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界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 0.0 (0)
  • NEWS
  • UPDATED WEEKLY

华人足迹，遍布世界，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每周四“中华世界”同您一起触摸华人社会的脉搏。

  1. FEB 12

    “讲好中国故事”：北京如何在全球传媒中执行习近平的意志

    在法国电视台TV5MONDE致力于辨别假新闻的节目《A vrai dire》 一月底谈到中国作为利己信息传播的隐形推手时，索邦大学地缘政治研究员塞尔玛·米胡比对该台资深记者米莲·吉拉多指出，中国并不是单纯想“改善形象”，而是在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叙事，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参与建设“更公正世界秩序”的仁慈大国。在她看来，这种叙事并非空洞的宣传，而是服务于非常具体的现实目标，也就是让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东欧和中亚地区，更容易接受中国在经济、商业、外交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布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全世界，甚至嵌入全球媒体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从该集节目视角出发，并试着以问答的形式来为听众朋友们拆解中国对外叙事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影响国际舆论的。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8月19日。当时习近平在一次中共内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不仅要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要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动权。换句话说，中国不能只让别人来讲中国，而是要自己来定义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口号听起来很温和，但它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对外传播和国际叙事的长期战略安排。从那以后，中国开始有系统地思考，怎样才能让世界更多地接受、理解，甚至认同中国的立场和利益。 为什么一提到信息操纵，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信息战方式往往非常高调，也很容易被识别，比如假新闻、网络水军、干预选举等，所以在舆论中显得“存在感”特别强。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所有大国都在做信息影响，美国、欧洲国家、土耳其都不例外。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走的是一条更长期、更温和、也更不容易被察觉的路。它很少制造明显的假消息，而是通过不断重复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叙事，慢慢改变受众对现实的理解方式。正因为这种方式看起来“正常”，反而更容易被忽视。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性地做这件事的？ 如果往前追溯，大概从21世纪初开始，北京就已经在悄悄搭建一套全球媒体网络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媒体合作直接写进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里。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和某个国家建立正式合作关系，里面往往就会包含媒体交流的条款。这些条款看起来是“互通有无”，但实际效果是让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能够合法、稳定地进入对方国家的媒体体系。 这些所谓的媒体交流，真的只是正常的新闻合作吗？ 表面上看是，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很多交流项目会以“记者培训”或者“媒体互访”的名义展开。外国记者会被邀请到中国，参观非常现代化的媒体大楼，游览基础设施发达的大城市，也会看到中国展示出来的繁荣和高效。这些安排当然不是为了教他们怎么调查新闻，而是希望在心理层面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成功、值得尊敬、而且被西方误解的国家。久而久之，这种好感会影响记者以后如何看待中国相关的议题。 中国的国际媒体和法国媒体例如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法国24电视台这些机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从外表看，其实很像。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在全球设有分支机构，也雇佣当地员工，用多种语言播报新闻。但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独立性。像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法国24电视台当然也有国家背景，但它们的编辑部并不会每天收到政府告诉他们“今天该怎么写、哪些词不能用”。而中国的国际媒体，即便在海外，即便是本地记者，也必须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要淡化，哪些事情完全不能碰，都是有明确指示的。 中国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形象？ 据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米胡比表示，整体来说，中国希望被看作是一个善意的大国，一个正在帮助世界变得更公平的参与者。报道中经常会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快，科技进步有多先进，普通人的生活有多幸福，同时也会突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不干涉内政”的一面。这种叙事在非洲、东欧和中亚尤其常见，因为这些地区正是中国投资和外交布局的重点区域。 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媒体会大量使用中国提供的内容？ 原因其实很现实，那就是这些内容是免费的。传统通讯社通常靠媒体订阅来维持运营，但新华社每天可以向全球免费提供成千上万篇新闻稿，而且覆盖多种语言。在很多媒体财政吃紧、记者人数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这种现成内容几乎是“救命稻草”。不少编辑部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内容带有立场，而是实在没有其他选择。 视频时代，中国又是怎么扩大影响力的？ 随着视频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之一，中国在2022年推出了一个叫AMSP的全媒体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号称面向全球，支持七十多种语言，任何媒体都可以免费使用现成的视频和专题素材。对那些没有能力派记者出国、也无法自己拍摄国际新闻的媒体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些内容背后，最主要的来源当然还是中国自己的国际电视台。 这些内容都会明确标注是中国官方出品吗？ 并不总是这样。有些内容是以“合作伙伴专区”或者“特别报道”的形式出现，乍一看很像正常新闻，实际上却是付费宣传。有时候，中国甚至会直接买下整个网页版面，在知名媒体网站上发布文章。虽然会有小字说明是合作内容，但大多数读者并不会仔细去看这些标注。 问：那电视新闻里的中国影像，又是怎么出现的？ 这里面就涉及到国际通讯社了。中国电视台会向美联社或路透社支付费用，把自己制作的视频放进它们的素材库。这样一来，全球订阅这些通讯社的电视台，在使用素材时，很可能就顺手用了中国提供的画面。虽然法律上会附带免责声明，说内容由合作方提供、未经核实，但在实际播出时，观众几乎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画面背后的来源。 这种做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什么后果？ 结果就像据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米胡比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叙事变得无处不在。在非洲法语媒体中尤为明显，但在欧洲、东欧和中亚也同样如此。很多媒体会直接转载新华社的稿件，却不标明来源，读者自然也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中国官方视角。在一些信息匮乏的国家，记者甚至只能依赖这些免费素材来完成报道。 中国的叙事在不同地区会有所不同吗？ 会，而且调整得非常灵活。比如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国在非洲媒体中使用的措辞明显更偏向俄罗斯，而在西方媒体中则相对谨慎一些。布恰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转述俄方说法，否认战争罪指控，这种立场并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中俄之间早已签署并不断深化的媒体合作协议基础之上。 维持这样一套全球传播体系，成本会不会非常高？ 毫无疑问，成本极其高昂。虽然外界很难算出一个准确数字，但普遍估计每年至少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不过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值得的长期投资。它带来的不是直接收益，而是话语权，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现实的能力，而这正是大国竞争中最难、也最关键的一部分。

    11 min

  2. JAN 20

    胡晴舫：在纷乱的世界、文化交流可安定人心

    致力于将台湾多元丰富的文化、艺术介绍给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地区的《台湾文化部驻法国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简称《巴文中心》，主持中心工作数年之久的巴文中心主任胡晴舫女士即将任满归台，在她主持巴文中心工作期间，中心举办了众多文化活动，如台湾文学大使周，邀请台湾文坛的著名诗人来法交流，组织台湾知名作家参加巴黎的《文学之夜》活动，借2024巴黎奥运的机会，举办文化奥运《台湾馆》，还利用中心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便利，策划台湾艺术家的光影秀《Tsiò 醮》参加巴黎的文化活动《白昼之夜》。在胡女士即将离开巴黎之前，本台采访了她。 法广：胡女士你好 胡晴舫女士：你好 法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新冠期间接任巴文中心主任一职的吧？ 胡晴舫女士：是的，我是2021年二月份接的这个工作。那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我们那时候并没有被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我是在台湾接了这个工作，那之后要过来法国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法规。因此拖到了夏天之后才正式抵达巴黎。 法广：您抵达巴黎之后，在这种大环境下，（开展工作）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胡晴舫女士：其实我接这个工作来讲，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遭受到新冠肺炎的问题，然后我来到法国，又刚好法国其实已经逐渐脱离新冠肺炎的肆虐，其实那个时候法国是逐渐打开的，每个人都很想出来，然后要好好享受文化生活。那个时候（新冠禁足期间）世界停摆了，几乎是2年的时间，那台湾在那时候还在持续的开放，持续的有不同的展览，也有不同的表演，所以台湾在某方面累积了2年的文化内容，因此在法国非常对文化内容非常饥渴的时候，就抓到这个机会，把台湾的文化内容介紹給法国的观众，那他们也非常非常地欢迎。 法广：在你主持巴文中心的四年里，中心举办了很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中，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感触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胡晴舫女士：我有感觉到整个世界正在改变。我觉得无论是地缘政治也好，或者是新冠肺炎也好，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地球都在改变，然后包括新一代的人类，其实他们想法可能跟我们这种二十世纪末出生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一方面是很幸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来到巴黎，然后有这样一个工作，使得我可以跟很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也好，艺术管理人才也好，去合作，然后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巴黎毕竟是巴黎，所以他们很多事情看待世界的方法是非常独一无二的，而我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跟他们一起交流。我觉得其实对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跟学习。 我其实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忙碌，我也知道包含中心很忙碌，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忙碌。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活动，无论是在独立书店里面办理作家阅读的活动，或者去大型的电影节去担任焦点主宾的一个角色，我觉得都都不断地在合作，而且在互动，在碰撞。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无论是去克莱蒙-费朗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雷恩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阿维尼翁 Off 艺术节"也好，他们(观众)对台湾的艺术跟艺术家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然后他们也完全能够、完全能够掌握到和吸收到台湾的艺术家想要表达的讯息。那台湾的艺术家因为他们也真的很优秀，所以他们走得很前面，然后他们跟法国的观众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法国观众给他们的回馈和反馈，那个能量也是非常...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文化交流为什么这么的珍贵？因为它无论如何，你说它是机构，对机构或是后面有什么组织在推动，但最后最后文化上的交流是一个人跟对一个人在谈话。艺术家是一个个体，他想出来的事情，观众也是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一个讯息，然后回馈给这个艺术家。因为我是写作的人，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就很像：作家可能在写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夜里面慢慢写，当他被读懂的时候，那个读者也是用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文化真的确实可以超越很多事情，尤其我们现在的世界确实非常的纷乱，无论它有一些战争或意识形态上的碰撞，那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文化就变成是一个比较能够安定人心的一个很珍贵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坐下来谈的。那要用什么方法来谈？我觉得政治上的对话当然有帮助，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其实会回到最人性上面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然后它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比较有安身立命的的那一种，就是它很....... 法广：容易，很容易相互理解，很容易交谈下去，很容易能够达到共鸣？ 胡晴舫女士：我觉得是最好是文化会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人性，然后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人性，所以它最后就是它是一种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文化在身体上确实会让世界温柔一点，然后多很多份理解，不是多一份理解，是多很、很多份理解。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个工作给我这样的机会去看到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激法国，因为法国人一直都是很重视文化的，我觉的他们重视文化不是只是美学上的讲究，这个也是跟他们整个立国的理念有关系。我就刚刚讲，我自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 法广：那您马上要卸职回到台湾了，回到台湾之后呢，您接下来会有哪些安排呢？会不会隔一段时间再来巴黎继续您的文化宣传之旅呢？. 胡晴舫女士：应该不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写文学的人，那我觉得我踏入公职完全是一个意外。可是我也很感激这样的机会，因为大家也知道，作者常常一个人在看世界，理解这个世界。那因为这个工作，使得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碰触到不同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其实最后一定会反馈到我的写作上面。它打开我的眼界，让我把很多事情想得更深刻一点。那我是觉得对我的写作是完全、非常、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回去以后可以再拿出一点更好的写作成绩来。 法广：那您准备继续您原来的写作生涯，主攻哪个方面呢？小说还是什么？. 胡晴舫女士：我我一直都是写一个所谓的议论性格的散文以及小说。那我這幾年越来越主攻长篇小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用故事，就可以把一些空间思想空间打开，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想这个故事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些人类、这些角色，他们在各自里面碰撞，他们又是什么样的角度跟观念？然后读者从这个小说、身上可以感觉到或思考出自己大概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听故事的原因。就小时候听童话，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小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吧，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住香港啊，北京、上海、东京、纽约，现在是巴黎，所以我一直...一直都在想这个文化的怎么跨界，然后身份上的认同，以及人跟人之间如何共存？这么多人类要如何能够不是残害这个世界，而是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世界当然是无论如何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彼此跟彼此之间的冲突，不是只有邻居或者社会跟社会之间，甚至有人类跟大自然之间的冲突。那我我觉得种种的问题都还在等待我们去思考，思考之后能不能够解决，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但是我觉得开始思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 法广：那我就在这里预祝您写作成功，给读者非常美妙的文字，让他们能够沉浸进去，然后反思很多东西。谢谢您。胡女士谢谢。 胡晴舫女士：谢谢。

    11 min

  3. JAN 15

    台湾2026课题：美中台“模糊共生”架构下 让战争永远失去意义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月8日在2026年首场记者会中，对于两岸关系进行年度回顾与研判。他指出，2026年北京对台湾的施压胁迫不会停止，两岸关系面对诸多挑战。多家国际智库分析亦指，台海问题已超越单纯的“中国内政”或“地区争端”，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节点。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特别提醒，中共2025年对台作为出现几项明显变化：首先，抢占历史话语权：借着“三个80周年”扩大对台统战宣传，积极抢占二战史观的话语权，从历史和法理层面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来，加大“惩独”力度：威吓台人进行跨国镇压，并对军人、网红、公职人员、司法官等发布所谓的悬赏通告等，形塑其对台湾具有实质管辖权的假象。还有，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对台实施军事威吓，持续操作灰色地带行动与混合战，企图压缩台湾管辖权。 梁文杰表示，中共近期再次新增“台独顽固分子”和“打手帮凶”清单，对此并不感到意外。2026年北京对台施压胁迫不会停止，两岸关系面对诸多挑战。中共还可能以加深社会矛盾介入今年11月的台湾地方选举。而4月的“特习会”、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等，都可能牵动台海局势。政府相关部门将持续密注中共对台策略与作为，审慎应对。 不难想象，2026 年的台湾，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状态：外部压力空前加剧，内部防御体系逐步成型。多家国际智库的分析趋于一致——这是台湾从“应对危机”转向“建构长久韧性”的一年。 正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所言，台海已不再被视为潜在的“闪点”，而是现实中的“延烧带”。冲突尚未爆发，但每一个政策举动、每一场军演，乃至每一句政治表述，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台北、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模糊平衡”——稳定、但持续紧绷。 解放军的威慑活动出现转折 台海自 2025 年底起呈现出清晰的军事态势转折——解放军的威慑活动从“象征性展示”走向“节奏化、常态化备战”。分析认为，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也折射出内部政治时间表的驱动。 美国在中东与南美的军事行动，使北京重新评估美国“区域干预能力”的可信度。中共高层的逻辑是：若美国能在地球另一端迅速发动行动，那台海防线的战略纵深就比以往更脆弱。因此，中国的应对方式不是直接备战，而是通过高频率、跨领域压力操作——“演训常态化、封锁预演化”。 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过去十二个月中，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举行的军事活动超过 320 次，比 2024 年增加 42%。空军与海军联合行动的比重显著提高，模拟封锁与外岛突袭成为再现性战术科目。 台湾的回应同样强硬。总统赖清德表示将把 2026 年国防预算提高至 9,495 亿元新台币，占 GDP 比例接近 3%，创近半世纪新高。重点投资方向偏向无人化、分散指控与海空防御。新一代“海鯤号”潜舰与无人机蜂群系统被视为“不对称战争”的关键节点——既能提升防御层级，又在心理层面塑造了主动抵抗的信号。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指出，这种“多层防卫模式”在战略上等于将台湾从单纯守势转为“结构性吓阻”。它使入侵成本显著上升，并迫使对手在战术决策中面对更多不确定性。 要是未来台海爆发冲突，大多数军事分析者认为它将呈现“封锁型”或“阶段性挑衅”特征，而非成本高昂的全面登陆。 中国在近年的演训中反复测试“环台封鎖軸線”与“精確火力控制”方案，显示其重视围堵与心理压力的综合应用。这种“非对称攻势”可能对台湾经济形成致命影响。 此外，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台湾占据关键地位；若港口或空域遭封锁，全球制造业链将陷入震荡。 牛津经济研究院（OEI）预测，倘若台海陷入月余级别封锁，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可能上涨 15%–20%，东亚 GDP 将整体下滑 2.8%。 美日同盟深化的影响 新的一年值得观察的是，在过去，美日合作主要聚焦于朝鲜与东海—钓鱼岛区域，如今台湾明确被纳入预警网络。亚太情报链的整合使日本与台湾的安全联系更为透明，也象征“台海安全国际化”已成不可逆趋势。 美国防部的《印太防御态势报告》形容这种变化为“低烈度联盟化”（low-intensity alliance formation）——并非明确的军事同盟，却具有共享风险与协调行动的内涵。 然而，战略现实并不浪漫。美日的深入合作确实增强了对中共的威慑，却同时提高了台海误判风险。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指出，在三方军力频繁交错的环境中，连一次海上擦撞都可能引发政治连锁反应。北京的政治压力逼迫其展示“强硬姿态”，而华盛顿的盟友承诺又难以退缩。风险来自“意外”，而非“意图”。 另外，多方报告将 2027 年定义为中国“建军百年目标年”，并伴随外界的“战争倒计时”叙事。然而，多数智库提醒应避免线性理解。 美方也多次澄清，所谓“2027战略警报”并非指“必然开战”，而是中共设定在那一年完成特定军事能力的里程碑。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国防部评估指出，北京对“能力”与“行动”的区分极为清晰。军事能力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政治意愿同步完成。换言之，2027 可能是解放军展示“具备取胜条件”的节点，却不等于发动攻台的时间表。 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在于：误读容易导致政策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若外部过度反应，北京可能认为“心理震慑”失效，从而转向实质准备，台海风险遂被推高。这一点在 2025 年底中共官媒的论调中已有端倪——语气更强硬，但在行动上仍保持克制。 高戒备派 vs. 低可能派 截至 2026 年初，关于“中共是否将在两年内发动攻台”的分析出现两派竞争。 高戒备派认为，解放军的快速集结与后勤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估表示，中共已能在数小时内对台湾实施电磁封锁，并在 10 天内动员多达 30 万部队投送。 低可能派则指出，北京的军改仍受制于组织惯性。美国空天力量研究院（CASI）报告显示，联合指挥链与战备体系尚未完全整合；多个军区在应急响应上存在延迟。加上 2027 将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北京更可能注重政治稳定庇护而非军事冒险。 因此，部分智库如“新美安全中心”（CNAS）认为，2026–2027 期间，不太像“战争临界期”，更像“能力展示与战略磨合期”。 台湾内部：韧性治理的新常态 在长期压力下，台湾内部政治展现出一种“制度韧性”与“防御社会化”趋势。 当局推动信息安全立法、限制具有中国籍背景者担任公职、加大对亲共言论的法律监控——这些举措部分引发争议，却反映了政治系统试图强化“内部安全屏障”。 民意结构也显示出“稳中保守”的基调。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2025 年底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仅 8% 支持立即独立。这种温和共识，成为赖清德政府维系政治稳定的支撑。 赖政府避免象征性挑衅，维持“实质主权不宣告”的策略，其本质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 台湾智库“亚洲社科论坛”（AAF）分析认为，台湾的政治策略不是冒险求变，而是“以民主进程代替主权宣示”，在宪政框架内巩固独立运作。这种“内建式自主”比任何口号都更具可持续性。 对于北京而言，对台“常态化施压”并非临战争略，而是一种长期控制策略。它通过同时运用军事威慑、经济胁迫与舆论战，逐步压缩台湾的外交与战略空间。 这种做法目的是使“分离正常化”无法发生，让台湾永远处在“半独立但不能独行”的状态。换言之，北京实行的是“挤压不夺取”政策。目前习近平的挑战不在于如何统一台湾，而在于如何让“未统一的现实”不被视为政绩失败。换言之，他在延迟统一的过程中巩固权力，而非被其削弱。 美中台的模糊共生结构 当前的台海架构其实建立在美中台三方都不愿打破的“模糊共生关系”。 华盛顿维持“战略模糊”，北京保持“政治克制”，台北倡导“实质独立非法理独立”——这三者共同防止局势失控。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在 2026 展望中指出，模糊不是错误，而是政治智慧的表现：它让各方拥有退场空间。 特朗普政府重启“交易型联盟”逻辑，使这一结构更赤裸。台湾以更高的军费、更深产业合作换取美国的安全背书——一种“有条件的承认”。 这种现实主义关系即便脆弱，却被事实证明有效：它阻止台海进入爆炸阈值，同时维持美国影响力。 某种程度而言，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ICG）总结得最尖锐：“台海的和平并非信任的产物，而是共同的恐惧构成的。” 尽管这种恐惧短期内维持局势，但长期来看形成危险结构——任何内部政治变化或误判，都可能撕裂平衡。尤其是在周期性事件（选举、党大会、联盟演习）逼近时，领导人为了避

    13 min

  4. JAN 8

    独生子女政策45年后：中国人口的转向与社会变迁

    尽管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正式停止实施十年了，但它留下的深远影响仍在社会各个层面显现。如今，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人延迟结婚、推迟生育甚至选择不生育的现象愈发明显。在大城市，越来越多年轻夫妻自称“丁克”，即双收入无子女家庭，面对高昂的房价、教育和育儿成本，以及工作压力，小夫妻们认为生育是一项重大而昂贵的责任。社会上关于养老、教育和生活方式的讨论，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适应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变化。 45年前，中国做出了一项深刻影响国家人口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决定。二十世八十年代，在资源紧张、经济发展压力以及对人口快速增长的担忧中，中国政府用独生子女政策——即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正式取代了二十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系统化执行，逐渐渗透进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塑造了中国的家庭规模、代际关系、性别结构，以及个人对婚姻和生育的认知。 人口焦虑的起点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革的浪潮开始退去，经济发展开始受到关注，但城乡差距明显，农业生产能力有限，粮食安全长期是国家治理的重点。而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让决策层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会“吃掉”有限的资源，拖慢发展的步伐，所以才有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计划生育宣传口号，采取的措施也很温和，此外政府还推广避孕、倡导晚婚晚育，并对生育间隔过短的家庭施加经济约束的“晚、稀、少”措施，虽然效果没有立竿见影，但根据官方数据来看，七十年代的出生率从六十年代的百分之六，减到了百分之二点三。 七十年代末受到国际研究影响，对人口规模进行长期、定量控制的观点出现，认为人口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应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两年后被定为基本国策，且写入了宪法，通过行政系统和基层组织的推行，真正地深入到中国各地城乡的千家万户中。 不过，这一政策一经推出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议。部分官员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妇女堕胎或绝育。有人称，当时的政策“铁面无私”，一旦触碰底线，轻则罚款、重则失去生育权、甚至工作权。长期以来，这种政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生活，成为几代人心中的隐痛。 “一胎化”政策推手彭珮云去世 独生子女政策主要推动者之一、曾主导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十年的前中共中央官员彭珮云日前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新华社称赞她是“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但法新社采访时发现，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充斥对她 批评和愤怒声音。一些网民谴责她主导的政策导致强制堕胎和人口性别失衡，甚至留言：“那些赤裸身亡的孩子，正在另一边等着你。” 人口学家指出，彭佩云的去世象征着一代政策推动者的终结，也提醒社会回顾独生子女政策在社会层面的深远影响。在她主政期间，农村地区曾发生溺弃女婴、强制堕胎等悲剧，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家庭规模缩小。虽然她晚年呼吁放宽政策，但对许多家庭来说，伤害已无法弥补。 家庭与社会的长期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也重塑了家庭结构。“四二一家庭”逐渐成为常态：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家庭赡养责任高度集中，许多家庭面临“独木难支”的现实，一旦出现健康或经济波动，压力便集中到少数成员身上。低生育率与人均寿命延长的叠加，使老龄化速度加快，对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挑战。 法新社指出，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生育第二个孩子意味着经济处罚、职业发展受限，甚至影响住房和福利。“社会抚养费”成为家庭不得不精打细算的一笔长期负担。部分家庭因无力缴纳罚款，选择将“超生”子女隐匿，这些孩子无法登记户籍，也无法正常上学、就医或跨地区流动。在一些地区，这类情况一度占儿童总数的两位数。同时，重男轻女观念尚未完全消退，性别选择性生育逐渐出现，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响仍在延续。 政策松绑后的挑战 2013年起，中国逐步放松生育限制。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然而，政策松绑并未带来出生率的明显反弹。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新生儿数量为954万，约为2016年的一半。据联合国人口模型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为了刺激出生率，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推出的鼓励生育措施，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住房支持，以及延长产假和陪产假。2025年12月，中国甚至宣布对避孕用品征收13%增值税，同时对托育和婚介服务免税，并为使用育儿服务的家庭提供优惠。这一系列调整显示人口政策正在“掉头转向”，但现实中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燃低迷，“说易行难”，很难快速扭转局面。 年轻人的现实选择 据法新社的报道，25岁的格蕾丝（匿名）和丈夫生活在一线城市，选择当“丁克”夫妇。她表示，在拥有稳定收入、住房保障和足够积蓄之前，不考虑生育。高房价、教育成本、就业不稳定和工作强度，让多数年轻人在感到身心疲惫的同时“心里也没底”。29岁的北京居民王子博也表示，即便经济条件尚可，也希望在未来蓝图更加明朗后，再考虑生育，他说：“顾得了工作，就顾不了太多别的。” 此外，法新社在北京街头采访时发现，多位市民认为，避孕用品征税对生育决策影响有限，真正影响的是整体的生活成本和未来预期。年轻人普遍担心，如果“买不起房、供不起学、压力山大”，即便政策鼓励，也难以立刻生育。 教育与生育循环 有学者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加上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也改变了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投入。孩子数量减少后，家庭往往集中资源在唯一的孩子身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使得教育竞争加剧，养育成本也随之上升，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形成循环。 上世纪80年代“丁克”现象传入中国，最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常见，可如今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法新社在当地的采访显示，多数中国年轻受访者对婚姻和生育持灵活态度，愿意选择结婚但不生育，尤其是女性比例较高。这反映出个人主义的上升、小家庭模式普及，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现实。 丁克与养老问题 随着第一代丁克步入老年，“无子女养老”也成为社会讨论焦点。一些丁克老人生活安排充分，对现状满意；也有人健康状况变化后，对早年选择产生复杂情绪。学者指出，这种养老压力并非个案，独生子女家庭和空巢家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人口学家提醒，人口持续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将对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发展形成长期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让政府和家庭都不得不“未雨绸缪”，重新思考养老模式和社会支持体系。 长期结构性问题与展望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生育困境并非单一政策或个人选择造成，而是数十年人口管理、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叠加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但长期影响已显现。45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在调整人口政策，但面对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生育回升仍面临挑战。人口问题已不再只是数字问题，而是与经济、教育、职场压力及个人选择紧密交织的长期议题。 可以说，历史遗留的政策阴影仍在影响今天的人生选择，“一子难养，两头忙”已成为不少年轻家庭的写照。如何在经济压力与社会保障之间找到平衡，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2 min

  5. JAN 1

    读《黎智英传》：爱美食更爱哈耶克，法庭之外的黎智英是一个怎样的人？

    2025年12月15日，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如今，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此案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而在法庭和“反抗者”的身份之外，在生活里和家庭中，黎智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由香港知名记者祁福德撰写的《黎智英传，从亿万富翁到中国最惧怕的批评者》中文版图书，于2025年7月出版。这本书生动翔实地记录了黎智英从童年偷渡香港到努力奋斗成为富商，最后又因抗议当局被捕入狱的经历。 关于黎智英的事迹，媒体已有不少报道，多是关于他反抗和被捕入狱的经历。 本期中华世界将从这本传记中选出几件有代表性的、并且鲜为人知的轶闻和故事，为您呈现在法庭之外，黎智英更多的人生细节。  “天选之人”的信念 1952年，在黎智英三、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决定离开家庭，和成千上万躲避饥荒和革命的中国人一样，选择偷渡到香港谋生。 父亲离开时，曾对他说：“你会做大事。” 黎智英牢牢记住了这句话，相信自己是天选之人的信念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  和家中其他姊妹相比，其实黎智英并没有受过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在广州念过私校，然而黎智英成长的环境是新中国成立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让他连吃饱肚子都难，更何况读书。但哪怕只上过五、六年的学，他也“始终坚信自己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七岁时，有一次和一位“表亲”到广州附近买打火机和火石再拿到黑市转卖，为了怕母亲担心，他不想在外过夜，便独自一人搭火车回广州。一个小孩自己在火车上，当时他害怕极了，又下错了站，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家。但最后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给他买了饼又给他指路告诉他如何搭车，最后他奇迹般幸运归家。后来当他回忆起这次经历，他感到再一次加深了父亲早年灌输的“天选之人”的信念。  12岁他偷渡到香港，一开始在工厂打工非常辛苦，早上不到七点就要起来开工，晚上把椅子拼起来当床睡，常常累得背疼，但他却深信“我知道我有未来”，他后来说： “我知道我是被选中的人。”   这种信念一直伴随到他后来被捕入狱，并且就在入狱前，他皈依了天主教，而被捕入狱的经历反而深化了他的信仰。他在狱中一直保持乐观和坚韧的态度，始终没有被打垮。受审时，他面容平和，语气平静，他似乎深信，这些都是作为天选之人要背负的。  祁福德在书中写道：“黎智英一直觉得自己注定与众不同，但不晓得这种特殊性会以什么形式体现。” 现在看来，“天选之人”的信念不仅应验在他商业的成功上，更应验在他的抵抗和入狱后的坚韧态度，这些经历让他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成为影响香港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经商天赋  黎智英直到三岁半才开口说话，小时候家人都担心他是哑巴。谁也没想到，后来的他会成为亿万富翁。在被捕前，黎智英的财富估计达到12亿美元。  童年时的他早早就展现出了经商的天分。那时候母亲常常出入劳改营，小小的黎智英必须学会撑起这个家。于是6岁起，他就开始学习在外谋生，试着把别人抽剩下的烟收集起来，重新卷成新的烟草卖。8岁开始他便在在火车站帮人搬运行李，很快他就得到了车站里帮派老大的青睐，他用赚来的钱养活母亲和姐妹。 12岁偷渡到香港后，黎智英从工厂的小工做起，聪明勤奋，再加上一些运气，不到21岁，他就在一家300人的毛衣厂做到了生产经理的位置。 当时的香港，遍地都是机会，创业氛围浓厚，很快26岁的黎智英就萌生了自己当老板的念头。前工厂的老同事同意与他一起创业。他们看中了一间银行回收再拍卖的工厂，然而另一名商人马老板也对这间工厂非常感兴趣，并且当时银行已明确表示会让老客户马老板优先选择，而不是黎智英。  换做其他人，必然会再去找其他的工厂，但黎智英不同，正是因为有人也想要，他才更觉得自己一定要得到这家工厂。为此，他不惜偷偷雇佣算命先生劝说马老板放弃。香港商人都很讲究风水，因此马老板听从了算命先生的劝告，放弃了这单生意。  这段故事是黎智英自己写下的，他承认自己设计了一场“骗局”成功劝退另一个买家，从而买到了这家工厂。他承认这是一个“可恨的谎言”。 “我自己却知道，买到这间工厂是因为我出老千，因而心里一直感到不安。”后来，他坦承道：“年轻人理想多而顾忌少……冲动有劲，却往往罔顾现实；做生意，操守、诚信也较松懈，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长期效果。觉得别人做事不如自己……起码这便是年轻时我的写照。”   这段经历不难看出，黎智英的性格里有一股越挫越勇，毫不服输的劲头。虽然年轻的时候做过错事，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坦荡和磊落的人。  成功的秘诀：越努力越幸运 后来他偶然有机会结识一位纽约的采购商，为了拿到这位采购商的订单，黎智英花尽心思，做了一批堪称“完美”的样品。当时黎智英心里想的是：“把这批货做好并不足够，我们一定要做到一鸣惊人。（未来）我不想再要求他给我们生意，我要他需要我们。”他不惜飞到纽约，亲自拿样品给采购商看，最后黎智英顺利拿下订单。 生意刚起步的时候，他每年都会往返纽约多次，去认识不同的采购，构建自己的生意网。每次他都能带给采购商许多惊喜，有采购商问他：“你玩的是是什麽魔术？”因为黎智英每次都会带来让采购商“一见倾心”的样品。 祁福德写道，后来黎智英吐露了“秘密”：他每次去纽约都会流连于各种大商场，并结识女售货员，请他们去高档的餐厅吃饭，从她们那里获取重要的资讯，尤其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和顾客的反馈。这些连电脑数据都无法提供的一手资料让他准确把握住潮流，清楚地知道应该提供哪些样品才能一下就抓住采购商的心。当然，作为一名销售，他也非常专业。据说他拿起任何毛衣都可以当场报价，“因为他了解毛衣从生产到交货的每个细节”。  聪明和专业固然重要，但黎智英总结道，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努力”。他说： “我们真的很幸运。然而要是你问我，幸运与努力，哪一样更为重要？那么毫无疑问，我会告诉你，努力更重要。因为只有努力可以让人真正幸运起来。接到杰西潘尼百货的生意，如果我们没有视之为赢取客户信心的机会，不计成本地将品质最到最好，我们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吗？如果我没有不辞辛苦地那样奔到纽约去给乔帕帕看，后来他和他的同事会给我们源源不绝的生意吗？我们的努力乐观的取向，让我们打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迹中；努力使我们幸运，越幸运我们便越努力，因此而幸运。幸运是靠努力赚回来的。” 一边赚钱，一边推动自由 除了聪明和勤奋，一位结识他的采购商回忆说很喜欢黎智英的气场，她后来回忆道：“他（黎智英）有强烈的抱负，无论做什么，他都想要成功。”   就连优衣库的创始人柳井正也曾受益于黎智英，并一度想与他合作。那时候柳井正刚刚在日本广岛开了第一家优衣库的店，他被黎智英佐丹奴的产品所吸引。祁福德写道：“柳井正花了大量时间与黎智英交流，深入了解佐丹奴的经营方式。他的日本零售网络当时还很小，但他有宏大的扩展计划。他邀请黎智英投资自己的事业，提议以500万美元的投资，换取25%的股份。”最终黎智英没有同意，但柳井正从黎智英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后来他成了全球最成功的零售商之一。  然而1989年后，黎智英的人生道路拐向了政治。在北京，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让他非常感动。 黎智英说：“我很激动，我问自己，我若赚了够多钱，只是继续赚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若进入媒体业，传递资讯，资讯带来选择，选择就是自由。我就可以一边经营赚钱，一点推动自由。这是多美好的事。”  后来他成功创办了《苹果日报》与《壹周刊》，这几乎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此后，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而是影响香港历史的人。  “食物其实就是自由” 黎智英爱好美食，因为他的童年充斥着饥饿感，永远吃不饱饭。 那时在广州，他在火车站靠帮旅客搬行李赚钱，他也因此接触到了各种香港的华人。有一天，他帮一个外国人搬行李，那名男子给了他一块吃剩的巧克力，他从来没吃过这好吃的东西。得知那名男子来自香港后，他认为“香港一定是天堂”，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说“这激发了我去香港的决心。” 祁福德写道，对黎智英来说，食物是自由。他来香港的第一顿早餐是别人带他吃的白粥肠粉油条， 后来他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食物，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其实就是自由。是当你有选择食物的自由的时候。食物端上桌时，我很激动。吃了第一口，我就站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

    14 min

  6. 12/21/2025

    专访法国《世界报》特约插画师孙艺萌：比好好画画更重要的是好好生活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旅法插画师孙艺萌(Sun Yimeng)，作为少数为法国媒体供稿的华人艺术家，她为我们讲述了和法国媒体合作的经历。孙艺萌是法国主流报纸之一《世界报》的特约插画师，平时她主要为《世界报》的校园期刊画画。从最开始接到任务就像考试，到现在游刃有余地打草稿以及和编辑沟通，然后自信地完成作品，她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自己能有这样的成长。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孙艺萌聊一聊绘画带给她的幸福与痛苦，以及为什么比好好画更重要的是好好生活。 RFI：很多人会觉得，生活在巴黎，又是一名自由插画师，这样的职业听起来非常浪漫、非常美好。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它确实有很浪漫、很美好的一面，但另一面又是什么？ Yimeng: 嗯，对。其实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自由插画师，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法国的，往往都是她在旅行、在阳光下画画、在悠闲的咖啡馆里写生，或者和品牌合作，看起来都很光鲜亮丽。但另一面是，插画师背后往往有很多年的积累。在她还没有被看见的那段时间，其实可以说是付出多少，才可能收获多少。 RFI：那比如说你呢？你的绘画历程是怎样的？ Yimeng: 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学国画，然后就一直画下去。到中学时进入了美术学校，当时是为了考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后来上了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再进入美院学习。美院毕业之后，我来到法国。 来法国后，我学的是视觉传达，因为这个专业里既有插画，也有摄影，还有网页和平面设计等内容。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会一点，但又没有哪一项是特别精通的。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痛苦，会觉得看不到人生的方向，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希望。 RFI：这种痛苦更多是理念上的，还是说作为艺术家，你很想要有自己的作品？又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工作或找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 Yimeng: 都有吧，更多是一种迷茫。你毕业之后，肯定要面对生活问题、经济问题，还有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这些都会让人感到迷茫。再加上当时我身处法国，那段时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后来我花了一段时间不断地问自己：在所有学过的课程里，我最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答案还是画画。于是我又进入了插画系，重新学习插画。 进了插画系之后，所有课程都是围绕插画展开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像生活里突然有一道光照进来。虽然作业很多，学习压力也很大，但我是开心的，因为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上“使上力”了。 RFI：在你真正成为一名成熟的插画师之前，应该有很长一段寻找方向的阶段吧？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 Yimeng: 大概是刚来法国的那几年吧。从我确定自己要成为插画师，到真正成为一名专业插画师，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我并不觉得这段过程是辛苦的，真正痛苦的，是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之前的那段日子。 RFI：你从小就开始学画画了，那你觉得自己和绘画之间的缘分，是一种天生、自然的关系，还是后来慢慢才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它？ Yimeng: 嗯，其实我觉得每个小孩都喜欢画画，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类，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家里也很支持，就觉得那你可以去上美术学校，于是我就一直沿着画画这条路走下来。慢慢地，也就越来越确定这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RFI：看你的作品，我经常会觉得很治愈，色彩很丰富，又像你说的那样充满童趣，会让人感到很温暖。那我想问，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让你来定义自己作品的风格，你会怎么形容呢？ Yimeng: 嗯……我可能是在画一种生活，一种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向往、想看到的生活。 RFI：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Yimeng: 是一种我所追求的生活。比如在巴黎留学的人，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某一面。我自己特别喜欢在地铁里构思草图，或者干脆在地铁里画画。巴黎地铁的环境、文化和氛围，会给我很多灵感。很多人觉得巴黎地铁脏乱差，只看到它不好的一面，但也不是天生的，我只是已经习惯去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所以我画出来的作品，不管是色彩还是画面，都会比较治愈、轻松。 其实这也是我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在巴黎画画的时候，我可以让自己慢下来，在咖啡馆里画画。本身“慢下来”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现实中的工作状态并不是这样，每天都在赶进度，但哪怕能停下来，在咖啡馆里画上一张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治愈。 RFI：那你觉得，在你所描绘的这些日常中，你想传达一种怎样的理念，或者说你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呢？ Yimeng: 嗯，我其实最想传达的就是 :大家要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这几个字可能已经被说得很多了，大家也经常能看到，但真正要做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逛集市，每周都会去法国的菜市场，也画了一系列以菜市场为主题的作品。因为每次去菜市场，我都会看到大家买菜时的状态，那种氛围让我觉得，大家是真的在好好生活，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也会认真做饭、好好吃每一顿饭，并把这些画面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我想传达的东西：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RFI : 听你这样说下来，我的感受是，绘画似乎帮助你慢慢沉下心来，去观察生活中的很多细节，而在这种观察中，你获得了一种更深入的生活体验，而且你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 Yimeng: 是的。同时我也在用国内的 小红书，一直在发布自己的作品。很多人会问我是怎么“经营”平台的，但其实我只是比较频繁地分享，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运营，而是更强调真诚地分享。我本身也挺喜欢分享的，因为其实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特别好，说话有时候也不太有逻辑，平时更多的表达都放在画画里，或者写一些文字上。 但我很享受分享这件事。我的分享在网上也确实给一些人带来了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相互的。有时候我半夜赶完画，发一篇小红书，写下一些感受或关于艺术的想法，第二天早上起来，会看到粉丝留言说“加油，你很棒”，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反向的动力。 同时，我的画也影响了很多人。有不少妈妈跟我说，有了孩子以后她们又重新拿起了画笔，说是在我的带动下又开始画画了。我会觉得，用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去影响一些人，让他们感受到绘画带来的快乐，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RFI : 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你在绘画之外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收获。如果有人也想开始画画，作为一名插画师，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分享？ Yimeng: 确实有很多人会问我：“我也想开始画画，该怎么开始？”或者“我也想学画画，想成为插画师，需要做些什么？” 我的看法是，首先要分清楚，你是想成为一名职业插画师，还是只是把画画当作一种兴趣和娱乐。因为我是从学院体系一路走过来的，在国内的时候还经历过应试考试，那时要求画得非常像，基本功一定要非常扎实。后来来到法国，我才慢慢地把这些框架放下，让自己的绘画变得更自由一些。 如果是成年之后才想画画，或者只是想尝试画画，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大胆地去画。我特别喜欢两种人的画：一种是小孩子的画，另一种是“不会画画”的人的画。因为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最自然、最本能的，我会觉得特别好看。 所以就是放开画，准备一个本子，哪怕一开始你觉得画得不好，只要你一直画下去，一定会看到变化。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

    10 min

  7. 12/04/2025

    专访@萌萌孙：成为法国《世界报》特约插画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在巴黎生活12年，她带着速写本画下了巴黎的许多角落和日常。翻开她的绘本，温暖，明亮，扑面而来的是一股 “法式”的烟火气。非常有趣，也非常治愈。这些画不仅集结成了书，还让她与法国媒体结缘，成为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特约插画师。 本期中华世界邀请到了旅法插画师孙艺萌（Sun Yimeng），作为少数为法国媒体供稿的华人艺术家，她将为我们讲述和法国主流媒体合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RFI： 我想很多在法国生活，或者说在欧洲生活的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是在翻阅法国报刊时，通过你的插画第一次认识你的。《世界报》可以说是法国最知名的媒体之一。是什么契机让你有机会与他们合作呢？ Yimeng： 今年已经是我为《世界报》作画的第三年了。昨天我还在为他们的一篇文章画插图，才意识到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年了。三年前，我突然收到了一封约稿邮件。当时我正走在路上，看到邮件上写着来自《世界报》的邀请，我第一反应是怀疑是不是骗子。后来仔细核对了信息，确认没问题后，我就赶紧回家回了邮件，合作也就这样开始了。 RFI： 那你当时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人当中找到你呢？ Yimeng： 哦，因为那位编辑其实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就认识的，很早以前了。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学生，作品还不够成熟。他这几年一直都有关注我，后来觉得我的风格和完成度差不多可以了，就给我发了约稿邮件，先试着合作一下，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RFI： 是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到你的作品吗？ Yimeng： 对，我觉得平台真的挺重要的。不论在中国还是法国，插画师或艺术家都需要让作品被看见，才会有更多机会。 RFI： 那你刚开始跟他们合作时的感受是什么？ Yimeng： 首先就是紧张，因为时间很紧。给媒体画插画，期限都很短：可能是今天收到文章，第二天就要交草稿，两天后交成稿；有时更急，甚至会同时收到两篇文章。除了紧张，也很兴奋。 《世界报》是主流媒体，而作为一个华人能为法国的主流媒体画插画，其实是很荣幸的，所以真的很开心，同时也会投入很多精力。我每次画完都像刚从考场出来一样，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 第一年的时候，每次接到稿子都会非常紧张，到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有点游刃有余了，能适应这种工作节奏。现在无论编辑给我什么主题，怎样用插画更好地呈现文章，我觉得自己都已经能比较自信地完成了。 RFI： 你能详细讲一下你们这种工作的节奏，或者说整个工作流程大概是怎样的吗？ Yimeng： 因为新闻类的稿件都是有时效性的，所以时间不会像商业插画或个人创作那样拉得很长。通常的情况是：比如今天下午我会收到邮件，先问我有没有时间接这个稿子，如果我确认可以，那可能明天就要交草稿，后天交成稿。 我收到文章后会先通读一遍，然后开始构思第一轮草图。第一轮草图通常会画几十个，那种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快速小稿。接着我会选出四五个比较清晰的方案作为第二轮草图发给编辑。他们会在内部讨论，然后很快反馈给我，告诉我最终选了哪一个。之后我通常会有一天左右去完成成稿。新闻插画一般都是隔一天就会用上，要么刊登在报纸上，要么立即发布到网站上。 RFI： 那整个工作的间隔周期一般是多长呢？ Yimeng： 最快的时候就是 24 小时。不过即使时间再紧，我在刚收到稿子时都会先什么都不做，让自己放空一下，在脑子里先琢磨主题、找切入点。然后才会在草图本上大量画一些天马行空、脑洞比较大的想法。之后再从中选出五个，交给编辑挑选。 RFI： 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哪次？ Yimeng： 最难忘的大概是有一次画封面。因为我平时都是画内文插图，单画内文我就已经觉得很荣幸了。有一次编辑直接对我说：“艺萌，这一期的封面让你来画。”除了封面之外，那一期整版的所有插图也都是我一个人画的，加起来大概是五张插画加一个封面。那两周真的像在打仗，每天睡得不多，不停地赶稿。 等到报纸出版，我去买了好几份，报刊亭的老爷爷还问我：“你怎么买这么多？”我告诉他：“这是我画的。”他就说：“哦，你很厉害，一个中国人画了封面和内文。” RFI： 那一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Yimeng： 主题其实挺难画的，讲的是大学生不同的技能如何影响未来职业发展。其实我现在的画题材很多都是偏生活类的。编辑也了解我，因为我平时很喜欢画城市、画人、画环境，所以偏生活的主题我会比较快进入状态。像旅行、学生假期打工、家庭或情侣关系这些，我都能很快画出来。 但有些我不了解的主题就比较难，比如上周我画的是“法国办公室文化”。可我其实从来没在办公室上过班，我一直都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这种主题对我来说就挺有挑战的。 RFI： 那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某种了解法国社会的窗口？好像你是在给他们画画，但是不是也通过这个工作，间接地接触到许多你原本日常生活中不了解的那一面？ Yimeng： 当然，这三年里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虽然我在法国待了很多年，我平时看到的法国生活方式、理解的文化都是来自于我个人的视角。但这几年给《世界报》画插画，通过不断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从更多角度接触到法国的社会议题。相当于是我先学习，再加入自己的思考，然后再用我的方式把画面呈现出来。 RFI： 法国媒体，或者说西方媒体，其实一直都有讽刺漫画的传统。从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现在法国媒体对插画的审美有没有发生变化？他们想要的插画大概是什么样的？ Yimeng： 我觉得在风格和插画方式上，很多人对“法国插画”其实有点刻板印象。比如国内很多人会说：你画得很法式、很童趣。但实际上，就像我上学时，一个班里有多少同学，就有多少种画风，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法式风格”。 在我看来，“法式”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只要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画，那就很“法式”。 不只是媒体，法国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也非常包容，几乎什么风格的插画都有。风格更多是根据主题来呈现，而不是被限定的。比如我现在给《世界报》Le Campus这个期刊画插画，既有年纪很大的艺术家在为他们画，也有像我这样相对年轻的插画师，各种风格并存，非常包容。   至于工作方式，我觉得法国和中国有一点很不同，而且是非常好的地方：他们非常尊重创作者。我的编辑基本不会对我的成稿进行修改，完全没有。 虽然这跟时间紧迫也有关系，但我会在草图阶段给他们提供大量不同方向的方案，一旦他们选定其中一个，我就可以直接完成成稿。我们合作三年，每一期都没有任何修改，这对我来说既顺利，也让我非常有信心。   RFI： 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会以为给法国媒体画插画，他们可能有很多预设或要求。但听你这么说，感觉他们所谓的“法式精神”就是自由，不像一些甲方对乙方有许多硬性规范的那种合作。 Yimeng： 对。虽然在工作期间时间确实很紧，需要投入很多，但在创作时却是自由的。他们会给你很大的认可。你只要用自己的方式把画完成、把任务做好就可以了。这种感觉很难得，也很幸福。 RFI： 刚才你提到你在法国与合作方的合作方式，和在中国合作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法国这边更自由、更包容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对比是让你有明显感受的？ Yimeng： 这几年我明显感觉到，国内的插画合作会特别看重插画师的平台粉丝数，他们非常关注“流量”。就是说，除了你会画画之外，还要看你能不能为品牌带来更多影响力，甚至是额外的价值。这好像是最近几年国内合作里非常突出的一个趋势。 RFI：我看到你现在虽然生活在法国，但好像也同时在做不少中国的项目。那你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呢？ Yimeng： 我的工作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书稿，也就是个人创作。我已经出版了三本书，现在正在准备第四本，这是比较纯粹的创作类工作。第二部分是品牌合作，其中大部分来自国内，不过今年我也为法国的一个品牌画了插画。第三部分就是媒体插画。所以大致分成这三类的工作在并行。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Yimeng聊一聊她眼中的巴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以及为什么比好好画画更重要的是好好生活？

    11 min

  8. 11/27/2025

    巴黎展现中西方艺术融合的中国画展——《心壑无界》

    日前，中国画家徐里和祁海峰的联合画展《心壑无界》在巴黎十六区的欧洲之家揭幕展出， 展出的作品中既有西方的油画也中国的传统彩墨创作。这是因为两位画家既擅长西方油画，也精通中国水墨，在创作时可以在两种艺术传统中自由切换。徐里先生以“中国山水意境为骨、西方油画表现力为血”，创作出独特的艺术效果，油画风景中有西方绘画传统中少有的留白，笔触整体偏细腻、平整，但在局部用厚重色小笔触点缀，但线条又有水墨写意的自由；祁海峰先生曾千禧年初在巴黎艺术城驻创一年，研修油画，这段经历给他的创作增加了花都的氛围，展出的近期油画作品中色彩温柔，笔触的模糊处理让具象的形体产生朦胧如梦般的意象，而国画作品中使用的彩墨，设色鲜艳和山水的墨色相得益彰。本次展览是由中国文化传播平台——书画频道主办，是该频道为开展一系列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之一。 在为媒体举行的参观活动中，两位画家和书画频道的负责人王平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11 min
See All (24)

About

华人足迹，遍布世界，中华文化，影响深远。每周四“中华世界”同您一起触摸华人社会的脉搏。

Information

More From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