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報導者‧誰來讀新聞｜臺灣台語

央廣編導群, Rti

「少年報導者‧誰來讀新聞」節目由中央廣播電臺與獨立媒體-報導者共同製播，以英、日、印、泰、越、菲以及臺灣台語、臺灣客語、粵語等9種語言，將臺灣的政治、社會、科技、文化等面向介紹給國際社會。 前往>> 央廣臺灣台語迷眾頁 聽友來函： 17rti@rti.org.tw

  1. 2024. 12. 30.

    教育部年花2億補助中小學生理用品，為什麼許多女同學不敢領？

    讀報人:李菁 教育部在2023年8月起全面推動「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政策，每年投入2億多元，針對經濟弱勢提供每月200元生理用品補助，也補助高中職以下學校在校園設置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的定點。《少年報導者》記者實地走訪不同校園發現，有的學校費盡心思以「團購」方式提高學生兌換率；有的能彈性以數位學生證到超商兌換；有的礙於經費限制經濟弱勢同學才能領取。如何以更友善、去標籤的方式，讓更多需要的同學受惠，還需要細緻化的思維和作法。 (文字／邱紹雯；核稿／楊惠君；攝影／鄭宇辰、楊子磊；責任編輯／吳冠伶) 走進台北市中山國中學務處，衛生組長吳郁君帶著幾位小幫手一起分裝剛到貨的生理用品，依照各班女學生選填的不同廠牌、款式編號，老師事先在個人專用的紙袋上做好紀錄，再由同學逐一分裝進紙袋、再裝箱，最後通知各班來領取。發放完畢後，又會有人再把紙箱和紙袋交回，等待下個月的發放作業。 看似繁複的工程，在大家熟練的動作下，有如一條迅速的生產線──這是學校過去兩年來，每個月都要執行一次的女性生理用品發放流程。 資源豐厚的台北市動作比教育部早一步，2022年3月就開始推動生理用品補助試辦計畫，且跳脫經濟條件，最初補助所有國中女學生每月可至單一超商通路兌換價值200元的生理用品。但初期因宣導不夠、兌換品項及通路不多等原因，兌換率僅17.9％，被台北市審計部要求檢討改善。 之後台北市教育局再祭出優化策略，除了增加三大超商兌換通路，並結合酷課雲系統，開放家長也能代為兌換。2023年更向下將國小五、六年級女學生納入補助對象，也積極向學校宣導，鼓勵老師協助同學統一兌換等，讓生理用品兌換率在去年3月提高至42.6％。台北市今年（2024）再將生理用品補助對象擴及到高中職一年級的女學生，可以選購的生理用品則增加到19種，首善之都的月經福利堪稱為各縣市之最。 兌換率「模範生」中山國中：用「團購」策略提升兌換便利性 台北市中山國中是北市生理用品高兌換率的「模範生」，超過9成兌換率。成功經驗在各校間流傳，卻不容易複製，背後大力推手是校內的「團購女王」、熱心的衛生組長吳郁君。她坦言，剛開始只是配合政策在校內宣傳，後來發現有老師主動幫班上女同學兌換，以及看到學生將領到的衛生棉默默捐出來放在女廁，附上小卡寫著「送給有需要的人」，讓她開始思考：政策美意如何不造成浪費，又能擴大效益？最後她決定統一幫大家兌換，用不到的就回捐給學校，一舉兩得。 兌換工程說來容易，執行上卻不簡單。學校每月要請全校約300位女學生上酷課雲平台挑選2種想要的生理用品款式，截圖儲存專屬條碼，再統一造冊，向通路端訂貨。 吳郁君發揮幫大家團購商品的高效率，與資訊老師合作，教所有學生操作系統及截圖、回傳條碼作業，不會出錯；還要一次次優化表單，從一開始紙本列印出一大疊條碼，到現在建立一整套SOP流程，可以一氣呵成線上完成作業；她甚至親自與三大超商通路洽談，業者開放後台讓她直接下單、線上核銷，數量品項統計完即可請超商將貨品直送到學校，節省人工領取的麻煩。 就這樣，每個月大概有600包不同品牌樣式的衛生用品會順利出現在校內，成為最佳月經教育素材。吳郁君說，最初只敢在各班找女學生協助領取生理用品，還是很隱晦地通知「請各班棉棉小達人來學務處集合」；一年下來，學生們早已司空見慣，知道這是女性自然的生理現象和需求，現在不分男女都會有人來幫忙，覺得不用特別避諱什麼，大家偶爾還會開玩笑這是每月的「麥當勞歡樂送」。女同學如果覺得自己用不到，就回捐給學校，現在全校16處女廁中，固定會有一間設置「生理用品箱」，裡頭大多都是來自同學的愛心。 中山國中九年級學生高宇萱說，以前月經時間都要用設定手機App提醒，以免忘了帶生理用品，現在會將學校領到的生理用品固定放在教室，隨時有需要就可以使用，不管月經何時來都不用擔心。 台北以外限經濟弱勢學生領取，高雄、彰化可至超商兌換 走出台北市，各縣市執行的方式大不同 ，主要限定經濟弱勢身分，從實體發放、紙本現金券到數位兌換都有。在花蓮、屏東、嘉義等縣市，主要由學校護理師統一幫各校提報的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突發需求的學生採購生理用品，採取實物發放。花蓮縣花崗國中張姓護理師平均每3個月幫全校30位女學生統一訂購生理用品，根據學生使用口碑調整訂單，搭配不同尺寸的生理用品組合，再以購物袋分裝 ，個別通知學生領回，學生每次會領到近10包生理用品。 由於每次領到一大袋生理用品，相當「搶眼」，不少學生不好意思直接領回教室，護理師則和學生建立好默契，讓女同學放學再來健康中心拿，或是特別跟導師聯繫，「先放在導師辦公室，放學再到辦公室拿」。護理師也觀察，碰過三催四請不來領的學生，表達家裡也有其他社會資源捐助生理用品，或是還剩下很多所以不需要，代表具備低收身分未必等同有需求，所以不強迫領取，但會請同學轉贈給導師，做為班上同學緊急需要使用。 相較針對特定對象的實體領取，讓學生領取紙本或禮物卡，再自行去超商兌換的接受度比較高一些。高雄和彰化結合學生的數位學生證（一卡通），由學校盤點符合資格的學生，每月派送198元兌換券，讓學生可持數位憑證到指定通路，自行選購等值的生理用品，一來便利性及自主性高，還可適用店家買一送一促銷優惠，實際可兌領金額甚至超過200元。 彰化縣教育局表示，初期也曾採取全市統一招標，跟廠商採購全市的生理用品，再由廠商配送實體到學校，希望以量制價，能提供學生多樣、品質有控管的生理用品，不過因為得標廠商只限一家，能選擇的品項有限，不可能符合每個人需要。當時，學校發放的執行率雖然很高，但由老師看著學生領回去，有的學生不好意思來拿，或乾脆直接丟在女廁門口，改為數位兌換較可避免標籤化問題。 經期照護需求，難單純以「經濟貧窮線」劃分 推動月經教育的社團法人全球小紅帽協會調查，有9％的台灣女性曾陷入「月經貧窮」困境，在購買生理用品與房租、水電費或三餐等日常支出間，前者通常會優先被捨去。 但小紅帽協會創辦人林薇指出，經期的各種「需要」未必能從貧窮線劃分 ，有時候反而居住在高所得地區的需求愈容易被忽略，因為其他生活消費可能更高。除了特殊家庭補助，應該更廣泛地讓各大公共場所都能供應免費生理用品，並且搭配月經教育的推廣 ，三者並行，更敏銳地察覺與照顧到可能的需求。 什麼是月經貧窮？ 「月經貧窮（Period Poverty）」指的是人們因為經濟上的困境，以致於無法負擔正常且足夠數量的生理用品，或欠缺獲取管道，連帶影響到行動自由、造成身心健康影響的社會問題，是一種月經不平等的現象。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2021年統計，全球估計有5億人口正經歷月經貧窮，包括無法獲得適當的生理用品，以及衛生、有尊嚴地更換生理用品的場所。 月經貧窮問題不僅常見於開發中國家，已開發國家也不罕見。英國國際計畫中心2020年調查發現，英國約10％女學生無力負擔生理用品費用，19％則受限成本而被迫選擇較不合適的產品 。在紐西蘭，每12個學生，就有一個因月經貧窮而曠課；日本有8.1％的人，因月經貧窮而備感壓力。 家扶基金會透過各縣市社工，調查受扶助的經濟弱勢家庭在生理用品使用上的困難，社會資源處處長林秀鳳說，生理用品的補助確實有助於減輕開銷，但仍有家庭回饋，因夜用衛生棉較貴捨不得用，寧可選擇多墊幾張衛生紙，以減少更換衛生棉的頻率。女性成員較多的家庭，對於衛生棉花費更「有感」，家長會尋找便宜或特價的衛生棉，或希望可以領取其他社會資源捐助的衛生棉。 由於各縣市發放作業不一，政策宣導上有限，有家庭反應不清楚這項補助，或在兌換時碰到搞不清楚細節的店員。林秀鳳也發現，受扶助家庭的主要照顧者若為男性，多數不清楚如何購買適當的生理用品，或不知如何教導正值青春期的少女正確使用方式。有社工曾碰過，由單親爸爸撫養的女孩月經來難過地向社工表達「自己快要死了」，竟然是因為看到流血，不知所措，難過不知如何向家人告別，因此也請社工針對小四以上服務對象，主動關心經期衛教知識及心理建設。 免費生理用品政策應拓展到多元場合 目前，教育部的免費生理用品政策分兩軌進行，除了針對特定經濟弱勢對象，也補助各級學校及教育部所屬場館設置免費生理用品取用處。但政策上僅規定校內設一處「定點」，並未強制規定要設在哪，也讓政策美意大打折扣。 就讀新北市國中的女學生阿喬

  2. 2024. 12. 15.

    【我的14歲】李振輝：替聾人「說話」，解開自己少年時代自卑感的心結

    讀報人:李菁 小時候我成績很好，卻很內向，因為家裡環境很差，與低收入戶無異，心裡有苦說不出，讓我的個性自負又自卑。然後我遇見比我遭遇更困難的朋友，他們是真正「有口難言」的聾人，高中時我學手語，讓我懂得聾人朋友們的語言。雖然大學念了法律系，還是決定做一個「替聾人朋友說話的人」，投身專職的手語翻譯員。 事實上，手語幫助我「了解」自己更多，它就像一把火炬，照亮曾擋在我眼前的自卑感，引領我一路往前。 (口述、讀報、手語／李振輝；文字、攝影／王崴漢；攝影／鄭宇辰、張家瑋；設計／黃禹禛；聲音工程／藍婉甄；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我是台灣第一位靠手語「吃飯」的手語翻譯員，也是最早上電視，利用雙手、眼神配合表情變化，向聽障者表達「發生了什麼事」的其中一人。從國慶大會、總統大選辯論會到行政院、立法院的重大政策記者會，這些轉播重要畫面角落的「小框框」都能看見我的身影。 38年的手譯員經歷，我親手參與搭建國內手語翻譯專業的職業環境。2020年COVID-19疫情時，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做手譯，讓我一下子成為媒體焦點。幾乎所有人都很好奇，建中、台大法律系畢業的我，為何不做律師或法官，而是選擇一條不那麼主流的職涯？ 其實，14歲的我也可能對現在的自己充滿疑惑，因為當時我嚮往的是「明星光環」。我的青春期總躲在那些鋒芒畢露的風雲人物背後，除了會念書還有乖巧，其他事似乎都與我無關。 臭屁又自卑的「中二病」 我住在台北的鄉下──地理位置偏僻的社子島。家附近都是農田，與都會區的學校相比，這邊會讀書的孩子並不多。當時的名校如大直國中、介壽國中，一年有十位數的學生考上第一志願建國中學；我國中畢業當年，社子島只出了2位「建中生」，我是其中之一。 我的14歲，正好碰上台灣經濟起飛、家庭代工盛行，家家戶戶，包括我家和鄰居家，都在做代工貼補家用，家裡就是工廠。放學回家後，我們家4個兄弟姊妹便撿起網球拍開始編，一人平均一天要做10支，做完才能去念書。經常發生作業來不及寫、隔天要考的試還沒念完，我就累得睡著，也因為念的是升學前段班，班上的標準是「100分」，少1分打一下，我的媽媽會打電話向老師說情，「老師，抱歉啊，他幫忙家裡做這些（代工），」老師也因此對我好一些。 只有「好成績」能給予當時的我自信，甚至可以說讓我「有點臭屁」；但「低收入」的家境卻影響我的每道選擇──從來不花錢買書、缺席班上需要付錢參加的活動，這時自卑感就會從心裡冒出頭來。「臭屁」與「自卑」，如此兩極的人格互相拉扯、衝撞，使我雖然外表內向，心裡卻總期待自己也能像班上的風雲人物般，身上隨時都圍繞著光芒。即便我很清楚，自己從來都不是、也不會成為這樣的人。 我的國小老師曾對我說：「很多事情其實並不是因為你表現不好，而是因為你讓自卑感走在前面。」 比我大2歲的哥哥國中畢業就隨著爸爸工作，而大姊本想念高中，爸爸卻在半夜喝醉酒後吐露家裡困境，最終大姊選擇去念高職，這樣畢業後馬上就能賺錢養家。輪到我考高中的時候，家裡經濟情況稍微改善，當時高中和五專分開考，我故意把五專考差了，高中以分數來說絕對能上建中，這是我的策略，逼著爸爸同意我想讀高中的選擇。當時整個村子只有2個人考上建中，媽媽便鼓勵我，「這學校非念不可。」 鄰家聽障女孩「渴望溝通」的眼神 每回搭上從社子島開往學校的公車，身穿建中制服讓我擁有「明星學校」的光環，我總巴望所有人都能注意到自己身上的卡其色制服。但這間台北市第一志願高中，聚集一批頂尖的「人中之龍」，我自認是鄉下的孩子，比不上都市的孩子，過去總靠著死背應付填鴨式教育，高一數學就像「天書」。成績無法帶來成就感，我卻在建中找到另一個天地，很大程度影響我的人生。 建中的社團百花齊放，將近40個社團，各自著重於學術性、娛樂性還有服務性，彷彿給了我一個解放的國度，釋放過去壓抑的自我──高一加入攝影社、高二去玩合唱團。同時，班上坐我旁邊的手語社社長正苦惱著召募社員，於是，坐他前、後、左、右，包括我共4個同學通通都被拉入手語社。 學手語的第一天，我們從建中出發，走路10分鐘就會抵達當時的中華民國聾人手語研究會，那裡聚集一群與我們年齡相仿，就讀台北啟聰學校的聾人朋友。那天，我和其他3名同學都覺得，自己似乎踏入了一個沒有辦法溝通的世界，在場所有聽障者都打著我們看不懂的手語。也許是不容許「建中生」的優越感被顛覆，我們4人不約而同在這之後都迷上了手語，互相約好在一、兩個星期內要把所有的手語單字全背起來，再去跟這些聽障朋友對話。 《手能生橋》這本手語書從此就不離身，初學者從數字開始記，我每天都用手語從0數到100，有次在廁所數到忘記，我媽媽還很疑惑我怎麼進廁所10多分鐘不出來，說我瘋狂到了極點。除了回家用不到手語，我們4個「學徒」一進校門都不講話，全在比手語，甚至上地理課時也坐在座位上比手畫腳聊到翻掉，老師一怒之下，板擦直接丟過來，一邊喊著：「你們4個手語社的！」 有趣的是，其實我們4人沒有成為手語社的社員，而是自行跑去協會找聽障朋友玩，每逢假日就相約吃火鍋、看電影，也去溜冰。我的印象很深刻，在偌大的滑冰場上，大家相隔得好遠，聲音都傳不過去，只有我們一群人沒有障礙，能用手語在溜冰時自在地邊溜邊聊，其他路人都很羨慕我們。 但也是因為跟聽障孩子們混在一起，我親身經歷到他們被歧視的日常。有次和啟聰學校的朋友出門，當我在公車上用手語和朋友聊天，可能是留意到我背著建中書包，一旁的路人開了口：「同學，你真的聽不到喔？」我當下就回：「我是啟聰學校保送建中的啦！」很多大人更誇張，說我們是「啞口」。 這一段瘋狂學手語的日子，我看見聽障者在社會經常不被理解的處境。其實，我的兒時鄰居有一個女孩就是聽障者，女孩長得很漂亮，當時也想來批代工做，卻因為沒有上學，不識字又不會手語，完全無法表達自己的想法，那種「渴望說話」的眼神令我難忘。我開始學手語後，每每遇到聽障者無法被社會同理的情況時，都會讓我再想起這個女孩的眼神。 雖然我不是因為這位鄰居女孩才接觸手語，但她的眼神影響了我，讓我從沒中斷手語的學習與使用。重考大學的那一年我還是偷偷地學手語，考上台大法律系後也去當手語老師，就是想讓更多聽障者看懂我的手語。 台灣手語之父的推助，踏上專職手譯員的路 不管在建中還是台大求學的時代，我沒想過以手語為業，早年手語翻譯在台灣社會被當作志工服務，而不是一份「專業」，大家都是出於義務來做手語服務。大學雖然念法律系，但我對自己的未來相當迷茫。說實話，會去念法律就是「成績使然」，我真正的興趣在語言。念小學的時候，當時是高中生的大姊在讀英文，我就很感興趣，常常跟在她旁邊看她在讀什麼。我們隔壁的歐巴桑鄰居要用英文寫信給旅居美國的孩子，歐巴桑講台語，我姊再翻譯成英語，當時的我只覺得姊姊很帥，能做一件全村子都很景仰的事，長大之後我才知道這叫做翻譯。 高二瘋狂學手語，下課就往協會衝的那段日子，我也認識了當時來台灣編寫新版《手能生橋》的作者、也是最早來台灣研究手語的美國學者史文漢（Wayne H. Smith），我常跟在他旁邊偷聽書籍內容，希望學到一些打好手語的祕訣。 後來我念研究所，有回他來我家借住，跟我媽閒聊的過程提到：「你兒子以後可以做手語翻譯。」我媽雖然很困惑，但史文漢就說，這在美國是很好的行業。聽到這句，我心裡也在想，對啊，台灣為什麼沒有這個行業可以做？我手語學得不差，有自信可以開這個先鋒。說來也很奇妙，沒過多久，台北市社會局招聘手語翻譯員，我馬上就投了履歷，成為全國政府機關第一位「手譯員」。 手語翻譯工作沒有腳本可以先準備，絕大多數的場合我們都是現場臨機應變。而且翻譯領域包山包海，陪聽障者去醫院就醫、職業訓練，有時甚至還要幫忙處理家庭糾紛，包括談不攏遺產分配、離婚還有子女的教養觀念不合，這些「家務事」因為聽障者的家屬通常都不會手語，我們得夾在中間翻譯。絕大多數的聽障者知道我念台大法律系，主動找上我諮詢法律，但我都會明確告訴他們，「法律諮詢」和「語言翻譯」只能擇一，不能混淆在一起。許多聽障者並不理解，覺得我是不是太高傲或小氣，但所謂的手語翻譯專業就是傳遞語言，不能提供意見或諮詢，甚至是替聽障者向法官「說好話」，因為手譯員必須保持中立。 我還陪聽障者去上職業訓練中

  3. 2024. 11. 29.

    【我的14歲】陳燕麟：被一個讀報人「沒有藥可醫的病」找上， 讓我成了不停尋找解方的那個人

    讀報人:李菁 人生探索 當我知道自己罹患肌肉萎縮症，生活變成不斷和「每天都更退化」的身體奮戰。總是努力克服了因肌肉無力帶來的不便，用什麼角度可以穿上衣服、用什麼方法可以把腳踏出去，就像有人惡作劇改變了「遊戲規則」，沒過多久身體又惡化，一切又要重頭來過。打擊不斷不斷出現，無數個偷偷流淚的日子，淹沒了我的年少歲月。 為什麼有一種疾病不能開刀？為什麼我的病連藥也沒有？為什麼自己的生命等於無解？千百個「為什麼」，當年沒人告訴我答案。如今我成為一名醫師、投入基因研究，我希望自己能幫助其他的罕病患者以及少年的自己，找一個答案。  (文字／陳麗婷；攝影／蔡昕翰；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14歲之前，我和所有孩子一樣，能跑能跳，然後開始感覺自己跑步變慢，有點力不從心。 媽媽你看，我的腳抖得多自然？一開始我對於身體出現的異常並不以為意。因爸爸工作關係，我跟著赴美就讀中學，有次體育課跑操場，跑沒多久卻覺得很累，也跑得比第一名的女生還慢，當時我以為是外國人身高很高，所以跑得也快。還有次我墊起腳尖，卻開始腳抖、快掉就沒力，當時還和媽媽開玩笑： 「你看，我腳抖得很自然。」 直到15歲回台灣後，有一次學校的運動會舉辦大隊接力，同學問我跑得快不快，我回他：「小時候100公尺跑13秒。」體育股長認為還不錯，練習時讓我擔任倒數第二棒。 還記得那時我邊跑邊練習將棒子交給最後一棒，同學一邊助跑、一邊想要接棒，我卻感到很吃力，追不上同學，試了幾次都無法順利交棒到同學手中。回到教室後，同學說：「你不想跑就直接講，幹嘛用這種方式？」也因此，最後我沒參加大隊接力，有苦說不出。 考上嘉義高中後，體能變差的這件事一直藏在我心中，甚至擔心，「體育不及格，能畢業嗎？」再加上搭公車通勤時，因為舊式公車的第一階很高，我已經明顯感覺腳跨不上去，即使跨上了，卻沒有力氣將身體往上挪動。抵不住心中的害怕與疑惑，我終於開口請父母親帶我就醫檢查。 一開始母親帶著我到中醫看診，原以為只是「轉大人沒轉好、吃幾帖藥就好」，持續喝了2個月的中藥，狀況卻未見好轉，每天如同背著一個沉重的背包走路，抬腳跨樓梯愈來愈吃力。後來在親戚的協助下，轉到雲林一家神經內科就醫。沒想道一連串檢查後，醫師通知得轉診到台大醫院，後來又在台大醫院住院2週進行MRI、肌電圖、肌肉切片等詳細檢查。 我還記得醫師告知檢查結果的情景，我和父親坐在一旁，他開始說明我罹患的是肌肉萎縮症。當下我內心等著醫師告訴我們接下來要開刀或是吃很多藥、復健，因為我想趕緊把自己的病治好，也早有心理準備要接受醫師安排的所有治療，沒想到緊接著聽到的卻是，自己罹患的是一種罕見疾病「肢帶型肌肉萎縮症」，而這個病，沒有藥可以治！ 醫師繼續說明，「這是遺傳，你可能30多歲坐輪椅，」接著解釋後期要如何照顧，但當時我完全聽不懂，「這不是個醫療很先進的時代嗎？怎麼會沒有藥醫？」就像考試時，怎麼會有一題目沒有答案？從台北回到嘉義的路途，我腦中一片空白，心中只糾結著：「為什麼會無法解答？」 後來，我漸漸意識自己的狀況會愈來愈差，每當夜深人靜想到以後沒辦法和其他同學一樣打球、沒辦法出去玩，眼淚便不自覺流下，甚至怕家人聽到啜泣聲，還拿被子蓋著臉哭。 我也怕自己在學校的某個時刻想起，會突然流淚，因此，上學前我總是不斷練習，「想哭，要忍住！」讓自己想哭的次數盡量減少。 隨著時間慢慢過去，我無法做的事情也愈來愈多。高二那年的轉變是走樓梯，前一天還能手扶著慢慢爬到樓上的教室，隔一天卻已無法上樓。 我不斷經歷著「突然有一天，又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剛上大學時，還能自己行動、自己趕到不同教室，但移動過程中總有意外發生。有次，趕著上通識課，沒想到卻碰到行人步道交接處的小檻，因為兩旁沒有任何支撐能扶，根本無法抬腳越過。我站在那許久，終於等來一位女同學經過幫忙，雖然很不好意思，但當下也只能搭著她的肩，借力跨過小檻。 最慘的莫過於在路邊跌倒，因為腳抬不高，只要地稍微不平，都有可能跌倒。更麻煩的是，光靠自己我根本爬不起來，往往都要拜託經過的男生幫忙，還得一面教他們怎麼抱住我的腋下、把我的雙腳打直，才能讓我站起來。或是躺在床上要穿褲子，看著自己的腿說，「你動啊，抬起來啊！」卻怎麼也動不了。 現在我是一名醫師，在醫院上班時，坐在有輪子的椅子或沒有手扶的椅子，很難支撐站起來，也須靠同事幫忙，我的生活不斷面對這些對多數人來說的「小事」，但對我卻困難重重。 「念書是為了未來找好工作、實現夢想，但對我還有意義嗎？」 連做夢都做不起的我，高二有段時間不想念書，成績也從原本的前三名掉到十名之外。為了鼓勵我，擔任大學教授的父親在聊天時提到，「你要不要念醫學系，研究自己的病？」那個當下，我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的使命，決心重拾書本拚醫學系，只不過當時的身體狀況很容易感覺疲累，還好在老師的幫忙下，進行重點整理，全力一搏。 不過，每當我告訴自己不要氣餒時，總有一件事輕易擊潰。有次讀生物「呼吸」的章節，課本描述橫膈膜為骨骼肌，「呼吸也要靠骨骼肌，是不是有一天骨骼肌沒力，最後不能呼吸，我不就掛了嗎？」這是我第一次感到距離死亡很接近，這讓我非常害怕、孤獨無助，再一次崩潰大哭，眼淚完全停不下來，流了2小時。 高三老師為了了解大家的考試壓力，發給每人一張白紙抒發，我將所有不敢告訴父母或姊妹的情緒寫成好長一段話。還記得我寫下：「我哭了好久，不知道該怎麼辦，害怕又無助。」一個星期後，老師送我3本書：《五體不滿足》、《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潛水鐘與蝴蝶》，尤其《五體不滿足》封面就是罹患了「先天性四肢切斷綜合症」、沒有四肢的作者乙武洋匡照片，我感受到他的正面與快樂，「至少我現在還能動，我比他幸運很多。」原本深陷無助、害怕等負面情緒的我，心念逐漸轉換，自我打氣，一定要努力不被擊垮。我最後真的憑著這股信念，考上醫學系。 但進入醫院實習後，仍然有很多的限制，因為我的手部動作逐漸受到影響，沒辦法兩隻手併用，所以我最大的瓶頸是無法替患者急救、為病人緊急做氣管內插管。實習時，照顧每個病人之前，我也一定要把所有步驟在腦中演練一遍才能進行，例如一般醫師幫住院患者治療時，會先放下床欄，但我則必須依靠手肘撐著床欄，撐住我身體的力量，才能幫病患做導尿管等治療，那時我的手肘支撐處一直都是瘀青的狀態。 值班疲累，讓我身體更無力，曾有同事建議我申請不需值班，但我認為只要能做就盡力做，因為我不想跟別人不一樣！ 雖然罹患肌肉萎縮症限制了我的選擇，適合我的科別只有不太需要直接接觸病人的病理科，而且病理科主要幫患者找出可能與疾病相關的原因，也符合我當時想要學醫的初衷：替自己的疾病找答案。 投入醫學領域，我了解很多疾病無藥可用，並非沒有人想研究，而是真的很困難。我的想法也一度被局限住，直到赴台北榮民總醫院學習基因檢測，也再就讀博士班進行與肌肉萎縮相關的研究，又開啟了我另一條道路。 我在博士一年級下學期還能自行走路，但下學期已經需要依靠拐杖走路，惡化速度變快。當時我突然想到，也許這個疾病沒有辦法治癒，但是否能「減緩惡化速度」？甚至更進一步往前推，是不是不要再有跟我一樣罹患無藥可醫或罕見疾病的人出生，就能免去悲劇？ 國中被宣判罹患肌肉萎縮症時，將我推入無解的境地，但是，基因檢測也許是「解方」，自己國中發病時對這個疾病所有的疑惑，也有機會能找到解答。我自己做了基因檢測發現，我的父母親各帶有一個肌肉萎縮症的隱性基因，他們都沒有發病；姊姊雖然遺傳了父母的隱性基因，有發病，但症狀較輕微；弟弟帶有一個隱性基因，也沒有發病；妹妹則完全不帶有這項缺陷基因，是最幸運的。而我自己因為父母的隱性基因都遺傳到，成為比姐姐嚴重的病患。 意思就是，如果父母親都帶有相同的肌肉萎縮隱性基因，每一個孩子都可能有四分之一成為重症（父母有缺陷的基因都遺傳到）、四分之一完全不會發病（遺傳到父母好的那一個基因）；另外二分之一（遺傳到父親或母親一方的一個缺陷基因）成為「帶因」，不會發病但是會遺傳下去。 因此，只要基因檢測出有問題，就有辦法避免風險，例如篩出不帶突變的胚胎做試管嬰兒，以避免生出罕病寶寶，這對我來說相當有意義。隨著愈來愈多患者找我看診，想找出原因，

  4. 2024. 11. 14.

    「只想讓學弟通勤不淋雨，沒想到台北巿民都受惠」，建中生提的捷運共享雨傘計畫

    讀報人:李菁 上學途中突然下起雨，卻沒有帶傘，怎麼辦？這個問題是許多通勤同學的夢靨，余承熹高中時也常為此苦惱，尤其他讀的台北市建國中學距離捷運站不算近，「每次淋雨的時候都會淋一大段，我就要規劃一條路程，讓我可以走最多的騎樓、淋最少的雨。」他總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於是突發奇想：「既然都有共享行動電源、共享單車，那雨傘可不可以共享一下？」 余承熹沒想到，這個願望不久後竟然真的實現了！ (文字／吳冠伶；攝影、責任編輯／王崴漢；攝影／蔡昕翰；核稿／楊惠君) 你曾經在突來的雷雨天，用過台北捷運站的「共享雨傘」嗎？捷運公司這個貼心的服務，背後也有來自一群建中學生的點子和貢獻。 去年（2023）還是建中高三生的余承熹，在一堂「參與式預算」校園推廣課上，有感於常碰到上學途中突然下起雨，卻沒有帶傘的懊惱，他大膽拋出「共享雨傘」的想法，引起很多同學的共鳴。他和其他5位同學於是腦力激盪出「幫我撐10秒」的提案，向台北巿府建議設置雨傘租借站，解決市民雨天無傘的不便，成功獲選為全班最高票的方案，代表建中參與台北市高中職學生的提案競賽。 在「幫我撐10秒」提案計畫書中，這群高三學生構思出詳細的執行方式，例如租借費用──第一個小時免費、後續每小時10元；針對傘體製作材質，他們希望可使用環保的寶特瓶回收纖維；傘架和傘面上還規劃了廣告或政令宣導版面等，提升共享雨傘的附加價值。 從一個上學途中遇到的小煩惱，如何發展出如此縝密的提案呢？「大家想一下實際可能會遭遇到什麼問題， 然後再想這個問題可以有什麼建議，」余承熹說，他們就靠著「沒有什麼系統性的方法」集思廣益，拋出各種想法，再一一設計應對措施，將一張課堂上完成的提案海報，發展成長達12頁的計畫書。 最後「幫我撐10秒」順利從全台北市高中生提出的23個方案中脫穎而出，獲得「2023年台北市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提案」季軍。其他有趣的提案還包括：中山女中學生提出的「路面紅綠燈」，防止行人低頭看手機釀成悲劇，還有芳和實驗中學推廣「家教友善的咖啡廳」等。根據台北市府訂定的評選標準，得獎的隊伍在創新性、可行性、影響性、專業性上都要有傑出表現，現場簡報與答詢能力也要到位。 建中生「幫我撐10秒」共享雨傘提案得獎後不久，就被台北捷運公司注意到。當時捷運公司正與新創團隊合作籌備共享雨傘「Raingo」，要在捷運站設置租借站，由於學生的提案，建中也有了一個共享雨傘租借站，且是Raingo目前全台唯一的學校據點。 透過市府的安排，這群建中同學們受邀與Raingo團隊見面交流，還搶先體驗了當時尚未上路的共享傘。參與提案的其中一位學生陳虹光，還記得第一次拿到和同學共同「許願成功」的傘時，心裡有多興奮，「那個雨傘挺好用的，非常堅固，而且意外地沒有很重、傘面又夠大！」 同學們試用後給予雨傘品質極高評價，也認同捷運公司與新創團隊合作的作法，與他們提案的經營模式相符；但針對整體設計，他們還是提出不少優化建議，包含加入悠遊卡支付功能，方便高中生借用，以及納入廣告版面等。 「參與式預算」模擬提案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一環就是「如何估計預算」，余承熹提到，當時他們比對各種網路資料，好比YouBike的系統建置、市面上雨傘製造成本等，推估開發共享雨傘租借系統大約需10萬元、每支傘採購價300元。再加上傘架、維運、推廣等費用，最終得出，若在台北市中正區試辦100個站點，總預算約300萬元。但和Raingo團隊交流想法的過程中，同學們才發現，原來在城市中廣設共享雨傘真的不容易。例如要讓使用者用悠遊卡支付，機台設計要打掉重來，成本將大幅增加；如果想在雨傘上放廣告，「美學」就是一大考量，傘面更換也是一筆費用，「要花的錢遠超出想像！」余承熹說，「他們（Raingo）好像抓幾千萬預算，是我們的10倍以上。」 接受《少年報導者》採訪當下，余承熹已是台灣大學社會學系二年級學生，現在回頭來看高中時估算成本的方式，他認為，「不知道一個機台蓋起來要多少錢，可能去猜、去想，這種社會經驗是學生很難去處理的，」而這正是他們在參與式預算實作過程中面臨最大的挑戰之一。 與余承熹一起提案的同學陳虹光，當時也在參賽心得寫下感慨：「平時總怨嘆政府思想不周的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參與公共政治，才知道就算是平民百姓，偶爾也很難讓自己的政策面面俱到，何況是辛苦的行政人員？」 雖然共享雨傘租借站設在建中時，這群同學都已經畢業了，但能從自己生活的小小不便出發，試圖提出解方、造福學弟，對他們來說仍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經驗。余承熹認為，「參與式預算可以把『我的不方便』跟『你的不方便』連結起來，對於公共事務的解決，是比較好的思考方式。」 現在經過捷運站，余承熹也會特別留意Raingo的租借站，甚至曾默默在傘上作記號，觀察使用次數。他希望這個永續環保的點子可以被更多民眾接受，在臨時遇到下雨沒有傘的時候，會優先選擇使用共享雨傘。 「參與式預算」的概念在世界已經推行30多年，台灣則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後帶動「街頭公民審議」開始被重視，成為許多縣市首長的競選政見。 過去多數提案資格限定為成年人，僅雙北地區較有系統地針對高中職學生辦理相關推廣課程。這些課鼓勵許多學生嘗試從青少年的視角，為改善校園生活或其他公共議題發聲。 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推廣教育課程由民政局和教育局共同推動，學生們在「官學聯盟」的大學老師帶領下，認識參與式預算制度，實際走入社區，觀察日常生活可能發生的不便，並試著從公共政策的思考、提出解方。這些模擬提案經學校推選到全市競賽後，若順利入選，將被分發到市府相關局處評估可行性。 推廣課程除了在去年成功孵化出建中的共享雨傘小革命，3年前也有北一女中學生的提案被實踐。 幾名北一女中學生觀察，同學常訂購手搖飲，帶來大量一次性容器垃圾，提案希望外送店家能使用環保杯，並建立「循環杯」系統，方便環保杯歸還、重新利用。這項從推廣課程誕生的提案，後來在同學的積極爭取下，進入學校所在地、台北市中正區的住民大會討論，並獲得3,776位民眾投票支持，成為中正區最高票提案。 透過這些同學的努力，台北市環保局2021年與美食外送平台「foodpanda」、循環容器供應業者「好盒器」及多家茶飲業者合作，推出「循環杯環保外送服務示範計畫」，建置33處循環杯服務據點，主要分布在公館商圈、台北站前商圈、市政大樓等。而最後實施下來，市府總支出僅約258萬元，還低於同學當初提案時規劃的390萬元預算。 在今年（2024）台北市參與式預算高中職推廣教育課程提案交流論壇，拿下首獎的市立大同高中「大意了沒有傘」計畫，則是被之前建中「幫我撐10秒」激出來的。大同學生也對雨天忘記帶傘深感困擾，但他們一開始想到的做法，就是透過設置共享雨傘解決不便，直到提案快送出時他們才發現，原來前一年度已被建中學生搶先一步了。 但他們沒有放棄，後來決定參考曾在香港實施的「Umbrella Here」，提議設計一套「和陌生人共撐傘」的裝置，把特殊燈泡安裝於傘上，透過手機app操控，亮起黃燈代表可與人共撐傘但不想交流、綠燈代表可共撐且願意交流。由於提案方向大幅調整，最終版計畫書列出的總預算，從課堂上粗估的120萬元，大幅提高到750萬元。 同學構思出的共撐傘燈泡，不只運用科技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還特別強調要具備GPS定位功能，防止雨傘丟失，一舉多得。最後他們在提案競賽中成功出線，提案交流論壇當天也被台北市長蔣萬安大讚有創意、讓他相當驚艷。 「這些就是學生的提案，一定要學生自己想才會有高中生的創意想法，而不是那種大人的東西，」大同高中公民老師陳弘庭談起學生的提案，眼裡滿是驕傲。他在指導過程中鼓勵同學自己找方法、盡量減少大人的干預，因為他認為孩子才是城市的主人，「他們是最常使用大眾運輸或公共設施的一批人，所以他們的想法才會更貼近市民。」 負責統籌台北市參與式預算工作的民政局自治行政科科長方英祖觀察，一般市民提出的參與式預算方案，不少和里長為在地選民服務有關，尤以涉及公園整治的案件數最多；相較之下，高中生關注的面向反而較多元，例如環境、交通、文化等，通常是學生最優先在意的議題。 余承熹高中畢業後進入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就讀，因為在系上修讀審議式民主相關課程，有機會來到一般台北市民討論參與式預算的場域。他看到，實際與會的民眾都偏中高齡，在他參與的「成人版住民大會」中，有不少提案是以提升老人社

  5. 2024. 10. 30.

    替海龜和珊瑚守護美麗家園，小琉球收費潮間帶觀光新制上路

    讀報人:李菁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解封後，全世界觀光熱潮升溫，包括義大利威尼斯（Venice）、西班牙瓦倫西亞（Valencia）等地區，以各種不同方式收取新的觀光稅，出發點不只為了「大發觀光財」，還希望以價制量，減少過多遊客造成的環境衝擊，以及對在地民眾生活品質的影響。在台灣，有豐富海洋生物資源、瀕危保育類動物綠蠵龜密度最高的小琉球，今年（2024）7月起也開始在島上3處潮間帶實行「觀光保育費」，遊客進入管制範圍要付60元門票。 「觀光稅」是什麼概念？在觀光發展與環境永續之間可以扮演什麼角色？不同地區實施的結果又如何？我們推出系列報導的「國際篇」與「國內篇」，帶大家認識各國觀光旅遊背後的策略與思考。 (文字／吳冠伶；攝影／蘇淮、鄭宇辰；設計／黃禹禛；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王崴漢)   小琉球，這座離屏東東港僅半小時航程的小島，面積約6.8平方公里，登記人口數達1.2萬，是台灣人口密度最高的離島，再加上每年百萬名遊客的造訪，讓整座島嶼生態每況愈下。為此，屏東縣政府今年7月起在島上3處潮間帶推動「觀光保育費」，遊客只要進入管制範圍就要付60元門票──希望能維護小琉球的天然資源、阻止觀光災難。 海龜、王船、珊瑚礁，小琉球觀光大熱門 小琉球原名拉美島，荷蘭人曾稱金獅島，隸屬於屏東縣琉球鄉，有非常豐富的海洋與人文資產。小琉球的海溫終年都維持在攝氏25度以上、是台灣「最溫暖」的海域，因為溫暖，孕育上百種不同的珊瑚礁；而全球有7種海龜，台灣就可以看到5種，小琉球更是看見海龜機率最高的地方，包括瀕危保育類動物綠蠵龜，因為珊瑚礁就是海龜最舒適的家。此外，三年一度的在地重要祭典「迎王」，也被列入國家級重要民俗文化資產。小琉球因此成為台灣最熱門的觀光地區之一，連續假期時總會湧入大量遊客到此浮潛、划SUP、賞海龜、參觀潮間帶等，在海邊享受悠閒的假日。海龜產卵季節和迎王期間，住宿更是一房難求。 廢水讓小琉球海域長出了奇怪的藻類 60歲的陳文玉從出生就幾乎沒有離開過家鄉小琉球，他親眼見證這片海洋經歷怎樣的變化。他還記得，童年是在潮間帶玩耍、跟著同伴「海鮮吃到飽」度過的；但隨著小琉球觀光愈來愈熱，造成大量廢水排入沿海岸，加上全球氣候變遷，陳文玉觀察到海邊長出以前不曾看過的藻類，而且愈長愈多，海水優養化，原本的潮間帶生態徹底被改變。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的調查證實，小琉球沿海多數區域珊瑚礁健康狀態已呈現衰退至失能，魚類個體數、生物量低於台灣其他岩礁海岸生態系，情況令人擔憂。 不僅環境受威脅，在地居民生活也被過量的遊客影響，在觀光旺季時發生用電量爆增而跳電的情況。今年6月中，假日登島遊客破萬人，使瞬間用電創新高、電力系統的自動化開關跳脫，晚間7點多全島無預警停電，還有民眾洗澡洗到一半就陷入一片漆黑。 陳文玉認為，發生大停電的根本問題在於島上遍布未合法登記的民宿，「有的是用果園來登記的農業用電，但它卻是開冷氣的，一間民宿5、6台，」也難怪用電會超出負載量。 過去也在島上開民宿的陳文玉眼見家鄉生態受到觀光衝擊，十分心痛，毅然決然放民宿事業，回歸金工老本行，並在2017年成立「小琉球自然人文生態觀光協會」，接下海洋巡守隊、潮間帶管理等工作。 小琉球每年吸引上百萬人登島，「過度旅遊」成為愈來愈多人關心的問題，特別是海洋生態的保護已十分急迫，因為生物一旦消失，很難再復育回來。 除了像小琉球自然人文生態觀光協會這樣的民間單位努力，公部門也在產業和環境的兩難間持續思考解方。今夏推出的潮間帶收費制，就是試圖搶救島嶼生態的一例。   什麼是潮間帶？ 受到潮汐影響，海洋和陸地的交界處在漲潮時會被海水淹沒、退潮時則會露出水面，而介於最高潮與最低潮之間的地帶就稱為「潮間帶」。軟底質的沙灘或是硬底質的岩岸、珊瑚礁，都可以是潮間帶的一種。 在潮間帶，每天環境的溫度、鹽分、水分都會出現極大改變，加上波浪不斷沖擊，生活在其中的生物必須有很強的適應力，常見的生物包含海藻、螺貝類、海膽、海參等，種類多元。 不只收保育費，也指定潮間帶須由導覽員帶領 小琉球5個潮間帶──肚仔坪、杉福、蛤板灣、漁埕尾、龍蝦洞──在2015年就被公告為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針對各沿岸及潮間帶的特性，有相對應的規範。不過一直到今年7月1日，屏東縣政府才正式依循「觀光地區與風景特定區及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觀光保育費收取辦法」，向杉福、漁埕尾、肚仔坪3處潮間帶景觀區的遊客徵收60元「觀光保育費」。 遊客參觀這些潮間帶，不只要多付60元門票，還需聘請專業導覽員才能進入，參觀的動線也有一定限制，目的就是要降低遊憩行為對環境的破壞。 截至今年7月底、保育費票券開賣一個多月後，共售出2,275張票、金額累計達13萬6,500元。《少年報導者》針對此政策施行狀況詢問屏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縣府回應，收取到的費用將依「觀光地區與風景特定區及自然人文生態景觀區觀光保育費收取辦法」第8條規定「專款專用」，並著重在「地方參與」，邀請地方機關或團體提案，共同推動生態保育工作。   但是，小琉球海岸線長達12公里，為什麼只選這3處收費？屏東縣海洋及漁業事務管理所透過書面回應，這些地方同時也是「琉球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潮間帶保育示範區」，規定同一時間進入人數300人，設有管制站控制人流，管理作法已成熟；相較之下，另一個熱門的景區蛤板灣，原先並未規劃導覽線、單一進口、流量管控等，且遊憩行為多元，有人踩水、浮潛、玩水上活動，也有人踏入潮間帶觀察潮間帶生物，管制難度較高。 陳文玉贊同收費制可以逐步推動，他舉例，協會曾為建立潮間帶單一進出口，禁止蛤板灣的泳客從海溝進入，「就有人在跳腳了，影響到生意啊。」他認為若一開始就採用不對的管理方式，讓大家留下壞印象，以後如果有更好的方式，也很難達到政策的目標，「所以我們現在也是絞盡腦汁要用什麼方法來管理（蛤板灣）。」 觀光業者反彈、遊客雖不知情但多支持 觀光保育費的設計目的，是讓政府從遊客身上獲取回饋經費、改善旅遊行為對地方帶來的危害，從「以價制量」的角度，達到抑制人流的效果，看似立意良善，卻仍受到許多在地居民的批評。 屏東縣琉球鄉觀光發展協會理事、經營民宿15年的李峰福就指出，保育是好事，但政策推出的時間已經太晚，他們家民宿附近的收費潮間帶漁埕尾生態早就被破壞。據了解，7月1日政策上路以來，已經不再有導覽員帶團進入漁埕尾，「現在你要多60塊，沒有東西看，解說員帶進去要做什麼？」此外，李峰福認為經費的使用規劃也不夠細緻，「沒有明細啊，比例多少、你要做什麼保育也沒有，」他無奈地說，「不要一下子沒有溝通好、方法還沒有設計好，就要做這個限制，不對啊。」 《少年報導者》在小琉球觀光旺季8月的退潮時間走訪潮間帶，發現杉福潮間帶較多遊客付費入場，且多是經由民宿配合的導覽員帶領。絕大多數民眾事前並不清楚潮間帶收費制，但得知有這項政策後，不少人表示支持付費，「畢竟這個生態很特別」、「真的很漂亮」。 有在地居民透露，許多導覽員為省成本、省麻煩，就不進入付費區域導覽。我們實際來到杉福旁邊的免付費區域了解後證實有這樣的情況，且跟著導覽員進入潮間帶的遊客，也不知情收費制上路，顯示政策推廣仍有改善空間。 收費區人流移至免費海域，生態問題仍未解 根據屏東縣政府統計，自今年7月起實施潮間帶觀光保育費，截至月底，3處收費潮間帶進入人數共2,192人，較去年同期的10,212人，減少8成，成效顯著。然而整體進入潮間帶的遊客並沒有特別變少，而是轉移到其他免收費海域，陳文玉便觀察到，俗稱「威尼斯海灘」的蛤板灣，人流因此成長5倍左右。 義大利觀光大城威尼斯今年才因應觀光客過多推出「城市入場費」，民眾進入需付5歐元（約新台幣176元）；而小琉球威尼斯海灘，反因周遭海域實施收費制，導致大批遊客湧入。相距9,000多公里遠的兩個「威尼斯」，命運是大相徑庭。 杉福潮間帶管制員黃文泉觀察，相較過往每天200～300人來訪，自從啟動收費 「可惜的是政策沒有一步到位，」曾研究小琉球登島費的明新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教授鍾政偉指出，不管有沒有到付費參加潮間帶生態導覽，遊客都會對小琉球的環境造成壓力，如果可以直接從源頭著手，用登島管制的方式降低人流，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陳文玉也認同，雖然現在逐步推動潮間帶收費是好事，「但小琉球如果要改善，

  6. 2024. 10. 14.

    在死刑的罪與罰天秤下，一名30年法警槍手陳志明的告白

    讀報人:李菁 「我有時在想，我上輩子是不是很悲慘的被害人，否則為何這輩子會做了這麼多這樣的工作（擔任死刑槍手）來『回應』上輩子的命運。」 59歲的陳志明，5年前從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的法警工作退休，在他30年又9個月的職涯中，最特殊的經歷就是參與了100多次死刑執法、親自擔任槍手工作有30幾起。無論他本人或者比他資深的「學長」，幾乎都不到55歲就退休，有人因此長年茹素、有人心裡留下揮之不去的陰影。退休後的陳志明積極投入合唱團，從音樂中找到平靜，他說：「我沒有想到，自己人生會是要為國家去做這件事情（槍決死囚）。一個殺人犯經一層一層調查審判後被處死刑，是非對錯，真的很難說得清楚。」 (文字／王崴漢；攝影／陳曉威；共同採訪、核稿／楊惠君；責任編輯／吳冠伶) ．．．．．．．．．．．．．．．．．．．．．．．．．．．．．．．．．．．．．．．．．．． 每次接到「死刑」任務，就像大石頭壓上胸口 死刑釋憲在台灣社會爭議多時，但除了人權價值與憲法精神外，還有另一個兩難的關鍵──誰要去為國家執行死刑、扣下板機，成為奪去他人生命的人？ 在台灣，死刑執法任務交付給台灣高等檢察署（高檢署）和其檢察分署的「司法警察」──法警。一般的法警，主要工作在保護法院或檢察機關的安全，並負責看守被告和犯罪嫌疑人；但在有刑場的檢察署，還被附加了「執行死刑」的特別任務。目前台灣主要是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負責新竹以北）、高雄檢察分署（負責南部地區），沒有刑場的縣巿，多由軍方憲兵協助執行。 陳志明過去服務的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是執行死刑最主要的刑場，他也是法警室執行死刑最多的「槍手」之一。陳志明形容，每回接到這任務時，「就像顆看不見的大石頭，重重壓在胸口上。」在他退休後，年輕法警無人接下這項工作，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目前只能由法警長跟副法警長承擔、自己去做。 「啪！」手槍加裝滅音管後，沒了貫滿耳邊的轟鳴聲，陳志明形容這就像泥巴落在地板上的聲音，但通常不會只有一聲。 20分鐘後，法醫會從罪犯的瞳孔有無放大判斷「生死」，如果沒有「順利死亡」，就得再開下一槍。連續幾發槍響結束後，刑場的所有人紛紛擠進一旁角落的盥洗室，一邊洗手、一邊帶有「儀式感」地喊著「洗手不幹！洗手不幹！」每回陳志明心裡都想著：「下次不是還要來嗎？為什麼喊這個？」但他還是跟著大家一起開口。 陳志明在54歲那年退休，他稱為「學長」的前輩也是不到50歲就提前退休。除了法警屬於危害生命健康或是安全的「危勞職務」，更是因為擔任槍手的工作，心中累積的矛盾很難向人傾訴，當壓力到頂點時，只能選擇離開。 什麼是危勞職務？ 根據「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危勞職務指的是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或者須要輪班、夜間工作、工時長或有高變動性的工作。因此自願退休的年齡降低，不需等到60歲就能申請退休。 陳志明表示。「我們既然接了這份工作，都會認為『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我們也不知道這樣（執行死刑）是不是完全正確？」 回想起少年時期愛畫畫、夢想當藝術家，22歲那天因為父母希望他去「吃公家飯」、當公務人員比較有保障去考法警，陳志明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人生竟然會跟「槍手」工作扯上關係。 陳志明從小就是個很聽話的孩子，在父母期待下，他看到報紙上刊登法警招考資訊，就去報考，分發到高檢署上班。 「我也不知道考上後，我們單位竟然是在做這個事情（執行槍決）⋯⋯，」陳志明回顧自己經歷的一切都像「命中註定」。像是，他當兵時抽到憲兵單位，比一般部隊更強化射擊訓練，他曾有一個月天天揹著槍去靶場練習射擊，「我基本上都是滿靶，」事後想起，彷彿都在為未來的工作練習。 不知道是因為射擊能力突出的「天賦」被看見，還是自己在第一次戒護死刑犯的那個夜晚沒有表現出害怕，高檢署當時有30多名法警，長官會從中挑選3人長期負責執行槍決，23歲的菜鳥陳志明就被選中了。 第一次就有震撼教育。「第一次在現場戒護，槍手執行之後發現現場兩、三人用腳踩上他（死刑犯）的背。大家在那邊踩，我就想說『是不是需要踩』，我也跟著在那邊踩。後來問學長才知道，這麼踩是為了讓他存最後一口氣，看起來很殘忍，不過他們的目的是希望讓死者不要多受折磨。 沒過多久，長官找陳志明，要他考慮接下執行槍決的任務。他內心很猶豫，他知道有些資深長官可以只當戒護、不用當槍手，但到職一年後就在現場的他沒辦法輕易拒絕，「我就告訴自己『我現在23歲，能夠逃避多久』，（長官）如果都已經問了我，我說『你讓我再考慮一下』，他會不會半年以後又再問？」 當兵時曾遭到嚴重霸凌、幾乎痛不欲生，求學過程也被老師惡意嘲笑留下陰影，就算長官說「你不用勉強，你想看看」，成長時心理創傷讓他不敢忤逆長官，都影響了他的決定。陳志明提到，當初也有同事對為什麼由法警來執行槍決有疑慮，後來才在《刑法》第21條中找到答案。 這條法律規定，如果是依照上級機關或公務員的命令執行職務，就算行為符合法律上定義為犯罪的條件（槍擊死刑犯也是一種形式的殺人），也不會被追究責任。 過去槍決任務多在凌晨3點執行，半個小時前巴士就在司法院的廣場等待。大半夜的時間執行死刑，遮蔽掉所有見不得光的黑暗。 陳志明到職時，台灣剛解嚴，每年執行死刑的數量遠遠超過今日，最頻繁的時候，一週要去3次刑場。犯下死罪的不只是殺了人的，也包括結夥搶劫的，在被送往刑場前，這些死刑犯不會知道自己哪天會被槍決。 他擔任的最後一次任務，就是台北捷運隨機殺人案的鄭捷。犯下綁架撕票案轟動一時的反共義士卓長仁等人被槍決的那一天，他也參與。 「最後，檢察官會問他們（死囚）有沒有什麼話要講，(死囚)通常都會說『我有非常上訴』，但檢察官會說『你的非常上訴被駁回了』；有的其實還在為自己辯駁，最後會認錯的人很少，大概100個看會不會有2、3個，也有人就回『沒有話要講』。 」陳志明說，死刑犯在生命最後一刻，很少有人明顯表露悔改，「印象最深刻的是卓長仁，最後還與同伴乾一杯，說20年後大家還是一條好漢？」 死刑怎麼執行？ 在台灣，法律規定要用槍決、注射藥劑或其他人道的方式完成。但實際上都是以槍決的方式進行。有30多年資歷的前法警陳志明說明整理如下： 【現場人員】檢察官、台北看守所所長、台北監獄典獄長、書記官、法醫、法警。另外，法律也規定要依照受刑人的意願安排宗教師。 【法警工作】過去是1人負責槍決1位死囚，其餘法警在旁戒護。但近年也有1人先開第1槍，若需要補槍再由另1人接手的執行方式。 【開槍的位】一般打心臟，但過去曾有段時間法律允許死刑犯器捐，就要從死囚耳朵處打腦部。 【執行流程】 帶死囚到中央台交接，驗明正身以確認身分。 帶到臨時的偵查庭，問死囚有沒有話要說、交代遺言。 死囚服用最後一餐。 死囚接受麻醉，然後被抬至鋪好的棉被上，趴著。 法醫標出死囚背後的心臟處，由法警執行槍決。 過20分鐘，法醫確認死囚是否已經死亡，若無，再開一槍。   基本上槍手除了開槍的當下，與死囚相隔不到2公尺，就是陳志明心中劃下與死囚最靠近的界線。其他時間陳志明大多不去想、也不去了解死囚，甚至有時候連名字也都刻意不去記。 「盡量不要去想，否則你會烙印太多東西在自己身上，」陳志明解釋。 每當晚上「有任務」，長官會在上午就告知，但也不會透露是誰？有多少人？他從接到任務的那刻起，雖然自己不怕槍聲、不怕生死場面，但整個人從肩膀開始變得緊繃，心裡有個「我晚上要去殺一個人」的念頭愈滾愈大，「了解愈多，原本放在肩上的小石頭，會慢慢一直變大，直到把事情完成，才會覺得這個擔子放下來了。」 由於執行死刑不是法警的日常工作，每次面臨槍決，就像重新在把這顆石頭扛回肩上，就算做好心理準備，也難以排解如反射動作般湧上心頭的壓力。 陳志明高中念的是佛教人士創辦的智光高職，當上法警後，刑場對面有間地藏王菩薩，陳志明每次要「執行任務」前都會向菩薩祈求「任務順利」，希望死刑犯最後一程也能「順利」走完，「希望他們來世好好做人。」 20年前，台灣一份學術論文研究法警執行槍決的心境還有後續對身心靈的影響，從一位匿名法警的交談內容中呈現執行死刑的心境變化，歷經包括毅力、恐懼、焦慮、無助等感受，就算執行後得到心靈上的解脫，卻已經在生命烙下獨特而且深刻的痕跡，難以回到從前。 「死亡是猝不及防的，只

  7. 2024. 09. 29.

    【台灣地震科研天龍特攻隊】林伯修：逐井而居，創台灣鑽井國際奇蹟

    讀報人:李菁 1999年台灣發生芮氏規模7.3的921世紀大震，是20世紀台灣最大的地震。台灣的研究團隊也在第一時間進駐，鑽探2,000公尺深的地底，開啟「車籠埔斷層深井鑽探計畫」（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 TCDP），取得最珍貴的車籠埔斷層岩心，這是第一次科學家可以直接觀察地震時地心的錯動變化，也帶動台灣地震科學研究躍上世界。 2021年，花蓮地區接續發生芮氏規模5.8與6.2的地震，當年底我們的科研團隊又展開了米崙斷層鑽井研究計畫（Milun fault Drilling and All-inclusive Sensing Project, MiDAS），用光纖地震監測，就像在地殼置入「神經」，感測地層脈動，又是一項世界級的計畫，可望未來把地震監測更推進、更即時啟動防災手段。   從車籠埔到米崙，18年的研究接力，來地心到氣體、從科學到工程、由電波到岩層，以及民間鑽井者，他們各自身懷絕技、也帶著守護台灣的使命，如同地震科學領域「天龍特攻隊」，他們「鑽天盾地」，運用範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打開研究與產業的多元路徑。 本文是鑽井達人林伯修的故事，他憑著「牛一樣」的犁田精神，帶領團隊克服重重困難，從被看笑話到助力台灣學者取得珍貴斷層岩心、享譽國際地震研究學界。 (文字／楊惠君；攝影／林彥廷；責任編輯／吳冠伶) 「林老闆來壓陣了，我就安心了！」米崙計畫領頭羊、台灣地震科學中心科學家馬國鳳看見林伯修興奮地說：「沒有林老闆，這個（工程）沒辦法進行。」 米崙地底光纖井A工程下光纖那日午後，主要團隊核心成員齊聚見證這歷史一刻。與研究機構成員「文場」的學術特質相異，林伯修帶著一股「武場」的霸氣現身。他的任務是監工，檢視施作吊掛保護光纖套管的節奏程序──一根150公斤的套管，放得太快，容易發生意外；放得太慢，滲入水氣也會影響光纖收訊。 見自己領軍的施作同仁不急不徐一管接一管順暢置放，他心裡篤實，也掩不住激動起來對馬國鳳說：「老師，我看這次也可以再拚出《科學》（Science）或《自然》（Nature）期刊啦！」 林伯修的豐宇綠能公司，是台灣少數科學工程公司。他頭上戴的工程帽上沒印自己公司名字，倒是寫著「TCDP」（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車籠埔斷層2000m深鑽計畫」字樣，像是一個光榮戰士的徽章，閃閃發亮。 TCDP，亦即2004年啟動的車籠埔斷層深井鑽探計畫，是林伯修人生最嚴峻的挑戰，把自己和公司都對賭下去。從籌備階段開始，整整3年，他搬到位在台中大坑的車籠埔井區的貨櫃屋，買電腦、學程式、改鑽具，一敗再敗；看著身旁出入的成員一天一天減少，不過最終比煽情的勵志劇本更煽情──9局下半擊出再見全壘打，不只成功取出斷層岩心，第一罐岩心構造完整，至今提到他仍驕傲形容：「一支滿貫炮！」岩層構造從地震開始到結束都看見了。 在國科會資助的單一研究計畫中，TCDP是一級期刊論文產量最多的一個，而台灣同時能發表在《科學》和《自然》兩大科學期刊的研究也是空前未見。身為「業者」的林伯修，自認不是研究人員不需在論文上掛名，但他領到了2張研究單位致贈的感謝狀。 這支滿貫炮，不只逆轉了台灣地震科學研究在國際的地位，也逆轉了林伯修公司發展方向。 「台灣人沒有比人笨，沒有經驗、但有水牛精神。」受訪時，這話林伯修提了好幾次。因為，TCDP是國際型鑽探計畫，第一次國際研討會，林伯修報告完後，國際團隊的人在白板上寫下2個問題： 不符行情（指台灣深鑽計畫經費僅200萬美元、遠低國際的500萬美元起跳行情）。沒有經驗。 林伯修回憶，「我們好像就被當成『笑話』一樣。」這次報告後，好幾個國家立即「退出」TCDP計畫。 接下這個案子前，林伯修原是為了做開挖溫泉的生意，想讓公司由一般鑽井、轉進1,000公尺以上的深鑽領域。由於深鑽技術門檻高、對地質需有更多認識和研究，他找上當時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李錫堤和陳維民，跟著教授們做勘察，「我本來沒有信心去標車籠埔深鑽計畫，是這些老師們鼓勵我去挑戰，所以我把全公司所有的設備和資源整合去競標，拿到標案。」遭國外團隊的質疑，反而激發他的鬥志：「就是要像牛一樣，犁下去就是了。」 林伯修先積極「安內」。公司是林父創立，在商言商，父親問了句：「接這個案子會不會賺？」他回：「我可以努力不賠。」父親當然反對。最後他說服家人，還要父親把當時的案子都轉包給其他廠商，自己南下，在大坑山區貨櫃屋裡一待就是3年，用全公司資源做這個案子。「這3年我沒有回過家，我的小孩要看爸爸，都要搭客運來，當然差點也有『家庭革命』。」 為了工作傍井而居，一般人覺得不可思議，但林伯修的成長背景，讓他做這個選擇理所當然且毫無懸念：「我小時候就是跟著鑿井的父親，逐工地而居、睡帳蓬長大，小學換了4個學校才畢業。小二時，還因為父母去外地做工程，我自己一個人生活了很久，吃飯就到隔壁鄰居家，我的獨立就是這樣養出來了。」 林父原是省政府建設廳地下水工程處的專業人員，後來自己出來創業，做專業鑿井。早年鑿井主要是地下水利工程，後來也接高架橋、高鐵、台鐵基樁工程，「台北巿第一個高架橋──新生高架橋的基樁，就是我父親做的，」但年輕時林伯修和父親並不親近，被父親要求回去接家業時，「因為父親滿嚴厲，技術還都是父親朋友教我的。」 「在資源很少的年代，父親就用日治時代留下的木製鑿井設備，再參考歐美的設計去改良、整併成銅鐵式設備，原本1、2年才能鑿一口井，（父親）可以在1、2個月完成。那套5、60年代研發的衝擊式鑿井設備，到現在還可以用，」林伯修十分佩服。 這種工具研發的熱情和天賦，完全遺傳給了身為長子的林伯修。他接手公司5、6年後，再把父親的工法進行改良，由衝擊式改成鑽井式的半自動化設備，從地下幾百公尺的鑽井進階到1,000、2,000公尺以下的深鑽，這技術在全世界都是少有且先進的工法。 接下地震研究案是不會賺錢的工作，但打通了林伯修的任督二脈。對地質的深度認識、研發各式獨有的鑽具，從被國際嘲諷的「零經驗」中發展出「獨有經驗」，也讓林伯修開發了更大的商機。 他投注10幾年在地熱開發，已讓清水地熱成功商轉，每天發電50,000～60,000度，提供宜蘭大同、三星10,000戶家庭用電；第二個規模更大的金山地熱，也進入最後階段，一旦商轉，供應初期每度可以6.17元賣給台電，每小時可以提供10萬度電力。林伯修把3個弟弟全找回公司──老二林伯原曾是華航維修技師，在被派到波音公司受訓前被大哥召回；老三林伯聰是化工背景，懂工程設備整合；老四林伯耕則是台灣大學物理學系畢業、原任職中央研究院研究奈米生物學，正統科研出身。林家兄弟把父親留下的傳統鑿井公司，轉型為科學工程公司，也把早年挖井工作由「破壞環境」的黑色企業，扭轉成開發綠能的環保產業。 林伯修永遠記得，2004年8月，車籠埔斷層深鑽到1,110公尺挖到第一罐斷層岩心那天，岩心足足1公尺長，極美、極完整，一上傳到國際網站，瞬間「暴動」，沒人相信台灣能完成這個不可能的任務，原本退出團隊的國外成員都要求回來；結果岩心不夠分，日本後來還出資派出「國家隊」委託他們再取一段，他又開鑽井B。最後，國內自己的學者拿不到，林伯修只好再由側邊挖出第三段岩心。二孔、三段岩心，「那時真的撐到最後，再挖不出來（斷層岩心），公司可能就要倒閉。」 這次米崙計畫啟動時，他正忙著清水地熱要商轉，根本無力接下，但禁不起研究團隊三番兩次拜託，只好硬調出工程團隊投入，有了車籠埔成功經驗，這次挑戰難度相較不高，把握度也很強。不過他還是每天盯著上傳的圖像，「看到每日挖出的斷層泥一直取出，現在粗估可能有10公尺以上，這個不簡單，因為車籠埔斷層造成的921地震已是芮氏規模7.3的百年強震，斷層岩心也只有1公尺，如果（米崙）挖到這真的是斷層帶，那（一旦發生地震的威力）有多可怕？」但林伯修認為，或者有可能挖到的是歐亞板塊交界的地層岩心，那也會是世界首見，無論哪種，都是重量級的發現，不過都需要後續科學研究去實證。 儘管又是不賺錢的工程，但林伯修向馬國鳳拍胸說：「如果米崙這裡還需要加挖井C的40公尺，我免費送研究單位也沒有關係。」 「因為科研基礎，才能讓我走到今天。深鑽工程在國外多數是國家團隊支持，台灣是靠我們私人企業在做。投入這樣工作對民間誘因不高，但我很希望不要後繼無人，如果未來我在地熱相關工程真能穩定獲利，我會成立基金會支持地球科學研究。」 牡羊座的林伯修，自認個性獨裁霸道，屢屢創造台灣深鑽紀錄的他，領悟的不是公司治理之道而己，而是通

  8. 2024. 09. 12.

    穿越地心，透析921──地球告訴我們的地震祕密與防災之道

    讀報人:李菁 921地震驚人之處在哪？開啟了哪些地震相關研究新頁？我們又該如何與震共存？《報導者》取得台灣科學家團隊享譽國際的研究資料，帶你進行一趟科普之旅。 1999年9月21日，凌晨1時47分15.9秒，芮氏規模7.3的百年強震震撼全台。這場地震不但是20世紀台灣本島最大的地震，更寫下台灣地震史上傷亡第二多的紀錄：2,454人罹難，逾10萬戶住宅倒塌。 20年過去，台灣不只還在防災政策法規、心靈創傷中努力重建，也在學習如何與斷層帶密布的島嶼和平共存。很多人不知道，因為921，提升全球對地震觀測的了解；因為921，台灣躍升至國際地震研究與預警的世界大國。 《報導者》透過中央大學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研究中心團隊及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研究員等專家的解析，從這群20年來守護台灣地心、偵測台灣島嶼情緒的權威研究者成果中，帶領讀者從地球科學視角，更深刻認識921，並且學習如何與地震共存。 這場地震震央位於南投集集，震源深度僅8公里，屬極淺層地震，破壞力驚人，不僅全台有感，地震規模7.3、中台灣最大震度更達最高7級。「集集地震」（下稱「921地震」）不僅是20世紀全球最嚴重的地震之一，亦是地震研究上相當重要的世紀大震。 921主震過後半小時內，凌晨1時57分、2時3分、2時16分，分別又發生規模6.4、6.7、6.8強震，使得921災情雪上加霜。 中央氣象局資料顯示，地震發生後1個月內，顯著有感地震達163次。截至10月底，顯著有感餘震更多達205次，其中181個地震之規模在4以上，規模6以上者也高達10個。若從最大震度觀察，當時共有27次地震達5級強震標準，其中又有5次地震的最大震度達最高的7級「劇震」。 921餘震次數打破台灣地震觀測紀錄。中央氣象局數據顯示，截至10月底，規模2以上的地震超過20,000次（包含震度0級的無感地震），比1994至2011年間（扣除1999及2000年）每年地震平均次數10,837個，多出整整一倍。 接二連三的強震，不僅造成路面、橋梁毀損，多地建築也發生倒塌或火警，彰化以北陷入一片黑暗、多達649萬戶無電可用。內政部消防署統計，集集地震共造成2,454人罹難、50人失蹤、11,305人受傷。全台有超過10萬戶房屋毀損，以南投縣、舊台中縣最為嚴重。 921地震造成的財產損失相當可觀，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資料庫數據，集集地震災損高達140億美元，截至2019年9月為止全球排名第13位。不過若截至1999年底，921災損排名高居當時全球第6。 這場地震起因於車籠埔斷層錯動。該斷層屬於逆衝斷層，斷層面向東傾斜約25至35度，這次錯動在地表產生長達約100公里的破裂帶，南至南投縣竹山桶頭，北至苗栗卓蘭。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的特聘研究員馬國鳳指出，車籠埔斷層北邊埤豐橋一帶產生高達12公尺的滑移量，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由於過去的假說認為地殼所蘊涵的能量，最多為3公尺，巨大滑移量令國內外專家震驚。 921地震是台灣地震學研究「承先啟後」的轉捩點。馬國鳳指出，921當年，台灣活動斷層的研究尚未拉到百年或是千年維度，科學家只能根據20世紀地震序列數值，包括1906梅山地震、1946年新化地震、1964白河地震在內，看到嘉南地區地震頻繁，921發生前，都把最可能發生大震的關注力聚焦在嘉南。 然而，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創所所長蔡義本的遠見，促成中央氣象局1991年開始執行強地動觀測計畫；雖然科學家未預測到集集會發生大震，但地震觀測計畫卻為921留下珍貴的紀錄。此外，當時地震速報系統在102秒內便快速偵測出初步的震央及地震規模，事後連美日都來參訪。 為了探討車籠埔斷層北側巨大錯動量的力學機制及地質狀況，2004年台灣啟動世界級的「台灣車籠埔斷層深井鑽探計畫」，選在台中大坑進行2公里深的鑽探，取出斷層帶岩心。由於該斷層角度低且為逆衝斷層，提供鑽探絕佳天然條件。   團隊歷經超過一年的鑽井後，總算創造世界首見取出「新鮮斷層帶岩心」成果，帶動多項重要地震後續研究。 由於岩心樣本相當珍貴，研究團隊後續在距離原井（A井）約40公尺處開鑿B井，並從B井再側鑽出C井。2006年更加裝「井下地震儀」，偵測地底深處發生的地震；並透過「雙井實驗」觀察流體滲透率。將鑽井效益發揮地淋漓盡致。 深井鑽探計畫開啟更多地震研究領域，馬國鳳學生、中央大學地球科學系副教授林彥宇從井下地震儀收集到的波形，觀察到只有P波（壓縮波）而沒有S波（剪力波），結合附近地質條件後發現，地下水在不透水斷層泥之下累積液壓、並在裂隙中解壓的過程，可能是造成微小地震的原因；這項研究也登上《科學》（Science）期刊。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所研究員許雅儒和其指導的台大地質所博士生唐啟賢則透過遍布全台、超過400座的全球衛星定位觀測系統（GPS）觀測站的位置變化，運算921後地表「移動速度」。當移動速度快慢不一時，地表就產生壓縮變形，最終引發地震。 團隊以地表震後位移量為基礎，透過物理參數演算及模型建立，解析台灣造山帶下部地殼變形特性。透過長時間的比對觀測，研究人員得以掌握斷層變形狀態，由能量累積愈久的地區、推測出未來地震高風險區。這是把GPS運用在地震觀測的創新研究。 921地震為台灣地震研究寫下豐厚的一頁。截至2019年9月，根據國際地震中心統計，針對921地震發表的研究論文已達652篇，世界排名第4，僅次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2008年中國汶川大地震及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 馬國鳳表示，大規模地震模擬、震源力學效應、多斷層破裂是進行地震危害度分析最重要的議題，台灣所站的位置不但可以解決這些科學問題，更可與世界共同討論 自然災害可能永遠無法消除，但科學家的目標是期待災害發生的當下，能以最好的科學力量做到最大的防制效益，把災害衝擊降到最低。 馬國鳳團隊建構「台灣地震模型」彙整地質學家野外調查資料，把目前掌握的全台斷層帶孕震週期納入考量，盤點各活動斷層及孕震帶可能的發震機率，讓每個人都能知道自己居住環境與斷層帶的距離，並且預估每條斷層帶未來50年發生規模6以上地震的機率），做為社會、經濟、政府單位形成防災政策的參考，更讓全民都有風險管理意識。 馬國鳳團隊除致力將地震模型調整地更加精準，例如考慮盲斷層、海外斷層、震波傳遞路徑，或納入軟弱地盤的場址效應，計畫定期公布最新的地震潛勢圖，團隊目前也正進行更前瞻性的地震景況模擬。 地震災害鏈風險評估及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泓昱舉例，受地形限制影響，科學家對中央山脈的調查及了解較有限，希望透過模型模擬、給足地質或應力條件後，可以模擬1萬年來台灣島上大地震的發生情境，觀察是否能模擬出當年的921地震。若將模擬震源和目前已知的斷層比較，科學家有機會找到地底下存在、但未被發現的孕震構造或盲斷層，補足研究上的不足之處。 馬國鳳表示，一旦研究更成熟，未來可望在斷層還沒有錯動之際，就能模擬地震規模、滑移量、是否因地質產生放大，人們不只知道準備是否充分，也能以此分配防災資源。如在高機率斷層周圍、老舊建築多的地區，即應優先進行都更或耐震補強。 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研究員李憲忠近年致力開發「台灣地震數值模型」，這套系統具備強大電腦運算能力，可透過觀測紀錄、地下構造等數據，逆推震源的破裂過程、模擬地震波如何傳布。其中「即時地震監測系統」持續監測台灣附近有無地震發生，不僅可以快速產生地震報告，能以最短時間理解震源機制，方便專家判斷災害風險。 李憲忠舉例，琉球隱沒帶若發生大地震可能造成海嘯，台灣約只有10幾分鐘到半個小時的應變時間，該系統可以在地震2分鐘後知道災害的可能性，協助做撤離判斷。 透過模型輔助，可在震後找出災情最為嚴重的地方，作為救災人力調度參考，亦能評估是否影響其他斷層或引發餘震。該模型同時能根據歷史資料線索，還原早期發生的地震，或設定情境、模擬未來地震災害，作為防災規畫之參考。 從研究連結產業，進行防災準備 921後20年，台灣地震研究開創出更精準的災害模擬，不少科學家的研究成果都為防災的下一步奠定基礎，有機會落實於工程和社會經濟層面。 「在台灣，約30年就可能會出現一次較大規模的災害，也就是，一個台灣人，一生至少會經歷2次大地震，」馬國鳳懇切說，也許沒經歷過921地震的一代，可能現在無法感受大震的威力，但住在台灣島上，時時刻刻都應有防災的意識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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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報導者‧誰來讀新聞」節目由中央廣播電臺與獨立媒體-報導者共同製播，以英、日、印、泰、越、菲以及臺灣台語、臺灣客語、粵語等9種語言，將臺灣的政治、社會、科技、文化等面向介紹給國際社會。 前往>> 央廣臺灣台語迷眾頁 聽友來函： 17rti@rt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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