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审查者同行 中国出版业近十年的变迁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和“那不勒斯四部曲”系列丛书的中文编辑索马里一起聊了聊为什么一个意大利作家能在中国收获如此巨大的成功，而且她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中国的出版业。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讨中国的出版业在最近十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以及在一个无法避免审查的环境下，它将如何满足读者的期待？ 

RFI ：接下来想和你聊聊中国的出版行业，感觉在国营的出版社之外，中国还有很多独立的、小众的的出版品牌，在社科、文学方面好像都做出了一些很有口碑的书。 

从大概2016年开始，中国出现了许多成熟而又有活力的新兴出版品牌，整个出版生态变得比以前丰富多了。我常常跟朋友说，现在的中国出版市场，真的比过去20年“性感”太多了。不光是书的内容更丰富、选题更多样，而且我们和国外出版之间的“时差”也变得非常短。引进作品的速度非常快，读者的接受度也很高，可以说已经是一个高度“世界化”的阅读市场了。

我2019年曾经参加过法兰克福书展的 fellowship 项目。当时主办方让我们每个参与者介绍自己国家的出版行业。我还记得我特别自豪地分享了一个数据：中国是全球翻译书籍数量最多的国家。无论从哪个语种来看，中国的翻译出版量都是最多的。

RFI ：除了外国文学外，最近几年好像在中国的出版市场本土文学也很火，尤其是一些本身不是作家出身的写作者，比如那本《我在北京送快递》，就是普通的快递员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成了书，卖得也很不错，市场上的反响很强烈，这个应该叫“素人文学”，想知道你对出版业这个现象怎么看？ 

其实早在2000年代，也就是奥运前后，国内关于“底层研究”的讨论就已经比较活跃了。当时的研究者在学术层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研究主要是在学院体系内部展开的，文本产出也主要面向知识分子圈层，它和公众对于“底层”的真实认知之间，其实是存在裂缝的。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素人写作”，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递》，或者像苏本编辑的《我的母亲做保洁》，我认为这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的底层研究”。它们不再是用抽象的术语去概括或者代言某个群体，而是由这个群体中的个体，用自己的语言，直接讲述自己的生活。这种表达更具体、更生动，也更有力量。

我觉得这其实是出版市场良性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一种文化进步的体现。因为读者有机会接触到身边人的叙述，有机会透过作者的视角去观察、去感受。无论读者是否认同，至少他们掌握了素材，可以自己去观察社会，理解别人的叙述。我觉得这确实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

RFI ：之前我们聊过，你说出版业的这种变革和社交网站的兴起也有关系？

2014年我从媒体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正好是微信这种类似RSS的平台开始广泛使用的阶段。这种技术的出现，一下子改变了媒体和人、信息和人，或者说出版和人之间的关系。

以前我们作为媒体，是会被邀请去帮助出版社发布一些新书信息，做一些作者采访之类的。但2014年之后，我觉得整个行业的生态开始变得更加“民主”了。因为出版行业本身可以通过快速的内容产出和自身的营销手段，更直接、更迅速地触达读者。这是一种更成熟的过程。

技术的出现也让那些原本没办法通过传统手段与读者建立联系的内容，有了更多被看见的机会。比如说，有了微信之后，确实改变了我们对“自我叙事”的一种习惯。我们开始更多地从“我”的视角出发去表达。个体有了表达的需求，也更愿意在作品中去寻找可以共鸣、可以投射自我感受的东西。

RFI ：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出版行业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审查。我想你现在生活在国外，肯定和外国人聊天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问你，面对这种审查，怎么做出版？ 

这个问题我在2019年参加书展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过。当时我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是何伟（Peter Hessler）写的《与我的审查者同行》。那是一篇非常好的非虚构报道。这篇文章可以帮助很多有类似疑虑的人，无论是不是中国人，更快地了解中国出版行业以及从业者到底是怎样的。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是 Travel With My Censor。他的写作对象是张吉人。张吉人老师是《巡路中国》《江城》这些作品的编辑，也是我非常信赖的一位前辈。他现在还在上海译文工作，在纪实类出版方面已经做了超过一百本书。

我很想邀请大家去看一下张吉人主持的“上海译文纪实”系列。如果大家有兴趣稍微看一看这个系列的书，就能理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词是很贴切的，这跟“民主”是相关的。无论这个“民主”的状态处于什么程度，它确实是相关的。

我举一个例子：去年我们的工作单位和英国的《格兰塔》杂志（Granta）有合作，也以书的形式引进并出版了几个《格兰塔》的选辑。当时他们的现任主编托马斯·梅尼（Thomas Meaney）来中国，准备策划一期中国特刊。

托马斯是一个思想非常左的人。他来中国后受到了很多优待，很多人愿意接受他的采访，也有人为这个特刊贡献了文章。我记得他来上海的时候，我们也见过面。他告诉我他见了哪些人，还打算见哪些人。我当时真的觉得，这期特刊应该能呈现出一个特别精彩的中国文学图景。

但最后出版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让人很气、也很无奈的点：内容其实很好，但封面却用了一个红色的五角星。这个封面一出，国内很多人骂他“刻板印象”。我自己也没办法为这个封面辩护。你说你都已经来中国见了那么多优秀的影像艺术家、视觉艺术家，中国完全可以不用红色星星来作为符号的，对吧？中国文学也不需要被放置在这样的政治意象之中。

我当然不是在政治上说这个符号“应该”或“不应该”，只是觉得这种呈现方式好像变成了一种难以避免的“默认”。如果你不是用中文去阅读，而只是通过外媒了解中国，最终得到的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

RFI ：也就是说对一个中文读者来说，其实还是能感受到，无论是外国作品的译介，还是说本土文学的兴起，好像都都有一种和当下这个“处处是审查”的环境完全相悖的活力，但是这一点可能需要是能够阅读中文的人才能感受到的。我明白了。你以前是媒体人，现在是出版人，我想知道你怎么看待出版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其是如果你觉得在这个行业里仍然那么一群人在认真做事的话，真的能改变这个社会吗？或者说一个出版人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又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做一本书的时候，它跟做媒体是不一样的。做媒体的时候，你可能更希望尽快地切入当下，把一个话题放到舆论场中去，引发关注。而出版的周期至少是以“年”为单位的，有时候甚至需要两三年。那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动作还是眼光，就不可能只聚焦于“现在”，你肯定是希望，这本书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它，你相信它在两三年之后依然值得被读，依然能够在公共讨论中说出自己的声音，依然能够对某个问题、某个领域、某种门类、某种写作风格的接受和理解，起到推动作用。

我以前编过一本书，是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的老社长温赛德写的，书名就叫《作家与出版人》。我也经常推荐这本书，它也是我刚才提到的“作家与出版人书系”里的书之一。书中提到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他认为出版人的价值纲领是“折中式的激进”。就是说，出版人不是去直接参与革命，也不是走上街头抗议，而是一种折中的、但同时又是激进的存在。

书里还有一句更完整、更打动我的话，他说：出版人的使命，是让公众接受他们原本不愿接受的价值。也就是说，出版人应该去推动那些“尚未被理解”的价值被逐渐理解，被看见。这种推动，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但它确实是一种教育。

我想起我的同行们，不管是过去几十年中的中国出版人，还是现在和我一起工作的这些人，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某种意义上确实都是一种“不能说出来的启蒙”。说大了也许不准确，但说小了，它确实是一种教育。

就像《那不勒斯四部曲》里，第四本里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说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的人，莉拉，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自信？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她有一种让人羡慕的能力？就是因为她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她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