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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小時前

    未来一代缺土，学的都是人造知识｜岜農 一席

    岜農，音乐人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 2010年前后，岜農开始带着村子里的小孩们唱歌。他从不“教育”，也不问“今天学了什么”。孩子是他的伙伴，他们一起在田间地头的各个角落，以农具的敲打为节奏，一把琴，一些童声，就是音乐的全部。这个没有编制、随来随去的音乐团体就是「土人合唱团」。泥土不脏，农民也不卑微，就像他们的音乐一样，不精致，但有生命。 在这场演讲里，岜農会和土人合唱团一起唱快乐的歌，也会分享歌曲背后那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故事。 【时间轴】 00:05 🎵《谁会飞》：谁在唱歌 我们在唱 在唱什么歌 我们在唱快乐的歌 03:01 我是「失败之王」，失败让我成功放下远大抱负 08:18 自己创造并不断调整的农耕生活方式：半农半歌 11:07 🎵《四季歌》：未来一代缺土，学的都是人造知识 21:12 我不和小孩讲「环保」这种大概念，我只是带他们玩 24:23 🎵《白色海洋》：嘿不不不不 不要苍白的家乡 27:50 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31:57 🎵《美丽山坡》： 风的妈妈 没有告诉它 长大后要成为一阵有意义的风 👇来一席演讲前，岜農插完的最后一块田 👇土人合唱团 👇海滩上成片的白色塑料泡沫 👇自己在海边搭的舞台 👇岜農的农舍

    36 分鐘

  2. 8月13日

    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终末期癌症病人应该有一声不吭的体面，可我偏不｜柱子哥 一席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 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 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过去，柱子哥是一个被社会时钟推着走的人，每一分钟，好像都必须有产出、有进步。确诊癌症后，“病人”的身份成为一条隐形的分界线，将她与不断向前的社会生产区隔开。没有人告诉她，癌症病人除了焦虑地等待死亡还能做什么？ 她一边探索，一边记录，袒露因病症造成的生理和心理感受，也重新思考安宁疗护的价值与困境，不断为自己争取生存时间的同时也试图改善同处境病人的主观时间。“正是因为记录和探索作为普通人的抗癌经历，个人的痛苦经验才成为了也许可以被参考借鉴的公共认知。” 她只身趟过疾病与死亡，投下石子，期待能让后来人摸着过河。 【时间轴】 00:07 28岁，如何活下去和如何死亡都成为问题 12:23 如果终生都要与不确定性共处，我该等在原地吗？ 14:59 死亡太近了，我又回到熟悉的时空黑洞 18:42 原来我是别人幸福的参照系 21:05 一个终末期病人如何洗澡 23:08 有没有针对癌痛病人友好方便的止痛形式？ 24:36 现在才知道症状控制也是难以实现的 26:12 人为什么一定要体面啊？我要真实 33:32 在继续正常生活的过程中，我重新定义了我的一分钟 👇《魔都28岁金融女思维导图自救指南》 👇2024年12月31日，经历了4个月的治疗和2次不成功的开腹手术，柱子哥坐在病房晒太阳 👇重新梳理上海部分安宁疗护病房的信息 👇抗癌博主木豆豆鱼去世，最后一条微博转发了柱子哥的视频：人到底有没有优死的权利，以及肿瘤末期病人面临的困境

    36 分鐘

  3. 8月6日

    每个人都在教大学生做人，却不在意他们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王佳莹 一席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 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 与此同时，批评接踵而至：“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这一代人不够坚强”“年轻人就是矫情”……可是，把一切问题推给学生或者他们的学校和家庭就结束了吗？ 每一张年轻的脸庞背后，都有一段隐秘幽微的心事，对于那些具体真实的困境，王佳莹也无法给出“该怎么做”的标准答案。但感受到每个人的无助、困境和生命力，是看见他人的第一步。 【时间轴】 00:08 大学生为什么来做心理咨询？ 01:08 自我的混乱，使得年轻人很难做出人生的重大选择 11:51 我们为什么要为自己的真实情感而感到抱歉？ 15:07 “老鼠人”是一种自嘲，但也包含了他们的自我攻击 18:55 以前大家不喜欢自私的人，现在大家不喜欢没有边界感的人 21:51 我们假设别人的想法，把这当作事实，带着滤镜看待这个世界 26:59 心理咨询室是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间的过渡空间 👇王佳莹工作的心理咨询室 👇大学生来做心理咨询的主诉原因统计 👇埃里克森提出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将人的一生分成八个发展阶段 👇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邓巴数：人类大脑皮层的认知能力只能让我们与大约150个人维持稳定的人际关系，这150个人会根据关系的亲密程度分成不同的圈层

    31 分鐘

  4. 7月30日

    我患双相，她有自闭，我们在养育中彼此治愈｜朱矛矛 一席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 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 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 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时间轴】 00:07 孩子生来不同，我必须在这个特殊的赛道上陪跑 04:06 为了争取补助，我甚至要表演“精神残疾” 07:02 同学和我说：“树儿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太快乐了。” 17:47 为了提升数学能力，别人家的孩子挑灯练口算，我们家集体打麻将 21:02 她可能永远不明白孝顺、家庭责任感，但她已经在为这个家做贡献了 23:07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26:03 我是全职妈妈，但我不想以孩子为事业 👇树儿小时候 👇“通过谈判，我争取到了陪读的资格。一年级上学期，树儿被允许在我的陪读下，每天下午来上半天课。” 👇树儿考了4分，班主任还夸她字写得不错。 👇为了提升一点数学能力，树儿爸决定教她打麻将。 👇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树儿学会了扫地、收拾碗筷、洗衣服，下楼取快递、倒垃圾，还有跟着我们一起去买菜。 👇“我们的关系更像两个有缺陷的朋友，合在一起才会功能正常。” 👇树儿的画

    30 分鐘

  5. 7月23日

    “懒惰权”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而是要大胆地把工作时间缩减到3个小时｜王行坤 一席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 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 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 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时间轴】 00:10 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非常勤劳，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敬业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03:00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 06:28 “要热爱工作”的打工人觉悟是如何产生的？——用规训和惩罚“向懒惰开战”。 11:55 一种病态的激情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那热爱工作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 14:01 如今“劳动者没力量”，制度底线被不断突破，劳动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工作不值得我们热爱。 19:5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 22:19 我们可不可以不工作？ 25:09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让我们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更少但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且更丰富的生活。

    29 分鐘

  6. 7月16日

    我以为这是一个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却看到孩子们愿望破碎后独有的力量｜梁君健 一席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 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 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 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断思考着纪录的意义，思考社会、时代和个体的生命经历之间的关联。 【时间轴】 00:09 我想象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里面有一群初中的孩子在歌唱。 03:26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或出生不久就被带来了北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们又不太一样。 08:40 该如何去面对希望破灭这件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13:40 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也不是她专业不行，而是因为她在一项与专业无关但和社会性规则有关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评价。当时的小云作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习得这样的社会规则。 16:21 愿望被打碎之后，他们要如何面对？ 18:12 孩子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意义、问题，好像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并不是如此。 21:48 苦乐参半的生活不仅属于合唱团的孩子们，也属于我们每个人。 👇蒲公英中学校门外的马路挤满了等公交车的人 👇蒲公英中学以前是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由老厂房改造而成。 👇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墙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壁画，尤其是进到跨院里，迎面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动，特别生机勃勃。 👇袁小燕老师与蒲公英合唱团 👇权煜飞 👇张展豪 👇张展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但他又在这三行字上划了一条横线。 👇王路遥 👇冯小云 👇2018年中网比赛开幕式上，蒲公英合唱团演唱《北京欢迎你》 👇慈善晚宴上，路遥邀请黄晓明和同学们一起合影 👇史甜雨（左起第二个女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团的团长，但开始拍摄两三个月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家的教学体系，史甜雨转学回到淮安。 👇2018年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老校区的房子就开始拆除，对面的老三余村也完成了搬迁。

    26 分鐘

  7. 7月9日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成了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金子 一席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 “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 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 【时间轴】 00:10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不论是当做题家还是在名利场，我都觉得我不入流。 01:56 感受到快乐说明我正在堕落。只有痛苦，啊，那高尚的痛苦，证明我走在一条正确的奋进的道路上。 11:41 妈妈，人生是旷野，但是旷野上的垃圾咱没资格捡。 13:11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努力方式，它不需要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只需要一点脑筋、一点信息差、一点眼界，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18:19 “阶级叛逃者”比“小镇做题家”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的处境 19:44 有时我也在犹豫，我应该把自己真实的自我藏起来吗，我是不是应该拥抱这种虚荣，踮脚够一够这光鲜亮丽的生活？ 24:48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 27:40 正如牡蛎给芝加哥带来了海，我给北京带来了一所河南的高中。 30:50 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最后一次做关于高考的梦 👇“我出生在河南濮阳北部的一个采油厂家属区。它其实就是一片农田之中，用砖墙围出来的，里面有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家大单位，然后就没有了。” 👇“这是高考结束时，我所有的课本、试卷和练习题，以及用空的所有笔芯。准备卖破烂的前一秒，我把它们堆在这里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 👇“每当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需要度过，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道数学题” 👇温哥华的海滩

    33 分鐘

  8. 7月2日

    未婚青年对婚姻中爱情含量的期待降低，父母在婚恋关系中的介入上升｜刘汶蓉 一席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刘汶蓉从不认为年轻人在各项人生选择上的状态是消极被动的。她的研究发现，无论是代际关系的处理，还是婚恋与否的抉择，年轻人除了情感维度的衡量，还会进行理性的计算。 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年轻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稳定性，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也使得他们缺少除了家庭以外的社会正式支持资源，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真正的“避风港”。与之相对的，婚姻成为一项风险投资，他们谨慎地计算着成本和可能的回报，不敢轻易投身其中。 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旧紧密的代际纽带影响着青年生活的不同侧面。随着研究的展开，刘汶蓉也开始好奇，青年人的婚恋趋势又将给中国的代际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 【时间轴】 00:09 把婚姻关系放在家庭的场域中，重新看待青年人结婚难、结婚焦虑和晚婚不婚等现象。 00:51 中国人结婚模式发生巨大变化是在2010年后。结婚年龄的推迟，是导致终身不婚率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05:15 “如果对方符合您的择偶要求，但您还没有爱上他，您是否会和他结婚？” 06:50 “新包办婚姻”——中国90年代就基本实现了青年人的婚恋自主，但21世纪，父母的介入似乎又在上升。 11:53 “以前是一个人过日子难，现在是一家子过日子难。” 16:41 隐秘的爱的操控，让孩子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没有动力走出家庭。 19:52 当无条件接纳的爱在婚恋关系中得不到的时候，青年人似乎把对这份爱的期待又转向了父母。 23:24 中国的家庭主义传统提供了紧密的代际支持，但青年人也因此面临更严峻的“关系贫困”。 👇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上涨了近4岁，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上扬。 👇二孩政策的三次调整都伴随着后一年生育率的上扬，但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的时候，生育率不仅没有上扬，反而一直下滑。 👇2023年，男女都有超出两成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和不爱但符合标准的人结婚，远远高于2001年的数据。 👇2023年，认同“谈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这个观点的比例已经上扬到了40%以上，女性达到了46.5%。 👇“新包办婚姻” 👇2023年在上海的调查数据显示，30岁及以下的未婚青年，特别是未婚女性，有五成左右都没有信心能自己找到满意的结婚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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