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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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期间是以儒家为统治思想。但是在东汉政权瓦解后，儒家作为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魏晋时期文化发展及其迅速的，还有就是对于思想的研讨。魏晋门阀士族为了统治需要从而寻找新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是一种研究老庄的哲学思潮。

2d ago

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

声韵反切之学，在这一时期，也取得突出的成就。从东汉末年起，中土文士受到梵音拼音方法的影响，开始创反切来注字音。孙炎的《尔雅音义》八卷，就是采用反切来注《尔雅》字音的。三国以后，反切更为盛行，高贵乡公不解反切，至当时以为怪异。魏李登《声类》，分所收之字为宫、商、角、微、羽五部。西晋吕静《韵集》六卷，又按宫、商、角、微、羽分卷，并立韵部。齐梁时代，文士追求声律，特别讲究音韵之学。当时周题著《四声切韵》，“字皆有纽，纽有平上去入之异”(《封氏闻见记》卷2)。沈约著《四声韵谱》，一时文士，咸取准则。在北朝，李概撰《音谱》四卷，阳休之撰《韵略》一卷，都很重视声韵之学。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当时讲求声韵之学，“音韵锋出”，著作甚多。但这些著作都杂有方音，“各有土风，递相非笑”，莫衷一是。他认为南朝建业，北朝洛阳，这两处的方言比较近正，因此主张“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来制订一种标准语言。北周末年至隋开皇初年，颜之推、陆法言、萧该、卢思道等九人在长安共同商榷音韵之学，认为“古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又“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他们因此讨“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陆法言《切韵序》》,编制一部标准的韵书。不久陆法言就在以前讨论的基础上，“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并博采众记，费了二十年的时间，于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撰成《切韵》五卷。《切韵》综合古今南北语言，吸取前人韵书长处，奠定汉字音韵学的基础，是一部重要的韵书。从上面的事实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有其独特的成就，后世所遵用的注本，如《周易》王弼注，《左传》杜预集解，《穀梁》范宁集解，《论语》何晏集解，《尔雅》郭璞注，以及字书《玉篇》，韵书《切韵》，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这也说明当时的经学是在继续发展中。南北的学风，本来是略有区别的，所谓“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世说新语·文学篇》)“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因此“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北史·儒林传》)。除了《诗》《礼》南北同遵毛、郑以外，一般来讲，南朝采用魏晋以来的新注多，北朝遵守汉代的旧注多。因为汉代的旧注，比较烦琐，所以要说他们“深芜”、“广博”；因为魏晋的新注，在当时说来，比较有一些新颖的见解，所以说他们“清通”、“约简”。
Oct 26

古代经典也有真假，郑玄背了千年黑锅

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读的《孝经》，可能根本不是汉代大儒郑玄写的。唐朝皇帝唐玄宗亲自下场，组织群儒辩论真伪，结果他选的那本通行本，后来被清代学者阮元说是“伪中之伪”。连《论语》的注本也经历了类似的“宫斗”，郑玄和何晏的版本轮流坐庄。更神奇的是，从许慎的《说文解字》到顾野王的《玉篇》，收字量一路飙升，这背后藏着古人认知世界的脚步。经典的真伪之争，其实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大冒险。
Oct 22

一部《左传》的升职记，从民间到官学

《春秋》三传的学术地位，是今古文之争的缩影。汉代戴德、戴圣传《礼记》，拉开了经学传承的序幕。到了东汉，贾逵、李封等人为《左传》立博士，却屡遭公羊家反对，何休与郑玄的论战更是针锋相对。西晋杜预的《左传》注后来居上，被王俭等人极力推崇。而《公羊》《谷梁》两传也在官方学官中起起落落，最终《谷梁》学官采用了“存糜略范”的方案。这场持续数百年的学术较量，究竟谁赢了？
Oct 17

古代大儒们为注经吵了几百年

《诗》:《诗》自秦火后，有毛公及鲁、齐、韩三家。东汉时，郑玄作《毛诗笺》，申明毛义，辩难三家，于是三家遂废。《齐诗》早亡。《鲁诗》自西晋灭亡后，没有传过江东。《韩诗》虽在，当时传习的人也不多。曹魏时王肃有《毛诗注》二十卷，述毛非郑；同时有荆州刺史王基常与抗衡，据持郑玄义。东晋有孙毓，著《诗同异评》十卷，评毛、郑、王肃三家优劣，而偏向于王肃。陈统又难孙毓，申郑玄。直到南北朝，各家聚讼不已。然《毛诗郑笺》，国学置博士，世所遵用。梁世崔灵恩集诸家之说为《毛诗集注》二十四卷，此外又有沈重等七家为《毛诗义》，到唐代还流传其书。又东吴人陆玑，著《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这本书到今天还有参考价值。《周礼》:《三礼》中，《周礼》较为晚出，郑玄《六艺论》谓亦得自孔氏壁中。王莽时，曾列《周礼》于学官。东汉时，郑兴、郑众父子，贾逵，马融，皆作《周礼解诂》。马融传郑玄，郑玄作《周礼注》，最称通洽。曹魏时，王朗有《周官传》，朗子王肃有《周礼注》，肃注多与郑玄抵悟。东晋时，干宝有《周礼注》十三卷。宋元嘉中复立国子学，《周礼》郑氏注置国子助教，列于学官。西确仿《周礼》行六官，卢辩、辛彦之等都对《周礼》有较深的研究。后梁有沈重，撰《周官义疏》四十卷，北周特地把沈重从江陵请到长安，讲授《三礼》。北齐有熊安生，亦以礼学名家，北周武帝灭齐之初，亲到熊安生家访问，可见当时政府对《三礼》的研究的重视。《仪礼》:东汉时有郑玄注《仪礼》十七卷。曹魏时，王肃亦尝注《仪礼》。后梁时，沈重为《仪礼义疏》。但是王、沈二家之书，传习不多。宋元嘉国子学，《仪礼》郑氏注置国子助教。《丧服》是《仪礼》中的一篇，魏晋南北朝论《丧服》的著述特别多，清人章宗源在《隋书经籍志考证》里，著录有七十一家之多。讲《丧服》的单篇著述，收在《晋书》和《宋书》志里，以及《通典·礼典》里的，还不计算在内。讨论丧服的等差区别，主要是根据亲疏、尊卑等等来决定的。当时的世家大族，标榜自己门第族望特别优越，在宗族之内则分别亲疏，在亲戚婚对之间更重视门第，使士庶的界限划分得非常清楚。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丧服》规定，外孙或外甥替外祖父母或舅父服丧五月(大功)，但是有个前提条件，那个外祖父母或舅父必须是世家大族，世家大族的外孙或外甥才肯替他们戴孝；如果外祖父母或舅父是寒门庶族，就别想世家大族的外孙或外甥来替他们戴孝。魏晋南北朝人讲究《丧服》，比汉代经师讲得更精细，也更烦琐，为世家大族特殊权益服务的阶级性十分突出。《礼记》:汉代有戴圣传《礼记》四十九篇，时称戴圣为小戴，因此这部《礼记》世称为《小戴礼》。东汉时，马融、卢植加以整理，郑玄又根据马、卢的定本，加以注释，就是今天流传的郑玄注《礼记》二十卷本。曹魏时，王肃注《礼记》三十卷。宋元嘉国子学置郑玄注《礼记》国子助教。梁时有国子助教皇侃撰《礼记义疏》五十卷，后梁有沈重撰《礼记义疏》四十卷，北朝周齐间有熊安生撰《礼记义疏》，并行于世。
Oct 13

伏生口授二十九篇，经文尚书由此传世

《尚书》的传承，竟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真假大戏”！汉初伏生口授的经文尚书，与孔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开启了第一轮真伪之争。西晋时，又冒出一部“伪古文尚书”，还伪造了孔安国的传注，连司马迁都曾受学于孔安国。这部伪书在东晋被梅赜献给朝廷，从此流传数百年。直到清代阎若璩才彻底揭穿其伪造面目。本期节目，我们聊一聊这部“造假”经典背后的历史风云。
Oct 7

魏晋玄学顶流，竟没能撼动儒家的宝座

第十一章魏晋南北朝的经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第一节经学与历史、地理著作经学的继续发展近代有不少学者说，盛极一时的两汉经学，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完全衰竭了，在当时的思想界，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完全垄断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第一，诚如许多学者所说，东汉以来，由于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用两汉那种儒家思想来继续统治人民、欺骗人民，已经行不通了，统治阶级不得不在儒家思想以外，还利用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作为统治人民思想的工具。因此，在儒家思想之外，玄学思想，佛教思想，以及形形色色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唯心主义思想，充塞了当时的思想界。第二，尽管玄学思想和佛教思想有了蓬勃的发展，但不能认为儒家思想就此完全衰竭了，经学从此一蹶而不振了，因为儒家思想对巩固封建社会的伦常秩序来讲，是最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它既没有玄学思想带有的那种消极因素，又不像佛教那样存在分割民户影响国家租调收入和兵源的危险，所以统治阶级还是要发展儒家思想的。当时在政府设立的国子学里，儒家经典仍然是国子学生修习的主要科目。儒家思想仍然作为统治阶级行动的准则，经典的根据。也就是说，虽然玄学和佛教思想都很活跃，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尽管这一时期，在儒家经典的注释方面，也有不少玄学家想用玄学思想来改造儒家思想，但这些玄学家在注释工作中，却也不敢完全推翻儒家学说，或是把儒家思想篡改得面目全非，他们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利用玄学思想来讲儒家所不大的东西(如性命、天道等学说)，以作为补充而已。《周易》:汉宣帝时，有施氏(施雠)《易》、孟氏(孟喜)《易》、梁丘氏(梁丘贺)《易》三家，皆置博士。元帝又置京氏(京房)《易》博士。尚有费氏(费直)《易》，不置博士，而民间传习甚盛。到了东汉，传习费氏《易》的有马融，著《易传》十卷，郑玄注《易》十卷，荀爽注《易》十一卷。可见费氏《易》传习之盛。三国时，曹魏有王朗、王肃父子亦为《易》学名家；东吴有虞翻，家世传习孟氏《易》，注《易》十卷。陆绩为京氏《易》，著《易述》十三卷。汉代的《易》学，重象数，好说阴阳灾异，不脱卜筮之书的范围。曹魏正始(公元240-248年)以后，玄学兴起，王弼首先以玄学思想来阐明《易》学，他注《易》上下经六卷，又著《易略例》一卷。《周易》中有关“六爻变化，群象所效，日时岁月，五气相推” 的术数迷信，“弼皆摈落，多所不关”(《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孙盛言)。他着重讲运动变化的理论，开创《易》学研究方面的新风尚。西晋永嘉之后，“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郑玄)、王辅嗣(王弼)所注行于世” (《经典释文》卷1)。东晋学官，初置王氏(王弼)博士，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太常荀崧奏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孝武帝太元(公元376-396年)中，以王肃《易》学，“在玄(郑玄)、弼(王弼)之间”，又立《易》王肃注博士。宋元嘉十八年(公元441 年)，颜延之任国子祭酒，又黜郑玄《易》，独置王弼《易》。所以在江左，《易》学郑注浸微，王弼独尊。王弼的《易注》，只注了上下经；《系辞》以下，后人用东晋韩康伯的注来加以续补，今天流传的《周易注》，收在《十三经注疏》里的，就是这个本子。江左自东晋以下，注《易》者数十家，如张璠集钟会、向秀、阮咸、王济、卫瓘等二十八家之说为《周易集解》十二卷。又如谢万(谢安弟)、韩康伯、桓玄等，并注《系辞》，发挥玄理。他们大都祖述王弼，摈落郑注。北朝和江左相反，有不少经师专习郑注，只有青齐地区曾属南朝，才有讲王弼注的。到了唐初，孔颖达奉诏作疏，专崇王弼，废弃汉儒马、郑诸说，因此马、郑在《周易》方面的学说，后来大都散佚了。
Oct 2

灭佛又兴佛，皇帝们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北周武帝灭佛，表面是信仰之争，实则是为了打击僧侣地主的势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目的达到后，隋文帝杨坚为何又迅速恢复佛教？这背后是统治者的长远考虑，利用宗教安抚民心，缓和矛盾，巩固新政权。本期节目，我们将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为你揭秘这段灭佛与兴佛的历史，并聊聊北朝多位皇后出家为尼的宫廷轶事，看看宗教与皇权之间那些不得不说的秘密。
Sep 29

一场灭佛，怎么反而催生了天台宗和禅宗？

北周武帝一改前朝风气，亲自排定三教次序，把佛教压到末位。随后，他下令彻底禁断佛道二教，拆塔毁像，令三百万僧尼还俗为民，寺院财产尽数充公。这次灭佛手段强硬，却未像北魏那样坑杀僧侣，反而拉拢部分僧人入朝做官。更意外的是，不少北齐僧侣南逃，把佛学思想带到南方，竟为后来天台宗、禅宗的兴起埋下种子。一场看似毁灭性的运动，反而成了佛教思想大融合的催化剂。周武帝灭佛，究竟是为了富国强兵，还是另有所图？

两汉期间是以儒家为统治思想。但是在东汉政权瓦解后，儒家作为统治地位也随之动摇。魏晋时期文化发展及其迅速的，还有就是对于思想的研讨。魏晋门阀士族为了统治需要从而寻找新的理论体系，魏晋玄学是一种研究老庄的哲学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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