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od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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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1H AGO

    艾晓明专栏 | 线人政治与诗人往事 ——浅析朱红与林昭-黄政冤案

    本文讲述的主要人物是朱红,一位生活在苏州的著名诗人、文史作家。他曾是林昭的诗友,也是黄政的难友。但在林昭和黄政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中,他成为公安人员的协助者;而在“文革”中,他又被打成“林-黄反革命集团”的漏网成员。这三位曾经的朋友,一位倒在枪口下;两位幸存者友谊破裂,终生不再见。 监控思想言论,是极权国家的普遍做法,它所造成的集体性创伤,也是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社会必须处理的问题。在中国,有关“卧底”现象已有一些讨论,随着冯亦代、王镇皋等人物的往事曝光,“卧底”被看作是一个道德污点。 作者不认为朱红是冯亦代那样的高层级“卧底”,但一个基层小右派也能成为“线人”,说明了那个时代思想专制的严密和监控的制度化程度。通过分析诗人的经历、诗作和政治环境变化,文章呈现了恐惧对人心理的威慑,并将这种恐惧下的协从看作政治高压与亲历迫害带来的创伤后遗症……不同于一般曝光卧底者的文章,作者更注重的是:一、线人机制与酿造“反革命”案的关系;二、控制线人的话语策略;三、个人在面对国家暴力时,究竟有无可能,做出良知选择;而道德失守,对于诗人,其代价又是什么。 我写的纪念黄政先生文章和对黄政的访谈录发出之后,一直潜心研究林昭父亲彭国彦生平的友人、独立纪录片导演郑琼转给我朱红先生留言: 1962年林黄在苏组建“青盟”,因我在北京,不知此事。回来后黄告诉了我,我认为不过是两人纸上谈兵,未予重视。到1963年某天,我在上班路上被拘捕,在市局作了交代。市局认为我犯有知情不报、包庇反革命的错误,必须配合市局行动,将功赎罪 。详情见我回忆录卷五。事实与艾的访谈录大体相符。80年代林黄案平反,省作协党组对我做过审查,结论是在当时历史环境下,个人别无选择,故不予处理。但对我来说,必须终身反思。 朱红的留言让我想起章诒和那篇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卧底》,在结尾,章诒和写道: 洪荒之后,冯亦代于匍匐中翻身站起,面对冤魂遍野、落英凋谢,他悚然而惊,开始正视自己以密告为能事的历史,悔疚不已。他无力探究一生,只有公开那段日记。他所说的最后一本书,难道就是这本《悔日录》?他没有勇气直面我,选择公布于社会,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朱红与冯亦代,在身份经历上,还有许多不同。而他在留言中提到的个人回忆录,也没有冯亦代那样公开出版的幸运。但朱先生写下的“终身反思”,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一个动力。因为,有了黄政的讲述,也应该有朱红的讲述,这是作为报道人应有的考虑,更是读者的愿望。 一 朱弘-朱红:五七罹难者、劳教幸存者 朱红,在江苏作家网上,有这样的介绍: 朱红,原名朱弘。1936年生,江苏苏州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人。 曾担任苏州市文联资料室主任、《苏州文艺报》主编、《苏州杂志》执行主编、江苏省作协理事、苏州市作协名誉主席、苏州市诗歌学会会长等职。著有诗集《初夏的凤蝶》《剪影者的世界》,散文集《寻找苏州》,寓言集《装鬼的故事》,文学传记《沈德潜》等。组诗《寻觅》获全国“1979—1981年中青年诗人优秀诗歌奖”,《春天的歌》获首届“雨花文学奖”,报告文学《寒山寺与世界》获1986年“江苏省报告文学奖”,寓言《李逵开锁》被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评为“中国当代寓言名篇”。 由上述简介可见,朱红是苏州一位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和文史作家。但他在林昭-黄政冤案中所起的作用,让他的声名蒙上了阴影。作为林昭的难友,黄政公开表达了对朱红的拒斥。他在接受胡杰采访时说,2000年,许觉民和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回来,苏州的朋友们约定去祭奠林昭。林昭的新专校友、地方志研究者张学群提出,是不是邀请朱红?黄政坚决不同意,他说: 这个人是叛徒,告密者,卑鄙得很。虽然说,现在法律的法庭拿他无可奈何,但是在道德法庭上,这个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到灵岩山林昭的墓上去怀念朋友、同学、战友,生死之交;你怎么叫叛徒?你不玷污她吗! 黄政在他的回忆文章《林昭第二次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中,详细讲述了他被朱红告密的情形。这段痛苦经历,不只使他承受了十五年重刑,更在他内心留下长久的创痕。对外界的戒惕,从他在采访中的插话也能看出来。由于倪竞雄老师的推荐,在2003年和2013年,黄政先后接受过胡杰和我的采访,在交流过程中,他都有同样一句反问:谁知道你们是谁派来的?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去告密?两篇访谈录从未在他生前公开,直到他去世后才发布,目的是纪念他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也为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桩言论案留证。 朱红,与林昭-黄政的言论案难解难分,而他们三人原本是患难之交。 与《卧底》中的冯亦代不一样,冯亦代当年接受上级特殊部门任务时,已是资深的翻译家、出版家;虽然被打成右派,但他很快就被招募为隐蔽战线的“保卫工作者”,得以穿行在上层统战对象之间,与他们保持友好往来,随时向上级汇报知名右派的动向。 而朱红那时还年轻,远不如冯亦代那样有名。而且,在反右之前他已经被逐出故乡苏州。和当年五十五万右派人士的大多数一样,他属于底层社会的平民右派,也是最少社会资源、最容易被拿捏和整肃的右派。 根据林昭传记作者赵锐对朱红的采访,朱红高中毕业时,因为社会关系问题,被剥夺了“留苏预备生”的资格,发配到师专。 1956年从苏北师专毕业后,朱红被分配到淮阴泗阳县,先后在两所中学任教。1957年,二十一岁的朱红在《江淮文学》上发表了《寓言四则》,由于主编戴岳被《光明日报》点名批判,朱红的作品连带列名“毒草”(作品发表时,作者名字误作“朱泓”,在林昭的起诉书里,用的是这个名字),因此被打为右派。在黄政的记忆中,朱红因为“反苏言论”划右,与朱红所述不一致。我想,劳教农场里的右派很多,获罪言论形形色色,黄政有可能记忆不够准确,而朱红自己的陈述是可信的。 1958年5月,朱红受到“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处分。他先被押送到东台弶港农场,在这里认识黄政。也是在这里,他的本名“朱弘”又被一个管教干部改成了“朱红”;此人不认识“弘”字,且还强词夺理道:“你们这些人只专不红,应该又红又专!”。 1959年3月至1961年1月,黄政和朱红都被发配到滨海的潮河农场。在这里,他和黄政结为挚友,共同经历了大饥荒中最惨痛的岁月: 我与黄政同在三大队二中队,黄政任一个组的组长,我任中队统计。1960 年是饥饿最严重的一年,农场差不多天天死人,最多的一天能饿死十几个!我们当时是睡在一个大坑上,每人只有 45 公分宽的铺位。经常一觉醒来发现旁边的人不动了,再一拉,原来是死了!我们当时还嘀咕:是不是上面有计划地要把“右派”饿死啊?话传出去,农场领导居然没有上纲上线,反而专门跑来跟我们解释,说是国家遇到了“自然灾害”,“苏修”又逼债,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可谓是九死一生。 朱红在劳教农场所看到的这些惨状,是居于京城的冯亦代根本不了解的。作为党所托付的隐蔽战线保卫战士,冯亦代在社会主义学院、民盟、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以及保卫部门的直接领导之间游走,他可能想都想不到这些饿死人的悲剧。就此而言,朱红的思想底色和冯亦代不一样。如果说,在《悔余日录》里,作者的政治认同是感恩戴德,甘为马前卒、螺丝钉;那么在朱红的描述里,我看到了对政治的疏离和求生存的挣扎。潮河农场是按劳改农场来管理的,劳教分子和劳改犯,简称“两劳成员”,一律被当作犯罪人员来管理,而劳教也是右派中惩罚最重的处理,朱红所处的社会地位,由此可想而知。 不过,这位因言获罪的文艺青年,置身于那些被侮辱和被践踏的人群,也磨砺了他对现实的观察力。从一位朋友那里,我有幸读到朱红回忆录的部分文稿,他所写到的农场故事,呈现了不少底层小人物的可悲可悯。他们多与反右的宏大叙事无关,却因为各种小是非被重罚;蒙冤者孤苦无告,一再申诉竟成疯子。朱红的笔调有一种契诃夫式的喜感,他用自嘲和反讽的方式,写出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荒谬处境。 我相信,黄政和他的友谊,也基于同样的经历和情感共鸣,如黄政所述:“我们都喜欢看书,很谈得来。他是中学教师,身体较瘦弱,文弱书生模样。我身体较扎实,在劳动中尽量帮助他。我俩成了知心朋友,莫逆之交。” 二 林昭的诗友 1962年1月1日,朱红与黄政一起回到苏州。他们被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朱红本来可以回原单位,但他不愿意再到被划右派的泗阳,决定与黄政等人同行。按当时政策,这叫“自谋出路”。由于脱离了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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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D AGO

    蘇雷卡.戴維斯 | 什麼是怪物?/藉由怪物書寫歷史

    編者按:2026年1月八旗文化推出的新書《製造怪物:創造「非人物種」的全球人類歷史》。這本書的作者是英國作家暨科學、藝術與思想史學者蘇雷卡.戴維斯。戴維斯在《泰晤士文學增刊》、《自然》、《科學》與《Aeon》等刊物撰寫關於生物學、人類學與怪物史的評論。身為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她致力於串聯自古至今有關怪物、科學、技術與社會的跨領域對話,藉由研究「怪物」此一範疇,透過揭露「製造怪物的實踐過程」,反過來揭示人類自身的特質。這本書追溯了製造怪物的悠長動盪歷史,試圖為未來尋找一條更好的道路。她揭示人們如何藉由比較猿與人、殭屍與人,來界定「人」的邊界,並在此過程中發明了種族、性別與國族。 下面是蘇雷卡.戴維斯 為《製造怪物》所寫的自序《| 什麼是怪物?/藉由怪物書寫歷史》。 大概是小時候看了太多遍《星艦奇航記》(Star Trek),我才會從此沉迷於尋找怪物和外星人的蹤影。他們伴我撐過研究所時光,陪我經歷旅途中的各式冒險,像是埋首在梵蒂岡圖書館某個檔案地窖裡;或是一手抓著巨大地圖,另一手提著炙熱的提燈,兩腳踩在梯子上努力保持平衡,身處巴黎某座地下室裡的我,還要同時小心不要燒掉任何東西。當我成為教授,怪物也爬進了我的授課大綱。他們成群盤踞在我的第一本著作,主題則是大航海時代的製圖師如何繪製出那些地圖上怪物般的異族。而你手上現在拿的這本書,則是來自於二○一四年的發想。那時我人正好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參加一場叫做「探索未知前沿論壇」的天體生物學會議,聽著與會學者討論社會該如何面對發現地球以外任何生物的可能性。 那年我還是克魯格研究中心(Kluge Center)研究員,隔著對街的美國國會大廈,每天待在傑佛遜圖書館那棟壯觀的古典裝飾藝術風格建築裡,著手於我的第一本書。那場會議就在我的辦公室樓下舉行,全所研究員包括人類學家到音樂學家,無一不受邀出席。在其中一個場次中,當科學家大肆討論如何控制外星病原體、該怎麼設計武器對抗來襲的外星人,我愈發覺得他們錯失討論某些關鍵議題的良機。於是到了問答時間,我舉手發問:「我們該怎麼幫地球人做好準備,讓大家接受自己不是宇宙中獨一無二的存在?有些人的宗教信仰難以接受地球外的生命,這樣的發現會造成什麼影響?人們會不會恐慌?也許光是宣布發現外星生命,就足以讓社會失去秩序,陷入無政府狀態?甚至當他們來到地球,事情只會更糟。如果我們真的準備要跟外星生物接觸了,是不是首先要先學會彼此共榮共存?」 我拋出問題的過程中,現場有些人點頭稱道。但主持人出聲打斷,他看起來茫然又惱怒。大概是因為我提問裡沒有出現武器或細菌,而他對前述兩者之外的事物都不感興趣。於是,他用紆尊降貴的口氣,說我「問錯了問題」,並指出我的疑問不是這場座談要探討的。就在那個場合裡我恍然大悟,也許,我的提問一語中的。對於人類該如何跟地球上其他生命互動,科學難以提供解答;當人們思索有關宇宙的議題時,科學有其不足。相反地,我發現線索來自於人文傳統的深處,而那其中有著「怪物」的身影。 什麼是怪物? 「這世上沒有怪物,但怪物都不是騙人的。」本書探討的是人如何創造怪物,研究歷史上人類社會如何描述那些所謂不正常、非典型的存在,如何將脫離常軌之外的人歸類成怪物。當我們聽到「怪物」這個字眼,往往會想到一些恐怖的形象,好比吸血鬼、殭屍、科學怪人、反社會人格者,甚至是連環殺人魔。但也有像《芝麻街》布偶這種可愛的怪物,或是半人馬這種兇惡中帶點逗趣的怪物。這些虛實參半的怪物大軍,他們的共通點正是能夠去挑戰何謂正常的身體和行為,甚至翻轉整個概念。怪物的存在,恰恰打破了類別與界線。 怪物從想像中誕生。本書中的「怪物」是一種泛稱,包括世上各種「不正常」、超出一般人的理解、難以放在既有框架當中的人或存在,其意義可能是正面或負面,也可以是中性的。比方說,在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中,人和狼是兩種不同的物種,那麼當我們發現狼人時,就會認為牠是不正常的怪物,因為牠是兩種常規範疇的混合物。這樣的怪物之所以讓人心生恐懼,不只是因為牠的尖牙利爪,也因為牠的現身,代表人跟狼並非全然、絕對且毫無異議的截然不同,這凸顯出我們慣常分類框架的局限,最重要的是,這挑戰了我們對於「人到底是什麼」的看法。 將「怪物」視為某種「概念」,能夠看出很多門道。怪物往往標示著一道分界線,豎立在人類既存各式分類的邊緣,或者說,怪物的存在體現出一旦我們離開多遠,就會被認定成「另一種東西」,就像電燈開關一樣。不過,怪物的存在並不是「啪」地瞬間能切換成開或關,更精確的形容,應該是介於開關兩者間的擺盪,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宛如燈光閃爍顫動,保險絲隨時可能燒斷。因此,我對怪物的定義非常寬鬆:只要被貼上「異常」標籤被排除於正常之外,就會成為怪物,而我將這個貼標籤的過程稱為「造怪」(monster-making)或「怪物化」(monstrification)。每個社會自有一套分類規則,用來理解世界、安排每個人的位置,而怪物化恰恰是這套規則的極限所在。 在生物學中,把「怪物」當作暫時代稱,用這個帶著某種特徵和形態的名詞先占個位子,可以用於下一步探索新方法,填補現有知識的不足。但如今「怪物」一詞已不再為人所用,取而代之的是「未知物種」或「新發現物種」這類詞彙。數理科學領域也有類似用法,過去科學論文和科學家的筆記中一度充斥著「惡魔」,用來標示難以解釋或歸類的現象。針對這個類別的現象,科學家設計出各種實驗,深入探究這些他們暫時無法解釋的觀察。無論用的是怪物還是惡魔,兩者都是簡略速記的做法,用來表示存在於現實中,但觀察者尚未能完全掌握,或是超出既有分類系統的情況。 當我們覺得某個人,或是某件事物很奇怪或不容於常理時,就會開始製造怪物,就算我們說不上來是哪裡奇怪也一樣。這就像是想把萬事萬物跟所有人,全部一個個整齊地歸納、塞進各個小箱子裡。無論箱子是什麼形狀,把一些人硬塞進去就是會尺寸不和、感到不舒服,或是根本進不去。這時,人們下一步有好幾種做法,也許會設計新的箱子,重新安排擺放的順序,或是認為箱子根本過時,就此揚棄;但我們也常把這些麻煩的情況,文風不動打包成箱、直接封上「怪物」的標籤。 「怪物」本身也可以是一種分類用語,使用這種簡稱的態度非常粗魯、輕蔑,擺明就是「我不知道拿牠怎麼辦」的意思。同時,製造怪物也是價值判斷,這是一種影響巨大的辱罵。當社群特別指認出某些個別群體或個體是怪物,就相當於宣判後者踰越正常的界線,不管是身體、信念或者是行為層次,這麼做也替原本抽象的恐懼與想法塑造出實體,同時暗示之後人們會怎麼處理。這些人類習以為常有關規範與怪物的前提,卻是社會如何定義與分類每個人的關鍵。因此,本書也是一本另類人類史。以怪物為鏡,折射出人類對於自然、人群與社會的觀念,映照出那些原本隱匿的想法。 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如果身邊有人難產而死,你可能會怪罪接生婆,指控她是女巫。如果你是一名十七世紀來自歐洲的加勒比海農場主,勞累錢少的收成工作很難找到工人,來的人也總是愛做不做,害你無法維持奢華生活,那你可能會遊說議會制定法律,找到一群新的合法工人,也就是來自非洲的黑人奴工。他們會成為你的財產,必須服從命令。萬一有人想逃跑,還可以依法施以嚴厲懲罰。這些被律法文獻歸類為怪物的人和群體,之所以會被冠上「怪物」之名,根本無關乎他們的真實面貌,而是揭露出命名者與其社會的運作邏輯跟內在投射。 當代有許多迫切的問題需要解決,但無論是人權、勞動、財富、健康、科技還是氣候正義,都擺脫不了前工業時代的影響,那些無所不在的舊有觀念,影響了到底把誰當「人」看、怎樣才算是「自然」。從身體競技到社會治安治理等各個領域,我們對科學、社會和人性的認知,都深受過去製造的怪物影響。如果不回顧漫長且動盪的怪物歷史,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當下,也無法避免在未來重蹈覆轍。本書探討的是在過去四千年間,「製造怪物」如何形塑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書中例子主要是出自古地中海、歐洲與歐洲諸帝國、美洲,以及透過這些曾被西方定義為怪物的存在,揭露西方的另類歷史。怪物就像門扉,讓我們得以穿越時間、空間與各種文化,洞察人類未來的走向。容我在此拗口的解釋:這本書不是一部專門書寫怪物的歷史,而是一部藉由怪物來書寫人類歷史的怪物史。 藉由怪物書寫歷史 本書將討論人類如何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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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D AGO

    顧若鵬(Barak Kushner) | 台灣為什麼會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序《冷戰之海》

    編者按:今天的文章為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顧若鵬(Barak Kushner)為2016年1月八旗文化出版的新書《冷戰之海:美國在東亞水域的歷史、戰略與布局》所寫的推薦。這本書的作者為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的陳冠任(KJ Chen )。陳博士亦曾在劍橋大學與哥本哈根大學教授歷史。《冷戰之海》是陳博士的第一本專書,原書由劍橋大學出版社於2024年出版,目前已獲得日本第四十一屆大平正芳記念賞、北美海洋史學會約翰.萊曼圖書獎(世界海軍史),並入圍美國南方衛理公會大學總統史研究中心2025年最佳圖書。顧若鵬教授說: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於二○二一年封面報導所言,台灣正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陳冠任博士的著作,正清晰地為我們追溯出這些歷史現實的源由。下面請聽全文,文章標題為書評編輯所加。 顧若鵬(Barak Kushner) | 台灣為什麼會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序《冷戰之海:美國在東亞水域的歷史、戰略與布局》 陳冠任博士的第一部專著源自他多年穿梭於各國檔案館中進行的深度研究,成果豐碩,學養扎實,因而獲得多項國際殊榮──日本第四十一屆「大平正芳紀念獎」,以及美國「約翰.萊曼世界海軍史圖書獎」,被視為戰後東亞研究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實至名歸。如今,本書的華文譯本問世,相信將能吸引全球華文學界與廣大讀者的關注。這部著作不僅是學術考究的結晶,更是文學與思想兼具的歷史敘事。 首先,本書以流暢生動的英文撰寫,經過譯者的悉心轉譯,展現出既精確又富感染力的敘事風格,讀者既能獲得知識啟迪,又能感受閱讀之樂。陳博士承襲了西方史學的敘事傳統,以引人入勝的筆法,使歷史不再冷峻扁平,而是充滿了張力與人性光彩。 其次,本書並非單純的軍事戰略研究,而是一部兼具政治、外交與社會脈絡的深度史學之作。作者細緻地描繪出戰後各方人物的行動與心境,呈現出東亞地緣政治在急遽變動中所面臨的矛盾與掙扎,像是戰後初期,美中兩國的政治與軍方領導人,無論是在國內決策圈或國際舞台,往往難以達成共識而不斷進行角力。因此,本書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以宏觀視野探討美國的軍事戰略、海軍政策與外交方針如何在戰後與東亞地區形成緊密的互動關係。 太平洋戰爭結束、美國獲勝之後,世界秩序也隨之重構。為何美國沒有撤離亞洲?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日本,又如何因應全新的地緣政治樣貌?這些探問即是本書的核心。杜魯門政府執政初期便面臨了一個厭戰且要求「讓士兵回家」的社會氛圍,然而嚴峻的戰略考量迫使美國必須重新審視其在亞洲扮演的角色。 陳博士的研究突破了以美國為中心的主流史觀,而以跨國、跨區域的視角,探討「冷戰海域」的形成過程。他生動地描繪出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東亞權力格局的重塑過程,說明當代區域政治緊張的歷史根源。這種分析與比爾.海頓(Bill Hayton)在二○一四年出版的《南海:二十一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的第一步?》(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一書中的宏觀觀察相呼應,但陳博士更進一步深入探究劇變過程中的歷史細節──包括美軍在戰後為何選擇於中國沿海設置海軍基地,以及國民黨戰敗後此一策略的崩潰如何影響後續局勢。 本書亦分析了戰後邊界重繪與權力轉移的內在邏輯──日本帝國的瓦解固然是變局的開端,然而美國作為西太平洋新的主導力量,其介入亦催化了整個東亞區域秩序的重整。而由於美國缺乏治理西太平洋的歷史經驗,其初期的戰略與評估也不得不隨著政治局勢而不斷修正。 此外,陳博士的研究對當代「權力三角」格局的歷史前奏亦提出了深刻洞見,本書有助於我們理解當下諸多探討台灣在美國與東亞戰略中地位的著作之淵源,如艾默特(Bill Emmott)於二○二四年出版的《嚇阻、外交與台灣衝突風險》(Deterrence, Diplomacy and the Risk of Conflict Over Taiwan)等。然而,要真正理解當前的台海危機,必須回望日本帝國崩潰後的最初時刻,觀察美國如何制訂戰略,以應對其所認為的「共產主義滲透」。 隨著中國的崛起與區域風險的增加,當代學界對地緣政治的討論日益熱烈。然而儘管國際關係學者有著豐富的研究成果,但歷史研究則相對滯後,多以單一國家為分析單位,缺乏區域整合的視角。因此,陳博士的這本著作,正好為這樣的學術缺口補上了最重要的一塊拼圖。 在具體層面上,陳博士深入探討了國民黨政權如何在主權問題上做出妥協、容許美國海軍自由進出中國港口以換取安全保障。美軍初至中國時,受到民眾熱烈歡迎,然而隨時間推移,其存在亦引發區域間的矛盾與不安。隨著內戰局勢的惡化,美國逐步放棄懲罰日本的初衷,將艦隊從青島撤出,轉而部署於沖繩。正如陳博士指出,自杜魯門至艾森豪以及其後的歷任美國總統,都持續面臨著「在國家安全、償付能力和軍事力量之間求得平衡」的艱難課題。太平洋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隨時間而愈發重要。韓戰爆發後,美軍在該地區的存在不斷擴張,其基地更成為美國介入東南亞事務的核心樞紐。 陳博士更進一步指出,海洋法與漁業權等議題不僅是國際法規的問題,更是「冷戰競爭的晴雨計」。這項關鍵的觀點大大拓展了我們對戰後國際秩序運作機制的既有理解。 陳冠任博士的這本著作為我們呈現出戰後東亞這段歷史的「上篇」,我們或可期待其續作,如何進一步帶領我們探討中國崛起後這些歷史力量的再現與延伸。畢竟,在陳博士進行研究的時期,中國仍是「沉睡的巨人」;而日本,多半充當美國的附庸與離岸基地角色。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此刻,中國已成為與戰後初期全然不同的政治實體,未來的研究將有助於理解這一歷史脈絡如何形塑今日的國際戰略思維。 耐人尋味的是,雖然本書關注的是戰後初期與冷戰伊始的東亞局勢,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地區迄今仍未脫離「國共內戰」的陰影。台灣與中國之間,無論是海峽或是領空,至今皆仍暗潮洶湧,而美國海軍(尤其是第七艦隊)的存在,也已持續八十年之久。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於二○二一年封面報導所言,台灣正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陳冠任博士的著作,正清晰地為我們追溯出這些歷史現實的源由。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bostonreviewofbooks.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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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D AGO

    訪談 | 丹尼爾·J·弗林:梅耶的保守主義幫助里根總統當選

    二戰後,美國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擴大聯邦政府角色,主流冷戰自由派(如杜魯門、甘迺迪、詹森)福利國家、凱恩斯經濟,而美國保守派視之為集體主義與大政府威脅。不過,此時美國的保守派內部分裂嚴重:傳統主義者(如Russell Kirk)強調道德秩序、宗教、傳統共同體,反對純粹自由放任;自由意志主義者(如Friedrich Hayek)優先個人自由、有限政府、市場經濟,反對任何強制(包括道德強制)。兩派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1955年創刊)等平台激烈爭辯,甚至互相厭惡,這威脅保守運動的團結。正在此时,1962年,學者弗蘭克·梅耶出版《為自由辯護》(In Defense of Freedom),在這本書中,他系統提出「融合主義」:政治上保障個人自由(libertarian),道德上追求傳統美德(traditionalist),視二者互補——自由選擇方能實現真正美德,保存美國建國傳統(有序自由)與抵抗極權。這一理念回應了冷戰反共需求,團結右翼,影響1964年戈德華特競選總統與後續里根時代保守主流。1981年,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保守派政治行動會議(CPAC)的演講中,讚揚了梅耶“從共產主義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然後在寫作中塑造了一種傳統與自由主義思想的嶄新融合體——如今被許多人視為現代保守主義” 。在美國當代保守主義學者丹尼爾·弗林(Daniel J. Flynn)看來,弗蘭克·梅耶 (Frank Meyer)“如果不是唯一的建構者,至少是現代保守運動中的一名建構者”。這便是他2025年8月為梅耶出版的傳記《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的主旨。 弗蘭克·梅耶1909出生於紐約布魯克林一個猶太裔家庭,早年深受馬克思主義吸引,1920年代末在英國牛津大學期間成為熱忱的共產主義者,1930年代積極參與英國與美國共產黨活動,甚至被視為英國共產學生運動的早期領袖之一。二戰期間,他逐漸對斯大林主義產生懷疑,1945年正式脫黨,在閱讀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後,徹底轉向反共與自由主義。1950年代中期,梅耶加入威廉·F·巴克利創辦的《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擔任資深編輯,成為保守派圈內重要人物。他最著名的貢獻是提出「融合主義」(fusionism),影響1964年巴里·戈德華特競選與1980年代羅納德·里根執政。他的思想奠定現代美國保守主義主流框架,至今影響右翼對自由與傳統關係的辯論。 長期以來,梅耶常被視為《國家評論》圈的實踐協調者或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的附屬,而非原創思想家;其早期傳記如2002年《原則和異端》(Principles and Heresies)雖肯定其融合論,但受限於檔案不足,深度有限,難以全面呈現其從共產主義者到保守主義轉變的戲劇性歷程。 2025年丹尼爾·弗林出版的《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透過發掘長期遺失的梅耶檔案(包括15箱倉庫文件與施特勞斯等人的17封通信),超越了以往研究,首次完整重構梅耶生平:從英國共產運動領袖,到徹底離黨、反省極權主義,再到提出「融合主義」並參與組織了保守派機構(如美國保守聯盟、青年美國自由組織)。同时,这本书也將梅耶提升為現代美國保守主義的「建構者」,強調其思想如何在冷戰背景下調和右翼內部衝突、奠定里根式保守主流,並對當代自由-傳統平衡辯論仍有啟發。不少學人與保守派智庫(如獨立研究院Independent Institute、法與自由Law & Liberty、羅素·柯克中心Russell Kirk Center)評價其研究深度與新史料價值,故視之為填補梅耶研究空白的權威之作。 在此之前,《波士頓書評》已獲弗林授權,翻譯刊登他的一篇重要文章《重新發現梅耶和施特勞斯》,此文展示且分析梅耶與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之間十年( 1950s末到 1960s中)的書信往來,揭示了兩位右翼思想家的共同反共信念和對極權主義的深邃思辨。 弗林發掘的這些通信喚醒了沉睡六十年的思想火花,生動反映了冷戰危機下兩位思想家的心路歷程,對於理解美國保守主義起源具有重要意義。为此,书评还特别翻譯刊出了梅耶的著名政論《麥卡錫主義的意義》,該文寫於1957年,表現了梅耶對冷戰時期企圖與共產主義綏靖妥協的美國自由派人士的批判。 丹尼爾·J·弗林(Daniel J. Flynn)是當代美國保守主義學人。他著有七部著作,現任《美國旁觀者》(The American Spectator)資深編輯,並為《國家評論》網絡版(National Review Online)撰寫專欄,曾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訪問研究員。近日,波士頓書評特約記者林遙磬,就他的新書《保守主義的創造者:弗蘭克·梅耶的不凡人生》(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約弗林做了一次訪談,回顧了梅耶對美國戰後保守主義的貢獻及其思想基礎,也對了解今天的美國右翼思想的變化和紛亂不無啟發。 問: 您最初是如何對美國保守主義歷史的研究產生興趣的?又是什麼事情使您關注到弗蘭克·梅耶這一人物? 答:過去我在《知識分子蠢貨》(Intellectual Morons)以及《保守派眼中美國左派的歷史》(A Conservativ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等著作中書寫美國左派時,便注意到一個現象:掌控學術界的進步派學者,往往會在其研究中鉅細靡遺地描述左派陣營中一些相當邊緣、甚至冷僻的人物或事件;與此同時,美國右派中的泰斗,卻往往缺乏傳記及學術關注。我感覺自己或許能填補這個因美國學界意識形態一元化而形成的空缺。至於梅耶本人,我一向喜歡書寫那些重要卻被學界忽略或遺忘的人物或事件。說來有趣,走進書店,你可以找到無數關於希特勒、林肯或凱撒的書籍;我們幾乎已經知道關於這些人物的一切了。然而我寧願書寫那些讀者應該知道、而實際上並不知道的人。梅耶正是這樣一個例子,他曾是英國學生共產主義運動創始人之一、後又協助締造了戰後美國右派。 問: 在您看來,梅耶在戰後美國保守主義的創建與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多重要? 答:梅耶兼任組織者與理論家的角色。就前者而言,他協助創立了多個至今仍然活躍的組織,例如美國保守派聯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與費城學社(Philadelphia Society);就後者而言,他提出的核心思想——「融合主義」(fusionism)——描述且激發了巴里·戈德華特、威廉·F·巴克利以及羅納德·里根等人的政治思想。諷刺的是,梅耶正是在作為共產黨員活躍時磨練了組織才能,並開始構思他的主要觀念。他最廣為人知的身分,則是《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撰稿人,以及《為自由辯護》的作者;在那本書中,有限政府的學說得到詳盡闡述。 問: 梅耶的保守主義思想,與較為知名、且在中文學界已有大量討論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如羅素·柯克 Russell Kirk 與哈耶克 Hayek)相比,有哪些獨特之處? 答:羅素·柯克認為,保守主義本質上是對意識形態的否定,它是一種有機發展的傳統,而非出自某位理論家的想象。他的哲學更像是一種心態,而不是一套政治方案;在某些方面,它也顯得歐陸式,是美國人陌生的。至於哈耶克,眾所周知,他拒絕「保守派」這一標籤,因為相比美國,該詞在歐洲語境中帶有更多國家主義(statist)的意涵;他所提供的則是一種適用於政治與經濟的自由意志主義觀點,但不同於柯克,並不延伸到生活層面。 問:在我看來,梅耶在當代美國的學術界與公共論域中似乎已被遺忘。近幾十年來,美國是否仍有公共人物或政治家引用過梅耶的思想?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有哪些? 答:在里根總統刺殺未遂事件發生前十天,他在「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上發表演說,向協助其當選總統的戰後保守主義運動之思想先驅致敬。在所列人物之中,里根花在梅耶身上的篇幅最長,稱讚他「塑造了一種充滿活力的傳統主義與自由意志主義之新綜合——此綜合,今日許多人已經等同現代保守主義。」這樣的致敬可以說恰如其分。早在1960年,梅耶已對里根的當選做了預言,他對《國家評論》的同事說,他們或許要等到1980年,才能選出一位「自己人」入主白宮。1964年巴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失敗後,梅耶便成為里根早期支持者。他播下了思想種子幫助里根當選,卻未能親眼見到這些種子開花結果。 問: 梅耶在二十世紀三○年代加入了共產黨。是什麼動機或思想因素促使他在那一階段走向共產主義? 答:梅耶的母親篤奉猶太教,而他的父親則全心投入企業經營。梅耶擁抱共產主義,則同時反叛了母親的宗教與父親的資本主義。和許多投身共產主義的年輕人一樣,梅耶成長期間與他試圖改造的社會高度隔絕:他住在高級旅館,就讀私立學校,並依賴父母提供的生活津貼。他對自己聲稱要「拯救」的工人階級,實在一無所知。就讀牛津大學期間,他創立了一個名為「十月俱樂部」(O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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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D AGO

    書評短評 | 愛潑斯坦文件:共和的危機

    2026年2月14日,美國司法部(DOJ)依據《愛潑斯坦文件透明法案Epstein Files Transparency Act》第3條,向國會司法委員會發出一封6頁信函,由司法部長Pam Bondi及副部長Todd Blanche簽署。這封信函對已公開檔案(主要為1月30日近350萬頁)的紅action總結與合規報告。信中強調:紅action僅基於保護受害者隱私、律師-客戶特權、審議過程特權等合法理由,未因政治敏感、聲譽或尷尬而隱藏任何官員或公眾人物。同時附上“politically exposed persons”及政府官員名單,列出300多名在檔案中被提及者,強調出現不代表罪行,僅為各種脈絡(如新聞、郵件、社交)。在網絡上,有關愛潑斯坦文件的質疑、陰謀、攻訐幾乎鋪天蓋地,整個事件繼續政治化。然而,在這背後,更像是美國政治制度的危機,以及對250年美國共和傳統的最深刻的背離。 作為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粉絲,美國憲法之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相信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時,必须把每一个人都假设为无赖,為此,在1787年6月18日美國製憲會議上,他發表了長達六小時的演講,既然人的本性不可改變,就必須通过制度让人们的“私利”服务于“公义”。這不僅是《聯邦黨人文集》的基本邏輯,更是《美國憲法》核心理念: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來防止暴政,同時實現主權在民。也正是在這個理念上,美國之父們設計出三權分立與制衡、代議製民主、聯邦製、憲政與個人權利等一套政治體系,以保證每一個公民的民主自由。這套民主共和制度,雖並不完美,但因其誠實地承認了人性的自私,並用一套複雜的齒輪(法律和制衡)將這種自私轉化為公共利益,而被世人称赞为人类政治智慧的杰作。然而,在愛潑斯坦案和文件中,似乎這一套齒輪停止了運轉,美國國父們精心設計的民主共和制度不僅沒有抵擋住“人性之惡”,而且還不知何時已經悄然改變,不禁讓人追問:美國的民主共和還在嗎? 法治原則 vs 精英豁免 美國憲法最根本的原則是法治(rule of law),而非人治。制憲者們希望透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設計,防止任何個人、家族或階層凌駕於法律之上。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确保了言论、集会、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正当法律程序等基本人权。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審查權更是確保所有法律與行為符合憲法;彈劾機制、任期限制與權利法案等,都旨在限制權力濫用,讓權貴無法逃脫法律約束。 然而,愛潑斯坦案卻嚴重挑戰了這一原則。2008年佛羅里達州對愛潑斯坦的「甜心協議」不僅豁免了愛潑斯坦,更是給了愛潑斯坦後面的精英們一份豁免。此後,隨著愛潑斯坦文件的逐步曝光,歐洲捲入名單的一些政要和權貴遭到問責,反而在美國,雖然文件提及多名高層人物——包括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現任唐納德·特朗普、比爾·蓋茨、萊斯利·韋克斯納、前參議員喬治·米切爾、前新墨西哥州長比爾·理查森、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著名律師艾倫·德肖維茨等,他們的姓名、飛行紀錄、通訊往來與島嶼訪客記錄多次出現,卻幾乎沒有一位因此面臨調查、起訴或公開問責。 這種事實上的「精英豁免」,往往透過程序拖延、選擇性執法、證據處理、政治考量等多重方式實現。當法治原則在實踐中變成「對普通人嚴格適用,對精英高度寬容」時,憲政共和的基礎就遭到侵蝕。愛潑斯坦案件從一樁刑事犯罪,演變成需要總統親自簽署法案才能強制公開的國家級事件,這本身就顯示:常規司法程序已無法有效處理涉及最高層權貴的案件,美國的法治原則在精英階層面前已經呈現出雙重標準。 三權分立 vs 司法癱瘓 「精英豁免」其實也意味著司法的獨立性遭到了嚴重侵蝕。 美國建國之父們在設計三權分立時,將司法部門視為最需要嚴格保護的環節。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8篇中明確指出,司法是「最不危險的部門」,因為它既無財權也無軍權,只有「判斷權」。為了確保司法能夠真正制衡立法與行政,他們設計了兩項關鍵機制:一是聯邦法官「在行為良好期間」終身任職(good behavior),不得被任意撤換;二是法官薪資在任期內不得減少,以排除經濟壓力。這兩項設計的目的是讓法官只忠於憲法,而非忠於任何政黨、總統或多數民意。1803年馬伯里訴麥迪遜案更確立了司法審查權,使最高法院成為憲法的最終守護者。制憲者相信,只有獨立的司法,才能防止多數暴政與權力濫用,守住共和制度的底線。 然而,縱觀從愛潑斯坦案,從2008年到2026年的整個過程,讓人震驚地看到美國司法獨立性已嚴重受損。2008年,佛羅里達州聯邦檢察官亞歷克斯·阿科斯塔(後來成為特朗普政府勞工部長)主導了著名的「甜心交易」。這份協議甚至未經受害者同意,事後被聯邦法官判定違憲,但當時的司法部卻選擇接受,這直接終止了當時FBI的調查,不僅豁免了愛潑斯坦,更是給了愛潑斯坦背後的精英們一張豁免金牌。自此,愛潑斯坦犯罪網絡繼續作惡十年。2019年,愛潑斯坦在聯邦監獄「自殺」後,司法部對監獄管理失職的調查同樣草草收場,關鍵錄像消失、守衛失職卻未受嚴懲。所有文件被封存。 在經過幾年的政治鬥爭,而不是法律,愛潑斯坦文件才逐步公佈,這過程更是顯示出司法部的深度政治化。雖然國會以427比1通過《愛潑斯坦文件透明法案》,司法部在執行中依然多次拖延,公佈的文件大量關鍵內容被選擇性遮蔽、一些姓名與證詞仍未完全公開。整個過程顯示:當案件涉及最高層政治、經濟和社會精英時,司法部已不再是獨立於行政與黨派之外的「憲法守護者」,而是受政治考量、利益集團壓力與官僚慣性深度影響的機構。三權分立設計中最被寄予厚望的司法部門,已經難以獨立行使其制衡職能。這恐怕是對美國最危險的衝擊,其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可能就是起初美國民主共和制度設計者們所極力避免的暴政或是寡頭制的出現。 民主共和 vs 寡頭政治 美國建國之父們在1787年制憲時,刻意選擇了「代議制共和」(representative republic),而非古希臘式的直接民主。他們最擔心的是「多數暴政」與派系(faction)失控,因此設計了一套精心平衡的代議民主制度。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明確主張:透過廣大國土與眾多人口,稀釋派系影響;公民不直接參與立法,而是選出「經過過濾」的代表來審慎決策。參議員任期六年、眾議員兩年,目的就是讓代表比普通民眾更有遠見、更能抵禦民粹衝動。這套設計被視為當時最先進的共和實驗,旨在實現「民治」的同時避免暴民政治。然而,代議制民主不是自動保險,而是一套脆弱的平衡機制,一旦條件崩壞,就可能退化成寡頭統治或暴政的工具。而這兩種跡象似乎在美國都隱隱出現。 愛潑斯坦文件最刺眼之處在於:一個已被定罪的性犯罪者與人口販運者,竟然能在美國最高層權力圈中遊走二十餘年而未受實質阻礙,那些代議民主的「代表」代表的不是選民,而是這個隱形寡頭網絡中的權貴。愛潑斯坦文件中的名單,更是給人一種「深層政府(deeper state)」的感覺。 文件顯示,愛潑斯坦長期維持一個跨黨派、跨領域的權貴網絡。名單中出現頻率高的有前總統比爾·克林頓、現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比爾·蓋茨、萊斯利·韋克斯納、艾倫·德肖維茨、前參議員喬治·米切爾、前新墨西哥州長比爾·理查森、哈佛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等,幾乎涵蓋了美國政治、商業、學術與媒體的頂層精英。這些人分屬不同黨派、不同利益集團,卻能長期在同一私人島嶼、同一架飛機上往來,形成一個超越黨派界限的封閉圈子,有著超級的權力,且不承擔任何責任。在文件公開後,不僅無一人受到相應的懲處,反而展現出高度一致的集體防衛機制:幾乎所有人均採取「不記得」「從未參與」「僅有業務往來」的標準說法。這種跨黨派的集體精英的墮落,似乎更能說明問題:一個由億萬富豪、職業政客、頂級律師與學術明星共同構成的寡頭網絡,具有超出民主共和制度之外的權力。普通公民被徹底排除在外,既無法進入這個圈子,也無法透過代議機制有效監督它。美國,似乎漸漸从「多元制衡」共和转向「权力集中」寡头/金钱統治,而愛潑斯坦文件名單似乎成為一種暗示。 這會是美國的未來嗎? 公民參與 vs 黨派機器 美國建國之父們在設計共和制度時,將公民參與視為共和精神的基石。托馬斯·傑斐遜更直言:「公民的參與是自由的靈魂。」他們設計的制度,如地方議會、公民集會、陪審團制度、選舉代表等,都旨在讓普通公民擁有實際影響力,避免權力集中於少數精英。聯邦制與權利法案進一步保障基層參與,讓公民在州與地方層面直接行使權利,防止中央官僚化。 然而,兩百多年後,美國兩大黨(民主黨與共和黨)已變成自我封閉的官僚機構,只代表黨內專業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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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EB 12

    馬嘉嘉 | 合理与不安:对Takaichi Fever的观察

    编者按:昨天波士顿书评刊发日本自由撰稿人孔德湧的文章《从 “多党化”到“一强多弱”,2026日本政治“高市人气”如何形成的》,从日本政治基本框架和制度分析了此次日本大选中高市自民党历史性胜利和在野党阵营灾难性挫败的背后原因,以及日本今後的政治走向。今天,书评推出长居日本的政治学博士馬嘉嘉的观察,有合理性,更有不安与风险。文章首发其X账号@Forefront Society,书评获权转发,让读者有一个更完整的视角看日本大选。 自民党在众议院碾压式胜利,简中舆论圈出现了意料之中的割裂局面。有人捶胸顿足,声称要打包离开日本。有人喜形于色说这是日本民主的胜利,是大和魂的觉醒(这部分人基本都居住在日本之外)。但这并不是一件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事情。 高市政权的部分政策,本身也有合理性。比如,面对东亚严峻的地缘政治风险,日本加强军备,在地区发出清晰信号,这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作为开放社会(Open Society)的一员,面对来着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的系统性利用,持续增强防止渗透和认知作战的能力,也是迫在眉睫的议题。对于在日华人关心的“外国人政策”,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桥本直子老师,在选举前总结了各个党派在这方面的施策,其实自民党只能说是处在中间,它仍然强调“共生”,然后新推出了劳动育成措施,这些基础劳动力的在接下来5年的上限被设定为123万人,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在这个议题上自民党比参政党更加现实。 桥本直子老师对各党“外国人政策”的分类 让人不安的到底是什么? 但是从去年的7月参议院选举,到今年2月的众议院选举,相信很多在日华人都感受了不安。这次从解散到投票极为短促的几乎没有任何“议题”(Issue)熟议的情况下,自民党斩获史无前例的胜利。出现这样的结果,让笔者想明白了那份惴惴不安到底是什么。 那就是:民众显著的非理性政治参与。 去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中,只占日本人口3%的外国人,突然成为舆论(特别是线上舆论)中的最热门议题。笔者还专门做过一期YouTube节目,逐一澄清那些谣言和假新闻的错漏之处。这些谣言包括担不限于:外国人涌入导致日本人的工资涨不起来、外国人增加带来治安恶化、外国人在东京创业可以拿到1500万低息贷款、非法滞留的外国人在增多、外国人占国民保险的便宜、领低保的三分之一都是外国人、新冠疫情是跨国企业引发的、外国人犯罪多数不会被起诉等等。参政党在这些话题的加持下,在“日本人优先”(Japanese First)的竞选口号的宣扬中,迅速集聚人气,等到传统媒体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是投票日的前一周。《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才陆续推出fact-check的专题来驳斥,厚生劳动省和官房长官不得不举行记者会来澄清谣言。但是已经为时已晚,参政党实现史无前例的大跃进,斩获14个议席。而这之前它在参议院只有1个席位。 厚生劳动省召开记者会澄清谣言 当时媒体的采访里有一个印象,在参政党的支持人群里,全职主妇或者打短工的主妇为数不少。他们很多当然是经济上不宽裕,同时还有一个主流媒体忽略的细节:这些主妇往往一开始不关心政治,但是在智能手机和SNS、短视频APP普及后,刷手机消磨时间中,有意无意地接触了大量充斥着阴谋论和杜撰内容的信息,然后开始变得不安,为自己也为孩子,于是这才关注起政治来。而在所有的政党里面,只有参政党会谈论这些内容:疫苗阴谋、新自由主义阴谋、全球化阴谋、外国人侵蚀占领日本阴谋等等。 去年去过平野雨龙和东京都反对外国人政策的集会,一个明显的感受是,年轻人并不多,三十代到五十代的人,是来参加集会的主要人群。而这个年龄带,和就业冰河期时代,几乎完全重合。事实上去年的很多采访和调查,也印证了类似的观察。这部分人,同样是在高市早苗当选首相后,大力支持高市内阁的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的90年代初中期到2000年代初中期,被称为就业冰河期。这个期间的日本失业率陡升,首次进入就业市场的“新卒”中,非正规(非正社员,包括派遣、短工等)就职比例迅速增加。就职冰河期世代的正规就职率要比其他世代平均少10%-20%。如果一个是出生在80年代中期,正好在就职冰河期进入劳动市场,然后没能拥有固定工作,那么在他现在进入40代的时候,他的年收可能只有200万日元,而拥有固定职位的40代人的年收可达550万。这种差异是惊人的。之前看到过一篇对参政党支持者的采访,对方坦诚自己有发泄不满情绪的成分,记者诘问这样是不是对外国人不公平时,采访对象陷入了沉默不语。 之所以要提去年的参议院选举,因为它是民意变化的一次预演。参政党旋风后,自民党总裁选,高市早苗在竞选演讲中大谈“奈良踢鹿”,已经暗示她的方针是“打不过就加入”。 回到此次众议院选举。本次选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年轻人对高市早苗爆发出了强烈的支持与喜爱。20代比30代更喜欢高市,10代比20代的喜欢还要更胜一筹。为什么呢?独立媒体ABEMA在自己的节目里采访了很多年轻人,追寻高市早苗受欢迎理由。年轻人给出的理由是:(1)“她好像可以为我们做点什么”(やってくれそう)。这是年轻人的普遍观感。“投给在野党,也感觉他们改变不了什么,还是投给高市早苗的自民党吧。”(2)“高市在大学生中间很受欢迎,因为以前首相都是念官僚递过来的准备好的稿子,但是高市不同,她可以斩钉截铁地用自己的语言阐释政策,并且施行。”(吊诡的是,高市早苗去年在国会质询答辩时言及“台湾有事”,就是没有理会官僚在答辩稿上写的“不要提台湾”的提醒,而擅自发挥的结果。现在却意外成就了其强硬的日本撒切尔夫人形象)。 还有年轻人说自己平时常看YouTube,经常会刷到高市早苗的竞选广告,她的强硬形象和口号(“让日本富强”)带来了好感。主持人追问:“这些可都是宣传呀?!”,这位年轻人讪笑着好像还不太明白“宣传(Propaganda)”意味着什么。高市早苗为自民党拍摄的众议院选举视频,在不到10天内浏览量就破亿,成为了“民意支持高市”的佐证,被广为传播。事实上花钱投流在其中功不可没。高市在2月8日投票的前一天,录了最后一支影片,上传YouTube后,有网友发现浏览只有五千多的情况下,点赞居然超过了一万。这都说明了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的钞能力。 再就是年轻人把支持政治人物,看成是类似饭圈文化中的应援打Call(推し活)一样。特别是二十代三十代的人,作为互联网、SNS原住民,对待公共事务,比如选举的态度与做法,是他们在SNS世界里做法的扩展与延伸。自我的、私人的、虚拟的世界是主体世界,偶尔将眼光瞥向现实世界时,高市早苗通过TikTok、YouTube、Instagram、X、Line等成为了他们的应援对象。而这种情绪可以形成潮流,并且相互传染,“你也支持高市?我也是!”,在这样的节日氛围(お祭り)中,人们希望把自己的应援对象送上聚光灯的最中心、金字塔的最顶端!而在这种应援打Call的氛围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对于高市早苗个人和高市内阁有着特别的,来自性别上的支持。《朝日新闻》在选后对广岛市的自民党支持者200人进行了采访,其中30位女性在面对记者的镜头时,最先阐述的支持理由是:“同为女性我要应援她”“首位女性首相希望她加油”“意识到了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所以支持她”等等。 与饭圈文化中的应援打Call(推し活)相得益彰的,是现代SNS世界中的浏览量创富逻辑。大量的图文内容、视频内容被生产出来,浏览量越多收益越大,而只要有一台智能手机,打开手机摄像头就可以零成本生产情绪化的内容,点击发布按钮就可以零成本地传播勾人心弦的影像,传统媒体的内容进入到这样的内容池里,就像不会跳舞的中学生误入大学生舞会一样被挤来挤去,不被待见。2011年的时候,日本智能终端用户只有955万,日本推特(X)的月活人数只有670万。而到了2024年,日本的智能终端数已经突破2亿2千万,推特(X)的月活人数整整增长了10倍,达到6700万。同一时期YouTube的月活也超过7000万,而2024年日本的总人口只有1亿2400万,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与接受方式早已天翻地覆,这种革命式的变化带来的效应,也终于反映到政治选举中。 在推特(X)上谈论外国人不遵守日本法律或者习俗、外国人交通肇事,或者抨击留学生挤占日本财政,这样的帖子可以轻松带来超过百万的浏览量,而认真讨论更重要社会议题(经济、财政、税收、利率等)的内容确法乏人问津。生产与传播耸人听闻的内容几乎没有成本,然后它带来的流量可以为始作俑者带来丰厚收益的时候,可以想象舆论场、以及人们的认知会被歪曲带偏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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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EB 11

    孔德湧 | 从 “多党化”到“一强多弱”,2026日本政治“高市人气”如何形成的

    编者按:2026年2月8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下议院)选举,高市早苗首相领导的自民党(LDP)取得历史性压倒性胜利,单独赢得316席(定数465席中的三分之二超多数),创下战后单党最多纪录;加上新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36席),执政联盟总计352席,确保议会主导权,党内“一强”格局确立。中文媒体,尤其台湾媒体多从中国威胁视角看待高市早苗的自民党压倒性大胜,认为北京的“战狼外交”、经济胁迫、军事威慑与认知战等强硬施压,反而成为高市的“超级助选员”,激发日本民众觉醒“中国威胁”的现实感,造就此次“高市旋风”和”政治豪赌“的成功。 与从中国威胁、外部关系分析角度不同的是,日本自由撰稿人孔德湧,则从此次日本大选政党结构和近年来的日本政党变化历史出发,分析了此次大选结果背后选举制度和在野党的原因,并纠正了一些对日本政治的误解,比如“中道改革联合”误读。 本文英文版What Happened in Japan’s 2026 General Election发在作者个人substack。中文版略有不同。作者授权并翻译。 2月8日,日本举行了大选(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在许多方面都显得不同寻常。首先,上一次在1月或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还要追溯到36年前。这个时期的选举意味着在豪雪地区,开展选举活动将面临极大困难。此外,距离上一届众议院选举仅过去了1年3个月。正式竞选期也只有16天,是战后日本短竞选期。 选举结果同样史无前例。由高市早苗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在465个众议院席位中赢得了316席,创下了该党历史上最大的胜选纪录。加上执政联盟伙伴日本维新会,执政阵营目前共掌控352个席位,约占众议院总席位的75%。 那么,日本2026年众议院选举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异常结果背后有着怎样的原因?它又向我们揭示了日本政治前景的哪些走向? 2026年日本大选的基本结构 首先,要对2026年日本大选的整体格局进行梳理。日本的“大选”本质上是指在两院制国会中,拥有法案与预算表决权和首相指名权优越地位的众议院选举。本次选举共争夺465个议席。 在此,我将本次参选的主要政党大致划分为七个集团加以介绍: (1)作为执政党阵营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 (2)作为自由派在野党阵营的“中道改革联合”(简称,“中道”)——此党是由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而成的; (3)作为中道右派的新兴政党的国民民主党; (4)作为右翼新兴政党的参政党与日本保守党; (5)作为传统左翼政党的日本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 (6)作为左翼新兴政党的令和新选组; (7)新兴政党中以运用科技推动政治改革为目标的“未来团队”(チームみらい)。 上面所说的,“传统政党”指具备历史积累与组织性支持基础的政党。例如,自民党与日本共产党都属于典型的老牌政党。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虽然成立时间相对较短,但两者的政治渊源均可追溯至民主党,并且同样受到日本最大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简称“联合”)的支持。因此,它们也可被视为具有传统政党特征的政党。基于同样的理由,中道改革联合尽管是最新成立的政党,但由于同时获得“联合”以及日本最大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支持,也被归入传统政党之列。 仅从政党数量,尤其是新兴政党的数量能看出,近年的日本政治带有着“多党化”的趋势。 本次大选的主要看点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a)由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及其联合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能否继续维持政权(为此,两党需要扩大议席,并掌握众议院过半数); (b)为对抗现有执政阵营而成立的中道改革联合,能否扩大其议席; (c)在新兴政党之中,势头正盛的国民民主党(上述第3类)、参政党(包含于第4类)以及未来团队(上述第7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增加议席。 在选举前,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与维新会在众议院的合计议席数为465议席中的232,无法安定地运营国会。在本次未进行改选的参议院中,执政阵营同样处于少数执政状态。决定解散众议院的高市首相明确表示,将以执政党阵营实现过半数为目标,若无法达成,将引咎辞职。但是,她并未明确表达本次大选的核心政策议题(尽管在1月19日宣布解散的记者会上,她表示“希望大胆挑战可能引发国论二分的政策与改革”,但并未具体说明究竟是哪些政策会引发国论对立)。 为了对抗高市领导的自民党与执政伙伴维新会,在极短时间内,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合并而组成“中道改革联合”。其成立之电光火石般的速度,令日本政坛震撼。作为日本最大宗教团体·创价学会支持的政治团体,公明党曾与自民党维持长达26年的联合执政关系,而在2025年高市当选自民党总裁之际宣布退出执政联盟。另一方面,立宪民主党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是最大在野党,是对抗自民党的主要力量。自民党的昔日盟友与其最大政治对手携手合作,其对日本政坛的震撼性不难想象。 与此同时,国民民主党的动向也同样值得关注。国民民主党与立宪民主党同源于昔日的民主党,且同样得到日本最大工会组织日本工会总联合会(简称“联合”)的支持,因此可被视为“兄弟政党”。然而,国民民主党此次并未加入新党,而是在包括中道改革联合推出候选人的选区在内,大量推出自身候选人,采取了与“兄弟政党”正面竞争的独立路线。 近年来,日本国内有关外国人的问题不断被放大讨论,排外主义情绪也有所上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参政党借势迅速扩大了其影响力。 由AI工程师安野贵博创立的未来团队,则被认为有望吸引对传统政治感到厌倦、并期待借助AI等科技手段解决政治诸多问题的年轻选民的支持。 近年日本政治的曲折 高市首相在就任仅约三个月后,便突然决定解散众议院。然而,在此之前,日本政治已经经历了一系列剧烈变化。 在2023—2024年间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使日本国民对自民党的信任大幅下滑。2024年,时任首相岸田文雄放弃寻求连任,石破茂接任首相一职。然而,在随后的大选中,自民党的议席数从258席锐减至191席,即便加上当时的执政联盟伙伴公明党,也未能确保过半数席位。 此后,受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持续加深。2025年参议院选举失利后,石破茂被迫辞职。就在新任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即将出任首相之际,与自民党联合执政长达26年的公明党宣布退出执政联盟。这一事件可谓日本战后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原因在于,在采用单一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的现行选举制度下,自民党长期依赖拥有创价学会的强大组织票的公明党支持,才能维持政权。(参见:Why Did Japan’s Longest-Ruling Coalition End?) 日本自1996年众议院选举起,引入了单一选区制。在该制度下,无论得票率高低,每个选区只能产生一名当选者,因此被普遍认为更容易促成政权更替。自民党自1955年以来几乎长期主导日本政治。因此,形成一个可以对抗自民党的政党,一直是众多政治家与政治改革论者的梦想。自民党一方面通过与公明党的联合执政来稳固政权,另一方面,多个在野党合流,于1999年成立民主党,力图实现政权更替。2009年,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实现了日本首次在“两大政党制”框架下的政权更替。然而,民主党在执政期间的表现不佳。2012年,自民党在安倍晋三的领导下重新执政。被选民失望的民主党此后不断动荡,历经曲折,最终分裂为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与国民民主党同样继承了民主党时期的支持团体“联合”的支持,但两党的战略却大相径庭。立宪民主党,更倾向于“对抗自民党”,在政策上主张安倍政权时期通过的安保法制违反宪法,并提出全面废除核电等左派色彩浓厚的政策。相较之下,国民民主党则提出“对决不如解决”,在某些议题上表现出与自民党合作的姿态,强调强化国防、支持重启核电等更为现实主义的政策。此外,国民民主党的显著特征为,以“增加(民众的)到手收入”(手取りを増やす)为口号,主张减税与积极财政政策。虽然立宪民主党一直保持在野第一党的地位,但在2024年大选中,国民民主党将议席数从7席扩大至28席,迅速提升了存在感。 另一方面,自2025年起,外国人问题在日本社会中频频被提及。在这一背景下,以“日本人优先”为口号的参政党迅速崛起。 自民党内高市早苗的登场,可以说反映了选民对经济低迷的焦虑、地缘政治紧张,以及对外国人问题的担忧。无论是在主张积极财政、减税等经济政策,还是在对外国人问题采取强硬态度、推动修宪等方面,高市早苗都可被视为一位鹰派、保守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人物。 尽管高市政权是在长期执政伙伴退出联盟的不安局势下启动的,但自成立以来的三个月内始终维持着较高支持率。除稳固的保守派基本盘外,更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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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FEB 10

    Interview | Daniel J. Flynn: Frank Meyer’s conservatism helped elect President Reagan

    In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the role of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significantly expanded under the impetus of President Franklin D. Roosevelt’s New Deal. Prominent Cold War politicians who are generally classified as “liberal,” such as Truman, Kennedy, and Johnson, championed the welfare state and Keynesian economics. American conservatives, however, felt threatened by what they perceived as the liberals’ collectivism and big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American conservatism saw many internal divisions. Traditionalists, such as Russell Kirk, emphasized moral order, religion, and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opposed unbound laissez-faire individualism. Libertarians, such as Friedrich Hayek, put at the forefront individual liberty, limited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economy, while opposing all forms of coercion—including moral coercion. The two camps debated fiercely in venues such as National Review (founded in 1955), and often openly expressed disdain for each other. The unity of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came to be endangered as a result. At that juncture, in the year of 1962, a scholar called Frank S. Meyer published In Defense of Freedom. In this book he systematically expounded “fusionism,” arguing that tradition and liberty are complementary, insofar as it is possible to safeguard individual liberty in politics, as advocated by libertarianism, while maintaining traditional virtues in morality, as demanded by traditionalism. In sum, according to Meyer, only through free choice can true virtue be realized. Meyer above all sought to preserve the tradition of “ordered libert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founding and to shore up resistance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His doctrine, conceived in response to the Cold War anti-communist agenda, helped to unite the American Right and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Barry Goldwater’s 1964 presidential campaign as well as 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 of the Reagan era. In 1981, Ronald Reagan, speaking at th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 (CPAC), praised Meyer for breaking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communism, and fashioning “a vigorous new synthesis of traditional and libertarian thought—a synthesis that is today recognized by many as modern conservatism.” As a present-day American conservative scholar Daniel J. Flynn puts it, Frank Meyer was “if not the sole architect, then at least an architect of the modern conservative movement.” This is the key thesis of Flynn’s latest biography, published in August 2025, 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 Frank S. Meyer was born in 1909 into a Jewish family in Brooklyn, New York. Deeply attracted to Marxism in his youth, he became an ardent communist while studying at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late 1920s. In the 1930s, he took part in Communist Party’s activities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even became an early leader of the British communist student movement. During World War II, however, he became skeptical of Stalinism and formally quit the party in 1945. And after reading Friedrich Hayek’s The Road to Serfdom, Meyer consummated his turn to anti-communism. In the mid-1950s, Meyer joined National Review, founded by William F. Buckley Jr., as a senior editor and became a key figure in conservative circles. His most famous contribution was the formulation of “Fusionism,” which had a formative influence on Barry Goldwater’s 1964 campaign and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in the 1980s. Meyer’s ide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ainstream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continue to shape debates among conservativ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berty and tradition. For a long time, Meyer was seen merely as a coordinator within the National Review circle or as a subordinate to Buckley, rather than as an original thinker. Early biographies such as Principles and Heresies (2002),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ce of Fusionism, were hampered by insufficient archival materials and did not plumb the depth of Meyer’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from a communist to a conservative. Flynn’s 2025 book, 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 goes far beyond previous scholarship by uncovering long-lost Meyer archives, which include fifteen boxes of warehouse documents and seventeen letters exchanged with Leo Strauss and other notaries. The book is the first total examination of Meyer’s life: from being a leader in the British communist movement, through his complete break with the party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otalitarianism, and finally to his articulation of Fusionism and key role in launching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 and 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 Notably, in the book, the author elevates Meyer to the rank of a founder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 He highlights how Meyer’s ideas resolved the internal conflicts on the right in the Cold War and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Reagan-era conservatism. The book abounds with insights for contemporary debates over balancing liberty and tradition. As many scholars and conservativ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Law & Liberty, and the Russell Kirk Center, praise its depth of research and the newly discovered sources it utilizes, it may properly be considered an authoritative work that fills a major gap in Meyer studies. Earlier, Boston Review of Books obtained Flynn’s authorization to translate and publish one of his important essays, “Rediscovering Meyer and Strauss.” By analyzing a decade(the late 1950s to the mid-1960s)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eyer and Leo Strauss, the article sheds light on their shared anti-communist convictions an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totalitarianism. The letters uncovered by Flynn revive intellectual sparks dormant for six decades and afford insight into the preoccupations of the two thinkers amid Cold War crises, and by extensio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On this note, the review has also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Meyer’s well-known political essay “The Meaning of McCarthyism” (1957), which contains Meyer’s critique of American Cold-War liberals who sought appeasement or compromise with communism. Daniel J. Flynn is an American conservative scholar. He is the author of seven books, a senior editor at The American Spectator, and a columnist for National Review Online. He has also served as a visiting fellow at the Hoover Institution. Recently, Boston Review of Books contributing reporter Yao-ching Lin conducted a special interview with Flynn about his new book, The Man Who Invented Conservatism: The Unlikely Life of Frank S. Meyer, with a view to highlighting Meyer’s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the foundations of his thought. It may be hoped that this interview will help to clarify the changes and perplexities within present-day American conservatism. Q: How did you first become interested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what led you specifically to the figure of Frank Meyer? A: When I wrote about the American left in such books as Intellectual Morons and A Conservativ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it struck me that the progressives who dominate academia exhaustively cover obscure events or figures on the left in their scholarly work. Yet, massive figures on the American right lack biographies or academic interest. I felt that I could fill a void created because of the ideological one-sidedness of American academia. In terms of Meyer specifically, I like to write about important figures or events that scholars neglect or overlook. Strangely, when one goes into a bookstore, one can find all sorts of books on Adolf Hitler or Abraham Lincoln or Julius Caesar. I think we know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these figures. I would rather write about someone readers should know about but do not. Frank Meyer, given his life as a founder of the student Communist movement in Britain and role in the creation of the postwar American right, strikes as just such a person. Q: In your view, how large was the role Frank Meyer played in the founding and development of post-war American conservatism? A: Meyer played a major role as both an organizer and theorist. In terms of the former, he helped found numerous organizations that still thrive, such as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 and Philadelphia Society. In terms of the latter, his big idea—fusionism—both described and animated the thought of such figures as Barry Goldwater, William F. Buckley, and Ronald Reagan. Ironically, Meyer honed his skills as an organizer and began developing his big idea as an active Communist. He found his greatest fame as a writer for National Review magazine and the author of In Defense of Freedom, in which he articulated his philosophy of limited government. Q: What distinguishes Meyer’s conservative ideas from the ideas of more well-known conservative icons such as Russell Kirk or Friedrich Hayek? It is the case that unlike Meyer, the other two have long been known to Chinese-speaking scholars and generated extensive discussions. A: Kirk believed that conservatism was the negation of ideology, a tradition that developed organically rather than emanated from some theorist’s imagination. His philosophy feels more like a mindset than a political program. It also feels in some ways more European than American. Hayek famously rejected the label “conservative” because that word had more statist connotations in Europe than in America. He offered a libertarian outlook that applied to politics and economics but not, unlike Kirk’s outlook, to life. Meyer’s fusionism was very much an American conservatism. He believed that the big, obvious tradition for American conservatives to conserve was the American founding, and that the tradition of the founding meant freedom. Meyer told traditionalists and libertarians that their ideas were in coope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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