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小林来台北

林黛嫚/文

台湾女作家，著有《闲爱孤雪》、《闲梦已远》、《闲人免爱》等。

《小林来台北》是王祯和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嫁妆一牛车》那本短篇小说集，齐邦媛老师的一篇评论谈到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还提到“小林来台北现象”，“无数的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到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新兴的迷惘与乡愁赋予文学写作又一种新貌。”是啊，无数的小林来台北给予文学写作新的变貌，但是小林们为什么要来台北，文学写作给出答案了吗？

每一个世代的小林来台北，都有不同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高压统治和文化断层的局势中，紧张孤悬的国际地位及百业待兴的经济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莫不以离台深造为改善处境的方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口号，台大就在台北，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菁英及其下一代，或是战后成长的学子，莫不把台北当作飞黄腾达的快捷方式。

小林们为什么来台北，这有什么好探究的！乡镇人口往都市流动举世皆然，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城市里机会多，贫瘠的乡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许不同程度的成长。已经有人说出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我再不能理解更多，只能寻绎自己的流动轨迹。

初中毕业那一年，我报考中区高中联考和到台北考女师专的单独招生，高中联考先发榜，相较于录取率只有3%的女师专，我考上第一志愿女中并不意外，等到收到女师专的录取通知，爸爸显得异常高兴，大约是要带我去街上采买一些住校的生活用品，我们走在宿舍区平静的街道，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迎面走来，爸爸忽然牵着我的手，对着邻人说：“我女儿考上北女师呢！”等到邻人走远了，我悄悄放开爸爸的手。往后我经常有机会搀扶着父亲，不过像那样牵着手是唯一一次。然后我就上台北了。

为什么来台北要说“上台北”？难怪有人要把番薯地图倒过来看，不过我带着行李要开始我的离乡生活那一次，搭着开往台北的台汽客运时，我确实是感觉自己走在一条向上的道路上，像爬山一样，客运车缓缓向上，终究会将我带向山顶。

1978年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南来北往的路程缩短了不少时间，不过也许台湾地区建设铺就一条康庄大道，但走在上头的却不见得是好鞋好车，我记得搭乘的台汽客运经常抛锚，那个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台汽是台湾唯一的长途公路客运经营者。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抛锚，司机会请乘客下车，等待下面几班同样是台汽的车，然后让大家分批上车。但是车上往往只剩少许的空位，大部分的人都得站到终点站。有一次假期较长，我带了小外甥女回外公家度假，回程时遇到了客车抛锚，再上车后当然没有座位，我一路抱着三岁大有点重量的外甥女站到台北，下车时两只手臂都已经僵硬失去知觉。这种事不是偶然发生，在我记忆中至少有五六次，甚至八九次，如今想来，当时竟然没有任何人抱怨甚至抗议，不知是大家都能理解发生这种事的无奈，或是已经习惯了对生活中的不顺遂坦然以对？

我来台北读书，毕业后教书，又读书，工作，和一样来台北读书、毕业、工作的男友结婚，在大台北的近郊贷款买下公寓四楼的房子，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四楼，四楼的房子一定是这批建案里最便宜的一间。

小林们在台北生活。过年过节返乡探望家乡的长辈，也是在日日和生活奋战中的一个若隐若现的目标，于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返乡就是一年辛勤之后的重大活动。

散文家林文义在一篇《无乡可回》的文章中谈到台北最宁静、美好的几天正是春节，“所有的大楼都死寂如聚集的墓碑”，那些要返乡的朋友打电话向他辞行，“说要赶在高速公路塞车之前，连夜返乡。语气中充满兴奋和期待，好像一整年在台北的生活奔波获得偿还”，而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在春节之时，无乡可回。

是的，春节返乡在我的某些朋辈中是很重要的事，尤其是女性友人，不管已婚或未婚，过年的琐事似乎都由女性限定。先安排好返乡的交通，从台汽客运到国光号或是搭便车共乘，还有东部的火车、离岛的飞机，一直到现在的高铁；然后还要打理年菜、年糖，年假若是够长，也许安排三天两夜岛内度假，年假的旅游质量和高价成了必要之恶。过完年假，看到朋辈一脸疲惫，就知道这个年是如何过得人仰马翻。

幸好对我来说，不必准备年菜，两个家的食物都自有人做主，也不时兴度假模式，回婆家吃年夜饭，然后初二回娘家，一个年只有这两件事是重要的。于是几十个春节过去后，记忆深刻的就只有那不算远却也路迢迢的返乡路。

我的家乡是少数纵贯线铁路没有经过的市镇，先生的老家在岛的南端，下了高速公路还得走县道、乡路，所以开车上路是返乡唯一的方式。教书那几年，因为有寒假，农历春节前可以早早先返乡，晚几天再北上，避开交通最拥挤的时段，后来在报社工作，加上要配合先生的时间，终于加入每年春节疏运的人潮车潮里。每年的状况稍有不同，有时中途先到南投，有时直接回夫家屏东，还有一段时间终点站是高雄，总之都是南往北返，和整个岛的人潮流动的节奏一致。

过年返乡是必要的仪式，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跟阿嬷回她的娘家，因为舅公、姨婆们都很疼宠，加上表叔、表姑，可以收到不少压岁钱。某一次，除夕当天大约上午八点从台北出发，只要赶得及乡下人吃年夜饭的时间即可，以为很充裕，结果在第二条高速公路还没通车的年代，除夕的中山高成了超级停车场，光台北到新竹就走了六小时。不得不弯下高速公路，找家小店吃碗面再继续回去加入车潮，那一次完成返乡任务花了十一个小时。回程好一点点，只花了十个小时。如今回想，除了司机在塞车达到极致时发了几句牢骚，车子里的其他人似乎都自在安度塞车时光，第二年，同样的情节照样上演，和那站在路肩，等待下一班台汽客运站回台北的人群一样，平静而顺从。

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同事，在一年将尽、赶着过年做饭的时候，莫名地羡慕我们即将返乡的期待心情，过年对他来说，不过是饭菜略为丰盛的围炉，以及接下来吃吃喝喝睡睡的年假。这种心情很接近林文义说的“哗啦哗啦，台北人一下子少掉3/5，整座城市安静了下来”，似乎台北人一面享受安静的城市，一面对于突然陌生起来的春节假期感到怅然。

乡愁是文学家经常书写的主题，小林们来台北，产生了新兴的乡愁，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有乡可回，只是一年一年回去又离去，家乡不只是在记忆中变化，而是真切地在现实中转变，那种感觉自己熟悉、认识的家乡渐渐远离，不也是乡愁？

近年不再需要过年返乡了，几十年过去，家乡的景况已不复当年，我们的人生状态也不一样了，先生南部老家还在，只是没有长辈长住，成了做生意的小叔堆放货品的仓库；我的娘家也还在，父亲住进了赡养院，老家只偶尔回去探望父亲的姊妹歇脚处。再也不需和春节返乡车潮一起涌上高速公路，交通部长拍胸脯“北高往返六小时”的保证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又一个年关将近时，我又想起来塞在高速公路上的十几个小时，至少那个时间点，全家人是紧紧地依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