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群英传

小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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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会让很多人脑子里充斥问号。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表述，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诠释这个概念，以至于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会出现很多不合逻辑、不合常理的信息。小龙人以十数年精力找遍各种一手资料，站在局外人立场，从一个个直接当事人角度，带大家从各个侧面了解文革。我们这里——只有技术，没有情绪！

Jan 12

文革群英传——卢郁文列传第二节

第二节整风 1956年开始，刘邦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组织必须要整风了。这里面有“公”、“私”、“外部”三重原因。我逐个给大家理一下。先说公，干部队伍跟不上形势了。 1953年到1956年之间，洪兴社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完成的太迅速了。到1956年底，原定用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就全给干完了；而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经济任务也提前完成了。在这样一片形式大好，经济、政治双丰收的情况下，洪兴社召开了八大。八大根据已经获得的成绩，对未来有了一个非常美好的预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求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洪兴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洪兴社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 （后来的很多事情，只是在重复8大的路线而已，没啥创新。）因为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所以必须整风。这个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我先找个官方说法给大家看看——“领导人民进行全面的洪兴主义建设的崭新任务，需要洪兴社有一种新的面貌。而这时洪兴社在组织、思想和作风各方面，存在着许多与之不相适应的状况。……洪兴社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日益滋生。” 看不懂这“八股”文章？别急，小龙人给你们白话一下。其实就是吃过苦、玩过命、有信仰、讲纪律的泥腿子们进城后“国民党化”了。首先是学会了当官，也就是“官僚主义”了。这点不用解释，也是没办法的事。在这块土地上，只能用权力来自于上的集权化社会管理模式；而在这个模式下，“官僚主义”就是基本形式。（妄想改变这个模式的人，或者成了疯子，或者成了死人，或者进化成强人。）然后是有了个人和小集体利益，也就是“宗派主义”了。当了官就要争权，就要夺利，这玩意别吹牛，就是人的本性。凭什么老子脑袋别在腰上、抛头颅洒热血打下了城市，你们这帮戴眼镜、玩钢笔的白区干部去接收？管人管钱？住大房子？用大办公室？凭什么我农业口的干部当坏人去征粮，给你工业口的干部换外汇、搞建设、得荣誉？凭什么我自己就是“老广”，却不能管理自己的家乡，要你们这帮北佬当一把手！？说起来这都是人之常情，但当年国民党军不就是这样互不救援才失败的么？（有了自己的利益，谁还愿意拉兄弟一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脱离群众，也就是“主观主义”了。各位也别上纲上线，换了你当了领导，过几天你也不爱听底下人的意见和指责。在单位里真心搞皿煮的，不是没能力、压不住下属的可怜虫；就是没主见、需要底下人给方法的窝囊废。刘邦要的那种既干练、又精明、还愿意听皿煮意见的好领导，其实更多是人们想象的产物和人为塑造的“神像”。事实上他自己也不是。这三个“主义”，难以避免；但有了这些“主义”，你还想带着全国人民迅速实现工业强国的梦想？有点脑子就知道不可能。那怎么办？于公，必须整风。改变干部们的这些“主义”。再说私，兄弟们都开牙建府，不好管了。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战争年代，虽说是五大书记共治的局面。但毕竟事情相对少而集中，核心就是打仗；哥几个又经常聚在一起开会探讨工作。因此，对战争工作负总责，哥五个里面又最霸气的刘邦很正常的就成为权力的核心。全洪兴社上下，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绕不开他这个根。解放后，进入建设时期就不同了。首先是事情多了，必须按照条线分开来管理。政治外交给大鸾，经济给陈会计，洪兴社务宣传给太子刘盈，军事上大将军就多负责吧。然后是管的地方大了，必须按照区域分开来管理。各大区第一书记自然就成了当地洪兴社政军一把抓的土皇帝，有着极大的地方自由裁量权。而且，兄弟们都开牙建府，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团队骨干和干部队伍，自然也都更独立了。于是，虽说一号领导人还是刘邦，但抓不住太多的实际工作了。要说这个情况也正常。你开个小饭店时，自然是采购、餐饮、服务所有事都集中在自己一人身上；但当你是全球连锁酒店集团董事长的时候，也只要挥挥手、签签字就好了，还会去监督服务员是否用毛巾擦马桶么？面对企业高速发展的情况，董事长一般有两种态度：一个是2000年前那个真正的刘邦的无为而治，抓几项重点工作，其他的交给老婆、干部、诸侯们完成；一个是秦始皇的案牍劳形，每天批一百斤奏折。从年龄、精力、理想上说，刘邦要的是把握住全局，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可从性格上讲，他又确实不喜欢细节的东西。那怎么办？别急，还有汉武帝刘彻的方法：就是在原有体制之外，安排个自己直接管理的临时小机构，并给予其巨大权力。西汉的历史，一开始都是宰相、太尉、御使大夫的历史；可自从汉武帝设立在其宫中办公的大司马官职后，就是大司马、大将军们的历史了。但凡各位看到哪个董事长、主席什么的，要在总经理之外设立个直辖的小委员会、办事机构、项目运作小组什么的……，基本都是要走这个路子，打算要回自己的权力了。刘邦的路数更高明。他干脆把几大区的一把手都调进了中央，又在政务院下设立了单独的计划委员会，把十三个最重要的工业、经济部门划归其名下，交给了“五马”中最骁悍的那批麻子脸大黑马。这样既弱化了地方权力，又分化了中央那两个人的权力。（大麻子的身份高啊。去斯洛伐克使馆吊唁就可见一斑。）可惜的是麻子脸野心太大，不能领会领袖的心思。让你来，是制衡总经理和副董事长的，不是让你顶开他们、代替他们的。把军人系统和白区干部的矛盾扩大化，妄图整合军方高层、地方大员的力量一下子掀翻总经理和副董事长的位子，这就是破坏性的大革命了。这事换哪个董事长也不会同意，而且一定要消灭乱局者。等到麻子脸的老领导胡子老爹一死，他也就只能是悲剧命运了。（刚解放时，在东北挂的都是高大麻子和老爹的画像，可不是刘邦和总司令呢。）虽然遇到了点挫折，但刘邦的工作却更积极地展开了。1954年，刘邦一边安排批判麻子脸，另一方面出台了两个重要决定：其一、撤销大区一级的洪兴社政机构；其二、霍光代替太子刘盈出任洪兴社中央秘书长。随后，当时各大区的主要领导——谭老板、宋不穷、马明芳、刘澜涛、林枫、李雪峰等都来到中央秘书处，做起了副秘书长。对这些安排，刘邦曾给霍光鼓励：“中央的事有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司礼监已经可以自主“批红”了。到了“八大”，这种模式更被强化，还被写进了更高先法——《洪兴社章》。具体三条：其一，增加中央副主席若干，总书记一人（原来在主席之下，只有一个副主席，太子刘盈同志）；其二，增设中央正直局肠胃会（几个大佬平等的做肠胃）；其三，书记处置于肠胃会领导下负责具体工作。对这些安排，刘邦有解释：“首先倡议设四个副主席的是太子刘盈同志……一个副主席，太子刘盈同志感到孤单……设总书记完全必要，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太子刘盈同志半个，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不能登台演主角，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 如此看来，就是要把直接权力尽量都集中到那个总书记身上。总书记是谁呢？刘邦自己说：“秘书长变总书记，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外国的总书记就是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是外国的总书记。”于是，霍光的位置在制度上被设定到了极高的位置。这一系列的安排太精心，太有创意。但被淡化了位置的副董事长（从唯一变成了四分之一；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变成了和几个人一起做常委）；被抢夺了权力的总经理（很多的事务性工作被内廷直辖的书记处抢夺去），会那么安心服输么？退一步说，就算他们自己服输，他们这棵大树的杆、茎、叶们也不甘心啊。刘邦如何抵制反对力量，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安排呢？回到我们的话题，还是必须整风。不抓纪律，不对队伍进行一次严格整肃，老板的权威是体现不出来的。最后是外部环境，苏联和东欧出事了。先是赫秃子的秘密报告。对此，刘邦的一个评价最能说明问题：“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篓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各国洪兴社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捅了篓子……不仅各国洪兴社没有思想准备，苏联洪兴社也没有思想准备。” 事情的发展也确实不出刘邦所料。对于这些畸形生产出来的东欧洪兴社来说，能自己根据情况办事，这本身就是个灾难；再加上思想和理论的根子倒了，那就是灾难中的灾难了。于是，波兰出事了；于是，匈牙利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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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5

文革群英传——卢郁文列传第一节

第一节读书人卢郁文是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读书人。他的典型首先在“吃过苦”。世纪之交出生在河北农村的他，家族论起来也算当地的大户，村里有地，镇上有产业。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即使他这样的“大户”人家孩子，过得也是艰苦的日子。一年到头吃不上荤腥也就算了，“小少爷”还得挑水、放牛，到邻村卖菜。到了读书的年纪，祖父给六个儿子每人家里一个读书名额，因为是老大，卢郁文才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就这样，上学时每年的学费也都是爷爷省吃俭用给挤兑出来的。高中读完，家里无力再供应，他就和刘邦一样读了当年免费的师范学校。然后是典型在“韧”。说起这个“韧”字，讲几个小事大家就有感觉了。卢郁文在县里的中学读书时，为省钱就住在中学教书的三伯家。一个在乡下读了几年私塾，然后来城里读中学的小孩子，成绩自然和天天跟着父亲开小灶的三伯家的堂哥堂弟差距极大。可他愣是通过偷听三伯给堂哥堂弟上的小灶，读成了中学的第一名，成功晋学。后来在北平高师（北师大前身）读书时，他一个乡下孩子，却选择了英语专业，自然又被同学们远远的拉开。当时的老师讲课用全英文，看着这个乡下来的可怜虫，给了一句评语“Poor man”。不甘心的卢郁文又玩命赶超，用了一个学期就成了系里面的第一名，然后一直坚持到毕业。而另一个事情，也似乎在说明，外界环境一直在强化他的“韧”。北平高师在当时还是个很不错的学校，自然也有“官二代”在其中读书。一次，一个父亲在北洋政府当副总长的同学邀请卢郁文等几个同学去家里玩。结果，大家都进门了才发现把卢郁文给丢了。原来是门房的下人把他这个穿着寒酸的小伙子给当成跟班，留了下来。他的典型更在“本分”。如果说在前两点上，卢郁文多少和刘邦有点类似的话，在这点上却泾渭分明。按照北平高师当时的规定，毕业前三名的同学可以选择留校做助教或到师大附中当英语老师。卢郁文并没有像刘邦一样广交朋友，组建自己的民间组织新民学会；参加社会活动，推倒当地督军；亦或者组织同学海外留学。人家选择了到中学去当老师，踏实的赚充裕的收入以贴补家用。更能体现“本分”特征的是他的婚姻。17岁时，家里就安排卢郁文和大自己四个月、一点文化也没有的贫农女孩万氏夫人结婚。可就是这样一个和自己毫无共同语言，只会养猪、耕田、照顾家人的女人，却和卢郁文安稳的生活了一辈子。即使他后来当上了大教授，成为洪兴、东星两大社团的高级干部；即使他在外闯荡多年，身边没人安慰。（因循守旧、老实本分的家长，是任何一个家族的幸事）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可能会影响一个人一生；那段时间形成的性格，可能会陪伴一个人一生，卢郁文也一样。大家会在他后来的故事中，不断的再见那个过过苦日子，有韧性，本分、踏实的读书郎的身影。在做了四年北师附中英语老师后，时间来到了激情燃烧的1926年。那两年，国共刚刚合作。当时最新潮、最时尚的洪兴社员们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军事院校黄埔也正式成立。“三皿煮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打倒列强出军阀”等一系列伟大的口号让当时中国的每一个知识青年热血沸腾！这个古老而衰弱的东方古国里最有朝气和能量的青年精英们仿佛看到了一个一次性实现祖国统一、繁荣昌盛、政治开明、人民幸福的机会。大家都高潮了，“本分人”卢郁文也跟着“高潮”了。他放弃了安稳的老师职业，加入国民党。然后跑到北伐军中参加了革命！由此，他的人生际遇发生了彻底的转折。（那个年代的网红，就是这个不靠谱的男人）在北伐军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卢郁文自然很受重用，被安排到比他大八岁的猛将蔡廷锴部，担任政治部宣传科上校科长。这段经历很有趣。首先，蔡廷锴部一直没少受洪兴社渗透。且不说他效力的“钢四军”因为“张大王”的义气，一直是洪兴社活动的温床；甚至他本人也被强迫参加了南昌起义。而另一面，洪兴社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与程度最深、影响最大的，就要算政治宣传工作了（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运动，关键点也是政治宣传）。刘邦接替汪兆铭做的是宣传部长，大鸾做的也是黄埔的政治部主任。要说在这样的工作氛围中，卢郁文不受洪兴社思想影响是不可能的。接下来的事情就诡异了。就在“715”宁汉合流和“81”南昌起义之间；卢郁文从正在向南昌转移、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不知情的蔡廷锴部队里脱离了出来，不干革命了。（蔡廷锴这人东边不亮西边亮，叛逃革命，以后还会回到洪兴社的怀抱。）离开革命的卢郁文既没有去武汉，也没有去南京，也没有跟着去南昌，更没有回老地方北平。而是跑到江苏滨海，和别人一起创建了一所中学，并出任教务主任。 “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后，国内局面在几大势力的制衡下，有了一个暂时的平静期，这也算是国民革命基本上成功了吧。在这个时候，卢郁文回到了河北，开始当官。此时的河北是一块很特殊的地方。这里先是被新桂系占据，后又到了阎老西手上；而曾经占据北京这块皇城的冯吕布和少帅也都在这里有着自己的旧势力和新企图。就是在这样一个势力交错的地方，其心脏北京偏偏还是洪兴社真正的诞生地。那里有着充足的社团成员基础，和极强的总公司影响力。 1928年，河北省的国民政府，邀请卢郁文和他的一些朋友们前来任职，他欣然前往。卢郁文在河北的工作是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而他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朋友杨秀林，此时则出任第二科科长。（事实上，这就是一位洪兴社的中层社员）官做了不久，1929年卢郁文就和杨秀林一起出国留学了。不同的是，公费留学的杨秀林是在法国读书；而自费留学的卢郁文则是在英国读经济。读书期间，因自费攻读而有生活压力的卢郁文又是靠着杨秀林的接济才能够坚持下来。 “918事变”后，卢郁文决定放弃学业回家。有趣的是，他从英国回来，选择走的却是一条不很方便的陆路交通，经过法国、德国、波兰、苏联，回到祖国。回来后，有着革命经历、高层人脉、留学镀金光环的卢郁文事业上自然蒸蒸日上了。先是在北平的各个高校当教授，讲经济学；后来又来到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做经济管理的工作。也就在当教授的这段时间，他和几个朋友把当时也在北平当教授、因为跟着洪兴社闹事而被捕的杨秀林给解救了出来。说到卢郁文在国民政府做官的经历，就更能体现他的特点了：少年时贫困造成的玲珑，坚强韧劲形成的才干，本分踏实造成的不招惹是非。我挑两段他有代表性的工作经历来聊聊。其一是1942年调任河南，任粮政局长。1942年的河南，日本人、国民党、水灾、旱灾、蝗灾，没有一个不在掠夺着农民们的粮食。此时管理半个河南粮食筹备的卢郁文，对上要配合领袖抗战的大局，对中要和强硬霸道的军头们讨价还价，对下要面对在饿死边缘的几百万河南百姓。这个局面下，一个不小心、或者失误，就可能让自己挨上处分、黑枪，或者遗臭万年。让对这段历史不熟悉的同学，可以去看看冯小刚的《1942》，那里面和李培基一起硬挺局面，背负饿死数百万人责任的就是卢郁文。（天灾无法避免，人祸阻挡不住，又要供应大兵，倒霉的只能是最下层的人。）情况艰难如此，卢郁文还是大致的挺住了局面。既准备了-军队和政府要求的军粮，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部分灾民的性命。后来，因为在河南推行按田亩征粮的办法，卢郁文被地方士绅们联合弹劾给撅了出去。之后，他又接受了一项更艰巨的任务——出任新疆财政厅长，为国民政府统一整顿新疆的财政、金融和田赋。这又是一个烫手的职位。新疆的情况太复杂了，要知道，卢郁文这个新位置的前任就是刚被盛世才枪毙的毛泽民。（他如果没早死，给自己兄弟做左膀右臂，后来社团的历史就会很不同了。）做了十年苏联“殖民地总督”的洪兴社成员盛世才，眼看着最近苏联被德国削、美国开始支持中国抗战，在1943年，突然就从一个洪兴主义者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要求跟紧国民政府了。对这事，老蒋也是毫不含糊，说好的给人家继续自治，结果却是吴中信带着卢郁文这样的一大批厅长们就把新疆的民政、财政给把控了；胡宗南和马家军的部队也正式入疆，把军事给把控了。盛世才是什么人？那是在边疆地区和土匪、民族宗教势力、苏联的红军和白军、小军阀、中央势力、洪兴社势力玩了十几年，始终不倒的乱世枭雄，怎会如此乖乖受制？于是，双方又磨合、冲突不断。后来就发生了，盛世才逮捕国民党新疆书记黄如今、建设厅长林继庸的“八一一黄林案”。（我要的只是在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何必都非要吃了我呢？）可就是在这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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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2025

文革群英传——刘志坚列传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人生刘邦不傻。既然目前的首要敌人是大鸾，和其背后庞大的高干群体，那就必须利用韩信的力量。为和盟友的合作，让出些许利益，允许韩信在军队里暂时攻城略地、统一派系，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也是刘邦放弃小宝的现实考虑。但他肯定不会把军队全都交给韩信的！熟读历史的刘邦深刻明白——即使是亲父子，当父亲把军权都交给儿子的时候，自己也就完了。因此，他还有制衡手段。第一就是双刀将。这只老虎被自己关在笼子里养起来，随时可以重新放出来制衡、甚至代替韩信。第二就是“二月党人”。这帮跟着大鸾的“三老四帅”们，现在先让他们回家反省。一方面和大鸾暂时休战；另一方面，只要这帮人在，就随时可以让他们出山制衡韩信。但最重要的——还是培养自己在军队里新的一批代言人。在中央，当然就是总参谋长“白袍小将”了。这位韩信一手带起来的“双一系统”将军，在刘邦的大力扶持和重用下，已经有了自己的野心，开始制衡韩信了。在地方，建国初期的深谋远虑也开始起作用了。各大军区的实权派都只是二、三线军头，而且照顾了各个山头的平衡。因此，这些非韩信系统的地方实权派，也都很正常的归属到刘邦的大旗之下。而另一面，韩信也不傻。“老大，你怎么总对我这个接班人藏着掖着啊？为保证顺利接班，我就自己抢了啊！”以军队负责人的身份、又是老大最依赖的盟友，只要有机会，真要抢起来，韩信还是有优势的。而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韩信很快就等到了。 “720事件”发生了。作为被刘邦老大给予极高期望的大军区桩脚，陈大麻子竟然看不清大局，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心，非去搞什么“兵谏”。结果差点酿成了新中国的“西安事变”。（敢兵谏的大麻子，以后自然不在乎占用幼儿园的地方盖别墅）事情一发生，韩信就开始行动了。此时的韩信忘记了自己孱弱的身体，积极运作、上蹿下跳，发动自己掌控的台面上下各支力量，尤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的“秀才集团”盟友们，开始大肆发动“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矛头直指紧跟刘邦的地方军头们。这下这帮小子可惨了。陈大麻子这种犯大错误的人自不必说，连花和尚这样的愣种都被造反派抄了家，自己带着部队跑到山里避风头。多亏刘邦及时阻止了韩信发动的这股歪风，保护了陈大麻子和花和尚这批紧跟自己的小弟兄，狠出手敲打了自己身边的“秀才集团”，这才没让韩信把地方军头全部统一。但刘邦自己的损失已不可挽回，再加上趁机收服的其他派系势力，韩信在地方部队的势力也膨胀起来。紧跟着，韩信又对不识时务的“白袍小将”动了刀。“杨余傅”事件后，北京军区和军委办事小组（代替中央军委的机构）也都彻底归到了韩信的旗下。等到了1969年9月，又一个好消息来到了韩信的面前——双刀将死了。哈哈，现在放眼军界，除了“二月党”那帮死老虎之外，谁还是我韩信的对手？而且，随着“军队支左”和地方“大联合”的推进，军队已经在很多地方掌控了行政权力；九大的召开更是明确了我的接班人地位！韩信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美好的未来仿佛在向他招手！可是！事情没那么简单。韩信的迅速膨胀让一个人和他背后的力量不满。在军中，作为唯一没有被收服的力量，“二月党人”焦虑的承担着韩信派系的咄咄逼人之势；在行政和党务上，韩信也开始伸手。同时，刘邦也开始全面执行自己的更换接班人计划了。很不幸，韩信成了刘邦和大鸾共同的敌人，龙凤联手、无坚不摧！大帅韩信只能折戟蒙古。 “913”之后，军队的天又变了！一大帮跟韩信走的近的人都成了叛徒和谋逆者，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于此同时，军队的力量又一次分化重组。一帮紧跟刘邦的小军头开始和“二月党人”争权夺利。斗来斗去熬到两位老大在76年一同去见了马克思，矛盾爆发了。“二月党人”竟然和老实人、霍光组成联盟，来了次深宫政变，把李云鹤带领的外戚党人一举拿下，在老刘邦死后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背叛了革命！而这样一来，原来紧跟刘邦的那帮二线军头们又跟着经历了一次起伏。总之，就算不提之前的诸多派系斗争，就从66文革开始，在军队里的诸位将军也都经历了数次变天事故。在这些混乱的斗争中，不管你站在哪一派，都不可能一直处于上风。有的人干脆被搞死了，有的人被判刑了，有的人丢了仕途，但吃苦头都是一定的。现在要回到我们本文的主角刘志坚了。外面打破了头，他老人家却一直都很平静。虽然文革刚开始就被打倒，但后面残酷的武斗轮不到他，你死我活打破脸面的混战也自然轮不到他。在一排战士的监（bao）押（hu）下，老刘竟然身处桃花源中平安的度过了历次军队劫难。随着刘邦为制衡大鸾而重新启用了霍光，刘志坚职业生涯的第二春又焕发了。75年，霍光一当上总参谋长，拿到了兵权，就立刻启用老刘。让他担任自己在军队的基本盘之一——昆明军区政委。刘志坚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7年，期间配合杨志打了一场越南战争，在晚年还得到了战功。随后，来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了院长兼党委书记，又培养了一帮门生故吏。88年，老刘获得了军队的最高荣誉——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2006年，95岁高龄的刘志坚在妻荣子贵、荣誉等身的安乐环境下，微笑着离开了自己混了一生的这个世界。什么是人生？一时的风光不是人生，一时的困挫也不是人生，人生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笑到最后的人才是赢家。如何笑到最后呢？看看老刘，我们也许会获得很大的启发。正所谓“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少年使酒，出口人嫌拗。此个和合道理，近日方晓。学人言语，未会十会巧。看他们，得人怜，秦吉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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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2025

文革群英传——刘志坚列传第十四节

第十四节五一三韦小宝一直在关注着局势的变化发展。作为这一代军队高级将领中最年轻的一个，小宝还是有点野心的。首先，自己是康熙爷和太子殿下从小手把手带出来的兵，嫡系的不能再嫡系了。其次，老大最信任的罗大帅死后，自己又接替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对于受党组织领导的军队来说，总政的主任极为关键。战争年代都是谁做的啊？是王稼祥、博古、任弼时、刘邦、太子刘盈！一句话，不是老大，就是老二老三。即使和平年代，刘邦也把这个位置交给自己最贴心的罗大帅来管理才放心。我韦小宝在这个位置上也干了几年了，难道我就没这个福分？更关键的是，我韦小宝年轻啊！文革开始后，太子刘盈被干倒，韩信被扶正太子之位。全军上下都很开心，大家都认为这是老大要放弃文官集团，启动丘八集团的行动。杨成武就曾经对邱会作高兴的喊道：“老邱，我们要反击了！”。韦小宝就更开心了，看着韩信那一咳嗽都能咳出肺的病痨鬼模样，小宝在梦中笑了起来——难道我也能做乾隆？可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小宝等军界大佬的预想范围。大民主的暴民之火一旦被点燃就不可阻挡，见着谁烧谁！即使韦小宝都差点被误伤。随着小宝和老邱被韩信和刘邦老大共同保护而获得安全，聪明的徐老蔫总算看清了局面、消除了幻想，继续自己的蔫吧之路。军队文革负责人的位置落到了韦小宝的头上。劫后重生、又凤凰涅槃的小宝也在思考，现在到底是什么局面？我应该怎么办？也是上中下三个层面的考量：在上，刘邦老大要搞大民主，发动群众拱当权者是很明显的套路了。老大又那么喜欢自己，所以必须跟上这个大潮。在中，军队的业务派山头普遍不太喜欢自己这个政治派。65年1月份那次大吵架只是冰山一角；而且这些人基本都围绕在刘邦、大鸾、韩信三竿大旗之下，找他们合作不现实。还是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伙伴们合作才靠谱。秀才党人已经靠近了韩信，那自己就找外戚党。在下，自己已经被刘邦老大和韩信老大共同保护住了，这对善于把握风向的我国民众来说，就是最好的跟风标志。此时不拉起一支自己的造反派队伍，更待何时？韩信老大有老三军，那我就扶持新三军！讲到这里，再结合前一节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概梳理出一个当时的军队造反派局势了。一方面，是韩信带着邱会作、吴胖子、李瞎子等人，利用这几位的本职工作，操纵的以总后和海空军机关人员为核心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老三军），其中央的合作者是秀才集团；另一方面，是韦小宝和杨成武这对紧跟刘邦的军中大佬扶持的、更草根的“三军造反派”（新三军），其中央的合作者是外戚集团。这个局面，也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刘邦制衡韩信独霸军界的方案。好了，现在两方人马到齐了，随时准备开练。等的就是一个契机！ 1967年5月，老邱等人控制的老三军，利用其本身掌握的总后、海政、空政等文工团资源，提出：为了纪念刘邦老大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25周年，自己要在北京展览馆搞一次文艺演出。这事肯定要报给军队负责文革工作的韦小宝审批。小宝一看就气炸了：军队里，谁掌控文工团？是我韦小宝！你们这帮小子要把这个脸挣过去，在老大面前讨巧？我勒个去！不同意！当然，人家小宝给出的原因也很有道理——其他造反派不同意哦，容易引起武斗，那就不和谐了。适时的，“新三军”也跟着发布了最后通牒：只要你们这些“老保”敢演出，我们就赶去踢场子，砸你们丫的！各位看官，换了你们是韩信，会如何处理小宝这一招反制呢？人家小宝的这双簧演的可是有理、有力、有节啊。这就能看出枭雄的本色了，那就是敢于使用阴招！话说，为了丰富中央领导的生活、进一步提升他们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效率。在延安时期，我们就创造性的发明出了一个高尚、健康的活动——周末舞会。当时，来跳舞的女孩子主要是去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然为此也产生了一些领导们家庭的误会。建国后，我们掌握了政权，这个事情就更好办了。直接让文工团的女孩子们去和领导们跳舞，帮领导们获得短暂的休息。这舞跳起来，一来二去，有些女孩子就和老大刘邦建立起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其中有一个，就是空政的舞蹈演员刘素媛。（看看人家坐的位置，就知道人家的身份）作为“老三军”、“保皇派”的一员、空军吴胖子的手下，小刘同志对于韦小宝压制自己这派对老大表忠心的行为非常不满。“在没有任何人支持和鼓动的情况下”，小刘进入中南海，向老大告了状。接下来，刘邦的表现就有趣了。按道理，韦小宝的新三军是自己在军队制衡韩信的核心力量，而他们的草根气质也确实更让自己喜欢。在目前的局面，或者帮韦小宝，或者干脆坐着看，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竟然一屁股做到了老三军一边！刘邦对小刘同志说：“你可以找叶群谈谈”，并亲自安排人给“韩信办公室”打招呼。韩信等的就是这个圣旨，有了老大的话，那我干你这个不听话、要自立旗号的韦小宝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叶群马上接见小刘等“老三军”领导，给他们吃下定心丸：“韩信和你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就不用管韦小宝是否同意，准备演出吧。小宝却仍然不放弃。5月13日下午，他专门命令总后、空政、海政的负责人不许派文工团去演出，以避免武斗。可这帮人得了韩信的指使，谁还听他的啊？ 5月13日晚，韦小宝和陈老夫子来到了北京展览馆。到了现场，韦小宝继续对演出单位提要求，让他们放弃演出；而同行的老夫子，人家当然乐得看笑话，啥都不说。那自然还是没人听小宝的了。眼看着这帮小子敢不听自己的话，韦小宝火了。这几年你们看我韦小宝嘻嘻哈哈搞花边新闻，就忘了我曾主导长春围困战，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战场修罗了！那就开干吧！演出刚开始，新三军就杀来了！几十辆汽车围住了剧场，数百新三军的战士们向剧场里面发起了冲锋。韩信等的就是你这一步！和我玩横的？小宝，你还嫩了些！早已做好准备的北京军队各机关的老三军造反派立即来了个反包围，在老扒灰和作鹏的带领下对新三军展开了围歼。一场超大规模的、军人之间的街头斗殴就在天子脚下发生了！以有备打无备、以官方打草根，胜负确实没啥悬念。几个小时的混战，可苦了新三军的将士们，这场斗殴以他们的惨败而告终。场面上打输了，场面下就更惨了。斗殴的第二天，大鸾还摸不准老大的心思，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想调和两派的矛盾。会上，大鸾用起了自己一贯的和稀泥手段，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分别进行了教育。可当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偷偷给大鸾递话说：“总理，这件事你最好不要再管了”之后，大鸾就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再也不参与了。老大和大鸾都不管了，那我还不动手？韩信在5月15日，也就是打架后的第二天，就安排叶群带领北京部队各个机关的领导人，高调的到医院去慰问老三军在冲突中负伤的人员，并给他们发放刘邦象章及语录。这也就等于官方公开表态，支持老三军。 5月23日，在刘邦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25周年的纪念日当天，老三军更是高调的在天安门前搭起舞台开始演出。这次叶群亲自到场看节目，而北京卫戍区也派出了真正的士兵进行保护。明摆着就是告诉韦小宝和新三军：“孙子！老子就是演了，你再动手试试？还削你！” 更猛的是在6月9日。这次，老三军的表演团体来到人民大会堂进行了演出。韩信、大鸾、李云鹤、陈老夫子这些大人物也都莅临现场，为演出的合法、合理性进行背书。到这一步，新三军算彻底完了。那小宝的下场呢？作为新三军的背后黑手，韩信控制的老三军造反派肯定要搞他。大字报劈天盖地的出现，要批斗小宝的声音也是不绝于耳。还好，刘邦老大心里有小宝，安排聂大帅把他接回家中进行保护，避免造反派的批斗。老聂的面子韩信总要给几分，这也避免了小宝的出糗。可谁都没想到，小宝会如此的不争气！就在这个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当口，小宝还改不了自己好色的毛病，竟然把人家聂大帅家的女服务员给搞了！这下，刘邦老大也崩溃了，对小宝给出了那句著名的“扶不起的天子——刘阿斗”的判断。老聂则直接把小宝的行李扔出了门外，让他滚蛋！没了聂大帅的保护，小宝只能接受老三军的批斗。在批斗中，造反派命令小宝在地上爬，否则就揍他。按道理，你一个曾经手握十几万军队、杀人如麻的战场老兵，就应该宁折不弯。可小宝竟然真得畏缩的跪了下去，在地上爬了起来，在造反派们的嘲笑声中毁掉了自己战将的尊严。对于以“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为最高品格的社团成员来说，耻辱是没法忍受的！当年罗长子的自杀就让所与人对他失去了同情之心。现在小宝的行为真的让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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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2025

文革群英传——刘志坚列传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扫荡放眼人类历史，一个成熟、谨慎的政治家，必须有两个基本素质：灵活（该硬时硬，该软时软），远见（预见事情的多种发展方向，并提早布局）。韩信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文革这场前无古人、后可能也无来者的社会变动大潮来临，他这个太子爷，必须尽早思考如何布局。第一，稳定自己的基本盘，把自己在军队的铁杆伙伴们保护好、提拔好，这样才有势力说话；第二，向同盟者释放善意，尽可能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势力；最后，想办法在老大重点提拔的新贵里选择盟友。如此，则继位大事就不愁不成了。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我们不用多说。通过韩信的努力，双一系统的小伙伴们在军界混的都还不错，文革大潮来临，他们在部队里也没啥危险。而大鸾也和韩信走的越来越近，尤其在韩信主管的军队系统，跟大鸾走的近的将帅们和韩信合作的也越来越和谐。麻烦在老大身边的新贵。这帮小子上得老大宠爱，下有大量暴民支持。有这一上一下的协调配合，他们打谁谁就要趴下。要是能把这些人收归己用，不但自己这边的人马安全了，还能用来打击对手，更能获得老大欢心。简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可是这帮小子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就知道一门心思跟着老大搞大民主，和台上的所有人为仇作对。一个个看起来都像粪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怎么办呢？没关系，国民党几百万军队都被我削平了，你几个秀才我韩信会搞不定？韩信很快就发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裂痕。之前的故事里我们也提到过，中央文革小组从起步阶段就大概分成了两帮人马：其一是刘邦老大身边的秘书秀才们，这帮人以老夫子为首，包括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一杆长期在北京工作的干部，因此即是秀才帮也是北京帮；其二是以李云鹤为首，张春桥、姚文元等上海干部组成的后宫帮也是上海帮。这两帮人随着共同的敌人逐渐被打倒，到手的胜利果实越来越多，其矛盾也逐步显现出来。焦虑的是秀才帮。局面很明显，自己跟着老大斗天斗地斗人，把人都得罪了，老大要抛弃自己怎么办？或者老大百年之后怎么办？作为文化人，张汤的故事他们不会不知道。人家后宫帮的人有李云鹤在，进可攻（获得公司股东的身份），退可守（到什么时候都要给皇后个面子）。老干部们则有大鸾罩，呛到底无非鱼死网破。自己必须找靠山！偏巧这时韩信也在找老大身边的人合作，双方一拍即合！ 1967年1月8日，韩信答应关锋担任总政的副主任，并主管解放军报。紧跟着在1967年1月10日，关锋就和当时的中央宣传组长（宣传部被打掉了，这个部门代替其职责）、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一起鼓捣出一个文件。同时还请了《解放军报》的两个负责人胡痴和唐平涛，一起联名上报韩信审批。这就是《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这篇文章没啥名气，但里面的一句话太有名了——“要大力宣传李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其中，“揪军内一小撮”概念的第一次被提出。有朋友会问了， “揪军内一小撮”和韩信有啥关系？这个事情就深了。简单说，别看当时要搞韦小宝和老邱，但这二位都还没被组织定性，还处在被造反派的民间批斗状态（当然，他们要是坚持不住批斗自己写下认罪书，那就要被定性了）；而且他们背后的靠山还牢固。因此，他们还算不上那“一小撮”。但是军内有一帮人已经被定性为坏蛋了，此时“揪军内一小撮”的矛头就是直指这帮坏蛋的。这些坏蛋是谁呢？就是那个倒了的罗长子和靠边站的双刀将嘛。尤其是这个双刀将，扫荡了他的力量谁最高兴呢？很显然是急于统一军内山头的韩信嘛。那位说了：小龙人，你也太阴谋论了吧。实话说，光凭这么个文章里的“揪军内一小撮”，就下韩信与秀才集团开始结盟的判断，我也不敢。关键是大家往后看：“ 720”后再次出现“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怎么个状况；关锋、王力的倒台是什么个情况；乃至后来庐山会议陈老夫子被干倒是什么背景。这些事情结合起来就清楚了。闲话少叙，我们回头继续讲1967年1月份的故事。王力和关锋的这篇文章立刻就被韩信同意，而“揪军内一小撮”的话也开始不断地出现在军队的报纸和文件当中。到了1967年3月，形式对韩信而言不是小好，而是大好！在上面，刘邦被“二月党人”及他们背后的大鸾搞得很不开心，孤家寡人的状态愈发明显，更需要自己的支持。在下面，自己在军内的稳健局面已经征服了很多造反派的忠心，“老三军”牢牢控制在手中，再加上秀才集团手下的“天派”学生造反派，暴民们的暴力工具也使用自如。更重要的是在中间，经过对双刀将、罗长子二人派系的清洗，“二月党人”和韩信以及铁杆拥护刘邦的一帮小军头们在军中形成了并存的三大势力。虽然自己原来和“二月党人”在抵制老大乱搞的问题上合作的很愉快，但现在“二月党”的几个领袖都靠边站了，明显吞并他们的势力更为划算！但如何动手呢？既然上中下三方面都准备好了，那就把自己安装在造反派头上的紧箍咒拿掉吧！这就接到上一节的结尾部分了：从3月开始，韩信突然对在军内开展造反运动热心了起来。他开始不断对身边人表示：“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也开始对赵永夫这样紧跟自己“军委八条”的军头开始整治处理。更重要的是，他要把自己新的想法和思路用政策固定下来，这就是“军委十条”。 1967年4月2日，韩信向刘邦提出了“军委十条”的建议。4月4日，刘邦对“军委十条”做了批示：“韩信同志，此件很好” 。4月6日，此文件正式向全军发布，内容如下：刘邦主席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这是一个伟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是个崭新的历史任务。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相应伟大领袖李主席的号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们检查了某些军区的支左工作，有的作得好，有的作得不好。目前出现了很多问题，应当及时引起严重注意。为此，特发布命令如下：一、对群众组织，无论是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二、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对于确实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须证据确凿，经过批准手续。三、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犯有某些错误的群众组织，要积极进行帮助教育。对于确实查明被反动分子控制的群众组织要作分化争取工作，孤立其最坏的头头，争取被蒙蔽的群众。必须公开宣布其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的，要经过中央批准。四、对于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只对业已查明特别坏的右派头头，要追究。但应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能仅仅根据是否冲击军事机关这一点来划分左、中、右。五、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六、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七、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李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李主席著作，必须结合两条路线的斗争。广泛搜集节录反动路线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各种具体材料，印发到连队进行教育，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他们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批判，肃清其恶劣影响。八、对派到地方去或主持支左的干部，要详细交代政策。要防止赵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是一个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阴谋手段、篡夺军权、对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九、在支左工作中，要学会做群众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善于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不应采取简单粗暴和命令方式。十、对业已违反了上述诸条件作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积极进行善后处理。今后，坚决按以上各条办事。这文件太长，我怕大家嫌烦，就不一一分析了。简单说，就是和“军委八条”完全相反的文件。什么“对群众组织，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什么“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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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2025

文革群英传——刘志坚列传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军八条军八条的出台不是偶然的。1967年1月21日，当韩信把李云鹤给骂了，刘邦决定让老婆和手下们对韩信暂时退一步的当口，他给韩信提出了一个要求作为交换。在给韩信的一份批示中，刘邦指出：“韩信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又及，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他要求韩信支左。所谓“支左”就是支持左派，也就是支持造反派暴民。正常的节奏，一般事情地方总是落后中央半拍。因此，在1967年1月这个时间段，北京城造反派对当权者和保皇派优势已经很明显的时候，各地方主要却仍然是台上的反动势力处于主动。再加上地方上往往军政不分家，也就造成造反派经常被几重势力联合绞杀的局面。现在，刘邦对韩信明确提出要求：小子，我暂时不在你的军队系统继续煽动闹事了，但你也得让各地方的军队帮我的造反派打台上的走资派。对老大的交换条件，韩信怎么应对？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水平，自己已经用辞职威胁了领导、领导也给了面子和台阶，现在领导又很主动地提出了交换条件，那肯定实心实意的、全力以赴的配合啊。但韩信不是一般人，他给出了《军委八条》这么个东西。内容如下：根据李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要小龙人看，这就是个“大毒草”！表面上是支左了，你看他实际上都是些什么规定！？军队人员不能擅离岗位闹革命、不能武斗、出去串联的要回单位、不得冲击军队档案系统，这还闹个屁革命？这不还是原来那套管理体系么？更恶毒的是，还给自己这大毒草披上个高尚的外衣——“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直混蛋至极。就这，还是多亏了刘邦不老眼昏花，对这个规定作了两处修改：在第五条加入了“（冲击军事机关）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这句话；全文增加了整个第八条，要求军队干部们管好他们的子女。要不然，还让左派们怎么活啊？但要说到这八条里面最恶毒的，其实还是第一条——“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谁是反革命组织和分子呢？没有人会自己承认，反过来大家又都会指责对手是反革命。关键是可以对反革命组织和个人用“专政措施”。这就给了军队机关巨大的自由裁量和行动的权力。丘八们可都不是好脾气，既然可以专政，那就暴力吧，甚至开枪吧！军队围剿造反派的巅峰之作就是青海的“二二三事件”。这个事情我们以后会详细介绍，是文革时期地方混战的典型案例。大概情况是文革闹起来以后，在青海出了一个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的造反派组织，和北京的红三司过从甚密，力争要打倒青海的走资派。那在青海谁是走资派呢？第一书记杨植霖说第二书记王昭是走资派，而且依靠行政权力轻松地获得了“八一八”的支持。也就顺理的清除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在这个过程中，青海的军区司令刘贤权坚定的站在了杨书记一边，落井下石的指出王昭和北京的彭阎王、罗长子是一帮的，应该被打倒。但是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又是刘贤权的对头，这老哥悄声的组织了自己的造反派队伍——“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这组织立刻宣布自己才是革命的， “八一八”打倒王昭书记的行为是错误的；同时迅速打倒军区司令刘贤权，并把他软禁。赵永夫也就顺势成了青海军区的一把手。事情到了这一步，赵永夫就和“八一八”及其背后的杨书记杠上了。双方冲突不断，到了2月22日晚，对抗已经进入到高潮。手握《军委八条》尚方宝剑的赵永夫对手下战士们表态：“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军队真对老百姓开刀，那别管你什么造反派，就没任何对抗可言了，完全是屠杀。300多人死在当场。这就是著名的青海“二二三事件”。对于这件事，高层的反应很奇特。屠杀的当天，花帅就打电话给赵永夫，连称：你们打得对，打得好！青海街头更是立即出现了大字报：“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3月8日，花帅又专门把赵永夫请到北京，给他定性为对抗“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安排他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俨然是军队的典型了。这上下其手、一致反动，确实让刘邦再也无法忍受了。否则，各地的造反派星星之火就都别活着了。于是他做出了批示：“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可就算到这一步，刘邦也没有对韩信的软磨硬顶给与反击，更没有对韩信耍滑头搞出来的“军八条”提出否定。他是对这个太子爷服软了么？笑话！我老李这辈子服过谁？刘邦只是有其他更要紧的事要做，当然也有其他更有效的办法来对付不听话韩信。至于对付韩信的办法，我们暂时留个悬念在后面说，有经验的朋友也可以自己琢磨。要紧的事则是——他要对付大鸾。从文革开始到现在，大鸾在各个战线上都对刘邦进行了软抵制。在军队里，大鸾派系的人马更是与韩信紧密合作，共进攻退。这种对抗在1967年的二月份达到了高潮，也就是“二月逆流”。这些故事我也会在以后讲到。对刘邦来说，此时必须集中精力把大鸾和“三老四帅”压制住。当然要对韩信让步些，否则不是逼他们继续牢牢合作么？而对韩信来说，这个局面就有趣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搞得挺不愉快，还让一起创业的几个副总经理靠边站了。自己，作为董事长的接班人，主管最重要部门的副总，前面一直和总经理合作抵制董事长的穷折腾。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热办！韩信突然开始对刘邦的政策真心支持了。他在3月20日对青海事件做出了正式表态：“一般都不要开枪，总的精神就是不开枪。有什么了不得的情况，用不着开枪。有个别同志性情急，要开枪，可不能开枪！这是重大的问题，要注意报告请示。”并下令对赵永夫进行隔离审查。而那个对赵永夫行为表扬有加的花帅则被迫写检讨认错。更重要的是，韩信决定推出《军八条》的颠覆性文件——《军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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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9/2025

文革群英传——刘志坚列传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老邱对比韦小宝，老邱可是遭了罪了！没办法，人家小宝和刘邦的关系其实和与韩信的关系差不多，都是近人；可你老邱却又隔了一层，这也是花帅在保老邱的问题上退一步的重要原因。 20日被逮捕后，21日老邱就被红纵的人带去参观了刘志坚的批斗大会。虽说对刘志坚前面搞文革有些不满，但看到同志真的被斗，老邱也颇有兔死狐悲之感。 1月23日，对老邱的批斗大会开始了。这就是典型的武斗大会！什么“向刘邦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认罪”、“向造反派致敬（也就是传说中的喷气式）”、“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反革命分子”、“造反派万岁”、“向革命群众请罪”，等等各路经典刑罚都在老邱身上使了个边。（老邱也是惨。文哥兴起被群众斗，文哥垮台被官家斗；一方说自己是反动派，一方说自己造反派。反正都是政治，搞也搞不清。）被折腾没辙的老邱最后只能使一着装死的技能，希望逃脱噩梦。结果，造反派的小将们也真够意思，直接把老邱管辖部门301医院的心脏专家黄宛请了过来，检查他是否真的有问题。而这黄大夫也真够无情，对落魄了的老领导，当场只撂下来两个字“无妨”。于是，老邱就只能继续挨揍了。 1月24日，老邱被武斗的消息通过其夫人被传递到了花帅和韩信的耳朵里。此时，韦小宝已经没事了，德胜老大不打算因为搞军队文革而和太子爷彻底闹翻的局面也逐步明朗。大家就更肆无忌惮了。接到消息的花帅马上安排卫戍区部队，准备武力抢人；另一方面向韩信汇报自己的意见。而韩信更是直接，让手下立刻备车，打算亲自去解救老邱！如果韩信亲自出面，这事情就没有回旋了。熟悉政治斗争之道的花帅立即劝阻韩信为解救战友的不理智行为；同时，精明的叶静宜马上打通了一位大神的电话，请他出手解目前的局面。这个大神就是大鸾。大鸾就是大鸾，办事滴水不漏、考虑周全，又能感人心扉。他在电话里就给出了安排：“我正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群众，等到会开完就误事了，我让老夫子立即赶到毛家湾。”紧跟着他又打电话给刘邦老大，要金口玉言。此时的刘邦已经决定在军队的问题上向韩信退一步了，于是他给了七个字：“我是保邱会作的”。好了，这下事情成了。等老夫子到了毛家湾韩信的住处，刘邦的意思他也知道了，韩信更是直接对老夫子下达了命令：“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那还等什么？老夫子立即就写了要求造反派释放邱会作的条子。按照正常逻辑，军委第一副主席发话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发话了，那红纵释放老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那是个不按正常逻辑出牌的时代。既然是大民主，那就是群众的话最大、最正确，权威和领导的话凭什么就是圣旨呢？如果“群众们”不听话、不放人怎么办？没关系，韩信和花帅已经把强力手段也安排好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出动了。叶静宜作为韩信的代表，拿着陈老夫子的条子，带着卫戍区的军人，软硬齐备，很方便的就救出了老邱。把老邱送到了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家后，叶静宜还不忘给自己的行动按上伟光正的头衔，对老邱宣布：“我是奉刘邦主席、韩信副主席、大鸾总理、老夫子组长、花帅副主席的命令来抢救你的。”有了这一串头衔，对解救行动谁也不会再非议了。接下来，就是各位老军头、老领导对老邱的看望和慰问了。先是杨成武，来了就抱着老邱痛哭：“老邱啊，我们来晚了，你受了大罪。”并指着老邱被剃的阴阳头气愤的骂着造反派：“一群暴徒，一群暴徒。” 紧跟着花帅、聂帅也来了。花帅摸着老邱的手慰问，聂帅干脆骂道：“法西斯！这就是法西斯！” 到26号，瞎子元帅也来了。因为看不到老邱的情况，瞎元帅干脆用手摸老邱身上的伤，边摸边指责：“这不是文化大革命，是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害好人的。” 老将帅们，不论门第和派系，在痛恨造反派围攻本阶级的问题上少有的达成了一致！这边战友们情深似水、荣辱与共，那边徐老蔫可受伤了。上台后，和人家中央文革小组的伙伴们配合，上蹿下跳打击自己的战友。结果呢，也就一个星期的时间，韦小宝和老邱都没事了，负面问题也都来了。先是伙伴们的背弃。中央文革小组这帮可是真正的左派，左派的特点就是不讲情面，只看主义。看着徐老蔫被韩信搞得蔫了吧唧的样子，他们火了。 1月21日，花帅主持平反韦小宝的会议刚结束，中央文革的朋友们就把吃瘪的怒气都撒到了徐老蔫的身上。刚被韩信痛骂的李云鹤发飙：“今天这个会议是个反对刘邦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我的会议，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老蔫召开这样的会议，是斗争我们的。” 老蔫没办法，只能继续蔫了吧唧的说：“既然黄永胜放的炮，那就由黄永胜来作检讨吧。” 结果呢，人家黄金刚得了韩信的指示，坚决不做检讨。你徐老蔫还就是没有办法。这让他丢掉了文革小组伙伴们的信任。接着是暴民们的唾弃。老邱刚被韩信劫走，红纵等造反派们就找到了徐老蔫要说法，毕竟你是军委副主席、更是军队文革小组的组长啊。女将钱莎莎带头问道：“徐帅，你不是支持批斗邱会作吗？为什么又要保邱会作了？”老蔫涨红着脸没话说。钱信莎又问：“请你说一下，保邱会作的理由是什么？”老蔫答曰：“我不保他，有人保他就是了。” 钱信莎再将一君：“那我们要求徐帅再次下命令，把邱会作交回给我们继续批斗。” 这不是要老蔫的命么？真的拉开架势和韩信，乃至大鸾刘邦斗？没办法，老蔫只能蔫头耷脑的说：“你们不是有‘四大’的权力吗？要批判谁都是可以的。至于我再次下命令，就没有人执行啰。” 到这一步，也就没造反派再信任他这个无能的文革小组组长了。最后，老蔫失去了领导们的支持。作为文革这块的领导，李云鹤先不干了。本以为你老蔫也是大帅，军中也有势力，又有升职加薪的冲动，会是我们在军队开战文革工作的旗帜。结果呢？还不是和刘志坚一样无能？那还要你干啥？于是，她几次找韩信要求更换老蔫。而作为老蔫军队这边的领导，韩信更是乐得看笑话。对李云鹤的请求，韩信总是语重心长的解释说：“徐帅德高望重，由他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是你们提出来的。如果连徐帅都不合适，那么，在军队里我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就请你们再提一个吧。”私下里，韩信更是自得的和老邱谈笑说：“谁当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过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倒。如果一定要撤换徐帅，全军文革小组就让它名存实亡吧。” 事情啥都做不了，上下左右的人又都离自己而去。蹦跶了半个月才发现，升职加薪别想了，原来靠蔫吧劲混的好人缘也没了。老蔫除了痛骂自己愚蠢外实在说不出别的。其实早该想明白：核心圈子还是人家老红一那帮人家里的事情和纠纷，自己这个外人给人家也就是当当打手撑撑场面，穷蹦跶什么呢？要想自己出头，只要熬到那帮人都死了就可以了啊。就这样，老蔫开始继续自己的蔫吧生涯，等待未来机会的到来；军队文革小组也就彻底瘫痪了。至于军内的造反派们，看到韩信霸道的行为背后体现的强大实力和刘邦老大的绝对信任支持，也都很快归到他的大旗之下了。至于这帮人之后如何再分化组合，那就是我们下一节的内容了。眼前，韩信对军队的掌控又加强了。（小林啊，以后还是你当大哥。我再不听老大的瞎忽悠了。）最后，还要说个事情。有传统士大夫风范的韩信很懂得势道术的道理。自己用“术”解救了韦小宝和老邱，也就取得了在军队的优“势”。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优“势”，用“道”来持续保持住。于是，“军委八条”出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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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2025

文革群英传——刘志坚列传第十节

第十节不屈书接上回，既然前面给大家留了悬念，今天一开始就要先把悬念解开。1967年1月19号发生在军队的三件事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刘邦在教育韩信。随着军队文革工作的深入展开，洞悉世事、明察秋毫的刘邦已经发现，自己的接班人和自己在大民主这个方向上并不是一条心。什么几大元帅的负面言论，什么地方军队实权派对造反派的仇视，什么刘志坚的懒政态度，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黑影在默许和支持。对此，刘邦是很不满意的。他就是要用中央文革小组这几个不怕死的闯将，和被光明前途冲昏头脑的徐老蔫，来打一打韩信手下最重要的人。那软禁双刀将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政治家和普通人的区别了。普通人可能以为是德胜要对付双刀将，可实际上人家是保护双刀将。注意，此时的十大元帅，老总退休了、瞎子引退了、大将军被打倒了，另外几个都特长政工或间谍，从资历、到山头、再到能力，可以代替韩信的只有徐老蔫和双刀将。徐老蔫虽然作为过河的卒子被顶到了韩信的门口，但实招其实没威胁，虚招才可怕，他前台越咋呼，反而越说明刘邦不属意他。双刀将就不同了，当年南昌起义时，人家双刀将就是军长，韩信只是个小连长，在军队这样一个讲辈分的地方，他永远压着韩信一头。这样的人接替韩信再合适不过了。而且，深通权谋的政治家都清楚，对属意的下属打一打再启用，反而能获得更大忠心。刘邦在整个文革中只对两个人提出了“一批二保”的批示。这两个人就是双刀将和霍光。软禁他，才能保证他不被韩信掌控的造反派揪出来收拾！要知道，罗长子和彭阎王在文革中遭遇毁灭性的批斗，就是花帅家公主组织的绑架造成的；而组织批斗王光美的蒯司令也是李云鹤账下的红人。于是，很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在文革中那么多人被搞臭、搞垮，可偏偏最早犯错误的双刀将，即使韩信那么迫切想除掉他，而且韩信掌握了那么多台面上、下的力量。结果呢，人家啥事没有，安稳修养。只可惜，双刀将这枭雄死的早，否则他的成就也不一定就低于霍光。以上的情况，如果大家还不清晰，我打个比方差不多就明白了：在白鹿原，白嘉轩冲着白孝文骂道：你这不听话的孩子！你看，跟着你、不听我话的黑娃，都被我打了，孝武长大了也能顶事了。再不听话，你小心做不了族长！面对这个情况，韩信怎么办？可能是干脆就不怕刘邦的威胁；也可能是算准了德胜不舍得动自己，更不舍得动御儿干殿下“扶不起的阿斗”——韦小宝；还可能韩信摸清了刘邦不喜欢事事听话的接班人的心里。总之，韩信决定硬抗、反击。第一步，保韦小宝。小宝这个人很特殊。他13岁的时候就跟上了在兴国打游击的刘邦，是刘邦带了多年的红小鬼；他主持政治部多年，为刘邦等高级领导的私生活带来了福音；更重要的是他年轻啊，40岁不到就当上了上将，到文革时才不过50岁，比韩信还小十岁，做隔代相传的接班人都不为过。这样的人，刘邦会真动手消灭么？因此，和对老邱不同，从徐老蔫和文革小组猛将们刚开始对韦小宝动手的时候，韩信和花帅就旗帜鲜明的、正气凛然的开始保护了。 1月19日，韦小宝躲在花帅家没去参加造反派的批斗大会。转过天1月20日，在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上，为这个事花帅就和李云鹤、徐老蔫闹掰了。当场徐老蔫拍了桌子，大骂韦小宝是“胆小鬼”；花帅也随即拍了桌子，回击到：“小宝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就是这次拍桌子，花帅拍断了自己手掌骨！也就是在这一天，韩信一改往日躲在背后，让花帅等人出头的做法，公开站出来了。而且，这次，矛头直指李云鹤！（花帅的手掌是对着老兄弟拍骨折的，和人家李云鹤关系不大。） 20日下午，韩信听了花帅的情况汇报后，立即安排人打电话让李云鹤来自己的住所毛家湾。见了李云鹤，韩信往日的病态全都没了，直接开骂：“你们说解放军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已经被我们带到了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有什么根据？说‘三座门’是阎王殿，你们一见‘三座门’就有气，你们太放肆了！这完全是对军队和军委领导的污蔑。解放军是刘邦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李主席指挥的，军队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何解释？你们这样仇视军队，仇视军委领导，我干不了，不干了！我辞职总可以吧？我要报告李主席，你们不同我商量，就大骂韦小宝，鼓动抄家、抢档案，这是为什么？你们不通过军委，就直接插手军队的工作，想搞掉总政，这符合刘邦主席的指示吗？我要找刘邦主席，请求刘邦主席免去我的一切职务。” 韩信的愤怒和辞职不干的威胁，彻底把李云鹤吓着了。没办法，她只能认错推卸责任：“韩信副主席，军队到修正主义的边缘这句话，不是我说的，陈夫子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没有权力制止他的发言。”最后表态：“你是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我有错误，你可以批评我。你批评我、斥责我，甚至骂我，我都可以接受，何必一定要到主席那里去呢？那些话的确不是我说的。骂小宝、抓小宝、抄家，都是不对的，绝对不是我支持的，你可以检查。这件事我已经报告了李主席，是我错了，我检讨。”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韩信的愤怒表现就是给刘邦看的；而且辞职这种话属于最后通牒，和夫妻吵架喊离婚道理差不多。韩信在冒险，幸运的是他这次赌赢了。李云鹤认错，刘邦也默许了。再转过天，1月21日，花帅组织军委会议商量对韦小宝的处理意见，其实就是知道了上层的意见，准备来个当众还击。这次会议，已经知道结果的李云鹤带着文革小组的猛将们知趣的缺席不参加。现场，只有徐老蔫和关锋两个挂着军职的人物没办法，接受人家的硬怼。到这个地步，台阶还是要给自己下的。关锋先表态：“陈夫子昨天晚上的讲话，是因为开会之前喝了一点酒，糊里糊涂乱说的，讲了一些错话，造成了不良后果。对此，李云鹤同志已经请示李主席，及时作了纠正。李云鹤同志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已经批评了陈夫子，陈夫子也已作了检讨，他承认事前没有和李云鹤同志商量。” 知道老大还要自己这个“阿斗”，韦小宝也硬了起来。发言到：“你们说我反对‘文化大革命’，难道稳定军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吗？军队乱了又怎样保卫祖国？” 现场，韩信派系的头号大将，四大金刚的老大，时任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更是说了过头话，直接指出中央文革小组是没有听刘邦老大的话，需要做认真深刻的检讨。这下，关锋可不干了。按照常用的扣帽子方案，关锋随口给了句要命的话：“黄永胜，你这样说，是指李云鹤同志么？是反对李云鹤同志么？” 这关锋就有点狠毒了，在政治斗争中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碰了谁也救不了！他这一句话说出来，黄金刚也慌了，知道自己多说话了，什么也不敢回答。此时，有一个人的表现就很有趣了，徐老蔫竟然站出来为黄金刚打了圆场：“黄永胜是乱说的，有意见可以提嘛，不要指责李云鹤同志，李云鹤同志是拥护刘邦主席的嘛。” 然后什么吴胖子啊，叶静宜啊，都跟着打圆场，这才让局面缓和下来。最后，会议决定，放开韦小宝。而且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以后要注意稳定解放军，不要把军队搞乱。就这样，韦小宝没事了，可杨勇就有事了。对于那段时间社团主流各主流派系经过妥协和博弈后，如何给韦小宝定性的。我们看下1月22日，总政副主任、军队文革小组副组长谢镗忠接见海陆空三军代表时的讲话：肖主任在内战、抗战、解放战争中都有功绩。解放以来，总政曾有三个主任，罗荣桓、谭政、肖华这三个同志比较，应该说肖华同志比他们两个工作做得多，成绩比他们大。肖华从去年八月八日回到北京，由于认识上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有缺点错误的。杨勇、袁子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不经组织允许泄密给大家，是决不允许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意见、批评是应该的。现在刘邦主席、韩信付主席还没作出结论，我们不能定性。另外在大街上的标语大字报一律要复盖，要保护韦小宝的安全、健康。中央文革小组指示关于江青、陈伯达讲话的传单，是个反动的传单，应该立即收回销毁。接下来是第二步，韩信要救邱会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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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会让很多人脑子里充斥问号。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表述，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诠释这个概念，以至于在我们的认知体系中会出现很多不合逻辑、不合常理的信息。小龙人以十数年精力找遍各种一手资料，站在局外人立场，从一个个直接当事人角度，带大家从各个侧面了解文革。我们这里——只有技术，没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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