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这个词近两年却听得越来越多。不仅年轻人趋之若鹜，也成了丈母娘选女婿的首要标准，相亲首先问的不再是房和车，而是“是不是体制内？是不是公务员？”。大学生选择专业或者规划职业生涯时，也都倾向于考公上岸。
“体制”是一个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十几亿中国人，除了按地域、民族划分，还可以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国际友人要理解，颇费一番功夫。
但“体制”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体制”？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这几十年来和“体制”又是什么关系？发生了那些有趣的变化？
请听本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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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00:31:39福利分房时代会发生一些奇怪的现象
00:45:40 一个经济学视角：资源分配与供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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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51 “体制”内外概念的演变
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其实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的概念。虽然这一管理理念（或“情结”）由来已久，可追溯到科举制度——科举取士的官员，是体制内人士。
改革开放前，经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城市里，除了国家机关，其他的企事业单位基本都是国有或集体所有，都属于“体制内”。我们通常理解的“体制内”，就是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有“单位”照顾的地方，从生活到工作，“单位”都包揽安排。
进入一个“单位”，你就有了特定身份，各个级别都有相应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比如机关干部或国企工人。这个身份从工作第一天，就和你、你的生活和家庭生活分不开了——从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退休、甚至开追悼会都由单位负责——社会主义制度下，生老病死都由国家负担，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体制内”就像一个庞大的体系，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里很少有所谓"体制外"的人。少数例外包括家庭妇女，或者小商小贩，比如老虎灶、修伞、磨刀等。到文革时期，这些人已经很少了，大多年纪较大。
农民虽然在人民公社中是“集体”，但待遇与城里人不同，农民兄弟羡慕城里人，认为城里人是"吃皇粮的"，不需要自己种粮，也不需要交公粮。
改革开放后，经济逐渐活跃，允许了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虽然人们仍习惯称呼"单位"，但其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也有了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新的“单位”。随着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体制外人群逐渐增多，甚至一度占据主流。然而，近年来年轻人又开始青睐体制内工作，似乎印证了“体制内”才是中国管理体系的主脉络。
到现在，“体制内”主要指国家管理的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包括部分集体企业），而“体制外”则指私营企业或非国有企业。
相比之下，香港等地的公务员体系虽然也存在，但范围较小，主要限于公务员和教师等群体。而在中国大陆，由于国有企业规模庞大，体制内群体庞大且影响力强。
此外，由于历史渊源，许多人（尤其是北方和西北地区）仍然认为体制内工作才是"正经工作"，这种观念甚至影响到就业统计。即便是在知名民企工作、或成为网红主播，有些人仍可能认为自己"没工作"。中国“体制内外”概念在社会认知中的影响可谓深刻。
00:14:05银行业与“体制”的复杂关系
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内外定位呈现出独特而复杂的状态，经历了一个从体制内到试图完全市场化，再到如今“半体制内、半体制外”状态的演变过程。
历史上，银行曾被视为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干部的一部分。例如，八十年代银行员工的证件可以进省政府，省政府开会也会叫银行的人参加。
虽然现在强调银行是企业，但在许多官员的观念中，银行仍然具有特殊地位。“体制内”本身就存在层级差异，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就被视为不同等级的体制内人员。而银行，则处于一种更加模糊的状态。政府部门的人可能不认为银行的处长算是处级干部，但国企的干部序列曾经和政府部门分开过，现在国企干部也可能调到政府部门任职，那就属于公务员序列了。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体制属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19家民营银行显然属于体制外。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大多是国有资本为主，他们的领导层和部分员工是党管干部，属于体制内，但大部分员工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例，他们的董事长、行长以及总行领导班子可能是体制内的，但其他大部分员工，包括管理人员，都是市场化招聘的，属于体制外。即使是社会招聘的行长，也属于体制外。
00:18:49“福利分房”就是和“体制”密切相关的一段历史
如果要简单粗暴地描述中国经济体制在过去三十年来的变迁，拿房地产行业举例最有代表性：
1998年之前，我们实行福利分房制度。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可以在市场上买房了，也就是房屋私有化。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希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性作用，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计划分配。
请记住1998年
然而，由于市场化转型过猛，2003年左右，房地产开发商数量大幅增长，市场过热，泡沫迅速膨胀。为了抑制泡沫，2020年前后，中国政府推出了“三道红线”政策，开始收紧房地产市场。最近，政府又大力提倡提供廉租房、低成本住房，并在五年计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25%的住房都要是廉租房或低成本住房。
开始有声音：是不是又要回到1998年之前的福利分房制度了呢？
住房制度的变迁，也涉及到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很难用国外的经验来分析，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统计分析，也很难找到规律。
一切要从解放后的福利分房制度说起。
解放初期，政府没收了国民党政府、官员、战犯以及一些外国人的房产，包括商业办公楼和住宅楼，收归国有后，一部分出租给个人，一部分由单位分配给职工居住。
到了文革时期，住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有些房子是租的房管所的，有些是租的企业的，来源五花八门。
由于住房紧张，五六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很快就不够住了。于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开始新建一些房子，有些是单位建造的，有些是国家建造，但都是公房，用来出租，个人没有所有权。比如上海的很多“新村”。但这些房子的质量很差，地板是预制板，砖是空心的泥渣砖，都是为了节约建材。
这些房子都需要分配。为了分到好房子，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找关系、开后门。
分配住房时，要考虑家庭人口。一家四口以下是小户，最多只能分到十八、二十平方米；五口以上是大户，可以分到二十到三十平方米。比如当时的杭州，住房分配是按房间数量来算的，厅级干部可以分到三室一厅，处级干部可以分到两室一厅。而上海则是按人均面积来计算。
这种福利分房制度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不是市场行为，每个单位都没有能力自己造房子，只能依靠政府或企业。企业造房子还要受财务制度的约束，并不是想造就能造的，需要层层报批。
其次，福利分房制度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大量年轻人进入结婚年龄，住房需求激增，但福利分房制度难以满足需求，导致很多人面临住房困难，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为解决住房问题，一些大型企业在八、九十年代开始想方设法，甚至钻财务制度漏洞，自己筹集资金建造职工宿舍，以满足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的结婚需求。当时，北京市政府在北三环建造了六栋青年公寓，为很多在北京工作但没有住房的年轻人提供了结婚的住所。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但这也只是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切都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仅靠福利分房，不可能解决住房问题。
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实行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当时大家都对商品房抱有美好的想象，认为商品房可以解决所有人的住房问题，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收入水平自由选择住房。
然而，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商品房制度下，底层收入人群如何解决住房问题。结果，住房一下子全部市场化，带来了很多弊端。比如，为了快速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加快房地产投资，中国在预售制度上出现了偏差，没有学习到香港真正的预售制度，而是变成了希望通过购房者的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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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تاريخ النشر١ سبتمبر ٢٠٢٤ في ١١:٥٠ ص U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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