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加入乌克兰国际兵团 ” 系列 （一）

乌克兰战争开打已经超过三年，残酷的战争意味着死伤，去年传出来自台湾的吴忠达和来自中国的彭陈亮在前线不幸牺牲的消息，一度引发舆论高度关注。据专为志愿者提供转接，安排等服务的“敖德萨战斗猫“负责人东哥的介绍，他们两人的阵亡通知书至今未曾送达，也未曾见到遗体。特朗普上台后，试图斡旋停火，但战火依旧。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还有志愿者前去乌克兰加入国际兵团，通过各种方式帮助这个遭到侵略的国家。这些国际军团的志愿军每个人经历不同，加入的目的也不同，但他们都感觉要面临来自外界的质疑，认为是为了钱，或者被某种意识形态或英雄主义洗脑，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将自己投入到危险的境地…… 实际情况如何，他们又是抱着何种情怀来到战场上？

潘先生刚刚再次从台湾来到乌克兰，在去前线之前，讲述了他的故事：

潘先生：首先去年在10月、11月的时候，我们国际军团第2营被派出到恰西夫亚尔市执行突击任务。我的队友台湾人吴忠达在我面前被炮击身亡，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也就是中国籍的志愿军阿亮（彭陈亮）。他们阵亡以后，我们单位也承受了严重的损失，拉到后方修整。那个时段我决定离开部队回到台湾，但是回去以后我还是有一种责任在这个地方，因为我的兄弟倒在这里。我认为在前线因为这个原因退却，不再继续参与战斗是对弟兄不太负责任的行为。他们有坚强的意志，愿意把生命洒在这个地方，应该有人去延续他们的精神上的火种，所以我希望可以回到这个地方，接受更专业的训练，投入前线的战斗。

法广：你刚才提到国际军团里牺牲的吴忠达和彭陈亮，在乌克兰国际军团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样牺牲其他国家的志愿军多吗？

潘先生：非常多，国际军团的死亡率高达30%。我们参加国际军团是要跟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签订合同，但是国际军团的问题是人员流动性比较高，大部分的合约现在强制的都是六个月，但是因为部队要进行火炮训练，火力资源的协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现在面临很大的流动缺口，国际军团在这方面有严重匮乏问题，主要针对的是火炮支援和和火力支援，而缺乏这些资源，对于步兵执行任务其实危险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法广：你为什么决定要去乌克兰参战？作为台湾人，有和乌克兰人共情的心理吗？

潘先生：我现在25岁，今年五月份26岁 。其实我们（台湾）志愿军都有一个共同的思维，在现在这个环境中可以获得实际的战斗经验，有利于台湾军队的国防和经验的传承，当然这是否得到重视，其实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在乎的是怎样把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表达，然后让我们的军队和国民能更近距离地去了解什么叫实际的战争，因为在这种政治氛围之下，我们谈论战争其实都太遥远了，不会有人像我们在前线切身体会过。

战争发生的时候非常恐怖，这种恐怖不是说透过电影或者一般的游戏可以获得。它其实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在很短的时间内摧毁任何一个人参战的想法，因为非常现实，非常残酷。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一切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两岸不要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发生，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我们能守的地方就这么大而已，我们不想有任何百姓会卷入这场所谓的政治最终手段之中， 在战争当中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所以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中华民国。我本身并不会去抨击或者批评中国大陆，因为我们都很明确的知道它的目标是什么。但是作为中华民国以前的军人，还是有义务要保家卫国，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军队没有实战经验，也没有办法去派驻协防到其他国家——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人可以在现代这种很复杂的环境当中挺身去面对政治上的批评声浪，然后用自身的方法来实践并且获得这些经验——写成著作也好，或者透过其他方法传递出危险的信号——这才是我们实际上内心想要做的事情。在这场战斗当中，我已经有很多的朋友牺牲在前线了，所以这对我的心灵有 一个很大的震撼，很多人都问对我会不会是一种创伤，实际上我会说，就算是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想要一般的人知道一旦战斗开始了，生命是有多么的脆弱，不论训练如何精良，面对死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是随机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没有人预测死亡究竟会降临在谁的身边，我们只能做最坏的打算，去阻止一切可能会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所以虽然说我们本身是亲自参与到前线的战斗，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不希望战争发生在自己的国家。

法广：你之后回去台湾会加入军队分享这些前线的经验吗？

潘先生：其实我认为在不在军队并不是重要的事情，而是说在任何地方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资讯传传递给大部分的民众。我现在还在读大学，我们都知道唯一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实际的经历和故事转化成文字，因为文字可以留下来，任何人对这方面有兴趣或者有想法就可以去翻阅和了解。所以我觉得在乌克兰发生的这一切，尤其是针对我们的香港人或者台湾人，将我们经历的这一切做文字上以及语音上的记述将其传递出去，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还有一点，大部分的人对于阵亡这件事情——我是指台湾以及其他没有发生战争的国家——对他们来讲这种感受实在是太遥远了，甚至没有办法去体会，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尤其是跟你讲相同语言，每天朝夕相处的朋友，当你身边的朋友阵亡的时候心里真是非常难过，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痛，因为我讲也不会有人可以理解。那种痛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任何血缘关系，而是在一个异乡，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任何一个跟你讲相同语言，有相同肤色，有相同文化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你会跟他产生感情，  他就是你在这里的家人，是你的依靠。但是他就这样在你面前死了，这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遗忘的事情。那个画面和那个瞬间的感受在心中反复，会在夜晚或者在生活当中，哪怕是一点音乐都会勾勒出那种情绪，所以我今天看台湾的军队，或者看其他任何还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军队 ，我希望能让他们有一种感受，就是当你的战友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一旦离开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非常痛的，那我们都不希望这种悲伤的情绪会蔓延给任何一个人，那会让我们很痛苦，所以我们都不希望发生，不希望发生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通过我们实际的情况将它转化为文字，让大家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多么残忍，多么脆弱 !

法广：你现在在写一本书吗？

潘先生：对，我的书已经写完了，今年七月份会在台湾出版。

法广：你的家人知道你要去就乌克兰前线的时候, 支持你……可能比较会困难吧…… ?

潘先生：他们没有办法去支持，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的母亲可以感受到我的情绪，他不希望我还会踏入前线，也不希望我会返回这个国家，继续在乌克兰服役，但是我告诉她，我今天不回来，我自己没有办法在心里给阿亮和阿达一个交代，因为他们倒在前线，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回到台湾过上安逸的日子，会有一种愧疚感，我认为我事情没有完成，我没有办法睡个很安稳的觉，那种感觉是一种我没有办法形容的愧疚。

应该这么讲，你的队友在前线阵亡，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每个人参战的理念和目的是否一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为他走了所以我就选择离开，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真正应该做的事是，尽管他已经阵亡，已经走了，但是我依然还在这个地方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军人应该有的实际的作为。

我们在外界一直被贴上标签，说我们是雇佣军或雇佣兵，还有很多人会直接跳过我们被细致采访和细致回答问题的细节，会直接将我们定义为是为了金钱而参战。

其实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去表达我们是怎么样使用这笔钱的，我们必须要先讲的是，我们在台湾出生的家庭其实都很优渥，包扩之前向阿达和跟我一起在第二营服役的另外一个台湾人阿奇（他现在已经回国了）。我们这些人来到乌克兰，所有的装备头盔，防弹背心，机票以及其他所有都是自己掏腰包的，其实很贵，因为我来一趟这里台币就至少要十几万，我来了三次，三次都是自己花钱。我也有跟部队讲过，拿到薪水之后会将40%和50%捐给部队，剩下的钱就是满足自己生活所需就好，这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我们还谈到愿意帮部队，透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