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声哲
1942年前后发生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是粤港澳大湾区抗战历史的重大事件，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保存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具有深远意义。大营救中一个关键环节是将日军管治下困留在港岛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撤离港岛、脱离日军管治。
作为大营救临时指挥部和秘密汇聚点的香港大中华酒店居于枢纽地位，既重要又危险，当时担任大中华酒店总管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秋帆同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过往研究中，学界对大中华酒店和陈秋帆在大营救中的重要性虽有认识，但缺乏详细资料，对具体情况不甚了了。
日前，借主办“烽火文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专题展”之机，广东省政协办公厅加强与香港专业机构和陈秋帆后人的定向联系联络，在相关史料征集方面有新发现。
地理位置优越：酒店为营救提供便利
大中华酒店位于香港中环繁华地带，邻近码头，与永安百货、先施百货相邻，地理位置优越，设施齐全完备，便于人员隐蔽和水路撤离，这都为后续营救行动提供了便利。
1935年4月15日《香港会景巡游特刊》的广告插页中刊有大中华酒店广告。根据该广告，大中华酒店位于康乐道中的酒店主立面，仅占两开间，但是纵深很深，直抵南面的德辅中道。酒店东面为文华里，北面靠近省港轮船码头和东西安码头。在建筑入口立面的三角山墙上，写着巨大的“大中华”三个字。入口是骑楼的造型，大楼两侧客房有假阳台。
香港沦陷前，大中华酒店已是中共地下情报与联络工作的核心据点。1938年，中共党员陈秋帆受廖承志指示，前往其兄长经营的大中华酒店担任总管，隐蔽开展地下党的联络工作。白天，他处理酒店事务；晚上，他前往北角“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协助情报工作。
香港沦陷时，由于陈秋帆在酒店的总管身份，大中华酒店成为文化名人的临时避难所和党内外人士聚集的“根据地”，蔡北华、华嘉、夏衍等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常在此落脚。据时任《华商报》记者华嘉回忆，他通过陈秋帆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依靠酒店传递自身安全的信号。
在后来的大营救行动中，酒店充当了重要的“水陆枢纽”。茅盾、戈宝权等文化人曾在此隐蔽并转移。夏衍一行、梁漱溟、范长江一行也是得到陈秋帆的协助，秘密从香港逃至澳门。陈秋帆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关系，联络上当时香港与广州之间仅有的一班蔬菜船，掩护部分文化名人撤离。
附近的另一座新酒店，与大中华酒店天台相通。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曾被日军关押在该酒店，他们后来就在中共香港地下党掩护下通过天台从大中华酒店逃走。在大营救行动后期，因为酒店靠近省港轮船码头，东江游击队在此设立秘密撤离点，文化名人从酒店出发，经短途步行至码头，乘游击队船只经水路转移。这一路线成为营救行动的核心通道之一。
抗战胜利后，大中华酒店依旧成为文化名人心中的重要地标。1945年12月，廖沫沙重返香港筹备《华商报》的复刊，从重庆出发，经历艰难的一个月旅程抵达香港之后，第一个寻找的标志物还是位于干诺道的大中华旅社，并在这里与陈秋帆、即将复刊的《华商报》总经理饶彰风重逢。
香港新发现：厘清当年具体坐标
今年8月中旬，广东省政协办公厅主办“烽火文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专题展”进入筹展最后阶段。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在出席广州档案馆展览活动时，与香港特区政府政府档案处主任刘善君女士见面，请她帮助查找香港大中华酒店相关档案。刘善君主任迅速响应，带领同仁于数日内、即大营救专题展开幕前，及时向省政协办公厅提供了一批馆藏的大中华酒店档案资料，成为展览的热点、亮点。
香港特区政府政府档案处提供的大中华酒店档案资料共有四份，主要包括1941年7月土地档案、1950年7月公司章程、1950年公司条例、1956年经营报告。这些档案可以显示：大中华酒店成立于1928年，酒店建筑物位于干诺道中119至120号和德辅道中237、239号，酒店建筑物楼高五层，其中干诺道中120号地面层前座用作理发店，德辅道中237、239号地面层用作餐厅。
在1950年香港大中华酒店条例上，经理签名为陈孔樑。据此，之前认为的陈秋帆兄长姓名为陈孔图应为陈孔樑之误。这可计为新公布香港档案的一大重要发现。陈孔樑自1928年起一直担任大中华酒店经理，直至1956年去世。后大中华酒店由其孙陈泽群接手，因经营不善，破产转让，据说仅值20多万港元。
香港特区政府政府档案处的这些珍贵档案，不仅为厘清大中华酒店的具体时空坐标提供了真实准确的证据，还对更加充分、完整地认识香港进步人士为全民族抗战作出的杰出贡献，提供了重要帮助。香港特区政府政府档案处以高效专业的工作，为推动穗港档案交流合作、唤醒粤港澳三地民众共有的历史文化记忆、共建人文湾区，写就又一佳话。
众人忆陈秋帆：“最有办法的联络员”
为支持省政协办公厅举办大营救专题展，陈秋帆之子陈京元除提供陈秋帆回忆文章、个人手稿之外，做了大量历史梳理，还特别借展陈秋帆荣誉证书和勋章。
陈秋帆，又名陈秋焕、陈紫秋、陈子秋、陈修孔，台山市斗山村大湾村人，出生于美国华侨家庭。1914年他在海上的轮船上出生，1915年回到台山斗山老家生活，1929年入读台山县立中学，后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劝退。1932年秋，他随林基路前往上海，在侨光中学就读高中，并在业余夜校学习世界语。同年，他与同乡、后来的著名美术家黄新波等一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开启革命生涯。
1932年12月，陈秋帆利用寒假，与黄新波等人前往苏区，方志敏曾亲自为这些革命青年讲解革命道理、形势。后陈秋帆与聂耳同在中共上海沪西区区委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化名紫秋，任中央苏区交通员。自此，他开始在上海负责交通机要工作及“左联”工作，1934年进入大夏大学就读。
1935年1月，因上海革命形势严峻，陈秋帆前往日本留学，迟三个月到东京的聂耳还曾与他同住一个房间。陈秋帆考入日本东京大学，就读社会学专业，任东京旅日团支委等。因参加反日活动，1937年9月他被驱逐出境，10月初返抵香港。1938年，陈秋帆到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工作，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8月，夏衍在广州主办《救亡日报》，陈秋帆任记者。广州失陷后，《救亡日报》撤退到桂林。陈秋帆到桂林后任记者和出版部经理，同时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皖南事变后，陈秋帆根据指示，带领老、弱、病、幼妇女和身份暴露的同志，撤退到香港，并住在其兄长开设的大中华酒店内。
在香港，陈秋帆参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工作，与廖承志单线联系，并以大中华酒店总管的身份作为掩护。时在香港任职于《华商报》的记者华嘉后来回忆：“这是个最有办法的联络员。他的长相很像阿比西尼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因此我们都叫他做‘阿比西尼亚’，简称‘阿比’或‘皇帝’，亲切。”
抗战胜利后，陈秋帆留在香港、澳门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常往返两地，为解放战争作出重大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秋帆任中国进出口公司广东省分公司经理，后于1954年前往北京，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继续革命生涯。1983年5月，陈秋帆在广州离休。1984年6月，他在广州的一个座谈会上发表了以《在大中华酒店的日子里》为题的讲话，讲述自己在抗战文化名人大营救中所做的工作。1991年6月25日，陈秋帆在广州病逝。
1988年10月1日，国家安全部为陈秋帆颁发了荣誉证书与奖章，表彰其甘当无名英雄，为国家安全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作贡献。这份荣誉也包含了对陈秋帆在大营救期间所发挥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褒扬。
青年时期，陈秋帆大学就读的专业是文学、社会学，他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之余坚持写作、笔耕不辍。目前陈京元所保存的陈秋帆手稿计有：长篇小说《海之恋》、中篇小说《风雨澳门河畔》《过年 春节之日》，短篇小说《渤海湾的童话》，现代长诗《比翼鳥》，七幕话剧《阳春白雪》、十一幕戏剧《父归》等，超过百万字。
特别值得提到的，还有陈秋帆与黄新波的深厚关系。两人同乡、同学、同桌，后来又一起参加革命，他们同时入团、同时入党，是老患难、老战友、老同志，亦为姻亲，可谓“同志加兄弟”。在1942年初文化名人大营救期间，陈秋帆与黄新波二妹黄素秋结婚。1980年3月黄新波去世， 6月陈秋帆专门撰写回忆录《壮志行——悼念新波的往事》，情真意切，沉痛感人。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