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中国处在抗议多发期，走向“和谐社会”的反面

中国早在2004年就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此后二十多年间，一直将此一理念作为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然而，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结构性危机不断，导致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增加，大规模群众抗议的“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今年8月，发生在四川江油的校园霸凌事件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和政治事件，恰恰折射出中国社会在多个层面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如何评判江油事件引发的民众抗争？中国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我们请中国学者和人权律师、纽伦堡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滕彪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法广：首先请您谈谈，一起校园霸凌案为什么会引发数千民众上街抗争？

滕彪：这起江油校园霸凌案经过了一个过程，7月22号，他（受到霸凌同学）的父母就报了警，反映情况，但校方、警方都迟迟没有处理。到了8月4号警方才有通报，这中间有校方和政府不作为；而且警方通报的处理比较轻。霸凌视频传到网上引发群众愤慨，面对抗议，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镇压、抓人，而且用运猪车把抗议者带走，这就又激起更大规模的抗议。

这些只是事件的一些诱发因素。至于警方的处理是不是妥当，处罚是不是太轻，其实并不重要；打人者是不是官二代、有背景，也不重要。（后来政府辟谣说，打人者没有官方背景。）重要的是民众认为官方不公正，民众的怨愤已经积累到一点就着的程度。这就和整个中国的体制、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有关了：中国的腐败、官民矛盾非常普遍、非常严重，普遍存在着巨大的不公正；贫富悬殊、阶层固化，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时候，底层民众还有上升的空间、改变命运的空间，现在上升的渠道基本上被堵死。几十年的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民众往往敢怒不敢言，当局维稳至上，采取严密监控和暴力压制手段；中国缺少最基本的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缺少“紧急出口”；而且，经济下滑，失业严重，民众对经济前景越来越不看好，很多人选择躺平、或逃离中国。这种形势下，一个突发事件、可能是一个小事情、甚至是一个谣言，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民众抗议。

中国现在像是一个火药桶，群体性事件随时随地可能爆发，官方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这些抗议、不满给压下去。但是它并不能够解决问题，社会矛盾会越来越积累，随时产生比较大规模的群众抗议。 

法广：实际上，校园霸凌事件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但反应的社会问题却不尽相同。您如何看待发生在中国校园的霸凌事件？

滕彪：校园霸凌的确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民主国家都有。中国的校园霸凌相当普遍，相当严重。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比较新的报告，有53.5%的学生都曾遭受过校园霸凌，包括被同学欺负，也包括被老师体罚等等。霸凌在中国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中国的霸凌经常和家庭背景连在一起，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有1/3的被霸凌者，是来自单亲家庭或者是留守儿童的家庭，如果再加上弱势群体、低收入家庭，这个比例就非常非常高。中国的霸凌现象和长期的社会问题、体制性问题相关。留守儿童现象，恐怕是中国独有的。中国有6693万留守儿童，他们往往得不到很好的关爱、照顾，也受到歧视、受到欺负。留守儿童现象，更宏观一点讲，又和中国的户籍制度连在一起。这种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糟糕。

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的霸凌行为是从社会学习到的。中国的校园之外，社会上也有很多霸凌，强者欺负弱者，官员欺负百姓，警察、城管、协警滥用职权、暴力执法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些都会被孩子们看到、学到。一些学者用“社会溃败”来描述这种状态，道德冷漠，缺少信任，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政治上、生活中流行弱肉强食的文化。

还有，中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有很大的问题。 比如考试成绩至上，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以一种非常功利、狭隘的角度来推行教育。家庭和学校都不重视孩子的心理健康，不重视公共精神、社会责任和人际交往。生命、尊严、平等、博爱、宽容的价值，怎么做一个人格独立的、精神自足的人，这些方面的教育都是缺位的。很多孩子在家里不但没有得到关爱，而且受到家暴。（在中国，家暴也是非常普遍的、严重的现象。） 他们在学校受到同学和老师的霸凌，回家还要被父母家暴。另外一些家长过度溺爱孩子，而溺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另一种伤害，也会导致很多问题。在学校欺负别人、霸凌其他孩子的那些学生，他们的家庭往往也是不健全的，也有很多留守儿童，或来自单亲家庭、问题家庭等等。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民间组织对于解决校园霸凌的问题起到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中国缺少健全的、独立的民间组织，因为当局一直在限制、打压公民社会，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组织的打压就变本加厉。总之在中国，不但立法落后、政策落后、管理不善、教育弊端重重，而且社会风气恶劣，民间组织难以发挥作用。

法广：在中国，群体抗争事件时有发生，一般的抗争是如何收场的？民众的诉求是否通常可以得到满足？

滕彪：中国政府（多数情况下是地方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多种方式同时采用，包括镇压、封锁、封网，也包括和民众进行谈判、给予补偿、进行安抚。有时候，当时给予一些补偿或承诺，但事后又对组织者、积极参与者进行秋后算账。多管齐下。

首先就是镇压和封锁，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极少数的民众抗议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因为民众的抗议而导致政策调整的就更少。所以政府的处理，治标不治本，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没有真正地从源头上解决问题。要想真正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问题，需要最基本的司法公正，基本的民主选举、信息透明的制度，需要新闻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让政治有制度性的对话，让社会有一个出气阀。像中国现在这样一味地去隐瞒、封锁、镇压，有时甚至大规模抓人，处以非常重的刑罚，“不解决人民提出的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民”，这只能让矛盾加剧、让民众的怨气越积越深。

法广：本次江油校园霸凌事件引发的抗议活动，原本是为了伸张正义，民众却喊出了“要民主”的口号，您对此作何评判？

滕彪：从对中国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针对的是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诉求也是非常具体的，绝大多数是非政治性的诉求，涉及经济利益，涉及拆迁、征地、劳资纠纷、环境问题等等。而且抗议的规模一般限制在本地，很少是跨地域的。因此，群体性事件中喊出“还我民主”这样的口号，是不普遍的。

过去也曾经有一些民众抗议，涉及到选举权、涉及到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甚至涉及到政治改革。比如南方周末抗议事件、乌坎事件、福建三网民事件，比较典型的是2022年白纸运动，喊出很多政治色彩很强的口号。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个别的拆迁、环境或校园霸凌，问题的根本不是个别官员或地方政府，而在整个体制。在没有喊出政治口号的那些抗议里，可能不是因为人们不想要民主，不想要政治改革，而是因为喊这样的口号风险太大，可能会被抓，被判刑；人们更担心，如果喊出敏感的政治口号，可能会影响具体诉求的解决。在群众抗议、社会运动中，只要有一个人喊出这样的口号，就会迅速得到大家的共鸣。像上海的万圣节抗议或是白纸运动当中，只要有人喊出“习近平下台”或者是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样的口号，大家心里都是支持的，很多人会跟着喊。在群情激愤的气氛之下，喊一些有风险的口号是完全可能的。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积累，民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根本的政治改革，所以在未来的抗议中，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要民主、要自由”这样的口号。 

法广：中国在迈向“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滕彪：中国这样的体制下，它的社会一定是不和谐的。胡锦涛时代提出“和谐社会”的口号，也说明了这个社会是相当的不和谐。中共提出“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首先是政权的稳定，它把政权稳定当做最大的目标。所以就看到，严密审查言论，限制民众聚集，网格化管理、高科技监控、暴力维稳。但是暴力之下的和谐，不是真正的和谐；专制之下的稳定，也不是真正的稳定。

一个社会必然会有冲突、有抗议。民主法治国家也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