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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青年比当代青年更优秀吗？
2、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纪念“五四”？它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3、100年来为什么“奴隶”，仍是时代的关键词？
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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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明天就是“五四”一百周年了，这是个大日子，看理想这里也有许多朋友在关注着这个日子。
比如有一些朋友谈到，“五四”究竟有没有所谓的代表人物？
有一位叫阿和的听众留言说，她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说到：
“每一种文化，当它过去后，看回去，是有一个人作为前导、代表、象征。事前是无法预定的，事中也是半知半觉，直到最后，它死了，同代人也不存在了，这时，历史开始说话：谁是前导，谁是代表，谁是象征。”
所以这位阿和想问，“五四”过去了，到底谁是代表？
许子东: “五四”的代表当然是陈独秀、胡适、鲁迅。主要看怎么定义“五四”，如果是广义的定义，把它看成一种“五四”新文化，刚才这几位就是代表。
但如果是狭义的，特指5月4日那天的学生运动，可能当时走在第一线的（就是代表），不是事后才看到的。“五四”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事情刚刚发生几天以后，罗家伦就写文章称之为“五四”运动。
梁文道: 马上帮它命名了。
许子东: 这是很罕见的，它的命名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好像也就是同一个月里，有人提出“五四精神”。
它是一个非常自觉的，学生们走在街上时，他们真相信他们在开创历史。当然，今天回头看，就算是学生运动，陈独秀，包括校长蔡元培，他们都是支持的主要人物。
梁文道: 所以说这个运动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自觉性特别强。你的意思是不是，走上街头只是一次行动，关于这次行动的后来讨论才真正延伸并且界定了这个运动？
许子东: 这样来说，它包含几个层面——当我们现在讲“五四”的时候，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指的就是5月4号的学生运动，以及学生运动的后续，它是一个爱国行为，开始是学生，后来工人、农民、商人全参与。
但是通常我们还讲另一层面，比方在我的研究领域里，谈“五四”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是从“五四”新文学开始的。当我们今天回头谈后面这个“五四”的定义，那事情就大了——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整个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五四”运动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坐标，它远远超过了当时运动所涵盖的事情。所以严格说，有一个学生运动的“五四”、有一个文学运动的“五四”，还有一个新文化的“五四”。
梁文道: 说起来你在看理想App就有一档节目叫《20世纪中国小说》，是不是就有“五四”相关的作品？
许子东: 对，但是为了完整性，选取的作品其实不是从“五四”开始的，是从1900年，梁启超那个时候就开始。晚清这些作品，“晚晴四大名著”本来不是我的研究范围，现在都要放进去读。不过我这次（做节目）其实有新的收获，和以前的看法都不一样，简单而言，王德威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陈平原也非常重视晚清的那些作品，也有一种说法：现代文学不是从“五四”开始，而是从晚清开始的。当然也有很多人非常抵制这个说法，他们认为这样贬低了“五四”的重要性。
但在这次的节目里，我不从理论出发，就是从一篇一篇的作品来讲，这样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到底“五四”和晚清的区别在哪里？从整个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到底区别在哪？
因为一般我们讲“五四”，总归讲它的贡献是四个：一是白话文；二是感时忧国，启蒙救世；三是反传统，反礼教；第四是进化论。
鲁迅这四条全都符合，所以是“五四”的代表。
梁文道: 是。
许子东: 但是如果你现在仔细读一读晚清以后的作品，我这次就发现关于白话文的这一条，从教学的角度讲，的确是胡适等人提倡了以后，章士钊他们后来就决定在学校里全部教白话；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晚清四大名著”其实全是白话文写的。
今天读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读《孽海花》，一点障碍都没有，反而是有些“鸳鸯蝴蝶派”是文言写的，对不对？主张休闲游戏的，反而是文言的。
所以如果从文字小说上来看，“五四”跟前面其实是平坦过度，并没有一个大的突变。
第二，“感时忧国”，即以文学为工具来救中国，但实际上梁启超才是真正的发起人，那也不是“五四”时期，对不对？后人讲的其实都是梁启超讲过的，只是之前的礼教没有反得那么彻底，鲁迅他们反得比较彻底。
反过来讲，“五四”的突破到底在哪里？我这次从文本来看，真有突破：所有晚清这些小说，都在描写中国存在很大问题，中国灾难，民不聊生，社会混乱。
但是所有这些晚清小说都认为中国之所以有问题，主要的毛病出在官场。所有中国的不好，就是做官的不好。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说“无官不贪”，《老残游记》里说“贪官坏、清官更坏”，总之所有的不好都是官不好。
而“五四”的最大突破在哪里？“五四”的最大突破就是，鲁迅他们认为中国的关键问题并不只是官场问题，甚至也不只是民间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梁文道: 就是民族性的问题。
许子东: 对。鲁迅他们觉得，民取代了官，一样不好，官场里的毛病，民间一样有。既然如此，那就说明存在一个相通的东西，当时他们就认为，这是国民性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才发现，整个20世纪的文学，晚清是批判官场的文学，而到了“五四”，就是一个“人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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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五四”其实也叫做“青年节”，对不对？
一谈“五四”，大家就谈青年。刚才你提到的那些人物和作者，比如胡适，在“五四”那个年代，也都是20来岁的青年。所以今天大家好像都特别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的“五四”青年会是这样？尤其相比于今天的青年。
比如看理想有位朋友叫Balle，她就提出：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非常着急焦虑，着急赚钱，而且赚“快钱”，难道以前的人都不着急吗？没有物质和功利吗？
另一位朋友“猩猩还是那个猩猩”提到，当年那批人那么爱国，关心家国天下，都是热血青年，在政治社会问题上非常投入，但是现在好像大家就只关心房价，婚姻，工作，社交，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这一点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一谈“五四”，大家马上想青年；一谈青年，就想到当年那批青年真厉害。
比如刚才提到“五四”的几个核心人物，胡适在“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27岁的他还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而那个时候北大同样是27岁当教授的还有刘文典，梁漱溟是25岁就在北大当哲学教师；李大钊是27岁时在北大当经济学教授等等。
今天同样岁数的年轻人，可能才刚刚读完研究生。对这个问题许老师你有什么看法？
许子东: 我好几次注意到“五四”的时候，那个时候撑大局的都是90后，或者算今天的80后。
梁文道: 对吧？像您这岁数就是蔡元培了。
许子东: 不，我那是“桐城派”了（笑）。
梁文道: 对，跟他们比你还“年轻”。
许子东: 我一直觉得“五四”青年节有一个机会，让大家纪念“五四”也挺好，但是单单把“五四”理解成青年节，其实是有点小看了“五四”。它的确是从青年入手，但是并不真的仅限于一个青年节。
像“五四”这样的一个黄金时代，年轻人可以撑大局，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有过两次。两次这样的机会，它们的背景都是既有的知识价值系统一下被作废了，所有你原来所学的积累（都作废了）。
我打一个比方，我最早打桥牌是在乡下，当时我们不懂正确的打法，有一个朋友就想出一个他自己发明的规则。他说桥牌有种方式叫“倒打”，比如正常情况下A、S最大，对吧？其次是K、Q、J。但他想出来，他说“定约”的时候，等你有了“定约权”以后，就可以宣布倒打。
倒打的时候A还是最大，但是第二大就变成了2，依次3、4。换句话说，原来价值系统里高的东西，你可以突然把它宣布成（倒过来的）。
梁文道: 整个系统颠倒。
许子东: 一倒打以后，可能原来拿的差牌反倒成了一手好牌，好牌也可能成为一副差牌。当然还是有几个规则是不变的。
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两次可以“倒打”的时候，一次就是“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