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一席

Ale，写作者
Ale是意大利帕多瓦人，1993年生，天秤座，AC米兰球迷。2014年，为了报道南京青奥会，21岁的Ale第一次来到中国。大学毕业后，因为觉得“中国也许和我有关联”，他搬到北京，从零开始学中文。
在中国生活的六年期间，他学过电影，做过群演，拍过广告。2020年封在学校期间，他在豆瓣写自己跟宿舍保洁阿姨、维修大叔、食堂打菜小哥的日常互动，感觉大家褪下了原有的身份，都是努力活着的人类而已。在最孤独的时候，文字像一根通向外界的绳索，连接了Ale和读到他文字的人们。
2023年初，他开始在世界各地旅居，开了个人专栏，用中文记录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和事。现在，刚刚回到中国的Ale想聊聊十年前他在南京感受到、并把他带到中国来的那种近乎本能的需求：和人交流，和人连接。
这些年我生活在了不同的城市，做了不同的工作，切换了不同的身份。这六年对我是一种摸索的过程。有时候会觉得好玩，有时候会觉得迷茫，有时候会觉得着急。我当时不太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现在回头知道了，那是我的成长。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时间轴】
01:29 我想尝试回答一个让我头疼多年的问题：你为什么会来中国？
05:36 两年后，我搬到中国，学电影，和一个法国人卷学中文。
08:24 外国人和自己人
15:15 成为自己人也有麻烦。比如，“ale你多大了，28岁，差不多可以考虑稳定下来了。”
16:22 疫情开始之后，虽然地球没变，但我们好像变得离彼此更远了。
22:28 我发起了一个写作俱乐部，在这个地方，好像真的看到了彼此的内心。
26:55 那六年，《我用中文做了场梦》。
28:45 在外面跑这段时间有它的意义，跨过隔阂，与人连接。

蓝方，C计划联合创始人。
当大量仇恨言论、偏见歧视、阴谋论在舆论场上一呼百应的时候，我们如何重建公共理性？
八年前，曾是记者的蓝方和两位合伙人一起创办了C计划，一家致力于推广批判性思维、思辨教育的机构。她们希望填补应试教育对于独立思考的忽视，培养一群合格的公共生活参与者。
八年间，C计划的课堂成员从成年人拓展到儿童，他们在课堂上讨论过各种公共议题：大城市应该接纳流动儿童平等入学吗？教室里该不该安装摄像头？代孕该不该合法化？死刑该不该被废除？
除此之外，情感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喜欢的人，该不该谈恋爱？我的朋友总让我不爽，该不该跟他绝交？如何应对自己的情绪？相比于理性的公民，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理解自己与他人，也是一个个体拥有良好生活的前提。
【时间轴】
00:40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从一堂讨论连坐制惩罚的课讲起。
08:26 批判性思维如何教？阅读是个好方法。
12:04 家长的担心：把孩子培养得这么有独立的观点，会不会反而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呢？
13:08 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学生给班主任写了封信。
14:36 遇见杠精，你应该争论，还是应该闭嘴呢？
16:10 日常生活中的非暴力沟通与明亮的说理
17:48 为什么我们要让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要去关注流浪汉、流动儿童和路边摊贩呢？
20:39 如何用阅读应对无处不在的偏见、歧视、仇恨言论和网络暴力
22:54 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自己有什么伤害
27:38 C计划的8年：谁来为批判性思维和公共理性买单？

谢爱磊，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从2013年起，谢爱磊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的近2000名学生开展追踪研究，其中近28%的学生来自农村和小镇。他们在学业上努力付出，赢得高考这场战争，成了人们口中的“小镇做题家”。
对于一个寒门学子来说，排除万难考上精英高校就等于实现阶级跨越了吗？这或许只是故事的开始，在结束培养“做题机器人”的教育模式之后，没有人告诉他们未来的人生如何走。在陌生的文化世界里，他们进退维谷难以适应，时常自我低估、缺乏身份认同。
小镇做题家一度被认为是在考研、“考公”等领域更有优势的群体，他们被等同于更擅长背书做题。但在谢爱磊看来，小镇做题家的潜台词并不是他们擅长什么，而是缺少什么。同时谢爱磊的研究也显示出，小镇做题家们越来越难以找到一份精英工作，学业成功越来越难以换来社会意义上的成功。
他在学校里发起「师友计划」等一系列活动，帮助学生们在大学的新生活与过往的旧生活之间建立起一条连接彼此的道路，想要在这个不完美的系统上，去做一点微小的能改变它的事情。
-时间轴-
00:42 一项关于“做题家”的追踪调查
04:03 在精英大学中“找不到感觉”
06:51 “自我低估”
09:03 你是不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13:06 农村籍学生在就业时存在哪些弱势？
19:50 我们可以为小镇做题家做些什么？
25:31 “你觉得读书能够改变命运吗？”有一个受访者反问我，你觉得呢？

盛梦露
“绿汀小屋”创始人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孩子抑郁是父母、家庭导致的。事实上很难在这里面建立一个精确的因果关系。抑郁的发生和多个维度相关，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怪罪父母，是不公平的。我更倾向于认为，青少年的抑郁，是社会的某种“疾病”在最脆弱的这群人身上的爆发。在中国，受到抑郁症困扰的青少年有1000万到3000万之间。因为抑郁症而无法完成学业的孩子，大概有200万人。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内心千疮百孔的孩子们重启人生？
位于杭州的“绿汀小屋”就在做这样的尝试，为因抑郁休学的青少年提供长程的居住式的康复服务。
小屋像一个温暖的洞穴，抑郁休学的孩子可以24小时住在这里，与专业的陪伴者和伙伴朝夕相处，重获安全感和回归社会生活的力量。自2021年10月成立以来，绿汀小屋已经服务了约80个休学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
什么是更适合青少年的康复方式？小屋的模式是否有效、可推广？复元的过程常常充满曲折与反复，绿汀小屋也在实践中探索问题的答案。
——时间轴——
00:48 青少年抑郁症如何发生？
03:21 重新理解抑郁的孩子：“失控”的人生。
07:55  重新理解抑郁的孩子：社会的“疾病”
11:34 如何帮助困在家中的抑郁青少年？
14:00 造一座「绿汀小屋」
18:53 陪伴者：用新的关系，重新养育一个抑郁青少年
27:20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些孩子摆脱了抑郁症的困扰，重启人生了呢？
31:28 这么难，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

💡目前，绿汀小屋正在换场地（杭州良渚地区）、组建新团队，如果您正好有相关的资源和资讯或者想加入他们，欢迎联系shengmenglu@hzlvting.com。

刘东明，民谣音乐人、写作者。
音乐会照亮所有坚强人们的眼睛和胸膛，只有喜欢待在黑暗里的人才会害怕它的存在。

刘东明七十年代末生于山东，少年时期常在家乡的渔具店边打发时光边练习吉他，2000年开始北漂生活，起初在地下通道唱歌，后自嘲因摇滚乐太费钱而爱上民谣。
2005年首张EP《刘2的把戏》后，刘东明在“无名高地”做驻场歌手，和周云蓬、小河、张玮玮等人一起，成为中国民谣音乐场景中的一抹重要身影。
刘东明的音乐常以平实的视角书写身边的人与事，他认为那是民谣音乐最大的魅力，“歌唱他们，也是歌唱我自己”。
——时间轴——
00:12 🎵《老裁缝》
04:23 北方县城里的少年，一边在渔具店帮人绑鱼钩，一边刻苦练习吉他。
07:19 我带着母亲给我的几百块钱去了北京。
12:34 2002年，我因为卖唱被遣返。但又回来了。
13:44 摇滚青年慢慢喜欢上民谣。
18:33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24:03 汶川地震给我的感触很多，回来后，我写了《天水》。
26:04 🎵《天水》
31:04 我从来没有奢望我的音乐可以改变什么。但歌唱应该是诚实的。
35:05 我写了一张全新的专辑《流浪者之歌》，于2023年独立发行。
36:34🎵《夜莺绕过安达拉卜》

刘耀华，观念艺术家。
刘耀华30岁开始以艺术家身份创作第一件作品：邀请别人送一件自认为的“垃圾”给他，三个月内他共收到来自260多人的形形色色的“垃圾”，最后他给这些“垃圾”做了一个展览，结束后又把它们全部丢弃。
2022年3月，刘耀华在北京郊区承包了一棵苹果树。他在175颗幼年苹果体内分别插入了一枚纤细的钢针，10月他将75颗存活的苹果采摘下来，它们大小不等，均有一定程度的畸形。他将这个艺术项目命名为《祝你平安》。
去年8月，刘耀华又深入中国西北的无人区，启动了为期一年的最新项目《一块广告牌》。也许如刘耀华所说，回到个体，将创作转化为一种特殊的行动。艺术就是对“我”的存在的理解、消化和修正的过程。
【时间轴】
02:04 在175颗幼年苹果内扎入一根钢针，长大的畸形苹果是我们的隐喻
09:15 每人送我一件“垃圾”，我把它们送进美术馆，这算不算艺术？
15:54 在城市邀请路人兜风失败：在一套秩序束缚下，我们还能不能脱轨？
23:01 每天睡前无目的、无意义的地喊叫5分钟，我从中体会到了自由
28:00 我在西北无人区立了一块广告牌，持续招商，我亲自去换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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