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台湾|一篇散文看岛屿今昔

十二月的奥菲

由散文折射台湾这座岛屿的今昔、历史变迁、文化融合与现时的样子。通过笔者们平凡的日常、成长的记忆、生命的领悟,带你品读最真实鲜活的宝岛。 精选台湾地区数十位作家的文字。字里行间散落时光的雕刻,亲情、友谊、家国、时代、众生...或直击主题,或慢慢铺叙,无一不是对生命、对内心温柔的治愈。 播送时间:周一、三、五 9:00更新 分享美好文字,讲述台湾情怀。

  1. 22/04/2020

    美味在心境

    赵淑敏/文 也许天生命苦;也许是多年受胃管制成了习惯,确实太不贪口腹之乐,别人爱不停嘴的东西,不吃绝不感遗憾;不过一定要请我享受,我也能随缘“表现”欣赏,不惹人厌,但是谁也别想让我多吃一口。 一次四妹分了一些零食给我,说:“留着,馋了的时候,就抓几个来吃。”“我从来不馋什么!给我,万一放坏了,糟蹋了不好。”不要扫兴,你会想吃的。”可不,扫兴多煞风景,我不该扫人兴。收下了那些吃食,且尽责地吃光了。还好放了久久也没放坏,到底没肯丢掉,只因那是妹妹的心意。 人问,什么最好吃?答曰:应该是不要自己做的最好吃。 好吃!飞机上的算吗?1977年9月末,独游天下的欧洲行程将要结束,最后的单飞,从瑞士飞维也纳,在奥航的班机上,我选的主菜是“匈牙利红焖牛肉”,因为这次的经验,以后到菜谱上有这道菜的餐馆,我都会点这样似乎很不起眼的菜,但都没那个味道和感觉,吃下去的乃是失望;或许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但就是留下了那样的记忆。可惜奥航不就便因经营不善停业,这道航程主菜自然成了绝响。不过我敢肯定,至少在吃过的飞机餐中绝对是第一名。而也是那年的经验,印象深刻,至今想法未改,英国飞机的餐食最难吃。 偏偏旧岁受邀去英国女儿家做客,我既有的成见,让他们为难。后来我说了:“如常,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不麻烦不费事的吃得最安心。” 看我是真意,女儿就不再伤脑筋,出去吃饭他们大快朵颐我也好好表演,过后,我都忘了吃些什么,只记得我多半要的是鱼。洋人做鱼,非烤即煎再不然水煮,加上些无甚变化的sauce。好吃吗?嘿!嘿!别问了。不出游在家的时候,最受全体欢迎的是Mrs.Shaw发明的英国新美食“萧家烤饭”。Terry Shaw除了凤梨酥不爱华人食物,女儿便换着花样想点子让他就范。她将牛肉、草菇、洋葱、胡萝卜、花生米加一点简单佐料炒到八分熟,再煮好一锅饭,都倒入大烤盘中拌匀,厚厚撒上Cheese,放入烤箱烤半小时上桌。另切一盘生菜色拉,就是一餐了,还真不赖。只是我很困惑,为什么煮饭,不煮到百分之百熟透,一定要把米保留百分之五的夹生。而且这样才算是“标准”的烹煮方式,顽固的英国佬的习惯不合理也不愿意改;尤其世居山村注重传统的恋家男。 这两样美食,我更欣赏那盘色拉,不仅色彩悦目,红色甜椒、浅绿脆瓜,还点缀些其他的果果叶叶,很漂亮。我最爱的是红色甜椒,微微的清甜,十分爽脆。尤其,是不必洗的,剥开了保鲜膜切了就吃,新鲜到极点。这是跑遍了全世界没有的经验。也难怪,那是Chatsworth House的达翁夏公爵府农场的产品,价昂但质量特优。以至那位Mr.Shaw到了纽约买了瓜果葡萄最初也不洗就吃,结果还没返英,已开始腹泻。 公爵府闻名遐迩的除了“太公爵夫人”金头脑的经营智能、府邸及其他观光资源、皇家赛马会的贵妇们帽子展览,还有农场出品霸王级的冰淇淋,不是最甜却奶香浓郁,尤其那以球为单位的分量,让很多人连呼过瘾。可不是吗,他们的一球差不多等于一般冰食店的一球半,两球一杯的我已吃得讨饶。那些年轻人买一大杯三四球堆得高高的,全都下肚真有勇气。由羊群担任“剪草机”整理过的,那看不见边缘的公爵府物业世界最美的草地上,不分男女老少,排过长长的队,终于买到了霸王冰淇淋,晒着难见的灿烂阳光,大家一起舔的趣味,应该已超越醇香甜美。那样单纯的快乐,在很多地方的确已成奢侈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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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04/2020

    大同小异的苦闷

    喻丽清/文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青春时活得闪闪发亮,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其实两者互调也许更加完美。可惜年轻时,我们如何能明白什么是从容?   最近收到北医大“北极星诗社”的简燕微小学妹寄来的《望远文报》,知道沉寂了很久的诗社又活跃起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当年我把我的青春全押在那个诗社上了。谁知它依然健在,依然有诗的热情在那里燃烧。也许每一代有每一代打发寂寞的智慧,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如果没爱上文艺真的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我们的青春像张白纸,草稿不知如何打起,父母老师替我们设好框架,我们未必心服。没有计算机没有旅行没有多余的物质让我们挥霍,因为外在的自由太少,我们反而拼命想要用文学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回顾所来处,我们强作坚毅用以掩饰脆弱,争自由有时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却不自知。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使我们着迷于哲学,那时候存在主义当道,我们急于知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结果存在主义更加让我们迷惑。我记得萧孟能的《文星》和林衡哲的“新潮文库”,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最爱的精神食粮。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其实文艺只能拿来当副食,说它是鸦片也未尝不可。   我还记得胡和李大打笔战,一个要维护传统文化,一个要全盘西化,现在想来不过是老人跟少年的战争,打到现在中国大陆接下来还在打。那时候文建会和“救国团”真的为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做了很多洗脑的工作。等我出了台湾后,才明白原来大陆的时候正是我的青春期,不禁捏把汗。想想如果调换了场地,难保当红的不是我们。当那些红犯着一点都不美丽的错误时,我们却在郑愁予达达的马蹄中享受着过客一般的浪漫情怀。青年“救国团”带给我们的救赎真的不小。   由于爱写诗,除了在大学里创办北极星诗社之外,我还代表北医参加过“救国团”办的暑期文艺营、岁寒三友会、出版研习会等,受益是一辈子的,加上天主教的耕莘写作班,就让我文艺得更加彻底。留学风气一开,大家跟着潮流走我也走,一心要去远方……流浪……三毛去沙漠受苦受难其实是替我们那一代青年去的。青年的苦闷没有国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没错。   如今自助旅游吃香喝辣,手机随身听平板计算机,什么都唾手可得,但宅男宅女们的空虚好像并没有被填满。外在的自由多起来,无从选择的烦恼就开始了。我想,人的一生最好不要像水桶一样的被注满,要像火一样一次次的被点燃,我们那一代人的愚蠢也许跟这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这一代的聪明我们却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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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7/04/2020

    看着孩子自己也变年轻了

    陈若曦/文     有幸认识安坑康和传道会吴文朗牧师,知道教会长年关怀社区的弱势家庭,其中一项是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放学后的课业。我们真理堂的教友很想尽些心力,于是认养了一周一次的课辅活动,大家轮流在既定的日子,于下午三点开始,在教堂为之安排的课室里,陪伴孩子做功课、读报,或带动游戏、唱歌,直到孩子回家吃饭为止;包括个别用过晚餐便当才告别回家的孩子。   这些孩子都来自低收入户或者单亲家庭,有隔代教养的,也有孤儿,着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疼惜。   今年夏初,有志工建议:若是偶尔能带孩子走出山区,到外地去参观游览,开开眼界多好!   好主意。大家决定从台北市做起,于是开始筹募经费。   我把消息传给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理事长傅依萍。她给会里发出信息,会员纷纷响应,一人一千,很快募到四万元,指定作为学生的餐旅费。志工们的费用,我和石玉各捐了三千元,等用完再说。   暂定一个月出游一次,结果台湾科学教育馆成了首选目标;正逢暑假,日子就定在八月十七日周一。很快有学生报名了,最小从小学二年级,直到初中三年级,一共十一位,男生六名,女生五名。固定志工四名,加上我们刚参加的八位,人数超过学生,比理想的设计“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还有余裕,相信家长听了都很放心。   这天上午十点,各路人马在圆山附近的科教馆前集合,买了门票,由事先安排的导游带领,开始了长达两小时半的游览。作协秘书长王克敬特来和大家招呼问候。孩子们听说我们协会捐助者包括作家、记者和电视导播,如耳熟能详的李艳秋、沈春华、叶树姗和陈月卿等,相当兴奋;从小能受到关注和疼惜,相信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   我们大人志工中,多半是第一次登门科教馆,和孩子一样,处处充满好奇和惊奇。惊奇是主要的,没想到竟有六层大楼的展厅,每一层楼又各分设数个展厅,有主题展览,影片播放,游戏区……可说应有尽有。大人跟孩子们一样,滚沙包,坐摆椅,听音乐……好像回到童年时代,个个乐开怀。   可能是我们反应热烈,竟感动了导览员。他不但解说详细,还逗趣十足,简直是倾囊相授,直讲到十二点半过了,才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据说超过他一小时的工作时限,令人感激复感动。   快到午后一点了,个个饥肠辘辘,赶紧带大家去大楼底层的餐厅用餐。这里场地宽裕,设备齐全,食物也很可口。看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也胃口大开,觉得收获丰富,对今后的工作更有信心了。   饭后又逛了一层楼的展厅,有的孩子迷上游戏,简直不想走似的,只好狠下心来催促他们。我们按计划把孩子们送上了来程的车子,然后挥手道别。大人互相道别时,都说孩子让我们变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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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5/04/2020

    盘子总是会破的

    宇文正/文 幼年时我住的影剧六村有个公共厕所,后来看相声瓦舍“战国厕”的段子,知道他们拿我们村子来消遣,他们已经借“影剧六村”之名编了一系列眷村故事了,我笑说:“冯翊纲又在糟蹋我们村子了!”儿子追问:“你们眷村真的有公共厕所吗?”这等于坦白自己出生于如何古早的年代,我很不情愿地承认:还真的有,我很小的时候也使用过,忘了几岁开始,漫漫地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了,才不再去公厕。但记忆里,直到我们家搬出眷村,那个公厕一直还在,我不记得什么人负责打扫,只记得公厕外头有个水龙头,有些人会把碗或衣服拿到那里洗。   那天我玩耍经过,邻居小姊姊在那里洗碗,一边跟我讲话,不知怎么,哐啷一声,我眼睁睁看见盘子从她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破了。我惊恐地望着她,隔好久才说出话来:“怎么办?你会不会被你妈骂?”她的表情倒是镇静,没觉得大不了的样子。这时她母亲(是蔡妈妈?刘妈妈?……我想不起他们家的姓了……)从厕所里走出来,微笑地对我说:“为什么要骂?盘子总是会破的。”我紧张地离开肇事现场跑回家,虽然盘子不是我打破的,还是觉得自己闯了祸。   连她们家姓什么都忘了,这个画面、她妈妈的那一句话却深深刻在我的心上。在那个年代,这个妈妈太另类了,那时眷村里家家都穷,即使普通的盘子,也不至于打破可以毫不心疼的。而那年代对子女的教养,打骂是寻常,打破了盘子,至少一定会被数落一番吧?如果是我妈,“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那么不谨慎!”就算恰好是她心情最好的时候,起码也会念上一念,她妈妈竟然说:“盘子总是会破的。”太意外,我回到家犹然怔怔想了又想。   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这话对自己人生观所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是后来,这偈语般的七个字时而在一些关头浮上脑海,才慢慢懂得它对我产生的效应。我母亲严厉,我总有不敢犯错的无形压力。母亲的有趣是在她的“纪律感”常常与众不同,比如她不认为孩子上学非得穿制服,她对有些制度、形式是很叛逆的;但如果功课很烂你试试看!我曾有97分的考卷不敢拿给妈妈看的经验,因为错的那题明明是早就会的,只是粗心错了,粗心是不可原谅的。这个邻居妈妈却说:盘子总是会破的。   有时是面对别人,有时是面对自己,这句话有种宽容的力量。我常被认为是个好脾气的人,尽管其实个性急躁,有时粗心、神经大条,更有许多事情能力不足,但通常不会迁怒别人,对小孩尤其有耐性,也因此少有见过我发脾气。尤其对于物的损失我很少放在心上。几乎没有恋物癖。太喜欢孩子、动物,所以也不收藏什么,便不怕“打破”。家中桌、椅、橱、柜的脚被小兔子啃是难免的。喜欢的书,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一度经常搁在床头,某日发觉小狗认真啃食一个四方物体,从狗嘴里抢下,精装书背已经咬出花絮,哎,书总是会被啃的!   我后来读到一个算命的故事,说某人算出自己某日他珍爱的那个杯子将会摔破,他想挑战“宿命”,那天一起来,便盯着那个杯子,心想,我牢牢看着它,它能在我眼下破掉吗?那一整天他哪也不去,连他老婆喊他吃饭也不理。到晚上,他老婆火大了,跑到他书房一把拿起那杯子:“有什么好看,一整天看这个破杯子!”往地上一摔,果然摔成了破杯子。那人先是一愣,继而抚掌大笑:“原来如此啊!”这还真是个宿命的故事。   连杯子、盘子都有它们的宿命吗?   前年(2011)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两岸合璧展之前,反复读到此图收藏者吴洪裕临死前(清顺治年间)嘱家人焚以为殉,从子吴静庵“疾趋焚所”,从火中抢出画卷的故事。画已烧去部分,断为前后两截,前段“剩山图”藏浙江博物院,后段较长的“无用师卷”藏台北故宫。两岸合璧让台湾观众看到了这长卷画作的开头,虽然还是不完整了。画有生命,也要无奈一叹:画总是会被焚烧的啊!然而经过火殉,破坏了完整,却增添了故事,人生一次一次的毁坏、裂痕是否亦如此? 我邻居妈妈的话语只是单纯出于对孩子无心之过的宽容;当人们以一则传奇看待火殉后的画作,遗憾里,有对“不完美”留下的想象空间哲学上的领悟,那就是对历史、对艺术、对美的宽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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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3/04/2020

    盐寮的野百合

    孟东篱/文   盐寮,是花东沿海公路上一个散居的小村,在花莲市南方约二十公里。这里离海岸五十至两百公尺,便缓缓升起了月眉山,月眉山不高,只有一两百公尺,经多年砍伐,已没有多少树木,但杂草遍山,倒也葱绿,从山坡上俯视太平洋,碧蓝辽阔。   月眉山每到三四月,就在草丛中开出许多壮硕清丽、芬芳沁人的野百合,据我所知,十年前就有花莲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到盐寮郊游,大把大把采去,渐渐的,野百合终于少了。   今年,雨停之后,盐寮的大人小孩开始大量采摘,几乎每个家庭都放了一大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浸在水盆里,有的插在瓶中。不上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各自捧着一大把从山坡下来,走在路上。那实在可说是丰硕的美景,但那美景是让人心痛的!   孩子们采野百合,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喜欢,而是为了拿到花莲去卖,一朵两块钱。也有人来收购,一朵两块,再拿到花莲以五元售出。可是这些花,岂止是一朵几元的问题!你说它一朵值一百块都可以。这些花,就是耶稣所说,每一朵都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更美丽的野百合。   而今,山道上到处是遭受摧残的花梗与花朵,凡能见到的能采到的,都会被采光,只有花沟悬崖顶上的得免于难。   盐寮的大人们是好大人,盐寮的孩子们是好孩子,没有人能说去采捧野百合是不对的,但问题是在这自然的丰硕中,常有叫人心痛的担忧:盐寮这自然的恩赐能任我们挥霍到几时?这样的杀鸡取卵的采撷,岂不是在野百合还来不及孕育下一代时,就已被拔除了吗?今年所采的地方,明年还会再来吗?   我相信盐寮的野百合还可以让人再采几年,但几年以后呢?盐寮还有百合吗?台湾还有一个“遍山野百合”的盐寮吗?   请支持盐寮的野百合,请保留盐寮的野百合,请让盐寮永远是一个有野百合的盐寮,请让台湾有一个地方,名叫“有野百合的盐寮”,并让那有百合的盐寮的百合满山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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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0/04/2020

    我们这一代:小林来台北

    林黛嫚/文 台湾女作家,著有《闲爱孤雪》、《闲梦已远》、《闲人免爱》等。 《小林来台北》是王祯和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嫁妆一牛车》那本短篇小说集,齐邦媛老师的一篇评论谈到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还提到“小林来台北现象”,“无数的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到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新兴的迷惘与乡愁赋予文学写作又一种新貌。”是啊,无数的小林来台北给予文学写作新的变貌,但是小林们为什么要来台北,文学写作给出答案了吗?   每一个世代的小林来台北,都有不同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高压统治和文化断层的局势中,紧张孤悬的国际地位及百业待兴的经济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莫不以离台深造为改善处境的方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口号,台大就在台北,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菁英及其下一代,或是战后成长的学子,莫不把台北当作飞黄腾达的快捷方式。   小林们为什么来台北,这有什么好探究的!乡镇人口往都市流动举世皆然,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城市里机会多,贫瘠的乡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许不同程度的成长。已经有人说出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我再不能理解更多,只能寻绎自己的流动轨迹。   初中毕业那一年,我报考中区高中联考和到台北考女师专的单独招生,高中联考先发榜,相较于录取率只有3%的女师专,我考上第一志愿女中并不意外,等到收到女师专的录取通知,爸爸显得异常高兴,大约是要带我去街上采买一些住校的生活用品,我们走在宿舍区平静的街道,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迎面走来,爸爸忽然牵着我的手,对着邻人说:“我女儿考上北女师呢!”等到邻人走远了,我悄悄放开爸爸的手。往后我经常有机会搀扶着父亲,不过像那样牵着手是唯一一次。然后我就上台北了。   为什么来台北要说“上台北”?难怪有人要把番薯地图倒过来看,不过我带着行李要开始我的离乡生活那一次,搭着开往台北的台汽客运时,我确实是感觉自己走在一条向上的道路上,像爬山一样,客运车缓缓向上,终究会将我带向山顶。   1978年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南来北往的路程缩短了不少时间,不过也许台湾地区建设铺就一条康庄大道,但走在上头的却不见得是好鞋好车,我记得搭乘的台汽客运经常抛锚,那个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台汽是台湾唯一的长途公路客运经营者。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抛锚,司机会请乘客下车,等待下面几班同样是台汽的车,然后让大家分批上车。但是车上往往只剩少许的空位,大部分的人都得站到终点站。有一次假期较长,我带了小外甥女回外公家度假,回程时遇到了客车抛锚,再上车后当然没有座位,我一路抱着三岁大有点重量的外甥女站到台北,下车时两只手臂都已经僵硬失去知觉。这种事不是偶然发生,在我记忆中至少有五六次,甚至八九次,如今想来,当时竟然没有任何人抱怨甚至抗议,不知是大家都能理解发生这种事的无奈,或是已经习惯了对生活中的不顺遂坦然以对?   我来台北读书,毕业后教书,又读书,工作,和一样来台北读书、毕业、工作的男友结婚,在大台北的近郊贷款买下公寓四楼的房子,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四楼,四楼的房子一定是这批建案里最便宜的一间。   小林们在台北生活。过年过节返乡探望家乡的长辈,也是在日日和生活奋战中的一个若隐若现的目标,于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返乡就是一年辛勤之后的重大活动。   散文家林文义在一篇《无乡可回》的文章中谈到台北最宁静、美好的几天正是春节,“所有的大楼都死寂如聚集的墓碑”,那些要返乡的朋友打电话向他辞行,“说要赶在高速公路塞车之前,连夜返乡。语气中充满兴奋和期待,好像一整年在台北的生活奔波获得偿还”,而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在春节之时,无乡可回。   是的,春节返乡在我的某些朋辈中是很重要的事,尤其是女性友人,不管已婚或未婚,过年的琐事似乎都由女性限定。先安排好返乡的交通,从台汽客运到国光号或是搭便车共乘,还有东部的火车、离岛的飞机,一直到现在的高铁;然后还要打理年菜、年糖,年假若是够长,也许安排三天两夜岛内度假,年假的旅游质量和高价成了必要之恶。过完年假,看到朋辈一脸疲惫,就知道这个年是如何过得人仰马翻。   幸好对我来说,不必准备年菜,两个家的食物都自有人做主,也不时兴度假模式,回婆家吃年夜饭,然后初二回娘家,一个年只有这两件事是重要的。于是几十个春节过去后,记忆深刻的就只有那不算远却也路迢迢的返乡路。   我的家乡是少数纵贯线铁路没有经过的市镇,先生的老家在岛的南端,下了高速公路还得走县道、乡路,所以开车上路是返乡唯一的方式。教书那几年,因为有寒假,农历春节前可以早早先返乡,晚几天再北上,避开交通最拥挤的时段,后来在报社工作,加上要配合先生的时间,终于加入每年春节疏运的人潮车潮里。每年的状况稍有不同,有时中途先到南投,有时直接回夫家屏东,还有一段时间终点站是高雄,总之都是南往北返,和整个岛的人潮流动的节奏一致。   过年返乡是必要的仪式,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跟阿嬷回她的娘家,因为舅公、姨婆们都很疼宠,加上表叔、表姑,可以收到不少压岁钱。某一次,除夕当天大约上午八点从台北出发,只要赶得及乡下人吃年夜饭的时间即可,以为很充裕,结果在第二条高速公路还没通车的年代,除夕的中山高成了超级停车场,光台北到新竹就走了六小时。不得不弯下高速公路,找家小店吃碗面再继续回去加入车潮,那一次完成返乡任务花了十一个小时。回程好一点点,只花了十个小时。如今回想,除了司机在塞车达到极致时发了几句牢骚,车子里的其他人似乎都自在安度塞车时光,第二年,同样的情节照样上演,和那站在路肩,等待下一班台汽客运站回台北的人群一样,平静而顺从。   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同事,在一年将尽、赶着过年做饭的时候,莫名地羡慕我们即将返乡的期待心情,过年对他来说,不过是饭菜略为丰盛的围炉,以及接下来吃吃喝喝睡睡的年假。这种心情很接近林文义说的“哗啦哗啦,台北人一下子少掉3/5,整座城市安静了下来”,似乎台北人一面享受安静的城市,一面对于突然陌生起来的春节假期感到怅然。   乡愁是文学家经常书写的主题,小林们来台北,产生了新兴的乡愁,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有乡可回,只是一年一年回去又离去,家乡不只是在记忆中变化,而是真切地在现实中转变,那种感觉自己熟悉、认识的家乡渐渐远离,不也是乡愁?   近年不再需要过年返乡了,几十年过去,家乡的景况已不复当年,我们的人生状态也不一样了,先生南部老家还在,只是没有长辈长住,成了做生意的小叔堆放货品的仓库;我的娘家也还在,父亲住进了赡养院,老家只偶尔回去探望父亲的姊妹歇脚处。再也不需和春节返乡车潮一起涌上高速公路,交通部长拍胸脯“北高往返六小时”的保证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又一个年关将近时,我又想起来塞在高速公路上的十几个小时,至少那个时间点,全家人是紧紧地依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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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08/04/2020

    真诚相待

    林清玄/文 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的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病而极端痛苦的样子,现在他终于解脱了,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一点安慰了。   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促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地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香甜。   然后,我步行到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地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样想,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甜。   喝完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   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思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   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   走过了广大的荣星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   呀!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短暂,在民权东路一千米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地在演出吗?   让我们更真诚地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   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后只会剩下怀念。   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   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   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地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地感谢和奉献。   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   因为,因为,百年后,这些都不可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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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6/04/2020

    职业生涯

    袁琼琼/文 台湾女作家、编剧,著有《春水船》、《自己的天空》、《随意》等。 一直以来,碰到有人问我干哪一行,我总说编剧,没法说自己是作家。作家似乎不是个行业。或者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行业,如果说自己是作家,似乎在表白自己无事可做。至少在做的事情看不出来。收入也是很麻烦的事。说自己是是编剧,人家会问,那写一本剧本多少钱,一本剧本要写多久?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作家,如果有人问“写一本书多少钱?”“写一本书要多久?”从我出第一本书到现在逾三十年,这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作家”的好处是,那是“进行中”的行业,就算八百年没出书,没写出一个字来也无妨,因为这行业的莫测性:“多久”和“多少”从来没有个定数,总觉得“不知道哪一天”此人就会写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作。因此,一日作家终身作家。有前总统,前总裁,前校长,前经理,但是从来没有“前”作家,只有死了的作家。但是作家死了也还是拥有这个头衔,一日作家终身作家。   所以,我猜作家不是个行业。报税的时候被归在自由业里。收入不在薪资所得中,而且,多数时候,把稿费宽免额一扣,通常就不必交税了。我在身为“作家”的时代,通常都不缴税的,当然也没有退税。开始有税可缴是做了职业编剧之后。写剧本之后,才实质感受到自己是个有工作的人。讲到自己在写的戏,有头有脸:某公司制作,某电视台要播出,某某人演某某人导,非常像回事。   不像跟人说:“我在写小说。”写给谁?哪里要刊登哪里要出书?都在虚无缥缈中。说出这句话来就像在做梦似的,现实感近乎零。   所以我总是羡慕那些朝九晚五有班可上的人,觉得他们生活规律,生命在轨道中,虽然周五可能卡拉OK唱到半夜,周六醉生梦死,周日睡一整天,但是只要到了周一,一切就恢复正常秩序。周五到周日的“不正常”,也成为规律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在家过日子,每一天都可以是另一天,周一可以是周五,周五可以是周日,或者一周七天都是周六……总之,混乱。我在朋友间是出了名的缺乏时间观念的人,这都是做“作家”害的。如果每一天都像另一天,上午和下午差不多,那么每一个小时就很像另一小时。有次听到某人说他的朋友,两个人约在某处相见,那个人第二天才在约会地点出现。整整迟到了一天!!!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作家。   我个人朝九晚五的经历非常“轻薄短小”,现在回想,这一辈子的上班族岁月,总加起来,大概还不到半年。自己在“上班”时做的是什么工作,说实话,没什么实质记忆,反倒是记得其他的,工作之外的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我妈托人找的,在台南某公家机构工作,那时候没有“工读生”和“义工”这种东西,所有的拿底层薪水的都是临时雇员。临时雇员多半是高中或高职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子。因为薪水低,几乎每个老鸟都会配置一个或两个。我们上班时坐在正式职员的两旁。现在回想,颇有点像公家帮他们雇佣的调剂身心的“娱乐用品”,除了不断被吃豆腐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不过我们都是年轻女孩,刚出校门,刚从清汤挂面的发型中解放,刚开始穿洋装高跟鞋,刚开始自觉到自己是美丽的,所以对那些中年男人的轻薄言语并不感觉轻佻,也或许根本就还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总之,大家都快乐的承受着,被调戏时,我微笑,感觉自己终于是个大人了。   在我们那时候,“成年”从出社会开始。多数人都是开始工作之后才急速的由小孩转成大人。我们在一个月里学会一切:化妆,打扮,与男人对话,相处,解读男人的眼光,适应男人的话语。我们那时候的青春,比之现代的年轻人,似乎要更为清鲜些,就像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带着细细的绒毛。那似有若无的绒毛,见证我们的完整和从未被触碰。   上班上了一个多月,印象里尽在吃。公务员办公室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吃的东西。点心、水果、不要钱似的一袋一袋放着。我们总在吃,等到了中午就跟其他的临时雇员一起去吃饭。如果老板请客,就会去高级餐厅,吃那些比我们薪水更贵的食物。   后来就离职了。大约是临时雇员的“临时工时”额度满了。或者只不过是老板想换一些新的女孩子来调戏,总之我“失业”了,虽然不算是什么工作,拿我妈的话来讲,还不够付车钱和饭钱。不过女孩子在没出嫁之前不作兴留在家里“等”出嫁,所以我妈又替我找了个“背井离乡”的工作。   说这工作背井离乡,是因为地点在高雄,虽然从台南坐慢车不到一小时就到,不过心态上完全觉得自己离家五百里,无疑是个独立的大人了。   刚上工的时候,因为没找到房子,住在老板家里。我工作的那家“公司”非常家庭化,经理董事长会计业务员都有亲戚关系,只有我是外人。公司三层楼,老板的千金住二楼,年龄与我相仿,我就跟她住在一起。   这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悍然而美丽。个子不高,但是完全是蜂腰豪乳的典型,皮肤亮白,灌了牛奶似的。大眼睛高鼻梁菱角小嘴,脸蛋完美无瑕,洁亮光滑像瓷器塑出来的。她完全知道自己的美丽,眉挑上去,眼睛大大,毫不客气的看人。   有一天,其实是上班时间,不该上楼的,但是我忘了东西得回房去拿。在外头敲门敲了好半天。老板千金来开门,她就那样,眼睛大大,挑着眉看我,并不问话,只是漫漫地把没穿齐整的长裤拉链拉起来。   我跟她说了我要的东西,她进去拿出来给我。我直到下了楼才想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我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懂。但是也知道虽然我们同龄,我还是女孩,她已经是个女人了。   我很快找了房子搬出去。其实是分租别人家的一小房间,但是毕生头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我爱那个窄窄的,只放得下一张床和桌子的房间。我有个大大的窗,望出去是院子里的白色大茶花。茶花是很庄严的花,总是齐齐整整,花瓣大片大片舒展,全无风光旖旎倾斜之姿,是那种要经过正式介绍才跟你搭话的美人。我时常坐在窗前,看着凝止的大茶花吃饭,或看书,喝咖啡,在不上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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