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讲堂2016 喜马拉雅

一衣带水，中国和日本。

无论怎样的感情，怎样的关系，“搬不走的邻国”是永远的事实。

2017年，中日进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一方面，被学者形容为阴霾密布的中日关系没有看到柳暗花明的转折点，而安倍连续赢得国政选举的胜利使得日本右翼势力节节得势，“统一防卫战略”正在强硬出台，从东海、南海、台海搅局直指中国；另一方面，过往一年中国有700万人次访日，接近访日人口的30%，尽管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亲近感仍徘徊在历史最低水平，但已出现止跌回升迹象，中日贸易受全球经济减速拖累，但降幅明显收窄，2.3万家在华日资企业中，60.4%盈利，15.9%持平，日本财界对中国市场依然寄以厚望……

中日关系持续僵冷的历史心理逻辑何在？特朗普执政下中日关系变数多大？中国学者如何在战略上做好不变应万变？中日如何在逆境中营造民间交流，逆水行舟迎来曾有的蜜月期？

上周末，这些政治和国际时局的名词，以变化的前后组合，一年一度，成为了上海日本学会“2016年日本政经形势研讨会”的主题。话题沉重如又来袭的雾霾，却又凝聚着上海学界的日本问题研究、日语教学学者、媒体们开启自己的责任和理性，逆境中求索，如该会老会长、资深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俞彭年所言：中日关系恶化无可避免；但这种关系会结束，邦交正常化后曾出现过的蜜月会重现；要有信心！
文化心理的割裂：百年东亚盟主，低不下承认中国强大的头（俞彭年）

在2016年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天皇奖“的俞彭年教授，是上海学界受人尊重的日本问题专家。1937年出生日本的俞彭年，在1953年响应了周恩来号召回国工作至今，曾担任上海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在研讨会上，这位深谙日本文化的老会长坦言：“要让有100多年优越感的日本承认崛起的中国是大国和强国，目前很难，但这是大势所趋，这将有个磨合期，这对日本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基于此，俞彭年认为，中日关系恶化是无法避免的，唯一的转机是在中美真正建立了新型大国关系后，日本或许会承认强大中国是邻居的事实，这样的历史场景犹如当年邦交正常化建立的前提是美国在和中国接触，日本随后很快从心底里承认了“新中国”。


特邀嘉宾、市政府外办前主任俞彭年

俞彭年分析，中日能进入了邦交正常化第45个年头，是因为日本当年接受了新中国。现在对于“中国是大国，并朝强国和负责任大国走”的现状，是理智上接受、情感上不接受，因此要和美国一起和中国“闹”。

这和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可度密切相关。俞彭年回顾，1862年，日本幕府曾派一支船来上海考察中华文明，如很多历史学家曾描述，“日本对中华文明感到了幻灭”。明治维新时的“脱亚入欧”，其中的“亚”，也就是他曾崇拜的中华文明，甲午战争中国溃败，日俄战争日本胜出，更滋长了日本自大之心，认为自己是优秀民族，是东亚的盟主。二战后，中国是战胜国，但日本认为，自己是败给了美国人，中国人是分得了美国的胜利果实，心里仍然看不起中国；进入21世纪，日本认为，过去愚昧的中国不过是成了暴发户。而中国2009年成为经济总量全球第二，让他接受不了。而第一个十年后，美国的“亚太政策”让日本右翼感到东风再现，期望修改宪法，成为正常国家。眼下，特朗普即将执政，日本有舆论判断，如果美国对外政策后缩，给日本独立自主权，中日美三国间，可以有一场“三国演义”，而自诩甚高的日本认为，自己有强

怎样才是大国应有的外交？上周末，两位同是77岁的长者的回答进入公众视野。一位是中国资深外交官华黎明，他在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上谈到了中国的外交官的职责；另一位是居住在英国伦敦的记者兼制片人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他在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中亲自出镜、解说，皮尔格以强烈批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外交政策而著名。两位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长者的共同观点是：一旦核战爆发，人类将遭殃。讲堂君将以第三人称方式引述两位长者观点，并约请这期《中国正在说》主持、新华社高级编辑吴学兰发来主持感言。
音频来源版权为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 违者必究

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和四类国家吵架？特朗普重经贸不重战略或许对中国是战略机遇？中国的工业化实力奠定了美国要面对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老二”对手，中美关系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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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和四类国家吵架？特朗普重经贸不重战略或许对中国是战略机遇？中国的工业化实力奠定了美国要面对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老二”对手，中美关系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

上周五晚上，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资深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解读了中美关系的走向。被网民赞誉为“金五刀”的金教授以他特有的幽默和锐利道出了中美关系背后的实质性角力变化。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郑若麟（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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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模仿西方模式必然失败，已有的改革摸索之路和传统的东方优势将在当下发挥作用，在辨析了中国道路与西方模式的优劣后，我们是否找到了发展的更精准的方向？中国大而不强的现状如何改变？美国在二战后重视教育、科技的历史给我们什么启发？

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专栏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以物理和经济的跨界思维，以及求学、教学40余年在西方的亲身体验主讲了《中国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并做精彩互动。讲堂君特请该期主持文汇报社高级记者、原驻法国首席记者（文汇讲堂第70期嘉宾）发来“主持感言”，与听友共同分享这位“混沌理论”专家的心得。

第一次讲中国模式是在2009年的巴西，被问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我1962年读中国科技大学物理系，文革后期分到成昆铁路的眉山电务段，当了五年铁路工人。后来又在中国科学院做了5年氢弹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国留学做经济学研究，师从诺奖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我们发现了经济混沌现象，发现文明发展的道路是多种文明在竞争，而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宣传的向英美模式的趋同、收敛。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请我去演讲，越来越多的感兴趣的不是我们做的复杂科学，而是让我讲清楚为什么中国会崛起。
 
我第一次总结中国模式的经验是在巴西，金融危机结束后的2009年，会议的主题是《危机之后 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吗？》。我讲完后，巴西前任财政部长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总统战略规划部。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他们的办公室不像是个政府部门，而像总参的作战部：左边大屏幕上是中国地图，标出铁路、高铁、高速公路几横几纵，右边大屏幕上是巴西地图，也是几横几纵，一看就是向中国学习的。

规划部的专家问了我一个西方经济学家从未问过我的问题：巴西每提出一个发展规划，还没开始实施，西方媒体的批评就铺天盖地而来，破坏环境啊、政府扭曲市场啊。但你们中国怎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中国发展的秘密在哪里？

音频：来源于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专栏 违者必究

与听友分享著名的人口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的主旨演讲，他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两个“L”型轨迹的精彩阐述。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一年一度的《2016中国经济论坛——稳增长、防风险、促改革》，使我们能获悉业界权威专家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的研判
对于世界经济的低迷状态，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是需求侧所致。朱民总裁刚才提到美国经济引导的世界经济也存在许多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供给侧问题，这与我认识的中国经济比较接近，但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发达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比较稳定，且持续不变。而中国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发展阶段变化时期，它的潜在增长率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两个英文大写字母（“V”与“L”）的说法。第一，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V”字型的宏观经济复苏。“V”字型是指潜在增长率的回归。第二，我们追求的可能是一个大写“L”型的长期经济增长轨迹。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研究。
为何不是“V”字型？
我们过去进行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存在短期与中长期的两个“L”型增长轨迹。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轨迹不是“V”字型的。我们不指望“V”字型的经济复苏，这是供给侧的原因导致的，而供给侧主要是由于我们中国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人口红利这种不可逆转的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


不可逆转的人口红利2017年后消失，密集型产业将会回撤
中国15岁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达到了峰值，自此之后转为负增长，是绝对减少的状态。当然，以15岁至59岁年龄段作为计算劳动力人口的指标，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20岁之前还有许多人正在读书，并未就业。真正决定劳动力人口的指标称为经济活动人口，以劳动参与率进行参照。而经济活动人口指标，在2017年达到峰值，明年之后，将进入负增长。也就是说，劳动力绝对供给的负增长已是定局。过去很多人批评我，认为我过分强调了人口、劳动力等因素，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远不止这些。

我们以单位劳动成本指标反映劳动力供给，单位劳动成本等于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工资增加，单位劳动成本一定会提高，但是若劳动生产率能够随之一起提高，就不会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不会迅速丧失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发生得太突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过去几年里已经跟不上劳动成本提高的速度了，导致单位劳动成本不断提高。

与世界上主要发达制造业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相比，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发达制造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本国的制造业往回撤。事实上，也有一些国家确实这么做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比较其他因素，例如享受人口红利的国家，那些国家很可能会替代我们成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