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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东京特约记者介绍日本社会、中日关系最新动态。

  1. 2 DAYS AGO

    高市早苗到底撤没撤回其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

    在30日播出的NHK《星期日讨论》节目中，日本执政党与在野党就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中有关“台湾有事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态”的答辩，在11月7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答辩，引发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弹，除了外交途径的抗议外，还采取了阻止中国人访日、留学、日本赴华航班大量削减、停止刚刚解禁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停止多项政府与民间的交流等反制措施，并强烈要求高市撤回此次答辩，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彰17日启程前往北京，8日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举行会谈,表示高市首相不会撤回答辩发言，使中方对日方的制裁不断加码，而26日举行的高市早苗与在野党党首之间的党首讨论中，围绕“台湾有事”发言，立宪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询问高市首相此前在国会答辩的真实意图，高市首相解释称：“我只是就被问到的内容，在能说的范围内进行了答辩。”在高市首相答辩后，野田佳彦对记者表示：“她不再说具体例子了。我理解为这等同于她事实上撤回了此前发言。”那么，高市早苗首相到底撤没撤回相关发言呢？以及不断恶化的日中关系等展开了讨论。 高市引起轩然大波的发言 高市引起轩然大波的答辩主要是下面的谈话。高市首相在11月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并对前来支援的美军动用武力，那么日本可能进入意味着对美支援、并有限度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 高市早苗表示：我认为设想最坏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提到了“有事”这个词，那种情况可能有各种形态。比如，为了将台湾统一，为了完全将其置于中国北京政府的统治之下，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可能只是简单的海上交通线（Sea Lane）的封锁，也可能是武力行使，也可能是假信息、网络宣传等。我认为可能存在各种情况。但是，如果那是一种使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行为，那么无论如何，我认为这都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态”的一种情况。 高市与日本内阁修正7日谈话 在这段话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后，在11月26日举行的高市内阁成立后的首次党首讨论上，立宪民主党的野田佳彦代表再次就与“台湾有事”相关的存立危机事态判断问题向高市首相询问其见解的真意。对此，高市首相表示：“关于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以及什么样的事态会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政府会根据实际发生事态的个别具体情况，综合所有信息作出判断。这一点我已多次答辩说明。”她强调说：“日本政府的统一见解正如我刚才反复所答，仅此而已，不多也不少。” 她还表示：“根据《旧金山和约》，我国已经放弃了所有与台湾有关的权利和权能，因此我们并不处于可以认定或界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我只是就被问到的内容，在能说的范围内作了答辩。” 她还指出：“当时提问者将问题限定在台湾有事，并提及海上封锁”。她解释说：“我本来也不想提及太具体的事情，但因为是预算委员会，如果只是重复政府以往的答辩，预算委员会审议甚至有可能被迫中断。毕竟国会议员们都是全国民众的代表，他们提出了具体的实例来提问，我也只能在该范围内尽可能诚实地回答。” 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在11月13日提出了“有关存立危机事态的质询书”，质询政府是否仍维持以往对“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标准和对具体情形的解释。 日本政府在11月25日通过了一项内阁答辩书，回答齐藤铁夫的质询。答辩书明确写道，“完全维持政府的既有见解，并不认为有必要进行修订或重新检讨”。 答辩书还指出：“什么样的情势属于存立危机事态，需根据当时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各种信息后作出客观且合理的判断。（首相的）答辩也是在阐述这一宗旨。” 此外，对于“以具体案例作答，是否可能引发国民及周边国家地区的误解”这一质询，答辩书未直接回应，但强调：“我们已多次明确说明并未改变政府一贯的见解。” 由此可见，通过政府的内阁决定，已经撤回了高市首相将“存立危机事态”与台湾语境直接挂钩的表述，回到了以往“根据当时具体情况”判断，对没有发生的事情不做超前的假定性预设的一贯立场，也可以说是包括高市本人在内的内阁，收回了假定性预设性解释，有一种对于没发生的事态，将是“说一字即不中”的逻辑意味。 首相发言与内阁决定的关系 作为内阁首长，首相会就外交、防卫、经济政策等阐述方向性，但其发言要取得法律与政治的约束力和承传效应，需要通过“内阁决定”，所谓“内阁决定”，是指以整个内阁名义正式决定政府方针的程序，需要所有阁僚一致同意。如果首相的发言与既有的内阁决定出现矛盾，政府会强调“政府一贯的见解”，没通过“内阁决定”的首相谈话，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承传效应。 比如有关日本首相的战后谈话，就是指首相就国家重要事项发表的官方见解，经过内阁会议决定后公布。首次通过内阁决议做出的首相战后谈话，是时任首相的社会党的村山富市1995年发表的谈话，以后在逢十的节点，都会发表围绕二战的官方“首相谈话”，也就是经过内阁成员每人都签字的代表政府意志的首相谈话，这里包括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的谈话、2005年小泉纯一郎首相谈话（均在终战纪念日的8月15日发表）、2015年安倍晋三首相谈话（在8月14日发表）。这些谈话在战后50年、60年、70年的节点上发表，而在今年10月10日，当时的日本首相石破茂发布了题为《值此战后80年之际》的内阁总理大臣感言，虽然他也在首相官邸堂堂正正地以记者会见的形式发表，但与战后50年、60年、70年历任首相发表的“谈话”不同，这次谈话没有通过内阁决议，只不过是首相个人的见解，表达了对二战的“反省”并总结了“教训”，完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承传效应。 如上所述，高市首相7日的国会答辩法不具有政治与法律约束力和承传效应，而后面经过对高市7日答辩修正的“内阁决定”的答辩书，才具有法律与政治的约束力和承传效应，因此可以说日本以“内阁决定”的答辩书的形式，收回了高市早苗11月7日的谈话，她自己本人在11月26日的党首讨论上对此问题的答辩，也可以说是对她11月7日答辩的一种修正，所以野田佳彦表示：“她不再说具体例子了。我理解为这等同于她事实上撤回了此前发言。” 外交应追求“最大公约数” 对此，中国依旧不依不饶，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5日主持例行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日本政府在25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答辩书，称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亡危机事态”的国会答辩“并不意味着改变政府的一贯见解”。中方是否接受日方这一说法？ 毛宁指出：日本官方最近多次提到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或者“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已经明确向日方提出，日方所谓的“一贯立场”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日方能不能完整公开地表述这个“一贯立场”？日方一再重复所谓“立场没有改变”的概念，但是却始终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实际上日方是在刻意回避中方关于收回错误言论的要求，企图蒙混过关。这让国际社会不得不质疑，日本到底有没有反躬自省、纠正错误的诚意和行动。 而这种完全要求高市以道歉的方式“收回错误言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本也有本国的民意，根据《每日新闻》在22、23日实施的民意调查，对于高市早苗首相7日围绕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回答“认为有问题”的占25%，“认为没有问题”的为50%，后者大幅领先。 外交的本质是两国在争执的问题上找到“最大的公约数”，一方让一步，另一方应该接受对方的让步，自己也做一定的让步，由于国情与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不同，也应允许存在“模糊空间”，使双方都有一定的回旋的余地，这是一种重要的外交智慧，而任何制裁，伤及都是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对方民众的感情，只有及时互相让步，才能避免长期的僵持所造成的“战术的互损”，从而回归“战略的互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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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4 NOV

    中国怒不可遏：高市首相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与历任首相有什么不同？

    在11月7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的答辩，引发将台湾视为“核心利益”的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弹，除了外交途径的抗议外，还采取了阻止中国人访日、留学、日本赴华航班大量削减、停止刚刚解禁的日本水产品进口、停止多项政府与民间的交流等反制措施，并强烈要求高市撤回此次答辩，而日本和高市本人，都坚持高市首相的发言“没有改变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是按照历来的政府的一贯见解进行的答辩”，拒绝撤回答辩，那么，高市的答辩是否和日本政府历来有关此问题的答辩一致呢？ 日本有关“存立危机事态”的法律 高市引起轩然大波的答辩主要是下面这段话：“比方说，如果为了将台湾完全置于中国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而采取某种手段——如果使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话，无论如何这都有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态’的一种情况。” 历届日本政府都曾认为，参与同盟国的战争、动用武力属于行使集体自卫权，是违反宪法的。因此，日本只能在“我国遭受急迫不正侵害”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 然而，第二次安倍政府在2014年7月的内阁会议上修改了法律解释，2015年强行通过的安保法制中纳入了“存立危机事态法”，事实上使违宪的行使集体自卫权成为可能。第二次安倍内阁在2014年7月1日通过内阁会议决定了日本政府在行使自卫权（武力行使）时必须满足的条件。这一决定也被简称为“新三要件”。 内容如下： 1.            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或者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并因此导致日本的存立受到威胁，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面临从根本上被颠覆的明显危险； 2.            为排除这种危险、维护日本的存立和保护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 3.            武力行使必须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之内。 2015年9月19日，正式成立的《有关武力攻击事态等情况下为保护国民而采取措施的法律》里面，出现了关于可以发动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的解释，就是“对与我国关系密切的其他国家发生武力攻击，由此使我国的存立受到威胁，并出现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有被从根本上推翻的明显危险的情形。”在这种事态下，日本可以行使集团自卫权，行使武力。 基于东海紧张局势，该法也旨在消除美国方面的担忧。防卫省高层指出，“这是提高日美同盟实效性的重要法律”，这里所谓的“他国”，实质上是指美国。 历代日本政府有关“存立危机事态”法律的解释 历届政府至今在认定“存立危机事态法”，一直坚持“必须根据实际发生事态的个别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采取与台湾有事不直接挂钩的“模糊路线”，安倍晋三首相在国会审议一般主张要根据各个个案具体分析，在2015年7月3日举行的有关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上，安倍首相就“存立危机事态”以及以武力保护他国的集体自卫权表示，如果无法判断“日本的国家存立受到威胁，国民的生命与权利从根基被颠覆的明确危险”并不存在，那么就有可能做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决定。 他以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公海上攻击美国军舰的事例为例，指出“即使对方口头上说不攻击日本，也完全可能隐藏意图并准备发动攻击”。因此，他在答辩中指出，关于能否认定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关键在于如何判断‘不存在明确危险’”，这凸显出存立危机事态的认定实质上取决于政府的裁量。 2017年，时任防卫相的小野寺五典提到，若朝鲜向美国领土关岛发射导弹，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2021年4月20日，菅义伟在参议院全体会议就此前访美行程发表国会报告，针对联合声明提及台湾问题，日本共产党籍议员赤岭政贤对菅义伟质问：“日本会跟随美国的对华军事战略，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吗？”菅义伟表示：“完全没有军事介入的考虑。” 在2024年2月2日参议院正式会议上，岸田文雄首相〔当时〕在回答关于台湾有事与“存立危机事态”的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哪些情况符合存立危机事态，需要根据具体情形综合各种信息作出判断，因此难以一概而论。” 石破茂前首相在11月13日参加的一档广播节目中，对高市早苗首相在国会答辩中所说的“使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一事表示不满。他批评说：“在台湾问题上，由政府断定‘这种情况下就是这样’等，是历届政府一直避免的。” 包括安倍晋三，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在内，历代首相一直坚持基本立场——“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采取“模糊战略”，正是为了避免政府公开刺激中国，而高市早苗这种说法，无论从那个角度分析，按照上面的文脉，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北京政府武力攻击台湾，就有可能构成日本“存立危机事态”，构成了 “存立危机事态”，日本就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就是可以武力介入。” 为什么高市早苗将“存立危机事态”与大陆攻台直接挂钩？ 那么为什么高市早苗在这里把大陆武力进攻台湾和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直接挂钩呢？ 首先，这是她的一贯主张，她一贯表示自己继承了安倍晋三的路线，而她这次在自民党总裁选中胜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自民党大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支援，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种说法，起缘于麻生太郎和安倍晋三，这次发言，可能体现了她立志继承安倍遗志及在台湾问题上向麻生示好的意图。 2021年7月5日，日本东京的一次演讲中，时任副总理的麻生太郎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武统台湾、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他说“如果（在台湾）发生大问题，完全有可能与（日本）“存立危机事态”有关。那样的话，日本和美国必须共同保卫台湾 。” 2021年12月1日，时任自民党籍日本众议院议员、前首相安倍晋三接受台湾国策研究院邀请，就“新时代台日关系”发表视讯演说时指出，“日本无法容许发生台湾遭武力侵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可以说是等同日美同盟有事，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绝对不能误判。而军事冒险行动等同走向经济自杀。世界有必要认识台湾已是成熟民主国家。”当天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就安倍晋三的言论提出交涉。垂秀夫在会见时表示“中方有必要理解，在日本国内存在这样的观点”。12月2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日方不同意中方的处理方式（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因为安倍晋三已经不再是政府官员。 而高市早苗在2021年12月2日，也就是安倍做出上述发言的第二天，在自己的X曾引用安倍晋三前首相的话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的有事。这是理所当然的。”并补充说：“今天白天我的演讲中，也引用了这句话。”高市早苗在今年9月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也曾发言称“台湾有事无疑就是日本有事”， 而安倍在担任首相和不担任首相时的说法往往截然不同，转换得很快，灵活自在，他在担任首相时不会说这种话，高市早苗与安倍学，但是没有学会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她在11月7日的答辩时没有按照官僚事先准备好的提纲答辩。日本的内阁在议会的答辩时一般都是质询者首先将要质询的问题提出，然后由政府专业人士写好回答内容，再在议会上由首相或阁僚等答辩。7日当天提出质询的，是自民党6人、立宪民主党6人。众院议院运营委员会的执政党首席干事村井英树（自民）确认，所有质询通告均在6日中午前提交完毕。 高市阅读大量答辩书并用红笔修改，由秘书官仔细检视完成后的版本，最终带着定稿参加从上午9点开始的委员会审议。 而引出高市首相的上述的答辩内容的，是原外相、日本立宪民主党议员冈田克也的质询，他在事先通告中包含如下内容：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高市曾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发表意见称，这可能构成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对此现今如何看待？ 事务方准备的答辩内容，是从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倍政权到石破政权为止所一贯坚持的方针，也就是说，避免用“台湾有事”作为例子来直接说明“存立危机事态”。当然，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 然而，高市对官僚草拟的“必须根据实际发生的具体情况，综合全体信息判断”这种标准答案并不满意。她加入自己的意见修改了答辩，并这样回应： 例如为了解除海上封锁，美国军队前来支援，而为阻止其行动可能爆发某种武力冲突，这种情况可以设想。 “比方说，如果为了将台湾完全置于中国北京政府的控制之下，而采取某种手段——如果使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话，无论如何这都有可能成为‘存立危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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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7 NOV

    为什么高市早苗在日本会得到高支持率？

    高市早苗在11月7日的国会中答辩称，如果中国对台湾实施海上封锁，自卫队可能会以“存立危机事态”的名义行使集体自卫权。这一发言引发了广泛的震动和国内外的批评。所谓“存立危机事态”，是2015年通过修改宪法解释后，由新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所设立的概念，其内容是：即便日本未直接遭受攻击，只要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而该事态导致日本的存立受到威胁、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遭到根本破坏的明显危险，即可被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在此情形下，自卫队可行使武力，但必须极其谨慎地判断。 在过去政府和首相说明中，“存立危机事态”的例子包括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若被封锁导致原油中断等，但从未明确提及台湾有事。历任首相在被国会问及台湾有事与“存立危机事态”的关系时，一般回答“需根据具体情况和综合信息判断，无法一概而论”，也会说“对于没有发生的假定的事情无法回答”，那么高市为什么一定要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呢？日本一些媒体认为，一般的首相答辩，都以各省厅的事务性官僚准备好的资料为准，作为政府见解回答，但是高市以民众的高支持率为背景，会自作主张，在原有的资料上加进自己的看法。 而高市内阁的支持率确实很高。 在高市政权10月21日起步以后，共同通信社于10月21日、22日两天，因高市内阁成立而实施了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内阁支持率为 64.4%，在内阁成立之初的支持率中，超过了石破内阁的 50.7% 和岸田内阁的 55.7%。高市内阁的不支持率为 23.2%。石破内阁在最近9月的支持率为 34.5%，不支持率为 51.4%，对自民党而言，呈现出首相更替所带来的效果。其支持率仅略低于菅义伟内阁成立时的 66.4%。整合多家媒体（朝日、产经、每日、日经、共同、读卖等）10月调查结果后发现，高市内阁支持率处于约 64%～75% 的较高水准，而在高市早苗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并参加东盟相关领导人会议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后， JNN 在11月1日、2日进行的调查显示，支持率达 82.0%。与2001年以来历史上的历届内阁进行比较，在政权成立初期的支持率中，此数据为第二高，仅次于小泉内阁的 88.0%。 那么为什么高市早苗内阁会有这么高的支持率呢？ 1、首位女性首相的诞生带来的新鲜感推升了支持率。高市早苗是日本宪政史上首位女首相，以往的首相都是男性“大叔”或“老爷爷”，一种打破成规的新鲜感和跃动感，带来了选民的兴奋，并寄希望在男权社会倾向严重的日本成为推动女性活跃的契机，共同通信社对此表示“欢迎”及“倾向于欢迎”的合计比例达到 76.5%。 2、政权交替后的“新内阁蜜月期” 由于高市在10月21日就任首相，属于“政治蜜月效应”期。初期支持率极高，使得其强硬发言在媒体上更容易被视为“获得民意支持的体现”。 3、年轻群体（特别是 18～29岁）的强烈支持 有报道指出年轻世代对其支持度显著，这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新内阁的期待。 4、对经济政策（特别是物价高涨对策）抱有强烈期待 作为内阁支持理由，FNN10月25日-26日的调查显示，其中“期待政策”占 38.1%，属于最主要的支持因素。 5、公明党退出联合政权引发正面评价。许多人认为公明党退出联合政权是“好事”，因此对联合重组及较为强硬的政策路线给予一定支持。共同通信社于10月21日、22日调查显示，对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成立联合政权表示“好”及“较倾向好”的合计为 64.4%。对公明党退出与自民联合政权的判断，“高度评价其举动”的比例为 66.2%。 6、和石破茂政权的拖沓感与士气不振相比，高市政权显得充满活力。去年石破内阁成立时，在阁僚的合影照片中，包括石破本人，个别阁僚的服装显得松垮、邋遢，被世人嘲讽为“邋遢内阁”，而高市本人和内阁成员显得比较干练、能干，这种印象的对比也提高了高市内阁的支持率。 综上所述，高市的高支持率是性别突破、政权更替效应、青年支持、经济期待、政党重组与形象反差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以诠释她为何敢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直接和冒险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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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NOV

    为什么中国一反常态强烈抗议日台在APEC峰会会谈？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11月1日，在APEC首脑峰会期间，与台湾总统特使、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义会谈，为此中国外交部官网11月1日晚间发布题为《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领导人APEC会议期间涉台错误言行答记者问》的新闻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日本领导人执意在APEC会议期间与“中国台湾当局人员”会面，在网络社群平台高调炒作，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讯号，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为此，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11月4日的记者会上，就中国政府对高市早苗首相与台湾林信义会谈一事提出抗议表示：“过去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首脑会议的场合，也多次举行过类似会谈。对于中方的交涉，我们向中方解释了日本的立场并进行了反驳。”他同时强调：“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任何改变。” 在以往的APEC首脑会议期间，日本方面也多次与台湾代表会谈。2015年，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于11月19日上午在菲律宾马尼拉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双边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了广泛的意见交流。2017年11月，APEC首脑会议在越南岘港举办，台湾代表宋楚瑜在回国前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30分钟会谈，交谈经贸。安倍也表示，台湾是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乐于持续与台紧密互动。林信义作为台湾的APEC首脑会议代表，去年11月16日也曾与当时的日本首相石破茂会谈，但是中方都没有提出“强烈抗议”，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自第二次安倍晋三内阁时期起，日本方面已将与台湾APEC代表在会议期间接触、会谈的做法常态化，并自2015年起公开这一安排。 以往中方对此均未使用“强烈抗议”措辞，这是自日台APEC接触常态化以来，中方首次使用“强烈抗议”这个字眼。 “强烈抗议”这一表述，在2013年12月针对当时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一事的抗议中曾被使用过，可以说体现了中国“愤怒的程度”相对较高。 那么，中国为什么对高市早苗提高了调门，“强烈抗议”呢？ 首先，高市早苗是倾向于亲台反华的，围绕“台湾有事”问题，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曾表示：“日本政府极有可能判断这是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即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情形）。”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年9月宣布参加党总裁选举时，也曾发言称“台湾有事无疑就是日本有事”。 在11月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针对可能引发美中冲突的“台湾有事”，有人询问高市首相，日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的具体情形，对此，高市答辩说：“如果动用战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话，无论怎么判断，这种情况都有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历代日本首相一直避免明确表态，而高市早苗此次是首次明确指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其实是表明如果大陆用武力进攻台湾，美国驰援，日本就会参战。 第二，中国政府对高市在与林信义会谈的事情上“高调炒作”不满。高市早苗10月31日在APEC峰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里与林信义寒暄，并在X账号发布了一张两人握手的照片，称林信义为“总统府资政”；11月1日又发布了与林信义会谈的消息及与林信义握手的照片，并配文道：“11月1日，我会见了代表台湾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的林信义先生。希望日台之间的务实合作能够进一步深化。” 中国外交部官网11月1日晚间发布题为《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本领导人APEC会议期间涉台错误言行答记者问》的新闻稿，新闻稿写道： 问：10月31日、11月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连续发布两条APEC会议期间与中国台湾当局人员会面消息，配发有关照片，并称对方为台“总统府资政”。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日本领导人执意在APEC会议期间与中国台湾当局人员会面，在网络社交平台高调炒作，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台独”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性质和影响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日方基本信义，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台湾光复80周年。日本曾长期殖民台湾，在台湾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严重历史罪责，理应更加谨言慎行。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和迄今承诺，反思纠错，切实采取措施消除负面影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将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表态落到实处。 中方可能认为这种公开行为具有“事实上的官方承认”意味。 其实高市早苗也并非仅仅对与台湾林信义的会谈“高调炒作”，她在10月31日与习近平会谈前后，也曾在X两次发帖子，并附上她和习近平的合影。在第一个帖子中，她写到：“在2025年10月31日APEC首脑会议召开前，我在休息室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互致问候。”并附上和习近平的握手的照片；第二次发帖子时她写道：“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我指出，正因为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意见分歧，我们才更应当直接而坦率地进行对话。在传达各种悬案的同时，我们也就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今后我将继续与习近平主席保持充分的对话，为日本公民的安全以及地区的和平而努力。”她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发帖，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民党政权开始重视社交媒体。在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大败，而重视社交媒体，积极在社交媒体发表信息的新兴政党参政党和国民民主党席位大增，夺走了自民党的不少席位，因此高市内阁开始重视社交媒体，她和高市内阁的一些阁僚，开始频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 总之，目前中国对在历史问题上右倾，在台湾问题大幅向台湾倾斜的高市内阁充满警惕，加强了牵制和警告的力度。中国此次罕见以“强烈抗议”措辞回应，不仅针对日台接触本身，更意在对高市内阁发出政治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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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NOV

    为什么美国与不生产稀土的日本签订稀土战略协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当地时间10月28日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后，签署了关于确保重要矿物及稀土（稀有土类）供应的协议文件。 两国领导人同意“支持对日美两国国内产业极为重要的原材料及加工后的重要矿物和稀土的供应”。这一协议旨在通过日美合作来保障供应，动员政府与公共部门及民间产业，加强对相关资源的开采、加工与投资。 重要矿物特别是稀土被广泛应用于从智能手机到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是现代制造业的关键基础，应用于飞机、机器人、手机、空调、军工等多种领域，是使用电力和磁力旋转的电动机的核心材料。 目前，中国几乎垄断了全球的稀土资源，产量占全世界的69%，精炼能力占91%，并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中将其作为战略武器，使美国限制高技术等对华出口，遏制中国发展的对华战略无法展开。9月中美马德里经贸会谈后，美方持续新增出台一系列对华限制措施，将多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和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通过穿透性规则扩大受管制企业范围，影响中方数千家企业。为此中国在10月9日，发布了关于稀土等相关物项的出口管制措施，美国着了慌，特朗普跑到马来西亚，与其说是参加APEC会议，不如说主要是去见习近平，双方让步，中国同意暂缓执行近期出台的部分关键矿产出口限制措施。 目前美国正尝试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以摆脱来自中国的稀土等供应受限的局面。 美国与一些国家签订了稀土协定，此次亚洲之行就与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签订旨在加强以稀土为主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的协议，而一些与美国签约的国家，现在确实可以生产稀土。 1、澳大利亚 • 澳大利亚与美国10月27日签订了一项价值约 85 亿美元的关键矿产协议，包括稀土。 澳大利亚确实是拥有丰富稀土资源和矿山的国家，在其境内有稀土产业，有“生产/埋藏”稀土的资源，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2.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大量稀土资源或潜在资源。马来西亚政府估计其拥有约160万吨以上的非放射性稀土元素储量， 其加工能力、开采技术或产业化程度正在发展，产量较高。 3、泰国 特朗普与马来西亚签署稀土谅解备忘录（MOU）。泰国确有稀土元素出露点、地质潜力和生产能力。泰国位列全球稀土产量第6大国，去年，泰国的总产量接近1.3万吨，较2023年增长261%，较2018年增13倍。 而日本本身并不生产稀土，但为什么美国仍与其签署了确保稀土等矿物的供应的协议呢？ 日本虽然在现在不生产稀土，但近年日本提升了探测海底的技术，2011年发现太平洋近海10至70米厚的稀土泥，比中国稀土矿浓度高2至5倍；2013年又在东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Z）的南鸟岛附近海底发现高于中国稀土矿浓度20倍的稀土泥，这是一种新一代清洁资源。根据日本每日新闻社的《每日论坛》2011年8月11日报道，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曾在英国《自然》杂志的姊妹刊上发表论文，指出太平洋海底存在大量含稀土的泥层，其储量相当于陆地的800倍。日本是世界第四大海洋国，迄今发现的海底400至600米的稀土泥，据称可供日本千年需求。日本政府试算，开采海底千米以下的资源成本高于利益，但500米前后的海底资源即使使用现有技术仍有利可图。 当时，日本媒体曾以“有望解决资源问题”进行大幅报道，但由于技术限制，要将海底资源商业化仍十分困难。日本计划继续在南鸟岛周边及包括EEZ以外的西北太平洋广域进行调查，以掌握稀土泥与锰结核的分布和品位数据，为未来国际社会允许公海资源开发时，尽早获取优质矿区做准备。 同时，日本还计划利用此次调查采集的样本进行选矿、冶炼、分离、精制及残渣处理等实证实验，构建由“海洋立国日本”主导的以海洋为起点的新型稀土与电池金属供应链。美国可能看中日本虽然还没有开发出来，但是充满了潜力的稀土埋藏资源。 2010年9月下旬，中国的稀土出口出现停滞，理由被称为“海关手续严格化”，但在此之前的9月7日，中国渔船曾在钓鱼岛附近与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发生碰撞，日本方面迟迟不释放中方人员，引起了外交上的严重冲突。经过日方与中方的反复交涉，两个月后出口停滞才得以解除，但此期间日本产业界为确保稀土供应四处奔走，市场价格也一度暴涨，引发混乱。这以后，日本采取如下措施对应这种危机： ① 海外资源的确保 • 与拥有重要稀有金属的资源国在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振兴等方面加强合作。 • 通过独立行政法人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日本贸易保险（NEXI）、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协作，提供风险资金支持。 • 对日本海域的海底热液矿床等资源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与利用。 2011年，日本大型商社双日公司与独立行政法人能源・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共同出资成立了日澳稀土株式会社（JARE），并通过该公司向澳大利亚莱纳斯公司（Lynas）投资约200亿日元。通过这一举措，使稀土年产最高9000吨，可满足国内需求约三成的轻稀土供应得到了可预期的保障。 ② 回收利用（循环利用） • 开发重要稀有金属的回收技术。 • 构建回收系统，或利用现有系统促进废旧产品的回收。 • 推进便于回收的环保设计的引入。 ③ 替代材料的开发 • 推进重要稀有金属替代材料的研发等举措。 • 利用纳米技术等日本最先进技术加强相关研发工作。 • 整备产业合作体系与研发基地，切实推进研究。 ④ 储备（战略储备） • 灵活地增加或释放储备量。 • 推进对有储备必要的重要稀有金属实施战略储备。 日本政府还投入约1000亿日元的追加预算，通过JOGMEC进行海外矿山投资与国内产业支援。产业界则推进磁性材料技术革新与替代材料开发，使稀土消费量本身减少了一半。 这场2010年的中国对日稀土禁运危机促使日本制定了以“供应来源多样化、替代技术研发、战略储备与资源回收”为核心的国家战略，使对中国稀土的依存度从约90%降至约60%。 由于日本海底稀土的埋藏量展示的稀土生产的潜在能力及稀土的再利用、替代材料的开发和海外资源的确保的一条龙稀土“组合拳”战略体系,使日本在稀土回收技术、部分高附加值特定稀土金属生产技术上占优势，同时将来也很可以会生产出大量的稀土，这使美国对日本在战略物资的确保上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和成果刮目相看，日本不仅能成为关键技术与供应链安全的合作伙伴，也可能在未来成为新的稀土供应中心。对美国而言，与日本签订稀土协议，不只是“确保资源”，更是“确保盟友的科技与战略优势”，以共同构筑摆脱对中国依赖的全球稀土安全体系，因此与日本签订了确保重要矿物及稀土（稀有土类）供应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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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7 OCT

    特朗普访日 日美首脑会谈将谈些什么？

    日本外务省于10月22日宣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10月27日至29日以“官方实务访问宾客”身份访问日本。在停留期间，天皇将会见特朗普总统，并定于在10月28日与高市举行日美首脑会谈。而高市早苗是没有外交经验，也未在自民党内担任过涉外要职的首相，她将怎样展开与特朗普的首脑会谈，并会涉及那些话题呢？ 首先，特朗普在外交上，非常重视首脑之间的个人相互信赖关系，因此高市早苗首相希望在对美关系上以与特朗普建立亲密关系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为榜样，以自己是安倍路线“继承人”的姿态，重温特朗普和安倍晋三的友谊。高市早苗在10月1日给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投稿中写道，日美是“最为紧密的伙伴”，这种关系“延续自安倍前首相与特朗普总统之间的纽带”。她在记者会上提到的“让日本外交在世界舞台中心再次绽放”，这也是借用了安倍过往著作中的表达。高市有意突出“安倍印记”，以此赢得信任。 据相关人士透露，高市首相正协调向特朗普总统赠送2017年特朗普与安倍等人打高尔夫时，职业高尔夫球手松山英树所使用并签名的高尔夫球包，以及使用石川县金泽市金箔制成的高尔夫球。此外，她还在考虑根据安倍昭惠女士的意愿，赠送安倍生前使用过的高尔夫球杆。高市希望继承安倍通过打高尔夫球等与特朗普建立的信任关系。 第二就是日美间的贸易问题。特朗普在10月20日对记者表示：“我们与日本达成了非常公平的贸易协议。”他将日本作为纠正对美“非公平贸易惯例”的一个例子。预计在这次访日及日美首脑会谈中，他将再次宣称，日本以降低关税为交换，承诺约5500亿美元（约83万亿日元）的对美投资，这是他的重要“政绩”，而日美两国政府正协调，在27日至29日特朗普访日期间，制定一份联合文件，确认双方将切实履行此前就关税谈判达成的共识。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预计将在28日与高市早苗首相举行会谈，双方正协调举行两国首脑签署日美贸易协议的仪式。 日美两国政府已于9月4日发表了关于关税谈判的联合声明，并公布了日本对美投资的备忘录。有关日本向美国进行5500亿美元（约81万亿日元）投资，据称在日美间的投资回报分配比例为1比9，美国取得90%的利益。高市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曾表示，如果前政权（石破内阁）达成的日美关税与投资协议不符合日本利益，就应在日美磋商中“明确提出”，而日本对美国的投资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次日美关税达成协议，美国答应下调关税，是由于日本答应对美国进行5500亿美元的投资，美国宣称，这5500亿投资得到的利益，有90%归美国，而关于总额为5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计划，负责谈判的原日本经济再生大臣，现日本经产大臣赤泽亮正在7月26日的NHK电视节目中表示，在这5500亿美元中，日本方面的出资比例大约为1～2%，其余部分将由日本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以贷款或贷款担保方式提供。所谓“美方将获得90%的利益”，是指出资这一部分。关于由出资带来的收益分配问题，虽然日本最初提出的是5:5，但最终采用了特朗普坚持的1:9分配方案。对此，赤泽强调：“我们因利益分配改变而失去的最多也不过是几百亿日元的‘尾数’，但通过关税下调所避免的损失可能高达10万亿日元。” 而美方的说法却大相径庭，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5日在接受 CNBC电话采访时，就日美达成的日本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一事解释称：“这就像棒球选手收到的签约奖金一样”。他强调说：“那是我们的资金，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资。” 而赤泽亮正在10月1日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在5500亿美元中，只有1到2%属于实际投资，其余则为贷款及贷款担保。他还表示：华府“并不特别在意投资、贷款与担保之间的差异”。 他告诉媒体：“我不认为双方有任何歧见。为避免产生歧见，美方提出备忘录，日本也作出回应，最后双方签署了这份文件。”不过，虽然日美政府签署的备忘录并未明确要求立即付款，而是表示这笔资金将“不定期”支付，但是备忘录同时规定，华府一旦选定投资项目后，东京必须在45天内提供所需资金，否则可能面临更高关税。 据悉，日本方面正在按照赤泽的思路进行协调，计划在10月28日举行的高市早苗新首相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首脑会谈上，向美方提出多项对美投资与融资项目候选方案，同时传达日本将购买美国大豆、液化天然气（LNG）以及福特汽车等美国产品的意向。 但是赤泽的说法和把这笔投资看作“像棒球选手收到的签约奖金一样”的特朗普之间存在分歧，在这次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本方面能否把特朗普“绕”进日本的想法中是一个重大看点。 第三个问题是，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认为，为了不让美军流血，日本需大量购买美制武器，这是美国的关键利益所在。他常说“日美安保是不平等的”，但日美安保的实质是日本提供土地，与美国共同维护东亚的稳定。安倍前首相和石破茂前首相多次向他解释这一点，但他始终没有理解，或者装作不懂。这种反复强调己见，不理会对法解释的谈判方式，正是“特朗普式外交手法”，美国国防部也表示，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盟国“有必要将防卫费提高到GDP的5%”。而高市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防卫费增额到GDP的2%的目标将“提前两年，在本年度内采取措施实现”。日本政府在2022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规定，至2027年度的五年间，防卫费总额为43万亿日元，并以每年约1万亿日元的速度逐步增加，最终将防卫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而高市早苗将这一目标将提前，可能也算给特朗普的一个“见面礼”，但是特朗普是否会提出更高的目标，比如像欧洲那样，设立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5%的目标，不得而知。这也是日美首脑会谈的一个看点。 第四、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于15日透露，他在会见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当时）时，表达了特朗普政府希望日本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期待。而当记者向加藤询问，贝森特是否敦促日本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时，加藤表示，日本将根据“为实现公正的乌克兰和平而与七国集团（G7）协同行动”的基本原则，尽其所能采取行动，不知在目前莫斯科不接受特兰普的停战倡议的情况下，特朗普在这次访日中是否会提及这个话题。　 第五、特朗普则计划于30日访问韩国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议议题预计将包括稀土出口管制及台湾局势等安全保障问题，他希望以与高市政权的密切关系为基础，在与习近平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在谈判也会涉及这些问题。 第六，将重新确认实现“自由开放的-太平洋”理念，此理念是2016年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倡议，是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四边安全对话所特别强调的目标，其中有建立“中国包围网”的意味。高市早苗在10月25日与特朗普的电话会谈中表示，日本对于美国的对华战略及印太战略都是重要的国家。她表示，希望双方共同推进“自由开放的-太平洋”理念，而这次首脑会谈将在讨论这一环节时，确认宣扬“美国第一主义”的特朗普，是否还对这一理念感兴趣，并促进美国深度介入亚洲问题。 另外，高市早苗于25日为在东京都内举行的日美政府官员会议送去致辞，其中强调即将于27日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访日，是“加深两国首脑互信关系、进一步将同盟关系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契机”。在致辞中，他提及日益严峻的日本安全保障环境，指出强化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她表示，在预定于28日举行的与特朗普总统的首脑会谈中，除讨论印太地区的课题外，还将就中东与乌克兰局势进行协商，并表达 “通过坦率的意见交换进一步加深合作”的意愿。 而据白宫相关人士24日透露，日美两国正在协调的计划显示，特朗普总统将于28日与高市早苗首相会谈后，共乘美国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Marine One）”从东京都内的美军直升机场前往海军横须贺基地，共同视察以横须贺基地为据点的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外国首脑与美国总统共同搭乘“海军陆战队一号”极为罕见，此举将成为展示日美同盟牢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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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20 OCT

    为什么日本出现迟迟选不出新首相的混乱局面？

    高市早苗虽然在10月4日就任自民党总裁，但由于指名新首相的临时国会召开被推迟，导致“总裁与总理分离”的现象，通常这种情况只持续几天，而这次却超过两周，实属罕见。 日本政府与执政党方面正调整10月21日召开临时国会和进行首相指名选举的日程，比原定的15日大幅推迟。从高市早苗4日当选自民党总裁起，到石破茂首相的继任者确定为止，至少有17天时间是首相与总裁为不同的人的“总总分离”局面。 所谓首相指名选举，是在众参两院举行的，用以选出首相（总理大臣）的程序，也称为“首班指名选举”。根据宪法第67条规定，首相须从国会议员中选出。选举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在选票上写明投票人及被指名人，得票超过半数者当选。如无人过半，则由得票前两名的候选人进行决选，得票多者被指名为首相。如果众院与参院结果不同，将召开两院协商会；若仍无法统一意见，则以众院结果为优先。 此次国会召集延迟的最大原因在于，自民、公明两党一直未就首相指名选举及国会合作等事宜达成新的联合政权协议。去年石破首相在党总裁选举三天后，即于9月30日与当时的公明党代表石井启一顺利签署联合执政协议，石破茂遂于翌日10月1日被选举为首相。 高市在总裁当选三天后的10月7日也与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正式会谈，但由于公明党要求将“强化企业与团体政治献金的监管”作为联合执政前提，而自民党内部对此强烈反对，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公明党之所以态度强硬，也与其对自民党新的高层人事的不满有关。副总裁麻生太郎与代理干事长萩生田光一等人都被认为与公明关系不睦，而萩生田光一是自民党黑金事件的中心人物之一，曾受过停止党内职务一年的处分，其政治秘书因此案遭略式起诉并受到罚款30万日元、停止公民权三年的刑事处分，高市对他的任用使公明党十分不满。 按惯例，政府应在国会召集一周前通知众参两院的议院运营委员会理事会。政府和执政党原计划在7日达成联合协议后，于8日通报并在15日召集国会。但由于7日的自公党首会谈破裂，只得改为“10日通报－17日召集”。第二次会谈原定10日举行，当时前景依旧不明。即使达成协议，也难以在当天完成程序并通报召集日期。 而2025年10月10日，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宣布退出与自民党的联合政权。包括曾经的在野三年在内，自1999年起持续26年的合作关系宣告终结。这样，原本执政党在众参两院中都失去过半席位，成为“少数执政党”，但是依仗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在第一轮首相选举中，即使不能马上选上，需要与在野党决战，但是在决选中可以依靠相对多数取胜，但是如果公明党推出联合执政，相对多数也可能失去，因此急得高市早苗和自民党高层如热锅上的蚂蚁，首相指明选举的日期更是无法确定。 实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公明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高举“清廉政治”的旗帜，但是从2023年开始发酵的自民党黑金事件不仅重创自民党，也重创与其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自民党已成为一个有犯罪行为，其人员和组织遭到检方搜查，一些人遭到公判和刑罚的政党，虽然公明党面对自民党“政治与金钱”丑闻，勉力维持联合政权，但是在去年的众议院选举、今年的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和参议院选举中屡遭惨败，2024年受自民党“黑金丑闻”波及，当时公明党代表（党首）石井启一落选，党面临存亡危机，最终不得不做出“退出联合”的重大决定。公明党主张严格限制企业与团体的政治献金，这一立场与高市的政治信条明显不符。公明方面提议将企业团体献金对象限定为政党总部及都道府县级组织，但自民党以“会妨碍地方支部活动”没有同意。在10日的党首会谈中，高市虽表示“让我带回党内讨论”，但公明党已不再接受。 另外，在外交方面，公明党称自己为“和平政党”，立场偏向自由主义，重视历史认知及与中国的关系，反对首相等公职人员参拜靖国神社。 1968年9月8日，在创价学会第11届学生部大会上，公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发表演讲，提出为解决日中关系问题的三项建议：（1）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邦交正常化；（2）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3）推动日中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发展。1971年6月，公明党代表团首次访华，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代表团。1972年7月，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后，公明党再次访华，与周恩来进行了多次会谈，为9月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及日中邦交正常化共同声明的发表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公明党是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重要功臣。 但是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是明显的反中亲台，在历史认识上美化侵略战争，一直持续参拜靖国神社，在去年的总裁选举中说当上首相后也会参拜靖国神社，这与公明党的立党原则针锋相对。 公明党还强调，不应以情绪化方式排斥外国人，而应营造日本人与外国人相互尊重、共同生活的社会环境。希望努力建设一个让人安心的、有秩序的“多元共生社会”，但是现在日本社会在特朗普“美国第一主义”的影响下，有的政党提出了“日本人第一”的口号，而且这些右倾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席位大增，高市早苗为了当选总裁也趋之若鹜，在选举辩论中拿外国人说事，大炒未经过证实的所谓“外国人踢鹿”事件，引起了公明党的极大反感。 两个执政党之间突然生变，联合执政破裂，产生急剧的政党政治重新组合的混乱局面，也使日本首相选举的日期不得不推后，出现较长时间的“总裁与总理分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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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3 OCT

    公明党脱离与自民党联合执政 高市早苗问鼎首相胜算几何？

    10月4日，日本前经济安全保障大臣高市早苗当选自民党总裁。按照惯例，她本应在10月中旬举行的首相指名选举中顺利当选日本第104任首相。然而，10日，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正式通知高市，自1999年以来持续26年的自公联合将走向终结。随着公明党的退出，自民党在众参两院的议席进一步削弱，高市能否顺利登上首相之位，有了很大的变数。 一、公明党退出联合执政的导火索 高市早苗4日当选后去公明党致意，齐藤铁夫向她表达了对继续联合执政的多项担忧，主要包括： •             强化政治献金监管制度 •             靖国神社参拜及历史认知问题 •             外国人与社会“共生”议题 在后两项上，两党似乎达成部分共识，但在“政治与金钱”的问题上分歧明显，在7日举行的两党会谈中，公明党明确要求，自民党应“完全接受”由公明党与国民民主党于今年3月共同提出的方案——将政治献金的接收对象限定为政党总部及都道府县组织，以杜绝派阀、议员个人收款问题，从而解决政治资金回流到议员个人的小金库问题，但自民党在10日的会谈中没有给予明确，齐藤遂宣布：联合已失去基础，公明党将退出执政阵营。 二、回顾：自公联盟的起点与终结 自民党与公明党的联盟始于1999年7月。当时，自民党为稳定参议院多数，邀请公明党加入联合政权。尽管公明党曾长期作为在野党与自民党对立，但在“实现中道路线”“确保政治稳定与改革领导力”的旗号下，最终决定参政。此后就是在民主党执政的三年（2009—2012年）外，自公也保持联盟关系，成为日本政治的稳定轴心。 然而，进入2020年代后，双方分歧不断扩大。尤其在“黑金丑闻”、防卫政策右倾化、历史认知问题等方面，公明党内部及其其支援团体创价协会的不安与反弹情绪急剧上升。 三、导致“决裂”的三大主因 （1）黑金丑闻的政治冲击 自民党派阀政治献金问题受到检方搜查，并有人受到刑事宣判，有的还在进行公审。标榜“清廉”“稳健”的公明党深受连累，多次选举均遭惨败，齐藤代表批评：“自民党那种‘事情已经了结’的态度，与国民的感情相去甚远。”这成为分手的直接导火索。 （2）高市新体制的保守偏向 10月7日，高市公布自民党新领导班子，核心成员多来自麻生派与旧安倍派。麻生太郎以对公明党及其支持母体创价学会“反感”著称，曾公开批评公明党高层是“癌症”，这让公明党更加怀疑高市与公明党联合执政的意愿。 （3）高市“先会国民民主党”的信号 在当选总裁后，高市在7日与公明党会谈之前，于5日秘密会晤国民民主党代表玉木雄一郎，而非优先会见长期盟友公明党。此举被视为“抛弃旧友、谋求新盟”，进一步激化了公明党的不信任。 四、公明党退出后的政治版图 日本首相指名选举由众参两院议员投票决定，采取记名投票制。获得半数以上支持者即当选。如无候选人过半，则由得票前两位进行决选，若结果仍相同则抽签决定。若两院结果不同，则以众议院为优先。 目前，自民党在众议院拥有约196席，公明党脱离后，执政阵营议席明显不足，而在野的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日本维新会三党合计约210席。如果三党达成共识、推出统一候选人，在众议院选举中即可压过自民党。 在参议院，自民党仍保持约100席的优势，三党仅有86席。若两院意见分歧，最终仍由众议院结果决定。因此，若在野党联手顺利，自民党确有失守可能。 五、变数：在野党能否“联手一致”？ 问题在于，在野三党理念差异巨大。 立宪民主党倾向自由主义，主张强化社会保障、尊重人权、和外国人共生等； 而国民民主党与日本维新会则属中道保守派，主张强化国防、限制外国人权限等。三者在经济政策、安全保障、修宪立场上分歧明显。 此外，退出自公联盟的公明党代表齐藤铁夫在NHK节目中表明，不考虑在首相指名选举中支持在野党候选人，他说：“我们与自民党长期积累了信赖关系，不可能突然在票上写下在野党党首的名字。”没有排除在决选投票中把票投给高市早苗的可能性。 因此，只要国民民主党与日本维新会有一家在野党不同意合作，即使立宪民主党动员共产党、令和新撰组等小党加入，也难以超过自民党票数，更何况，自民党正加紧游说国民民主党与维新会“加入”执政阵营，他们对此也显得颇为“心动”。 六、高市早苗能否突围？ 在野党能否真正实现“反自民共斗”，以及自民党内部对高市的支持能否稳固，将决定日本下一任首相的人选。这主要要看在首相指名选举前，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与日本维新会三家大在野党是否实现了三家联合的统一意见，如果没有实现，首相还是高市早苗的；如果实现了推出三党统一候选人的联合，那么首相就应该是在野党的，那时自民党剩下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指望公明党在决选投票中把票投给高市早苗，但是这种可能性很低。 从当前议会结构来看，自民党虽陷孤立，却仍是第一大党，三家较大在野党推出统一候选候选人的可能性依旧较低，自民党只要在首相指名选举中维持党内团结，并成功争取部分保守势力支持，高市早苗依然具备成为首相的现实的可能性。换言之，自公分手确实让高市的首相之路波涛汹涌，但她仍是离首相宝座最近的一个人。 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围绕“女性首相”“右倾政治”“旧联盟终结”的风暴，已经为日本政治格局翻开了全新一页，同时也使日本政治进入新的混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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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台东京特约记者介绍日本社会、中日关系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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