另一个地区大国中国陷入内部经济和美国贸易战等困扰。 中亚：帝国和利益的十字路口 必须说，中亚地区集中了欲望的所有成分。它的地下充满了石油、天然气、铀和稀有金属，这些资源也是21世纪技术主权的条件。连接中国和地中海的古老路线也穿过它——这些路线现已成为现代全球化的能源和商业走廊。 但问题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中亚仍然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阿富汗之间的安全锁。美国没有忘记，许多伊斯兰圣战战士来自这个地区，专制但世俗地方政权比其他政权更能遏制激进的伊斯兰主义。 根据协议，美国将在三年内在“关键部门”投资近350亿美元，在10年内投资1000多亿美元，包括关键矿产、能源和技术等。中亚国家仍然大量未被探索的自然储量正在满足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欲望，他们希望使正被中国准垄断的稀土供应多样化。 在矿产领域，哈萨克斯坦也是世界领先的铀生产国，乌兹别克斯坦充满了黄金，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是地球上最大的之一。然而，向世界其他地区交付这些材料仍然很复杂。这个拥有约8000万居民的地区多高山和沙漠，内陆且广阔（400万平方公里，几乎与欧盟一样大），与俄罗斯（北部）、中国（东部）、伊朗和阿富汗（南部）接壤，而这些国家与西方关系多冲突。 与俄罗斯与中国展开竞争 1991年苏联解体，这五个国家受到俄罗斯的专属影响，试图成为一个统一的地缘政治极点。北京已经通过其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稳固地确立了地位，并已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安全方面，莫斯科仍然至关重要。 但这次C5+1峰会是连续性的一部分。特朗普主义的商业言论——合同、矿产、管道——背后有一个更广泛的目的：防止形成一个以莫斯科和北京为主的大陆集团。 据介绍，在白宫的C5+1 峰会达成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商业承诺，包括矿业合作和航空协议，还发表了正式的《经济合作联合声明》，概述了在贸易、能源、教育和数字技术领域加强联系的计划。华盛顿首次在白宫举行此次会议，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美国打算在中亚这个长期以来由俄罗斯和中国主导的地区，在经济和战略层面与它们展开竞争。 机遇与风险 但对中亚各国政府而言，美国的介入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机遇在于帮助它们实现经济多元化，吸引新的投资，并减少对莫斯科和北京的依赖。风险在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仍然使它们与这两个大国紧密相连。美国侧重于投资和贸易而非政治改革，这种做法迎合了那些寻求实际利益而不愿接受以往西方援助中常附带的道德和治理条件的地区领导人。 然而，这一新阶段的合作面临着深刻的结构性挑战。中亚的内陆地理位置、脆弱的治理体系和陈旧的基础设施使得大规模转型举步维艰。这些国家的经济仍然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管道、中国的融资。除非美国能够超越短期协议，持续参与并帮助中亚各国建立相关机构和交通网络，否则这种复兴的外交努力恐怕难以在当前的热情消退后长久维系。 短期来看，华盛顿的介入可能会扩大贸易和投资，同时增强中亚各国政府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该地区能否实现真正的独立和平衡发展，将取决于双方能否将这些象征性步骤转化为以互信和共同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切实、持久的伙伴关系。 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意义 最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晚的主要公告来自哈萨克斯坦，该国将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特朗普非常珍视这一进程，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几个阿拉伯国家在2020年实现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和苏丹。哈萨克斯坦的这一决定被美国总统描述为“真正的进步”，对美国而言，哈萨克斯坦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通过将中亚的丰富资源和贸易路线与海湾资本和以色列技术联系起来，间接地加强了华盛顿的影响力。 分析认为，这种联系“可以将亚伯拉罕协议从中东和平框架演变为旨在促进繁荣、宽容和稳定的跨欧亚架构，作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的替代品。”很显然，在世界秩序正在向多极视角转变的时候，中亚再次成为大陆世界的心脏。华盛顿已经明白：通过支持这些草原和山区国家的主权，它不仅在寻找市场，而且是重新平衡欧亚大陆的杠杆。 法国中亚问题专家米歇尔·莱维斯通认为：自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我们观察到，外部势力越来越多地通过多边主义与中亚接触：这其中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印度、欧盟以及一些独立行动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特朗普在其总统任期内访问乌兹别克斯坦或哈萨克斯坦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中亚。 谈到美中竞争，这位专家指出，美国将很难使中亚与中国脱钩，因为中国是该地区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伙伴：相比之下，2023年中国与所有五个中亚国家的贸易额为900亿美元（是哈萨克斯坦最大贸易伙伴欧盟的两倍），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不超过50亿美元。 竞争焦点 如论如何，C5+1峰会对美国重回中亚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和中国是该地区具有历史影响力的行为者。尽管乌克兰战争减少了莫斯科的行动空间，但莫斯科仍然依附于其在中亚的影响力：弗拉基米尔·普京参加了9月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俄罗斯-中亚峰会，距离阿斯塔纳的中国-中亚峰会几个月。欧盟还于4月在乌兹别克斯坦与该地区领导人举行了一次峰会，讨论基础设施投资和获得中亚关键矿产。 美国似乎在C5+1格式的会议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将导致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得到加强。也许国务卿马可·卢比奥承诺在2026年访问五个中亚共和国，将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推动力量增加动力。 但北京和莫斯科会将如何行动？这也是要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已知的是，11月19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举行外长战略对话，并同三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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