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RFI 华语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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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何事何物值得注目与回首？请听《特别节目》。

  1. 4D AGO

    强硬派的象征、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精神领袖 阿里·哈梅内伊 2月28日，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一次空袭中身亡，享年86岁。自1989年接替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成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哈梅内伊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伊朗权力体系的核心人物。他不仅决定着伊朗国内政治的走向，也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在支持者眼中，他是捍卫伊斯兰共和国、抵抗西方压力的象征；而在批评者看来，他则是一位不断强化安全统治、压制政治自由的强硬领导人。他的去世，也意味着伊朗政治历史上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 伊朗权力结构的核心 在伊朗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最高领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一职位不仅具有宗教权威，同时也拥有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权力。最高领袖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任命司法系统负责人，控制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并通过各种机构对政府和议会拥有最终裁决权。 自1989年以来，哈梅内伊始终稳坐这一权力顶端。在德黑兰最隐秘的决策核心中，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军事和外交决定，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虽然他有时允许有限的发展社会或政治空间，但只要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受到威胁，他便会迅速收紧政策，甚至推动激进而彻底的政治调整。 一位流亡法国的伊朗前议员曾这样形容哈梅内伊说：“在执政期间，哈梅内伊把头上的宗教头巾换成了军帽。”这句话反映了许多观察人士的判断：随着时间推移，这位宗教领袖也越来越依赖安全机构和军队来维持政权稳定，尤其是伊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革命卫队。 打造地区强国的战略 自掌权以来，哈梅内伊始终试图把伊朗塑造成能够与美国和以色列抗衡的地区强国。他的战略主要围绕两个核心目标展开：首先，是让伊朗具备核门槛国家的能力，从而在国际政治中拥有更大的战略威慑力。其次，是通过建立所谓的“抵抗轴心”，扩大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这一由德黑兰支持的地区网络，包括黎巴嫩的 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门的 胡塞武装，以及巴勒斯坦的 哈马斯 等力量。 多年来，这一联盟成为伊朗在中东地区投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也使伊朗能够在多个冲突地区间接发挥作用。然而，在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以色列随后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削弱甚至摧毁这一由伊朗支持的地区联盟。 几年之间，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明显受挫。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2024年12月，叙利亚总统 巴沙尔·阿萨德 被推翻；与此同时，伊朗在伊拉克和黎巴嫩的政治影响力也逐渐下降。在执政最后阶段，伊朗甚至两次成为美国和以色列直接军事打击的目标——一次是在2025年6月，另一次就是导致哈梅内伊身亡的2026年2月28日空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次军事行动发生的同时，德黑兰与华盛顿之间通过阿曼进行的关键核谈判仍在继续。这种局面自 两伊战争 结束以来几乎从未出现过。 从温和形象到强硬统治 其实哈梅内伊并非一开始就被视为强硬派人物。至少在1981年至1989年担任共和国总统期间，他一直生活在伊斯兰共和国之父、首任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的阴影下。当时，一些观察人士把他看作是伊朗政权内部较为务实、相对温和的政治人物。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在当时的政治强人拉夫桑贾尼 的支持下，哈梅内伊被推举为最高领袖。在最初几年，两人形成政治联盟，试图在持续八年的两伊战争之后，重建伊朗经济，并恢复国家稳定。当时的伊朗社会一度出现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氛围。然而，这种开放并没有持续太久。 1990年代初，保守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哈梅内伊随后收紧政治和文化政策，并警告伊朗必须抵御来自西方的“文化侵略”。 改革与压制之间的反复 1997年，改革派政治家哈塔米当选总统。这一结果反映出伊朗社会对政治改革和更多社会自由的强烈期待。在那几年里，媒体和文化领域一度出现相对开放的局面，大量新创办报纸和杂志纷纷涌现，社会讨论也变得更加活跃。但当这些自由被认为威胁到政权稳定时，就被迅速压制。数十家媒体被关闭，许多政治活动人士被逮捕。1999年，一场由学生发起的抗议运动首次公开质疑最高领袖的权威。 十年后，2009年的总统选举再次引发巨大政治危机。当时，哈梅内伊公开支持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连任，而反对派则指控选举舞弊。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抗议被称为“绿色运动”。数百万伊朗人走上街头，对最高领袖发出前所未有的批评。这场政治危机也导致哈梅内伊与昔日盟友拉夫桑贾尼彻底决裂。 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 进入21世纪后，伊朗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断累积。2019年，由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全国性抗议迅速蔓延。示威者高喊：“无能的领袖，下台！” 政府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切断互联网，并展开严厉镇压。 三年之后，另一场震动全国的抗议再次爆发。2022年，年轻库尔德女子 玛莎·阿米尼 在被道德警察拘捕后死亡。这一事件引发了名为“妇女、生命、自由”的全国性抗议运动。这场由女性发起的抗议，很快发展为挑战整个政治体制的社会运动。尽管政府实施大规模逮捕并使用武力镇压，但这场运动仍在伊朗社会留下深远影响，也象征着年轻一代对自由和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充满争议的政治遗产 哈梅内伊1939年出生于伊朗东北部的宗教城市 马什哈德。他的家庭生活清贫，但宗教氛围浓厚。年轻时，他在什叶派宗教中心 库姆 学习神学，并逐渐参与反对伊朗国王巴列维政权的政治活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多次因参与革命活动而先后被捕入狱七次。1979年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 改变了他的命运。革命胜利后，他逐渐进入国家权力核心，并在1981年至1989年两度担任伊朗总统。然而，当他在1989年被选为最高领袖时，他的宗教地位仍然受到部分什叶派宗教学者的质疑，因为他尚未达到传统上要求的“大阿亚图拉”级别。 尽管如此，他仍成功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在之后三十多年里主导伊朗政治。 一个时代的落幕 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中，哈梅内伊始终坚持强烈的反西方立场，并把维护伊斯兰共和国体制视为首要任务。在对外政策中他既务实又强硬，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是懂得如何与美国这个“大撒旦”打交道。支持者认为，他在巨大外部压力之下维持了国家稳定，并使伊朗在中东保持重要影响力。批评者则认为，他的统治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孤立，并通过镇压政治自由使伊朗社会陷入长期的政治僵局。无论评价如何，阿里·哈梅内伊 都是伊朗当代历史上最重要、也是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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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JAN 25

    张又侠落马 对军方最彻底的清洗因 “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周六证实了在网上疯传了多天的消息，中国最高级别的将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与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同时被调查。张又侠落马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军委在任将军中第二位被免职的。路透社认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高级别的军事领导层清洗，而目前北京正在对其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并试图进一步展现其实力。自11月20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谈后，张又侠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鉴于张与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以及该委员会的工作对于指挥、解放军正在进行的军事现代化和态势的重要性，外国外交官和安全分析人士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虽然中国官方通告中没有列出张又侠和刘振立任何具体罪状，但在同一天《解放军报》上刊出的社论中提到；张又侠、刘振立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却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意味着什么？是他们“罪状”核心吗？ 本次节目请现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郑旭光谈谈他的看法。 郑旭光：这次张刘令人落马应该还是看后果，因为上一次（2025年10月17日）公布的苗华等九个上将被开除党籍被拿下，是让习近平的嫡系，即“福建帮”31军这波人——因为中间有五个上将（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秦树桐、王秀斌）都出身于31集团军——那就等于“习家军”受到了重创。那个时候实际上就让习近平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张又侠有点像林彪的权势了，没有制衡力量。习近平当然处在非常危险的境界，而且当时一些迹象也说明中间虽然是派系斗争，但张又侠这一派占了上风，这就让习近平在军中失去平衡力量了。     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  现在张又侠和刘振立又被打下去，就会带来两个显现的后果。一个就是政治局里没有职业军人了，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二十大中央军委，只剩下排名第一的习近平和最后一个张升民，而他们两个实际上都不是业务主官。习近平不用说，张升民实际上主要是政工干部，所以现在军委这一层就他们两个人，而且实际上军委里没有军事主官，张升民就是军事主官了。这样的话，客观上还会有一个态势，上将基本上被“扫荡”了一遍，那中将也都比较悬。这就给少将们和部分中将有了一个快速提升的机会，那军队可能会有一个大转变，军事冒险的可能性也是增加了。 未遂政变？ 法广：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外界至少目前不得而知，但《解放军报》当天的的相关社论中，第一段当说“惩治腐败无禁区”，第二段提到张又侠和刘振力两人“严重践踏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等，你刚才说到习近平失去了“福建帮”曾受到重创，北京难道发生了夺权的未遂“政变” ？ 郑旭光：中共内部的这一种所谓的“政变”和全世界的所谓“军事政变”都不会一样。因为中国是党国体制，关键点就是：必须掌握军队才能掌握住党。纯粹的职业军人是掌握不住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军、国一体的体制，实际上从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就是那样，掌握军队的人如果你掌握不了党中央，就得靠边站。最先毛泽东也算是中央苏区的缔造者吧，但党中央的博古和周恩来他们去了，他就得靠边站，好像有这么一个传统。当然也有抓人军事政变的，比如1979年，华国锋基本上大家认可他是一把手这个概念，但是他因为要对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动手，实际上造成了一种——我们可以把它叫作“自我政变“。也有点像89年邓小平对赵紫阳的这个做法，就是他事实上的一把手，但是按照常规的程序，完成不了权力变迁，所以这个时候他会调动军队……包括邓南巡，包括毛泽东对林彪都是用非正常的程序进行试探。习近平这次搞张又侠也像是一种党内”非正常程序“，但也都是由党内的一把手出面进行的非程序性的这种转变，可以把他叫做”军事政变“，但是这个和外国观察家所理解的这种非党国体制的这个政变，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 法广：《解放军报》的社论中指控他们“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而他们已经被清除落马的话，那能否说习近平手中的权力更加大了？ 郑旭光：应该说习近平一直都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这个金字塔型的体制中，几百万军队有必然的是分工。因为习近平是党政军一把手，是核心，总得有人替他做军内的事情，那这个人就有可能做大。真正的独裁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决定一切事情，而是说他对重大事情有拍板的权力，他对重大人事任免有拍板的权力，就是能够行得通。但如果说在这种形式中间失衡了，就处在危险中，苗华和何卫东等人被弄下去了，习实际上就处在一个失权的危险之中。 现在把张又侠拉下马无外乎两种（后果），如果张又侠在的话，可能军队秩序就不很紊乱，还有一个内部正常的运转。如果说军委主席、军委委员都是完全没有资历，指挥不动的，那就跟毛泽东晚年一样，毛泽东晚年让王洪文来做党的第一副主席，那显然行不通，他没有这种资历和能力，在党内或者军内履行这种指挥。现在张又侠拿掉了，代价就是军队条令体系会出现一种紊乱，指挥上的一种紊乱，或者说战斗力的下降。但是，如果任由张又侠这样走下去，他可能对习核心指挥军队，掌握军队的能力会形成一个抗衡力量。所以我就说他有可能是林彪，林彪就可以抵制毛泽东的很多东西。如果军队抵制的话，那习近平的经济、政治、政策很多可能就不容易得到推行，包括对外交战略。 再来看“严重践踏破环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句话，因为当时对苗华和何卫东用的是”严重破坏党指挥枪和军委主席负责制“，对张又侠和何振立没有提到”破坏党指挥枪“，说的是严重助长影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助长了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不是“破坏”党指挥枪，那苗华和何卫东有可能有一些私自的，没有在军委，常委或政治局层面的一些事情。张又侠被指责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和何卫东他们的“破坏”又不一样，破坏可能就是自行其是，而“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就是说可能从习近平的感受来讲，他认为在军队权力是被践踏的，我觉得有一种极强的被侵犯和受辱的一种感觉。用”践踏“这个词就是让你觉得这个人很霸道，而且是对军委主席权力是无视的啊，他不是简单的破坏，而是践踏破坏，就是肆无忌惮！ “践踏“就带有极强的主观感受 实际上，何卫东、苗华与习近平的关系，张又侠和习近平关系完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词用在张刘身上，那就说他们两人完全是一个性质的。他们作为军事的业务干部，根基又比较深。比如，刘振立就是标准的三十八军出身，从普通的战士一直做到师长，后来又去作了三十八军的大概几个月的军长。他们就有很强很硬的业务。他们认为的一些惯例或者规矩，军队有自己的一套，显然和军委主席负责，习近平想为所欲为的意志肯定会有冲突，不会像何卫东、苗华他们面对习近平可能真的只能是阳奉阴违啊，或者说暗自搞一套，不敢跟他明争明搞，这个可能是让习近平非常不能容忍的。当然,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有很多流言…… 这里有一点就是，当何卫东被拿下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并不是说张又侠一下子就危险了——而是他客观上对习近平的权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就好像他有重器在手，那就要提防你自己的自身的安全，因为会影响别人的安危，会影响习近平这个核心地位。习近平要的是说一不二。但是如果说你还要跟他抗衡，还有反对意见，那你就影响到他所理解的那种权威性。不管张又侠是不是想谋反，作为一把手，都是影响习的权威的一个障碍。这就有点像89年的赵紫阳，就是说如果赵紫阳真的有谋反之心的话，反而结果不会是那个样子。现在看起来，张又侠可能跟那个（89年拒绝执行戒严命令的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状态是比较象的。张刘两人可能都是站在一种惯例，或者说一种党纪或军纪这些角度啊，是“忠诚的反对派“——我觉得可能是这种——当然他不一定会用这样的词来标榜自己，就是为了党国，他们可能跟习近平形成了意见冲突，但是他们也没有想把习近平怎么样。但是习近平必然会觉得你们的存在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 法广：张又侠也一直被认为帮衬了习近平得到最大的权力，他显然连自己最亲信的人也不放过？ 郑旭光：就像王岐山一样，是阶段性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是他最大的助力，但是最大的助力如果跟他有了冲突，那就是最大的阻力，最大的敌人了。你看毛泽东整的人，彭德怀、林彪，刘少奇等这都是他嫡系啊，不是嫡系是轮不上被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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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JAN 6

    风云未歇·2026年国际大事展望

    丙午马年即将启幕。经历了前一年多线冲突叠加、制度性疲态显现的全球动荡之后，世界并未迎来真正的缓冲期，而是以更加密集、更加结构化的方式进入新的周期。战争的余波、选举的回潮、国际组织的裂解与重组、以及大型体育与文化事件的集中到来，使2026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高度压缩的历史节奏。本期栏目，循着时间与议题的交错脉络，梳理这一年已然展开或即将发生的关键国际事件。 1月1日，欧洲货币体系迎来重要节点。保加利亚正式采用欧元，结束自1881年以来列弗作为本国流通货币的历史，成为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至此，欧元区成员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21个国家；安道尔、摩纳哥、圣马力诺和梵蒂冈等4个微型国家在欧盟同意下使用欧元；科索沃和黑山则单方面采用欧元。丹麦虽参与汇率机制二期，却被豁免加入义务，而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瑞典与捷克仍承担未来加入欧元区的法律责任。 事实上，保加利亚早在2007年已加入欧盟，但出于保持财政灵活性、避免价格上涨以及应对腐败与法治问题的考量，其欧元进程长期停滞。2026年的转折，标志着欧元区在政治与象征层面的再次延伸。 几乎在同一时刻，欧洲的新年庆祝被悲剧打断。1月1日凌晨1时30分，瑞士瓦莱州滑雪胜地克朗-蒙塔纳的“星座”酒吧发生严重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当地重症监护资源迅速告急，伤者被转送至瑞士其他地区及部分临近的欧洲国家。调查认为，点燃的香槟烟火引燃天花板可能是起火原因，酒吧业主随即面临刑事调查。事件在欧洲社会引发关于公共安全与节庆文化的反思。 1月1日至6月30日，塞浦路斯共和国第二次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在丹麦任期结束后，这个地中海岛国接手协调27国部长级机构的运作，主持立法谈判、预算审批及外交安全政策协调。六个月内，塞浦路斯将主办250余场会议，其中包括27场高级别会议和19次非正式部长会议。 以“一个自主的联盟，向世界开放”为口号，尼科斯·赫里斯托祖利季斯总统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涵盖安全与防务、竞争力、贸易开放、民主价值以及欧盟预算。援助乌克兰、落实《移民与庇护公约》及地中海移民议题亦被置于核心位置。 这一任期亦因塞浦路斯自身的分裂背景而更具象征意义。自1974年以来，该国仍处于部分被占状态，联合国斡旋的谈判在2025年日内瓦未取得突破。欧盟主席国身份，或使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地缘政治问题重新进入欧洲议程中心。 1月3日，全球舆论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震动。美国军方在代号为“绝对决心”的行动中对委内瑞拉发动攻击，并在加拉加斯抓捕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西莉亚·弗洛雷斯。行动中逾150架美军飞机参与，对委内瑞拉北部基础设施实施轰炸。 委内瑞拉与古巴方面称，行动造成80余人死亡，其中包括32名古巴军事与情报人员。马杜罗夫妇被押送至纽约，面临与“毒品恐怖主义”相关的多项指控。美方称该行动属执法行为并有宪法授权，但联合国官员及国际法专家普遍认为其违反《联合国宪章》与国家主权原则。 5日，副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宣誓就任临时总统，委内瑞拉政府结构得以维持。事件引发委内瑞拉侨民的分裂反应，也使“美式武力干预”的国际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 紧接着的制度性冲击发生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联合国确认，美国将于1月22日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总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宣誓就职数小时后即宣布该决定，指责世卫在疫情与多项国际卫生危机中表现失当。作为长期最大资助国，美国的退出被世卫组织公开表示“深感遗憾”，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由此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在政治纷扰之外，体育赛事为2026年提供了另一种叙事。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意大利米兰与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这是继1956年后冬奥再度落地科尔蒂纳，也是奥运史上高比例依赖既有场馆的一届赛事。 比赛分布于伦巴第、威尼托与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四大区域，93%的场馆为现有或临时设施。奥林匹克基金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统筹赛事组织、文化活动与传播工作，体现出国际奥委会“可持续办奥”的新路径。 东南亚进入选举密集期，多国在2026年迎来关键政治节点。2月8日，泰国将举行立法选举，改选500名众议员，同时就是否更换2017年宪法举行公投。此次提前选举源于执政联盟内部协议与宪政改革僵局，并叠加与柬埔寨的边境紧张局势。 同一时间段，缅甸军政府主导的全国选举自2025年12月28日起陆续展开。这是2021年政变后的首次选举，但在反对派被排除、选举规则收紧以及军方保留25%议席的制度设计下，被广泛视为旨在合法化军事统治的过程。 3月5日，尼泊尔也将举行提前大选，采用单一选区多数制与全国比例代表制并行的方式，选出275名众议员。 法国也将在今年进行地方政治的压力测试。3月15日与22日，法国将举行市政选举。此前数年的总统、议会与欧洲议会选举，已深刻重塑法国政治版图。极右翼的持续上升、左翼的反复整合以及中间派力量的削弱，使地方层面的竞争更具象征意义。此次选举被视为法国政治体系稳定性的又一次压力测试。 文化与体育方面，5月，欧洲歌唱大赛在维也纳举行，这是该赛事第70届。35国参赛，为2003年以来最少。以色列的参赛再次引发争议，西班牙、爱尔兰、冰岛、荷兰与斯洛文尼亚选择抵制，使文化活动的政治化讨论持续发酵。 6月至7月，全球瞩目的足球盛事登场。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也是首次由三国共同承办。赛事回归北半球夏季，标志着国际足坛规模与商业化的进一步升级。 有关今年的高峰会议与大国博弈 :6月14日至16日，七国集团峰会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美、英、德、法、日、意、加与欧盟代表齐聚阿尔卑斯湖畔，会议背景是多边机制受压与地缘政治分裂的持续深化。 年末的政治焦点：11月3日，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改选全部435个众议院席位。这是特朗普第二个、非连续任期内的关键政治节点，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其执政空间。 同年10月27日前，以色列需举行立法选举。自2022年以来，该国政局频繁重组，多党联盟进出执政体系，加沙战争的余波仍深刻影响国内政治走向。 从欧元区的扩展到大国退场国际组织，从选举密集到体育盛会集中，2026年并非过渡之年。旧有秩序尚未崩塌，新框架继续塑形。世界在不稳定中继续前行，而历史的书写，正是在这些看似分散却彼此呼应的事件中，悄然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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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2/25/2025

    圣诞节的前世今生

    今天是圣诞节，在中国全家团圆的日子是春节，在西方则是圣诞节。 每年一进入十二月，法国城市不论大小，主干道上都会陆续装点上了圣诞彩灯，街头巷尾的商家也争先涌后为一年中最重要的销售季节精心打扮，推出与众不同的商品， 很多家庭也不落人后的纷纷购买圣诞树、挂上装饰，广播、电视中圣诞歌曲的不绝于耳，孩子们在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圣诞活动的同时，还写下自己的愿望清单，方便忙着为家人朋友挑选礼物的大人们不会买错……没错，圣诞节来了！这个看似温馨、充满礼物和笑声的节日其实有着一段极其复杂、跨越千年的历史，从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宗教节日，逐渐演变成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世俗节日。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讲圣诞节的前世今生。 圣诞节的起源 首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两千多年以前，去看看最初的圣诞节。 圣诞节，顾名思义是圣人诞生的节日，原本是基督教为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举行的盛大庆祝节日。但是，如果你打开《圣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就是耶稣究竟是哪天出生的，并没有被明确记载。根据零星史料推测，耶稣诞生大约在公元前5或6年，但具体日期无从考证。路加福音中只说了牧羊人收到天使的启示去看婴儿耶稣，却没有提到是哪一天。早期的基督徒更关心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所以复活节才是他们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换句话说，在最初的基督教世界中，根本不存在“圣诞节”这个概念。 那么，圣诞节为什么会定在今天——12月25日庆祝，而不是冬至那一天呢？这就要提到四世纪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在位期间皈依了基督教，他希望整个帝国的臣民都能接受自己的新信仰。于是，他选择了12月25日作为圣诞节，这一天是根据公元前46年由尤利乌斯·凯撒制定的儒略历的冬至，并且是当时罗马帝国的太阳节，一个国民非常熟悉的节日。在人们庆祝、纪念光明的回归。想象一下古罗马的夜晚：人们点燃篝火，围绕太阳的神像跳舞，唱歌祈福，庆祝光明回归。而君士坦丁将耶稣的诞生日与这个节日结合，让人们从崇拜太阳过渡到纪念耶稣，这一做法既聪明又充满政治智慧。 事实上，不仅罗马人如此，北欧的古代先民也在冬至前后庆祝光明的回归。他们点燃火把、跳舞歌唱、饮酒作乐，希望来年的丰收和光明。这些古老仪式的精神，被慢慢融入到后来的圣诞节当中。 不仅如此，在犹太教中也有类似的光明节——光明节讲述重建圣殿的奇迹，虽然背景和信仰不同，却同样围绕光明和希望。这种跨文化的光明主题，让圣诞节具有了普世的象征意义——无论你信奉哪种宗教，光明、希望、团聚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另外，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也有祭祀光明、祈祷丰收的节日。古代人对自然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能力，他们知道冬至过后，白昼会渐渐增长，这意味着希望和生命力的复苏。各种文化的光明节彼此呼应，为后来全球化的圣诞节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圣诞习俗 说到圣诞节，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圣诞老人、礼物、圣诞树、彩灯……这些节日元素，其实都源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的“遗产”。 北欧的冬至节，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点燃火把、挂饰树木、互送礼物，祈求太阳回归。罗马人祭祀密特拉神，也与光明密不可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民间风俗与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相融合，慢慢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圣诞节。 中世纪时，欧洲各地的教会为了庆祝耶稣诞生，创立了午夜弥撒。圣诞午夜举行的弥撒象征耶稣在夜里诞生，人们在烛光下唱圣歌、讲述耶稣故事，整个仪式庄严而温暖。它不仅是一种宗教活动，也逐渐成为家庭和社区聚会的重要时刻。 随着时间的流逝，圣诞节逐渐“下凡”——世俗化。人们在家里摆放圣诞树，装点彩灯，准备礼物，烤制圣诞饼干和姜饼屋。这些活动不仅保留了节日的宗教意义，更增添了家庭欢乐。圣诞节逐渐从宗教节日扩展为一种家庭聚会和社区庆典的综合性世俗节日。 圣诞老人则有着更丰富且有趣的历史。他最早源自四世纪的圣尼古拉斯，是一位慷慨的主教，传说他会偷偷给贫穷的孩子送礼物。几百年来，这一形象不断演变，到了20世纪30年代，通过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他才变成了人们今天熟知的形象——穿着红衣、戴着红帽、长着长长白胡子的胖爷爷骑着雪橇、带驯鹿，给一家人带来精心准备的礼物。可以说，现代圣诞老人更像一个文化符号和商业明星，而不再只是宗教人物。 欧洲各地的圣诞习俗也各具特色。法国有圣诞蛋糕卷，象征火焰和生命延续；德国的圣诞市场最为出名，出售各种手工饰品、用香料和橙子煮成的热红酒、姜饼以及各种节日食品；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地也各有自己的圣诞美食和庆祝方式。这些习俗丰富了圣诞节的文化层次，也让节日的娱乐大大增加。 有学者曾打趣说，圣诞节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拼盘”——各种宗教仪式、民间风俗和商业元素被揉到了一起，创造了一个跨越时空和文化的节日。 圣诞节在中国 那么，圣诞节在中国又是怎样的呢？ 最早，圣诞节只是在基督教的教堂和外国侨民的小圈子中活动。随着20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和文化交流，圣诞节开始逐渐进入城市人的生活：先是追时髦的年轻人去教堂参加弥撒，之后是商场的彩灯和促销、年轻人的聚会、社交媒体晒照片……渐渐地，圣诞节成为一种商业的娱乐节日。而且更有趣的是，在中国，圣诞节几乎完全去宗教化了。大家更关注热闹、浪漫和社交。情侣拍照、朋友间交换礼物、在商场购物狂欢，成为年轻人参与圣诞节的主要方式。平安夜的弥撒基本上只有教徒参加，对普通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的大城市，年轻人借圣诞节的机会表达情感、进行社交互动。例如，北京、上海的大型商场会布置巨大的圣诞树，挂满闪亮装饰；咖啡店和蛋糕店推出节日限定饮品和甜点，街头还有圣诞主题活动和灯光秀。即便宗教意义淡化，但这个节日传达的精神——光明、团聚、希望依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圣诞节与传统冬至、春节并行存在，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有人在圣诞节晚上吃火锅、蛋糕和巧克力，融合东西方饮食习惯；年轻人拍照打卡、互送小礼物，仿佛在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节日文化。这显示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既保留本土传统，又能欣赏外来节日的乐趣。 同时，商家和媒体也赋予圣诞节更多娱乐和社交价值。例如，网络上会出现“圣诞单身派对”、“圣诞互送礼物挑战”等活动，让节日不仅仅是家庭聚会，更成为城市年轻人社交和表达的契机。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现代圣诞节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融合秀。从最初纪念耶稣诞生的宗教节日，到吸收北欧冬至庆典、罗马太阳节习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化，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趣味元素。 有评论认为，圣诞节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文化挪用”。它将各种宗教、民俗、商业元素混合在一起，形成今天我们看到的节日面貌。虽然有人会觉得这种“挪用”有些荒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人类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体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融和创新。 目前，圣诞节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西方国家，它依然保留宗教仪式和家庭传统；在中国，它更多是一种社交和娱乐节日；在日本，它则被视为情侣约会和浪漫节日；在南美和非洲部分地区，又融合了当地民俗和音乐。无论何地，光明、团聚和希望始终是核心。 总之，圣诞节的历史是一条跨越千年的光明之路。从宗教仪式、太阳崇拜，到民间风俗，再到现代商业娱乐，它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故事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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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2/11/2025

    国际人权日 ： 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人权的基础建设需要提升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国际人权日特别节目。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联合国表示：今年人权日纪念活动旨在重新唤起公众对人权的关注，展现人权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日常生活。人权常被视为理所当然或一种抽象的理念，然而，它们其实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所需。通过弥合人权原则与日常生活之间的鸿沟，我们期望提高人们的意识、增强公众信心并鼓励集体行动。在数字时代，如何根据时代特点来保护和捍卫人权，这是联合国关心的一个角度。今天和明天，在日内瓦威尔逊宫，围绕通过人工智能和创新推进人权， 联合国举办一个题为“赋能人权未来”的峰会。 利用人工智能和创新来推进人权， 首先要有一个尊重人权的人工智能基础建设。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具体地来看一下，从在数字技术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的层面，国际社会怎么样来打造和改善人权保护的基础建设。 首先要看到咱们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迅速、深刻的文明变革。在这个数字化时代，无论是获取信息、娱乐、消费还是工作， 人们越来越多地在线互动。新冠疫情充分展现了数字服务的潜力，使人们能够继续互动交流。但关于这场转型带来的后果及其对人权的影响，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答。 人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不可剥夺的。网络空间为人权的行使和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风险，以及权利之间新的关联和冲突。例如，通过移除网络有害内容（如仇恨言论）来维护与网络安全相关的权利，可能会被视为干涉他人的言论自由。各国在制定数字政策时，需要考虑政策对人权的影响，以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 数字空间为人们行使言论自由提供了更便捷、更快速、更大规模的途径，但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得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成为可能，从而加剧了隐私风险。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享有的权利，在网络世界中也必须得到保护。我们需要采取一种细致入微的数字政策，充分考虑各项权利之间的关联和冲突。 在弱势群体方面，数字技术为促进弱势群体、易受伤害群体或边缘化群体（包括儿童、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以及残疾人士）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机遇。例如，人工智能工具可以帮助视障和听障学生参与传统的教育环境。然而，这些群体在数字环境中尤其脆弱，因为数字环境可能无法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可能滋生新的歧视形式或有害行为，例如网络欺凌。 在制定保障网络人权的措施时，这些措施就必须更加注重赋能社会所有成员，包括那些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比如经合组织《关于儿童在数字环境中状况的建议》中指出，数字素养教育在这方面至关重要，它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在数字时代的发展并行使人权所需的技能。 儿童数字环境理事会的建议在保护儿童免受风险与促进数字环境带来的机遇和益处之间寻求平衡。修订后的建议序言承认了关键因素，例如数字环境的复杂性；保护儿童隐私和个人数据的迫切需要；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各种作用。这份建议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一致，将儿童定义为“18岁以下的每个人，但承认在提供某些法律保护时，不同的年龄门槛可能更为合适”。 数字技术的设计、开发和部署会影响人权的行使和保护方式。例如，人工智能和神经技术可以帮助推进与教育和健康相关的人权，但它们也会带来新的、加剧的风险，例如隐私、思想自由、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风险。它们甚至可能挑战我们对“人”的理解。 国际社会现在形成共识：为了确保数字化转型始终以人为本、以人权为导向，人权需要在数字技术的整个生态链中得到贯彻。2019年经合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建议书》（首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政府间标准）将尊重人工智能生命周期中的人权作为原则之一。 建议书提出： 第一，人工智能主体应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尊重法治、人权、民主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不歧视和平等、自由、尊严、个人自主权、隐私和数据保护、多样性、公平、社会正义以及国际公认的劳动权利。这还包括应对人工智能放大的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尊重言论自由以及适用国际法保护的其他权利和自由。 第二， 人工智能主体应实施相应的机制和保障措施，例如赋予人类自主权和监督权，包括以符合实际情况且符合现有技术的方式，应对因超出预期用途、故意滥用或无意滥用而产生的风险。 经合组织认为：需要在国际层面构建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以促进社会对人工智能的信任和应用。在此背景下，经合组织理事会根据数据保护委员会的提议，通过了一项关于促进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政策的建议。 与公民社会开展强有力的互动至关重要，这能确保各国政府在数字时代为保护人权所做的努力始终与社会价值观和需求保持一致。与私营部门的磋商同样重要，因为包括在线平台在内的企业对数字时代人权的保护和行使方式的影响日益增强。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汇集不同观点并促进政策协调一致，各国政府可以促进协同增效与合作。 在2022-2023年的一系列专题研讨会上，经合组织召集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共同探讨和反思数字时代人权的优先事项。2022年，经合组织召集各国数字部长，通过了《关于可信赖、可持续和包容的数字未来的宣言》，为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描绘了蓝图。 这份宣言是在伙伴国家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下制定的。从人权的角度讲，它旨在为以人为本、以权利为导向的数字化转型描绘愿景。在新冠疫情危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气候紧急状况等关键时刻，这份宣言强调各国共同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是塑造和利用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建设更美好的社会，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新兴技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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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2/08/2025

    法国政教分离120周年：历史沿革与当今世俗化现状

    2025年，法国迎来了《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1905年12月9日，该法律正式颁布，规定国家不再拥有宗教，并确立国家的中立性，从而为公民平等提供了重要保障。至今，这部法律仍是法国世俗化原则的基石。 （本文数据和情况判断性用语均来自法国内政部） 宗教格局的变化 自1905年以来，法国社会经历了显著变化。如今宗教景观呈现三大趋势：自称无宗教的人数不断上升，即所谓“世俗化”现象；天主教在法国的影响力下降；非天主教的宗教持续发展与演变。目前，社会的多元化使“宗教”一词不再是单数形式。在此背景下，《教会与国家分离法》仍然是保障公民平等待遇的重要法律依据。 世俗化奖与120周年庆祝 为庆祝《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120周年，法国2025年设立了10万欧元的特别基金，用于奖励在教育和推广世俗化方面的项目。自2021年起，世俗化奖已表彰在地面实践和世俗化推广方面的行动。奖项旨在支持获奖者实施项目或提升其行动，同时表彰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积极推动世俗化的行动者。 今年的颁奖活动于2025年12月9日举行，即1905年法律的周年纪念日及全国世俗化日。奖项面向协会、学校、地方政府以及个人，凡有相关行动均可报名参加。 法国世俗化的历史沿革 1789年：法国大革命 在旧制度下，法国大部分人口为天主教徒。大革命深刻动摇了旧秩序，废除神权君主制成为世俗化的第一步。1791年法国宣布信仰自由，新教徒和犹太人成为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成员。 1789年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第10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其观点，包括宗教观点而受到骚扰，只要其表达不扰乱法律所建立的公共秩序。” 1801年：教务专约 为恢复宗教和平，拿破仑在1801年签署调和条约，规定法国与教廷的关系。天主教不再是官方宗教，但被认为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同时，教务专约确立四种受认可宗教：天主教、新教（1802年）、犹太教（1808年），并作为公共服务加以管理。 1881-1886年：费里与戈布莱法律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法国迈出了走向世俗化的第二步：1881年，公立学校免费，1882年，6至13岁儿童开始受到义务教育的保障。宗教教育被排除在课堂之外，代之以公民道德教育。此举标志着对学校内良心自由的法律保障首次确立。 1905年：教会与国家分离法 1905年12月9日，《教会与国家分离法》颁布，成为法国世俗化的奠基法律。该法确认了良心自由，并保障宗教自由实践，同时规定国家对所有宗教中立。法律的两大核心支柱为：第一条：确认良心自由；第二条：教会与国家分离。 此法颁布后，国家不再有官方宗教，其中立性成为公民平等的保障。 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 1946年宪法明确规定法国为不可分割、世俗、民主和社会的共和国，进一步确认世俗化原则的宪法地位。 2004年：禁止公立学校显著宗教标志 2003年，法国成立“共和国世俗原则执行委员会”。2004年通过法律，禁止公立学校中小学生佩戴显著宗教标志，以确保学校环境的世俗化。时任专家组表经过6个月的研究和120场听证会后得出了支持这一法律的结论，领导该小组的法国国家调解员贝尔纳·斯塔西表示：“世俗主义无疑意味着政教分离，但我认为，世俗主义也主要体现为对差异的尊重、对宗教群体的尊重；正是世俗主义的这一奇迹，使我们能够在尊重多元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团结。” “我重申，这项法律并不是一部禁止性的法律，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开放性的法律；它确立了界限，同时也表明世俗主义首先是一种开放的价值观。 系列恐袭与思考 2015年，查理周刊恐袭事件爆发，全法震惊。巴黎近郊一名市长在一场悼念会上表示：“这些袭击对我们的民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法国人民都明白这一点。我们反对那些针对我们世俗、民主共和国的罪行与威胁”。 2020年，法国历史教师萨谬埃尔·帕蒂被一名18岁的莫斯科出生的车臣难民斩首，该难民随后被警方击毙。这名教师曾在课堂上展示过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一场悼念会上，总统马克龙表示：“萨缪尔·帕蒂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伊斯兰主义者想要夺走我们的未来，而他们知道，有像他这样和平的英雄在，他们永远无法得逞。”“萨缪尔·帕蒂成为了共和国的象征，象征着我们摧毁恐怖分子、削弱伊斯兰主义极端分子、在我们的国家里作为自由公民共同生活的决心。他成为了我们理解、学习、继续教学、保持自由的决心之面孔。因为我们会继续前行。我们将捍卫你如此擅长教授的自由，我们也将捍卫世俗主义。我们不会放弃讽刺画和漫画，即使有些人选择退缩”。 次年，在萨缪尔·帕蒂被杀一周年的纪念活动上，时任法国教育部长让·米歇尔-布朗齐耶表示：“我认为，世俗主义并不是一个特定于法国的概念。世界各地都需要区分我们的宗教生活与公共生活，而尊重自由、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非常重要。要建立一个世俗体系，使你可以自由选择信仰上帝或不信上帝，可以拥有这种宗教或另一种宗教，而世俗主义正是实现这一点的良好制度。萨缪尔·帕蒂正是为此而死。他为自由、为言论自由而牺牲。因此，今天对法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对世界而言同样重要，因为自由的价值是全世界所有人类共同的价值”。 2021年：巩固共和国原则法 2021年8月24日通过的法律重申世俗化原则作为共和国的基础。法律明确要求公共服务、协会及承担公共服务任务的私人机构遵守世俗化，同时设立具体措施，包括任命世俗化协调员和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世俗化的核心内容 世俗化允许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实践宗教、改变信仰，只要不违反共和国法律。其保障主要包括：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实践，包括聚会、佩戴宗教标志或服饰、以及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信仰；所有公民平等，无论信仰如何；国家对宗教中立。 历史与当代的联系 世俗化源于法国政治历史，可追溯至中世纪克洛维斯时期，但真正制度化始于大革命。1801年的调和条约、第三共和国的教育改革以及1905年法律奠定了世俗化的基础。自20世纪末以来，世俗化在公共讨论中重新浮现，背景是社会宗教多样性增加和明显的世俗化趋势。 “世俗化”指社会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社会规范不再由宗教决定，曾由教会承担的职能逐步被取消。2015年恐怖袭击后，法国强化了世俗化公共政策，包括“学校为共和国价值观的大动员”和“共和国价值观与世俗化”国家培训计划。2021年法律进一步确保了公共服务和私人机构遵守世俗化原则，并采取具体措施落实这一原则。 以世俗主义为“神圣职责”，任重道远 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第一条重申，共和国独立于宗教，并凌驾于各宗教之上。若要说哪部文本近乎“神圣”，那必定是奠定法国世俗主义原则的《1905年12月9日教会与国家分离法》。2021年，法国通过“反分裂主义法”，旨在维护共和国原则。这是为补充1905年法律而制定。2025年，法国在保障世俗主义方面依旧任重而道远。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让宗教实践实现了无形化的变身。往昔，教义在暗处、以磁带和光盘的形式进行传播，而靠口口相传和纸质印刷品传教的方式，仿佛在更遥远的年代。如今，电子布道在世界各地涌现，经由视频平台、社交网络和加密通讯软件传播，由“网红传教者”群体推动。这些网红们往往能不受现行治安规则和共和国原则的约束。这群新兴的自封的“先知们”甚至冲击了那些长期习惯于更加平和对话的宗教机构。一个已经脱离监管的“2.0版神职阶层”浮现出来，在算法驱动下，更易走向激进化。在认知泡沫中，尖锐、极端的言论大行其道。 世俗主义本是一种自由的原则。国家保持其威严的仲裁地位，全按法律办事，只按法律办事。正如1789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说的：“自由在于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换言之，一个人的自由止于他人的自由开始之处。这是一份应当受到尊重的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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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1/13/2025

    11.13恐袭十周年：铭记历史——“这是对遇难者的责任”

    十年前的今天——2015年11月13日晚间，在巴黎近郊93省圣但尼市的法兰西体育场附近、巴黎十区和十一区的咖啡馆露台以及巴塔克兰剧院发生了一系列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血腥的系列恐袭共造成132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数千人遭受心理创伤。一场如此沉重的悲剧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怎样的痕迹呢？人们的记忆又是如何筛选形成的呢？这些记忆又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怎样的演变呢？ 2016年1月，在法国一项有关创伤相关记忆的大型研究项目应运而生。项目被命名为“11、13计划”，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和巴黎一大（先贤祠-索邦大学）共同发起。这个独一无二的计划从一开始就被定位为一项长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涵盖了人文科学、神经科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该项目由历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荣誉研究主任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和神经心理学家、任职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人类记忆神经心理学与影像实验室、卡昂诺曼底大学和高等研究应用学院（EPHE-PSL）的弗朗西斯·厄斯塔什（Francis Eustache）共同领导，项目将于2028年结束。 这一研究项目的目标是研究个人和集体对恐袭事件记忆的构建和演变，同时深入了解创伤后的应激障碍（PTSD），从而改进其治疗方法。具体而言，“11、13计划”围绕两个主要研究方向展开：一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千人”研究；另一项是名为“铭记”（Remember）的神经科学研究。 计划是受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赫斯特（William Hirst）的启发，赫斯特在2001年的911恐袭袭击事件发生后的十年间，听取了约3000人的证词。法国项目的第一部分，在十年间进行的四轮访谈中，收集了近千名志愿者的录像证词。 “记忆矩阵”  “您能告诉我2015年11月13日那天发生的事吗？”这一提问首次出现在2016年夏天，共向受访的934人提问了934次。恐袭发生三年后的2018年，这些人再次接受访问；2021年，他们又接受了回访。如果获得批准，2026将再次采访他们。  被访者分为四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目击者和急救人员（第一组）；居住或工作在受影响社区的人员（第二组）；巴黎及其郊区的居民（第三组）；以及卡昂、梅斯和蒙彼利埃这三个城市的居民（第四组）。  这些证词大多在位于巴黎远郊马恩河谷省的马恩河畔布里市的国家视听研究所 (INA) 拍摄，并被制作成纪录片——《11月13日，我们支离破碎的生活》，在法兰西电视台 (France.tv) 播出。这些证词能够让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评估记忆的持久性、创伤的影响和复原的过程。  而这正是“铭记”项目研究的关注点。项目研究恐袭对大脑、认知和精神病理学的影响，针对大脑的研究是通过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的，为此项目招募了 200 名志愿者，其中三分之二的志愿者曾是“千人研究”第一组被访者中经历过恐袭的幸存者。在这些亲身经历过恐袭的人群中，50%的人在2016年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其余三分之一是来自卡昂市的志愿者，他们没有经历过恐袭，组成研究的对照组。 针对系列恐袭事件，法国人有什么样的记忆呢？作为对法国人生活状况和愿望调查的一部分，法国生活状况研究与观察中心（Crédoc）在对有关袭击事件的问题进行了八项民调后，将调查结果汇编成书——《直面危机：法国人与2015年11月13日袭击事件》（Faire face. Les Français et les attentats du 13 novembre 2015），并在上个月底出版。  法国人对得知恐袭发生的具体时间的“闪存记忆”几乎刻骨铭心：恐袭九年后，八成以上的的受访者能够准确地说出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得知恐袭事件的。但对具体发生恐袭地点的记忆正在逐渐消退。事实上，早在2016年6月，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就已成为媒体报道系列恐袭事件的核心象征。当被问及恐袭发生的不同地点时，71%的受访者提及的第一个地点就是剧院，远远领先于45%受访者提到的法兰西体育场。到了2024年，巴塔克兰剧院仍然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恐袭地点（35%），而法兰西体育场则降至10%。  至于遇难人数，2016年，约有一半的受访者能够给出确切数字，但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1%。随着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对恐袭案进行的司法审判，这一比例在2024年回升至35%。  尽管法国在2015年之前就已遭受过多次严重的恐怖袭击，但11月13日的恐袭仍然是“法国记忆的根源” ，《直面危机》（Faire face）一书的作者如是说。因此，2016年7月14日发生的、造成86人死亡、近500人受伤的尼斯恐袭案，在2023年的提及率只有24%，仅为2017年（46%）的一半。  《直面危机》（Faire face）书中写道：“这些恐袭事件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似乎凝聚了当代恐怖主义悲剧的社会记忆，强化了它们作为国家集体叙事核心标准的作用。”  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联合采访时，项目负责人丹尼·佩斯坎斯基和弗朗西斯·厄斯塔什回顾了“11、13项目”的起源及其研究成果。 针对11月13日袭击事件发生后，为什么两位负责人觉得有必要共同开展记忆工作？ 厄斯塔什表示：佩斯坎斯基是历史学家，他自己则是神经心理学家，两人的背景让他们2012年在卡昂纪念馆相识，当时两人都正在参加一个名为“矩阵”（Matrice）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研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2001年911袭击事件的记忆。11月13日恐袭发生后，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两人迅速决定利用自己最擅长武器——研究来应对。 11月18日，时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席的阿兰·富克斯（Alain Fuchs，已于2024年去世）向科学界发出呼吁，两人以一个规模空前的项目响应了这一呼吁。  丹尼·佩斯坎斯基（Denis Peschanski）表示：“11、13项目”源于一个认识论上的挑战，其前提是：如果不考虑个体记忆和大脑动态，就无法充分理解集体记忆，反之亦然。早先与弗朗西斯和其他研究人员的交流，为人文科学和生命科学搭建了共同研究的平台。11月13日恐怖袭击的规模加速了这种融合。历史学家说：“此外，我们对遇难者负有责任。”  作为“千人研究”的一部分，在2016年进行的初步面对面访谈，完成了934次访谈，拍摄了超过1400小时的录像证词，并整理出4万页和1400万字的文字资料。那么是怎样分析这些数据的呢？  据历史学家介绍研究第一阶段的工作堪称巨大。因为2016年时，语音识别技术尚未达到如今的先进水平。工作先从自动转录入手，然后进行了细致的核查，修正转录错误。之后，使用文本计量分析软件TXM，实现了词汇与出现频率的交叉比对。  这为重要研究铺平了道路，如洛林大学法语语言文学讲师夏洛特·拉科斯特（Charlotte Lacoste）的研究。她识别出一些特定的语言标记，例如在第一组受访者中亲身经历恐袭的人在叙述时频繁使用“我”和“让我”，这反映出受访者沉浸于当时的体验之中；此外，还使用了“我对自己说”和“我想”等自我引用的表达。这是一种非常具象化的记忆。 拉科斯特还根据幸存者的年龄和性别对使用的词汇进行了研究。年轻一代会使用“结果（du coup）”和“太（trop）”等带有时代特色的表达方式，他们也会使用“我记得（je me souviens）”和“我想起（je me rappelle）”等回忆动词，这表明他们与记忆的联系更为直接。此外，研究还揭示了叙事中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使用亲属词汇来描述情感和人际关系；而男性则更关注地缘政治和政治评论。 弗朗西斯·厄斯塔什补充说：另一个非常有前景的研究课题是由数据科学家——也就是大数据专家——罗宾·奎利维克（Robin Quillivic）领导的。在博士论文中，他研究了语言作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标志。他利用人工智能工具，通过分析个人的叙述方式和用词，探索了语言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的联系。 针对从项目启动以来，什么最令负责人印象深刻或感到惊讶？ 丹尼·佩斯坎斯基回答说.：我们与志愿者和相关协会建立了非常牢固的联系。数百人同意在镜头前讲述自己的故事，录制有时是长时间的，很私密的。我们从未感到他们有丝毫的犹豫，尽管精神科医生曾告诉我们，从2016年开始这个项目距离袭击事件发生太近，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不会来，或者即使来了，也只会说一刻钟就离开。最终，第一组受访者占2016年所有访谈的近四成，平均每次探访持续两个半小时。对于一项纵向研究而言，流失率（即未从某一阶段返回下一阶段的参与者比例）特别低，第一组仅为w为14%。在“铭记”研究中，流失率甚至更低。  那么个人记忆如何融入集体记忆呢？ 丹尼·佩斯坎斯基认为：现在要完全理解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如何相互关联还为时尚早，因为完整的分析，特别是第二阶段的文本计量分析，目前尚未完成。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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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0/24/2025

    缅怀万润南与海外中国民主运动

    2025年秋，巴黎举行追思会，悼念流亡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与民运人士万润南。法广采访了三位与他交往多年的友人——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琦、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以及政治学者严家其，听他们谈万润南其人，以及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过去与未来。 万润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知名人物，曾创办“四通公司”，后因1989年“六四事件”被迫流亡海外。在流亡岁月中，万润南持续关注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民主进程，也成为海外民运的重要象征。 万润南在你们心中是什么样的人? 廖天琪回忆道：“他既是我们的同志，也是我们的朋友。我在1989年底第一次认识他，当时只觉得他是一个企业家，并没有特别亲切感。到了1990年9月民阵第二届大会，他当选会长，那时有很多人指责他，但他一点都没有反驳，安静地站在旁边面带微笑。他只关心中国民主的前途，从不说负面的话。从那次以后，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有勇气，非常睿智的人。” 谈及万润南的贡献，廖天琪进一步表示：“立功方面，他是八十年代第一位民营企业家，把IT事业引入中国社会，带动了一代人对科学与电子业的热爱。立言方面，他写了《万歌诗词》，126首旧体诗，哀而不伤，思念故国却心怀天下。他推动民主运动，也曾提出‘以商养运’的概念，用发展来支撑民主事业。” 黄慈萍补充道：“万润南先生与魏京生一起建了流亡者墓园，他认真书写了‘为了实现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放弃了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他的精神不会死亡，名声、墓碑、名言都会流传下去。” 六四事件对民运的影响 严家其指出：“六四大屠杀是世界性的事件，它震动了全世界，也让我们意识到恢复六四真相的重要性。赵紫阳与戈巴乔夫的谈话显示，中国的老百姓和海外都不完全了解真相。万润南希望我在追思会上讲清楚，因为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他进一步分析六四事件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中国的首有为共和、为第二共和、第三共和、为共和主义奋斗的人，都值得赞扬。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获成功，但它阻挡不了民主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发生大变革的信号。” 全球年轻一代发起民主运动 黄慈萍谈到：“民运不是低潮，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现在六四活动有上百人参加。中国人心所向，上上下下都希望有公正、有尊严的生活。年轻人是很重要的主力军，但社会的发展不仅需要年轻人，也需要老中青全社会参与的运动。每一次运动背后都有社会背景，大环境与小人物共同推动历史前进。” 她还以自身经验说明了参与海外民运的动力：“万润南放弃了一切舒适生活，只为了最基本的人道和良心。我现在有了民主和自由，我希望中国人都能享受到。这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海外民运的未来 廖天琪认为：“中国民主的过程是必然的，历史终将证明这一点。尽管偶然事件会出现，比如四通桥事件，但整个民运的方向是明确的，旗帜不倒，声音不断。我们在海外呼应国内，替在国内受迫害的人发声，这是民运的重要价值。” 黄慈萍也表示：“我们看到海外民运的努力已经结出果实，即使万润南去世，他的精神仍在推动着我们。民运虽然经历低潮，但火种一直存在，必将有一天引燃中国民主的希望。” 严家其总结：“尽管1989年的学生运动未完全胜利，但它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推动历史向共和前进的无形力量。今天的会议，是中国民主变革的重要信号。” 永不灭的精神 在三位友人的回忆中，万润南既是一位企业家，也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以理性和温和的方式追求政治理想，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对自由与责任的理解。 三人一致认为，尽管中国民主运动面临挑战，但只要仍有人记得那段历史、坚持发声，这一追求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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