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間書評 In-Between Review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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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2h ago

    阅读｜2026年法国骚乱（一）：法国学者的四种解释

    编者按：2026年10月17日，法国再次爆发大规模全国性抗议。根据法国内政部统计，约55万人参加当天的示威活动，巴黎及其他城市还发生了商店遭抢劫、公共设施被破坏以及示威者与警方冲突等事件。这场运动最初由高中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和公共服务削减引发，随后吸引大学生、工会成员、左翼政治组织以及部分“黄背心运动”参与者加入。与此前围绕退休制度、燃油税或警察执法引发的抗议不同，这次运动的诉求更加分散，不同群体对于法国社会现状的不满，也通过同一场大规模动员集中表现出来。10月31日，法国已连续第三个周末举行全国性示威，约32万人参加，巴黎、里昂等城市再次发生局部警民冲突。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出现了以青年为主要参与者、围绕生活成本、教育资源和公共服务等问题展开的抗议，显示类似的社会不满已在多个欧洲国家集中显现。 为什么一场以教育问题为起点的抗议，会迅速演变为全国性的社会运动？为什么和平示威与抢劫、破坏公共设施等暴力行为会在同一天出现？这次抗议与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2023年因警察枪击青年而爆发的骚乱，又存在怎样的联系？ 这些问题引发了法国社会科学界的讨论。不同学者对事件的解释并不相同。有人从教育制度和社会阶层出发，强调贫困郊区青年内部的分化；有人认为法国正在形成反复出现的街头骚乱模式，反映出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面临的问题；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则指出，示威中的冲突不能只从参与者的动机解释，还必须考察警察与抗议者之间不断变化的互动；另一些研究者则把抗议和暴力放在长期社会不满、生活压力以及人们对未来失去期待的背景下理解。 本期选择四组法国学者的近期分析，分别介绍社会学家Fabien Truong、政治分析家Jérôme Fourquet、五位社会运动研究者联合撰写的评论，以及社会学家Romain Huët的访谈。这些文章均直接回应2026年10月17日的抗议及其后的社会冲突。它们并没有形成统一结论，却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法国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政治不信任、抗议方式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们共同提示，2026年10月的法国抗议不仅涉及教育和财政政策，也与法国长期存在的阶层分化、政治信任危机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 一、Fabien Truong：贫困郊区的青年并不是一个统一群体 La mobilisation du 17 octobre a montré la grande fragmentation des jeunesses dans les quartiers populaires《10月17日的动员显示了贫困社区青年群体的严重分化》 受访学者： Fabien Truong采访记者： Soren Seelow媒体： Le Monde（《世界报》）发表日期： 2026年10月24日 内容介绍：2026年10月17日的示威中，法国贫困郊区的青年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群体之一。部分青年参加了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和平示威，另一些人则参与了商店抢劫和街头破坏。社会学家Fabien Truong认为，如果仅仅用“郊区青年”或“移民后代”这样的概念解释他们的行为，就会忽略这些年轻人在教育经历、社会处境和政治态度上的重要差异。 Truong长期研究巴黎郊区的青年生活。他指出，法国贫困社区的青年在16岁左右便开始经历明显的教育分化。一部分人提前离开学校，缺乏学历，也很难想象未来能够获得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另一些人进入职业或技术教育体系，虽然仍然留在学校，却可能因为升学分流和社会评价而产生失败感；还有一部分人进入普通高中，继续准备大学升学，仍然相信教育能够改变自己的社会处境。 这些不同经历，影响了青年与学校、国家机构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参加反对大学录取制度Parcoursup以及要求改善教育资源的学生，往往仍然对制度抱有期待，希望通过集体行动争取更好的未来。相比之下，那些已经与学校和其他公共机构发生严重冲突的青年，可能更容易把大规模示威视为表达愤怒或获得物质利益的机会。 Truong并不认为所有参与抢劫的青年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他特别提醒，不应把这些行为浪漫化为革命行动，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移民文化或个人天生具有暴力倾向。在他的解释中，长期的教育失败、社会羞耻感、被排斥的经历，以及对经济成功的强烈期待，共同构成了部分青年参与暴力的社会背景。社交媒体能够加速事件传播，却不足以解释这些行为为什么发生。 他还指出，贫困社区青年长期被政治和媒体讨论为社会问题，频繁的警察身份检查以及与公共机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加深了部分青年对国家的疏离。 这篇访谈最重要的贡献，是把通常被视为同一群体的郊区青年重新区分为具有不同教育经历和生活前景的个体。它说明，理解示威与骚乱中的青年行为，需要考察学校如何分配机会、社会如何评价不同教育路径，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学者介绍： Fabien Truong是法国社会学家，任教于巴黎第八大学，曾在巴黎塞纳-圣但尼省的高中教授经济与社会科学。他长期通过田野调查研究法国贫困郊区青年、教育分流、社会流动和移民家庭的生活经验。其代表性研究包括《大集合住宅区》（Grands ensemble，与Gérôme Truc合著，2025年）以及《荒地》（Terrain vague）等。 二、Jérôme Fourquet：法国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骚乱传统？ Tout se passe comme si une tradition émeutière s’installait《一切仿佛表明，一种骚乱传统正在逐渐形成》 受访学者： Jérôme Fourquet采访记者： Alessandra Wyak媒体： TIME France发表日期： 2026年10月20日 内容介绍：与Fabien Truong强调青年内部的社会分化不同，法国政治分析家Jérôme Fourquet把10月17日的事件放在法国近年来反复发生的大规模社会抗议和街头暴力之中考察。他认为，当天实际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是有组织、有明确诉求的大规模社会示威；另一方面则是发生在示威活动周边的抢劫、破坏和暴力冲突。两者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所重叠，却不能简单视为同一种政治行动。 Fourquet指出，法国近年来的多次大规模公共活动都曾伴随类似的暴力行为。这些事件并不总是由同一种政治诉求引发，但大规模人群聚集往往为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创造行动机会。他特别区分具有政治目的的激进活动者与利用混乱实施抢劫、破坏的群体。前者可能试图通过攻击国家或资本主义的象征表达政治立场，后者的行动则未必具有清楚的意识形态目标。 在Fourquet看来，法国正在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变化：某些街头暴力形式逐渐成为大规模公共动员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参与者可能并不属于稳定的政治组织，也不一定与正式示威活动存在直接联系，但他们能够利用人群聚集、警方部署分散以及城市公共空间暂时失去控制的机会采取行动。 这种变化也对法国传统的示威管理方式提出挑战。法国警方长期习惯于面对由工会、政党和其他组织安排路线、维持秩序的大规模游行。传统示威往往具有相对明确的组织者和行动空间，警方也能够据此部署力量。但当部分参与者采取流动性更强、地点更加分散的行动方式时，传统的警务安排便面临新的困难。 Fourquet的分析并不否认法国存在广泛的社会不满，而是强调，必须区分社会抗议的政治原因与街头暴力的具体发生机制。不能因为示威具有正当的社会诉求，就把所有破坏行为都解释为政治抗议；同样，也不能因为出现暴力，就否认大规模和平示威本身所表达的社会问题。 这篇访谈提供的是一种偏重社会秩序、政治动员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解释。它尤其值得与Truong的分析对照：两人都承认抢劫和破坏不能直接等同于有组织的政治抗议，但对于这些行为背后的社会机制，关注重点明显不同。 学者介绍：Jérôme Fourquet是法国政治分析家和民意研究专家，担任法国民调机构Ifop意见与企业战略部门负责人。他长期研究法国选民结构、政治文化、社会阶层和地域分化，著有《法国群岛》（L’Archipel français）等作品。Fourquet尤其关注法国社会内部不同文化、教育、地域和政治群体之间日益明显的分化，并通过选举数据、民意调查和社会观察研究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法国政治。 三、五位法国学者：为什么“黄背心运动”改变了法国的抗议方式？ L’héritage des « gilets jaunes » s’observe dans les transformations des manières de manifester《10月17日的动员：“黄背心运动”的遗产体现在示威方式的变化中》 作者： Jean-Baptiste Devaux、Marion Lang、Antoine Lévêque、Christophe Parnet、Valentin Thomas媒体： Le Monde（《世界报》）发表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内容介绍：2018年的“黄背心运动”通常被认为是法国近年来最重要的社会抗议之一。它最初围绕燃油税和生活成本展开，却逐渐发展为对政府经济政策、政治代表制度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广泛抗议。八年之后，2026年10月17日的示威再次出现了与“黄背心运动”相似的街头冲突和公共设施破坏。五位长期研究社会运动的法国学者认

  2. 1d ago

    特稿｜从新书看中期选举：美国政治正在发生什么？

    编者按：1月3日，美国将举行2026年国会中期选举。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国会选举。选举结果不仅将决定未来两年国会的控制权，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后半段的施政空间，也将为2028年总统大选提供重要的政治信号。对于共和党而言，这场选举将检验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能否继续转化为选票；对于民主党而言，则是重新争取选民支持、调整政治路线的重要机会。 然而，这场中期选举涉及的问题远不止两党的胜负。近年来，美国的选民结构、政党政治和社会观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阶层、族裔和教育背景与党派认同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移民、生活成本、堕胎权、文化认同以及联邦政府权力等问题持续引发争论。特朗普改变了共和党的政治路线，但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将走向何处仍不明朗；民主党则面临如何重新赢得工薪阶层和中间选民、建立稳定政治多数的难题。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出版了一批政治回忆录、政治学研究和公共评论著作，为理解这些变化提供了不同视角。本期《从新书看中期选举：美国正在发生什么？》分为三个部分：首先从哈里斯、吉尔·拜登和万斯的新书观察两党政治人物对过去与未来的不同盘算；其次通过几部讨论选民、政党与政治极化的著作，分析美国政治联盟的变化；最后从最高法院、行政权力、移民身份和公民参与等角度，讨论选举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关系。 这些作者的政治立场并不相同，提出的解释也各有侧重。但他们共同涉及一个问题：美国政治当前的困境，究竟只是两党的选举策略出了问题，还是政党、选民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更深刻的变化？11月3日的选举将产生明确的胜负结果，但无论哪一党获胜，这些长期问题都不会随之消失。理解这些变化，或许比预测一场选举的胜负更有助于认识美国政治的未来。 近期美国出版的一批政治新书，提供了几个不同的观察角度。从这些新书出发，或许可以更清楚地理解：2026年中期选举不仅关系到未来两年谁将控制国会，也将影响两党的政治路线，以及美国民主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本回忆录：哈里斯、拜登与万斯的政治盘算 对于总统（包括政要）回忆录，有一句刻薄但也不失准确的话：绝大多数美国总统的回忆录，都是价值连城的废话。一方面，这些著作在商业运作上展现出惊人的变现能力。例如，企鹅兰登书屋在2017年购买巴拉克·奥巴马与米歇尔·奥巴马两人回忆录的合集独家出版权，成交总金额超过6500万美元。 但另一方面，与这些高额的商业利润相比，这些回忆录的文本价值却往往令人遗憾。总统历史学家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曾评论说：“历史上只有一部伟大的总统回忆录【笔者注：指美国第18任总统尤里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在身患癌症、临终前为了给家人筹措生活费而咬牙写下的《格兰特个人回忆录（Personal Memoirs））》】，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极其枯燥乏味，不过是充满党派偏见、为了自我辩护和自我美化的尝试罢了。” 出版界甚至还流传一句更为尖锐的评价：“大多数总统回忆录的价值甚至配不上印它们用的纸张。”例如比尔·克林顿那本厚达千页的《我的生活（My Life）》，被诸多评论家讽刺为“又臭又长”，甚至被戏称为《我的流水账》；即便是出版首日销售约88.7万–89万册、创下行业销售纪录的奥巴马回忆录《应许之地》（A Promised Land），也常被批评为极具才华的“自我辩护词”，缺乏真正的内省、深刻的反思以及核心权力运作的真实内幕。 毫不意外，近期集中出现的几部政客回忆录——卡玛拉·哈里斯的《107天（107 Days）》、JD·万斯的《共融：寻回信仰之路（Communion: Finding My Way Back to Faith）》以及吉尔·拜登的《东翼视角（View from the East Wing）》，似乎也没有逃出这个套路。虽然其他两本目前还没有销售数字，不过，哈里斯的回忆录在美国市场首周各版本合计销量便达35万册，其商业收益也引发外界关注。而其文本内容，更是被许多评论称之为“政治宣传书”、“自我辩护和自我美化的尝试”。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三本书的出版时间不仅卡住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后的美国政治大变时期，更是锁定了202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未来的2028年白宫角逐。这三书显然不是单纯的私人心路历程记录，更像是经过公关团队包装后的政治宣传稿，并折射出三种不同心态：败选者的责任切割与政治再起、在职者的形象重塑与阵营野心，以及退场者的遗产防守与自我辩护。 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卡玛拉·哈里斯几乎第一时间便开始写回忆录，于2025年9月23日推出竞选回忆录《107 Days》。书名便能看出其用意——拜登2024年7月退选后，她只剩107天对阵已经筹备多年的特朗普，试图把惨败从“个人能力不足”改写成“时间太短、遗产太重、意外太多”。哈里斯在书中复盘这段仓促的战役，强调边境移民等棘手任务被交给自己，却在舆论围攻时得不到白宫有力回护；辩论前夕等关键节点，拜登团队的沟通方式也令她不快。她将退出时机过晚、前任遗留困境和社会撕裂写成失败主因，从而把自己从直接责任中切割出来，避免对手和媒体把这场大败钉死在她身上。 与此同时，她放弃竞逐2026年加州州长，转而以全国巡演维持声量、维系捐款人与基层网络，面对纽森、布蒂吉格、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党内新力量的挤压，提前锁定自由派基本盘，为2028年再参选或转向其他角色留下空间。毕竟，民主党如今仍看不见公认的领跑者，哈里斯仍试图将自己维持为2028年民主党的潜在候选人之一。 与哈里斯的回忆录不同的是，2026年6月2日出版的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回忆录首次详细披露了拜登退选背后的家庭隐情，包括拜登的健康问题、2024年总统辩论失利，以及此后退选的家庭与白宫内部经过，试图用白宫生活的温情点滴，给拜登家族争取一个体面、公正的评价。哈里斯在书中，直接批评把“是否退选”完全交给拜登个人的决定是极其轻率（reckless）的，批评其被“个人野心与 Ego（自负）”所绑架；而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哈里斯和第二先生任德龙（Doug Emhoff）大加赞赏，试图将四人包装为一个无缝合作的“顶级团队”。在 2026 年 6 月吉尔参加 Daytime 访谈节目《The View》宣传新书时，主持人当场念出了哈里斯书中关于“拜登团队将哈里斯边缘化、给她处理不可能完成的脏活”的刺眼段落。吉尔现场显得极为震惊，并回应称自己从不知道也不觉得存在这种隔阂，依然强调“我们当时是个团队”。 哈里斯还在书中大吐苦水，指责拜登的白宫通讯团队在面对共和党对其“边境沙皇”等议题的猛烈攻击时“从不澄清、从不保护”，甚至刻意打压她的光芒，奉行“哈里斯越亮，拜登就越暗”的零和思维。在哈里斯的新书摘要曝光后，拜登的前白宫高级幕僚迅速向 Axios 等媒体匿名反击，直言“哈里斯根本不适合那个职位”（simply not good at the job），并指责哈里斯在任期间毫无实质政绩，只会搞僵硬的拍照秀，现在把责任全怪在拜登身上是“过河拆桥”。 与败选者的切割和退场者的防守不同，6月16日出版的现任副总统JD·万斯的《共融：寻回信仰之路》记录其2019年皈依天主教的心路历程及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并展现出极为明确政治野心。若说《乡下人的悲歌》让万斯成功建立了“俄亥俄底层逆袭者”的阶级标签，那么在入主白宫核心圈后，这部以“皈依天主教”为主线的新著作，则试图打造自己的政治思想标签。虽然媒体多批评万斯将信仰物化，并非真正的灵魂反思，更像是一场政治公关秀。即便如此，万斯将叙事重点锁定在宗教信仰上，这不仅直击社会保守派、福音派和天主教选民的核心诉求，为2026年中期选举的右翼阵营提供了文化战争动员工具，更是为他此后政治生涯打下思想地基。至今，他依然被认为是202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最热门人选。 从这三本书，或许可以看出两党面对2028年总统选举时截然不同的处境。万斯正在尝试以宗教信仰和文化保守主义建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并为特朗普之后的共和党提供一种可能的延续路线。相比之下，哈里斯与吉尔·拜登的回忆录所呈现的，仍然是民主党建制派对2024年败选原因的不同解释。民主党不仅尚未出现公认的2028年领跑者，而且在进步派崛起、工薪阶层选票流失以及世代交替等问题上，仍然存在深刻分歧。202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或许将决定这些分歧如何进一步发展。 选民到底想要什么？ 过去十年，美国政治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传统的党派身份越来越难以完整解释选民。一个人投票支持特朗普，并不意味着他认同特朗普政府的每一项政策；同样，一个反对特朗普的选民，也未必赞同民主党的政治议程。教育、阶层、种族、年龄与文化认同正在以新的方式重新组

  3. 4d ago

    阿林切瓦、潘佐夫 | 在「紅色麥加」: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學生

    編者按：俄國歷史學者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與美籍俄裔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合著的《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1917–1940年蘇聯的中國留學生》（The Kremlin’s Chinese Advance Guard: Chinese Students in Soviet Russia, 1917–1940），2023年由Routledge出版。 其中文版在2026年10由聯經出版 推出。 本書系統研究十月革命至大清洗時期，數千中國革命青年赴蘇在共產國際院校接受意識形態與政治訓練的歷史。作者依據新公開的蘇共與共產國際檔案、學生回憶及勞改營幸存者證詞，分析培訓成效、派系鬥爭、斯大林體制對留學生命運的影響，並追問“革命能否輸出”。書中涉及劉少奇、鄧小平、蔣經國等人物，揭示理想如何在權力清洗中淪為悲劇，深刻影響中共早期幹部與中國革命進程。 本文節選自《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出版社授權刊發。 第一批來自中國的學生，於一九二一年七月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共有兩人，第一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九號； 另一個人拿到的學生證是二十三號。我們無從得知這兩人的名字，或者是哪個組織將他們送來莫斯科； 只知道他們在檔案中有獲准入學的紀錄。 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有一行二十六名中國人註冊，包括上海共產黨圈子推薦而來的劉少奇、羅亦農和吳芳（這一群人的領導人），以及任培國、蕭勁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陳啟沃、謝文錦、蔣光慈與廖劃平。 與來自上海那群人一起離開中國的彭述之因不明原因在途中遭扣留，直到九月下旬才到大學報到。 該年年底，有三十五至三十六名中國人就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一九二三年春天人數大致相同，其中包括四名從西伯利亞來到莫斯科的移民； 一九二四年初，人數有五十一人； 到了一九二四年底有一百零九人； 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中旬則有一百一十二人。 這些人是由中國共產黨或親共人士的領導人，以及在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之後，由黨組織挑選出來，前往俄國求學。中國人並未諮詢莫斯科領導階層的意見，至少在初期並沒有。既然相關的共產國際部門於一九二 年代初對於這些即將入學的學生沒有私交，也沒有其他認識的管道，因此沒有理由諮詢俄方意見。 一九二○年八月底，共產黨人在湖南長沙組成俄羅斯研究會，負責挑選學生。毛澤東擔任這項工作：「在他的腦海中，這一整套在蘇聯的工作與求學活動是延續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勤工儉學』的脈絡。」勤工儉學運動從一九一二年起就在中國發展； 無政府主義者鼓勵中國年輕人到民主與工業的先進國家法國求學與工作。毛澤東的朋友，湖南長沙船山中學校長賀民範，直接與學生候選人溝通。學校的學生稱他為「賀鬍子」。 正是他挑選了如劉少奇、任培國與蕭勁光等之後赫赫有名的年輕人。在與他們以及其他幾名希望前往俄國求學的年輕人交談了幾次之後，他於一九二○年夏天送他們去上海找陳獨秀，他是在激進大眾間傳閱的報紙《新青年》的總編輯。當時陳獨秀正在籌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小組，同時也安排在未來派遣中國學生至莫斯科事宜。協助他的是蘇聯共產黨員格里戈里‧魏金斯基（Grigorii　Voitinsky，他真實的姓是扎爾欽〔Zarkhin〕，中國人叫他吳廷康），他是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分局外國事務部（Foreign Department of Vladivostok Division of the Far Eastern Bureau）代表，他於一九二○年四月來到中國，隨行的人有他的妻子瑪麗亞‧庫茲涅佐娃（Maria F. Kuznetsova，又名諾拉〔Nora〕），以及翻譯員楊明齋（本名楊好德），後者從一九○一年起就以化名伊凡‧瓦西里耶維奇‧施密特（Ivan Vasilievich Schmidt）住在俄國。 在替學生寫好推薦信之後，一九二○年八月，賀民範將學生分批送往上海法租界中心地帶一棟在霞飛路附近的屋子裡，地址是愚園路六號（今愚園路／霞飛路五六七弄六號），當時陳獨秀與魏金斯基替像劉少奇與他的同志這樣嚮往社會主義，想到俄國求學與旅行的年輕人，以所謂外語學校的規定在這裡開設短期課程。課程於九月開始。 外語學校的籌備人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是使年輕人做好在外國生活的準備，教授他們基本但不可或缺的知識，包括俄國的語言、文化與習俗，以及更重要的是，讓他們熟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許多剛抵達這所學校的左派激進分子，就如同那些參加俄國內戰的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只有模糊的理解。 楊明齋是該校校長也是其中一位俄語教師； 另外兩位俄語教師是庫茲涅佐娃（Kuznetsova）和王元齡。王元齡曾在哈爾濱學俄文，她非常年輕，年僅十八歲，是未來的北京政府駐莫斯科大使李家鰲的外甥女。陳獨秀親自推薦她擔任教職。最積極的學生之一，是當時籌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俞秀松，他擔任學校的技術書記。這所外語學校所在的房屋，就是成立於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總部。陳獨秀就住在與愚園路六號一牆之隔的二號（沒有四號）。不久後，陳獨秀搬到另一個住處：南昌路一百巷二號。 這所學校機構營運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 它在一九二一年底關閉。學生人數平均在二十到三十人之間，在不同時期也有多達五十至六十人，他們大多數在此學習基礎俄語。他們也學了一點法語、英語和日語，依序由上海共產黨圈子中的李漢俊、袁振英和沈雁冰（也就是將來的名作家茅盾）教授。學習日語的理由很明顯，因為學生們應該是經由長崎與海參崴前往莫斯科——當時海參崴還在日本人與俄國白軍手中。西歐語言也很有用，因為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學習俄語的日常生活用語，比學習西歐語言的日常生活用語要困難得多，而在莫斯科，尤其是在共產國際中，有不少人會說這些通用的語言。在週日，上海共產黨圈子裡的另一名成員——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授陳望道，對學生講授《共產黨宣言》； 順帶一提，他於一九二○年八月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版。 大多數學生覺得外語和馬克思主義這兩者都很困難。例如蕭勁光之後寫道「（《共產黨宣言》）書的封面上有一個大鬍子的馬克思像。對《共產黨宣言》我們讀起來很費解，儘管字都認得，但好些術語不明白。」 對於這些來自中國各省的年輕人，還有另一個理解《共產黨宣言》的障礙。他們當然很尊重博學的陳望道，然而他每次來上課，身上都散發出濃濃的古龍水香氣。不熟悉這文化標記的學生們總是因此分心，在底下偷偷笑老師。儘管馬克思本人不在現場，不用說他們確實也對馬克思極為尊敬。 除了致力於學習，這所學校的所有學生也從事公開活動：他們會參加在上海持續舉辦的愛國示威遊行，對城市裡的工人進行革命宣傳，以及撰寫反帝國主義的口號與海報。一九二○年秋天，他們全都加入了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 不用說，這些課程都是免費的，由魏金斯基全額負擔。然而為了安全起見，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學校的籌辦人在報紙《民國》上刊登了一則學校正式開辦的聲明，指出上課每個月需繳交兩銀元。他們不能宣稱上課無需學費，以免引來法國警察的懷疑。 當然，可以理解的是，在第一個月，無論是魏金斯基或任何人，都無法讓學生準備好接受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課程。直至一九二一年春天，這所學校才有了具體的目標：已經在外語學校就讀了幾個月的學生，被分批送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魏金斯基提供他們旅費，楊明齋則給他們所需的文件。他們必須把上海共產黨圈子發的推薦信藏在鞋底。 在劉少奇與他的同志王一飛之後，還有汪壽華、許之楨、柯慶施、任作民（為任培國的堂兄弟，是畢業自該校唯一一位工人）、任培國、梁柏台、傅大慶，以及許多曾經在外語學校上過八個月課程的其他人，都啟程前往俄國。 誠然，並非所有外語學校的畢業生都有幸擁有前往俄國的機會。有些人，包括之後以組織中國農民運動出名的彭湃在內，都無法前往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中國本土的共產黨運動需要愈來愈多的同志，因此陳獨秀與其他領導者不許大多數共產主義支持者把時間浪費在補充教育上。 走海路經由長崎到海參崴，再繞道至「赤色」伯力（Khabarovsk），然後再搭火車前往莫斯科，當時要花上數月，一路上潛伏著這些新生根本無法想像的危險。「初生牛犢不怕虎」，蕭勁光貼切地形容他們的心境。 例如在海參崴，由東三省軍閥張作霖控制的總領事館的特務逮捕了劉少奇、吳芳與出於某種理由引起特務不滿的其他幾個人。他們威脅要殺了劉少奇，除非他坦承來海參崴的原因。但是他僅僅不斷重複，「（我是）做裁縫的。」他知道有許多裁縫師和理髮師從中國南方省分來海參崴討生活。最後，特務聽不懂來自湖南省寧鄉縣的劉少奇說的南方方言，他們失去耐性，就把所有人都放

  4. 5d ago

    黃震遐｜在全球視野框架下粵語應該走什麼路？

    編者按：八旗文化9月推出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教授飯田真紀《廣東話的世界：全球超過八千萬人使用的另一種中文，不被同化、收編的獨特語言》。 廣東話是否只是「中國方言之一」？廣東話不只是港澳人的母語、中國華南地區的通用語，更是一種包括東南亞、歐美華人社會在內，全球有超過八千萬人在使用的中文。飯田真紀教授指出，光是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說廣東話超越了日本所謂「方言」的層次。然而書中也探討了這個問題在不同社會環境中可能會有的不同面向，並精準地描述了港澳社會對於廣東話身分認同的複雜心態。因為廣東話具備「在不同政權或地理框架下，地位隨之轉變」的特殊性，導致即使是天天說著廣東話的港澳人士，在面對「廣東話究竟是不是方言？」這個問題時，也可能會有南轅北轍的看法。本書還以台語在台灣的定位以及發展如何隨著政治局勢而大不相同為例，探討語言與方言的界定問題。作者指出，源自中國但在台灣扎根的台語，過去由於政治因素而被禁止使用，失去法定地位與成為社會標準語的功能，現在則因政治環境的轉變，台灣的語言生態亦隨之轉變，加上2019年台灣的語言政策，即《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制定與推行，確立了台灣各固有族群之自然語言及台灣手語均為國家語言，同樣享有法定平等地位，落實語言的多樣性與語言人權，台語因此得以擺脫「方言」的次等標籤，成為與華語享有同等法定地位的「國家語言」。正因為方言與語言的界線是由政治所建構，因此即使是同源於漢語譜系下的分支，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之下，卻有著成為「獨立語言」還是「方言」的不同命運。本位為香港人文基金信托人、前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所寫推薦序。出版社授權刊發。 香港人和台灣人都很喜歡去日本旅行。內子金澤宜也笑說去金澤就像是回自己家。見到漢字，總會有種親切感，像是去遠房親戚家中一樣。對不少人來說，部分感情更應該是源於去到日本的寺廟和鄉郊時，仍可追憶古代中土的意境和氛圍。 也正因為這樣，或許很難想像，儘管早在十七世紀，已有廣東人去到長崎，並在那裡興建寺廟，但日本人對香港以及中土南方的粵語卻是所知甚少。飯田真紀教授寫這本書，原本目的就是讓日本讀者認識粵語，並了解它與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國語」究竟有何分別。日文網路上的評論也證實了的確很多人都表示，不看這本書還真的不知道，原來香港人所使用的語言並非北京腔的普通話，而是粵語。當粵語在香港及華南地區深陷四面楚歌之時，在日本的知名度反可得到提升，這本書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實在功不可沒。 但看到這本中譯本時，一般中文讀者一定會忍不住想：我真的需要買來一讀嗎？ 語言政策和語言傳承，目前是華人世界一個充滿爭論的重要課題。即使不是粵語使用者，也可以透過這本書來尋索答案。 純粹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這是我目前所見最佳的粵語入門書。全書以輕鬆而清晰的方式，讓讀者在很短時間內就可掌握粵語的語言性質、歷史、聲調與語法。書中透過大量運用日常生活用語、電影與流行歌曲來解釋粵語詞彙，不僅使閱讀過程趣味盎然，也能自然引發讀者對這門語言的持續好感。同時，書中還介紹了許多與粵語相關、連一般粵語使用者也未必知道的知識。尤其作者對台山粵語的觀察，更是獨具慧眼，作者還發現了相信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本台山粵語音的英語詞典。 而更重要的是，移居他鄉的香港人往往會發現兒女無意傳承粵語。以傳統模式教授粵語的學校，往往低年級學生多，高年級學生少，孩子一旦長大就不願繼續學習。這其實也與教學方法有關。在海外，孩子日常接觸的主要是當地語言，而不是粵語。對這些身處海外的兒童來說，學粵語和中文是一項高成本低效益的行為，避開才是理智。但如何吸引孩子願意和喜歡學習，是攸關粵語在海外存亡的問題。這本書可以幫助父母向孩子解釋自己的母語與身處之地的語言究竟有什麼不同，而且也能向教師示範，如何讓學習變得有趣、愉快。香港人本來就習慣在雙語的環境中生活，因此移居海外後，很容易連在家中也會使用當地語言。於是，對海外成長的孩子而言，粵語更像是第二語言而非母語。如果身處環境的語言又是一種強勢語言時，學習第二語言的動機便無可避免地下降。這本書讓我們看到，教授第二語言是要全方位、多視角地引導學生，讓語言學習像是去旅遊觀光，在歡樂中吸收豐富知識，而不是一頭栽進乾枯死板的課本沙漠，渴望逃生。 但這本書並不只是一本語言入門書而已。 飯田真紀是本著愛心來寫下這本書的。她在書中的〈後記〉中提到：「之所以動筆寫下這本書，是因為對於相伴多年的廣東話，我始終覺得，若僅以『中國方言之一』這種陳腔濫調來概括，未免過於輕率，也有失誠實。此外，相較於過去，對廣東話及其他中國方言感興趣的人愈來愈少，這也讓我感到焦慮。」 尤其第四章在談及廣東話所面臨的北京話挑戰時，作者的焦慮感透紙湧出，使我聯想到明朝滅亡後，朝鮮人對漢文化淪落的淒痛。 但這也並不只是一本「撐」粵語的書。作者討論了兩個香港人極為關心的問題：粵語書面語的問題，以及粵語究竟是「方言」還是「語言」？而飯田真紀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許多香港人不曾想過的角度去思考粵語、理解粵語。 她把粵語放進更大的世界框架當中，提醒我們粵語不只存在於廣東、廣西、香港與澳門，而是早已散播到全世界。〈序章〉中細述美國與日本的粵語使用情況，並以三幅地圖呈現上世紀八○年代粵語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狀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考範式轉移。全世界目前至少有八千多萬人會說粵語，其中約有兩千萬人是居住在中國境外。換言之，僅是海外的粵語使用人口，就已差不多相當於智利、羅馬尼亞、斯里蘭卡或敘利亞等國家的人口。 語言學研究顯示，如以共同使用的詞彙來測試，廣州粵語與普通話之間的詞彙與語音差異，其實大於許多歐洲國家之間的語言差距。至於口語音的差距更糟糕，中土其他地區人士基本上難以聽懂粵語，但相較之下，一般西歐國家的國民對其他西歐國家的語言都能聽懂二至六成左右。因此，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粵語其實是「漢語系語言」（Sinitic languages）的一員，與北方官話所構成的普通話／華語同級並列。飯田真紀也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就中文而言，方言與語言的界線會隨著社會環境的不同而變動，究其根本，這其實是由政治來決定的。」 然而粵語的地理分布已經不限於任何單一國家的疆界了，因此，粵語究竟是否一種語言，也應是超越任何一方的立場來思考的問題了。 在這個全球視野的框架下，粵語書面語的性質也值得重新考量。目前在港澳地區流行的中文書面語，究竟算不算一種「粵式中文書面語」，以及是否可以容納更多粵語的成分，一直都意見紛紜。飯田真紀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面相當樂觀，認為「廣東話並非只是用來『說、聽』的語言，也是用來『讀、寫』的語言」。香港的書面中文都是可以用粵語讀出的，而「香港標準的書面語，確實只要懂北京話便能讀懂」，因此在書寫時，不存在必須在粵語與北京話之間切換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她也注意到不少帶有香港粵語特色的書寫形式，於是進一步指出：「但若要讀懂富有香港特色的中文，終究還是需要有廣東話的知識。」 其實，這種切換是需要的。有不少粵語口語詞彙與北京話並不相同。粵語保留了大量現代北方已失傳的古代漢語詞彙，同時也吸收了不少百越詞彙，北方則受阿爾泰諸語影響。因此，粵語使用者在書寫中國大陸的中文時，是要抑制自己原本使用的某些粵語詞彙，而改用北方詞彙。要把腦中的粵語轉譯，正是許多粵語學生不能暢順書寫書面語的一大原因，也是海外傳承粵語時的巨大障礙。 要求書面語將粵語口語中特有的詞彙拒之門外，並與普通話用詞一致，是中國國土內的規定。但對於早已散布全世界的語言來說，在中土境外還需要受這規定所限制嗎？世界上的英語早已發展出多種形式，有英式、美式、加拿大式、澳洲式，印度式，以及加勒比海英語。中文其實也正在形成中國大陸式、台灣式、東南亞式的中文，不只是詞彙開始各自發展，連語法也露出分歧。飯田真紀的這本書，可能是最早記錄粵語也有這種發展趨勢的外語書之一。單單是這一點，就已經值得一讀。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

  5. 6d ago

    吴思 | 宫市模型 ——重读《卖炭翁》

    编者按：2003年学者吴思推出其最著名的著作《血酬定律》。在这本书中，他提出“血酬”概念：暴力掠夺的收益，其价值取决于所争目标。书中剖析土匪、军阀等暴力集团逻辑，揭示元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被誉为继黄仁宇后极具创见的史观，深刻解释中国历史生存博弈。20多年后，2026年9月，《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增订版由美国壹嘉出版推出，点击书名即可购买。在增订版中，增加了吴思的七篇文章。《宫市模型：重读〈卖炭翁〉》便是其中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吴思重读《卖炭翁》，提出“宫市模型”：宦官以皇权强买木炭，实为半价乃至更低的强制交易。宫市属官市，权力充当交换手段，成色可从五成至九成不等，非纯种市场。文章分析供求失衡、政治博弈及历史反复，探讨暴力要素如何扭曲价格与产权，为血酬理论下的政治经济学提供新视角。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一、宫市与官市 白居易的名作《卖炭翁》，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句小序，二十句诗，铺陈渲染，核心内容就是一句话：两个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用“半匹红纱一丈绫”，买了卖炭翁一车千余斤木炭。 读者都能感到交易不公平，但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我最近关注市场类型问题，对此诗四个字的小序“苦宫市也”所说的“宫市”发生兴趣，便做了一些追究。 《卖炭翁》大概作于唐元和四年（809）。唐代以钱和绢为货币，宦官拿丝织品买东西很正常，问题在于给多给少。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记载，天宝年间（742-756），中等质量的木炭每斤约1.5文钱【1】，中等质量的绢价每匹460文【2】。按这种比价估算，千斤木炭价值3.3匹绢【3】，而宦官只给半匹红纱一丈绫，折绢1.5匹【4】，打了4.5折。这等差距，近似上世纪70年代粮食的市场价与统购价。【5】 韩愈记载了宦官“抑买”百姓货物的历史。他说，宫市后期，“率用百钱物，置人直数千钱物”【6】，竟打到一折以下，偏离正常市场的程度超过90%。韩愈还说，带着货物进市场，甚至有空手而归的，“名为宫市，而实夺之。” 掠夺不稀罕，市场也不稀罕。名为市场而实夺之，这个市场，在理论上很稀罕。我的理论困惑是：宫市属于哪种市场？ 在当代经济学中，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完全竞争市场可以自由进出，买卖双方人数众多，每个人对价格的影响都微乎其微。这是理想中的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根据垄断者的多少，依次分为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或多或少有垄断可吃。不过，市场毕竟是市场，双方可以讨价还价。即使碰上口无二价的独家垄断者，也可以退出交易，选择自由总是有的。 可是，卖炭翁既没有退出自由，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更准确地说，卖炭翁本来有这两种自由，但被“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宦官剥夺了。文书，公文也。敕，皇帝诏令也。官家有权立法发文，扩大或压缩自由，还有权定价。按照当时的术语，市场价叫“实估”，官价叫“省估”或“虚估”。虚实之间，利益巨大，那是权力的掠夺之利。作为执行者，宦官还享有一种“指定权”——就是你了，就这个价，不卖也得卖。问题在于，纯种市场的交换手段唯有货币，如果加入权力手段，将交易者分作君臣官民，官家挟强制性权力入市，市场便有了官场味道。含有官场成分的市场，借用古汉语的词汇，可称之为官市。 恰巧，《卖炭翁》小序中的“宫市”二字，在白居易集的宋绍兴本和明万历的马元调本，以及清康熙扬州《全唐诗》本中，皆误为“官市”。【7】这是启发人的妙误。官市的范围大于宫市，也更具普遍性。这个词汉朝就有，指官方设立的市场。官方设立市场，自然有权规定谁能进谁不能进，什么货物能进什么货物不能进，甚至以权定价，由此衍生出盐铁专营、榷酒榷茶或特许经营之类包含着强制性权力的市场。作为官市的特殊形态，宫市更进一步：皇权以“手把文书口称敕”的形式直接入市，像货币一样成为交换手段。 总之，宫市是官市的一种，是杂种市场，不是纯种市场。 无论宫市还是官市，都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描述权力关系的政治经济概念。唐代长安城南有东西两市，卖炭翁将车停在市南门外，就像今天拉白菜的牛车停在农贸市场入口附近一样，我们看到的只是寻常市场。此时宫使挟皇权降临，于是宫市降临。“宫市”二字，可读作主谓结构，意为宫廷采购；也可读作专有名词，意为有皇权加入的市场。“官市”二字也可如此解读。官家的强制性权力加入市场，并在交易中获得价值，官市便出现了。强制性权力在交易中抵价50%，便有五分成色的官市。抵价90%，便有九分成色的官市。更确切地说，九分成色的官市，由九分官权和一分市场构成，或者说，由九分强制规则和一分契约规则构成，其市场性的纯度很低。 二、宫市里的供求均衡 权力可以抵价了，新的成本收益计算就开始了，宫市的市场均衡问题随之出现。 韩愈描述了买方的演变。他说，旧时宫中买外边的东西，由官员主办，按市价随即付款。贞元末年（797年前后），以宦官为使，“抑买”人家的货物，稍低于市价。末年不再行文书，安排市场采办人员（时称白望）数十百人，在东西两市和重要的热闹街坊，查看人家所卖的货物。只消宣称宫中采购，便要敛手付与，真假不复可辨，无人敢问其来头。至于价格高低，常以百钱，购买人家价值数千钱的货物，还要人家送门包并付运费。接下来，韩愈讲述了小民带着货物进市场，闹得空手而归，导致暴力抗争的故事。【8】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出三种趋势：一、弄权越来越简便。开头还要有文件，后来只需口头宣称。二，买方的人越来越多。从宦官集团扩展到市井无赖，还有冒充的。三、“抑买”的程度越来越重。 这种趋势很好理解。 以卖炭翁的故事为例。宦官“手把文书口称敕”，摆开架势一念，就可以少花一半钱，那么，弄这么一份文书用多少钱？如果像今天在办公室开一张介绍信那样简单，介绍信就会满天飞。如果开介绍信的手续严格，不妨拿烟酒甚至货币去换，用现在的话说，这叫买卖批文。如果把管印章的伙计拉入伙，合作分成，更是大好的无本生意。再进一步说，如果卖炭翁不认字，用旧文书冒充如何？干脆连旧文书也不拿，直接“口称敕”又如何？只要弄权有便宜可赚，吃权力饭的必定增加，而且吃法越来越丰富。 同时，对权势的代理人来说，弄权总是比较便宜的。有权不用白不用，便宜归自己，亏损归卖炭翁和社会秩序。卖炭翁蚁民罢了，不值一提。社会的长治久安由皇帝负责，皇帝都不在乎，难道让太监替子孙后代操心吗？ 宦官掌握宫市大权后，权力管理日益宽松，加入买方集团的人越来越多。加入之后，在权力不受限制的条件下，他们必定努力压价，抑买的程度便越来越重。 卖方如何应对呢？ 《新唐书·食货志二》描述了店铺老板的反应：“每中官出，沽浆卖饼之家，皆撤肆塞门。” 来不及关门躲避呢？白居易描述了卖炭翁的可怜样，这是“被宫市”的常规状态，官市的成色约为五六分。 韩愈描述了一位农夫对更高成色的官市的反应：农夫赶驴驮柴进城卖，被“宫市”了，宦官只给绢数尺，又让他送货进宫，还跟他要门包。汉子不肯送，说我有父母妻子，靠这个吃饭。现在我把柴白送你，不要钱回家，你还不干，我死了算了！说罢痛殴宦官。【9】 看来，官市成色越高，供求均衡越难维持。买方便宜太大，加入者越来越多；卖方吃亏太大，逃避者越来越众。发展下去，市场或者解体，或者变成战场。在这两条路之间，也可能有第三条道路，例如，限制官市的成色和范围，让倒霉者经常轮换，如同偶然遭遇抢劫。或者在市场上额外征一笔税，让全体商贩分摊抢劫损失。 却说卖柴汉子打了宦官，被街吏逮捕，报告了皇帝。德宗下令，开除肇事宦官，赐农夫绢十匹，但不肯废除宫市。德宗既保留宫市，又限制宫市成色，似乎在探索第三条道路。 三、关于宫市的政治均势 宫市虽小，背后却有两大支持者。一是皇帝，二是宦官集团。 德宗受过穷，特别在意钱财，宫市可以节省皇家开支。 宦官集团控制着信息和决策的收发通道，还掌握了禁军，权势极大，宫市便于宦官集团渔利。 不过，宫市损害了生产者和小商贩的利益，影响商品生产和流通，不利于长治久安。一般官员也不能分享宫市的好处，他们不支持宫市。 韩愈记载了皇储的一段事。【10】当时顺宗还是皇太子，在东宫读书。有一次与众侍读和王叔文论政，谈到了宫市。太子说，寡人准备对皇帝极言此事。众人纷纷称赞，唯独王叔文不说话。众退，太子让王叔文留下，问道，为什么刚才唯独您不说话？有什么想法吗？王叔文说，太子的职责，就是侍膳问安，不宜谈

  6. Oct 27

    书讯｜战争中的人：生活、记忆与暴力

    编者按：战争通常通过军事行动、伤亡数字、领土变化和外交谈判进入公众视野，但对于生活在战争中的普通人而言，战争首先意味着日常生活的改变。防空警报、避难、家庭分离、亲人的死亡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战争也提出了一些更难回答的问题：人们如何理解自己遭遇的暴力？为什么有人选择参与战争，有人选择逃离，而另一些人则努力维持原有的生活？国家、社会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影响战争中的行为？ 本期选择的三本台湾出版的新书，分别从以色列居民的战时生活、巴勒斯坦人的战争记忆以及战争社会学研究出发，讨论战争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 洪五的《以色列战争日志：伊朗飞弹下的人类行为观察》记录作者在以色列生活期间面对导弹袭击和防空警报的经历，通过家庭生活、儿童教育和社会观察，呈现战争如何改变普通人的日常安排。巴勒斯坦诗人Mosab Abu Toha的《藏在耳朵里的声音：加萨诗篇》则以诗歌和短篇散文记录加萨的生活经验，描写战争、失去、流亡以及人们对故乡的记忆。社会学家Siniša Malešević的《人类为何而战：透析近距离暴力的社会动力》进一步把问题转向暴力行为本身，研究普通人为什么会参与近距离战斗，以及意识形态、社会组织、群体关系和个人情绪如何共同影响战争中的行为。 三本书的性质并不相同。前两本主要呈现战争中的个人经验，第三本则是一部运用历史材料和社会学理论研究暴力的学术专著。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历史处境、政治权力关系和战争经历也不能简单等同。但将这些作品放在一起，可以从不同层面理解战争：它如何进入人们的生活，如何改变人们对过去和故乡的记忆，以及社会如何使普通人参与有组织的暴力。 《以色列战争日志：伊朗飞弹下的人类行为观察》 作者： 洪五（洛杉矶犹太小街志）出版社： 水灵文创出版时间： 2026年3月30日 内容介绍：对于生活在以色列的普通居民而言，战争并不总是以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呈现，而是通过手机警报、避难设施、学校安排、家庭计划以及对下一次袭击的担忧进入日常生活。《以色列战争日志》以作者在以色列北部的亲身经历为基础，记录伊朗与以色列军事冲突期间的生活状况，并观察长期处于安全威胁之下的社会如何维持日常运作。书中关注的不仅是导弹袭击和防空警报本身，也包括警报响起时人们如何反应、家庭如何安排儿童的生活，以及居民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继续工作、照顾家人和处理日常事务。作者试图通过这些具体经历，理解战争环境如何改变人们对危险的判断，以及长期安全压力如何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对于身处战区之外的读者而言，军事新闻通常以国家和军队为叙述主体，而这本书则把视线转向战争中的居民，呈现国家安全危机如何影响家庭、社区和个人心理。它的特点在于从个人经验出发观察社会行为，而不是系统研究以色列的军事战略或中东政治。阅读时也需要注意，作者的观察具有特定的地理位置和个人生活背景，不能直接代表所有以色列居民的经历，更不能据此概括整个以巴冲突。 作者介绍：洪五是一位旅居以色列的台湾作者，以“洛杉矶犹太小街志”为写作与传播名称，长期关注犹太文化、以色列社会以及当地日常生活。《以色列战争日志》以其在以色列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将战时记录与社会观察结合起来。作者并非以军事史或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身份展开论述，而是通过亲历者的角度，记录战争如何影响身边的人及其生活秩序。这种写作方式为中文读者提供了观察以色列战时社会的一个具体入口。 《藏在耳朵里的声音：加萨诗篇》 Things You May Find Hidden in My Ear 作者： Mosab Abu Toha（莫萨布·阿布·托哈）译者： 明迪中文版出版社： 黑眼睛文化中文版出版时间： 2026年1月23日 内容介绍：战争造成的破坏不仅体现在城市、建筑和基础设施上，也存在于个人记忆、家庭关系以及人们对故乡的理解之中。巴勒斯坦诗人Mosab Abu Toha的《藏在耳朵里的声音》以加萨的生活为背景，通过诗歌与短篇散文，记录战争、封锁、失去和流亡经验。与主要关注军事行动和政治谈判的战争报道不同，这本书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容易被宏大叙事忽略的细节上：家庭成员之间的谈话、童年生活中的声音、日常使用的物品、已经消失的街道，以及人们对死者和故乡的记忆。作者通过这些具体经验呈现战争如何改变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书名中的“耳朵”既与听觉和记忆有关，也暗示那些长期留存在个人生活中的声音，包括熟悉的家庭声音、城市的日常声响以及战争带来的爆炸与恐惧。对于生活在加萨的人而言，故乡不仅是一片具有政治意义的土地，也由家庭、邻里、语言和个人经历共同构成。当这些生活环境受到破坏时，文学成为记录已经失去的事物、保存个人经验的一种方式。Abu Toha的写作还涉及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与流亡中面临的身份问题：当人们离开故乡，甚至无法返回原来的住所时，记忆如何维系他们与过去生活的联系？本书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提供对以巴冲突的完整历史解释，而在于通过文学使读者接近战争中的个人经验，理解那些难以通过伤亡统计和外交新闻充分表达的失去与痛苦。 作者介绍：Mosab Abu Toha是巴勒斯坦诗人、散文作者，出生于1980年代的加萨，长期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他曾在加萨推动建立英语图书馆，为当地读者提供接触英语文学的机会。他的诗歌和评论作品经常关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战争经验、家庭记忆以及流亡处境。《藏在耳朵里的声音》英文原著于2022年出版，是其受到国际关注的重要作品之一。2023年加萨战争期间，Abu Toha与家人经历了撤离和流亡，此后的写作继续记录战争对巴勒斯坦平民生活的影响。他因发表于《纽约客》的评论文章获得2025年普利策评论奖。 《人类为何而战：透析近距离暴力的社会动力》 Why Humans Fight: The Social Dynamics of Close-Range Violence 作者： Siniša Malešević（席尼夏·马勒舍维奇）译者： 林明纬中文版出版社：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中文版出版时间： 2026年10月 内容介绍：为什么人类会参与战争，尤其是为什么普通人会在近距离的战斗中伤害甚至杀死其他人？对于这个问题，常见解释往往强调人类天生具有攻击性，或者认为民族仇恨、意识形态和政治信念能够直接推动人们实施暴力。社会学家Siniša Malešević在《人类为何而战》中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他认为，要理解战争中的近距离暴力，不能只从个人心理或抽象的民族主义观念出发，而必须考察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群体关系以及具体情境如何共同影响个人行为。作者将研究重点放在面对面暴力的社会条件上，讨论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克服对暴力的恐惧和抵触，以及军事组织和政治机构如何通过训练、纪律、集体认同和社会压力，使个人参与有组织的战斗。书中运用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战争与暴力经验，分析意识形态叙事、组织能力和群体内部关系之间的联系。作者特别强调，战争中的暴力行为并不能简单理解为个人仇恨的自然表达。即使社会中存在强烈的敌意，也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主动参与杀戮；相反，暴力的实际发生往往需要特定的组织条件、社会互动和情境压力。由此，战争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也是一个将普通人组织起来、使其参与高风险暴力行动的社会过程。本书的学术价值，在于把战争研究从国家战略和宏观政治重新带回具体的社会关系，解释个人如何在组织和群体环境中成为暴力行动的参与者。对于理解当代战争而言，这一研究也提醒读者，民族主义宣传、政治动员和军事组织虽然重要，但它们如何转化为具体的战斗行为，仍然需要通过社会学分析加以解释。 作者介绍：Siniša Malešević是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社会学教授，长期研究战争、民族主义、政治暴力、国家形成以及社会组织。他的研究以历史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为主要方法，尤其关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国家组织能力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此前出版的代表性著作包括《战争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Violence）和《有组织暴力的兴起》（The Rise of Organised Brutality）等。《人类为何而战》延续了他对战争与社会组织的长期研究，将重点进一步放在近距离暴力的社会动力上。该书英文原著获得2023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和平、战争与社会冲突学群杰出图书奖，显示其在战争社会学和政治暴力研究领域受到学术界重视。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

  7. Oct 26

    书讯｜俄乌战争：权力、社会与文化

    编者按：2022年2月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乌战争已经持续四年多。有关战争的报道主要围绕前线战况、领土控制、军事援助、外交谈判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展开。但战争的影响远远超出军事和外交领域。对于乌克兰而言，战争不仅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也使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成为社会生活中更加迫切的问题。对于俄罗斯而言，战争则进一步改变了国家权力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让普通人不得不在政治压力、经济利益、家庭责任和个人选择之间寻找各自的生活方式。 本期选择的三本书，分别从乌克兰文化、俄罗斯社会和普京的政治统治出发，提供了观察这场战争的不同视角。 英国记者Charlotte Higgins的《乌克兰的启示：战争年代的艺术》关注战争中的艺术家、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她在俄罗斯全面入侵后多次前往乌克兰，记录文学、绘画、电影与文化遗产保护如何成为人们理解战争、保存记忆和表达自身经验的方式。挪威记者Åsne Seierstad的《绝口不提战争：俄罗斯内部的生活》则进入俄罗斯社会，通过普通人的经历，观察战争如何改变家庭、工作、公共表达和日常生活。俄罗斯调查记者Roman Badanin与Mikhail Rubin的《沙皇其人：普京如何欺骗了所有人》把问题进一步转向克里姆林宫，通过长期调查、访谈和档案材料，重新考察普京的政治生涯、个人关系以及俄罗斯权力体系的形成。从这三本书，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俄乌战争既是一场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也是一场深刻改变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文化生活的长期战争。理解这场战争，不仅需要知道战场上发生了什么，还需要了解战争中的人如何生活、国家如何运作，以及社会如何理解自身的过去与未来。 Ukrainian Lessons: Art in a Time of War （乌克兰的启示：战争年代的艺术，Jonathan Cape，2026年8月20日） by Charlotte Higgins 内容介绍：2022年秋天，英国《卫报》文化记者Charlotte Higgins前往乌克兰报道一场文学节。原本属于文化新闻的采访，却逐渐成为她持续数年的乌克兰之行的起点。在此后的多次访问中，她接触了诗人、小说家、画家、电影工作者以及文化遗产保护者，记录他们如何在空袭、流亡、死亡和生活秩序被破坏的环境中继续创作。对于这些艺术家而言，战争不仅改变了创作条件，也改变了艺术本身所要面对的问题：当城市和文化设施遭到破坏，艺术如何保存已经消失的生活？当朋友、同事和家人死于战争，文学与绘画又如何表达新闻报道难以充分呈现的个人经验？Higgins通过一系列具体人物展开叙述，其中包括作家Victoria Amelina。Amelina曾参与寻找和保存遭俄罗斯占领期间遇害的乌克兰作家留下的文字记录，后来于2023年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中受伤身亡。书中也记录了艺术家如何进入军队、参与救援或者保护博物馆藏品，以及战争如何改变他们对于语言、文化传统和国家身份的理解。Higgins拥有古典文学研究背景，因此她还把乌克兰艺术家的经历与古希腊文学、战争叙事和欧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讨论艺术在暴力与苦难面前能够承担什么角色。本书并不是对乌克兰战争的军事分析，也不是一部系统的民族主义思想史，而是一部以文化工作者为中心的纪实作品。它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当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活受到战争冲击时，文学与艺术如何记录个人经验、保存社会记忆，并帮助人们重新理解自己的国家？ 作者介绍：Charlotte Higgins是英国记者、作家，现任《卫报》首席文化撰稿人（chief culture writer），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古典文化与欧洲文化史报道。她接受过古典学训练，著有《在另一片天空下》（Under Another Sky）、《红线》（Red Thread）以及《希腊神话》（Greek Myths）等作品，写作经常将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化经验联系起来。 Never Say War: Life Inside Russia （绝口不提战争：俄罗斯内部的生活，Virago，2026年8月20日） by Åsne Seierstad 内容介绍：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普京、克里姆林宫、军队以及国家宣传机构，但俄罗斯普通人如何理解战争，又如何在战争持续的环境中生活，却远比官方政治叙事更加复杂。挪威记者Åsne Seierstad试图通过深入俄罗斯社会回答这一问题。2023年至2025年间，她先后八次前往俄罗斯，从北方贫困地区到大城市的文化与知识界，采访教师、出租车司机、军人家属、支持政府的青年、独立记者以及不同政治立场的普通人。书中的一条重要线索来自Andrey Medvedev的经历。这名曾在瓦格纳集团服役的俄罗斯青年于2023年越境进入挪威寻求庇护，他的个人生活和战争经历成为作者观察当代俄罗斯社会变化的一个入口。Seierstad并没有把俄罗斯社会简单分成支持战争和反对战争的两个阵营，而是关注人们在不同社会处境中形成的态度：有人相信官方宣传，有人公开支持战争，也有人选择沉默、回避政治，或者在私人生活中表达与公开言论不同的看法。战争还改变了家庭内部的关系，尤其是阵亡军人的母亲、妻子和其他亲属如何面对国家叙事与个人损失之间的矛盾。作者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讨论审查、恐惧、社会适应和政治认同如何进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本书并不试图通过少数采访概括所有俄罗斯人的政治态度，而是呈现一个在长期政治控制和战争压力下具有不同经验与选择的社会。它的重要价值，是将观察俄罗斯的视线从国家领导人转向社会内部，使读者能够看到战争如何通过工作、家庭、语言和个人关系影响人们的生活。 作者介绍：Åsne Seierstad是挪威记者和非虚构文学作家，自1990年代以来长期报道俄罗斯、巴尔干、阿富汗、伊拉克和车臣等地区的政治冲突与社会生活。她最著名的作品是《喀布尔书商》（The Bookseller of Kabul），通过一个阿富汗家庭的生活呈现战争之后的社会状况，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她还著有《格罗兹尼的天使》（The Angel of Grozny）等纪实作品，长期关注战争、政治暴力和威权环境下普通人的处境。Seierstad早年曾在俄罗斯学习语言，并多次在当地生活和报道，因此对俄罗斯社会有长期观察。《绝口不提战争》延续了她通过具体人物讲述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写作方法。该书入选2026年Baillie Gifford非虚构文学奖初选长名单，并曾获得挪威的重要文学与非虚构写作奖项。 The Tsar in Propria Persona: How Vladimir Putin Deceived Us All （沙皇其人：普京如何欺骗了所有人，法文版 Les Arènes，2026年9月17日） by Roman Badanin、Mikhail Rubin 内容介绍：自1999年进入俄罗斯最高权力中心以来，Vladimir Putin已经成为当代俄罗斯政治的核心人物。围绕他的政治生涯，既存在大量官方叙事，也有关于其个人经历、政治关系和统治方式的不同解释。俄罗斯调查记者Roman Badanin与Mikhail Rubin试图通过长期调查，重新考察普京如何从苏联安全机构人员、圣彼得堡地方官员，逐步成为俄罗斯国家权力的中心，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个人关系和政治网络。两位作者长期在俄罗斯独立媒体从事调查报道，并共同参与创办调查新闻机构Proekt。他们利用多年采访、公开文件、新闻资料、回忆录和来自权力体系内部的消息来源，研究普京的私人生活、亲属与友人关系、政治盟友和商业利益，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影响俄罗斯国家机构的运作。书中一个重要的分析方向，是把普京的统治放在个人忠诚、利益分配和政治控制之间的关系中理解，而不是仅仅通过意识形态或者正式的国家制度加以解释。作者也试图重新检视普京的政治形象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差异，讨论官方宣传、政治秘密和个人权力如何共同塑造俄罗斯的政治秩序。由于这是一部以调查新闻为基础的政治传记，书中涉及私人关系、政治责任和权力运作的部分判断，需要区分已经获得文件证实的事实、匿名消息来源的说法以及作者自己的解释。它的主要贡献，是汇集长期调查所积累的材料，为研究普京个人统治及俄罗斯政治精英网络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官方传记的资料来源。放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本书也使读者能够进一步思考，俄罗斯国家的战争决策与其最高权力结构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作者介绍：Roman Badanin是俄罗斯调查记者，曾在Gazeta.ru、俄罗斯版《福布斯》、RBC新闻机构以及独立电视台Dozhd等媒体担任编辑或管理职务。2018年，他创办调查新闻机构Proekt，专门调查俄罗斯政治精英、国家权力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当局后来将Proekt列为“不受欢迎组织”，Badanin本人也受到官方调查与压力，并于2021年离开俄罗斯。他随后继续参与创办和经营独立调查媒体Agentstvo。Mikhail Rubin同样是俄罗斯调查记者，也是Proekt的重要创办者与调查人员，长期关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政治精英及其私人和商业网络。两位作者的调查工作经常涉及官方不愿公开的个人关系和政治信息，因此他们的报道不仅具有

  8. Oct 23

    罗小虎 | 以子之矛，攻己之盾：《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的读法与用法

    编者按：2025年7月，理论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主编，包括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平克（Steven Pinker）、索卡尔（Alan Sokal）、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内的 39位知名科学家与学者，共同探讨现代西方学术制度中科学研究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干预。《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八旗文化近日推出中文版《当DEI走向极端》，收22位作者）。该书作者之一还有 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也即1996年著名的“索卡尔事件”主角。 1994年，针对当时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科学思潮的泛滥，美国的两位科学家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合写了一本书，叫《高级迷信》，公开回应当时出现的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1996年，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在看到这本书后，引起共鸣，于是动笔写了一篇长达二十多页并附有一百零九条详细注释（长达十七页）和二百一十七篇出处无误的参考文献（长达十八页）的洋洋大文《跨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投寄给在美国批评理论方面的一流杂志《社会文本》(SocialText)。该文发表不到一个月，索卡尔在《大众语言》上发表另一篇文章《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称上文是一篇“诈文”，里面充满诸多常识性的科学错误，旨在检验和批评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漫无边际的胡说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索卡尔的恶作剧很快刊登在《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世界报》以及许多其他报纸的头条，并轰动一时，拉开一场“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语）因而，不少评论也将这本书《The War on Science: Renowned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Speak Out About Current Threats to Free Speech, Open Inquiry, and the Scientific Process》称之为又一场科学之战。 《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由美国生物学家保罗·R·格罗斯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合著，1994年初版，200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第二版 。该书针对20世纪末西方学界兴起的学术左派思潮，有感于对现代科学的蓄意诋毁正渗入学术领域，由此撰书进行公开回应与批判 。全书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系统梳理文化建构论、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对科学研究的解构路径，探讨科学权威的合理性及其方法论本质。通过剖析女性主义科学批评、环境议题政治化等案例，指出将科学等同于权力斗争的观点存在逻辑漏洞，主张维护科学客观性与理性传统 。该书被视为科学实在论阵营回应社会建构主义挑战的代表性论著，跨学科领域的“科学大战”。 本文为《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书评，撰写于2008年。 1959年，英国人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了其著名的里德演讲，指出了“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间的分裂，提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命题——“斯诺命题”。四年后，他在其著名的小书《两种文化》1963年的第二版中，添加了一篇名为《两种文化·一次回眸》（The Two Cultures: A Second Look）的短文，在文中，他乐观地提出了一种新文化——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正在浮现并弥合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之间的沟通鸿沟，使得两者之间的隔阂最终得到缓和。斯诺所说的这种新的文化，便是社会科学。斯诺承认，两种文化的划分，忽略了社会科学的存在，他举了来自社会历史、社会学、人口学、政治科学、经济科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在“两种文化”讨论中表现出来的沟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某些共同的意向，他认为这些社会科学家们是能够形成“第三种文化”，以弥补“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但显然，斯诺太乐观了。1994年出版的《高级迷信——学术左派及其关于科学的争论》（保罗·格罗斯、诺曼·莱维特著，孙雍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的出版，以及由此引发的索卡尔的恶作剧与“科学与反科学”的大论战，似乎证明第三种文化不仅没有打破隔阂，填补鸿沟，还让“‘两种文化’在心态上可能比过去五十年任何时候还要分隔。”（索卡尔语） 在《高级迷信》中，美国生化学家保罗·格罗斯与数学家诺曼·莱维特这两位作者对自己的“敌人”——“学术左派”用了两章的篇幅进行仔细的辨析和历史回顾，但实际上这仍是一个模糊的阵营。如作者所说，虽然“学术左派”主要指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在书中，两位作者的批评对象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潮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女性主义（Feminism）、激进生态主义 （Radical Ecologism）、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等多个学派），但也有极少数的自然科学家属于“正统左派”，比如后来用诈文挑起“科学大战”的纽约大学物理学家索卡尔其实也是一位有原则的左派人士。因此，在读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辨析一下《高级迷信》的辩论双方，因为大多数人容易把他们简单分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两大阵营，是“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两种文化分裂的突出表现，且二者之间泾渭分明。而我却更愿意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家与以文化研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者之间的争吵，虽然文化研究学者大多来源于文学、社会学、人类学、传媒学等领域，但他们的面貌大体还是可以辨别的：一是“反学科”性或是跨学科性。他们没有自成一体的理论和恒定不变的方法，借鉴与揉合了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路径与理论视角，用格罗斯与莱维特偏激的话说，“它相信自己是万能的，它极端自负地在人类历史、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发表看法”；二是政治性诉求于批判性立场。虽然不能用政治上的“左”与“右”来区别文化研究学者，但无论是深深植根于英国的新左派政治之中的伯明翰学派，还是以社会批判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与权力、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几乎可以说是文化研究的首要特征，不过，格罗斯与莱维特对此嘲讽说道：“其学说的基本特征就是对于科学的误读，而其方法、概念基础则导致了一种如今被称作政治进步的批评。”他们“总是把‘社会’看作在理论分析和政治运作上都可以轻松驾驭的客观存在”。 因此，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学术左派”实则是用后现代语言包裹起来的“高级迷信”，充满了对科学的诋毁与憎恶，且这种敌意不断在政府、社会和大学中蔓延。这不仅动摇了科学得以维系和发展的社会结构与教育体系，甚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真理性也受到质疑、歪曲与滥用。为此，两位作者“是可忍孰不可忍”，挺身而出，对“学术左派”的反科学行为进行反击，并希望他们“改邪归正”。 1 那么，如何阅读这本涉及领域宽广（包括科学社会学及其相关的科学史、美国左派历史、数学、物理、生物、环境生态科学、艾滋病研究、人类学等等）、点名批评学者众多的书呢？如何对待两位科学家尖锐刻薄，甚至不乏偏激与偏见的批评呢？捉襟见肘的我在此推荐台湾学者陈瑞麟为其翻译的台湾版《高级迷信》所写的导读。在导读最后，陈瑞麟总结了四种阅读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入门；作为丰富的资料来源；作为“练功对手”；作为“弹药库”，并向读者推荐第一种与第二种读法。不过，我却更愿意推荐第三种与第四种读法，且方向相反，不妨以子之矛，攻己之盾，因为从最聪明的敌人那里得到的帮助与启示，往往比最忠实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要大得多。 因此，首先不妨把这本书当作“弹药库”，从科学家的视角，从文化研究的哲学思想基础、历史发展及其现状，来审视以种种后现代主义理论为其主要思想武器的文化研究的种种缺憾。比如在《高级迷信》两位作者看来，后现代主义体系是一种否定论，尤其是对主题的否定，“后现代怀疑主义坚决拒斥任何领域的普遍知识。”“因此，不存在什么知识，而只有一些故事和‘叙事’（narrative）”。而这是一种必然滑向虚无主义的观点。“在这种观点看来，所有的知识计划都和战争一样，是政治的翻版。”“他（指后现代主义者）就近乎相信：掌握了词语（word）、术语（terminology）和词典（lexicon），也就掌握了世界。”因此，“在最厚颜无耻的后现代主义形式下出产的许多学术论文，其主题总是大而化之，避而不谈任何具体的东西。并且，在整个后现代主义王国的专题论文中，譬如文学、历史、社会学和女权主义理论等领域，这种现象同样严重。” 当然，聪明的格罗斯与莱维特并没有止于这些表面的指责（甚至是谩骂），而是追本溯源，指出了这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哲学来源与世界观科学观以及方法上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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