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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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天前

    滕彪谈许志永新书《美好中国》

    2025年7月，中国“709大抓捕”十周年之际，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著名人权律师许志永的第二本书《美好中国》正式出版。这本书描述了作者的成长经历以及中国社会的变迁，梳理了他在法学院读书期间不断汲取人权民主思想，最终投身中国法治和自由事业的不凡人生。在法治意识尚十分模糊的年代，许志永便与另外几位法律学者创办了公盟，开始公益维权活动，为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从而成为最活跃的人权律师和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他们曾不遗余力地为公民社会呐喊，建议完善中国宪法人权保护条款，建立完整的人权保护体系，并不顾个人安危，对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法律保障问题展开调查研究。。。许志永多次身陷囹圄。2023年，他受到“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指控，获刑14年。 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连线到曾与许志永共同发起新公民运动的著名法律学者、人权律师、现旅居美国并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任客座教授的滕彪先生，请他就许志永所著《美好中国》一书来谈谈他的感受。 法广：您曾与许志永等人权律师一道积极投身于公益维权活动。作为当年的热血青年，你们在中国法律改革的过程中，运用法律武器捍卫公平正义。如今却命运各异，当您读到许志永的这部《美好中国》一书时，有着怎样的感触？ 滕彪：我有参与许志永这本《美好中国》的编辑和出版，所以感触非常多。从2003年开始，我和许志永还有其他很多维权律师、维权人士一起，推动和见证了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中国维权运动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相当坎坷的过程。一般认为，维权运动，或者叫公民维权运动，是从2003年兴起的，孙志刚案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公盟在维权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突出的角色，许志永也在整个运动中，在整个维权团体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从2003年之后的几年内，中国的维权人士普遍有着非常乐观的情绪。我们觉得用维权的方式，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宪法、法律赋予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这是一个能够推动中国走向法治、进而走向民主的一个绝佳的途径。我们把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理想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切身的基本利益——尤其是一些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维权运动也在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胡锦涛、温家宝主政的10年——有了比较快的发展。按照我的梳理，在习近平上台前，中国的维权运动呈现了政治化、街头化、组织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可以说，在共产党专制体制下，公民维权运动能够有这样的发展、这样的成果，还是有点出人意料，虽然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下去分析的话，也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正是因为民间自由力量的发展势头迅猛，让中国政府感到了威胁。在他们看来，民间维权运动，或叫公民社会、自由派或民权运动也好，已经威胁到了现有政治体制、威胁到了共产党的统治。所以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就逐步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当然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对民间的骚扰、打压一直都没有停止，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镇压，从规模、力度、彻底程度都很不一样，可以说是一种清洗。 从维权运动登上舞台的2003年开始——当然许志永个人参与维权更早一些，从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到现在，22年过去了，中国的法制在大踏步地倒退，许志永和其他很多维权人士、很多良心犯现在还在监狱中受难。中国现在和22年前相比，离自由民主更远，政权对民间的监控、对社会的监控更加严密，这是让人非常失望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有那十几年的人权运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中国还是有希望的。或者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和毛时代的中国社会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习近平的很多做法、想法与毛有相近、相似的地方，甚至有超越的地方（比如高科技的运用），但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不同就是：民间社会的觉醒和自组织能力，民众的法治意识、人权意识和社会的连接，以及维权运动、非政府组织、层出不穷的群体抗议活动所带来的民间的历练。民间社会的自由精神、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这是和毛时代非常深刻的不同。 当然国际环境也不一样了。中国共产党经常说东升西降，中国的专制力量在上升，而西方的民主力量在下降，甚至在蜕变。全球的自由民主指数在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志永这样的良心人士、民主人士仍然在坐牢，为他们的呼吁得到的国际回应也越来越少。这是很令人感慨的。   法广：许志永在《美好中国》一书中，使用“十年”这样一个词，详细地描述了你们在2003至2013年间，为建立自由平等社会、捍卫自由公义、推动民主法治；为建设公民社会、为中华宪政文明转型，“努力了十年、战斗了十年、执着前行了十年”。您能不能谈谈，您认为你们在十年间不遗余力地推动的“新公民运动”在中国社会留下了哪些印迹？ 滕彪：从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多的时间，是中国公民运动、维权运动发展比较快的时期。当然许志永为推动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的努力不止十年，从2000年之前就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4的世纪。就那十年来说，许志永、我们的公盟群体，做了很多事，参与了很多公共的、有影响的事件。孙志刚事件中，我们的努力、包括民众的强烈呼声，让一个明显违宪、明显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那之后，我们就成立了公盟。我们经常开会，经常借助一些有影响的个案，提出一些倡议，开展一些行动。比如要求废除劳教、废除户籍制度。我们在2004年的时候，联名呼吁完善宪法的人权保护条款。我们综合记录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版了一些人权发展报告。我们发起讨论会，发出公开信，呼吁中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我们征集受害者信息，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谈判，争取到更多的赔偿，这里面我们做了大量的琐细的工作。我们还鼓励公民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法，要求中央和地方一些政府部门公布与民生、与民众权利、公共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推动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区、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许志永自己也两次当选海淀区人大代表。后来有更多的公民去积极参选区、县人大代表，虽然由于政府的限制和操控，能够成功当选的很少，但是这个运动对于民众提高权利意识，对于民众了解中国选举的状况，是非常有意义的。 2008年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公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和很多律师一起推动律师协会的民主选举。 关于上访制度，许志永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经常扮成访民，在各个访民集中的地点去采访他们、了解情况、帮他们维权。有好多次，他被当作访民被殴打、被抓起来。 我们介入临沂暴力计生案和陈光诚案、邓玉娇案，介入大量的冤案，错案。江西乐平的案件、承德陈国清案件（四名出租车司机被冤判死刑），贵州的杨明案、何胜凯案、辽宁的冷国权案、广东的甘锦华案等等。我们长期关注了很多起死刑冤案错案，在维权律师的不懈努力之下，一些被冤枉的公民被平反、获得自由。 再后来公盟发起了“公民承诺“，这也是新公民运动的前身，2012年正式启动了新公民运动。它主要有三项活动，一个是教育平权运动，一个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一个是推动公民同城聚餐。教育平权运动的目标是消除中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的极度不公平，我们要求保障城市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正常运营，取消大城市中考和高考的户籍限制，等等。教育部迫于压力在2012年8月出台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政策，随后除北京和上海之外所有省市都开放或者承诺开放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公民同城聚餐也很有意思。我们发动各个城市有共同信念的、最关心公共事务、关心中国法治人权的人，以聚餐的名义，大家一起来聚会，不是简单地吃吃喝喝，而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讨论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做法，从民间、从最底层做起，去参与公共讨论，去实践民主。 公盟在那个年代留下了很多历史印记。公盟可以说是那时候中国唯一一家敢于触碰大量敏感问题的民间机构，反腐、酷刑、拆迁、上访、计划生育、户籍制、选举、言论自由、西藏问题，等等。 法广：20多年来，许志永一直坚持不懈地在为中国的法治和民主而奋斗。即使在狱中也没有放弃信仰。您认为，在许志永追求的《美好中国》与当今的极权模式之间，中国未来前景将会是怎样的？ 滕彪：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和孔杰荣教授合写了一篇文章《许志永VS习近平》作为序言。他们两个人代表了中国两种政治前景、法制前景。一个是许志永所呼吁、所践行的法治、民主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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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8月26日

    学者张峻豪谈台湾大罢免投票：民众肯定当前政党制衡格局

    台湾2024年初的总统选举和立法委选举产生的朝小野大局面经过一年多的朝野尖锐对立，也经过2025年7月26日和8月23日两次立委罢免投票的动荡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两波罢免投票中31位受到挑战的国民党立委都顺利过关，保住了席位，立法院的政治版图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尽管这次罢免国民党籍立委的运动首先由民间团体发起，执政的民进党也因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重挫。民进党秘书长已经换人，行政院长卓荣泰领导的内阁团队也将改组。如何看这次一度风生水起的大罢免运动以失败收场？它对此后的朝野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张峻豪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他认为导致两次罢免投票失败收场的四大原因。在他看来，执政的民进党虽然受挫，但也很难说国民党取得一次胜利。而民进党的“抗中保台”策略也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不确定性而失去着力点。 大罢免投票失败四大因素 法广：台湾7月26日和8月23日举行了两次立法委员罢免投票，针对的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但是罢免案两次都没有通过。如何解释这样的一种结局呢？  张峻豪：我想这两次罢免案最后造成民进党被玩崩的结果，其实真的是有许多的原因。我觉得首要的第一项原因当然是在2024年的选举结束之后，这样的一个政治议程很快就被带到了所谓大罢免上面。这个会让许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有一种很想要去翻盘，或者是不去承认在国会选举里面失败的状况。这样的想翻盘的想法很快就带入到大罢免的一层，让更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好像把焦点都放在想要去翻盘，而没有去顾虑到民生经济上面的问题。 我想，这是让许多选民最后投下了不同意罢免票的首要原因。  第二项原因，当然也就是在这整段的过程里面，其实搭配上美国推出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它让很多的选民会认为，民进党打着所谓抗中保台的旗号，可是跟美国这边却没有更进一步有更多友好的关系，甚至带来了在经济上面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当民进党在打这场选战，而要用抗中保台的牌来号召选民，号召力相对也就比较低。这个也是造成在大罢免投票中遭遇这样的失败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三个原因，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其实两次罢免案涉及的基本上都是属于蓝营相对优势的选区，也就是在上次选赢的时候，除了几个选区是属于比较紧张的所谓五五波的局面，但是许多的选区，比如说傅崐萁的选区，都是在上一次（国民党）赢得非常的多的选区，在这一次8-23投票涉及的七个选区里面，也都是赢很多的选区。那么在原本就是蓝大于绿的结构里面，本来打罢免就是相当不容易。我想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原因。  最后一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这一次的罢免投票动员中的操作确实奏效。也就是它去打一个危机牌，在地方上面，喊出哪一些的立委可能比较危险，这激起了在地选民的一种危机意识，所以蓝营的选民愿意出来投票，最后造成了在整个动员上面很有效的情况之下，击败了民进党。  法广：这次大罢免行动由民间发起，民进党本身和这个罢免运动的关系似乎不是特别的明确。而国民党打的是一场立委保卫战，由政党出动去动员，是不是对选举结果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张峻豪：对，除了刚刚谈到国民党的竞选策略奏效外，您这个问题提到公民社会或者一些公民团体因素。在罢免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许多公民团体张峻豪：对，除了刚刚谈到国民党的竞选策略奏效外，您这个问题提到公民社会或者一些公民团体因素。在罢免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许多公民团体发动。这些公民团体包括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拍直播的直播主或者是在地方上教书的老师等，这些都是比较素人型的。但是，后续的发展中，民进党看着这个声势，也逐渐跟进，可是跟进之后，与这些公民团体保持的是一种比较暧昧的态度。 也就是说，民进党直到今天，都还是说这是一场社会运动，是一场公民运动。可是对这些公民团体而言，民进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相当程度上在后期越来越积极。但民进党在后续的动员中，并没有能够真正让整个政党机器投入其中。我觉得，在原本属于比较素人型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比较差的情况之下，民进党又没有完全倾政党之力，同他们完全站在一起，也造成了最后在整体动员不够的情况之下，一消一长之间，当然就输给了国民党。  重启核三公投失败，但“非核家园”主张并未真正进入民心  法广：这次8-23投票不只有立委的罢免投票，还有关于核三重启公投。这项公投也没有通过。对于一直主张“非核家园”的民进党来说，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在罢免失败的情况下，也稍微挽回一点面子呢？  张峻豪：我想这要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是这次的核三重启公投主要是由民众党发起。也就是由黄国昌以及整个民众党来推动。这跟黄国昌可能有比较直接的相关性，也就是说黄国昌在整个动员上面，他更加动员出了一些仇视民进党的，或者本来就是一个白营的支持者，出来投票。我们看到重启核三最后拿到430多万张的同意票，这远远高过于在2021年的重启核四公投得到的支持，那次重启核四公投拿到380万张同意票。这样的数字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真的也算是一剂强心剂。我觉得这是这次重启核三公投中，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政治讯号。  第二点是，其实民进党的所谓“非核家园”，也像“抗中保台”牌一样开始生锈了。也就是说，从不同意票非常少的结果中，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整体的“非核家园”相关政策配套，其实是没有进入到选民心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拒绝核能，我们有什么替代方案？在大家都比较感觉缺电的情况之下，民众会想：民进党如果要非核家园，可是又没有给我替代选项。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催票成功。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势必要在这样的政策上，更清楚地对选民说明和交代，可能才会在这个议题上有更大的号召力。  民进党受挫，国民党也没赢？ 法广：两次罢免投票以无一过关的结果结束。至少从表面上看，国民党是两次罢免投票的赢家，但是国民党是不是真的由此得势了呢？国民党很快要开始党主席改选，但好像目前没有人接棒。怎么解释这种局面呢？  张峻豪：我刚才特别强调，这次罢免投票其实都是在蓝营处于相对优势的选区。 所以，在原本国民党就比较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说这是国民党的胜利，恐怕也是比较过头的推论。毕竟原本国民党就占有优势，那胜选的机会当然比较大。所以我个人会解读，这一次恐怕不能说是国民党一个大的胜利，而是说许多的选民对民进党在当下做出了不信任的投票。而且，这些投票呈现出来的是立委的选举，比较偏向于地方性的格局。而这种地方性的格局，面对不管是接下来的2026（九合一选举）或2028（总统和立法院选举），可能会更加增加一些两岸、国防、外交等议题的时候，国民党是否还能够稳操胜券？我觉得这是国民党内部未来一定很快也会面对到的问题。   当然，在国民党主席接班人这件事情上面，我想，对于卢秀燕来讲，她当然是要更加稳固她在地方上面的地位，而不要这么快得卷入到涉及两岸、国防、外交，甚至是亲中等问题中，因为她如果要作为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一定也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她会采取一个比较保守的态度。这是非常合理的。  投票结果显示：民众认可立法院的政党制衡格局 法广：在赖清德上任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朝小野大，政府提案在立法院通过十分困难。这次两次罢免投票结果对朝野在立法院的对立情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尤其是政府刚刚提出了一个新的年度预算案，有意提高国防支出。  张峻豪： 我想，这两次的罢免已经很清楚得传达出来，民众对于现代行政跟立法由不同政党来掌握的现状是肯定的。 就是说，民众传达出的讯息是：他们认为，国民党现在牵制民进党的执政，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状况。接下来重新回到立法院，我认为朝野之间的攻防当然会更加激烈，甚至因为在罢免行动中衍生出来的一些仇恨，国民党籍立委监督制衡民进党的力道一定会更强。在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也要同步去面对，因为接下来这种少数执政的状况会延伸到这一届立法院的结束。所以民进党会不会拿出更多的诚意，来跟国民党进行协商和妥协，甚至透过内阁的改组去纳入更多蓝白营的人士，我觉得这些都是要让赖清德伤脑筋的地方。因为预算的问题，或者是美国对于台湾的信任，可能都会因为这次罢免结束之后，让民进党面对更多的不信任，让赖清德面对更多的不信任以及难以预测性。所以，民进党受迫于外在的压力，他要不要去做更多的调整，我想这是民进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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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8月7日

    戴锦华谈中国女性电影：让世界看到女性是何等千差万别

    2025年5月29日至6月2日在巴黎法国电影资料馆举行的中国女性导演作品展映周也许并非第一次中国女性电影作品亮相巴黎，但在短短几天内，如此全面地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代际、不同地区的中国女性导演的作品，向法国观众讲述不同年龄段中国女性的生命故事，却可以说是首次。11部影片中，既有被看作是“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的由已故导演黄蜀芹1987年创作的影片《人鬼情》，也有香港导演许鞍华在1982年创作的《投奔怒海》，还有滕丛丛导演的《送我上青云》、白雪导演的《过春天》、刘伽茵导演的《不虚此行》等年轻一代导演的作品。影片涉及的主题既有《出走的决心》中人过中年的主人公决心为自己的内心渴望而活的故事，也有呈现当今社会婚姻现实中成长的青春期少女的情感萌动与迷茫的《小白船》。影展的策展人，也是上海汉唐文化ART SHANGHAI欧洲国家珍藏展女性作品特别单元项目学术主席戴锦华教授接受本台在影展期间接受本台专访，介绍了她对这些影片中的女性故事所反映的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观察。 法广：戴老师您好。您这次来巴黎，带来好几部中国的女性电影。介绍这次巴黎影展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Elles se construisent en créant”。如果直译，可以是女性在创作中建设自己，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女性在创造中成长，或者是实现自我。 您如何理解这个立意？ 戴锦华：我们去年在上海的（影展）活动的主标题也是“创造中的她”。我自己会觉得有非常认同的一面。因为我是觉得女性的自我书写，同时也就意味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有形的无形的男性主导的这些规范，所以在对冲这种规范或者冲破这种规范的过程当中，一定会经历成长。但是另外一面是，我也觉得为什么我们总把成长跟女性联系在一起，好像有个假设性的前提，就是女性需要成长。所以有时候我又不是100%的认同。我更喜欢“创造中的她”。我觉得，她们只是会赢得更多的空间来表达她们自己，然后她们也是一个相互的召唤。 法广：这个题目会让人联想到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就是女性的性别认知其实是社会后来赋予的，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您觉得这个观点和影展的这个题目有怎么样的关系吗？ 戴锦华：对我来说，西蒙-波伏娃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位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而且到现在为止，她的反性别本质主义的观念也仍然是我的基础观念。我觉得，女性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被教养为女人。那么当然，所有对我来说关于女性的文化议题，都和这样一个主题有关。好像矛盾的议题在于，我们说这是女性电影，是女人讲女人的故事，是女人来展现自我。但是这并不是再次成为女人，而是刚好让世界看到女人是何等的千差万别。她不是一个所谓有共性的社会群体。 法广：女性电影涵盖的是女性创作的影片或者是女性主题的影片。近些年，尤其是像比方说戛纳电影节或者奥斯卡这些国际电影节，都开始尽可能地推动女性的作品，就是为女性的创作提供一个舞台。电影作为一个面向大众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女性的电影需要特别扶持？具体到中国的女性电影工作者，她们在创作的过程中，是否有和别人不同的自己的一些发展障碍和困难？ 戴锦华：这与电影的历史有关。电影在130年前被发明出来，然后就在这个历史的时刻，或者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明确的男性主导的格局。这个格局既是产业格局，也是生产流程，也是叙事逻辑和价值，甚至是电影的视听语言的构成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就是大家经常说的“男性看，女性被看”，“男性行动，女性成为男性行动的客体”……这是主流电影的一个共通的基本逻辑。 因此，女性要在这个场域当中赢得她们的位置，真的是很艰难，因为游戏的规则是男性的，也是男性制定的。包括叙事的方式和叙事的主题，都是带有明确的性别导向的。所以，我们就特别需要倡导女性加入到这个产业当中来。 这是第一步。然后才是因为她们的介入所发生的改变。应该说近十年来这个变化是相当明显的。我们注意到，比如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比如好莱坞奥斯卡等都开始打破惯例，出现女性赢得大奖的一个趋势。同时，在电影的各个行当当中，女性电影人也开始被显影出来。我觉得这个趋势还是明显的。但是说我们就已经改变了那个格局吗？恐怕还没有。 法广：社会对于女性主题的关注度，对它的认知度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女性主题的影片的传播有所影响？ 戴锦华：对这个问题我大概是两种回答。第一个回答，就是电影是一个公共性艺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公共艺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经常有人认为好像女性的主题和电影的公共性是矛盾的。 我自己觉得（这种观点）非常滑稽，因为女性是人类的一半。 所以女性的议题怎么可能不是公共性的议题，或者说任何一个公共性的议题怎么可能与女性无关？ 第二个回答是，我们又不得不正视一件事，就是一旦我们标明这是女性的议题的时候，社会就潜在地判断，它是一个特殊命题，而不是一个共同命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同时，大概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变化是，大概是从世纪之交到21世纪，我觉得女性的文化消费愿望和女性的文化消费力是文化市场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女性为女性而拍片本身不损害它的公共性和它的市场。呃，所以我觉得大概从这么不同的侧面看，呃，我想那个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使大家意识到。 “我们都是花木兰” 法广：这次影展的开幕影片是黄蜀芹导演的《人·鬼·情》。这是1987年拍摄的一部影片。您在这开幕式上对这部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您说您当年看的时候就已经很受感动，四十年之后再看这部影片，仍然很感动。可否解释一下，您为什么会对于这部影片有这么特别的评价？ 戴锦华：对我来说，这部影片是不光中国电影，也是世界电影中为数不多的一部作品，它特别深的触动了那些我们说“不为外人知，亦不足为外人道”的那些生命经验。比如说这个故事当中的秋芸。在秋芸的教养当中，她原本是接受男性社会给予她的价值观的，她会希望有男性的保护者，男性的拯救者。而且我觉得我们东方女性好像更多地不是梦想白马王子，更多的是梦想一个像父兄一样去呵护你，去保护你，去帮助你的这样一个男性形象。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故事中的秋芸在她生命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所有的挫伤，所有的挫败，以至于她要去扮演一个理想的男性。在电影当中，她扮演了一位父兄一般的男性，一位有爱有给予有保护的男性。那她就不能同时作为一个被保护的女性而享有这种保护。然后就引出了我在开幕式上讲到过的让我感兴趣的第二个主题，就是扮演，形而下的就是我们戏曲舞台上的性别反串。很有意思，在这个故事当中，女人只能去扮演她生命中的那个美好的强悍的男性。 第三个层面，这种扮演，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社会各个领域还是男性的形式，男性的价值在主导。我们其实很难完全地不去顺应。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想到法国的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法广注：Julia Kristeva保加利亚裔法国精神分析专家和文艺理论家。1974年访问中国后著有“中国妇女”一书 ) 最早在她访问中国和讨论中国的时候提出的：我们其实都是花木兰，都是男装从军，然后按照男性的逻辑去建功立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然后才能够“开我东阁门，坐我东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装”，回归女性。那是花木兰的生涯，但是好像又是分裂的，就是花将军和木兰。我觉得，这是这部电影当中那个也让我很痛也很感动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会对这部电影有很多的不满足。比如他们会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好像还是男女两性的这种想象，还是这样的一种女性的梦想，一种异性恋婚姻制度的梦想……我同意这种批评。但是，我认为，事实上，社会中的多数人，在社会真的获得一个巨大的解放和改变之前，我们仍然处在这样的一个遭遇当中。所以我觉得，黄蜀芹这部影片所讲的裴艳玲的故事，对绝大多数的女性仍然是有意义的。（法广注：影片《人·鬼·情》以中国著名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个人生活经历为蓝本，并由其亲自出演。） 法广：我的感觉《人·鬼·情》这部影片强调更多的是女性面对的社会环境的一种成长。（2019年滕丛丛导演的）《送我上青云》和（2024年邵艺辉导演的）《好东西》这两部影片，好像它更侧重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女性对自己身体，对性的这种把控…… 戴锦华：大家都知道，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出台的第一部法律就是婚姻法。然后，有过一段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时代。对这个时代的批评是有意义的，但是同时，毫无疑问，那个时代其实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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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月3日

    旅法学者刘学伟：一个板块化的世界正在加速形成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发起的贸易战进入新的阶段。随着美欧达成的贸易框架协议，以及美中决定继续延长今年5月在日内瓦达成的为期90天的关税休战协议，美国似乎明显取得了阶段性的优势，尤其在政治上。特朗普发起贸易战，既有其老谋深算的政治动机，也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这场远未结束的贸易战大大地改变了全球的经济逻辑，使各国意识到应将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置于比效率更优先的地位。从目前来看，美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占据了优势，却削弱了盟友间的合作，并导致各国间长期信任基础受损。这场贸易战今后将如何冲击全球的经济？其他各国将如何应对？美国会否成为长期的赢家？对此，旅居法国的中国学者、历史学博士刘学伟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见解。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从现阶段看，您认为特朗普是否实现了他发起贸易战的初衷？ 刘学伟：实在无法否认，特朗普的贸易战已经大有斩获。一直到7月以前，除了英国，特朗普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后从7月2号的越南到下旬的印尼、菲律宾等。这些国家都小，大家还没有当一回事。7月25号，特朗普攻下日本，而且条件相当地苛刻。大家才开始意识到，城池要破了。最后是7月27号，欧盟也签下了比日本还狼狈的城下之盟，世人才真正意识到城池已破。剩下的据点都不可能挡住早晚陷落了。比如30号又有韩国签了。 8月1号，美国单方面宣布了对一系列还未完成谈判的国家的更高关税。不听话的加拿大、巴西和印度分别领受35%和50%和25%。台湾、瑞士和南非则分别是20%、39%和30%。这六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关税，明显都有贸易逆差以外的其它考量。 现在的阶段性成功说明，倚仗美国的实力优势，特朗普用进退莫测，反复制造不确定性，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凭空造筹码，然后交换真金白银的狡黠商人手法，居然得逞不少。现在除了英国的10%，世界各国至少都领得15%的美国关税，但经常要交换己方的零关税。这些国家似乎已经心安理得，觉得比之前威胁要收或真的已经在收的30-50%甚至更高的关税，还是“赢”回了不少让步。 美国还是有霸权呀！除了中国，就没有一个国家真的硬抗过。中国硬抗时，换来其它所有国家缓征，但也没有几个国家和中国表示同仇敌忾。统一战线没有形成。而特朗普四面出击居然至少三面都能成功。看来，一些人还是小瞧了特朗普把握局面的能力。现在已无法说，他是“四面楚歌”了。简单地说，除了中国，他的关税战，已经基本打服天下，虽然谁也不会心甘情愿。 法广：美欧达成的贸易框架协议，引发欧洲各国不同反响，多国在感受到挤压的同时，却也为避免了一场巨大的贸易冲突而庆幸。更有观点认为，这一协议更多是从政治层面削弱了欧洲。您对此作何评判？ 刘学伟：：美国与欧盟在7月27日达成的“关税框架协议”。根据协议，欧盟对美出口商品将统一适用15%的较低关税税率，避免了原定最高达30%的惩罚性关税。而作为交换，美国商品进欧洲的原则关税居然是0%！欧盟还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向美国采购约7500亿美元能源产品，并在美直接投资6000亿美元。查资料，在2018年前，美国对欧盟商品的平均关税约为2.4%，而欧盟对美国商品约为5.1%。 据查，欧盟每年进口能源约3759亿美元。2024年，上述协议的数额，占比足有2/3，是现在欧洲从美国的能源进口额的3.5倍。而且这个数额，也远超2024年美国能源出口总额1658亿。这明显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欧洲人可能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那个30%降到15%再说。因为新税率8月1号就要生效。而那7500亿，说的是三年，且可以慢慢拖，完不成，再讨价还价。 上一届的特朗普与中国就签过类似的不可能完成的采购条款。现在特朗普与欧盟、日本、韩国又签下一系列这种有类似的不可能完成条款，让旁观者真的是莫名惊诧，西方的政客的智商真的就至于如此低下了吗？ 冯德莱恩明显被美方的气势压倒。在8月1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弃械投降。之前欧盟已经投票准备好的总额达930亿的反制清单，没有吓住特朗普。反而是特朗普口嗨的30%，吓住了欧洲人。问题是，特朗普除了放弃了凭空捏出的30%的关税筹码，还交换给了欧洲什么利益吗？我好像真是没有看见。 怎么会这样？本人以为原因大体如下： 尽管欧盟整体经济体量与技术实力堪比美国，远超英国和日本，但在近年来的全球博弈中，尤其是面对中美对抗、俄乌战争及特朗普再起的大国角力，欧盟的表现被广泛视为“输得最难看”。 问题的核心在于：欧盟虽强，因为是一个邦联，缺乏有效行动的整合能力。27个成员国在对中、对美、对俄政策上严重分歧。欧盟体制臃肿，机制迟缓。与美国、中国、日本、英国这些中央政府主导的体制相比，欧盟重大决策需成员国协商一致，实在难以快速应对突发挑战。 欧洲最明显的短板是军事，俄乌战争还在进行时。欧洲不能孤军，必须拉住美国。欧洲早已为此处处受制。比如新近已经答应了在未来十年军费开支加倍。 法广：再来看看美中谈判。美中第三轮贸易谈判周二（29日）告一段落，双方代表达成共识，将推动谈判期限展延，从原定的8月12日再延长90天。 刘学伟：中国显然是美国贸易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美国要赢，必须拿下中国。但中国是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还控制着大量关键供应链，尤其是稀土。美国短期内无法轻易解决这些供应链问题。 第三轮谈判中，中国提出的具体让步尚不明朗，双方同意维持现状、不制造更多摩擦。但美国近日又宣布计划取消对小包裹的免税待遇。中国进美国的综合关税仍超50%，是全球最高。中国在某些细节上被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困住，比如未能对“芬太尼关税”及时做对等回应。 延长90天既是谈判策略，也给双方时间评估形势。中国需争取战略回旋余地，美国则在等待其他国家相继妥协后进一步孤立中国。 法广：美国是否会成为这场贸易战中的永久赢家？ 刘学伟：这个问题必须区分“短期得失”与“长期格局”。 短期看，美国凭借其市场体量、技术优势和美元霸权，确实拥有巨大施压能力。特朗普把“关税”从经济工具转化为政治武器，用来迫使其他国家做出让步。这种“惩罚式谈判”虽然粗暴，却往往奏效。 而且从数据看，美国现在的经济态势当属不差。这成了特朗普向美国人推销他的政策的主要证据。 但长期看，特朗普这种单边主义策略极大破坏了全球信任体系。各国被迫意识到，过去所依赖的“美国依规则主导”的世界市场正在被美国政府主动抛弃。于是，全球都在被迫谋求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贸易战的目的，眼前是消灭逆差，长期是让“产业回归”。前者用损人利己，急功近利的办法，的确可以有效果。但后者就困难太多。美国早已没有廉价而又勤勉的大批劳动力。无数的产业，在美国早已整个消失无踪，尚存的产业，供应链也到处都是缺口。美国想要想重建自己曾经有过或中国今天正有的全产业链，怎么可能？比如造船，现在产能差300倍呀！ “赢家”的定义若只是短期让对方让步，美国当然赢了。但如果衡量的是“构建一个可以让美国哪怕是独自繁荣的，但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美国是否真的得分，还实在十分可疑。 法广： 您如何看待今后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 刘学伟：这场贸易战标志着几十年全球化低关税自由贸易时代的结束。 各国开始重新权衡“效率优先”是否合理，安全、韧性、自主成为新关键词。供应链区域化、去依赖化趋势明显。中国加强本土产业链整合，欧盟寻求“战略自主”，印度推自立，拉美强化内需，美国推本土制造。 全球经济正从一个互联的大海，断裂成多个互通有限的陆地板块。政治版图也自然并行地加速阵营化。这样的格局必然带来更多摩擦。大规模国际贸易这块“压舱石”的分量将变得越来越轻，世界和平必将面临新挑战。 美国在不断的“退群”中放弃国际责任，其全球领导力将被削弱。群龙无首，乱世难免。中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正是权力分裂乱象的典型例子，这并不是我们可以期待的理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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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7月30日

    黄亚生专访（三）：中国的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黄亚生先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他在80年代初前往美国学习深造之后，就一直从不同角度，专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该模式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他在多部著作中的阐述的观点也在许多中外刊物上发表或转载。2025年7月9日，智库法国亚洲协会在巴黎举办中国主题高峰论坛。黄亚生教授应邀出席活动期间接受法广中文部专访，介绍了他在2024年出版的新书《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EAST的兴衰》中的观点，梳理科举制度、专制、稳定与科技四大要素对中国国力兴衰的影响。他也针对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当前遭遇的困境以及与西方的紧张关系表示，中国与其在外合纵连横，不如关注国内民生，动员本国的消费者。但这需要政府接受放权。在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中，我们为大家节选其中部分论述。黄亚生教授特别指出，在中国与西方间重要的战略分歧化解之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即使出现某种缓解，也不会恢复如初。而就国内经济而言，他对前景的预判并不乐观，因为中国的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中国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底气应该是本国消费市场 法广：您刚才提到了中国的消费更是国外持外国护照的消费者。但是，中国在国外的消费市场现在面对非常大的问题，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发起的关税战全面展开，不只是针对中国，尽管中国是主要的目标。 中国外长王毅刚刚结束在欧洲的访问，原本希望能够和欧洲一起反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欧洲此虽然时跟美国的贸易谈判其实谈得非常艰难，但是王毅在欧洲的访问实际上并不成功，中欧之间还是在不断出台限制对方进口的政策。怎么理解这项努力的失败？为什么敌人的敌人，没有变成我的朋友？  黄亚生：在讲这个外交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大的框架。其实中国要跟美国进行贸易战的话，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去联合其他的国家，就联合自己七亿农民就可以了：给他们提供社会保障，取消他们的户口制，保护他们的产权、投资，特别是土地的权利……这些就会调动他们的收入，调动他们的消费积极性。就是说，这个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去讲。中国有14亿的人口。至少按照官方统计数字来说，这么多年每年8%、9%的快速经济增长，本来是根本不用这么依赖外部市场，本来应该形成一个巨大的（本国）消费团体。而且，很多西方公司过去对中国都是垂涎欲滴，因为那是一个14亿人的市场。但我们看到的严酷事实是：中国在全球产能中占35%，在全球消费中只占10%……  法广：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很多西方政府给民众发补助金，刺激消费。但是中国没有选择这样的政策。如何解释中国这种始终依赖外国市场，而不是调动自己国内的消费潜能的模式呢？  黄亚生：因为这个体制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是要进行控制，而不是提供福利。 想的最多的问题都是：没有这个福利我们怎么去控制，而不是想：如果提供福利，以后就不需要控制了。我觉得这（后者）才是现代思维。如果这些做得很好的话，谁会天天上街去游行呢？！政府做得好，自然而然就会受到老百姓的支持。而且，特别是中国有一个悠久的历史，就是老百姓非常尊重政府，而且是不怀疑政府的。 就是说，在中国，因为我们东亚的这种文化，大家是比较相信政府的。如果这个政府还是自己选出来的话，那在碰到类似危机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便于国家进行治理和管理的。   我绝对不是盲目地崇拜民主，变成一个历史终结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民主体制下，政府的运行不得不考虑民生。虽然有的时候做得很不好——我承认，有的时候会有腐败，会做得很不好，但是，整个（国家）的运行，总得来讲，都要考虑这些民生问题。我们当然也不能否定中国做出的成就，但我个人认为，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不可能继续只依靠8%或9%的GDP增长，自然而然地实现脱贫，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比如承担起社会风险等等。政府只要把这方面的作用承担好，自然而然就会带动消费。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政府讨价还价的底气不在于联合欧洲或其它国家，而在于拥有国内很大的市场，不需要依赖美国市场。但形成国内市场，需要政府做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改变，它不会自然而然形成。  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此时此刻是否以发展经济为重点 法广：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就已经和中国打开了贸易战。第二任期的贸易战不只是打中国，还包括美国自己的盟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正在大幅度的下跌。最近两个月（五月和六月），对美出口好像都是两位数地下跌。那如此大幅的下跌对中国经济有怎么样的影响？  黄亚生：影响非常大。在没有形成国内能够吸收这些过剩产能潜力的情况下，根据高盛集团近期的一项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差不多会影响到（中国）大概1500万到两千万人的就业。就是说，影响非常非常大。中国国内有人说，中国可以到金砖四国、到俄国等国去开发市场……。 俄国？俄国经济总的体量只相当于一个中国广东省。即使把俄国的所有产能都拿来，也就解决广东省的问题。而美国的进口市场差不多相当于俄国的GDP的两倍或者一倍半。我不能说得特别准确，但是基本上可以说，美国进口市场都比俄国的GDP要大。而且，俄国也不可能全从中国进口，它自己还得生产。至于金砖四国，确确实实，从过去二十年的发展来看，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例在上升。 但其中比例最大的上升是来自中国自己！ 印度现在也开始成长，但是印度也开始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华为、阿里巴巴等很多的商业项目都被取消了。  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和国家组成的集团根本就没法取代美国和欧洲。 从经济发展角度上来讲，我们为什么要跟西方国家做对呢？您刚才提到最近中国和欧洲的谈判，要形成某种统一战线什么等等，但是在乌克兰问题上，俄国侵略到欧洲的家门口了，中国官方说自己没有支持俄国，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地支持俄国，（但是它在经贸往来上支持了俄罗斯的经济的运作，等于是在减缓了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我觉得，这实际上是非常违反经济理性的。欧洲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市场。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讲，要是真正想跟美国作对的话，就应该趁着特朗普跟欧盟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联合欧洲。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愿意屈从于美国的作为。2016年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很多欧洲国家都愿意跟中国搞好关系，希望借助中国抗衡美国。但结果，中欧投资协议等等都搁浅了： 在乌克兰战争这个对欧洲来讲这么重要的问题上，（中国）没有去支持欧洲，没有明确地表示反对俄国，那怎么争取人家的支持啊？！这都是一个特别常识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关键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此时此刻是想以发展经济为重点呢，还是以一些别的东西为重点。如果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讲，应该跟所有的国家搞好关系，不光跟美国搞好关系——当然，美国现在因为特朗普政府，情况有一些复杂。从经济角度来讲，理性的选择应该如此。 而且，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是第七十几名，根本就没有到一个好像可以统治世界的（水平），甚至是差得很远。即使是有这种大国统治世界的打算，那我也觉得，等你的人均GDP的稍微高一点儿再做吧……  乌克兰问题解决前，中欧之间很难形成好的合作关系 法广：曾经成就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外部环境现在非常困难，而内部的结构调整——人说船大难掉头，中国是不是能够关起门来，让自己做一个迅疾的调整，至少是保证经济的增长和国内的稳定？  黄亚生：国内能否稳定，现在不知道，我不是特别乐观。说老实话，外部的环境，今年或者是明年中国与美国达成一定的共识是有可能的。但这仅仅是能缓和这种紧张的状况，不可能恢复到以前像（刚加入）WTO那时候的中美关系那么融合的状态。至于欧洲，如果乌克兰问题还悬而未决的话，我觉得中欧之间很难形成很好的合作关系。  在这种大的战略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外部环境可能不像特朗普刚刚上任的时候想象得那么坏——那时候关税一度推到145%。现在是55%，可能会降到35%，这都有可能。但35%的关税也还是蛮高的。 所以，外部的环境也就这样了。 至于内部的环境， 说实在的，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政策调整问题。就是会不会放弃这种国家主义的模式。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到经济表现，比如说现在的税收，甚至有些传闻，比如说公务员的工资下调，等等……但国家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最起码的要求就是得有足够的资源、足够的钱，来支持国家自己。如果国家自己的维持都碰到了问题的话，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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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月17日

    廖天琪：纪念为理想殉道的刘晓波和潘霍华

    2025年7月13日，是中国著名异见人士、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八周年的祭日。这一天，由德国著名人权牧师罗兰德-库纳和欧洲之声社长、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廖天琪女士主导发起的“为信仰与理想奋斗一生”研讨会在巴黎举行。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视频结合的形式，聚集了来自全球的中国民运领导人、天安门学运领袖、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著名汉学家、学者以及各方的民主志士。 过去八年间，中国的人权局势依旧，国际环境却在恶化。刘晓波等人在“零八宪章”中提出的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以及人权保障的主张似乎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念刘晓波活动的意义更为重大。本次活动的主办人之一-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接受了本台采访。 法广：您一直活跃在捍卫中国民运的前列，不断为中国的民主化发出呐喊。今次又组织、发起刘晓波逝世八周年的纪念活动。首先请您谈谈坚持中国民主化运动的理念。 廖天琪：我是在台湾成长受教育的。我认为不论台湾还是中国大陆的教育里都注入比较重的民族观念，华夏文化、儒家思想都深植于青少年脑海之中。在学习近代史时，满清末年的腐败孱弱，列强的压境欺凌，维新失败，革命成功，但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虽摆脱了帝制，却又陷入军阀混战，日本侵华虽以中国胜利告终，随后的国共内战，造成国家分裂，台湾和中国成为对峙局面，这一切都让中国人感到屈辱和心疼。台湾的文史教育全是以中国为主轴，因此在认同感上，特别是我这样的外省人，从来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近一二十年，我那冬眠中的台湾意识才觉醒，特别当中共专制独裁的面貌日益凸显时，我才惊觉到民主台湾的可贵可爱。 1989年天安门运动对我的冲击是巨大的。那场运动中，北京人所表现的勇敢、正义和善良是那么动人，随之而来的大屠杀就更是人神共愤、天理不容了。我七十年代就来到德国，深受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影响，完全无法接受国家权力碾压公民权利，政府公然对人民施暴的行径。我对自己起誓，这个残暴的中共政权一天不倒，我就一天跟它过不去。六四以后，我就投身海外的民主运动，以后就以不同的形式来帮助制度的受难者，并在可能的范围从事民运工作。我坚信民主宪政体制是中国最优的选择。 法广：“零八宪章”提出的种种主张似乎已随着刘晓波的逝世而被淡忘。您对此作何感想？ 廖天琪：《零八宪章》震撼人心之处在于它在多事之秋的2008年由中国以刘晓波为首的知识分子提出，这是对中共当局敲警钟，发出警告，中国再不进行政改，推行宪政，破除贪腐，改善民生，那麽国家将会向衰落的方向狂奔。想想2008年汶川大地震，震出多少政治、社会的怪现状，北京奥运也在这一年举行，当局以「大而美」的法西斯美学来震撼世界，其实它恰好表现出内部的脆弱和内耗、内卷的心态。《宪章》彰显的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虽然至今仍然没有一条在中国实现，但是其中那19条基本主张十分温和理性，极富建设性和可行性，这些改良意见能逐渐把中国的政治、社会推向法治、人道以及财富均等，民生富足。我估计这个文件，中共高层也仔细读过，他们其实是受益和受教了。如今即便在政改、司法、选举、集会言论和宗教自由方面，由于习近平大权独揽，不肯放权，因而控制更加严酷，但是在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方面，近些年来，也确实有所改进。当然不能说就是受到《零八宪章》的影响，但是刘晓波整个事件对于当局应当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刘晓波的文字在大陆是禁品，普通人很难读到，但教育水准高的人，肯定会翻牆，不难接触到他的作品。《零八宪章》对于生活在国外民主国家的人来说，没有醍醐灌顶的新意，但是对生活在一党专政中国的人们来说，就句句都是真言金句。由于这些主张是不能颠覆的真理，它永远不会过时，没有必要把它挂在嘴边耳提面命，它只需成为悬在掌权者头上那柄达摩肩就行了。 法广：刘晓波等人在“零八宪章“中提出的”公民权利、公民精神、公民运动”等主张如今在中国处于怎样的局面？面对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和提升，“公民意识”是否还能吸引中国民众的兴趣？ 廖天琪：《零八宪章》里提倡「公民教育」、财产保护、人权保护和社会保障，这些和他的人道主义观念结合，是现代社会对于「公民意识」的定义，也是普世价值所彰显的理念。其实当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提高了，人民对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也容易接受，法治观念也随着提升，政府不再能够拿起大帽子来压人，或简单地用警力来压制民意。就像新冠期间，政府的清零政策收到反效果，乌鲁木齐大火烧死许多被当局封闭在家中的百姓，引发了白纸运动，全国各地的人民起来反抗，最勇敢的是四通桥上那位悬挂抗议横幅的彭立发，这些不是吃不饱饭的饥民，而是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争抗，而是为社会正义发声。这可以证明物质生活的提升并不能麻痹人们的良知和「公民意识」。中文里那句话「衣食足而知荣辱」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 法广： 今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是“为信仰与理想奋斗一生”。与会的各方人士作出了怎样的表述？ 廖天琪：今年在巴黎举行的纪念活动，除了刘晓波之外，我们还提出另外一位了不起的人权民主斗士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刘晓波曾说：「一个殉难者的出现，就会彻底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品质。」甘地如是，哈维尔如是，那么他自己和潘霍华也如是，他俩都是所谓的「道义巨人」。晓波度过自己在七、八十年代的狂狷时期，猛力抨击传统文化的虚伪和犬儒，名动京师，号称「黑马」，但经过六四洗礼和几番入狱，他的感情和精神境界得以沉淀升华，孕育出接地气的品质，关心民生社稷，为平民大众鸣不平之冤。最终以身殉道，为了理想、正义被专制政权关押至死，且挫骨扬灰。 潘霍华也在青年时代就优秀出众，21岁取得博士学位，25岁完成教授论文。从此开始他作为基督徒的传道授业解惑生涯。1933年纳粹崛起，他立即警觉到法西斯对灭绝犹太一族的残酷理念和暴行。1944他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曝光被捕下狱，一年后1945年4月，战争结束前一个月他被送上绞架，面对死亡他甘之如饴，从容就义。 如今潘霍华是人们心中的偶像，有纪念碑、纪念馆，晓波却尸骨无存连一个墓碑都没有。这就是我们每年坚持纪念他的原因。在研讨会上，每个发言者都高度评价晓波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大家相信，晓波一生立德、立功、立言， 必然会名留青史。 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会上宣布了，我们一共5位同道决定创建「刘晓波人权奖」，每年于他的忌日颁发这个奖金5千欧元的奖项给对人权工作有贡献的人。这将是一个常设机构，为的是打破中共的封锁、他们企图将晓波的思想、言论禁锢，从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中抹灭，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让晓波精神和志业绵绵不绝，永续下去。 法广：最后请谈谈您如何看待中国民主运动的前景？ 廖天琪：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有进步也有倒退。当年希特勒要消灭犹太人，斯大林也杀人如麻，毛泽东活活饿死几千万国人，这些事似乎不会再重复，但是如今全世界各地的战火纷飞，为了领土、意识形态 或利益，各国各族都卷入战争、杀戮，仇恨、暴力充斥某些地区。中国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境内是难以开展的，中国如今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而是需要循序渐进的改革，这样才不致付出太高的代价。海外的民运因此显得格外重要，这种监督、鞭策、甚至抵制杯葛中共暴行的努力是必要的，看来似乎是杯水车薪，有点徒劳，实则却能发挥潜在的作用。这也是为何中共经年不断地在民运中间进行破坏离间的动作，因为他们貌似强大，实则心虚。海外民运最大的问题是传承，应当有青年一代的人来接班，年轻人有活力和能力，并且也容易融入当地社会，但是他们缺乏切肤之痛，对中共的罪恶认识不足，不如曾经经历了四五、六四这些惨痛运动的人那么有感情上的执着。不过中共内部也有变化，毛泽东时代那种疯狂和愚昧应当是不会重返了。因此我对中国的前途还是抱有一种审慎乐观的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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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月7日

    旅美学者滕彪：“709事件”十周年后，中国维权律师在黑暗中挣扎

    2025年7月9日，“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迎来十周年。十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公安部门在23多个省份发起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或被传唤、或遭刑事拘留、或被带走，部份人士因此下落不明，另有部分人士遭判重刑。一些人后来被释放，但至今仍有多名律师还在狱中。此一事件震惊整个国际社会。在迎来“709”事件十周年之际，像往年一样，活跃在海外的各方人权捍卫者和组织纷纷以各种形式展开纪念活动。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先生接受了本台采访。 法广：“709事件”已经送走了十个年头，但是此一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每年各种纪念活动都会在全球多地展开。首先请您谈谈这些纪念活动的意义？ 滕彪：在海外我们组织了一些纪念“709大抓捕事件”十周年的活动。在美国的不少人权律师分别在费城、洛杉矶举行集会、讨论会。2017年，我参与发起了中国人权律师节， 每年坚持举办研讨活动、纪念活动、颁发中国人权律师奖，今年是第九届。我整理了许志永博士的《美好中国》，由博登书屋刚刚出版，许志永作为中国维权律师一个非常优秀的代表，这是他的第二本书。 我们纪念中国人权律师的受难，同时也纪念他们的理想、勇气，还有行动力。如果中国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必须要有这样的理想、勇气和行动力。中国人权律师（尤其是在胡锦涛、温家宝时代，以及习近平上台之后的前几年），在推动中国的法治、人权，建设中国的公民社会方面，扮演了非常突出的角色。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公民社会中，有几个群体是引人注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力量就是人权律师，还有记者群体、自由派知识分子群体等等。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公民社会的健康力量，尤其是一些成型的、有一定组织性的健康力量，都遭到习近平的残酷打压。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让人们知道，中国人权律师群体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由于中共的信息控制和封锁，国内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不太知道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公民社会的样子。比如我们当年在微博、推特上的活跃程度；我们组织很多集会、游行，包括街头的抗议（“散步”、“行为艺术”）；维权律师群体代理了很多有巨大社会影响的案件；推动公民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与区县一级人大代表选举；还有像小区业主维权、家庭教会维权、南方街头运动、新公民运动、 08宪章等等，那个时候是轰轰烈烈的。在那个时代，大部分行动者、观察者，都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充满期待、充满希望。如果按照那样的趋势发展下去的话，中国实现人权、法治、民主转型是大有希望的。习近平上台后，短时间内就浇灭了这种希望，我们今天纪念“709大抓捕”十周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法广：如何看待“709事件”，这是否为一次偶发的孤立事件？事件发生在怎样的背景下？ 滕彪：“709事件”当然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的事件。这要回溯中国维权运动、维权律师群体产生的背景。在2000年代初，维权运动开始兴起。虽然1990年代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维权人物、维权事件，但是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维权活动变成一个维权运动，基本上认为是从2003年开始的，其中最早、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孙志刚事件。在孙志刚事件当中，由于维权律师、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压力，导致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这也是中国法治进程中很大的一个进步。那个时候，很多人期待所谓的官民良性互动，期待维权律师、人权捍卫者和公民，通过通过宪法和现有的法律渠道，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去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是推动中国走向民主法治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 维权运动的产生和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互联网的引进和发展是分不开的，中国的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有了一定的空间，促进了信息的传播，促进了人权意识的觉醒和法治意识的提高。司法制度逐步恢复，中国律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一部分律师就投身于维权活动。维权运动在2003年前后开始在中国兴起和发展。这段时间——从2003年到2015年——维权运动实际上是有相当多的成就的。很多民众的基本的权利和利益得到维护，包括一些刑事冤案，一些没有犯罪的人被错误的判刑，通过维权律师的介入，他们被从监狱释放；包括一些拆迁案件，通过维权，他们的权利得到维护、或者是部分地维护。还有维权律师去推动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在一些公共健康事件中去问责官员，在一些个案中去呼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公民的财产权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维权律师、维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 根据我的观察和梳理，维权运动从2003年到2015年，有四个趋势就是：政治化、街头化、组织化和国际化。而恰恰是中国维权律师所取得的成就、所取得的影响力，成为中共打压的一个深层的原因。 当然在胡锦涛时代，维权运动从开始兴起之后，就一直受到中共的限制和打压。一些维权律师被吊销律师证，甚至有的被绑架、关押、判刑。但习近平上台之后，尤其是2015年之后，这种打压与胡时代的打压不可同日而语。原来的打压，可以说是一种维稳模式，受到打压的基本上都是那些被认为越过红线的、或者是有较大影响力的，像高智晟、胡佳、郭飞雄、唐吉田、李和平等，我在2008年被吊销律师证，后来几次被秘密警察绑架。这种打压一直在那儿。但是2013年习近平上台之后，这种维稳的模式就变成了我称之为“清洗”的模式：几乎每一个活跃的人权律师都受到波及，受到镇压，有上百名维权律师被吊销律师证、被禁止出国，在“709大抓捕”中受到波及的有三百多名人权律师，还有一些人权律师现在还在坐牢。很多人权律师被消声，经常地受到警告、跟踪、骚扰，无法继续从事人权活动。这种“清洗模式”也不仅仅是针对人权律师，它针对所有在中国推动自由民主的群体 ，包括异议人士、记者、访民、一些企业家，网络上有影响力的人士、公共知识分子、NGO、家庭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等等，每一个领域都受到巨大冲击、甚至摧毁。经过2013年到现在这十多年的残酷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处境极为艰难、陷入低谷，整个维权运动几乎被彻底摧残，这就是“709事件”的一个深层的背景。 简单来说，习近平和中共认为，按照原来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那种打压的程度和打压的模式，已经不足以防止维权运动成为威胁中共专制政权的一股巨大力量。他认为，如果不大大地加强镇压，那维权律师群体、公民社会的发展就会让中国变天，让中国走向民主化，共产党的政权将不保。按照我的分析，“709大抓捕”反映出，习近平和中共高层是把民间的维权运动提到了威胁政权存亡这样一个高度。 法广：十年后的今天，“709事件”的余波是否仍在继续？受到牵连的人员（尤其是维权律师）如今是否都已恢复了生活常态？ 滕彪：极个别的维权律师可能恢复了常态，但是绝大多数受到打压的人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都没有恢复常态。像我刚才提到的 ，有大量的人权律师被吊销律师证、经常性地受到跟踪、骚扰、警告，家人也受到株连；还有一些人权律师、大量的人权捍卫者在坐牢，很多良心犯出狱之后继续受到严密监控。所以“709事件”的余波仍然在继续。像王全璋律师的孩子被禁止上学；像许志永被判刑14年；丁家喜被判刑12年；谢阳、余文生、张展、郝劲松、卢思位等仍在狱中，高智晟律师已经处在被强迫失踪状态长达八年，是死是活，外界都无从知道。在中共看来，维权律师群体有影响力、有专业知识、有资源、有理想，又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对维权律师群体的打压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持续下去；不是说2015年抓一批、判一批就够的。 法广：“709事件”之后，中国的维权活动处于怎样的状态？如今是否还有“人权律师团体的“存在？他们如何展开工作？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滕彪：中国的维权活动现在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状态，原来一度相当活跃的公民社会，现在受到被监控、被消声的状态。中国人权律师群体虽然也有自己的一些平台，一些网络，但是没有办法像过去（2003-2015年）那样进行维权活动。在过去，我们通过通过网络媒体乃至传统媒体，对当局、或者是对那些试图操控司法的人施加很大的压力；我们也经常性地得到国际媒体的报道；我们组织一些集会、游行、抗议，虽然也会受到冲击和打压，但是过去那种全方位的、多渠道的、作为社会运动的维权模式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有少量的人权律师仍然在坚持代理的一些敏感案件、人权案件，但是他们都不得不更低调、更小心。 维权律师群体、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目前所处的环境极为恶劣，民间的活动空间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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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6月22日

    旅美学者滕彪：从蒋雨融事件看舆论困局与中美关系困局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中美关系更急转直下，华盛顿对中国推出的高额关税，以及打算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等种种举措，无一不引发北京强烈反响。另外，特朗普政府打算取消用于哈佛大学的联邦资金并威胁禁止该校招收外籍学生的决定，导致美国政府与哈佛大学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哈佛与政府剑拔弩张之际，中国籍学生蒋雨融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在中美政治高度敏感的时刻引发波澜，掀起的浪花至今仍未平息。蒋雨融的演讲因何受到如此关注？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学生的发言真的如此重要吗？其背后是否凸显了中美之间的较量？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旅美中国学者、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先生来梳理并分析一下整个事件及其背后的意义。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如何评判蒋雨融的演讲？ 滕彪：嗯。蒋雨融作为哈佛历史上首位受邀在毕业典礼上演讲的中国学生，她的演讲本来是一个没有那么大新闻点的事情，或者只是一个引发中国人自豪的事情，但这件事在中文媒体引发了意料不到的、非常激烈的反响。这背后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很多不同的角度。比如说中国民众对精英、对特权的反感。这当然不是近期的事情，这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积累的一个问题。中国百姓对越来越严重的贫富悬殊、阶层固化现象越来越愤怒。蒋雨融上的哈佛大学，对于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中国家庭来讲，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事情。然后呢，又挖出来她父亲曾经做过遂宁市的统战部长，还有“绿发会”这个有点官方色彩的民间机构的CEO， 而且呢，又据说她上哈佛大学也有这个机构的推荐 。按照蒋雨融的说法，这个推荐信并没有用上。但是不管怎么样，她从青岛、后来上英国私校、又在美国读书，后来又上哈佛读研究生，这中间的学费、生活费等等，都是远超普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何况还有经济状况之外的信息、资历和社会关系。巧的是就在几个星期之前，在中文舆论圈更火的“协和4+4”、董袭莹的事件，也同样反映出来一些特权腐败、学历掺水等等。所以人们也怀疑蒋雨融不是靠她的能力、而是靠家庭背景、特权上了哈佛。而从蒋雨融的经历来看，她的确是有比较出众的能力。当然她在中国也算是官二代——但实际上，是一个级别并不高的、相当普通的官员的后代。级别更高的，比如省委书记以上的那些人、比如同样上了哈佛的习近平的女儿也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恐怕没有办法在国内舆论圈引起很大的讨论，因为言论审查、新闻管制。董袭莹和蒋雨融在中文舆论圈成为一个热点，恰恰是因为她们一方面有一定的特权，但她们的特权，还达不到压制讨论、扑灭舆论的程度。这是一个层面。 另一个层面，是美国社会对精英、对建制的反感，也包括保守派对觉醒文化、进步主义的方案。川普两次当选和很多选民的反建制、反精英主义情绪很有关系。哈佛作为精英主义、进步主义的著名象征，自然被川普、被川普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靶子。已经有很多针对哈佛的政策或计划，包括要取消他的免税资格、要停止哈佛国际生的签证、取消巨额的联邦资助等等；川普和哈佛之间的争斗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个时候，面临巨大压力的哈佛选择了来自中国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女性蒋雨融作为毕业演讲的代表，也是对川普的一个反击。这背后涉及到大学自治权利、学术自由，涉及到大学和（企图干涉教育、大学自治的）联邦政府之间的界限问题。在我看来，蒋雨融事件有很多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不同群体的愤怒和焦虑，但是很多人忽略了它最重要的层面、就是川普政府试图要拿哈佛开刀，用这个来干涉大学自治、压制学术自由。而他为什么要拿哈佛、拿常青藤大学开刀？是因为在川普和他的支持者眼里，这些大学代表了进步主义、觉醒文化，代表了“DEI”（多元性、包容性和平等性），代表了全球化，种族平权、女权、LGBT等等。在美国受过大学、 尤其是精英大学教育的人，支持川普的比率是非常低的，大学教师投票给川普的比率也极低。因此川普要打击哈佛来向他的选民、向共和党交代。中文圈有非常多的川普支持者，他们也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攻击哈佛、来攻击这个所谓的左翼的大本营。 这里又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哈佛大学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官方的关系，尤其是蒋雨融所在的肯尼迪学院，它每年都培养很多中共官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中共党校的海外分校，这里边也一定会有利益输送。而在美国政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中共越来越警惕、越来越反感。反共是两党少有的共识。而川普政府指责哈佛跟中共的关系，要对中国学生进行更多审查，是非常巧妙的，或说阴险的。因为的确，哈佛在过去很多年里边，受到中共官方的影响太大。包括我本人也有一次经历，就是2015年我在哈佛大学本来有安排了一个演讲，但是因为当时的校长和习近平刚刚见完面，所以校方说，我在那个时候演讲不合适，就把这个演讲给取消了。后来有个学生记者在哈佛校报上写了一篇长文，标题叫“哈佛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Harvard Century），就讲了这样的事情。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反对；但是借此机会污名化所有中国留学生乃至在美中国人，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美国政府目前对中国留学生进行更多的签证限制和背景审查，这是明显的排华和种族主义，但不少民运人士竟然为此叫好。 法广：蒋雨融的演讲，原本是毕业生的一番讲话，为何引发中国社交平台这么激烈的反响？ 滕彪：前面的分析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蒋雨融事件有很多的层面，不同的群体从这个事件里看到了他们所愤怒的、他们所讨厌的东西。所以就看到，无论是小粉红还是反共人士，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她进行批评。为她辩护的极少。 当下中国面临非常大的、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危机，比如说阶层固化、贫富悬殊、官民矛盾、权力腐败，同时又有中美矛盾、民族主义、反美情绪。而这个时候哈佛毕业演讲的蒋雨融，没有成为中国人的骄傲，反而被当成了特权、富人、权力的代表，她代表了底层民众所痛恨的那些东西。 在另一些人那里，她又成了左翼、觉醒的代表，成了左右之争的新话题。中文圈的“左右“之争持续了很多年，左右概念常常是很混乱的。右翼说哈佛代表了的精英化、全球化、觉醒、DEI、政治正确这些东西，这都是右翼非常反对的。而左翼也有很多人指责蒋雨融，觉得她不够那么自由，不够那么“左“。什么意思呢？就是她在整个演讲里，包括她事后的回应、和网友的一些互动中，没有对自己的特权有任何的反思。比如说，人们会说”你是靠了权力、靠了家庭背景来上的哈佛“。她回应说“跟她父母关系不那么紧密”、“推荐信也没有用上”等等，总之就是靠她自己的努力，或者靠自己的才能上的哈佛。在某种程度上这么说也没错，但是从左翼的角度，就是觉得她对自己的privilege （特权）应该有基本的反思。另外，她热烈地拥抱全球化，当然是在暗中反击川普，但蒋雨融作为哈佛硕士，并没有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有起码的反思。 还有有意思的一点是，小粉红、包括一些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人，他们说蒋雨融所说的普世价值，包括什么环保的民间组织，和中共的意识形态相违背的。什么“颜色革命”、什么“西方势力”， 都用上了，蒋雨融又成了境外的敌对势力。而反共人士说她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了共产党大外宣的代表。实际上，她用的词是共同的人性，或人性的共同未来，是常见的说法，没必要非得联想到习近平的口号。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语境，在这个事件里非常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法广：美国舆论如何看待蒋雨融的讲话？如何看待特朗普和哈佛大学之争？ 滕彪：蒋雨融的演讲，在英文的媒体当中并没有引起像中文圈那么大的反响。当然川普跟哈佛大学之争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有很多讨论，同样有很多层面，但本质的、核心的一个层面是，川普企图利用他的行政权力来干涉大学自治、压制学术自由，从而打击进步主义、教训那些反对他的教育精英们。 法广：在中美展开贸易大战之际，美国宣布要撤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中国政府也做出了强烈回应，这反映出中美政治和中美关系的什么问题？中美是否面临“脱钩”？ 滕彪：中美关系在过去八九年里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过去的“engagement“（接触）政策已经被废除，实际上有很多人在呼吁中美脱钩。我们看到中美在贸易、科技、教育、文化等等全方面的进行竞争，甚至冲突。中美关系已经没有回头路，在可见的未来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很难有缓和。我们看到很多美国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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