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 China Journal of Democracy

在当前全球格局中，民主自由国家如何在中国推行民主？这是一个重大且复杂的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余浩风有幸采访到前英国外交官和观察家盖思德（Roger Garside）先生，请他分享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自由民主国家如何为促进中国民主化发挥作用的见解。盖思德先生是《中国政变：自由的大跃进》（China Coup：The Great Leapto Freedom ）一书的作者。他对中国有长达 65 年的观察和研究，在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开始关注中国，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哪些因素塑造和影响了今天中国的法律制度？极权制度之下法律如何运作？“双重国家”（dual state）理论是否可以解释中国的政法结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能够推动党国体制下的法治发展吗？中国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吗？“法治是民主化的先决条件”能够成立吗？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副主编、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客座教授滕彪博士对孔杰荣（Jerome A Cohen）教授进行了专访。孔杰荣是纽约大学荣休教授，是西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开创者。

在世界各大国中，中国家庭住房拥有率最高， 99.5% 的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城镇住房拥有率也达到了 96%。但是中国的房产所有权却是全世界最不稳定的。实现土地国有化是中共的初心，直到 1982 年宪法得以实现。城市土地一夜之间归国家所有，为中共政权的续命提供了巨大的财政保证。

在实行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主张。暴力革命观认为，不进行暴力革命就不能推翻专制政权。改良主义者认为，暴力革命的结果只是以暴易暴，不能摆脱专制——革命——新专制的恶性循环。如果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看，就会陷入到民主道路中的一种怪圈之中：一方面，非暴力不能去除专制；另一方面，暴力革命的结果可能只带来新专制。如果上述怪圈能成立的话，中国未来的前途就是“恶的无限”了。本文作者对上述怪圈提出质疑，认为它未必是历史现实中的悖论，也可能是我们思维世界所构造的矛盾，在革命与改良之间存在某种中间地带。有的读者可能会不同意文中的某些看法。《中国民主季刊》作为公共平台，致力于促进不同观点的相互了解、沟通，欢迎持不同看法的学人赐稿、争论。

英博登的研究旨在厘清中国政府是如何与联合国的不同人权机构打交道的。中国从1982 年首次参与联合国人权体系开始，直到 2017 年，是这个国际体系中的“制定者、推广者、接受者、限制者还是破坏者？”这些解读又如何能帮助我们更广泛地理解中国对其他国际机构的态度和行为？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后，随着“群众运动”的解体，“群众”转变为“市民”。“市民”性质为“逐利的个体”，历史上也被称为“布尔乔亚”，以追求“排他性财产权”为其最根本的特征。基于这一社会现实，本文下篇通过辨析作为最基本的“权利”的“财产权利”的双重内涵，即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最先占有者的权利”内涵和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排他性财产权”内涵，探讨以“市民”为基本要素，经由“最先占有者的权利”的充实而得到“个人权利”的完整内涵，进而走出一条基于“个人权利”的“中国的民主化”的道路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