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靠拢国防，企业紧随国家：时代变局下，德国的转型

各位好，8月30日即将刊发的法国世界报头版聚焦了法国各政党和法国雇主联合会不看好总理贝鲁的前景，已着手准备“后贝鲁”时代、法国旅游业界悲观评价今年夏天的旅游业绩，认为法国游客节省预算，变得没那么大方、即将开学，法国的教师群体面临复杂的教学情况和政府政策，被复杂的情绪裹挟等国内话题。国际方面，本期法国世界报头版关注点包括特朗普的国际政策让其选民基础分裂、法德英认为德黑兰未遵守承诺，考虑重启对伊朗制裁、德国经济模式受到来自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威胁、北京通过阅兵，彰显自身实力等话题。在本期的法国世界报节目中，我们为您重点选取与中国相关的这些报道做综述。

在国际版，世界报大篇幅报道了中国的崛起对德国经济支柱的冲击，题为“德国经济模式摇摇欲坠”。开篇是一张合影，在德国总理府的楼梯上，约60位大型集团和一些初创企业的老板，与总理梅尔茨、副总理克林贝尔合影。7月21日，他们都来了：西门子的罗兰·布施、德意志银行的克里斯蒂安·泽温、大众和保时捷的奥利弗·布鲁梅、梅赛德斯-奔驰的欧拉·凯莱纽斯、以及SAP的克里斯蒂安·克莱因。世界报记者指出，这场聚会显得如此“男性化”，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把仅有的两位女性，即德国经济部长卡特里娜·赖歇和德国商业银行的女掌门贝蒂娜·奥尔洛普安排在了第一排。总之，企业家们齐聚一堂，承诺到2028年将在德国投资6310亿欧元。

世界报评价称，这些常常被批评只顾股东、只关注海外市场的德国资本主义大佬们，如今承诺要在“德国本土”进行大规模投资了。这项重大倡议背后，是要为梅尔茨政府提供来自私营产业的支持。梅尔茨政府在三月宣布了一项历史性的5000亿欧元债务计划，用于基础设施的翻新，同时放宽债务规则，以投资国防。德国的国防预算将在未来四年内增加三倍，到2029年达到1528亿欧元，这被认为应当有助于重振自2019年以来低迷的经济增长。

不过，世界报指出，在笑容和承诺的背后，许多当天在场的大佬们已经焦头烂额。他们的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动荡：汽车巨头和机械制造商这两个“德国制造”的支柱，在销售额和利润的意义上正在崩塌，原因是中国市场出现的变化。德国的经济增长也开始受影响：德国今年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0.3%。

世界报宣告，在过去5年间，中国人从“顺从的消费者”变成了“可怕的竞争者”，并在电池、车载软件等未来技术上超越了德国，还向欧洲及其他国家出口。另一个德国工业的传统大市场 —— 美国，则用关税进行自我封锁。国际贸易规则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对战略性资源、原材料、敏感技术和市场的掌控所取代。1990年后的世界，那个为德国带来过巨大好处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时代，业已结束。

6月16日，德国机械制造商联合会发表了一份史无前例的立场文件，承认中国“进攻性的经济与贸易政策”带来的短期威胁，并指责中国存在不公平补贴。此前该组织一直以自由竞争的名义猛烈抨击一切关税壁垒，而如今却要求德国政治界采取措施，做出规则方面的回应。不久后，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彼得·莱宾格更是承认德国对某些技术或竞争对手，尤其是中国，持有一种“工程师的傲慢”，导致风险被低估。他呼吁强调“韧性”和“主权”这两个在工业界词汇中长期缺席的概念，并主张通过政治与经济之间新的合作形式，建立共同技术战略，集中在国防工业、新兴技术和原材料安全方面。另外，世界报引述位于柏林的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多尔的评价，认为“全球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国家与大企业关系的演变。在美国，硅谷和五角大楼的‘五角谷’正在靠拢，科技界与国防界正在联结。在中国，这早已是标准做法了。德国似乎也在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地缘政治导致的市场扭曲实在太严重了”。

慕尼黑工业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达莉娅·马林认为，总理梅尔茨愿意放松债务刹车来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们将见证一种“军事凯恩斯主义”，国防开支将推动经济发展。德国的颠覆性创新署已经在考虑向军事领域扩展，部分汽车产业也会朝这个方向转变。

然而，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托尔斯滕·本纳担心这种觉醒仍然不完整：他指出，梅尔茨仍然对竞争力抱有单一维度的理解。他主要谈论的是降低雇主负担、放松管制、降低能源成本。这些固然重要，但面对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这远远不够。许多德国企业仍不愿放弃来自中国的廉价供应。在柏林，这个话题的讨论还没有真正开始。

本期的法国世界报还关注了德国的工业领域就业情况正在遭受第二次来自中国的冲击波。当中指出，2025年前5个月，德国对中国的出口与2024年同期相比暴跌14.2%。而且，德国自中国的进口增长速度，是其整体进口增速的两倍。中国因某些行业产能过剩，以低价出口制成品。而这些恰恰是“德国制造”的传统强项：汽车、机械。对德国而言，严峻的局势不仅出现在就业领域，也体现在第三方市场当中，在那里，中国制造越来越多地掩盖住德国商品的光芒。

世界报引述欧洲改革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桑德尔·托多尔的观点称，这是一场“第二次中国冲击”，其规模是第一次的两倍，而且对欧洲破坏性更大，因为欧洲对工业的依赖程度远高于2000年代的美国。

为了避免重蹈美国的覆辙，他建议对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设定条件，可参考2010年代的合资模式：所有进入欧洲市场的销售都必须伴随着投资，并附带技术转让，尤其是在欧洲落后的领域，如电池领域。但在一些领域，如民用航空、涡轮机或机器人方面，欧洲仍处于领先地位，必须加以捍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