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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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言亂語、胡説八道、一派胡言

Aug 4

民族主义这剂药，富人开处方，穷人当饭吃

#民族主义 #共同体 #中华民族 #炎黄子孙 #汉族 #民族 #普通话 #简体字 #教科书 #大屠杀 #战争 #国潮 #算法推送 #极右翼 #批判思维
Jul 29

县城不欢迎你，故乡不需要你

县城不欢迎你，故乡不需要你
Jul 26

土官和流官，县城权力的双轨制

土官和流官，县城权力的双轨制
Jul 25

现实版《狂飙》武汉高启强

《狂飙》里有拆迁戏吗？没有。电视剧拍的是江湖情仇，真正的拆迁现场比江湖残酷得多。 2016年2月5日，腊月二十七，还有两天除夕。天没亮，十几辆挖掘机轰进洪山板桥村。两百多个暴徒，砍刀鱼叉钢管加枪支，见人就打，见车就砸，见房就拆。没公告，没许可证。这些对黄大发来说都是能"搞定"的小问题。挖掘机不管屋里有没有人，直接上。爱乐音乐学校钢琴压废墟底下，三百个孩子没学上。孤儿院夷为平地。私人博物馆洗劫一空。当天6000多平米建筑变废墟，32辆车被砸，保时捷路虎都有。最离谱的死法：一个黑衣暴徒开车冲撞群众，把自己同伙撞飞六七米碾压致死。自己人撞死自己人。还有个老太太吓出脑溢血差点死废墟里。两个老人三个孩子险些被埋。群众打300多次110，100多次市长热线。两个小时后警方赶到现场时，局面已完全失控。吴女士说："他们砸门闯进我家，乱砸家具家电，抢走手机和7000块现金，把我打得瘫倒在地。" 校长张明安去报案，公安局说这是政府拆迁行为，政府说涉及刑事犯罪应找公安。来来回回，受害者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迷宫。最讽刺的：事后因为"工作得力"受表扬，黄大发被称赞"具有劳模精神"。舆论压不住了，抓五个骨干顶雷，判缓刑，完事。高启强干过这种事吗？没有。编剧都不敢写。长按点赞三连，别让这事沉了。马湖新村，400多套联排别墅。住了不到五年，又要拆。拆了盖盖了拆再拆，跟翻烧饼一样。不愿搬？四天清走60%。不走的让你知道钉子硬还是锤子硬。这400多套二次拆迁，保守利润8个亿。南湖村民补偿没到位没按时搬，黄大发的人把他们装进麻袋，像运牲口拉到远处丢掉。等摸回家，房子和一百多亩地已被占。楚灶王酒店拒绝拆迁。一夜之间四五十台渣土车拉来垃圾倒在门口和停车场，酒店变垃圾场。投诉石沉大海。最后经"好心人"调解，低价拆迁。 2014年，黄大发和弟弟黄大财强占农民宅基地，几十户无家可归。强购仁福制药厂，五十多人失业。南湖这一片，没人敢大声提"发哥"。高启强在京海还得维持体面。黄大发在武汉，体面？那是什么东西。麻袋拆迁、渣土车堵门
Jul 24

人均25万，中国消失的钱去了哪里

人均25万，中国消失的钱去了哪里
Jul 24

县城的暗网，权力的明规则与暗逻辑

如果你今天被扔进一个陌生的县城，给你三个月时间，让你画出这个县的利益版图，你从哪里下手？敲领导的门？没用。流水的县令，铁打的坐地户，一个外地来的副处长自己都还没摸清楚水深水浅，他能告诉你什么。找商会秘书长喝酒？人家嘴上说的全是场面话，心里算的是你能不能成为下一个"项目合伙人"。大部分人的做法是抓瞎。但县城不是没有说明书，只是这本说明书没人会递到你手上。县城是什么？是一个人口几万到几十万、真正能串联起各方利益的不过几十家的熟人围城。在这个围城里，门卫比县长知道得多，退休干部比在职干部敢讲真话，一个外号比一份简历包含的信息量大十倍。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2008年做了一个惊人的实验。他跑到中原一个化名"中县"的地方挂职两年，从副乡长做到县长助理，借职务之便搜集了1013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的简历，然后画出了一张令人毛骨悚然的图谱：在这个80万人口的农业县里，竟然盘踞着21个政治"大家族"（每家族5个以上副科级干部）和140个政治"小家族"（每家族2到4个干部）。加起来，161个政治家族，密密麻麻地编织在全县每一个要害部门的岗位任命上。这不是孤例。江西财经大学的欧阳静在另一个中部县做了六年田野调查，她的结论更加露骨：县城治理的真相是官员、商人和混混三者结成了一个外人根本看不见的利益联盟。官员拿项目和审批权，商人出钱出关系，混混负责"摆平"征地拆迁里的钉子户。三方各取所需，把公共资源切成一块一块的，装进自己的口袋。所以问题来了：你一个普通人，凭什么看穿这一切？答案比你想象的简单，也比你以为的残酷。第一件事，搞清楚这个县靠什么活。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命根子产业，而这个产业的类型，几乎决定了本地利益格局的全部底色。打开这个县的政府工作报告，翻到前三页。别在乎那些排比句和百分比，你要找的是三个字的答案：靠什么。如果报告里写"第一产业持续增长""粮食产量再创新高""特色农业蓬勃发展"，那么这个县的底牌是农业。农业县的土地是命脉，争水争地天然催生豪强。在这种地方，宗族势力是你要面对的第一堵墙。一个村里同姓人口占七成以上，村支书从爷爷传到儿子再传到孙子，你一个外乡人想去承包一片地？先问问祠堂里的人同不同意。如果报告里写的是"规上工业增加值""产业链招商""产业集群"，那恭喜你，这个县的利益格局相对温和。原因很冷酷：工业产品要拿到全国市场上竞争，你本地关系再好、人脉再硬，成本一旦被"关系溢价"抬上去，产品就卖不出去。市场是一把比纪委更锋利的刀，它能削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附加成本"。但真正凶险的是第三种：资源型县城。煤矿、砂石、稀土、土方。这些埋在地下的东西有一个共同特征：极容易被地方势力垄断，而且不需要多高的技术门槛。矿产挖出来就是钱，砂石筛一筛就是钱，土方拉走就是钱。山西乡宁县的案例就是一份带血的教科书：三任县委书记连续落马，张效彪、樊洪平、杨安虎，一个接一个，从2006年到2024年，贪腐金额从几千万到上亿，"靠煤吃煤"四个字贯穿了他们的全部政治生涯。张效彪甚至在当县委书记之前就以父亲名义投资煤矿，任职期间将权力变成煤矿审批的提款机。资源型县城的利益复杂程度，和资源的可垄断性成正比。油气资源被两桶油垄断，利益关系反而简单，因为地方势力伸不进手。煤矿没有精炼环节，煤老板直接对接终端市场，利益冲突最剧烈，甚至可以腐蚀整个执法体系。中央纪委2021年专门通报了六起"沙霸""矿霸"背后腐败和"保护伞"的典型案例，其中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一个"矿霸"，真实身份竟然是当地公安局副局长，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一个执法者，成了最大的违法者，这本身就是一句最残酷的判词。第二件事，看谁在县城最赚钱的地方做生意。你不需要认识任何人，你只需要一双眼睛。去县城最好的酒店大堂坐一下午，看谁进进出出。去最大的购物中心看看招商牌子上的公司名字。去建筑工地门口看看围挡上的施工单位。然后回家打开县政协官网，翻到委员名单那一页，对照着看。正常情况下，你会发现重叠率惊人。县城房地产、矿产、市政工程、公用事业这几个领域的头部企业，如果没有一个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在背后站着，根本不可能运转。这不是猜测，这是流程决定的。一个房地产项目从拿地到竣工验收，需要协调镇村、国土、税务、规划、住建、环保、水务、城管、交警、公安等几十个部门。一个科级干部连其中一半部门的负责人都叫不动。只有副处以上的人，才有能力把一个项目从头推到尾。所以结论很直接：在县城做必须跨部门审批的生意，通常只有三五家。这三五家的背后，大概率站着同一批人。政府项目贷款是另一面镜子。程序正义之下的利益再分配，每一个环节都有固定比例的"润滑成本"。央企国企对接、金融机构融资、关键人穿针引线，真正能吃到肉的，从来不是那个项目名义上的中标方，而是那个能协调所有部门、让项目顺利落地的居间人。这个人不一定出现在任何合同上，但每一个拿到合同的人都认识他。冯军旗在论文里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县的干部每到中秋节和春节，"很多重要的领导干部一般都不在中县，他们在路上，在北山市，在省会，在北京，要么'跑部钱进'，要么为仕途而构筑人脉。"送礼、喝酒、打牌，这三件事构成了基层干部关系网的编织工具。酒桌上不认识的相互认识，认识的加深感情，谁和谁有一腿，谁被双规了，谁在北京买了房，都在推杯换盏之间完成了信息交换。第三件事，看懂流官和土官的游戏规则。县城权力金字塔有一条肉眼可见的分界线：副处级。副处以下，大约80%是本地土官。他们互相认识，派系众多，内斗不断，但除非出了杀人放火或者全国舆论关注的大事，否则彼此之间有一套不成文的包庇法则。就像一个村里的狗，关起门来可以咬得你死我活，但外人来敲门的时候，它们会同时转向。副处以上，大约80%是流官。本市非本县调过来的，在本地没有任何根基，来刷三年履历就走。他们的核心动机不是深耕一方的长期利益，而是在任期内的政绩能让自己往上走一步。所以他们不会去触碰土官的既有利益，土官也不会阻碍他们出政绩。一个要的是"稳"，一个要的是"升"，两条轨道并行，互不干扰。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很多县城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稳定"：一把手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县城的利益格局纹丝不动。中县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该县一位主要领导对冯军旗说，很多措施执行不下去，原因就是"地方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反弹"，他感叹"很多时候投鼠忌器，极端的时候自己都可能翻船。" 如果一个一把手强势动了核心利益，那只有一种可能：他背后站着更高层的意志，这个县的利益格局已经被锁定为"待清算"。如果一把手只是平稳过渡，什么都不动，那说明现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固化成了一个无人敢碰的地方文化。头部企业家（身家几亿到几十亿的那些人）能接触到市里甚至省里，享受极优厚的待遇。中等企业主（几千万身家）则与本地土官联系最密切，拥有政协委员、商会副会长等社会身份，但活动范围基本出不了县城。他们和土官之间不是主仆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土官给他们政策信息和保护伞，他们给土官提供经济利益和社会身份背书。第四件事，找对讲故事的人。退休干部、老律师、老教师、门卫、江湖术士。这五类人掌握的隐秘信息，比你在任何政府文件里读到的都多。为什么要找门卫？因为官可以走，门卫很少换。他们知道谁夜里来过谁的办公室，知道谁的车在凌晨一点停在了谁家楼下。一个干了二十年的县委大院门卫，他心里装的是一份活着的县城权力图谱。为什么要找老律师？因为老律师经手过这个县里最离奇的判例。那些判决结果明显反常的案子，背后往往是双方实力的直接比拼。一个本该赢的官司输了，不是证据不够，是对面站的人更硬。老律师会告诉你哪个案子是"上面打过招呼的"，哪个案子是"双方谈好价钱才判的"。为什么要找退休干部？因为他们是县城的故事大成者。在职的时候不能说，退休以后没人管。冯军旗在研究中发现，"很多老干部在和作者访谈时，很坦诚地谈到"子女提拔过程中的运作，他在组织部长的办公室里"曾几次遇到老干部为自己的子女进步说情"。但真正掏心掏肺的话，是在退休以后才敢说的。为什么要找老教师？因为老教师教过的学生，可能是今天坐在关键位置上的实权人物。一个学生在少年时期的底色，老师最清楚。哪个学生从小爱占便宜，哪个学生有底线，哪个学生家里当年发生了什么变故，老教师都能告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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