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贾铭
7月1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联合国发布了最新一期《世界人口展望》报告。
报告指出，到2022年11月15日，全球人口将突破80亿，2080年将冲上104亿的峰值，此后直到2100年都将稳定在该水平。报告还指出，2023年，印度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几年的中高速增长，除了改革开放等制度因素外，最重要的则是拥有人口红利这一制造业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大量廉价劳动力，奠定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曾支撑了年均近10%的GDP增速。
那么，在全球地缘政经紧张、产业链重构的当下，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对印度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呢？
人口：红利还是陷阱
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据层面来看，印度毫无疑问正处于人口红利阶段。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21年，印度人口已超过14亿。根据机构估算，印度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年龄段人口的比例为67%，年龄中位数为28岁，每年有超过1200万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到2050年，印度将再增加1.83亿该年龄段的劳动力。
这意味着，未来30年新增的全球劳动力中，22%都将来自印度。
但是，数据口径的劳动年龄人口衡量的只是潜在的人口红利，并不一定代表真实的经济增长能力。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生产率提高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口红利能否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增长，还取决于是否有高质量的充分就业。
但是，印度的劳动力市场却存在几个短期内很难解决的问题。例如——
第一，劳动参与率低，且性别差异极大。
根据CEIC和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年，印度的劳动参与率为44.9%（2022年已经下降至40%），其中，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76%，女性仅为20%。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低，并不全是因为就业岗位短缺，社会文化因素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更大。与此相对应，2020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为68.3%，其中，男性为76.8%，女性为59.8%。
另据2021年《印度工作状况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期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增加了1.155亿，但劳动力仅增长了770万，流入流出之下，劳动力实际还减少了1130万。
所以，尽管印度有9.38亿劳动年龄人口，但实际的劳动参与率显著抑制了印度的人口红利。
第二，失业率高，且年轻人的就业意愿低。
根据Trading Economics的统计，2022年5月，印度的失业率为7.8%，同期中国的失业率为5.9%。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最新的数据则显示，2022年，在9亿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印度人口中，超过半数不愿工作，而符合就业条件的女性劳动人口中，仅有9%愿意就业或求职。
这造成的后果则是，印度人口中女性占49%，但对该国经济产出的贡献却仅占比18%，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印度政府目前已经试图解决女性就业问题，包括宣布计划将女性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21岁。
但我们要知道，在所有的改革中，改变社会文化期望可能是最困难的部分。
第三，教育水平低，职业技能培训不足。
根据世界银行和knoema（世界数据图谱分析平台）的统计，2018年，印度15岁及以上成人识字率仅为74.4%左右，其中，15～24岁青年的识字率为91.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9年的报告认为，到2030年，不具备就业所需的教育和技能的印度青年将达到47%。另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报告显示，在2019～2020年，只有15%的印度劳动力接受了职业培训。而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办公室”发布的定期劳动力调查报告也提供了佐证：2017～2018年，在接受过正规技术培训的15～29岁人群中，只有3%的劳动力拥有正式技能。而这一数字在中国、美国、英国、日本分别为24%、52%、68%和80%。
持续的高位失业率、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投入不足，长远来看，会影响经济增长潜力。
沉疴：独特的产业结构
除了上述劳动力市场的几个原因，阻碍印度发挥人口红利优势的重要原因还有印度独特的产业结构。
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次演化和递进。具体表现为：由第一产业占主导向第二、三产业占主导顺次转变，这个过程伴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工业，驱动GDP的第一轮爆发式增长，随后服务业占比再不断上升，直到超过第二产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但印度却是例外。
独立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其产业结构直接从第一产业过渡到第三产业，呈现出典型的“跨工业化”特征。这带来三个问题：
第一，没有第二产业吸纳大量就业；第二，没有工业化基础支持的服务业发展前景受限；第三，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莫迪：左右摇摆的改革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20年的一份报告，为适应年轻人口的暴增趋势，印度需要在2030年前创造至少9000万个新的非农就业岗位，而这将需要该国GDP每年实现8%～8.5%的增长。
所以一个共识是：无论谁成为印度的执政者，面临的最大挑战都是要创造大量正式而长期的工作机会。
而要解决就业问题，发展制造业是重中之重。
印度总理莫迪从上台伊始就将就业问题放在首要地位，提出“印度制造”（Made in India）计划，他的目的是启动新一轮工业化进程，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推动实际工资上涨，支撑内需持续扩张，而内需的扩张又能为工业化源源不断提供助力，从而形成国民经济的内生良性循环。
莫迪的改革方向是对的，例如，废除旧钞、统一税制、出台《破产法》、提出数字印度倡议等等。但实际上在刺激制造业创造就业方面的进展却比较有限。
笔者个人认为，莫迪的废钞和税改，是两件值得载入史册的改革。
2016年11月，莫迪突然向印度全国宣布，为打击腐败、断绝恐怖组织的资金链和假币流通渠道，从当天午夜零时起，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两种最大面额纸币的流通，同时发行新的500卢比和2000卢比面值的钞票。
废钞对贪腐和阻止恐怖融资的打击效果其实十分有限，并且造成了印度持续一年的经济秩序混乱，拖累了印度的经济增速。但长期来看，他间接帮助银行建立和完善了个人账户体系（印度仅有少数人拥有银行账户，超过90%的印度人使用现金消费），或许极大地便利了后来数字经济的发展。
2017年7月，印度正式实施商品服务税（The Good and Services Tax，GST）。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用全国统一的商品服务税，取代此前印度中央政府与各邦地方政府分别征收的各类间接税。
我们知道，印度在政治上是一个实体，但各邦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非常大。统一税制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削弱地方财权，彻底改变印度分割、碎片化的财税格局，减少跨不同邦之间的贸易障碍，降低交易成本，建立更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提升印度企业竞争力。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但莫迪改革存在的问题是左右摇摆、前后矛盾，不能一以贯之。
作为一个将经济改革议程视作其主要政治承诺之一的政府，莫迪政府一方面体现出自由主义倾向。例如，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追求开放的市场、外来投资、私有部门增长和结构转型，提倡“最小国家”。另一方面，其经济政策执行过程又充斥着过多的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色彩。例如，一边追求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和利用外资，另一边又鼓吹“自力更生”，提倡贸易保护、加征关税，动辄进行反倾销调查。
近几年，中印之间的政治经贸关系也愈发微妙，中方企业和商品频繁遭受反倾销调查。比如，2020年，印度以国家安全为名，禁用了微信等具有中国背景的百余款手机应用。
顺便说一下，7月5日，印度执法局突袭了vivo的48个经营场所，冻结vivo印度公司相关的119个银行账户，总额达46.5亿卢比（近3.86亿人民币）。7月13日，印度财政部发布声明，称印度税收情报局（DRI）调查发现，此前调查的OPPO逃避关税近439亿卢比（约合37亿人民币），已向OPPO印度公司发出通知，要求缴纳税款。vivo、OPPO，还有此前2月被查的华为、4月被查的小米，其实都涉及到一个核心叫“特许权使用费”，这涉及到印度的《外汇管理法》《所得税法》《反洗钱法》等规定，监管由来已久，一直伴随着争议，并非仅针对中国在印度设立的公司。
无论如何，莫迪政府在宣称追求开放的同时，实质上加大了政策干预的力度。这些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政策，原因或许是很多学者分析的：莫迪政府在继承了历届政府对自由贸易一贯怀疑的背景下，还需要平衡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工商阶层利益集团的要求。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