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漫步欧洲思想文化长廊，我们将与许多文化巨擘相遇，面对爱拉斯莫的睿智，路德的勇气，但丁的雄浑，达芬奇的神秘....... 面对纷至沓来的欧洲文化奇葩，让我们一同惊叹、欣喜。

  1. 5 ΗΜ. ΠΡΙΝ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六：赫尔德观察历史的浪漫视角

    启蒙时代的基本信仰是理性与进步。启蒙哲人们希望在理性女神引导下，人类会从愚昧与黑暗中醒来，人类文明将彼此融合，走向光明与大同。但这个美好的迷梦被赫尔德打破了，他提出“又一种历史哲学”，展现了观察历史的浪漫视角。 问：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史似乎是启蒙哲人们的天然使命。 答：是的。几乎每一位启蒙哲人都对人类文明的过去与未来发表过看法。例如蒙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伏尔泰的《风俗论》，孔多赛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虽然所论角度不同，但其基本看法是文明有优劣，人类会进步，尽管我的这个判断有些简单化。我们举启蒙哲人中最激进的孔多赛为例，他说：“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阻碍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纳入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他是如此笃信又乐观，以致他给人类进步列了个大纲，共分十大阶段，从人类结合成部落一直到共和国之后人类精神的进步。最后他断言：“人类精神在摆脱了偶然性的王国以及人类进步之敌的王国以后，就迈着坚定的步伐，在真理、德行和幸福的大道上前进。”可惜他的豪迈乐观最后以悲剧收场。他一生为废除死刑而奋斗，最后却被大革命的恐怖所吞噬，死于共和国的监狱。 问：孔多塞的悲剧似乎从反面证明，历史从不会有什么光明大道可走。 答：这也从正面证实了德国狂飙突进的一代哲人对历史进步观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与歌德、赫尔德同在魏玛的维兰德说：“我们羞于宣称我们这个时代比之前所有世纪有哪怕最细微的真正进步，唯一进步的是如今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已不再为增进上帝的荣耀而烧死女巫和异端。但要说我们整体上比以前更智慧，更善良，更快乐，我不这么看。试问与先辈相比，我们的时代有哪一种邪恶，哪一种愚行有所收敛？”维兰德是魏玛文人圈子里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想法反映狂飙突进一代人的看法，而提出了新的历史观的人正是赫尔德。他在《又一种历史哲学》一文中说：“那些曾经试图解开世代演进之迷的人大多抱有如下想法，进步乃是朝向更大的德和个人幸福，为了支持这种想法，他们粉饰甚至生造出一些事实，忽略或是压制一些相反的事实，把一些东西整个掩盖起来，并用诸如启蒙这样的词替代幸福，用更多更好的思想替代德性。这样他们虚构出世界之普遍的持续的改善。”在赫尔德看来，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朝向一个方向的世界历史。因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有自己演化的路径。他相信每个民族的性格都是深不可测的。你仔细观察它，似乎对其有所领悟，但当你想找一个词来表达你的判断时，你会发现这些词语是多么的苍白无力。所以，他断言：“如果一个人想要对一个民族的倾向或行为进行点滴或全面的理解，那么他必须从与它共情开始。”赫尔德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多元文明的历史框架，他坚信“一切文明都是不可通约的”。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族类共存社会中的人能体会到这一点。进步的标准在不同民族之间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的问题是，承认不同并不代表否认文明的高下，赫尔德的浪漫想像确定了标准的相对性，却暗藏抹杀标准的危险。伯林从积极的一面解释赫尔德的相对主义历史观，他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一般观念和特殊观念之间一场无休止的冲突，一切一般观念都是危险的，误导人的，和不可避免的抽象。只有那些顽固地把一个理想模型强加给现实的多样性的人们才对例外和偏离感到惊讶。” 问：看来赫尔德是想取一种更具自由判断力的历史立场。 答：是的。只要考虑当时德国缺乏自由的现状，这种争取更大话语权的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最终还是要回到进步的标准是什么这个主题之上。在赫尔德那里，这个什么是标准的问题转化成谁来定标准的问题。他批评启蒙哲人的僭越，说“他们真诚地希望扮演神”，“他彻底相信所有东西都是按直线有序进行，一人接着一人，一代接着一代，都在依着他的理想逐步进步而臻完美。”这样的思路过于乐观简单，它根本不能透视真正的人在历史中的遭际和作为。赫尔德睿智地指出：“人是善与恶化成的象形文字，满满地写在历史书卷中。人啊，总归不过是命运的工具。”他由相对主义转向不可知论，说明他认识到人性和历史演化的复杂性，当启蒙哲人在思索对与不对时，赫尔德却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投下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恰是他后来反对他的老师康德的批判理性学说的缘由。我们可以把启蒙哲人和赫尔德的历史理念形象地比喻为线状与网状，启蒙哲人眼中的历史是线性的，从黑暗走向光明。赫尔德眼中的历史是网状的，撒在地球上，有无数网节连接，每一网结就是一部民族史。这是一种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历史观，他奠定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对历史的看法。赫尔德的一段话说得很透彻：“在造物界的气象万千，时间流转中必定有与特定的民族和时代相连的德性，在一处无需护育即开花结果，蓬勃兴旺，在另一处则悲惨死灭或枯萎凋零。但在万变的外形下，人之本性和幸福的核心却都可以保持。谁可以认清和评断这无数的丰富与神奇的存在 ?只有神,可现在的启蒙人不但想要在一瞬间听到所有的音调，还要听到那最高的声音，他要反思整个过去的时光，还要代表整个丰富多彩的造物界的目的，这是何等的狂妄”。 问：他这是向整个启蒙理想挑战了。 答：是的。但不要忘记他是先被启蒙之光唤醒照亮之后才反身去看光亮后的暗影。伯林指出：“生命的源泉是神秘的，对于那些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一个运动的精神本质缺乏感觉的人是隐而不彰的，而这种敏感性已被法国的启蒙主义者及其德国的学院模仿者实施的解剖杀死了。”这话告诉我们，赫尔德要冲破理性的束缚，以更敏锐，更有活力，更富想象力的眼光看待历史。这条原则被随后成长起来的浪漫主义者奉为圭臬。赫尔德格外热爱“民族的”这个观念，因为在他心目中，民族和国家是完全不同的。民族是自然产物而国家是人为产物，民族蕴含着生活于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人的血脉，追求与幸福，而国家却只是偶然的政治安排，他们不讲理地夺走“我们的自我”。民族是永恒的，国家是瞬间的，神圣罗马帝国会消亡，普鲁士王国会消亡，而德意志民族却永存。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看，浪漫主义是为日耳曼民族歌唱的夜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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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5 ΑΥΓ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五：赫尔德从哥尼斯堡出发

    1762年约翰·哥特佛里德·赫尔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师从康德。同时结识了约翰·哈曼，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哥尼斯堡这座边陲小城因这几位大哲相聚于此而熠熠生辉。德国浪漫主义也因此汲取了饱满的精神乳汁，它的成长壮大似乎是天命所赐。 问：我们是否可以说赫尔德和哈曼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 答：我想这是确凿不移的事实。如果我们同意米德所论，康德是德国浪漫主义的背景，那么赫尔德和哈曼则是走上前台的召唤者。我们先谈赫尔德。他1744年6月25日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小城莫龙根，他父亲是一个手艺人，但勤奋好学，最后当了城里的小学教师。1762年，刚满18岁的赫尔德到哥尼斯堡大学读书，他原打算学医，但第一次做人体解剖他就晕倒了。所以改学神学与哲学。当时他的老师就是康德。赫尔德回忆说：“他在自己一生年富力强时期所具有的那种青年人的欢乐愉快的朝气，一直保持到他的迟暮之年。他那宽阔的有如为才思而生就的前额，打上了开朗豁达的痕迹，思如泉涌的动人语言从他的唇际溢出。”后来赫尔德批评康德的理论，但一直避免和康德本人冲突。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伯林对赫尔德的评价中看出他在德国思想界的地位：“他是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些相互关联的思想之父，是对古典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科学方法万能的信仰进行浪漫反抗的领袖之一。一句话，他是法国启蒙哲学家及其德国门徒的最令人生畏的对手。”伯林总结他的思想特征：“他的观点的确对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和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他用信仰反对理性，用诗意和历史的想象反对法则的机械应用，用洞见反对逻辑，用生命反对死亡 。” 问：这些诉求显然已为浪漫主义勃兴打好了基础。 答：是的，赫尔德读大学时，法国的启蒙思想正在德国传播。那时，德国有精神追求的青年人感觉到一个变革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对法国启蒙思想家有一种即爱又疑的心态。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法国思想家是卢梭，而正是卢梭和启蒙思想家的主流格格不入。被赫尔德参与其中的德国思想界的狂飙突进运动奉为导师的是卢梭，而不是拉美特利、霍尔巴赫，这就使狂飙突进运动打上了深深的浪漫主义胎记。我们可以说狂飙突进运动是启蒙运动在德国的一个变体，这个变体的演变方向不是深化启蒙思想，而是反思和怀疑启蒙理念。1764年，赫尔德告别了哥尼斯堡的大学生活，到了里加担任一所教会学校的校长助理。1769年，他突然辞去了这份干了五年的工作，登上一艘前往法国南特的货船。他自己解释这次出航的理由：“我唯一的意图是从更多的角度认识我的上帝的世界。”这次远行虽然自里加登船，但行程实际上始于哥尼斯堡大学的课堂。康德的教诲激起他一探精神奥秘的雄心。从里加到南特要从波罗的海进北海，过英吉利海峡，再进入大西洋。一路波涛汹涌，险像环生。船一旦进入缓流，大洋宁静，远星在天，赫尔德便动笔记下他的思索。在他直到1846年才得以出版的旅行日记中，这位青年开始规划他的写作，这个计划真可谓雄心万丈。 问：那个时代的思想家还远远没有进入专业细分的年代，考虑问题都是包罗万象。 答：是的，我们应该记住这是一个时代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歌德。他是个大文学家，但写过光学、生物学、矿物学、动物学、色彩学等等各方面的研究著作。赫尔德的眼界也极为宽广，他这样描述自己要研究的领域：”关于人类，关于人类的精神，关于地球以及所有地域，时代，民族，力量，文化形态，亚洲宗教，以及年代学，政务和哲学，希腊的一切，罗马的一切，北欧的宗教，法律，风俗，战争，荣誉，罗马天主教时代，僧侣，中国的和日本的政治，一个新世界的自然科学，美国的风俗，世界构成的普遍历史。”真让人眼花缭乱。不过在他的著作中，这些领域他大多真的都涉及到了，也有真知灼见。到达巴黎后，有两件事让赫尔德吃惊，一是他和启蒙哲人狄德罗的艺术观念很一致。狄德罗对戏剧，绘画等艺术创造活动的基本美学观点深刻又全面，让赫尔德获益匪浅。所以他在巴黎和狄德罗交往甚多。另一件事就是巴黎文人生活的狂放自由，让赫尔德这位深受路德宗虔信派影响的基督徒很不以为然，甚至多有批评。在德国人中，赫尔德是一位激情澎湃，情感丰富的人，但他的激情是内在的，是投入到思想中，投入到精神世界中的。 问：这正是德意志民族和法兰西民族的性格差异。 答：是的。离开巴黎后，赫尔德到了汉堡，在那里见到了德国最伟大的剧作家莱辛。莱辛素有“德意志的莎士比亚”之称。与莎士比亚不同的是他不仅创作剧本，经营演出，而且有极高的理论修养。他的两部著作《拉奥孔》和汉堡剧评》是美学史上最重要的论著。赫尔德在汉堡和莱辛呆了两个星期，他们讨论了许多问题，以至莱辛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前辈也开始重视赫尔德的一些看法。赫尔德对出版于1766年的《拉奥孔》早已熟知，莱辛的这部著作是为了回应另一位伟大的古代艺术学者温克尔曼的著作《古代造型艺术》，在这部书中，他对希腊雕塑群象拉奥孔做了判断。他的一段话几乎成为对古希腊造型艺术的永恒评价：“希腊杰作上共通的卓越特征是姿势与表情上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正如同大海的表面，即使汹涌澎湃，它的底层却仍然是静止的一样，希腊雕像上表情即便处于任何激情之际，也都表现出伟大与庄重的魂魄 。”我们知道拉奥孔群像是公元前一世纪希腊雕塑家阿格桑德罗斯与他儿子波利多罗斯共同创作的作品，表现的是特洛伊战争中，先知拉奥孔阻止人们把希腊人的特洛伊木马拉进城而遭到雅典娜以巨蟒缠死一家父子三人的故事。这座大理石雕像被称为“最痛苦的石头”。在温克尔曼看来，拉奥孔极为痛苦，但他并不发出喊叫，那是因为他具备了伟大的哲学精神，也就是希腊人的艰忍与高贵。而莱辛却认为这座雕像之所以不表现因痛苦而引起的哀嚎，只因为造型艺术美的要求。一具张开大嘴哀嚎的雕像破坏了美。由此，莱辛论述了诗与画的界限。因为维吉尔在他的史诗《埃涅阿斯》中描写了巨蟒缠住拉奥孔父子三人时，他们因极度痛苦而哀嚎。 问：你谈到了这个美学史上的经典论题。 答：是的。赫尔德接过了这个话题，他在《批评之林》中为温克尔曼做了辩护，又写了《雕塑论》，对温克尔曼与莱辛的辩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趣的是他的著作明显受到狄德罗美学思想的影响，其高明之处在于他细分了不同艺术形式和人感受美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视觉只给我们指出形象，触觉只给我们指出立体”。不同的感觉方式创造不同的艺术品。但无论如何，在艺术活动中，感官只关注美。所以视觉是绘画的感觉方式，触觉是雕塑的感觉方式，听觉是音乐的感觉方式。在赫尔德去见莱辛时，他的文章尚未完成，但他与莱辛讨论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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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8 ΑΥΓ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四：丰饶之地--哥尼斯堡的传奇

    18世纪欧洲精神文化的主导力量是启蒙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诉求是要以理性的光明照彻愚信的黑暗，昭示人类自由与进步的广阔前景。巴黎震响的雷声传遍欧洲，传到日耳曼闭塞的城乡。波罗的海旁的小城哥尼斯堡奇迹般的出现了三位人物，他们呼应遥远的雷声，同时也体会和反思这震荡。由此，哥尼斯堡成为孕育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丰饶之地。 问：哥尼斯堡这个名字现在已不大被人提起。 答：是的，但在文化史的意义上这是个悲剧。哥尼斯堡原来是东普鲁士的首府，1701年，霍亨索伦家族的斐特列三世在哥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王国的斐特列一世，哥尼斯堡则成为普鲁士王国的一部分。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红军占领了哥尼斯堡，并迫使英美在波斯坦协定中将哥尼斯堡划归苏联，因为斯大林渴望在波罗地海拥有港口，所以，乘德国战败之机，占据了这座历史名城，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所以现在的世界版图中哥尼斯堡已不复存在。但它却是我们谈及欧洲文化，特别是谈起德国思想时绕不开的一座城市。1742年4月22日，康德诞生在哥尼斯堡。他一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但他所带来的哲学震撼至今不绝。1730年8月27日，哈曼也出生在哥尼斯堡。这个被人称为“北方巫师”的思想家是德国浪漫主运动的精神来源之一。1762年，年满18岁的赫尔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 ，成了康德的学生，而他被人称作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教父。这三位大哲在哥尼斯堡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亦师亦友，既是思想上的同道，又是激烈争辩的对手。首先，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响应者，随后，赫尔德和哈曼成为启蒙运动的反思和批评者。正是他们的反思和批评，启发了德国青年一代思想家、诗人掀起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浪潮。康德以最精辟明确的措辞定义了什么是启蒙，这是法国启蒙哲人没有完成的工作。 问：康德对德国浪漫主义也有影响？ 答：是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乔治·米德的名著《19世纪的思想运动》，用五个章节讨论浪漫主义。他把康德哲学当作“浪漫主义的背景”，把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归入浪漫主义运动，称他们为“浪漫主义哲学家”，而称康德为“革命的哲学家”。这是因为康德哲学的三个构成部分，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彻底划定了理性的限度，颁布了道德的绝对律令，宣布了审美之为自由的国度。在米德看来，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沿着康德的哲学路径走的，因为康德已经揭示出了理性的限度，并通过道德上的绝对律令，赋予人以自由选择的意志，又分析了审美活动中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揭示了人可以进入一个不受功利影响的自由的领域。 问：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而言，似乎道德律令和审美活动更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答：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其实，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本身的探究比起启蒙哲人的论证要深入得多。德国浪漫主义的研究者曼弗雷德·弗兰克指出：“人们在提到这部著作时，常常忽略了这部著作不仅达到了纯粹理性主义的顶峰，而且也宣告了忽视自身界限和局限性的理性的终结。”而对理性的怀疑恰恰是浪漫主义跨出的第一步。当然，道德问题是浪漫主义者极为关注的问题，康德提出的道德的“绝对律令”几乎成为探讨道德问题的出发点和理论框架。道德上的绝对律令在康德那里可以归结为两项绝不容许违背的原则，其一，道德律如同真理，必须是普遍的，你认为是善的，在他人也一定会如此认为，同样，你觉得是恶的，对他人而言也必恶。简单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二，人是目的，每个人为人处世必须以人的利益、幸福、尊严为目的，同样，一切社会治理，国家决策的出发点必须是以每个人的福祗为目的。这意味着统治者不能把人当做谋求一己之私的手段。不能把人当作齿轮和螺丝钉。浪漫主义者极力反对人的零件化、工具化、非人化。 问：“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可是康德美学的核心概念啊。 答：是的，这个命题有点复杂，但说到浪漫主义的创造活动都离不开这条原则，它像一张无形的网，几乎包容了浪漫主义的信奉者，追随者所探究的所有命题。我们现在先解释一下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个命题的实质是揭示出人在面对客观对象时感受与判断的非实用维度，也就是审美的维度。在所谓审美活动中，“审”是行动，“美”是对象。“审”这个字意味着关照，沉思，体悟，当这一系列心理活动投射到大自然中，幽林风草，高山峻岭，翰海长空，繁星朗月，使你感受到身心愉悦，甚至达到心魂震撼的高峰体验，这就是美的感受。同样，面对一件艺术品，一只希腊陶罐，一块神庙残片，一副绘画，一曲美歌，你也会有“好美啊”这样的感叹。在这种状态下，你与你所面对的物品之间没有实用与功利的目的，却达到了主客体神魂颠倒的融合共鸣，实现了极致的愉悦与幸福的目的，这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一朵花当做植物学的对象时，它的目的是授粉，采蜜，分孽，这是花的效用目的。但当你见到它绽放于绿茵之上，其优美的造型线条在微风中摇曳，芳香四溢，你不会以任何功利的目的估价它，而只是感受它带给你的心醉神迷 。这就是花作为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再深究一步，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着太多的目的，甚至一件艺术品在画商眼中也是实现“有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工具。你可以将它当作一件财产收藏，当作一件商品拍卖，这时，艺术品只是一件有实用目的的客体。一处风景优美之地，在开发商眼中也只是一块可供开发的地皮，碾路机、挖掘机、打桩机在这块美丽的风景之上肆意蹂躏，最终建成一片房产，实现了“有目的的合目的性”，但这和审美无关。康德所论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是人不以利害与占有的眼光与世界相处，是心灵与感受沐浴在美的家园，是另一类价值，自由价值的实现。 问：这不正是浪漫主义者要构建“诗的世界”的依据吗？ 答：你提前说出了这句话，但我们先要按下不表。所以米德把康德的学说当作浪漫主义运动的背景是有道理的，这也是哥尼斯堡的奇迹之一。用米德的话总结就是：“正如康德指出的，我们对有生命事物的整个理解，我们对美的事物，对艺术的整个理解，都暗含着目的。有一种规定性的目标，在我们对世界的把握中，有某个东西是超越了科学展示给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秩序的。” 对这一点的探索是由哥尼斯堡的另一智者赫尔德推向深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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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ΑΥΓ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三：对启蒙观念的警觉

    我们对何谓浪漫主义做了分析，但不要忘记，欧洲精神文化史上的浪漫主义运动却滥觞于日耳曼大地。打一个不精确的比方，塞纳河、泰晤士河的激流最终在莱茵河汇为一股。但是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前，统治着欧洲的是启蒙思想，德国的大思想家多是启蒙运动的儿女。法兰西启蒙的光亮让仍处在穷乡僻壤的德国文人兴奋，但随后也招来警惕的目光。 问：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思，甚至被认定为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这一段历史影响深远。 答：是的，这两大思想运动的冲突至今余波未绝，在我看来，甚至会愈演愈烈。为了了解它们冲突的缘由，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历史。这里有几个标志性的日子需要回顾，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欧洲思想文化的走向。1750年，法国启蒙运动的主将伏尔泰被普鲁士国王斐特列二世，人称斐特烈大帝，请到波茨坦，入住无忧宫。斐特烈大帝是法国文化的崇拜者，他在宫里不讲德语，只讲法语。他认为德语粗俗不堪，不适合为高级文化所用。他请法国科学家莫佩尔蒂担任柏林科学院院长，请启蒙运动的干将爱尔维修主持普鲁士的税收部门。另一位启蒙哲学家拉美特利也是他的坐上客。可以说那时的德国完全被笼罩在启蒙思想的光照下，以至康德在自己房间内只挂卢梭的肖像。这位大哲谦虚地说，是卢梭教会他如何尊重人。1751年7月1号，狄德罗主持编写的《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狄德罗给《百科全书》定性，他说：“哲学是理论的综合，历史是经验的综合，《百科全书》是理论与经验的综合。它的主旨在于它要清点人类知识的财产，使之完善。把这些知识创造者的贡献、累积与经验传播给每一个人，使之成为推进人类文明的力量，培育出智慧的自由发展。” 问：看来启蒙学者努力张扬的是人的理性。 答：是的，他们推崇理性的核心诉求是相信人具有自主的认识能力，他可以通过科学来深化人对世界的认识，能把握自然规律，从而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同样也能把握社会的规律，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建立起一个理想社会。我在讲述启蒙时代时曾对它做过一个概括：“自17世纪中叶起，欧洲的一群人文学者形成一个共识，认为人能凭借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理性会引导人类社会的进步。这个认识在研究自然界时，推动科学的发展，在研究社会时，确立了人类个体的权利，他们确信，只要人的理性认识到真理之所在，就可以改变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使人类由愚昧走向光明。所谓启蒙(enlightment)在法文中就是lumieres,它的原始意味就是光亮，启蒙就是让人的理性之光照亮黑暗。”但是，这个对理性的绝对信任会带来一些问题。美国哲学家威塞尔在他的名著《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中明确指出了这些问题。他从理性主义的奠基者笛卡尔入手，指出“笛卡尔哲学典型的现代特征，1，关注确定性问题，把它看作是形而上思考的前奏。2，不承认任何东西在具备绝对的确定性之前为真，以及3，确定性等于不可怀疑性。笛卡尔为自己立定了一个艰巨的任务，他要找到一套方法，可以保证人们得到不容置疑的真理。” 问：笛卡尔最终认为只有数学是不容置疑的真理。 答：是的，笛卡尔自己承认“结果，假如我们没有估计错的话，那么在所有学科中，只剩下几何与算术。为了获得绝对的确定性，我们竟走到了这一步。”所以威塞尔认为，“抓住笛卡尔理性主义的要害，也就找到了笛卡尔，而且也是启蒙思想的根本比喻。”为什么是根本比喻呢？因为数学的确定性意味着科学的确定性。 伏尔泰的《哲学通信》第14到第17封信，就大谈笛卡尔和牛顿，他推崇牛顿的科学体系，为他的科学的最高权威地位辩护。伏尔泰的朋友，启蒙哲人中最激进的拉美特利干脆把人等同于机器，声称要通过人体器官来剖析人的灵魂。他甚至认为“心灵只是一个人们对其毫无概念的空洞符号。”就在法国启蒙哲人将理性推向极端之时，与法国启蒙的阳光不同的日耳曼的迷雾逐渐散去。浪漫主义运动已春芽萌动，只是它有另一个名称“狂飙突进”。这个名称来自青年剧作家克林格的一出戏剧，但其核心人物是歌德和席勒。歌德晚年对浪漫主义运动不甚热心，不过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却是一部浪漫透顶的著作。那时狂飙运动的参与者已开始怀疑启蒙主义的理性至上，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然为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中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和恋人的热泪唏嘘不已。狂飙运动歌颂的是个性，天才，内心感受和幻想的魅力，这已经开始和启蒙运动分道扬镳。 问：可卢梭是启蒙运动的关键人物啊。 答：是的，但他却是启蒙学者群体中特立独行的一位。这不仅指他和启蒙哲人的关系紧张，他几乎和谁都闹得不愉快，甚至对给予他极大帮助的狄德罗也是恶语相向，更是指他从一开始就不信启蒙哲学的理性进步观。他获得第戎科学院大奖的论文《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就是和理性进步唱反调。他说：“科学，文学和艺术由于它们不那么专制，因而也许更有力量，就把花冠点缀在束缚着人们的枷锁之上。它们窒息了人们那种天生的自由情操，使他们喜爱自己的被奴役状态，并且使他们成为了人们所谓的文明民族。”依照卢梭，科学，理性，进步带给人们的竟然是装点奴役枷锁的花冠 。这种观念颇合那些跃跃欲试，要与启蒙哲人一争高下的德意志青年才俊的心意。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出版于1761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于1774年，相隔了13年。但两书都用男女恋人通信的方式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也都有大量的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把自然风光与人的内心感受交织在一起，让人感同身受。卢梭书中第一卷，圣普勒在阿尔卑斯山山巅上致朱丽的信中写道：“站在比人居住之地高的地方，就会抛弃所有一切卑下的尘世感情，当我们愈来愈接近苍穹时，人的心灵就会濡染苍穹永恒的纯洁。人到高空之地，心境变得凝重而不忧虑，平静而不消沉，对自己的存在和能思想感到快乐，非分的欲念淡漠了，内心的痛苦消失了，全身有一种轻松和甜蜜的感受。”歌德让维特给绿蒂朗读莪相的诗来表白自己的心情，当然歌德所说的莪相是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的假托。维特所朗诵的诗也是借描绘风景来表达心中的爱意。“朦胧夜空的孤星，你在西天发出美丽的光，从云朵深处昂起你明亮的头，庄严步向你的丘岗。狂暴的风已经安静，远方传来溪流的絮语。”诗中的孤星正是维特心中的绿蒂。 问：狂飙运动中人多是诗人 答：这正是浪漫主义运动发韧之初的一个特点，哲学将和诗融为一体。威塞尔在他另一部著作《马克思与浪漫派的反讽》中引述了亨克尔的话：“浪漫派那一代人实在无法忍受不断加剧的整个世界对神的亵渎，无法忍受越来越多的机械式的说明，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所以我们可以把浪漫主义概括为现代性的第一次自我批判。”这段话极为重要，它是理解浪漫主义运动兴起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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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ΑΥΓ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二: 浪漫主义的特征

    我们确定浪漫主义运动始于德国，但这个判断绝不意味着浪漫主义仅囿于德国境内，相反，这个运动更像一股洪水，它泛滥于欧洲大陆，蓄积这股洪水的细流滥觞于欧洲各国，它最终汇聚在哈尔茨山，汇聚在黑森林咆哮而出。   问：看来浪漫主义运动是欧洲精神中的诸种力量融合的产物。 答：从历史上，看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伯林说它产生于1760年到1830年之间，首先是德国，然后扩展开去。但他这个话只讲了一半，因为在浪漫主义扩展至全欧洲之前，它的胚芽早已萌孽于丰饶的欧洲文化的沃土之中。那么，浪漫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立刻就面临着给浪漫主义定性的问题。说它是一场运动，这是指它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但人们随后会问，它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吗？它是一种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新感受方式吗？从宏观角度看，它是一种新世界观吗？从微观角度看，它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吗？如果我们阅读那些被确凿无疑地归入浪漫主义家族的艺术作品，我们迎头撞上的是拜伦、雪莱、华斯华兹、科勒律治的诗歌，是西风劲吹，夜莺婉啭，水仙绽放，英雄现身的诗境，是夏多布里昂笔下幽暗的美洲森林中的阿达拉，是雨果笔下挣扎于惊涛骇浪之中的海上劳工，是斯达尔夫人笔下在金色沙滩上婆娑起舞的柯丽娜，是诺瓦利斯歌吟的月夜下的兰玲花。若我们聆听，则舒曼的《童年情景》、舒伯特的《小夜曲》、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立刻把我们带入一个梦幻的世界。这些艺术珍品的创造者是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甚至当伯林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是“浪漫主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驱，伟大的鼓吹者和预言家”时，他又承认“卢梭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是很正确的称谓。”可研究浪漫主义的大学者一致认可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 问：从你的叙述来看，定义浪漫主义的性质确实很难。 答：难，可并不意味着做不到，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迈克尔·费伯在他的《浪漫主义》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认为：“如果我们借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关于家族相似性的观点，对于定义本身采取不太严格的定义，我们就能更有建设性的接近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名著《哲学研究》中指出：“我们有一种倾向，在我们通常置于一普遍词项下的事物那里寻找它们的共同点，我们倾向认为，例如所有游戏都必定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而我们就是依据这种共同的性质把普遍词项游戏'应用于各式各样的游戏。然而，各种游戏形成一个家族，其成员有着家族相似，'他们之中有些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还有一些有一样的步态，这些相似之处重叠交叉。”维特根斯坦的睿见确实能帮助我们梳理出浪漫主义这个词项下的共性，尽管这个词被用于诗歌、小说、绘画、音乐等不同的领域 。研究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师雷纳·韦勒克举出浪漫主义的家族相似特征是崇尚自然，注重感性，热爱象征，迷信神秘，这是韦勒克从大量浪漫主义的艺术创作中提取的基本要素。 问：但它过于精炼了。 答：是的，费伯将之稍微扩展，他的定义是：“浪漫主义是一场欧洲文化运动，或是一组相似运动的集合体。它在象征性和内在化的浪漫情境中发现了一种探索自我，自我与他人，及自我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工具，认为想像作为一种能力比理性更为高级，且更具包容性，浪漫主义主张在自然界中寻求慰藉或与之建立和谐的关系，认为上帝或神明内在于自然或灵魂之中，否定了宗教的超自然性，并用隐喻和情感取代了神学教义，它将诗歌和一切艺术视为人类至高无上的创造，反对新古典主义美学的陈规，反对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及政治规范，更强调个人内心和情感的价值。”这个定义虽然稍显啰嗦，可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如果我们不求面面俱到，黑格尔的定义倒是切中要害：“浪漫型艺术的真正内容是绝对的内心生活，相应的形式是精神的主体性以及主体对自己的独立自由的认识。”黑格尔的这个判定极其概括，因为他揭示了影响整个欧洲精神文化的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的内在动力，那就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个体化，内在化。这个趋势预示着个体的解放和自由。正是因为这个思潮出自个体的内心又回到个体的内心，所以每一个与之相关的参与者往往会以自己的内心感受来定义浪漫主义，从而更让人眼花缭乱 。比如施莱格尔对浪漫主义的研究从歌德入手，他做《论歌德》，称赞歌德是“真实和纯美之曙光”歌德却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是狂野诗人和天主教反动派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而古典主义则是强健的，鲜活的，愉快的，合理的。身为浪漫主义一员大将的海涅完全不认为浪漫主义是什么革命，“而它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复活，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 问：看来是身为浪漫派一员的人对何谓浪漫派也是各执一词。 答：是的，歌德说浪漫派是疾病，尼采却说浪漫主义是药方，用来治疗疾病。让·保尔说浪漫主义诗歌也完全可以称作基督教诗歌，马丽琳·巴特勒却称浪漫派诗人是叛逆者。她所论的对象是拜伦、雪莱等英国浪漫派诗人，她的判断当然有道理。所以尽管我们依照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原理来归纳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但也不得不承认浪漫主义者自身对这个观念各有不同的解释，也正因为浪漫派本身的差异，洛夫乔伊才专门去讨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他的视野包括德国、英国、法国将近百年的精神生活史，这里包含了许多变化。因此他主张：“这些浪漫主义中的每一种都应该通过对其基本原理更全面更敏锐的分析，分解其为基本元素，分解为它赖以建构的若干观念和审美感悟，只有其基本的思想元素或动机倾向被清楚的加以区分或详尽列举之后，我们才能够判断其与已经适用于浪漫主义这一称谓的其他复合观念的相似程度，才可以明白更多的浪漫主义共有何种心照不宣的预设动机或明确主张。”伯林告诫我们：“研究浪漫主义唯一明智的方法就是耐心的历史方法，通过回顾十八世纪初期，逐一思考当时的情形，逐一思考哪些因素颠覆了18世纪，引起西方意识最伟大的变革。”洛夫乔伊和伯林提出的这种方法正是我们将要遵循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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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9 ΙΟΥΛ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德国浪漫主义之一：浪漫主义与浪漫主义运动的一般说明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在欧洲思想文化界有一股强大的思潮，它一度主宰 了欧洲精神文化领域的创造活动。这股思潮唤醒人感觉世界的新方式，使艺术家尝试新的创 作方法。它的影响深入到精神生活和艺术创造的各个方面，哲学、文学、音乐、绘画都产生 了以这股思潮命名的流派，它就是浪漫主义思潮，在文化史上，人们将其称为浪漫主义运动 或浪漫主义革命。 问: 浪漫主义可是个内涵极为丰富的大题目。  答：确实如此，在欧洲思想文化史上，它与古典主义双峰并峙，成为反思启蒙运动的最有力 的思想资源。但是，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可能是文化史上最复杂，最含混最难定义的概念。不 知有多少思想家对此殚精竭虑，从各个方面给以论述，试图厘清和规范这个概念。但无论哪 位大家都无法穷尽浪漫主义的含义 ，也无法精确地定义它，只能以近似的描述和概括性的综合来阐发这个概念。上世纪80年代 初，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就是谈法兰克福学派重要哲学家马尔库塞的浪漫主义倾向。记得我 曾就这个题目请教我的恩师，北大的周辅成先生，他听了我的选题后就说，你可是选了一个 极难的课题。40多年后旧话重提，也是对周先生的怀念。所谓“浪漫主义的”这个形容词，无 论是英语的romantic,法语的romantique还是德文的romantisch,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根roman, 这个词根也是“罗曼语族的”这个表述的词根，用来指称自公元三世纪之后通行于南欧和罗马 高卢行省的地方语言，其实就是罗马人所使用的拉丁语的地方化。后来这个字在南高卢，也 就是现今法国的普罗旺斯，又衍生出一个字“romance”,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罗曼斯,这是流行 于法国南部的骑士诗歌和传奇的总称。法国著名的武士诗《罗兰之歌》就是代表作。当罗曼 语逐渐演化成古法语之后，又出现了roman这个词,最初用来表示传奇故事，后来成为诗歌 体小说的名称。比如《列那狐的故事》法文就是《Le Roman de Renard》，最终成为一切创作小说的总称。  问：显然所谓“浪漫”就是来自roman个词。  答：是的，但是当这个词成为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时，它的含义更为丰富复杂，因为它所指称 的内容涉及到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广阔丰饶的领域，搞清楚它的意涵实际上是为了探究人类 思想史的足迹。但这个工作很艰难，可谓墜绪茫茫，岐义百出，以致美国研究观念史的大家 洛夫乔伊在深入探讨了浪漫主义的种种含义之后，竟然提出“一个根本补救之法”，我们应该 完全停止谈论浪漫主义。 但他也知道这实在不可能，因为讨论浪漫主义实质上是在开掘人类精神宝藏。所以他又提出 ，使用浪漫主义一词一定要采用多重形式，也就是要表明浪漫主义一词所具有的多样性。因 为根据他的罗列，人们会认为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或认为浪漫主义起源的荣耀应归于伊曼 努尔·康德。被列为浪漫主义创始人的还有培根、圣保罗、甚至柏拉图，而这些大哲的思想 特征本来和浪漫主义毫不相干。问题是，如果人们能确定浪漫主义的思想特征、感悟方式、 创作手法，基本信条，那么你真有可能从许多大思想家那里觅得蛛丝马迹。但我们不能凭某 一句话，某一个判断就将某位思想家归入浪漫主义阵营。可所有的研究主题非得有一个主导 观念，而这个观念又必须有基本定义，否则这个主题就不可能得到深入阐述，所以洛夫乔伊 提醒所有探讨浪漫主义主题的人，“他必须从简单而明显的事实出发，即我们时代或其他时 代的各位历史学家出于这种或那种理由，用浪漫主义之名来命名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或运动” ，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才能把不同历史时期精神生活中的共同特征提取出来，经过概括、 比较、总结等一系列逻辑规范方法，给浪漫主义这个无比丰富的主题一个比较清晰明确的说 法。 问：但浪漫主义主运动并不仅仅是一个给浪漫主义概念定义的问题。  答：对，但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会面对一个欧洲思想文化史上的大事件，那就是浪漫主运 动在德国的兴起。可以说自马丁·路德掀起宗教改革浪潮之后，德国在欧洲文化史上有一段 沉寂期。在德国思想界被法国启蒙运动唤醒之前，德国对欧洲文化的贡献乏善可陈。以赛亚 ·伯林描述了这种情况。他指出：“德国终归没能像英国，法国，甚至像荷兰那样建立起一个 权力集中的民族国家。在十八世纪，德国人是由300个王公和1200个领主统治着，30年战争 使德国分崩离析，血腥的死亡阻断了德国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它摧毁了德国精神。德国文化 萎缩成一种地方文化，在那些沉闷的小宫廷里苟延残喘。当时的德国根本没有巴黎，没有中 心，没有活力，没有骄傲，没有进步，变化和权威的意识 。”尽管如此，启蒙之光毕竟已经照临到德国阴郁的黑森林中。康德那篇《什么是启蒙运动 》振聋发聩，他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 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 启蒙运动的口号”。至此，德国思想日益成熟，特别是在哲学领域，一时间群星灿烂，使德 意志成为一个“用头立地的民族”。 问：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启蒙运动之后，但这两者却有许多观念彼此冲突。 答：岂止是冲突，浪漫主运动在某些方面完全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拨。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于德 国，这里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原因，可以说，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是德国对人类精神文 化的深入拓展所做的最大贡献。因为虽然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浪漫主义思潮在英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有杰出的代表和作品，但浪漫主义运动却发韧于德国。正 如洛夫乔伊所说：“18世纪90年代初，德国发生了一场运动，它为自身发明了这个术语，成 了唯一能够无可争议地被称为浪漫主义的运动。”伯林对浪漫主义运动格外重视，因为在他 看来，“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 和思想。对我而言，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20世纪历 史进程中的其他转折都不及浪漫主义重要，而且它们都受到浪漫主义深刻的影响。“伯林的 这个判断让人吃惊，难道19、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重大转折都和浪漫主义脱不开干系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已经了解了浪漫主义观念的深刻内涵？与洛夫乔伊一样，伯 林也确信浪漫主运动是德国特产，他说：”我所要论及的浪漫主义有时间限定，只想关注在 特定历史阶段发生，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某次变革。变革发生不在英国，不在法国，而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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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1 ΙΟΥΛ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之十二 论代议制政府（下）

    密尔认为代议制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却并不是它的行政能力，治国方略，而是它注重并且能够培育被统治者的美德。就政府的治理与教育这两个功能而论，密尔认为教育出好公民更为重要。它是能否有一个好政府的先决条件。 问：我们谈论善政，总是先评估政府的施政能力，密尔似乎不这样看。 答：密尔当然对政府的各项职能有相当高的要求，但他反复批评那种认为善政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进步的观点。因为秩序可能意味着压迫，而进步可能会以牺牲某些人为代价。这些外在的标准只能是善政的结果却不是善政的前提。密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试行自问，好政府在其所有的意义，从最低微的到最高尚的意义上，究竟依靠什么原因和条件，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他甚至认为，“人们的美德和智慧”是“好政府的第一要素，”因为“对任何政治制度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在任何程度上他们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各种可想望的品质，道德和智力的，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政府就很可能在其他一切方面是最好的，因为政府的实际工作中一切可能的优点正是有赖于这些品质。” 问：密尔这个说法似乎就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先声。 答：是的，密尔的想法是你可以有一套好的制度设计，比如代议制政体所赋予人民的选举权，但是参与选举的人“都只是无知的，愚昧的和具有可悲的偏见的群众，则任何政府管理都将搞不好”。从这个角度看，密尔绝对是个精英主义者。但事实如此，每一次民众做出的错误选择都会带来灾难，要修复这些灾难，代价极为高昂。而且谁知道这些灾难能否补救？ 密尔描述了缺乏道德感，只关心个人私利的乌合之众对善政的破坏。他说：“如果人民的道德情况坏到证人普遍说谎，法官和其下属受贿的地步，秩序规则在保障审判目的上又有什么效用呢？再有，如果人民对市政漠不关心，不能诱使忠实而有才能的人出来管理，把职务交给那些为谋取私利的人去担任，制度又怎能提供一个好的市政管理呢？如果选民不关心选择最好的议会成员，而是选择为了当选而愿花最多钱的人，最广泛普及的代议制度又有什么用处呢？”密尔对这些状况的描述在当今世界上并不罕见，他最令人沮丧的断言是：“每当人民普遍倾向于只注重个人私利而不考虑或关心他在总的利益中的一份时，在这样的状况下，有一个好的政府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选举时的抉择动机大多都是出于个人私利的得失。物价的升高让美国民众选择川普这样一个和美国的基本价值背道而驰的人上台就是证明。 问：这岂不是形成了一个闭环，让代议制政治永远处在危险中吗？ 答：密尔指出了这种状况，但他依然认为代议制政府形式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因为他相信人对常识和美德的天然接受，也就是说，不必人人皆圣人，只要能保持为人的基本准则，选择的钟摆就会摆向较好的一边。这个基本道德准则在民众中至少会以“一部分”的形式存在。他说：“一切旨在成为好政府的政府，都是由存在于社会各个成员中的一部分好的品质为管理集体事物而组成的，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社会中现有的一般水平的智力和诚实，以及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的才智和美德，更直接的对政府施加影响。”接受民众的常识认识和一般美德的选择，代议制政府就可能成为一个好政府。反过来，它又会扩大和深化美德，影响民众的普遍道德水准。因此密尔断言：“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应该根据它对人民的行动，根据它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它如何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促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他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作工作的好坏。” 问：密尔是否认为只有代议制政府能够增强民众的道德感？ 答：他坚信这一点，因为他评判一个政府好坏的首要标准是，这个政府能否训练人民依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功利原则行事，从而使一个社会总体上向善而行。这样的政府自然就是一个行善政的政府。在这个标准上，密尔断言：“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为了论证这一点，他反驳了那种认为只要有个明君，君主制就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的看法。因为这种政府形式的实质是“一个具有超人的精神活力的人管理着精神上消极被动的人民的全部事务。”换句话说，君主之下没有个人自由，从而也没有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这是一种一马独鸣，万马齐喑的社会。因为民众的消极被动“暗含在绝对权力这个观念本身中”。密尔指出：“整个民族以及组成民族的每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潜在的发言权，关于他们的集体利益他们不运用自己的意志，一切都由并非他们自己意志的意志为他们做决定。”用我们熟悉的表述就是“听党的话，跟党走”，尽管这个党除了给民族带来灾难之外就无事可做。这样的统治方式必将造成个人心智能力，道德责任的退化。密尔引一句民谚说“专制国家最多只有一个爱国者，就是专制君主自己。”这话推下去的结论就是，专制国家只照顾专制暴君的利益，其后果是民众“受到的妨害不仅是在知识方面，他们的道德能力也同样受到妨碍。凡是人们的行动范围受到人为限制的地方，他们感情也就相应的变得狭隘和不健全。” 问：密尔的这个判断倒是有大量事实为证，暴政不培育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只培育奴才和刁民。 答：所以暴政下出现的反抗人士才格外可贵。密尔断言：“有一个改革弊政的专制君主，就有九十九个只知道制造弊政的专制君王”。所以，指望明君降世，拯救民众的人，“从好政府 的观念中漏掉了其最主要的成分，即人民本身的改进。”从而密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好的专制政治比坏的专制政治更为有害，因为它更加松懈和消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力”。密尔对专制制度的批判极为有力，这表明他坚信民主政体无论有多少缺点，仍然是人们在世间渴求的最好制度。因为主权在民，所以最高权力属于社会全体，公民定期选举，最大可能的给了社会一个纠错机制。在政治生活的日常运作中，由于没有可能人人参与决策，那么推举自己的代表代替自己参与决策就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密尔对实施代议制的具体方法和条件做了极为详细的论证。他讨论了在何种条件下不能采用代议制，代议团体的职能，代议制的弊病，真正与虚假的民主制，扩大选举权，两阶段选举，投票方法，议会限期等等问题，都有切实可行的答案。 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大多依照了密尔的设计。密尔倾其一生，为人的自由和幸福殚精竭虑，他留给人类的精神财富是无可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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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4 ΙΟΥΛ

    欧洲思想文化长廊：约翰·密尔的自由理念之十二： 论代议制政府（上）

    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自由首先体现为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需要政府遵循法律予以保证。什么样的政府能依法保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政府如何产生和运作？它和民众要维持何种性质的关系？密尔对代议制政府的研究回答了这些问题。 问：我们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概念：代议制，还是先从它谈起吧。 答：好，所谓代议制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形式。它的核心诉求是民众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政治决策。国家的政治活动由人民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国家的权力通过人民的代表掌握和行使。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间接民主。为何会出现这样一种政治形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每人各有自己的谋生职业，基本不可能全身心投入社会政治活动。随着社会管理，权力运作愈来愈复杂，需要有人专门从事政治活动。与希腊古典民主相比，政治已成为一门专业。因为古典希腊的民主采取直接民主形式，公民集会直接做出政治决策，而现代民主制度则是由人民选举出自己的代表来代替自己参与政治决策。这种代议制政治产生于13世纪的英国，英格兰议会就是由一群不同社会阶层，利益集团各自推出的代表相聚一堂，彼此商议，决定国家大事的机构。当然，这个商议并不总是心平气和，彬彬有礼，相反，不仅火药味儿十足，而且确实引发过武装冲突，甚至革命。直到18世纪，代议制民主才真正稳定下来，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政治形式。 问：我们是否可以说，凡有代表制的国家就是代议制民主国家呢？ 答：不能，因为还有一种国家类型，在政治学国家分类中被称为极权民主制，这个概念是由希伯来大学教授雅格布·塔尔蒙提出的。他的名著《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是一部其意义被远远低估的著作。他指出，有一种政体形式，人民被宣布为国家主人，甚至宪法中人民也被赋予主权地位，他们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在政治决策中，人民具有一种字面上，宣传上的主导权。但其实，它是由一党及其统治圈子完全独掌权力的怪胎。统治者号称代表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他们垄断一切精神与物质资源，人民从未赋权给他们，他们却仿佛理所当然地代表了人民。这是一种实质上的自我代表，自动僭越。所以塔尔蒙指出：“这种民主制实质上是绝对专制，而且是最无耻，最凶残的专制。”他当时的研究样板是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但引发这种研究的原因却是纳粹与苏俄暴政的产生。在当今世界上，所谓“全过程民主”就是这种极权民主的活样板。 问：看来使用民主这个词要格外小心。 答：是的，我们回到密尔对代议制民主的论述。首先，密尔认为，一切政治形式，包括代议制都不是自然而然摆在那里等着人民去继承或参与，它是一种人的主动选择的结果。因此若想让一种制度良性运转，需要三个条件。其一，人民喜爱并愿意接受它，其二，人们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去维持它，其三，人们愿意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个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简单说，就是你喜爱这种政府形式，你会在需要时捍卫它，你还会使自己具备建设它所需的素质。一个好的政体会促成这三个条件。比如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大多数民众都会满足这三项条件，而在暴政之下，人民会痛恨统治者，绝不愿意为维护这种暴政去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会如我们的先人诅咒夏桀那样：“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这种要与暴政同归于尽的冲动当然不可能产生捍卫和建设这种政体的愿望 。密尔特别看重一国民众的素质，因为他几乎不相信素质低下的民众能造就和维持一个好的政体。他说：“一国人民可能情愿要自由政府，但如果由于懒惰，或是不关心，或是怯懦，或是缺乏公共精神，他们和保持这种制度所必要的努力不相称。如果当该制度遭到直接攻击时，他们不为它斗争，如果他们能被阴谋诡计所骗，脱离这种制度，如果由于一时的沮丧或是暂时的惊慌失措，或是对某个人的一时狂怒，他们能被诱使将自己的自由奉献于即使是一个伟大人物的脚下，或者托付给他以足够破坏他的制度的权力，在所有这些场合，他们多少是和自由不相适应的。” 问：这似乎是说维持一个自由制度需要与之相配的国民素质。 答：是的，密尔对此很看重。但问题在于这种自由素质从何而来？比如，同文同种，同受3000年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大陆人与台湾人，为什么一个仍忍受着暴政折磨，一个却已经能享受高质量的民主生活，更吊诡的是，相当一部分大陆人并不感觉暴政之下的生活有什么痛苦，他们很享受这种暴政。甚至台湾也有人对共产暴政甚为羡慕。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有代议制民主，人的自由就能获得保证吗？密尔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受到托克维尔的影响，那就是自由比民主更重要。因为民主是一种外在的制度形式，而自由是个体内心的追求和感受。所以密尔并不是制度万能论者，因为他清醒的看到：“当大多数选民对选举自己的政府缺乏足够的关心，或虽去投票却不把选举权用于公共的理由，而是为金钱而出卖选票，或者按照控制着自己的人，或出于私人原因希望谋求其好感的人的意思投票时，代议制就没有多大价值，并可能成为苛政或阴谋的单纯工具。这样实行的普选不是防止苛政的保证，而是为虎添翼。” 问 ：密尔真是清醒，他的担忧在当前就有现实的例子。 答 :是的。纳粹党上台借助了选举，但它并未获得多数，只是凭借剥夺其他政党参选资格而掌握了权力。特朗普倒是实实在在地由美国人选上台，美国自由的噩梦是美国人自找的，只能由他们自己好好享受。只是美国的强大实力一旦成为世界上其他邪恶势力的后盾，那些为争取自由而战的弱小民族则免不了遭受池鱼之灾。密尔预言代议制民主“会成为苛政和阴谋的单纯工具”，却是先见之明。不过密尔思虑再三，还是认为无论如何，代议制民主仍是最好的制度。这是比较而言。丘吉尔所谓民主制只是最不坏的制度也是与其他制度比较而言，因为他这句话的前面是说古往今来，人们已尝试过无数制度，民主制度也不好，只是最不坏而已。丘吉尔的这个说法和密尔的思路其实是一致的。在提醒人们注意代议制民主可能成为苛政的工具之后，密尔论述了他心目中的一个好政府的标准。他的思路相当奇特，他并没有罗列一个政府的善政的具体作为，而是批评人们把政府的善政标准归为秩序与进步。在密尔看来：“秩序意味着服从，如果一个政府成功的使它自己得到人民的服从，就说它保有了秩序”但是，“只有绝对专制的政府要求每个公民无条件服从当权者的每一道命令,”而这种秩序对个人的活力、勇气、创造性并不利。在密尔看来：“好政府在其所有的意义上，究竟依靠什么原因和条件，我们就发现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这就是说，好政府的标准是它能造就好人，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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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欧洲思想文化长廊，我们将与许多文化巨擘相遇，面对爱拉斯莫的睿智，路德的勇气，但丁的雄浑，达芬奇的神秘....... 面对纷至沓来的欧洲文化奇葩，让我们一同惊叹、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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