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上午，一场聚焦“教育叙事与青年成长”的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南校园永芳堂举行。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中山大学教授吴重庆、中山大学教授林岗分别发表演讲。
会议由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作协主席谢有顺主持，来自全国的多所高校学者、教师和学生参与——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自尊心和幸福感比什么都重要
现在的年轻一代面临的处境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因为学历高消费等原因，许多学生不得不把中学的竞争状态带入大学，所以大学也变得不轻松，这就导致两个状态，一是在好大学面临过度竞争，第二是很多“双非”大学的学生可能觉得怎么努力都不行。所以，要特别关注两个极端。
总之，潮起潮落，阴晴圆缺，历史就这么不断地演讲，碰到了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必须坚持得住，然后等下一个风口。
在AI时代的教育中，我认为要养成“亲自”读书的好习惯，在未来的人机竞争中保持自我感动、独立思考和创新思维，这是重中之重。发表论文，奖励创新，是大趋势，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切实可行，明明做不到硬要撑着，连本科论文都要有创新性，就容易出现造假——偶尔有不世出的天才，那另外培养就是了。
绝大部分人都做不到的，就不应该成为游戏规则。相反，安顿身心，一起创新和突破，更接近教育的终极目标和核心问题。天才或者特别有才华的，不用怎么教，给点阳光就灿烂；而有些教也教不出来的，硬教反而会短路。所谓“铁杵磨成针”，其实误了很多人，铁杵就是磨不成针。
长江后浪不一定推前浪。每年新生入学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将来前途无量，说了20年以后，我现在不说了，一代人有一代的际遇，有各自的问题和机遇。
我心中的教育，第一是专业性，这个专业性可能是职业教育的专业性，也可以是专业学科研究的专业性；第二是自尊心，教育不能让很多不是顶尖高校的学生丧失自尊心，不要动不动就各种排名。
孩子都很聪明的，但如果缺少自尊，是不可能学好的；第三是幸福感，读书是很幸福的事情，尤其是读大学这个阶段，回想一辈子读书最幸福的时候是在学生阶段。重新让读书幸福，不管哪一类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有自尊心和幸福感，比什么都重要。
王晓明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AI伤害可能会非常大
青年，是一个集体认同的概念。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少年强，则国强”，他是把“青年”和整个其他年龄段的人的关系做了一个根本性的切割。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青年群体是整个中国最活跃也是最重要的群体。这里面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青年能够改变世界、改变中国？最主要的是，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权力，但他们有新的思想，代表着新的文化，能开风气之先，这是“青年”这个定义的最根本的一个核心。而思想是可以跨越阶层传播的，青年思想可以在其他阶层间传播。
不得不承认，最近30年的青年和梁启超话语中的“青年”是有区别的。
有些青年教师说他们是“牛马”，这包含着对自己的现状的不满，有自嘲的意味，但已经不是原来的“翻身”的意义。概念的进步性在消失，也就是说梁启超开启的“青年”至少是部分在退出当下生活。
现在的青年人对数码和智能技术的掌握更普遍，更熟练，但在还没有养成独立阅读、独立思考、独立写作、独立表达的能力的时候，就很早地开始用人工智能用AI软件，甚至不知不觉地从帮他们学习，变成代替他们学习，伤害可能会非常大。这是大家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因此，我们要重建梁启超时代的“青年”概念，当所有的或者很多的人愿意为一个比较好的社会而奋斗，都愿意来做这样奋斗的青年，我们中国社会、中国人就有希望。我也愿意做这样的青年，愿我们大家都做这样的青年。
吴重庆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不断植根，才能成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有一场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展的反响很大的讨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是改革开放之初观念改变的时代转折点上，中国青年发出的感慨。
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以高扬个体的启蒙回应这个困惑，我认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启蒙不仅无法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而且还可能是虚无主义的观念成因。
今天的青年教育，我称之为拔根型成长。人的成长本来应该是扎根的，但我们当下人的成长，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到大学，不断经历拨根的过程。传统儒家讲的成人之学是不断植根，植入各种关系中去，才能成人。而现在的教育则是应试的，有不断脱离各种社会关系的趋向，把人推到个体上。
社会化的不完全，就导致了宅男、宅女、社恐、断亲等概念的出现。这些概念会取代你对生活的正常感受，是非常有杀伤力的，我不喜欢，也绝对不会去传播，哪怕批评都不愿意，因为我批评它就刺激它生长。
传统的社会已经被置换为电子网络数据，那么随着AI时代的快速来临，交流的对象可能是谋面或未曾谋面的网友，可能是虚拟的友人，或者是自己本身。
今天为什么有不少心理偏差的情况，我认为是“裸露的个体”导致的，因为都去社会化，撇开各种社会关系，连亲都要断，连自己的家庭都觉得是不好的，要保持距离，这不是裸露的个体吗？对裸露的个体疗愈的过程，一定是重新回到集体，而不是越来越个体化。
儒家讲“为己之学”不是为了围着个人转，是为了由己及人，由近及远渐次打开，逐步扩展到更广的关系，也有从小我成长到大我的过程，所以个人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接受关系，而是主动地从个人逐渐地对接、嵌入社会关系，这是中国式社会化的过程。
林岗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用人文教育对付“无知之幕”
中国是一个教育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在20世纪教育又成为一个非常受关注的话题。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一本《爱的教育》的小书，是以一个三四岁的小学生的口吻来写的，讲他对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家国关系等的观察，最后归结到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爱——爱是恒久忍耐。
儒家文明的开端人物孔夫子，我猜测也许他在收学生的时候岁数太大了，因此所收的学生的岁数也大，使得中国的教育传统是用一个成人化的视角来对被教育者。
今天大学里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实际上是在他们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伏根”了——用成人化的教育来对小孩，或可称为“严厉的爱”——皮鞭下也有爱。教育的是一个个的个体，如何解决问题，应该从这里得到启发。
综合地看，教育有两样东西，一是训练，一是传承。教育要把还没进入到社会的人训练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训练。理工侧重于训练，人文侧重于传承，二者不一样。
当我去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时候，有一点令我非常震惊和感动，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定下一个规矩——国文是必修课，而且定规矩的人是吴有训，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
训练是不需要用一个大尺度的时间视角来看待的，知识是不断建构，又不断地抛弃的，这是理工科的一个特点。但人文研究一定要从头开始学起，需要在一个大纵深的时间尺度下去考虑问题。
尤其在一个传媒的世界里，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如果一个人没有养成用一个大纵深时间尺度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习惯，就很容易踩到各种“坑”里。在一个机器的社会里，有什么办法能够对付“无知之幕”？——可能就是人文教育。
文 | 记者 周欣怡 梁善茵 实习生 李岑
图 | 主办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