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发展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您是否知道，生态的恶化正在威胁生命，牺牲环境发展经济已使人类付出沉重代价。请听《环境与发展》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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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耒水铊污染事件追踪：污染源头究竟是什么？

    今年三月中旬，湖南省湘江的一条支流耒水发生剧毒金属铊金属污染事件，法广也曾经报道了此一事件，官方宣布，事件发生在湖南省郴州市与衡阳市交界处的耒水河段，当局将污染源确定为位于郴州市苏仙区的良田水泥厂，声称将该厂在拆除旧生产线窑炉时，含有铊的灰尘泄漏，并被雨水冲刷进入水体。当局因此启动了紧急响应机制，不过，两周之后，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就发布公告，声称在有关各方的全力应对处置下，目前耒水水质已全线恢复正常。 那么，湖南生态当局究竟是采取了何等去污染措施使水质如此迅速恢复正常？水泥厂生产线的窑炉为何会含有如此高浓度的铊金属？而且，有媒体查证，中国全国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平台显示，废水主要污染物中含铊的企业在全国共有976家，没有一家是水泥行业企业。良田水泥厂为何如此特殊？ 中国国内民间独立媒体微信账号为水瓶纪元的自媒体记者日前前往污染地展开调查，观察了良田水泥厂并且访问了耒水沿岸的村民，记者还采访了中国国内污染处理方面的专家，对官方公布的版本提出了质疑。 由于他们在微信上发表的长篇调查报道迅速遭到了当局的删除，他们因而不得不将文章发表在博客网站Substack上，法广因此电话联络了水瓶纪元的记者，请他们介绍一下调查的经过以及他们认为污染源头应该是什么。 由于安全原因，法广对受访记者的声音进行了处理，请听本台对调查记者采访的部分录音。 法广： 首先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为何对湖南耒水河水污染事件特别感兴趣？为何专门要前往当地实地采访？ 水瓶纪元： 这是因为湖南是重金属污染十分严重的省份，经常发生污染事件，当初镉大米污染最早就是从湖南爆出的。湖南有一个重金属污染三角地段，2010年后，中国曾经出现一股报道重金属污染的浪潮，绿色和平还有一些草根的NGO等组织都积极参与了，许多调查记者也积极参与，当地的一些检测机构也积极检测等地的水，土壤以及空气的污染程度，这个传统也曾经延续了许多年，一直到2016年2017年，从那时开始就土壤不能够做调查工作了。湖南的郴州，株洲一直是污染严重，我之前也去过湖南调查过，当地有一个草根的NGO叫做署包环保，他们最开始的时候也曾经很猛，曾经在株洲以及郴州地区做了很多的环保工作，他们还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项目，那就是关于洞庭湖的重金属污染，不过，后来，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就被抓到了监狱里，今天这家机构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对外发声了。其实中国的NGO同媒体一样，都没有什么独立性。所以，我们一直知道湖南这边的重金属污染一直是十分严重的。再加上这两年由于朱令案件，外界对铊的毒性有所了解，也都比较关注。不过，其实，最早官方的通告并没有说有很严重的污染，可能官方认为只要说稍微超标问题就可以很快的结束了。因此，也没有媒体到当地去做深度的报道，事件发生后，最早的采访权总是给央视，央视的内部报道说，污染元来自距离监测点上游一百多公里的一个水泥厂，当时，就有媒体提出这一一个问题：污染源在一百公里以外，经过这么长的河段的稀释铊的浓度依然这么高，那么，污染源附近的铊污染浓度有多高？到底有多严重？ 法广：根据你们的调查，官方所谓污染源来自良田水泥厂的说法是否可信？ 水瓶纪元：我们很难确认也很难否认，因为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家水泥厂所使用的材料里面并不涉及铊，而且水泥行业并没有被列入排放铊废物的企业，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央视所给出的解释是焚烧炉的残渣里面有一些重金属，当时，在环境评估报告中没有任何含铊的表述，而且，铊是危险金属，中国对危险废物有明确的规定，危废与普通的废物固废的处理的规定是不同的，危废是不能直接投放到大自然中的，危废处理必须被送到指定的危废处理厂，它的处理费用也比固废要高好多，危废的处理价格是一吨三四万元人民币，而固废大约是一吨几百元，因为危废处理必须使用耦合剂，把它固定下来，最后压缩之后再埋葬在地下。而现在，工厂的效益都在走低，为了减少成本，许多工厂都会将危废当作固废处理，也即是直接填埋，还有一些垃圾处理厂会直接将危废当作固废处理，举例而言，２１０７年的时候，浙江绍兴一批新修建的居民楼被检测出含有铀，也就是建造原子弹的铀，后来调查发现当地确实有铀矿，建筑所使用的砖就来自铀矿的尾矿。垃圾处理行业确实存在这一十分阴暗的一面，就是将重金属，比较危险的金属当作普通的废物来处理，这些废物烧砖，卖给建筑商，就可以一举两得。所以，我怀疑这家良田水泥厂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在房地产开发停止不前的背景下，或许会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法广：湖南省生态环境厅３月３１日发布公告，声称在有关各方的全力应对处置下，目前耒水水质已全线恢复正常，各监测点位铊浓度均在0.1微克/升以下，官方的上述说法可信吗？当地的民众对此有何感想？ 水瓶纪元：首先公告说各测点的数据都恢复正常，但是，外界并不知道，监测点的地点是在哪里？因为如果是位于离污染源１００公里处的地方的话，相信铊浓度有可能恢复正常，这里是之前官方设立的检测点。其次，记者在当地观察到，官方使用的唯一的去污染的措施就是在河里撒了大量的老百姓所说的“白粉”，也就是硫化钠，有些地段的河水变成白色，但是，记者并没有感觉到有太多的变化，也许撒上硫化钠之后， 铊就被沉淀下来了，这些我们无法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截至我们发稿之前，污染物如果被沉淀到河底的话，他并没有被挖出来，也就是说，污染物依然在河里。因为我们咨询了当地的河长还有别的人，都说没有动静。 法广：　看到报道中你们列举了中国生态环境部工业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先生，那彭先生怎么说？ 水瓶纪元：彭老师接受了很多家媒体的采访，他说了很多话，但是，他并没有把话说透，大概他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一步了，他说，下一步要看是否会把污泥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再怎样处理，这些才是避免第二次污染的关键。他这么说的意思是河底下的污泥含有硫化铊，应该被当作危废处理，正确的处理代价是三万一吨，也就是在污泥中添加耦合剂，做出无害化处理，那处理的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有关当局是否计划将污泥清除，挖出清楚之后再处理，这些都十分关键，因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二次污染，也就是说，如果污泥被挖出后不经过处理，就直接埋到别的地方，这就会导致第二次污染。也就是说不过是将污染从一个地方转向另一个地方。 非常感谢水瓶纪元的记者接受法广的专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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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垃圾 ：“以竹代塑”为何不一定是好主意？

    从食品包装到医疗器械，塑料在20世纪成为绝大多数制造业的必需品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以化石天然气为基础的所谓“合成”塑料产量增长了230倍，2000年至2019年间，这种塑料产量翻了一番，达到4.6亿吨。塑料产品轻巧方便，但是它们的缺点是不容易自然分解，会产生大量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污染。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全球有2200万吨塑料被排放到环境中，其中600万吨进入河流、湖泊和海洋。塑料和微塑料在地球上随处可见：在水中、空气中、土壤中，甚至在人体中无处不在。 为了应对此一祸害，在联合国主持下，为期两周的打击塑料污染的谈判会议将于八月五日起在日内瓦举行，去年年底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谈判会议由于产油国家的强硬立场以及美国政坛的不稳定性而最终无果而终。此次谈判是否会取得新的进展？观察人士对此持有保留。 法国与欧盟呼吁减少原生塑料的使用，也就是说，减少塑料生产，必须从源头来解决塑料污染问题，但是，这一立场却遭到来自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及中国与美国等产油国以及塑料生产国的反对，上述国家呼吁将精力集中在废物收集和回收利用上。 那么，塑料回收与再利用究竟对打击塑料污染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根据欧洲塑料工业联合会（Plastics Europe）去年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国今天是全球最大的塑料生产国，中国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中国政府几年前提出了以竹子来取代塑料的措施来减少对塑料的使用，此举又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我们请法国的废物回收以及资源问题专家弗洛尔·贝林根（Flore Berlingen）女士来谈谈她的看法，贝林根女士撰写过多篇生态学调查和评论文章，曾经是法国零垃圾组织的负责人，2023年她又与他人共同创立了污染者付费原则观察站。 2020 年，她所发表的《废品回收是一大骗局，循环经济如何成为一次性消费的保护伞 》一书曾经在法国环境生态界引发热议。 法广： 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能否首先解释一下为何会选择 “废品回收是一大骗局”这样一个带有挑衅性的书名？ Flore Berlingen ：我之所以说塑料回收是一大骗局，并不是要说回收就没有任何意义，垃圾回收自然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益处，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回收不应该成为一个烟幕弹，来掩盖塑料产品的生产日益增长的现实。因为我们或许会认为因为有回收，我们就可以减少对原材料的使用，但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虽然塑料回收工业正在逐渐发展，但是，原生塑料的消耗却也继续在不断的攀升，同我们所期待的恰恰相反，回收的塑料并没有取代新材料而且增加了塑料原生材料的使用，虽然，从理论上来看似乎应该是如此的，但是，事实上，只要观察一下塑料市场的生产数据，就不难发现，塑料回收并没有起到减少使用原生塑料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由于回收塑料必须加入新的原生塑料材料才能够制造新产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塑料回收反而增加了对原生材料的需求。而且，塑料回收还可能会掩盖另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微型塑料污染问题，塑料回收并不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有时候甚至是恰恰相反，因为回收塑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严重污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带毒的化学物质会分解成细小的微粒从而对环境与人体造成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塑料回收工厂，无论是手工操作的，还是机械操作的工厂都是重大的污染源，因为它们会向空气中释放大量的微型塑料。所以，这是一个循环经济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回收塑料不仅它的化学成分很难确定，而且它们同新塑料材料相比较更容易加剧微型塑料的污染。因此，我们必须要走出这个可以无止境的回收使用因而导致良性循环的理想设想，而且事实上，因为塑料回收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巨大能源的过程，在消耗大量能源，消耗大量原材料的同时，还将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塑料回收不仅是一个耗能以及污染的过程，而且也并不能够减少对原材料的总体需求，因为数据明确显示，回收塑料使塑料原材料的总体消费继续攀升。 “以竹代塑”是否是一个好主意？ 法广：  确实，而且同钢铁以及玻璃等原材料有所不同的是，塑料并不是一种可以永无止境的回收的原材料，回收过程中还会使用大量的能源，并且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塑料回收的功用在全球来说确实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为了应对塑料污染，世界各国都推出了一系列可以取代塑料的来自植物的原材料，中国政府在埃及举行的第28届气候峰会期间在中国馆展出了由竹子制作的产品，以竹子来代替塑料，所谓“以竹代塑”的口号逐渐被推向了前台，此前，中国官方发改委发表了加快发展“以竹代塑”的三年行动计划，强调即使仅仅取代10%的塑料，就将是一个撬动千亿元人民币的宏大计划，竹子是一种生长周期非常快的植物，那么，“以竹代塑”是否是一个好主意？ Flore Berlingen ：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今天除了竹子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树脂等原材料都被用来取代塑料，不过，倘若这些产品中都被添加了许多有毒的化学成分，那么，问题并没有改变。另外，倘若“以竹代塑”的目的是要制造一次性的消费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同样也会导致垃圾堆积如山，无法处理的问题，而且，归根结底，这里也同样涉及到原材料的消耗问题，竹子虽然是一种可再生的原材料，但是，它的种植也同样占用土地，而这些土地或许可以被用来种植更加需要的产品，例如粮食等等，所以，对我来说，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是否确实需要生产这种一次性的消费产品，同其他的满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的产品相对比，它们的生产是否确实有必要？所以，无论是塑料还是竹子，问题是一样的。 法广： 法国在打击塑料污染方面走在世界的前沿，法国是最早提出要在2040年之前走出一次性塑料消费的国家，法国也是牵头呼吁要求减少塑料生产的国家之一，法国能源转型部长本周表示将在下周亲自前往日内瓦参与谈判，旨在推动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协议，法国在打击塑料污染方面的政策以及效果如何？ Flore Berlingen ： 可以说，法国政府的立场与具体行为之间有些自相矛盾，一方面，在联合国有关打击塑料污染的国际谈判会议上，法国政府的立场是十分积极的，积极推动减低塑料产品生产的倡议，强调必须对塑料产量封顶，这是十分积极的，法国的国际立场同国内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上，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为就目前而言，法国距离目标还相距甚远，尤其是在塑料包装等领域。所以，可以说，从总体来看，是喜忧参半！ 法广： 最后，如何展望下周联合国打击塑料公约谈判的前景，如何理解为何相关的谈判如此艰难？ Flore Berlingen ： 谈判的进展之所以如此艰难，主要是由于来自石油化工集团的压力，他们是财大势大，他们不仅直接向政府施加压力，而且还通过法律途径施加压力，其中原因，是因为这里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尤其是今天随着能源转型的逐渐推进，塑料越来越成为石化工业的重要利益来源。而且，如果我们来聚焦塑料的各种用途的话，就不难发现，尽管在欧洲40%的塑料被用于包装行业，但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纺织行业也是塑料的重要消费行业，也就是说，快速时尚的发展与塑料消费的增长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因为我们知道纺织品的原材料中有三分之二都来自塑料，来自聚酯化纤。 非常感谢法国废品回收，资源循环利用方面的专家弗洛尔·贝林根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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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6 JUIL.

    王维洛：雅江大坝最大弊端是对生物多样性的致命破坏

    中国总理李强7月19日出席了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仪式，这一史上成本最高昂的基础设施项目，曾引发下游国家担忧的“世纪工程”终于在环保人士以及当地藏民的抗议声中启动。据中国官媒报道，工程将采取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建设五座梯级电站，总投资约1.2万亿元人民币。工程建成后每年可产出近3000亿千瓦时（kWh）的电力，总装机容量达7000万千瓦，两者都是三峡大坝的三倍多。中国有媒体报道说，因为工程截流的水流量仅仅是雅鲁藏布江的70 %，因而对下游的河道以及生态并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在西藏地震频发地区修建如此规模巨大的水利设施，是否进行了严谨的可行性研究？在国际上是否已经有在地震带上修建水坝的先例？国际河流管理专家对修建水坝截流的流量是否存在一些规定？以保障水电工程不至于对河流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雅江水坝工程对该流域的生态会产生何等影响？中国官方强调，印度也有学者认同下游流入印度之后的布拉马布拉特河的河水90 %来自喜马拉雅山山区的雨水，因此并不受到雅鲁藏布江水流减少的影响，那印方的担忧莫非是杞人忧天？ 就以上一系列问题，法广电话采访了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 雅江水坝计划即无可行性报告又无人负责 法广： 您此前已经多次发表文章，反对中国政府在雅鲁藏布江上修建水坝，法广也曾经就此议题对您进行过采访，今天工程正式启动的消息传出后，您有和感想？ 王维洛 ： 首先，我认为这项工程已经上马，但是却没有一个严谨的可行性研究论证报告，今天中国官媒的报道中所引用并不是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语言，比如说，装机容量许多报道都是6000万千瓦到7000万千瓦，或者是6000万到8100万千万之间，这不是可行性报告的陈述方式，相比之下，长江三峡的可行性报告是邹家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宣读的，他说，将要安装26台70万千瓦的水力发电机，这是一个确定的数字，所谓可行性报告就必须拿出确定的数字，这样才可以作出评估。还有，新华社报道工程造价时说的是约1,2万亿元，工程可行性报告是不能使用“约”这样的词汇的，如何判断这个工程经济上是否有利可图，如果是约的话，那如何作出评估呢？所以，这项工程的启动是在没有可行性论证报告的前提下，或者至少是没有合格的可行性报告的前提下进行的。 法广：如此重大的被中国官方称为是“世纪工程”的项目应该不会没有可行性论证报告吧？如果有，按照惯例，是否应该可以公开查询？ 王维洛 ： 中国官方可以说对部分内容保密，但是，可行性论证报告至少有一部分是应该公开的，而且还应该要讨论的。 当初三峡大坝的可行性报告的间本就是公开发行的。而且起码应该有一个程序，必须公开由哪些科学家参与了论证的工作，谁必须承担责任，行政负责，就三峡工程是水利部部长钱正英负责，技术负责潘家真，邀请的412名专家都是有名有姓的，最后没有签名的九个人，大家也都是知道的，你要对得起子孙后代的。中国从五十年年代以来一共有两个工程是经过全国人大审批的，一个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一个是三峡工程，都是经过全国人大审批的。 经济收益明显低于三峡大坝 法广：这个今天叫做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坝工程，最初叫做墨脱水坝的工程是囊括在中国第14个五年计划之内的，2021年时经过全国人大批准的。而且，2024你南12月，中国国务院发改委批准了此一项目。不过，就像您所指出的那样，这个造价创历史记录的大坝它的经济收益又如何呢？ 王维洛 ： 我们来比较一组简单的数字就很能够说明问题：我们以三峡大坝作为基础，来做一个比较，三峡大坝的平均年发电量是930亿度，造价是两千亿元人民币，刚果（金）的英加大坝装机量是三峡大坝的两倍，发电量是三峡大坝的三倍，造价是八百亿美元，是三峡造价的两倍多，雅鲁藏布江大坝发电量是三峡大坝的三倍，装机容量是三倍，造价是五倍，所以，从这一组数字对比上可以看出雅江的水坝的经济收益明显低于三峡大坝，更无法与刚果（金）的水坝相对比了。 法广： 就水坝的修建对雅鲁藏布江下游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官方并没有明确公布水坝截流的水流量是多少，但是，网络有消息传出，该项目计划截取70 %的水流量，通过隧道引水修建五座梯级水电站来发电，其他30 %继续顺着河道流到下游，那么，倘若此一消息属实，这会对环境造成多大的影响？ 王维洛 ：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截流70 %的报道与官方宣布的年发电量的数据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根据我按照中方的计算模式算出的结果，即使是100 %的截流，也很难达到官方计划中的发电指标。因为截流处最大的年流量是六百亿。而且，截流70 %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中国国内专家自己制定的限制，中国国内专家不知引用的哪里的数据说截流至多不能够超出40 %，其实，这方面最权威的一个专家是瑞典的一位水文专家叫卡拉赫，他在一本书中阐述说，一条河流的开发最好不要超过5 %，最多不要超过15 %。而且雅鲁藏布江是一条季节性的河流，雨季与旱季的区别巨大，所以，中国官方所谓不修坝的说法是不可能的。 雅江水電工程违反中国的《国家公园法》 法广：也就是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近日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谓“不截流，不蓄水”的说法是对项目计划缺乏了解。如此开发，对雅鲁藏布江流域的生态会造成何等影响呢？ 王维洛 ：雅魯藏布江水電工程的最大弊端就是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生物多样性的致命破坏。因为雅魯藏布江水電工程所在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生物多样性丰富，被誉为“天然植被博物馆”和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2022年3月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建议加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赵进东院士指出，地处青藏高原东南部的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区域有举世罕见的自然景观，是东喜马拉雅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核心，拥有世界级独特的生态价值。这里孕育了从热带到寒带几乎所有的陆生植被类型，被誉为“天然植被博物馆”。这里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有蹄类与食肉类动物类群种类最丰富而独特的地方之一，虎、豹、雪豹和云豹四种大型猫科动物在同一条河谷栖居，云豹、赤斑羚、豺等中国罕见的濒危物种在这里有一定数量的种群。这里是中国唯一确认的孟加拉虎栖息地。赵进东院士还建议，在雅鲁藏布江下游及支流区域生态与景观价值最典型、最集中的区域建立国家公园。如果赵进东院士的建议是合理的，那么建设雅魯藏布江水電工程就违反中国的《国家公园法》。 在地震带建水坝非中国企业莫属 法广： 中国在西藏地震频发地区修建如此规模巨大的水利设施，在工程设计上是否有可能做到万无一失？国际上是否已经有在地震带上修建水坝的先例？ 王维洛：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喜马拉雅山是一座年轻的山脉，当地的地层依然在不断上升，每年上升30毫米，所以，无论你的大坝的墙壁修得有多厚，都必须面对这一现实，而且这种上升的幅度是因地方而异的，有的地方上升得多，有的地方少，是不均匀的，而且还有地方下降。所以，工程的难度是可以想象的。世界上确实有大坝是修建在地震带的，但那是由于当时修建的时候并不知道。唯一的一个例外是中国公司协助修建的在厄瓜多尔的大坝，当时修建时就已经知道是位于多地震地区，后来当地2016年发生7,9级的大地震，大坝受到了伤害，虽然并没有溃坝，但是就不安全了。厄瓜多尔政府换届之后，以前亲北京的政府官员或者逃亡海外，或者遭监禁，现政府要求北京对大坝进行赔偿。厄瓜多尔大坝曾经是北京政府进入南美地区的桥头堡，是一带一路在南美洲的一大项目。至于梯级水电站工程，它们主要都位于中国。官方是说要让大坝基础设施能够抵抗九级地震，但是，当地历史上发生过多次12级的地震。 印度与孟加拉国担忧是由于农业用水的季节性 法广：最后，就雅鲁藏布江下游水坝的修建引发中国邻国的担忧问题，国际上对跨境河流的管理存在那些规则？还有，印度境内河流水源90 %来自雨水的说法是否有据可寻？ 王维洛： 处理跨境河流联合国存在公约，公约的三大原则是和平利用，不产生巨大的伤害以及事先通报，中国政府将国家主权作为第四大原则。至于印度下游水流量并不受到影响的说法，从长时间来看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上游水库库容量特别大，可以蓄水蓄一年，那它蓄水蓄满之后，它也总得往下游放水，当然，除非他是向别的地方调水。但是，问题是今天印度与孟加拉国的用水主要是农业用水，带有强烈的季节性，如果在需要用水的时候缺水，在不需要水的时候又被放水，这样即使水流量总体没有变化，但是，对农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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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1 JUIL.

    服装垃圾 : 为何希音Shein在欧洲长不了？

    法国著名的回收旧货的慈善机构Emmaüs 7月16日发表公告，宣布将暂停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旧衣服，Emmaüs在法国全国设有数百个分店，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廉价的服装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然而，由于未能与服装行业就回收援助资金问题达成协议，该机构因此决定停止回收旧衣服。Emmaüs因此呼吁各地居民将废旧纺织品保留在家中，而不要扔掷在回收站附近。 事实上，根据欧盟的一项指令，欧盟成员国从今年一月开始就必须系统性地收集纺织废料，该指令的目的是在欧洲范围内发展一个从生态角度充分利用旧衣服的新兴产业，也就是说服装企业有义务负责对其销售的产品进行回收，不过，由于绝大多数服装都产自亚洲，因此，企业回收的责任很难兑现，再加上随着快速时尚以及快闪时尚的发展，服装的质量每况愈下，回收的服装也很难找到新的买主，这一切都是慈善机构Emmaüs叫停收集旧服装的原因所在。 不过，法国环境与能源转型部长7月18日宣布将拨款4900万欧元支持法国对废旧的纺织品与鞋子的收集以及回收行业。或许废旧物品收购机构能够迅速恢复运作。 确实，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欧洲的人均服装消费量出现了大幅增长，垃圾收集的工作量也大幅递增。各大旧货商店收集的垃圾都堆积如山。 那么，法国的纺织品消费量有多少？法国环境保护部门计划如何应对服装垃圾？法广为此采访了法国环境与能源署负责循环经济与垃圾回收的专家Grégory Fauveau 先生，请他介绍一下法国的纺织品垃圾回收现状以及政府计划采取的应对措施。 法国如何处理纺织品垃圾？ Grégory Fauveau：”关于服装垃圾的治理问题，首先第一点是垃圾回收，今天我们的回收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仅仅只有36%的纺织品垃圾被回收，我们的目标是在2028年达到60%的回收率，一旦这些旧服装被收集之后，怎么处理呢？其中相当一部分被运往非洲，目的是被继续使用，不过，问题是一旦这些服装被运往非洲之后，我们不太清楚这些服装最终的用途如何。很明显，一件羽绒服在非洲应该不会被继续使用，这些服装很可能被扔在垃圾箱，或者被埋在地下，更糟糕的是很可能会遭到焚烧。这是将纺织品垃圾运往国外的处理方式。至于在法国以及欧洲本土的纺织品垃圾处理，许多情况下是被当作工业使用，或者被搅碎后当作保温填充材料，其中仅仅只有相当小的一部分被回收用来制造新的服装，其中原因有多个方面，技术不完善，费用昂贵，市场缺乏以及前景不稳定等等都是导致纺织品回收业进展缓慢。因此，纺织品工业的废旧产品回收以及再生产是我们面对的一大挑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支持该领域的技术创新，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名叫“2030年法国”的计划为回收行业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我们同时也为一些新的回收计划提供资金，最近两年来，我们一共支持了36个类似的计划，因此我们的服装回收率最近每年增加了23000吨，当然同我们每年必须处理的服装垃圾的总数量相对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因为我们每年必须面对1600万吨的纺织品垃圾。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 确实，使用回收的纺织品材料是制造新产品的服装品牌今天在法国屈指可数，虽然环保意识高的消费者大有人在，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以使用回收纺织品材料生产服装的品牌“Faguo”开业不久之后就盈利；而且今天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五十多家连锁商店的初具规模的服装品牌，虽然该品牌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法国环境与能源署的支持。该品牌今天还在商店设立了修补车间，免费为客户提供修补服务，其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延长服装的寿命。 事实上，法国早在1992年就将生产者延伸责任制（La responsabilité élargie du producteur )正式纳入法律，该法律遵守的准则就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它要求将产品投放法国市场的经济主体对其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负责。无论是制造商、分销商还是进口商，都必须为其产品产生的废弃物的管理提供资金。该制度最初是为家用包装而设立的，并于2007年逐渐扩展到其他商品，例如服装纺织品、家用床单和鞋类等等。 最近几年来，欧盟以及法国都在寻求“延伸生产者责任”，要求零售商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生态贡献”提供资金支持。该体系可以鼓励生产商减少浪费，从而设计出更耐用、更可回收的服装，也就是说，对服装进行系统性地生态设计，这一点， 欧盟在去年7月18日正式实施的“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条例”早已明确提出，该条例指出，产品及其使用方式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欧盟的消费行为可能是气候变化和污染的主要原因。因此该指令提出必须限制服装制作过程中对混合纤维的使用，规定再生纱线使用率，以此提高服装的耐用性以及可回收性。 如何减少纺织品垃圾？ 对法国环境与能源署的Grégory Fauveau先生来说，应对纺织品垃圾同应对塑料垃圾同出一辙，首先必须从源头减少垃圾服装的生产，他说：“其一是必须减少服装的生产，这样就自然地可以减少垃圾地产生，再就是从消费者地角度减少购买服装，通过修修补补等方式尽可能地延长自己柜子中的旧衣服的使用周期，一旦确实无法再穿戴，那就必须注意将废旧的服装妥善的回收处理，从垃圾处理的角度来看，必须要增加纺织品垃圾的回收与再处理，并且要求服装生产商在产品中增加可回收的纤维，当然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倘若通过行政手段规定服装中回收纤维的比例，有可能有些回收材料并不来自服装，它可能来自塑料或者别的行业，因此，我们必须保障回收材料确实来自纺织品行业，因为塑料水瓶也可以被制造成可纳入服装的塑料纤维，因此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从其他的行业收集回收材料，而是要回收纺织品行业自己的废旧产品，当然，还有别的途径可以提供纺织品回收的环境效率，比如说，使用生态棉，生态麻布以及其他的纯自然的原材料等等。“ 不过，尽管欧盟出台了上述指令，但该指令还需在欧盟各大成员国制定立法并且实施之后才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就目前而言，法国还必须面对每年产生的1600万吨的纺织品垃圾，正如Grégory Fauveau先生所介绍的那样，这些垃圾绝大多数都被运往国外，运往非洲以及南美等地区，社交网络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非洲或者美洲国家服装垃圾堆积如山的令人恐怖的照片，因为这些服装垃圾中所含有的大量的化学染料甚至一些有毒的物质正在污染者当地的土壤以及河流，有非政府组织将发达国家的服装垃圾出口谴责为是西方国家的“垃圾殖民“，因此类似的垃圾处理模式将难以为继，非洲以及美洲国家迟早也会同中国几年前拒绝进口西方的塑料垃圾一样，对西方的服装垃圾说不。 倘若非洲拒收法国将如何应对？ Grégory Fauveau先生回答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确实中国当初拒绝进口来自欧洲的塑料包装垃圾之后，对欧洲来说其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此这迫使欧洲不得不开发自己的塑料垃圾回收工业，对服装垃圾来说，也可能会发生的同样的现象。非洲确实很可能会将阀门关死，因为今天非洲不仅应该面对源源不断的来自欧洲的服装垃圾，而且还受到来自亚洲的廉价服装的大规模冲击，因此非洲的市场早已完全饱和，倘若非洲拒绝欧洲的服装垃圾，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组织整个产业链，或许必须在产品的价格中增加回收产品的费用，这也会对服装生产商产生巨大的冲击，或许会促使他们向低产量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我们环境与能源署的任务也是要未雨绸缪，要走在政策措施实施的前面，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以及经济援助，使他们提前意识到循环经济的益处，而不至于到最后不得不被迫遵守新的法规。“ 综上所述，生产与消费由纯自然的原材料制造的高质量的服装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制造商，进口商，以及消费者的共同选择，中国制造的希音等快闪服装也很可能只会是昙花一现，因为它们虽然在市场销售的价格低廉，但是，它们的环境代价以及社会代价却令人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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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8 JUIL.

    法国核专家谈核能开发的弊端

    关心核能安全的听友或许听说过法国的非政府组织Criirad，他的全名是法国放射性独立研究和信息委员会，该组织成立于1986年5月，也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研究核能安全的组织，其成员中包括多位核工程师，该组织的宗旨就是要利用科学知识与现场测量，对放射性领域进行研究与分析，与涉及核能问题的虚假信息做斗争。该组织的领导人Bruno Chareyron先生近日推出新书，书名叫做核能： 真的是没有危险的能源吗？，Bruno Chareyron先生在法国马克龙总统恢复开发核电的大背景下，在政府正就能源发展制定新的规划之际发表此一新书显然绝非偶然。此外，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能开发国，中国广东台山中法合资的第三代核反应堆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反应堆，不过，2023年，在开机运作一年之后就曾经因事故而不得不关机检查，今天的运作状况又如何？另外，随着人工智能开发对稳定能源供应的需求，核电在全球都有卷土重来的气势，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法广为此电话采访了Bruno Chareyron先生，请他谈谈他为何这么多年来如此坚决的反对核电开发？此外，Bruno Chareyron先生对中国的核电技术也十分了解，请他谈谈他对中国最新提出的要在月球上修建核反应堆，以及所谓在海水中提取铀等类似的新技术的看法。 法广： 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能否综合介绍一下您在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您为何认为核能既不安全又不是清洁能源？ Bruno Chareyron：我们不能认为核电是清洁能源，这是我在书中强调的主要的观点，因为核能开发从源头原材料到最终的垃圾都不干净，极不安全，对核垃圾的处理今天依然没有找到理想的解决办法。而且核电从一开始的铀矿开发到整个的核反应堆操作过程，再到最终对核垃圾的处理，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都必须面对遭受核辐射的风险，所以，我们不能说核能是清洁能源，说核能是清洁能源这完全是违背事实的宣传。另外，核能也并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佳选择，因为，一个核反应堆所产生的热量中，其中仅有三分之一被转化为核电，其他三分之二则或者被释放到空气中，或者随着水循环流入当地的河流中，有法国电力公司的数据就显示，罗纳河河水的温度由于核电站排除的废水的流入而逐年上升。而且，核电开发的价格十分昂贵，这一点，我们从弗朗孟维尔核电站修建不断飙升的造价中就可见一斑，今天核废料处理也同样需要巨大的投资，法国南部卡达拉舍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工程的投资不断增加，以及包括法国在内世界各地的报废的核反应堆的拆卸所需要的巨大的资金等等，所以，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核电开发不仅不安全而且代价昂贵，而我们知道，气候危机已经是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一个需要如此巨大的资金，又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上马的能源开发工具并不适合今天的形势。我们尚且不谈核电的最严重的一大特点之一，就是核事故所导致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四十多年之后，我们今天依然无法知晓在钢棺下熄灭多年的熔毁炉芯何时才能够安全无害？而就福岛核事故，今天无人知晓东电集团何时才能够将高辐射性的880吨核燃料从三个核反应堆中取出，因为目前为止，东电仅仅能够取出其中数克的核燃料。所以，核能有许多特殊的问题，无论是核垃圾问题还是核事故问题，重要的是民众必须对次有充分的了解，那就是核能并不是一种干净的能源，它隐藏着特殊的安全问题。 法广： 不过，核能经常被他的支持者们认为是能源自主的一大保障，因为一旦拥有足够的铀材料之后，就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再依赖来自别国的资源。然而，法国绿色和平组织在俄乌战争之后披露说，尽管欧盟与法国都对俄罗斯反复提出制裁，然而，法国的核乏废料却依然被送往俄罗斯，所谓乏燃料指的是在反应堆中“燃烧”到一定程度后，从堆中卸出的核燃料，那么，法国的核工业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俄罗斯？ Bruno Chareyron：或许应该首先介绍一下背景，法国选择了对核乏废料进行再处理，法国核能公司声称法国对从核反应堆中取出的乏燃料中的96 %的燃料进行再处理，而这96 %中有95 %是铀，不过，从乏燃料中取出的铀需要经过浓缩之后才能够再度使用，但是，法国并没有浓缩从乏燃料中取出的铀的设备，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不得不将从乏燃料中取出的铀运输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工厂进行浓缩，以便将浓缩后的铀运回到法国的核反应堆中再使用。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就目前而言，这种浓缩铀的使用在法国极为罕见，因为仅仅只有一个核电站，位于法国中部的Cruas 核电站 使用这种再处理过的铀，虽然事实上，核燃料的回收率不到10%。 而且仅仅只有一家核电厂使用回收的核燃料，然后，从宣传的角度来看，这其中的重要性对法国电力公司以及法国核能公司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倘若，没有经过再处理，那乏燃料就直接成为垃圾，而经过处理，他们就可以声称他们对96 %的核废料进行了再处理，尽管这并不符合事实。而且回收的核燃料辐射性更强，它的性质也同自然的浓缩铀有所不同，所以，事实上，倘若没有俄罗斯对乏燃料中的铀进行浓缩，其实也并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核废料回收是一个非常污染，高辐射性的过程，也是十分危险的过程，法国位于诺曼底的哈格La Hague乏燃料处理工厂是核辐射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因为废燃料处理意味着必须将燃料棒切开，将燃料棒放到酸性液体中，整个过程会散发出大量的核辐射，在过去曾经发生过多次严重的事故，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俄罗斯。“ 法广：您对中国的核电开发过程也十分了解，曾经密切跟踪中法合资开发的广东台山核电站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当核电站的一号机组由于辐射原因而不得不停机检查时，他们多次致函法国核能安全管理局 （ASN），并且联络了法国电力公司内部的工作人员，试图了解事故的原因所在，法广曾经就此议题多次采访过您，那么，今天您有什么新的信息？ Bruno Chareyron：首先第一点同往常一样，很难获得有关台山的信息，我们去年在弗兰曼维尔核反应堆启动之前，曾经致函法国核能安全管理局，想了解广东台山核电站是否运作正常？我们尤其想了解的是为何在2023年曾经因为事故而停止运作一年的台山第一机组仅仅运作14 %，不过，法国核能安全管理局并未回答我们的提问。我们通过内部工作人员了解到，今天台山一号机组燃料棒破损的问题依然存在，这对维修以及添加燃料造成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或许可以通过修改锅炉而获得改善，不过，这一修改计划目前尚且在批准过程中。所以，台山核电站是在运作，并且生产电能，不过，最根本的问题，锅炉振动引发燃料棒破损所导致的问题今天仍然没有被解决。 法广： 另外，中国国内经常传出一些有关核能的信息，中国近期再度宣布计划与俄罗斯一起将在月球上修建一个核反应堆，您对此有何看法？ Bruno Chareyron：类似的在太空中使用核设施计划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能够将设备与原料毫无问题地发射到太空中，倘若，在发射过程中出现故障，这将会对地球人造成毁灭性的危害，类似的严重污染的事故已经发生过，1978年，俄罗斯的Cosmos 54卫星中含有高辐射性的钚 ，这颗卫星的部分在坠落中曾经将钚 洒落在加拿大的许多地方。因此，要在月球上修建核反应堆，还必须保障发射过程中不会发生故障。此外，倘若建造核反应堆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在月球上生活多个月提供能源，必须考虑到月球上自然高辐射的危险。根据中国的月亮检测器嫦娥2019年所带回的信息，在月球上逗留一天所遭受的核辐射的强度超过地球人一年遭受核辐射的标准，所以，这一切都会使人对派往月球长期生活的人的健康产生担忧。 法广：中国国内多所大学以及科研机构近几年来不断声称发明了在海水中提取铀的新技术，您认为类似的技术是否具有实际运用价值？  Bruno Chareyron：首先多个中国机构几个月前，几年前都发表了成功发明从海水中提取铀的技术，其中包括中国核能集团（CNNC）， 不过，目前而言，都不过是试验而已，有公司宣称要在2050年设立工厂，不过，如果从工业生产的角度看，是否是有利可图，我们可以提出疑问。其实，与其从海水中提取，还不如将研究的资金投入到如何对已经废弃的铀矿进行去污染，这或许更加具有意义，比如说，在法国，虽然铀矿已经关闭了数十年，不过，依然有十分严重的污染，当地的河流以及土壤污染依然十分严重，因此，与其投资寻找新的铀材料的来源，还不如致力于对旧矿区的去污染。 法广：中国核电部门在2021年宣布建成第一座实验性钍基核反应堆，今年四月，中科院上海分院声称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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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7 JUIN

    采访蒋万安谈台北市的气候政策

    为了庆祝《巴黎气候协定》签署十周年， 巴黎市政府6月23日举办世界城市峰会，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城市的市长，来自非洲，美洲，欧洲，以及亚洲的数十位市长出席了此次峰会。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唯一出席此次峰会的亚洲城市的市长，他在会上介绍了台北市政府在垃圾处理以及交通减排方面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与会者的关注。蒋万安在会场接受了 法广的采访: 法广：非常感谢蒋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请您谈谈出席此次会议的感受。 蒋万安： 这次巴黎市政府特别举办巴黎气候协定十周年的城市峰会，台北市政府很荣幸应邀而且是唯一出席峰会的亚洲城市，非常高兴借此机会分享台北市在环境永续治理方面的经验，台北市按照巴黎协定的宗旨制定了清楚的规范，我们是台湾第一个制定静零排放管理条例的城市，我们也尽量在全力向这个目标努力. 另外，我们在会上分享了这几年台北在垃圾分类以及废品回收方面的成果， 自从垃圾不落地，随袋征收的政策出台之后，垃圾的回收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政策推出之前，我们的垃圾回收率仅有2%， 而现在已经高达66%， 我们的整体的垃圾处理量也大幅下降了65%， 所有这些都让别的城市感兴趣，他们纷纷在会后来询问台湾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借出席此次会议来了解其他城市在减排方面的措施，比如说，巴黎市长在减少城市车辆运营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比如说，我们昨天到第三区去实地去看了一下周日如何实施禁止车辆通行的政策，警察在外围一辆辆的检查车辆是否有特别的通行证可以通行，否则就必须改道，我们看到行人可以自由自在的在街头行走。台北其实也开始推行一个绿运输系统，我们除了捷运之外，还推行了链接“最后一里路”的政策，鼓励民众使用自行车，推出了前30分钟免费的政策，执行之后，已经有25% 的人从汽车与摩托车转而选择自行车。 法广： 您在会上谈到台北将在2029年举办国际智慧运输大会，那台北市在车辆电动化方面有什么计划？ 蒋万安：是的，我在会上也谈到，台北市在气候行动方面作出了大量的投资，在交通方面，我们希望在2030年前将公共交通全部的电气化，此外，我们还在修建六条捷运路线，希望它们成为市民朋友搭乘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从而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率。 法广： 您说到台北是第一个提出要在2050年之前达到碳中目标的台湾城市，能否介绍一下，除了车辆电动化之外，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减低碳排放？ 蒋万安：台北市的整个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是住房，碳排放比例占75 %, 交通排放为15 %， 所以，台北市修改了建房法规，未来的建筑必须使用环保的建材，而且在设计规划上必须符合绿建筑的标准，这些的都是我们达到静零排放的措施。 法广：那就已经存在的居民住房呢？是否也有一些住房改造提高节能效率的一些政策呢？比如说，对居民进行补贴促使他们使用更加清洁的能源以及提高住房的隔温功能？这方面有没有一些预算？ 蒋万安：我们至少今年在执行气候治理方面的预算超过六亿美元，当然，这其中交通，住房以及垃圾处理等都囊括在内，当然，我们期待这笔预算的金额能够逐年的增加。 法广： 另外，在塑料回收方面，台湾与中国大论都面对一个同样的问题，食品外卖行业非常发达，如何处理堆积成山的食品包装？台北市政府有何良策？ 蒋万安：台北市的小吃，夜市非常丰富，饮食文化非常发达，过去我们也曾经禁止过一次性塑料餐具，今年我们预定在所有的旅馆饭店都不再提供一次性的牙刷，牙膏，等用具，这些措施在实施方面遇到一些阻力，不仅仅是市民，国际观光客也有一些反对。不过，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我们就会去坚持。所以，我们应该很快就落实这一措施。 法广：我们再回头来关注您刚才提到的台北市举办2029年国际智慧运输大会的计划，您是如何设想的？规模又将如何？是否会邀请全世界各地的城市，也包括中国大陆的城市？ 蒋万安：这个国际智慧运输大会我们在过去一直在争取，这次很荣幸获得了举办权，这是一个完全聚焦在智慧交通，运输网络部件以及彼此交流最新技术的平台，所以我们非常欢迎世界个大城市都能够派团来台北参加，我们目前计划举办200场座谈，预计将会有两万多位国际友人来台北，这是一个衔接智慧城市以及国际半导体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运输大会，我们当然期待来自各地的朋友能够共同分享智慧运输上最新的技术，以及如何通过智慧运输来减低碳排放等等。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减低排放，许多城市都有了共享单车，使市民能够更加方便更加安全的使用公共交通，再就是如何提升运输的效率，包括如何构建一个城市，比如说15分钟城市的概念，市民朋友通过智慧运输到所有的目的地都在15分钟以内，到医院，到学校，到工作单位都只需要15分钟的时间。 法广：今天巴黎城市峰会的主题是巴黎气候协定十周年，能否介绍一下，十年前签署巴黎气候协定的时候您自己在哪里？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当时对气候议题有多少了解？ 蒋万安：2015年我在台湾从事律师工作，当时正准备参选立法委员，从律师转换成立法者的角色。所以，这十年我从立法者，当时也在立法委十分重视气候问题，推动相关的法案，今天又作为市长从行政上全力推动 各项减排的措施与政策，所以，十年来一直在协助如何面对气候变迁这样重要的课题。 法广：十年来您个人对气候变迁议题的感知是否有所演变？ 蒋万安：我想十年来全世界对气候议题的重视越来越高，都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比如说，今天在巴黎确实感到气温很高，许多法国以及欧洲朋友也都确认这几年欧洲的气温升高了，这是气候变迁带来的效应，不止是欧洲，台湾以及世界各地都明确地感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当我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样的冲击，也就会更加努力地去执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非常感谢台北市长蒋万安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 绿色和平组织台湾办公室就蒋市长的上述言论评论说： “氣候行動不能只有願景，更需要落地的政策與全民參與的路徑。若台北市要成為淨零轉型的領頭羊，就必須放寬限制、提高預算、並重新扮演「政策整合者」的角色，而不是只做「氣候宣示者」”。 绿色和平组织在接受法广书面采访时表示：“根據台電112年統計年報，台北市在六都中的電力自給率排名墊底，僅1.4%，絕大部分電力仰賴外縣市供應，然而在電力需求日益增加時仍積極招商，比方說若要打造北士科淨零示範區、引入半導體等高耗能產業的同時，並未搭配能源因應策略，例如增設儲能、強化電網、擴大綠電建置等，這對2050年淨零排放的目標而言，是個極大缺口，急需有力政策補足，而非一邊增加用電排碳，一邊喊淨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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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 JUIN

    尼斯海洋大会：中国国合会发表的海洋专题研究目标是什么？

    听众朋友，在联合国尼斯海洋大会的最后一天，一个由中国主办的边会汇聚了来自联合国，法国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等政府与国际机构海洋政策的负责人的参与，他们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海洋问题特使彼得•汤姆森(Peter Thomson) ，法国驻联合国海洋问题副特使阿肖克• 阿迪塞姆（ Ashok Adieam），世界经济论坛海洋行动政策负责人阿非德 •吉隆（Alfredo Giron ）等等，国际知名的环保组织的代表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环保协会，以及法国最早的保护海洋的非政府组织法国塔拉基金会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发表了一个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制定的有关海洋的专题研究目标，该目标的宗旨是要加速蓝色经济的建设。 那么，该目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我们请会议的组织者，国合会海洋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戴民汉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法广：戴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法广的采访，首先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戴民汉： 我来自厦门大学，我从事的本行的研究是海洋化学与海洋生态与环境以及海洋碳循环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我同时也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主持海洋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目的是将政策与科学之间的界面构建起来，建立以科学为基础政策提供部能。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海洋创建中心，把科学与技术融合起来。总体上我对海洋有一个深刻的理念，这是一个高度动态复杂连接的系统，所以，治理海洋需要科学，技术，智力，金融乘上共同设计的平方，所以最后在分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议程，提出必须从现在开始为2030年以后海洋的全方位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好准备。因为我们相信海洋的时代已经来临。 法广： 能否介绍一下 国合会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它的成员是谁？ 戴民汉：国合会的全称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他成立于1992年里约峰会的前夕，是中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级别最高也是历史最悠久的思想库（Thingk Tank 智库），目前国合会的主席是丁薛祥副总理，两位副主席分别是中国的生态与环境部的部长与加拿大的气候与环境部的部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际的咨询组织，主要是为中国的环境发展邻域，特别是现在有碳中和，绿色发展，海洋等方面提供咨询，他是直接可以进入中央政府，国务院的机构，所以非常有效。过去三十年来成功地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例如，国合会很早就提出发展新能源的政策建议，事实说明这些建议是十分有效的。 法广：您说到国合会由加拿大环境部长担任副主席，加拿大是什么时候加入国合会的？还有别的国家加入吗？ 戴民汉：加拿大在国合会最早成立的时候就加入了，今天还有很多别的国家加入国合会，国合会有八十多个委员，其中四十个来自中国，另外，四十个来自国外，中方的秘书处设在中国，外方的秘书处设在加拿大，法国，挪威，英国，美国，还有许多欧洲国家都加入了，都是一些非政府机构的组织，不是以政府的名义加入的。 法广 ：既然是一个有这么多国家参与的组织，为什么外界都不知道呢？ 戴民汉：是，所以我今天趁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们制定的有关海洋的专题研究目标。这个目标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发展海洋不应该象陆地那样先发展，再治理，因为海洋又大又深，它是有记忆的，所以，污染了之后比陆地更加难以修复，所以未来海洋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其次，海洋的保护必须超越目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第14个目标的范围，因为海洋的保护不仅仅涉及海洋中的生物，而且也涉及到海洋与气候之间的关联，因为海洋吸收了90 %的二氧化碳所产生的热量，吸收了30 %左右的二氧化碳，而且过去的两百年的历史中，累积的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海洋吸收了超过40 %的二氧化碳，剩下的60 %在大气圈内，造成了今天的气候升温。陆地因为有土地的利用方式以及森林砍伐会导致二氧化碳的释放，再就有植树造林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两者在过去累积下来可以抵消。所以，海洋的Scope必须要放大，也就是必须放大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再就是必须使用再生的蓝色经济的目标来发展经济，必须使用蓝色经济理念，模式，工具包括金融工具来驱动海洋经济的发展，不能走老路子。海洋现在是投资最少的领域，所以我们期待通过类似的倡议来提升扩大投资领域。 法国塔拉基金会的负责人罗曼 特布雷先生（Romain Troublé,）应该是第一次出席由中方举办的会议，他在会后向法广表示： “我之所以来参加今天的会议是因为我认为倘若没有中国的参与我们不可能开发绿色的海洋经济，今天在中方能源领域，中国正在占据主导地位，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与中国合作，合作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有文化差异，有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作出努力，我之所以出席会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今天中国在科研上也可圈可点，中国的厦门大学与青岛大学在国际上也是数一数二，我们看到今天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其托在美国。当然，中国也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在远洋捕捞方面还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目前世界市场上80 %的鱼类来自中国，它们或者来自捕捞，或者来自养鱼场，如何维护鱼类的可持续生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只有与中方进行对话的前提下，只有听从科学，才有可能保护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非常感谢厦门大学教授戴民汉教授与法国法国塔拉基金会的负责人罗曼 特布雷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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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JUIN

    尼斯海洋大会首要目标充满悬念  中国会否雪中送炭？

    由法国与哥斯达黎加联合举办的联合国第三届海洋大会即将于6月9日在法国尼斯拉开帷幕。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的在2030年达到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ODD）中的第14个就是“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了采取具体的保护海洋的措施，联合国便于2017年在纽约举办了首届海洋大会，并且，决定今后每三年举行一次，由于新冠疫情的原因，第二届海洋大会于2022年由葡萄牙与肯尼亚在里斯本共同举行。 联合国海洋大会有何作用？ 对总部位于美国的专门从事海洋保护的非政府组织Oceana的欧洲办公室公关负责人Nicolas Fournier 来说，对海洋的大会的作用有不同的解读，他说：“如果仅仅从框架上来看，海洋大会，同联合国的气候峰会有所不同，会议并不会达成什么重大的政治决策，尽管人们对气候峰会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海洋大会举办的目的是将已有的有关海洋保护的一些架构与机制汇聚在一起，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出席会议的国家往往是有备而来，并且在大会上做出一些声明，这就可以推动一些议题的进展，由于会议在欧洲，在法国举行，这就使举办国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当然，大山也有可能会生出一个小老鼠，会议或者会无果而终，就我们非政府组织而言，我们试图向与会者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做出更加充满雄心的目标。” 确实，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三月宣布了尼斯会议的八大目标，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获得60个公约签署国的批准，从而使2023年通过的联合国的《公海条约》得以在今年年底之前付诸实施，联合国的《公海条约》的英文简称为BBNJ，不过，随着会议举办日期的临近，举办方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截至今天6月6日，仅仅32个国家批准了该条约，虽然依然还有多个欧盟成员国可能会紧跟而上，但是，举办方评估会议期间批准该条约的最乐观的数据也不会高于50个。 北京会否给巴黎带来惊喜？ 那么，中国同欧盟一道积极参与了《公海条约》，中国又是最早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昨天刚刚宣布中国副主席韩正将领衔出席尼斯会议，北京是否有可能在会议期间给法国带来一个惊喜？ 对密切跟踪BBNJ谈判过程的Nicolas Fournier来说，“ 对中国届时会作出什么样的表态？外界很难琢磨，因为中国是信息不太透明的国家之一，一直到会议举办的前几天，中方都没有宣布究竟会有谁会率领代表团出席尼斯会议，今天北京既然宣布由副主席韩正带团出席会议，或许会作出一些重要的声明。“ 那么，北京政府为何在《公海条约》签署了一年半之后，依然没有加以批准？对此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海洋项目负责人周薇女士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批准过程还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她说：“我们当然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加快地批准BBNJ协定，在联合国海洋大会的时候协定能够达到生效的门槛，就像您所说的，中国在BBNJ 的谈判过程中还是非常积极的，然后在协定拟定时也积极的参与了政府间会议，与其他国家一起强调必须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来达成协议，中国也在开方签署的首日就签署了协定，另外，中国还在今年中法的共同声明中承诺要同法国一道共同努力使条约早日得以生效，所以，我相信中国方面也正在做一些积极的准备。“ 针对法国媒体有关中国或者由于南中国海的原因而迟迟没有批准条约的说法，周薇女士指出：“我可以介绍一下中国批准法律法规的一些基本的流程，必须通过国务院与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这当然同其他国家也一样，另外，除了这些流程之外，还包括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研究，包括协定对中国的影响，一旦批准加入之后，中国必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与义务，中国是否已经剧本上述能力？倘若不具备，还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与准备，这其中包括对一些条约条款的解读，我据的其实这也是好事，这意味着一旦批准之后，中国方面会去非常认真地执行这条约。“ 《公海条约》对打击污染过渡捕捞有何对策？ 联合国的《公海条约》的重点是加强对占全球60 % 的海洋的公海的保护，内容涉及减低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规范海底资源开发，减低海上运输污染等等，如果说联合国有专门的机构对海底开发，塑料污染以及海上运输等进行规范，对海水资源的过渡捕捞却并没有明确的监督机制，那么，《公海条约》批准实施后会带来哪些具体的措施？对此，维也纳大会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吕文雯将《公海条约》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且跟踪了公约的相关谈判，她解释说： “ 我觉得联合国《公海条约》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之一就是在公海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因为就目前而言，在公海是没有自然保护区的，就我的观察，现在有许多国家在讨论建议设立公海海洋保护区，我四月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时就观察到许多国家都在积极讨论设立海洋保护区的一些规则，这些保护区是有一定的管理计划与方案的，这些方案就会涉及到过渡捕捞，甚至是特定季节禁止捕捞，而且，公海条约中还包括一个信息共享机制，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会来自一些国家的自然保护区，也来自一些公海活动的环境评估，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各国了解污染以及过渡捕捞的情况，以便追踪过度捕捞或者造成污染的责任方。另外，我认为公海条约的另一大重要的保护措施就是对环境影响必须作出评估，任何缔约方要在公海开展活动必须首先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所以，这一评估往往也会涉及缔约国管辖区以内，因为海洋是相连接的。这些措施对污染以及过渡捕捞都会产生一些规范效应。“ 当然，设立海洋自然保护区从理论上应该对海洋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不过，关键还在于采取何等保护措施？法国多家非政府组织谴责法国政府设立的海洋保护区是徒有虚名，并没有起到切实的保护海洋的作用，尤其是法国政府并没有禁止在保护区使用拖网捕捞，而这种捕捞方式对海底生物造成灾难性的危害。面对来自非政府组织的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7日晚间在摩纳哥表示将对拖网捕捞进行适当的限制，不过，多家非政府组织都不依不饶的追问说，适当限制究竟意味着什么？鉴于联合国《公海条约》的一大目标是要在2030年前使30 %的公海成为自然保护区，海洋保护组织因此呼吁必须在保护区设立严格的规定。 《公海条约》对非签署国有何影响？ 另外，美国并不是《公海条约》的签署国，一旦该条约获得实施，对非签署国有何影响？公海条约对台湾来说意味着什么？奥地利维也纳大会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吕文雯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回答说： “因为这是第一个管理公海的条约，它在实施之后会建立起一系列公海活动的国际规范，一旦这些规范形成之后，即使是非签署国，也会受到这些规范的限制。具体举例说，倘若，一艘进行遗传基因研究的船只要通过公海，按照条约，船方必须向公海条约秘书处进行通告，如果没有进行通知，他就会受到缔约夫方的压力，比如说，对研究的地点以及内容都必须通告，所以，首先是这些规范的压力。其次，公海上的活动往往是一些跨国性质的活动，所以，美国等非签署国其实很难置身事外，如果研究性质是一个合作的项目，如果其他合作国家受条约限制，那么，这艘船就必须受到条约的限制。最后，公海条约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了一个信息共享机制，如果没有签署并且批准该条约，那么，这些国家就无法享受这些信息，所以，至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利益目前他们就抓不住。“ 最后，台湾也并非《公海条约》的签署国，台湾对此有何看法？台湾绿色和平媒体推广组的主任陳艾伶女士表示虽然台湾并非签署国，但却紧跟公约条款，她说： “台湾并不是公约的签署国，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来推动公约的相关精神，比如说，在打击非法捕捞方面，保护渔船工人的人权以及海洋保育法方面，台湾去年通过了海洋保育法，现在执法的框架已经成型，现在还需要制定具体的执行条款，并且将海洋保育这个概念落实在台湾需要保护的海洋水域。“ 感谢Oceana的欧洲办公室负责人Nicolas Fournier，维也纳大会国际政治学博士生吕文雯，绿色和平北京与台湾办公室的周薇与陳艾伶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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