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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饭碗V.S.瓷饭碗丨同心同行40‪年‬ 西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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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的一天,34岁的王维军正式离开曾经工作了八年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到位于长安街上民族饭店六层的西门子北京代表处上班。在当时很多人眼里,他这是“砸了铁饭碗,抱个瓷饭碗”。
但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端着西门子这个“瓷饭碗”,他一干就是整整30年,直到退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在艰难中起步,外资企业、个体经营逐渐萌芽。和王维军一样内心涌动的青年们鼓起勇气迈出了脱离“舒适区”的第一步。
当年的东风电视机厂主要生产昆仑牌电视机,设计科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一代、设计一代、存储一代”。当时科里提出应该存储大屏幕彩电,但王维军却认为应该另辟蹊径,选择小屏幕便携式彩电。这样在许多遥远的山区,只要有信号覆盖,老百姓就能看上电视。但是这一想法始终无法批准立项。郁郁不得志的他逐渐产生了去外面闯一闯的念头。
“当时国企太死气沉沉,人事关系复杂,自己还是想趁年轻干点事情,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回忆起往事王维军不禁感叹。当时也有亲朋好友来劝说,“万一哪天政策变了,退休了怎么办?”但是他心里自有打算。“未来的事情不好说,但至少在外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收入也不错,还能存下些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门子北京代表处工作的王崇山(右)和王维军(左)为一位德国同事庆祝入职25周年纪念。

1985年,意气风发的王维军(左二)和西门子北京代表处的同事在一起。

1985年前后,西门子北京代表处员工合影,后排左三是王维军。
当时外企不能直接面向社会招聘,应聘者只能先通过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的考试,再被分派到不同的外企去面试。王维军曾经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工业大学学习半导体器件,也已经自学广播英语多年,自然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地进入了西门子北京代表处。
刚开始他的工作是整理产品样本,用标签将各种资料分门别类。这项工作十分枯燥,没有极大的耐心和兴趣很难坚持下来。由于工作细致认真,本来试用期半年,但是他不到三个月就转正了。也正是由于最初的知识积累,代表处搬到望京后,王维军成了西门子的“第二总机”。历任接线员离职时都会向继任者交代:“当你不知道电话该转给哪个部门时,就去问问王维军。”
此后30年间,从翻译、销售代表到高级技术顾问,他亲身参与了北京水源九厂、广州地铁一号线、西气东输等重大项目,也见证了西门子发展成为在华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
至今,王维军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5月20日,这天正好是毛主席发表历史上著名的《520声明》14周年。
当年的王维军和同伴们在忐忑和憧憬中迈出了改变命运的重要一步。而他们的勇气和信念至今仍然激励着在中国的32000名西门子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维军和一位德国同事到山西太原考察汾西机械厂。

1989年,王维军(右)在海南出差,与当时医疗器械部同事房华进在椰树下合影。

2017年8月,已退休近三年的王维军在黑龙江黑河。
(王维军于1984年5月加入西门子北京代表处,2014年11月,从西门子中国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大型传动部退休。)

1984年5月的一天,34岁的王维军正式离开曾经工作了八年的北京东风电视机厂,到位于长安街上民族饭店六层的西门子北京代表处上班。在当时很多人眼里,他这是“砸了铁饭碗,抱个瓷饭碗”。
但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端着西门子这个“瓷饭碗”,他一干就是整整30年,直到退休。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在艰难中起步,外资企业、个体经营逐渐萌芽。和王维军一样内心涌动的青年们鼓起勇气迈出了脱离“舒适区”的第一步。
当年的东风电视机厂主要生产昆仑牌电视机,设计科的主要任务是“生产一代、设计一代、存储一代”。当时科里提出应该存储大屏幕彩电,但王维军却认为应该另辟蹊径,选择小屏幕便携式彩电。这样在许多遥远的山区,只要有信号覆盖,老百姓就能看上电视。但是这一想法始终无法批准立项。郁郁不得志的他逐渐产生了去外面闯一闯的念头。
“当时国企太死气沉沉,人事关系复杂,自己还是想趁年轻干点事情,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回忆起往事王维军不禁感叹。当时也有亲朋好友来劝说,“万一哪天政策变了,退休了怎么办?”但是他心里自有打算。“未来的事情不好说,但至少在外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收入也不错,还能存下些钱。”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西门子北京代表处工作的王崇山(右)和王维军(左)为一位德国同事庆祝入职25周年纪念。

1985年,意气风发的王维军(左二)和西门子北京代表处的同事在一起。

1985年前后,西门子北京代表处员工合影,后排左三是王维军。
当时外企不能直接面向社会招聘,应聘者只能先通过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的考试,再被分派到不同的外企去面试。王维军曾经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北京工业大学学习半导体器件,也已经自学广播英语多年,自然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地进入了西门子北京代表处。
刚开始他的工作是整理产品样本,用标签将各种资料分门别类。这项工作十分枯燥,没有极大的耐心和兴趣很难坚持下来。由于工作细致认真,本来试用期半年,但是他不到三个月就转正了。也正是由于最初的知识积累,代表处搬到望京后,王维军成了西门子的“第二总机”。历任接线员离职时都会向继任者交代:“当你不知道电话该转给哪个部门时,就去问问王维军。”
此后30年间,从翻译、销售代表到高级技术顾问,他亲身参与了北京水源九厂、广州地铁一号线、西气东输等重大项目,也见证了西门子发展成为在华最大的外资企业之一。
至今,王维军仍然清楚地记得他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发生在1984年5月20日,这天正好是毛主席发表历史上著名的《520声明》14周年。
当年的王维军和同伴们在忐忑和憧憬中迈出了改变命运的重要一步。而他们的勇气和信念至今仍然激励着在中国的32000名西门子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王维军和一位德国同事到山西太原考察汾西机械厂。

1989年,王维军(右)在海南出差,与当时医疗器械部同事房华进在椰树下合影。

2017年8月,已退休近三年的王维军在黑龙江黑河。
(王维军于1984年5月加入西门子北京代表处,2014年11月,从西门子中国过程工业与驱动集团大型传动部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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