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間書評 In-Between Review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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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h ago

    阅读 | 《国家为什么失败》的失败之处？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戈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麻省理工学院）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芝加哥大学）三人。其获奖理由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三位学者（合称AJR）通过实证与理论分析证明：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决定国家长期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远超地理或文化等固定条件。他们核心贡献在于利用欧洲殖民历史作为“自然实验”：在疾病环境适宜、欧洲定居者较多的地区（如北美、澳洲），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保护产权、限制权力、鼓励广泛参与），这些制度持续至今并推动繁荣；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如热带非洲、部分拉美），则多建立“榨取性制度”（精英垄断资源），导致长期贫困。他们还发展了理论框架，解释制度为何持久以及如何在“关键节点”发生变迁。这一研究深刻影响了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强调“制度质量”对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为理解全球不平等提供了有力工具。这便是其 2001年发表的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殖民起源与比较发展）》，达龙·阿西莫戈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于2012年出版的通俗学术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正是基于这篇论文，把他们多年研究的“包容性制度 vs 榨取性制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历史叙事和案例呈现给大众读者的著作。 AJR（Acemoglu、Johnson、Robinson阿西莫戈鲁、约翰逊、罗宾逊）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出现了不少质疑其“包容性 vs 榨取性制度”理论的文章，对其理论与数据均提出批评。2026年8月17，《经济学人》匿名发表的《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s oddly unconvincing》（《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奇地难以令人信服》），再次对AJR的理论提出批评。 《经济学人》8月17日文章《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s oddly unconvincing》（《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奇地难以令人信服》）对达龙·阿西莫戈鲁进行了全面审视。 文章首先肯定阿西莫戈鲁的学术地位：他是经济学界的“巨擘”，2024年与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著作等身（七本专著及多本教材），论文产量极高且充满复杂数学，引用量常居榜首，观点在学界与媒体中极具影响力，对学生也十分慷慨。 文章的核心质疑在于：他的顶级声望与巨大影响力，是否真正被其学术工作充分支撑？并从多个层面提出批评。 首先是经验基础。诺奖核心依赖2001年与合作者发表的《殖民起源与比较发展》论文，该文用欧洲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文章指出，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诺贝尔委员会也承认），许多国家数据是借用或猜测的。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的批评显示，修正后结果变得不可靠。阿西莫戈鲁回应称，阿尔布伊省略了包括美、加、澳在内的关键数据。诺贝尔委员会报告也承认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sometimes sketchy）。 其次是制度理论本身。文章认为其宏大主张——好制度带来繁荣、坏制度导致停滞——过于宽泛。制度几乎可涵盖规则、规范、文化等一切，起源被归结为“关键节点”和“制度漂移”，显得循环或空洞。引用泰勒·考恩、邓肯·格林、弗朗西斯·福山等人的观点，指出该框架多事后解释，对中国等案例处理不足。 再次是公共评论。文章称其对美国政治（尤其是特朗普）的分析平淡无奇，如“通过提升行政权力、摧毁约束性制度与规范运作”的说法过于显而易见。 最后聚焦人工智能。文章批评他在《权力与进步》及论文中的悲观立场，认为低估了AI对生产率的提升潜力，忽略新AI产品的变革性影响。劳伦斯·萨默斯等指出其分析遗漏科学进步与更好决策的可能性。阿西莫戈鲁承认未充分预见“智能代理型AI”，但仍坚持注入现实感。 文章结尾暗示，阿西莫戈鲁的巨大明星效应有时会遮蔽批判性判断。整体语气尖锐却承认其贡献，引发学界广泛讨论，阿西莫戈鲁本人称其为“攻击性文章”并要求回应权。 针对《经济学人》文章，阿西莫戈鲁于2026年8月18日在X（原Twitter，账号@DAcemogluMIT）发帖： “I am not happy about the Economist’s article, which feels like a hit piece. There is also a background to it, which is more troubling (as I will share at some point). I asked them to allow me to respond. I am waiting for their answer. If not in the magazine, I will share my response here.” 中文：“我对《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很不满，感觉像是一篇攻击性文章（hit piece）。背后还有更令人不安的背景（我以后会分享）。我已经要求他们允许我回应。我在等他们的答复。如果杂志不刊登，我会在这里分享我的回复。” 其他批评 在《经济学人》这篇批评文章中，也提到了之前其他学者的批评，其中最著名、最持久的批评之一便是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对AJR（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1年论文的数据修正， 它直接针对《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欧洲定居者死亡率数据。这篇论文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核心依据之一。 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对AJR 2001年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的系统批评，正式发表于2012年10月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6），标题为：“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mment”。 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 * 64个样本国家中，有36个国家的定居者死亡率数据是从其他国家“借用/分配”过来的（基于“疾病环境相似”的猜测）； * 这些分配常基于错误或相互矛盾的证据； * 修正这些数据问题后，死亡率与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显著减弱，工具变量估计变得不可靠。 AJR认为阿尔布伊的批评夸大了数据问题，其修正方式本身存在问题。他们通过稳健性检验（去掉非洲、处理异常值、修正战役变量等）证明原结论成立。 这场辩论至今仍有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数据确实脆弱，工具变量方法受限；另一些人（包括后续用地理疾病模型替代的研究）支持AJR的整体方向。诺贝尔委员会在2024年报告中也承认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但依然肯定其贡献。 此外，另一篇比较著名的批评是Yuen Yuen Ang（洪源远）于2024年10月31日在The Ideas Letter发表的《The 2024 Nobel Laureates Are Not Only Wrong About China, But Also About the West》（《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不仅错在中国，也错在西方》），对阿西莫戈鲁、约翰逊、罗宾逊（AJR）的制度理论提出系统批评。 作者首先祝贺他们获奖，但遗憾时机过晚，认为在多极化时代这一理论已显过时。她认同政治制度比地理更重要，包容性、非榨取性制度有利于繁荣，但质疑AJR将“好制度”几乎等同于美英等西方民主及定居殖民地，并声称西方富裕主要靠民主而非殖民榨取。文章详细反驳“财富逆转”论证，指出定居殖民地并非空地，伴随对原住民、奴隶和华工的系统性榨取，美国镀金时代充满不平等与腐败，制度对精英包容、对他人榨取。AJR仅展示相关性而无因果证据。针对中国，作者批评他们将高速增长归因于“运气”和追赶空间，忽视邓小平通过官僚改革引入部分竞争与问责（“有指导的即兴发挥”），使威权体制内部产生部分包容性。文章强调制度并非简单二分，民主可含榨取成分，威权亦可部分包容。最后呼吁在多极世界坚持非支配原则，重视本土知识，以民主内在价值而非致富承诺推广之，视当前为范式转换的机遇。 AJR没有系统回应2024年诺奖后的整体批评浪潮，如Yuen Yuen Ang以及Financial Times、The Atlantic等其他学者批评文章。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

  2. 1d ago

    朱桂英 | 我们从来都是活在希望的阴影下：琼·贝兹的民权活动

    编者按：1963年8月28日，22岁的琼·贝兹（Joan Baez）站在林肯纪念堂前，怀抱吉他，带领约35万人为工作和自由游行的人群齐唱圣歌《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胜利）。她就在金博士身边，金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贝兹后来回忆：“在灼热的阳光下，面对最初的彩虹联盟，我带领35万人唱《我们一定会胜利》，当金放下准备好的讲稿、让上帝的气息从他体内雷鸣而出时，我抬头看见自由在头顶升起，四周回响。”这首歌此后成为民权运动最核心的象征。2018年左右，琼·贝兹接受采访时，回应“是否对民权运动进展感到失望”时：“I live in the shadow of hope… you still do everything you can to make this a decent world.”（我们从来都是活在希望的阴影下。总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让‘希望’这个词看起来依然有尊严，让人不羞于使用它。）本文以美国民谣歌手琼·贝兹的人生与民权运动经历为线索，探讨“希望”的意义。文章回顾她1960年代与马丁·路德·金并肩参与黑人民权运动、演唱《我们一定会胜利》等抗议歌曲，以及2020年疫情与弗洛伊德事件中她仍以歌声传递祝福。作者借此反思时代不确定性中，梦想与现实的永恒张力。 1987年她出版自传《And a Voice to Sing With: A Memoir》，2009年Simon & Schuster再版。中文版译名为《钻石与铁锈：琼·贝兹自传》，2020年由京华出版社出版，点击书评可在DC季风书园网上书店购买。 不羞于使用“希望”这个词 “请让我看看小巷，让我看看火车，请让我看看流浪失业睡在雨中的人，请让我看看这些从前很高的大楼如何变为废墟……一切不过是命运，而你我皆是过客”，这是生于1941年的美国民谣天后琼·贝兹在1960年代唱过的歌，时隔多年放在2020年再来聆听，仿如欢唱难以消逝的悲伤。面对时代巨大的不确定与可能的动荡，看饱兴亡的人会冷静接受“一切不过是命运”，但对于恰逢波折之年的人们而言，很难不去反复询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关于《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22岁的琼·贝兹作为金的朋友，站在他身边抱着吉他，带领几十万“为工作和自由游行”的人们一起唱南方黑人教会传唱的圣歌《我们一定会胜利》。她以天籁般纯净的嗓音唱的这首无惧无畏的歌，此后成为黑人民权运动最重要的歌曲，更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抗议歌曲。群体的愿望与情绪被笼到简洁的句子中，异口同声的传唱就变为道德勇气，给予单个的人以力量与支撑。然而到了2020年，79岁的琼·贝兹已经失去了她标志性的嗓音，苍老与疲倦取代了年轻时的清澈纯净，这个春天，因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已经告别舞台的她再次抱起吉他，在自己家里为人们录下《永远年轻》，“愿你世事洞彻，亦不摒弃光明，愿你不惧风险，永远年轻”。 满头白发的琼·贝兹把年轻作为祝福，送给危机中的陌生人，令人唏嘘。而她的同代人，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最年轻的黑人领袖约翰·刘易斯，在2020年的夏天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的去世得到美国朝野一致的哀悼。自从1986年当选国会众议员以来，约翰·刘易斯广受赞美不仅是因为他曾经与马丁·路德·金并肩对抗不公，因为他的民权活动家身份，更因他在多年公共服务生涯中坚持正义与平等。他所拥有的道义资源，让他在明显的政治正确中成为披戴荣耀的人。与此同时，春夏之交因黑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美抗议活动仍在扩展，并且从反种族歧视延伸到社会各层面的结构性不公正。马丁·路德·金宣告的梦想，在时与势的变迁中并没有成为众人都认可的稳健现实，非暴力的和平抗议在群体运动的激情中一次次点燃暴力的火焰。当年马丁·路德·金以布道者的口气，将民权运动描述为：“善良的人们奋力反抗邪恶与不公”，但每一次群体运动，不管有如何善良的意志与温柔的信念，总伴随暴动血腥与死亡的阴影。 从历史的时间轴上看，每一代人所生活的时代，都曾是前代人心心念念的未来；每一个曾经的未来变为真实的现世，人们都会发现有些希望仍然难以抵达现实，有些梦想仍然遥不可及。把时间稍微往前调，2018年，琼·贝兹准备以一场巡演告别她近60年的舞台生涯，在巡演中途，她赶回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参加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举办的一个纪念集会——2015年6月17日，21岁的白人迪兰·鲁夫（DylannRoof）进入这个教堂枪杀了9位正在参加《圣经》研习的黑人，事后他承认自己是带着挑起种族战争的攻击意图施行屠杀。《华盛顿邮报》以“琼·贝兹的暮光与力量”为题，将伊曼纽尔教堂纪念集会当日唱着《奇异恩典》的琼·贝兹，与1963年在林肯纪念堂前唱《我们一定会胜利》的琼·贝兹结合起来写，半个世纪过去，琼·贝兹依然是那个传奇的琼·贝兹，而美国已拥有一位黑人总统，但是种族冲突依然存在。 1961年肯尼迪将“平权运动”引入行政命令，从那时起，平权运动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国家政策，而非底层黑人的反抗活动，半个多世纪以来，平权运动塑造了一个庞大的黑人中产阶级与精英群体，也把黑人送上了美国总统的位置。虽然像迪兰·鲁夫这样的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可以被视为少数，但类似弗洛伊德事件在美国则是经常出现。记者问琼·贝兹，你的歌声几乎贯穿了平权运动的历史，你是否感到失望？琼·贝兹说，我们从来都是活在希望的阴影下，总要做点什么事情，才能让希望这个词看起来依然有尊严，让人不羞于使用它。 追随信仰的人 早在1962年，琼·贝兹就已经成为《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人物，无论在文字还是在肖像画上，主流媒体为她塑造的形象，带有宗教人物般悠远古典意味——披着长发怀抱吉他，眼神温柔深沉。她所拥有的纯净清澈的女高音，打破了流行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把民谣推至严肃保守的人们面前。媒体赞美她是有着天籁之音的女先知，而在现实生活里，她是中产阶级漂亮干净的孩子，祖辈是虔诚的牧师，父辈是名校大学教授，全家人都是贵格教派的信徒。在大学教育尚属于少部分人的时候，琼·贝兹进入波士顿大学，然后很快为她的音乐放弃大学学业，这种为内心热爱的事物而作出的叛逆选择，也让人喜爱。从小接受的精英教育，独特的艺术美感，对自身所处阶层的反叛，在知识、审美与政治层面汇合为令人瞩目的格调，极大地扩展了她的受众。所以，当琼·贝兹走上街头，她的身影和歌声出现在1960年代关于民权的、反战的、爱与和平的、言论自由的一系列运动中，她所呈现的道德勇气，超然于阶级对立与政治抗争，在复杂局势中凝聚为容易辨识的单纯符号。 虽然后人对琼·贝兹的描述里，最常见的标签是“抗议歌手”“会唱歌的良心”；但正如马丁·路德·金最初的身份是牧师，他进行政治抗议时极大地借力于信仰，琼·贝兹的人生与民权运动的叠合，也源于她对信仰的追随。1956年，15岁的琼·贝兹在贵格会的聚会中听27岁的黑人牧师金的布道，为他所传达的理念深深打动。金以箴言般的口吻谈论权利与自由，谈论如何在罪恶的世界里相信良善，谈论爱能遮蔽很多罪；谈论对恶的憎恶，不应该落到具体的人身上，而应憎恶恶行本身，作恶的人需要怜悯，且仍然值得爱；谈论不公与苦难，以及非暴力主义；谈论黑人的苦难与南方的自由。琼·贝兹听得泪流满面，觉得自己所持有的热切但从未被清晰表达的信仰，有了具体的形状和名称。 1961年琼·贝兹作为民谣新星开始常规巡演，她发现自己任意一场演唱会都没有黑人参加，哪怕她主动给“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打电话发出直接的邀请，她的听众里还是没有黑人，于是她决心直接去南方黑人学校唱歌。1963年春天，她抵达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跟金博士以及他的随从们一起住在加德斯顿旅馆，准备去迈尔斯学院为黑人学生唱歌。在美国民权运动史上，这个春天是一个转折点。从4月3日开始，黑人积极分子在金和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带领下，发起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而警方则大规模逮捕示威者，到5月3日，数以千计的黑人青少年开始加入游行队伍。琼·贝兹在伯明翰迈尔斯学院为黑人唱歌、祈祷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街上，示威的黑人与白人警察发生了剧烈冲突，如潮的摄像头把野蛮的暴力画面送到了全世界面前，其规模和强烈程度震惊了美国人。 伯明翰事件推动南部近200座城市的静坐示威及游行示威，也把金推到了最伟大的黑人领袖的地位，并且驱使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表演讲，重述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原则，把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中视为道德问题。历史学家特里·H·安德森在《美国平权运动史》一书中引用过一组民意调查数据，在伯明翰事件和肯尼迪演讲之后，民权被人们列为国家头等要务，替代了外交这个冷战期间常见的领

  3. 3d ago

    丛日云 |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上）

    編者按：202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工作室推出政治学者丛日云四十年思想精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卷本：《传统与现代性的孕育》、《现代及其反思》和《现代的衰落与走向后现代》。本书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为全新分析框架，以宏阔的视野贯通三千年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入剖析传统政治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基因，清晰揭示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内在逻辑。对西方从现代政治思想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以及后现代进步主义的性质与危害，作者给出了独到而的分析。 经出版社授权，书评特别刊发该书序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并分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 内容摘要：本文聚焦于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与政治思想变革的关系，试图构建一套全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解释框架。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价值观的演变经历过四个阶段和三次价值革命。 在古典城邦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城邦解体后，个人开始从整体中挣脱出来，基督教带来了价值观的第一次革命，即超验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基督教的超验个人主义在将教会个体化的同时，也渗透和改造了世俗社会结构，到17世纪形成了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20世纪晚期，现代文明臻于成熟，从中演化出后现代自我表现价值观，即后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它以后现代主义哲学为先声，以西方公众价值观的转型为标志。 价值革命与政治思想之间是“塑造—反映”关系。价值观的变革是政治思想演变的基本驱动因素，一个时代的主流政治思想是那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反映，而思想斗争往往反映了价值观的代差，或对主流价值观的偏离。 价值观或价值系统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从价值观角度来看，西方政治思想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经历过三次价值观念的革命。这一事实对理解和分析政治思想的演变至关重要。 政治思想，无论是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对政治的认知、理性思考、信念和主张，还是由政治理论家们对思想观念进行的系统化和抽象化而提炼出的政治哲学，其深层的基础和支配性因素都是价值观。政治思想的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都是由价值观的变革驱动的，政治思想的转变往往是价值革命的反映。 一个时代的政治思想会呈现纷繁复杂的景观，看起来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分歧甚大、方向各异、相互冲突，但他们或立基于同一时代的价值观，主流价值观成为其不言自明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论争其实是家族内部的分歧；或对主流价值观进行了反思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对主流价值观在接受的深度和范围方面的差别；或反映了价值观的代际（即时代）更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两代价值观之争。 如果说政治思想或政治意识形态是海洋的表面波浪——哪怕有时看起来是滔天巨浪，那么价值观则是它们下面强大和稳定的洋流。令人惊异的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将关注点都集中于对表面波浪的观察和分析，而忽略了深层洋流的存在和作用。对于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三次价值革命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研究者们有过零星或片段的涉及，但至今尚未见到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本文聚焦于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变及其与政治思想变革的关系，试图构建一套全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解释框架。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就是时代精神，是那个时代政治理论的基本价值前提和取向模式，既内含于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之中，也体现在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的态度、信仰、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之中，并含蕴于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哲学体系之中。从上述各种要素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内涵与特征，以及它们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变革，从而发现由价值观的变革所驱动的政治思想的演变轨迹。 对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四个阶段和其中所包含的三次价值革命的内涵与特征的阐释，能够清晰揭示价值革命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塑造—反映”关系。这是将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结合起来理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全新视角，也是解释西方文明史的一个重要框架。 一、个人与整体：个人的成长与价值革命 政治价值观的核心在于对个人与社会整体（组织结构、政治秩序和关系网络）之间关系的认知、评价、态度、信念和选择（理想）。 一般说来，政治价值观的结构性要素包括个人对自己政治身份或角色的自我意识和信念、对置身其中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组织结构及其与个人关系的认知和期待、对社会政治规范的评价和态度、对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和个人优良政治生活的偏好和选择等。 价值革命是一种心理现象，发生在人的头脑中，但其根源在于个人与社会整体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个人的成长。我们发现，越是向前追溯历史，个人就越是深入和全面地依附并融合于共同体；越到晚近的时代，个人的独立性就越强，与共同体的距离也就越大。一部文明史，既是在社会诸多领域进步或演化的推动下个人的成长史，也是在个人成长的推动下共同体结构不断调整更新、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类型不断演进的历史。【2】相应地，个人的自我意识或政治价值观也就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的变化。 在原始部落时代，人类的基本组织是氏族或部落，它们是一种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小型的、天然的共同体。在这个时代，个人完全融于整体，没有自我意识，每个人与他的氏族或部落处于自然的统一之中。当最初的国家（在西方是城邦），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较大规模的人为共同体出现后，共同体与个人的关系开始拉开一定的距离，一种超越自然关系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于是政治共同体（城邦）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的对象。不过在这个时期，个人还没有独立于城邦的意识，身份团体（如公民、自由人、贵族等）与城邦的关系而非个人与城邦的关系成为思考的焦点，占主导地位的观念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 这种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在古代社会普遍占主导地位，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然而，在西方文明史上，在城邦解体后的帝国时代，却出现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基督教的超验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古老的一神教——犹太教内部基于神学救赎观念的自身演化与罗马帝国特殊环境结合的产物。这样一种价值观在西方取得统治地位，不仅对西方历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整个人类命运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支配了整个欧洲中世纪的思想观念，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在15—16世纪，它还孕育出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塑造了现代社会，创造了现代文明。接着，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社会，从这种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中演化出的后现代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或自我表现价值观），推动着西方社会开始向后现代文明转变。 在古代社会，整体主义全方位压抑个人，使个体彻底工具化。基督教解放了人的灵性生命，使其超脱于世俗社会之上，个人只有肉体生命和世俗命运仍然受世俗整体结构的束缚。基督教在西方获得主导地位后，个人开始从整体中部分地解放出来，这个部分的解放成为后来整体性解放的前提。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化，超验个人主义精神渗透和改造了整体主义的教会和世俗社会结构，从中演化出现代的世俗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实现了个人与整体的平衡，其盛行的时代是人类的黄金时代。不过，它也内含个人与整体失衡的基因，结果必然带来个体的过度膨胀，走向后现代的个人主义，它成了现代文明内部衰败的因子。 这样一个价值观演进的宏观脉络，构成我们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演变的基本框架。 二、古典城邦时代的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 站在西方政治思想起点上的古典城邦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公民的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将国家（城邦）视为有机（自然）整体，个人（公民）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在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将国家视为第一位，个人视为第二位；国家是本原，个人是国家所派生的附属物；个人没有独立的价值，其价值源于作为国家成员身份的价值。所以，个人只有融合于整体，为其服务和献身，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国家和社会共同体是目的，个人是工具。 这种价值观的摇篮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在西方，城邦是由部落演化而来的最初的国家形式。其狭小的规模不仅是有机整体主义价值观形式上的基础，也是这种价值观必然带来的空间限制。这种规模有利于公民形成关系紧密的共同体、发达的公共生活以及超强的凝聚力。不过，这种共同体的组织结构更为重要，简言之，它是政治共同体、血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的统一

  4. 4d ago

    阅读 | Jason Arday之死：DEI体制的悲剧

    最近，世界学术界最关注事情莫过于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Jason Arday的事件。 Jason Arday，专注于种族、教育不平等与神经多样性研究。他声称自幼被诊断为自闭症与发育迟缓，11岁才开始说话，18岁才学会读写。凭借这段励志经历，他迅速崛起，先后在格拉斯哥大学等地任教，2023年成为剑桥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引发广泛关注。 2026年7月起，媒体与学者指控其2015年博士论文存在大量抄袭（超过100处与他人论文高度相似），并质疑其学术履历、慈善募款（号称筹集超500万英镑）、超长距离跑步（如35天跑完30场马拉松）及童年非语言经历等多处不实陈述。部分指控遭质疑为种族动机，但其母校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审查后维持学位，剑桥大学则启动调查。8月5日，Arday宣布辞职，称无法承受持续公开审视与人身攻击。9天后（8月14日），他在伦敦家中被发现死亡，终年41岁。家属称其遭受“持续虐待运动”。 Jason Arday之死，无疑是一个悲剧。然而，许多评论认为，我们需要反思的不是他个人，而是当代学术体制官僚化的DEI实践——当“包容”变成一种绩效考核与公关策略时，它非但未能保护最脆弱的个体，反而可能将他们推向更深重的消耗与困境。 为此，本期书讯围绕这个话题推荐一些阅读。 首先是几篇阅读文章： 1 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Jukka Savolainen 与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社会学副教授Kevin McCaffree 联合发表的《The Statistics Behind the Jason Arday Scandal》（Compact，8月6日） 文章提供的核心统计数据： 该数据来自于作者（Jukka Savolainen 与 Kevin McCaffree）进行的一项研究，调查了 2019 年至 2024 年间被美国前 50 名社会学系录用为终身轨助理教授（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s）的所有候选人（样本量 n=143）。 1. 发表文章中位数对比 * 白人男性：入职前 50 名社会学系的中位发表量为 8 篇同行评审论文。 * 非裔女性：入职前 50 名社会学系的中位发表量为 2 篇同行评审论文。 2. 顶刊发表率对比（ASR / AJS） 在社会学界，《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JS）被视为该领域的顶级期刊。 * 白人男性：40% 在 ASR 或 AJS 上发表过论文；近 1/3（约 33%） 是顶级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 * 非裔女性：仅有 不到 4%（28 人中仅 1 人） 在 ASR 或 AJS 上发表过论文；0% 是顶级期刊论文的第一作者。 3. 顶刊/身份与职位 Prestige 的相关性 * 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非裔身份”对获取精英教职的预测权重，超越了“是否在 ASR/AJS 上发表过论文”。 * 50% 的非裔女性被前 20 名的社会学系录用；相比之下，发表纪录更强的白人男性被前 20 名录用的比例为 40%。 4. 极值对比：底层的白人男性 vs 顶层的非裔女性 作者对比了入职排名最低院校（第 91-115 名）的白人男性，与入职顶尖院校（第 1-27 名，如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的非裔女性： * 学术发表中位数： * 入职最低梯队院校（91-115 名）的白人男性：中位发表量为 8 篇。 * 入职顶级院校（1-27 名）的非裔女性：中位发表量为 2.5 篇（其中近 1/3 的人仅有 1 篇或 0 篇论文）。 2 英国著名进化生物学家、动物学家与科普作家，《自私的基因》作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Jason Arday: a question of academic standards——What was his obscurantism hiding?（Unherd 8月8日） 道金斯在UnHerd撰文，指出Jason Arday事件中，除抄袭与履历造假外，其学术写作的晦涩与低劣被严重忽视。道金斯提出“难度守恒定律”：真正困难的学科（如物理学）无需故作高深，而社会科学常以“物理嫉妒”式行话掩盖空洞。他引用Arday博士论文中大量被动语态、第三人称自称及荒谬句子，指出论文有332处复数名词后错误加撇号（连标题都有），质疑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考官与导师是否真正审读。道金斯认为，这种模糊文风正是学术骗子的典型手段，清晰会暴露内容匮乏。文章质疑剑桥大学在任命其为教授时是否放松标准（选举人曾称其为“世界最佳”），Arday已辞职，但大学仍需解释。最后引用梅达沃名言：写得晦涩者，要么不会写，要么有阴谋。 3 《大西洋月刊》驻刊作者Tyler Austin Harper 的《The Truths That Failed Jason Arday：Systemic, ritualized dishonesty undid the Cambridge professor》。 Harper认为，Arday的悲剧并非单纯个人欺诈或“种族猎巫”，而是学术体系系统性、仪式化的不诚实造成的。大学、媒体与DEI文化过度追捧“励志身份叙事”，放松学术标准，奖励夸张甚至虚假的逆境故事，最终将Arday推向不可持续的高度，再迅速抛弃。文章呼吁对这种“优先身份而非能力、优先故事而非证据”的制度进行真正反思，而非简单归咎于个人或种族因素。 4 牛津大学历史博士生Samuel Rubinstein的文章《Suicide is a tragedy, not an argument Jason Arday’s death should not be weaponised》（Unherd，8月17日） 作者认为，剑桥大学前教授 Jason Arday 之死是一场悲剧。作者承认他的死令人痛心，但明确反对有人借此将他的自杀“武器化”，用来攻击批评者、压制讨论，或把政治/学术分歧变成“人质危机”（hostage situation）。尽管报道过程残酷、持续的媒体压力可能加剧了当事人的脆弱心理，但公众有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去审视 Arday 的故事。这暴露了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大学审核机制、警察以及英国诽谤法等多方面的问题。作者呼吁，对自杀保持同情，但不要把它当作关闭辩论、转移责任或道德绑架的手段。悲剧归悲剧，事实与原则仍需独立审视。 最后推荐一本书： 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的研究員，也是《City Journal》的特約編輯Heather Mac Donald（希瑟·麦克唐纳）2018年出版的：The Diversity Delusion: How Race and Gender Pandering Corrupt the University and Undermine Our Culture 这本书虽然出版于2018年，却精准预言了类似Arday事件的现象：当大学把「身份故事」和「代表性」置于学术能力之上时，就容易产生标准松动、夸大履历与造假行为。Mac Donald强调，真正的多元应来自思想与能力的差异，而非肤色与性别的配额。作者指出，美国大学对种族与性别「多元」的狂热追求已成假象：它假设社会充满系统性歧视，任何比例失衡都源于歧视，因而透过配额降低录取与聘用标准，损害学术卓越。书中以数据揭露平权行动造成的「错配」效应、隐性偏见测试缺乏科学依据，以及「校园性侵流行」统计被夸大。作者批评多元化官僚体系膨胀，压制言论自由、培养受害者心态，并把西方经典视为压迫工具。最终呼吁大学回归追求客观知识与共同人类成就的使命，而非身份政治。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

  5. Aug 14

    丽甘·佩纳卢纳 | 怪物——记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

    编者按：8月，风之回响与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出版美国丽甘·佩纳卢纳的《如何像女人那样思考：父权制下，女哲学家们的精神突围》。作者以一位当代女性哲学学者的视角，以其个人经历为线索，穿插介绍了历史上著名哲学家们的性别观念，以及四位近代女性思想家（玛丽·阿斯特尔、达玛丽斯·马沙姆、凯瑟琳·科伯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平和思考，讲述她们在作者人生不同阶段带给她的启发与鼓舞，也可将其视作一部角度独特的哲学启蒙书。 在17、18世纪之交，约翰·洛克发表了颠覆性的哲学巨著《人类理智论》。当时主流的学术界和神职人员对洛克群起而攻之，指责他的经验主义理论会破坏宗教和道德。年仅23岁的凯瑟琳·特罗特（当时尚未结婚）挺身而出，在1702年匿名发表了《为洛克先生的〈人类理智论〉辩护》（A Defence of Mr. Locke’s Essay of Human Understanding）。她用极其严密的逻辑逐一驳斥了那些资深男学者对洛克的指责，并赢得了洛克本人的高度赞誉与资助。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不仅是在重复洛克的观点。她还敏锐地意识到，洛克的“经验主义”（人类的知识来源于后天的经验，而非天生） 对女性解放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她一生笔耕不辍，为早期女性主义精神突围的璀璨先驱。 本文节选自该书《怪物》一章，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我最常翻阅的是科伯恩的书。她关心的是那个时代尚未摆上台面的关键问题：人们（至少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希望将女人的自由拓展到培养才智和自我创造，但与此同时，社会对女人的传统期待仍然是为他人尽职尽责，如何调和发生在女人身上的这对矛盾？母亲的负罪感是启蒙运动的副产品，而科伯恩是最早探索这个领域，并对此发表评论的探险家之一。 我津津有味地翻阅她的私人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自我决定的、理性的女人，她用一种特别现代的方式与亲友和情人相处。这些通信的背景是科伯恩的哲学信念——她认为我们关于自由和社会的观念应该从善意出发，而不应仅仅出于自私。她因这一信念跻身先锋启蒙思想家的行列。她的男性同行们就到此为止了，但她更进一步，将这些见解应用到了性别问题上。她相信，女人对他人负有责任，男人也当如此。传统上讲，男人更自私，女人则更为他人考虑，这是系统性压迫的结果。照她信中的说法，要想解决问题，就要让男人更关心他人，至于女人，那些习惯于把自己奉献给母亲、妻子和朋友角色的女人，则应该变得更自私一些。 科伯恩有一幅版画肖像，拓在一张书籍封面大小的纸张上，纸已泛黄。艺术家名讳不详，这幅肖像的用途也没人知道，伦敦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of London）将这幅肖像的年代定在18世纪中叶，是科伯恩七十多岁的时候。但画像中的科伯恩看上去更年轻些。她的脸部和颈部没有任何皱纹，波浪般的长发披在肩上。她平静地（如果算不上悲悯的话）注视着观者的眼睛。她的鼻子看上去格外醒目。总之，她的肖像和约翰·洛克的出奇地像，尤其是那鹰钩鼻。也许她确实长得像洛克。也许，在这位画家的头脑中，科伯恩的女性外表同这位哲学家难以割舍，众所周知，她为洛克的思想辩护。如果画家真的这么想，那么这既在讨好她，又令她难堪。 如果在社会想象中，哲学家的模样就是一个男人，那么在那个时代把一个人画得像当时最著名的男性思想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赞美。在科伯恩眼里，洛克是个天才，她对洛克思想的分析在英国哲学界受到尊重。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女人最好的思想来自男人，科伯恩会相当恼火，因为读者有时会把她的作品归功于洛克。一位男性友人写信给科伯恩，他说自己怀疑达玛丽斯·马沙姆哲学著作背后真正的作者是洛克，科伯恩火冒三丈：“我请求您能比大多数男性更公平地看待女性；只要女人写了点什么让他们称赞不已，他们一定会说，这不是她自己写的，或者说她肯定有帮手，以此抢走我们的荣耀。 肖像画上的科伯恩看上去在深思，同时也十分警觉，这是她希望呈现出来的样子。她说自己很严肃，一个朋友说她知识渊博，令人“心悦诚服”。不仅如此，她还充满激情，反对那种认为“爱、恨等情感一定会扰乱心智”的观点。许多早期现代思想家认为，激情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人类不完美的证据，是需要克服的。虽然科伯恩认为灵魂需要理智来组织情感，但她并不希望理智压抑情感。她把上帝描绘成一个理性存在，同时他也是有感情的，能够以某种完美但不可知的方式感受我们的一切感受。 她允许生活中的挫折点燃她的想象力，激发她的创作灵感。她拥有不羁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生活，当她不写剧本或哲学小册子的时候，她会为其他女作家的剧本写题词，并同她们保持着热情的书信往来。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女性所受的压迫，始终希望改善读者（无论男女）的观点，提升他们对于女性作为智性生物的尊重。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这种创作冲动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从少女时代一直持续到老年。 ………… 科伯恩尽管对婚姻制度持批判态度，但在伦敦独立生活期间，她开始考虑婚姻。年轻女孩总是被教导要优先考虑结婚，而她们的精神生活则是可以为此牺牲的。她不大赞同这一点。但现在她已经年长，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智识生活。她告诉朋友，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人：“我觉得我可能要以现在的状态走完我的人生。事实上，我一直非常害怕将我的幸福完全置于他人手中。 科伯恩写给追求者的信件为我们提供了18世纪约会生活的有趣一瞥。几年后，她将这些信件收录进出版物中，好让女性可以从中学习。在这些信件中，科伯恩落落大方地向追求者表达自己的需求，对此没有丝毫愧疚之意，并且诚实地面对自己未定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在约会前，她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显得有些挑剔：“我以前没遇到过什么男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们，他们的行为举止或性格不见得会让我不快。因此，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她选择独自一人。但她很有魅力，而且名扬四海，许多男人都在追求她，所以她决定玩玩这个游戏。 她的一个朋友托马斯·伯内特（又一个伯内特，不要与那位洛克的批评者或她的朋友伯内特夫妇混淆）试图俘获她的芳心。伯内特才华横溢，游遍欧洲，从巴黎、莱比锡和卢森堡给科伯恩寄去信笺。他同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著名哲学家私交甚笃，还同他们谈论过她的作品。他为科伯恩的智识成就感到骄傲，鼓励她将自己的作品翻译出来。乍看之下，伯内特似乎与科伯恩的雄心壮志很般配。 但伯内特总是胡吹乱嗙。他在德国拜访了卡罗琳王后，就说卡罗琳王后对他念念不忘，晚上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陪她。不仅如此，伯内特还精于算计，他在自己的爱情宣言中添了些限定条件：“然而，我无法掩饰我热烈的渴望，无论是从我的灵魂还是内心深处，我都希望与你建立永久的友谊。不管以何种方式，但凡有希望，只要有你在的地方，我都愿与你相伴。”不过，他踩到了科伯恩的雷点，他怀疑马沙姆的作品不是她自己写的。科伯恩告诉他，他们之间不会有结果。但两人的友谊没有彻底破裂。他们继续分享各自关于宗教和思想的看法，这表明科伯恩乐于接受他人的不完美，并愿意一起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法。“你看，你并没有搞错，我们的亲密关系会转变成爱。”这不是伯内特曾经希望的浪漫之爱，而是一种友谊之爱。 另一位追求者是芬恩神父（Reverend Fenn）。芬恩神父为科伯恩而神魂颠倒，她也喜欢他的善良、高尚以及可敬的品格。问题是她并没有爱上他。两人之间没有火花。 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ckburn）则是另一回事。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科伯恩被他深深吸引住了。他唯一的问题是沉默寡言。他不相信肉体的享乐是神圣的。而科伯恩则不同，她读过马沙姆的作品，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不会厌恶享乐”。在一段直接受到马沙姆爱情哲学启发的文字中，她写道： 说实话，如果基督徒的责任是只爱上帝，而（如马勒伯朗士常常主张的那样）对造物的任何情感都是罪恶的话，我想独居不仅对你是必要的，对所有人类也是必要的：我们将不再被称为社会性的生物，而是都成为不合群的隐士。然而，上帝将我们设计成彼此有益、彼此愉悦，以此来减轻我们的忧虑和责任；他并没有把一些人所主张的那种严苛的律法强加给我们。 爱我，科伯恩对帕特里克说，敞开心扉去关心另一个人。这种感觉很好，而且是上帝所赐予的。她说服了他，两人于1708年成婚，她改姓科伯恩。第二年，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两人之后又有了两个孩子。 成为

    丽甘·佩纳卢纳 | 怪物——记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

  6. Aug 13

    林文 | 一个荒诞离奇的奥威尔故事：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的几处严重失实

    在写作前一篇文章讨论奥威尔名单事件时，经常在网上查阅文章，拜读到了著名学者刘禾的一篇同主题文章（搜狐网的题目是《文化冷战与奥威尔那串长长的名单》https://history.sohu.com/a/445922465_268920；微信公众号也能搜索到一篇题为《奥威尔的秘密名单》的文章，内容差不多），而且发现它反复被人征引，俨然成为权威论述。说实话，也正是这篇文章，多多少少刺激了我的写作欲望，让我觉得有必要去介绍一下对奥威尔名单的其他观点。 然而，当我查阅了资料、写好文章（从而对这个主题较为熟悉）之后，返回来再读那篇文章，却有一个非常意外、也非常震惊的发现：刘文讲述的关于奥威尔《动物庄园》的出版故事，竟然与事实相距如此遥远，可以说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相比起来，对奥威尔名单如何解读已经是一个较为次要的问题了。 那篇文章标明了是出自刘禾的书作《六个字母的解法》，为确定起见，我找到了图书，相关内容在该书157-158页，截屏如下（文字内容附在文末，以便于阅读）。 这两页是介绍和评论《动物庄园》的出版过程，——稍有了解的读者也许已经能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因为有的错误过于明显。后面我会把它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点（用红字表示）来加以评论。 我所依据的资料是两本著作，一本是著名政治学者伯纳德·克里克的权威传记《乔治·奥威尔的一生》（George Orwell: A Life，主要是十四、十五章），另一本是《动物庄园》的出版商弗雷德里克·沃伯格的回忆录《所有作者都平等》（All Authors Are Equal，主要是第三章），此外还有奥威尔自己的一篇文章《出版自由》（The Freedom of the Press）。引用时不再一一注明。 第一，《动物庄园》的出版开始时处处碰壁，而且主要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文学上的失败。一个证据是，甚至连艾略特这样的著名文学家也对它的文学价值持否定态度。 评论：除了第一句，后面都不是事实。 奥威尔于1943年11月开始动笔写作《动物庄园》，1944年2月完成，只用了三个月时间。它的出版开始确实遭遇了不顺，先后被四家出版商拒绝。但是，不管是左翼出版商还是艾略特这样的保守人士都没有质疑它的文学价值，而是从政治/政策的角度予以反对；但他们的理由略有差别。 1. 奥威尔所给的第一位出版商（他们事前有约定）就是刘文里提到的郭兰兹，奥威尔事实上已经预料到他的拒绝，但郭兰兹向他保证自己虽然是左翼，但从苏德条约后一直反对斯大林，为此甚至被禁止进入苏联大使馆长达三年之久。然而看过稿子之后，他还是退回了稿子，并在信里说：“我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许多方面都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我不可能（如奥威尔所料）发表这种性质的全面攻击。”（刘文说，郭兰兹的理由是“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写得过于粗糙，文学上不成功”，不知道有什么依据？） 2. 之后有一家出版商（Jonathan Cape）曾打算出版，但在征询一位政府新闻部官员的意见后退缩了，因为这本书将矛头对准俄罗斯，对方告诉他，这恐怕会损害英国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 3. 至于刘文中提到的诗人艾略特（他也是一家出版公司的董事），又是另一种情况。 首先，在给奥威尔的信里，艾略特对小说的文学方面极为肯定，称它为一部“杰出的作品；寓言处理得非常巧妙，叙事让人始终保持兴趣——这是自《格列佛游记》以来很少有作家能做到的。”（因为这本书而将奥威尔与《格列佛游记》作者斯威夫特相提并论，这种说法未来在评论界会反复出现。） 然而，他接下来还是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他不认为这本书所表达的是批评当前政治局势的正确观点。那么，作为一个保守派，理当是批判苏联的，他为什么对一本讽刺苏联的著作会这么说？因为他认为，这本书虽然否定的方面可以成立，但在肯定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托洛茨基的立场，这是他不能认同的。——从刘文的语气我们不难推断，她想必认为既然奥威尔批评苏联，艾略特作为保守派也批评苏联，所以两个人必属同一阵营，所以艾略特在政治上没有理由不接受奥威尔的作品，那只可能是出于文学本身的理由而拒绝。但她恰恰错了。 一个人需要对当时的情况有多不了解，才会有这么简单的想象和误解。作者似乎对当时从左翼本身出发批判苏联的情况茫然无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她也没有阅读艾略特的原文，或者哪怕是介绍。 在信的最后，艾略特再次肯定了《动物庄园》本身的价值：“我对你的作品是颇有好感的，因为它是优秀的文字，而且具有根本性的正直与诚实。”这就是刘文中说的“文学同行”的评价。 4.刘文中还提到另一位“文学同行”燕卜荪作为又一个佐证，证明奥威尔这部作品是因为缺乏文学价值而出版困难，燕卜荪的批评使一切“雪上加霜”。 首先需要说明，燕卜荪是在启程赴中国之前致信奥威尔，专门发表了对《动物庄园》的看法，时间是1945 年 8 月 24 日，而在8月17日此书即已出版上市，几天内首印就一抢而空。他无论发表什么意见，都不会如刘文暗示的，对书的出版产生影响。其次，就书本身而言，燕卜荪的评价是，“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感情丰富，方法简洁，散文风格优美明快。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它。”哪里能看出来说这是失败的作品？ 当然燕卜荪有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是不幸言中，那就是他提醒奥威尔说，这本书对不同的读者恐怕会有不同的含义，有些读者未必会以奥威尔赞同的方式来接受这本书。事实上奥威尔应该是不会赞同后来一些极端右翼对他作品的运用的。 现在回过头看刘文这段话：“但是在1944年，让奥威尔最为苦恼的，是他分别接到艾略特和燕卜荪写给他的信，这两个人一点不留情面，言辞直白，指出《动物庄园》有许多漏洞和不合情理的地方，认为它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艾略特和郭兰兹不同，他是有名的右翼保守派，燕卜荪也不是左翼作家，这两个人对《动物庄园》如此否定，对奥威尔来说自然是雪上加霜。”错得有多离谱！ 5. 关于出版还有一个小插曲，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所谓的“到处碰壁”到底属于何种情形。在被几家出版商拒绝期间，有一家右翼的期刊看中了这部作品，向奥威尔提出可以在他们的期刊上连载，但奥威尔主动拒绝：他认为对方的政治立场对他来说过于偏右，对这本书而言不合适。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没有哪位出版商或文学同行认为这本书文学价值不行——至少刘文中提到的这几位都没有。相反在他们和作者的沟通里，有很多关于它的文学性的褒扬之辞。刘文中说的，“接下来，事情变得迷离扑朔，甚至有些神秘兮兮。既然奥威尔的文学同行一致认为《动物庄园》写得不成功，出版社也不愿意接手，那么到后来这部书稿如何转眼变成了铅字？”这样的探案，从起点就错了，它又能通向何方？ 至于说最初的受阻，奥威尔早有预料，他在成书时即给朋友写信表示：“它在政治上非常不合时宜，我事先都不确定会不会有人愿意出版它。”为什么说不合时宜？因为此时正值二战，英国和苏联仍是盟友，而这本书的矛头毫无疑问是指向苏联和斯大林，这是无论谁都容易读出来的。一方面政府不会希望出版这类书籍，但它还不会直接压制（这一点甚至得到了奥威尔这样一个苛刻的批评家的肯定），糟糕的是，社会上的、尤其知识分子中的正统观念却是，批评自己国家、批评丘吉尔可以，但对苏联必须是毫无批判的赞美，于它不利的事实则必须加以隐藏。阅读奥威尔为《动物庄园》所写的序言《出版自由》，对这一点会有深切的体会（他提到的一个例子是，BBC在庆祝红军成立25周年时，竟然没有提到托洛茨基）。 了解了这一点，《动物庄园》的最初命运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至于坚持说它的碰壁不是因为政治理由，而是文学理由，则既缺乏文本依据，也不了解当时氛围。 第二，动物庄园的书稿陷入出版不了的绝境，这时政府秘密谍报部门IRD出手，使它能够顺利出版，并译成多国文字，从而获得巨大成功，成为经典。 评论：这个错得更加离谱。 奥威尔最终为他的作品找到出版商沃伯格是在1944年7月，其时距离他找第一家出版商郭兰茨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沃伯格此前曾出版过他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狮子与独角兽》，那为什么奥威尔没有一开始就找他？据沃伯格自己的分析，一个原因是战时的纸张配给制度，奥威尔担心他们没有足够的纸张，另一个则是公司的名声不够，可以想象奥威尔是希望找到更大牌的出版商。但先后遭拒后，他还是回来找了沃伯格。 沃伯格形容自己拿到书稿的当天，“那天晚上我读了它。我从未怀疑这是一部杰作。我的合伙人森豪斯也是如此。我们立刻告诉了奥威尔。”之后一切进展顺利，只是由于战争环境，书的出版时间拖

  7. Aug 12

    王晓渔 | 在外省过着内省生活

    编者按：202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工作室）推出萧轶的《催眠年代》。托马斯·曼告诫，“没有比在撤退中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更为光荣的了”，本书既浓缩着对思想遗产的思考，又隐藏着对时代问题的观察，尤其是思想与生活之间的语言张力，为我们带来某种有刺痛感的自我反思。本文评论家王晓渔所作序。出版社授权刊发。 生长于内陆山中，于一所既非985又非211的高校读书，不在京沪穗深也不在西安杭州成都等城市，毕业后没有考研读博，在京城等地工作数年回到读大学时的内陆省城。这份外在的履历在文化领域似乎有些单薄，可是他在20岁上下所写的文章，置于任何一所大学人文学科的学生中，都称得上独具已见。 大约自2010年始，我时常读到署名“萧轶”的文章。作者关注正在发生的事件，有着历史的纵深视野；喜欢思考抽象的事物，也敏感于文艺作品的细节；有自己的观点，不固定为不可动摇的立场，多作自我调整却非立场游移；心态微近中年，偶尔释放出的一些情绪，又有着青春的能量。 萧轶生于80年代后期，当时不过20岁上下，起点这么早这么高，有着一些个人契机。他自幼喜爱阅读，表兄在省城从事出版，山中的少年提前感知到外部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思想历程。18岁时，在高考升大学的漫长假期，因志愿“撞车”而烦躁的他，略带愤懑地给表兄撰写专栏的报纸自行投稿，由此开始了写作生涯。随后的大学期间，表兄又让他帮忙整理书房、学习校对书稿，这比上好三五门大学课程获得高绩点重要得多。这些琐细的事情，很多大学生没契机接触，有契机也未必有兴致。 2010年前后的网络是博客和微博的时代，“流量”与“经济”的关系尚不紧密。萧轶活跃于校园网，一个盛行于当时大学生的网站。网络最初的“去中心化”，缩小了地理空间的差异，一个人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网络，就可以与各地的网友交流，不会“独学而无友”。同时，纸媒与网络形成互动，各种都市报与周刊大都开设书评等栏目，编辑在网络寻找撰稿人，初出的写作者只要作品有一定的成熟度，很容易被纸媒发现。然而，不过三五年，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技术仅是部分原因），网络阅读和纸质阅读发生巨变。微信公号以“10万＋”作为目标，微博以及新兴短视频网站不断制造“网红”，音频和视频兴起，文字变得不再重要，纸媒纷纷缩版或停刊。 旨趣、契机和时代精神是影响一名写作者的关键要素，后两者是个人无法决定却可以把握的。萧轶把握住了契机和时代精神，这使得他在同龄人还在度过校园生活时，提前进入了文化领域。同龄人大多没有那么早参与纸媒写作，成长后纸媒不再兴盛，各种文化与思想的公共空间也在迅速减少。或许与硕博士生的扩招有关，这一代如果对阅读感兴趣，更聚焦于专业研究，广义的思想文化类书籍不再是关注的重点。时至今日，萧轶已过而立之年，文章在同龄人中有着明晰的辨识度。这不是说他的天资和勤奋超出同辈，恰恰相反，他始终笨拙着坚持着自己关注人文通识、关怀公共事务的旨趣。 现在的学院中，有志于从事人文研究的学生为数不少，到了硕博士阶段，能够写出优秀学位论文者也不乏其人。这是多年来学术日益规范、学院训练日益严格的结果，值得称道。可是，有着通识和关怀的学生，却日益减少。缺乏通识和关怀，何以从事人文研究，不再是问题。通识和关怀被视为可笑的，没有倒无妨，有了反而会步步难行，作为不必实践的姿态倒是可以的。 在“非升即走”的绝对律令下，“板凳要坐十年冷”是个过时的说法，年轻学者面对的已非是否甘于在学院内边缘的问题，想边缘也不太可能，时时面临出局的危险。萧轶不在学院系统生活，不必承受学院体制的压力（自然也难以获得学院派的承认），阅读思考可以从心所欲。看一下书中涉及的人物：德波、夏伊勒、桑塔格、希尼、卡尔维诺、斯坦纳、戴维斯、帕慕克、纳博科夫、布罗茨基、赫希曼、朱特……不乏学者专门研究其中一位或几位，但同时阅读分属不同学科或者无法归类的诸多写作者，很少有学者再做学术生产效率如此之低的事情了。 这些文章大多可以归入书评，书评是一种费力又易被轻视的文体。近年社会调查的减少常被谈及，书评的由盛转衰少获关注。2010年前后，媒体大都设有书评版面，也出现过书评的短暂繁荣，现在书评已多为商业推广的代名词。萧轶是为数不多不受营销影响，秉持自己旨趣，持续从事书评写作的作者，并曾主编过极具水准的“燕京书评”。 萧轶阅读广阔却非漫无边际，通过阅读回应自己的精神困惑。开篇谈到思想家居伊•德波，似是自道：“在青春年少之时，德波就下定决心，要过一种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冒险生活。”这种不合时宜，使他的文章有着内在的持续性，经受住时间的磨损，隔着些年份仍然耐看。“外省”在书中反复出现，这是萧轶身处的现实空间，也是精神状态。他对外省的态度随着自己的经历而变化，最初期待逃离身处的外省，进入京城后，发现“外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变得更加暧昧。 外省缺乏文化空间，更乏文化资本。如果对文化的名利场不在意，这些并非特别重要的问题。外省最大的困境是缺乏可以深入交流的友人，容易形成一套强大却自我循环的逻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孤陋寡闻不是因为“不学”，是因为“无友”。诸多民间哲学家致力于发明一套套无所不包的阐释体系，精神可嘉，思考的成果却是“永动机”。在外省，如果被周边的世界无视或排斥，会养成倨傲的性格；如果被周边的世界看重或追捧，又会满足于成为“地方名流”。但在京城，也会有成为“京城名流”的危险，更易让人满足而不自察。萧轶避开这两种诱惑，在阅读与写作中寻找精神的空间，网络缓解了“独学而无友”的困境，虽然有时文字不免有些火气，这火气又是一种未熄的热枕。 在京城的生活，使萧轶对外省与京城的同构和紧张看得更清晰。外省不仅是地理，也是观念：一种是自我封闭的外省意识，在外省可能会视野狭隘，进入京城期待融入主流，越是急于融入又越是狭隘，何况融入后也未必不狭隘，京城也可能是外省；另一种是不断内省的外省意识，无论身处外省还是京城，不对中心与边缘的两分有过多关注，安于精神的自足与对话就足矣，在意边缘也是在意中心。 如今，当同龄人忙着“内卷”（成功也未尝不是失败），萧轶跳了出来，在外省过着内省生活，看花看云，读书读世。这不是浪漫化的生活，是“晦暗不明、难以捉摸的冒险生活”，需要付出并不亚于“内卷”的代价，却无任何可被想象的世俗的前景。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也是绝处可能逢生的路，这本书就是绝处逢生的精神历程。 王晓渔 2023年春夏写于沪杭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

  8. Aug 11

    楊思安 | 致台灣讀者：中國的實質影響

    编者按：為解讀中國經濟是如何急速崛起與目前正驟然衰落的軌跡，身兼作家、商業評論家與分析師的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將我們帶回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從鄧小平接掌政權，1979年開始全面推行經濟與社會的連串改革，施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政策，將瀕臨死亡的中國經濟向西方資金與技術敞開大門之時說起。楊思安在1985年初到北京，於當時中國文化部旗下外文出版社的《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中，出任「外國專家」一職。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相當貧窮和思想落後的國家，政府機關體制極其呆板，工作毫無章法而效率低下，行動處處受限，就連結婚和出門旅遊這種事情都需要上級書面許可。在親眼目睹社會層級分明，低下階層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後，她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徹底幻滅，進而意識到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不過是動物園裡的奇珍異獸，各種特殊待遇只是把他們當成會走路的錢包。後來與中國人結婚的楊思安，在中國生活與經商長達25年，親身經歷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各個狂飆時期。本書以每十年的發展為分水嶺，從轟轟烈烈的1980年代一直寫到當今的經濟低迷，以獨立調查人員的敏銳筆觸記錄當中具標誌性的事件並揭露種種弊端，如：開放初期外資的洶湧而入與各地淘金熱、中國一些著名私營企業的崛起與衰落、紅色資本與紅色精英如何以權勢搜括鉅額財富、各種離奇中式騙局、荒誕的房地產泡沫與中國特有的山寨奇觀等，各種亂象的犀利程度使人不寒而慄。在這本結合了深入觀察與精闢剖析中國現代經濟的《狂野之旅》中，見證這個國家如何由改革、崛起、腐敗到現今的衰竭，她追溯當中歷程並得出結論：所有曾經的承諾與變革，皆是幻象一場，中國正重返毛時代的貧困與孤立。共產中國只顧求生，虛與委蛇，西方卻深信不疑。隨著習近平崛起，資本主義實驗宣告終結。 《狂野之旅：外商在中國的25年，從錢進中國到排外閉鎖的經濟簡史》由2026年2月八旗文化出版，本文為作者給台灣版所做序言。出版社授權刊發。 自本書寫成以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於美國再興，這或許正是中國崛起的所有後果中，最舉足輕重的一個。 網際網路在二十一世紀初問世，特別是社群媒體的出現，讓全球評論家振奮不已，認為資訊的普及，有助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然而結果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共贏得了這場治理模式之戰，美國這個曾如此偉大的人權與民主堡壘，卻倒向了獨裁；政府直接干預私人企業的決策，就算是由政府直接投資私人或上市公司這種「社會主義式」的投資，也不過是塊號稱「攸關國家安全」的遮羞布。 要想理解此一轉向，關鍵在於中國的種種貿易與投資無不流露出侵略野心，而從中國湧出的資本海嘯，則是最主要的驅動力。這些資本形式多元，諸如將工廠移至中國的企業獲利；以美國債券形式向美國消費者提供的貸款；中國新富官員與消費者攜帶出境的現金；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各種管道。 中國的出口（及其必然結果，亦即川普的關稅政策）及中美的科技競賽，讓全球不敢掉以輕心，認為這是中國從一九七九年至二○○九年的那段資本主義狂飆時期，所引發的主要問題。對中貿易及在中投資，都出現巨大且動搖穩定的資本過剩，這些錢總得有個去處，之後發生在這些錢上的事情，就構成了當前的政治情勢。這些過剩的資金回流至西方經濟體，全球的治理模式因此改變；如同一九九○年代新通訊科技的發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進而粉碎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 一九四四年各國於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建立的戰後全球貿易體系，設計初衷是依照古典經濟學派的思想來分工：每個國家都應進口國內無法順利生產或資源稀少的商品，並出口自己最具有優勢的產品。因此厄瓜多向美國出口香蕉，美國則向這類小國出口工業成品；或是中國向幾內亞進口鐵礦，再對其出口農業機械；這樣的貿易關係聽起來再合理不過。 當年齊聚布列敦森林的老頭子們沒料到的是，中國有朝一日會與「企業」的比較利益合夥，而非「國家」，從而消弭了國界。自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各地政府與官僚全面動員努力替企業賺錢；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在國內的銷售金額，須等同其出口海外的規模，從而「平衡」銷售與美元外匯。 隨著中國透過出口累積的外匯存底愈來愈多，無論政府或富人，都極力想把這些錢移到安全的地點或轉換成可靠的資產；而所謂的安全可靠，就是要讓政府找不到，當然也包括中國政府。舉例來說，中國發展出「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簡稱VIE）制度，亦即將設立於英屬維京群島等離岸避稅天堂的企業，當作大量上市公司的投資載體，讓資金流入這些高度不透明的地區。據化名「深喉IPO」（Deep Throat IPO）的作者估算，自「改革開放」直至二○二○年，存放於避稅天堂的中國財富高達三十五兆美元。 中國之所以要爭相競逐先進半導體、鋰電池、人工智慧軟體等技術，原因與目的其實與出口如出一轍；儘管檯面上不斷強調大國崛起的那套說辭，但種種科技併購與國內研發，本質上與生產玩具鞋子的企業並無不同：都是為了出口擴張。中國最大的國家優勢，在於能迅速將技術規模生產，並傾銷全球，進而接管此技術在全球的市占率；至於太陽能發電或電動車電池等技術在中國國內的普及，不過是產能過剩的副作用，並非政策的核心。 綜觀中國漫長的進程中，曾有一段時間其出口所得回流投入房地產等國內資產，但不論經濟如何變化，出口及隨之而來的外匯存底始終不曾消停，即便到了中國內需疲軟的今時今日，出口都仍一路走強。二○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國公布的資料顯示，前十一個月的貿易順差突破一兆美元；代表就算經濟成長明顯趨緩，外匯仍比二○二四年增加至少八個百分點，央行外匯存底高達三兆美元。得利於長期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強勢貨幣實力足以躋身全球最大的資產買家，從土地到高科技新創都是其標的；中國靠著此套路在二○二四年賺進一兆美元，二○二五年有望再創新高。 一些原本只是出口光碟播放機與洗衣機的公司，也因投資讓外匯獲利大幅成長。中國現身國際股市，拉開二十一世紀的序幕，讓這場金錢遊戲徹底改頭換面。中國政府設立的壟斷型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簡稱CICC），也就是「中金公司」，可以從每一宗國營企業的公開募股中抽成，獲利驚人。私募股權基金也紛紛進場，一個新的私人資本階層隨之成形，現任與卸任官員無不為其鞍前馬後。這些企業的數千億美元前仆後繼流往避稅天堂，或是紐約、倫敦、雪梨、多倫多的房市。 外匯盈餘如何催生全球寡頭 川普、普丁、馬斯克、祖克柏等全球寡頭崛起的關鍵，在於出口與投資的外匯盈餘反覆循環，這同時也徹頭徹尾改變了國際體系。促成這股暗流的正是西方的兩大原罪：一來是一九九〇年代的大規模產業外移，西方國家未能攔截並讓企業獲利回流；再者是加密貨幣與各種私人數位支付系統出現後，資金流動的速度前所未有。 眾所周知，中國國內採行「弱勢」貨幣體系，亦即只要在中國境外，人民幣便無法使用或取得，除非能獲得重重繁複的官僚審批，不然難以兌換成其他貨幣。但中國企業的商品出口後會收到美元，這時就須將美元換成人民幣，此過程並未經過貨幣轉換，而是種對應機制：中國央行讓商業銀行買下出口商手中的美元後，可能會拿去購買美國公債；然後央行再印出等值的人民幣，並透過其往來的銀行交到出口商手上。這樣一來，中國央行擁有美國公債，就等於是借錢給美國人民，美國人民須為此支付利息。至於央行印出來並交給商業銀行的人民幣，帳面上看來是央行的負債，但沒人會天真到相信政府會還債。 中國不一定每次都將這筆資金投入美債或他國債券，有時也會轉向海外併購大宗物資、科技公司、農地、礦產，或乾脆對外放款。 為何這些趨勢助長了全球威權主義？這是因為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進而能從經濟體系中攫取巨額財富，這些財富反過來推升更進一步的政治權力集中。當一國領導人掌控龐大的資金流，就必須仰賴他國領導人協助確保這些資金的安全，於是一國的高度政治控制，往往會催生另一國的高度控制。 於是獨裁者們同心協力，促成了這場全球規模的財富私有化。當中最重要的非川普莫屬，他的當選清楚反映出金錢如何催生權力，權力又如何使金錢滾動不息，並將整個政治體系推向獨裁。全球權力精英相互扶持，守護彼此的財富版圖。舉例來說，「幣安」（Binance）加密貨幣交易所似乎讓川普家族海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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