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经典·老高读书

半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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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HRS AGO

    汪曾祺 新校舍（西南联大系列回忆）

    新校舍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一些是借用原先的会馆、祠堂、学校，只有新校舍是联大自建的，也是联大的主体。这里原来是一片坟地。坟主的后代大都已经式微或他徙了，联大征用了这片地并未引起麻烦。有一座校门，极简陋，两扇大门是用木板钉成的，不施油漆，露着白茬。门楣横书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门是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路是土路，到了雨季，接连下雨，泥泞没足，极易滑倒。大路把新校舍分为东西两区。路以西，是学生宿舍。土墼墙，草顶。两头各有门。窗户是在墙上留出方洞，直插着几根带皮的树棍。空气是很流通的，因为没有人爱在窗洞上糊纸，当然更没有玻璃。昆明气候温和，冬天从窗洞吹进一点风，也不要紧。宿舍是大统间，两边靠墙，和墙垂直，各排了十张双层木床。一张床睡两个人，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我没有留心过这样的宿舍共有多少间。我曾在二十五号宿舍住过两年。二十五号不是最后一号。如果以三十间计，则新校舍可住一千二百人。联大学生约三千人，工学院住在拓东路迤西会馆：女生住“南院”，新校舍住的是文、理、法三院的男生。估计起来，可以住得下。学生并不老老实实地让双层床靠墙直放，向右看齐，不少人给它重新组合，把三张床拼成一个U字，外面挂上旧床单或钉上纸板，就成了一个独立天地，屋中之屋。结邻而居的，多是谈得来的同学。也有的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学校派定的。我在二十五号宿舍住的时候，睡靠门的上铺，和下铺的一位同学几乎没有见过面。他是历史系的，姓刘，河南人。他是个农家子弟，到昆明来考大学是由河南自己挑了一担行李走来的。——到昆明来考联大的，多数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乘滇越铁路火车来的，但也有利用很奇怪的交通工具来的。物理系有个姓应的学生，是自己买了一头毛驴，从西康骑到昆明来的。我和历史系同学怎么会没有见过面呢？他是个很用功的老实学生，每天黎明即起，到树林里去读书。我是个夜猫子，天亮才回床睡觉。一般说，学生搬动床位，调换宿舍，学校是不管的，从来也没有办事职员来查看过。有人占了一个床位，却终年不来住。也有根本不是联大的，却在宿舍里住了几年。有一个青年小说家曹卣，——他很年轻时就在《文学》这样的大杂志上发表过小说，他是同济大学的，却住在二十五号宿舍。也不到同济上课，整天在二十五号写小说。桌椅是没有的。很多人去买了一些肥皂箱。昆明肥皂箱很多，也很便宜。一般三个肥皂箱就够用了。上面一个，面上糊一层报纸，是书桌。下面两层放书，放衣物，这就书橱、衣柜都有了。椅子？——床就是。不少未来学士在这样的肥皂箱桌面上写出了洋洋洒洒的论文。宿舍区南边，校门围墙西侧以里，是一个小操场。操场上有一副单杠和一副双杠。体育主任马约翰带着大一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马先生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衬衫，一件西服上衣，下身是一条猎裤，从不穿毛衣、大衣。面色红润，连光秃秃的头顶也红润，脑后一圈雪白的鬈发。他上体育课不说中文，他的英语带北欧口音。学生列队，他要求学生必须站直：“Boys！You must keep your body straight！”我年轻时就有点驼背，始终没有straight起来。操场上有一个篮球场，很简陋。遇有比赛，都要临时画线，现结篮网，但是很多当时的篮球名将如唐宝华、牟作云……都在这里展过身手。大路以东，有一条较小的路。这条路经过一个池塘，池塘中间有一座大坟，成为一个岛。岛上开了很多野蔷薇，花盛时，香扑鼻。这个小岛是当初规划新校舍时特意留下的。于是成了一个景点。往北，是大图书馆。这是新校舍惟一的瓦顶建筑。每天一早，就有一堆学生在外面等着。一开门，就争先进去，抢座位（座位不很多），抢指定参考书（参考书不够用）。晚上十点半钟，图书馆的电灯还亮着，还有很多学生在里面看书。这都是很用功的学生。大图书馆我只进去过几次。这样正襟危坐，集体苦读，我实在受不了。图书馆门前有一片空地。联大没有大会堂，有什么全校性的集会便在这里举行。在图书馆关着的大门上用摁钉摁两面党国旗，也算是会场。我入学不久，张清常先生在这里教唱过联大校歌（校歌是张先生谱的曲），学唱校歌的同学都很激动。每月一号，举行一次“国民月会”，全称应是“国民精神总动员月会”，可是从来没有人用全称，实在太麻烦了。国民月会有时请名人来演讲，一般都是梅贻琦校长讲讲话。梅先生很严肃，面无笑容，但说话很幽默。有一阵昆明闹霍乱，梅先生劝大家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说：“有一位同学说，‘我吃了那么多次，也没有得过一次霍乱。’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开国民月会时，没有人老实站着，都是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有一次，我发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的太阳竟是十三只角（按规定应是十二只）！“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军队枪杀三位同学、一位老师）发生后，大图书馆曾布置成死难烈士的灵堂，四壁都是挽联，灵前摆满了花圈，大香大烛，气氛十分肃穆悲壮。那两天昆明各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于途。大图书馆后面是大食堂。学生吃的饭是通红的糙米，装在几个大木桶里，盛饭的瓢也是木头的，因此饭有木头的气味。饭里什么都有：砂粒、耗子屎……被称为“八宝饭”。八个人一桌，四个菜，装在酱色的粗陶碗里。菜多盐而少油。常吃的菜是煮芸豆，还有一种叫做魔芋豆腐的灰色的凉粉似的东西。大图书馆的东面，是教室。土墙，铁皮顶。铁皮上涂了一层绿漆。有时下大雨，雨点敲得铁皮丁丁当当地响。教室里放着一些白木椅子。椅子是特制的，右手有一块羽毛球拍大小的木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椅子是不固定的，可以随便搬动，从这间教室搬到那间。吴宓先生上“红楼梦研究”课，见下面有女生没有坐下，就立即走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一些颇有骑士风度的男同学于是追随吴先生之后，也去搬。到女同学都落座，吴先生才开始上课。我是个吊儿郎当的学生，不爱上课。有的教授授课是很严格的。教西洋通史（这是文学院必修课）的是皮名举。他要求学生记笔记，还要交历史地图。我有一次画了一张马其顿王国的地图，皮先生在我的地图上批了两行字：“阁下所绘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第一学期期终考试，我得了三十七分。第二学期我至少得考八十三分，这样两学期平均，才能及及格，这怎么办？到考试时我拉了两个历史系的同学，一个坐在我的左边，一个坐在我的右边。坐在右边的同学姓钮，左边的那个忘了。我就抄左边的同学一道答题，又抄右边的同学一道。公布分数时，我得了八十五，及格还有富余！朱自清先生教课也很认真。他教我们宋诗。他上课时带一沓卡片，一张一张地讲。要交读书笔记，还有月考、期考。我老是缺课，因此朱先生对我印象不佳。多数教授讲课很随便。刘文典先生教《昭明文选》，一个学期才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学生是可以抽烟的。我上过他的“楚辞”。上第一课时，他打开高一尺又半的很大的毛边纸笔记本，抽上一口烟，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这样讲唐诗，别的大学里大概没有。闻先生的课都不考试，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唐兰先生教词选，基本上不讲。打起无锡腔调，把词“吟”一遍：“双鬓隔香红啊——玉钗头上凤……好！真好！”这首词就算讲过了。西南联大的课程可以随意旁听。我听过冯文潜先生的美学。他有一次讲一首词。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冯先生说他教他的孙女念这首词，他的孙女把“吴山点点愁”念成“吴山点点头”，他举的这个例子我一直记得。吴宓先生讲“中西诗之比较”，我很有兴趣地去听。不料他讲的第一首诗却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系图书馆是开架的，要看什么书自己拿，不需要填卡片这些麻烦手续。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夜里，系图书馆很安静，只有哲学心理系有几只狗怪声嗥叫——一个教生理学的教授做实验，把狗的不同部位的神经结扎起来，狗于是怪叫。有一天夜里我听到墙外一派鼓乐声，虽然悠远，但很清晰。半夜里怎么会有鼓乐声？只能这样解释

    20 min

  2. 1D AGO

    汪曾祺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我父亲结过三次婚。我的生母姓杨。我不知道她的学名。杨家不论男女都是排行的。我母亲那一辈“遵”字排行，我母亲应该叫杨遵什么。前年我写信问我的姐姐，我们的母亲叫什么。姐姐回信说：叫“强四”。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叫这么个名呢？是小名么？也不大像。我知道我母亲不是行四。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故去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她得的是肺病，病后即移住在一个叫“小房”的房间里，她也不让人把我抱去看她。我只记得我父亲用一个煤油箱自制了一个炉子。煤油箱横放着，有两个火口，可以同时为母亲熬粥，熬参汤、燕窝，另外还记得我父亲雇了一只船陪她到淮城去就医，我是随船去的。还记得小船中途停泊时，父亲在船头钓鱼，我记得船舱里挂了好多大头菜。我一直记得大头菜的气味。我只能从母亲的画像看看她。据我的大姑妈说，这张像画得很像。画像上的母亲很瘦，眉尖微蹙。样子和我的姐姐很相似。我母亲是读过书的。她病倒之前每天还写一张大字。我曾在我父亲的画室里找出一摞母亲写的大字，字写得很清秀。前年我回家乡，见着一个老邻居，她记得我母亲。看见过我母亲在花园里看花——这家邻居和我们家的花园只隔一堵短墙。我母亲叫她“小新娘子”。“小新娘子，过来过来，给你一朵花戴。”我于是好像看见母亲在花园里看花，并且觉得她对邻居很和善。这位“小新娘子”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我还记得我母亲爱吃京冬菜。这东西我们家乡是没有的，是托做京官的亲戚带回来的，装在陶制的罐子里。我母亲死后，她养病的那间“小房”锁了起来，里面堆放着她生前用的东西，全部嫁妆——“摞橱”、皮箱和铜火盆，朱漆的火盆架子……我的继母有时开锁进去，取一两样东西，我跟着进去看过。“小房”外面有一个小天井。靠南有一个秋叶形的小花台。花台上开了一些秋海棠。这些海棠自开自落，没人管它。花很伶仃，但是颜色很红。我的第一个继母娘家姓张。她们家原来在张家庄住，是个乡下财主。后来在城里盖了房子，才搬进城来。房子是全新的，新砖，新瓦，油漆的颜色也都很新。没有什么花木，却有一片很大的桑园。我小时就觉得奇怪，又不养蚕，种那么多桑树做什么？桑树都长得很好，干粗叶大，是湖桑。我的继母幼年丧母，她是跟姑妈长大的，姑妈家姓吴。继母的姑妈年轻守寡。她住的房子二梁上挂着一块匾，朱地金字：“松贞柏节”，下款是“大总统题”。这大总统不知是谁，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吴家家境不富裕，住的房子是张家的三间偏房。老姑奶奶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和子，一个叫小和子。两个儿子都没上学校，念了几年私塾，专学珠算。同年龄的少年学“鸡兔同笼”，他们却每天打“归除”、“斤求两，两求斤”。他们是准备到钱庄去学生意的。我的继母归宁，也到她的继母屋里坐坐，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三间偏房里和姑妈在一起。我父亲到老丈人那边应酬应酬，说些淡话，也都在“这边”陪姑妈闲聊。直到“那边”来请坐席了，才过去。继母身体不好。她婚前咳嗽得很厉害，和我父亲拜堂时是服用了一种进口的杏仁露压住的。她是长女，但是我的外公显然并不钟爱她。她的陪嫁妆奁是不丰的。她有时准备出门做客，才戴一点首饰。比较好的首饰是副翡翠耳环。有一次，她要带我们到外公家拜年，她打扮了一下，换了一件灰鼠的皮袄。我觉得她一定会冷。这样的天气，穿一件灰鼠皮袄怎么行呢？然而她只有一件皮袄。我忽然对我的继母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我可怜她，也爱她。后娘不好当。我的继母进门就遇到一个局面，“前房”（我的生母）留下三个孩子：我姐姐，我，还有一个妹妹。这对于“后娘”当然会是沉重的负担。上有婆婆，中有大姑子、小姑子，还有一些亲戚邻居，她们都拿眼睛看着，拿耳朵听着。也许我和娘（我们都叫继母为娘）有缘，娘很喜欢我。她每次回娘家，都是吃了晚饭才回来。张家总是叫了两辆黄包车，姐姐和妹妹坐一辆，娘搂着我坐一辆。张家有个规矩（这规矩是很多人家都有的），姑娘回自己婆家，要给孩子手里拿两根点着了的安息香。我于是拿着两根安息香，偎在娘怀里。黄包车慢慢地走着。两旁人家、店铺的影子向后移动着，我有点迷糊。闻着安息香的香味，我觉得很幸福。小学一年级时，冬天，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大便急了，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我记得我拉的屎是热腾腾的）。我兜着一裤兜屎，一扭一扭地回了家。我的继母一闻，二话没说，赶紧烧水，给我洗了屁股。她把我擦干净了，让我围着棉被坐着。接着就给我洗衬裤刷棉裤。她不但没有说我一句，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妹妹长了头虱，娘煎草药给她洗头，用篦子给她篦头发。张氏娘认识字，念过《女儿经》。《女儿经》有几个版本，她念过的那本，她从娘家带了过来，我看过。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张家长，李家短，别人的事情我不管。”她就是按照这一类道德规范做人的。她有时念经《：金刚经》、《心经》、《高王经》。她是为她的姑妈念的。她做的饭菜有些是乡下做法，比如番瓜（南瓜）熬面疙瘩、煮百合先用油炒一下。我觉得这样的吃法很怪。她死于肺病。我的第二个继母姓任。任家是邵伯大地主，庄园有几座大门，庄园外有壕沟吊桥。我父亲是到邵伯结的婚。那年我已经十七岁，读高二了。父亲写信给我和姐姐，叫我们去参加他的婚礼。任家派一个长工推了一辆独轮车到邵伯码头来接我们。我和姐姐一人坐一边。我第一次坐这种独轮车，觉得很有趣。我已经很大了，任氏娘对我们很客气，称呼我是“大少爷”。我十九岁离开家乡到昆明读大学。一九八六年回乡，这时娘才改叫我“曾祺”——我这时已经六十六岁，也不是什么“少爷”了。我对任氏娘很尊敬。因为她伴随我的父亲度过了漫长的很艰苦的沧桑岁月。她今年八十六岁。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载一九九三年第二期《作家》

    12 min

  3. 2D AGO

    陶灵 川江鱼记

    川江鱼记陶灵哭五个月大的时候，家里人给我开荤。奶细娃儿肠胃弱，受不了太油腻的东西，奶奶熬了一碗鲫壳儿汤。这算是荤，但一点不油。鲫壳儿就是鲫鱼，一般只能长到一拃长。熬汤前有讲究，奶奶先是用清水把鲫壳儿养在盆里，并滴几滴菜油，透去肠肚里原来吃的污浊东西。下锅前，又抓起鲫壳儿跟我亲了个嘴儿，说今后不流口水了。长大后，奶奶摆我的“老玄儿”，说：拿鲫壳儿跟他亲嘴儿，他胆子小，吓得“哇”地一下子哭了起来。十来岁时，跟父母第一次去乡下过年，看二爸在堰塘打鱼。网里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红鲤鱼，很好看，二爸取出来给了我。我把小鲤鱼养在一只木盆里，放进几根水草，一心想把它养大。可当天夜里，小鲤鱼蹦了出来，渴死了。早晨，看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小鲤鱼，我泪水一下子流出来，伤心极了。读小学时，每个假期我都去镇上的姑妈家玩。邻居的四平大我半岁，我俩是好朋友。他家后院有个方石水缸，里面养了很多金鱼，黑色的鼓眼鱼、狮子头红金鱼、红白粉色相间的花鱼……我和四平伏在池边，一看就是大半天。有一个下午，我又去他家，四平不在。突然，我脑子里念头一闪：悄悄捉几条回去。我赶忙伸手去摸，手刚入池，鱼儿一晃，全游跑了。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一条都没捉到。咚咚咚心跳中，看见池边的小漏网，是换水时用来捞鱼的。于是拿起小漏网，毫不费力地捞到两条。姑妈放工回家，看见灶台海碗里装的金鱼，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当即要我送还回去。我不情愿，也心虚，不敢。结果姑妈自己端着碗，把金鱼还回了四平家。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去玩，四平和同街的几个小伙伴站在街沿口，嘴里不停地喊着：盗强、盗强……我一下就听懂了，他们把“强盗”二字反起念的。顿时觉得一点脸面也没有，跑回家，躲起来哭了很久……子三峡库区蓄水前，入夔门，东出瞿塘峡。峡口南边，一条小溪注入川江。溪水清澈，青山倒映，人们给它取了一个秀丽的名字：黛溪。黛，青黑色的颜料，古代女子用来画眉。有点遗憾的是，黛溪后衍为大（dài）溪、大（dà）溪。不过仍有文化人写作“黛溪”。1935年，取溪之名，这里设大溪乡至今。长江中游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新石器“大溪文化”遗址，就在大溪入江口西岸被发现。遗址的灰坑墓葬中，整条鱼被摆放在死者身体的两侧，或胸前，或嘴上、手上。考古人员在堆积层中还发现大量鱼骨，其中一个约一米见方的坑里堆了厚厚一层，不像是扔垃圾那样随意，而是可以看出摆放顺序来。从大溪回城只有十来公里水路，我们坐一只小渔船。途中，老渔民摆龙门阵：长江中下游的鱼，骨、刺比较软，一进南津关，到了川江里，都变硬了。同行的两位诗人不解。老渔民顺手指了指江中，解释道：川江到处都是滩，水流得这么急，鱼喜欢斗滩，都往上冲，身子骨就变硬了，它的骨和刺当然要坚硬些哟！我明白这个道理，并且知道，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中华鲟本来生活在近海，但每年要逆江洄游约三千公里，到达川江与金沙江交汇一带产卵。就是要经过这种长距离洄游和与川江激流的搏击，它的性腺才完全成熟，顺利产卵。川江属古巴人活动范围。有四川学者解读“巴”就是鱼，鱼就读“巴”。至今，重庆有地方仍有读鱼为巴的习俗：鱼篓喊“巴篓”；峡江中一种长倒刺的鱼叫“倒刺鲃”。在初中课文里读过《曹刿论战》：“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而于，便是古战中鼓舞士气的一种军乐器。它用青铜铸成，圆桶形，桶顶有一个鋬鋬儿，穿绳子吊起来，拿棒槌敲打，声响浑厚，传播很远。川江多地出土的于为战国时期物品，鋬鋬儿铸为虎形。巴人首领廪君死后化为白虎，巴人因此尚虎。虎鋬周围都铸刻着鱼、船、鸟、蛇、人面及菱形回纹图案，因不能完全解读其意，归类为“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这些符号简单，并且十分抽象，唯独鱼图案具象刻画，头尾、嘴眼、鳞鳍俱全，非常逼真。有学者认为，巴人善使船，善捕鱼，所以于上铸刻鱼和船作装饰。也有专家说，那鱼只是个衬托，船上旌旗飘然，战鼓耸立，战船无疑才是主角。鱼及其他符号的装饰性毋庸置疑，但鱼作为战船配角之说，未免牵强。从刻画位置看，鱼与战船分居虎鋬的两侧，彼此间隔多个符号，互不映衬。再者，配角焉有比主角逼真、突出的理由？川江地区出土的很多战国时期的兵器，也大都铸刻有鱼纹。甚至广东、湖南、台湾等地出土的同时代于和钺、戈兵器上，也都有比较写实的鱼形图案。巴蜀地区大量的汉墓中，石棺壁上凿刻鱼图案的情形也十分普遍，线刻与浮雕手法都有，一般与蛇、龙鱼、天禄等物同时出现。明末清初时的文学家李渔，其经典著作《闲情偶寄》里有篇说“鱼”的文章，曰：“鱼之为种也，似粟千斯仓而万斯箱，皆于一腹焉寄之……”翻译其意：鱼产卵，多得像粮仓里的小米一样，都装在一肚里。鱼，腹大多子，作为“巴蜀符号”，寓意在其繁衍生息。于上的鱼和兵器、石棺壁上的鱼，以及大溪墓中之鱼、鱼骨，用意不难理解：民间盼多子，战场愿兵多。渔李渔在《闲情偶寄·鱼》中首先说“渔”：鱼藏在水里，把水作为它的天，自以为与世无争，可以保证不受到人类兵器的伤害……其实不需要把水抽干，就有很多捕鱼的方法。《山海经》记，猿人的臂很长，单手就可以在水中抓鱼，两只手各握一条大鱼上岸。西晋文学家潘安写过一篇游记《西征赋》，在长安昆明池看到百姓捕鱼，先布好网，再用长木棒敲击船舷，鱼惊慌而逃，窜入渔网被获。川滇交界地区，每年春季，群鱼游到溪河浅滩产卵。当地纳西族和普米族人，用木刀砍鱼。没有木刀，就用木棒打，基本上是刀刀（棒棒）必中。民国中期，云南苦聪人妇女，钓鱼连钩都不用，鱼竿上绑一根麻绳，麻绳头子直接系上蚯蚓，丢在水中。等群鱼游过来吞食时，猛地一拉，不仅钓起了鱼，而且还能准确无误地直接甩进旁边的鱼篓里。唯手熟尔。抗战期间，日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1941年5月9日、10日，有多颗炸弹投入了嘉陵江中，几千条鱼被炸上岸或漂浮在江中，以鲤鱼最多，最大的二十多公斤。江上船工纷纷捡捞起来，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每条四元，比平时便宜了一半，很快卖完。当年重庆的鱼按品种分为四个等级：鲇、鳊、江团、岩鲤与鲤鱼、青鱼为甲乙等，卖价大概比猪肉高一倍；丙等的草鱼、象鱼、腊子鱼比猪肉价稍高一点；丁等的白鲢、花鲢卖价比猪肉略低。同事老郑讲了一件往事：1961年，他去拖轮队当钳工。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为增加职工营养，队上领导安排他们组装电打鱼船。当时重庆至少有三家水上单位在弄，领导打气说：“我们不搞，别人照样搞，只要职工不得水肿病，我就心安理得了。”十来天后，他们在一艘拖轮上装了一台五十千瓦的发电机组，有三根高压线抛入江中。电打鱼船在川江上试车，那天，电闸一合上的那刻，江面上翻起无数白花花的鱼肚皮。三条木划子跟在后面，水手拼命地用舀子捞。水流太快，只好捞大的，更多的鱼虾被冲走了。以后，他们隔三岔五都能分到一些鱼。有一天，电到一条八百多斤的腊子鱼，除上交公司一部分外，每个职工分到一斤。很多年后，他才知道，腊子鱼就是中华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重庆水上单位的几条电打鱼船，电得川江和嘉陵江沿城区几十公里水域无鱼可电了，这才罢手。二十多年前，三峡库区还没蓄水时，冉小毛跟老汉儿在三坝溪打渡。有一天，船刚撑出去，一条三斤左右的鲢鱼蹦上船头，落在冉小毛脚边。他丢下籇竿，双手摁住鱼。正掌舵的老汉儿慌忙地叫喊道：“莫让它跑了，赶快咬一口，要咬出血来！”冉小毛不知何故，带着疑惑，按老汉儿说的，用嘴巴把鱼咬出了血。晚上，这条鲢鱼下了父子俩的肚。冉老汉儿喝着酒，边吃鱼边说：“江里的东西，无缘无故蹦上了船，不是好兆头，它是来放信的。咬一口，出了血，就破了灾。”禁公元前316年，张仪灭巴蜀后，与张若在成都挖土筑城，留下城东、北、西和西北几个大土坑，下雨后灌满了水，冬夏不枯竭。张仪便用这些土水坑养鱼，并取了好听的名字：千秋池、龙坝池、柳池、天井池。到了唐代，这些养鱼池都还在。土水坑中最著名的万岁池，距城十里，有八百亩之巨，池坎周围种有榆树、柳树固土。清代时，附近庙寺的方丈在池中遍种白莲，又称莲花池。这是巴蜀地区人工养鱼最早的记载。旧时养鱼，在溪河捞取鱼苗。每年春季，群鱼在近岸产卵，附在水草上，捞草得卵，孵化鱼苗。为获取更多鱼苗，沿溪河的百姓专门绑扎草排，放在靠岸的水中。清道光年间，忠县翁家凼、桃花凼等地农民，清明节前，将柏树树枝投入川江洄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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