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节目

RFI -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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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何事何物值得注目与回首？请听《特别节目》。

  1. 12h ago

    白夏：了解文革历史非常重要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法广采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白夏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感谢大家的收听。 法广：白夏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兼巴黎政治学院的名誉研究员，您对中国的历史有资深的研究，属于法国的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非常想请您谈一谈从您个人的角度，为什么喜欢研究与文革相关的中国的历史。 白夏：从我个人来讲，我开始学中文的。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我们在法国当时对社会制度有很多意见的，我们都是想应该搞革命的。 那个时候一听毛主席语录，那就是造反有理。我们都觉得，哎呀，造反有理，就是那个合适我们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了。当然不是很仔细的，因为我刚刚开始学中文的。我这是从中穿过法国的和美国的那些媒体，看一看那个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很快，就是过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好的，都非常支持的。 法广：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您当时正在法国。 白夏：我在法国这样，我在法国的高中，所以我我对这个就比较比较感兴趣了，跟他那个68年以后，我们就开始怀疑，可能有问题的红卫兵的，被镇压的，我们就觉得可能不那么理想。 后来当然我76年就入了中央科学院，所以那个时候我我就是开始做更详细的研究，做一个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旧金山的华侨。但是我还是继续对文革感兴趣了，就是说中国当代政治问题的研究，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就是75年，我得到中国的奖学金，所以我到了那个北京语言学院，后来到辽宁大学，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二十五个，每年有二十五个法国学生到中国，两十五个中国学生到法国，所以当然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关闭的，不能随便跟中国人聊一聊。我们有了这个经验，也做了那个开门班，学了什么，去了农村去了，去了工厂。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都是比较假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跟中国老百姓有什么什么交流，都是通过一些一些官僚的或者是干部有交流，那个时候我就发现，我所以为的那个造反有理的，非常自由的都是不存在，我就发现了社会控制很严密的，这50年代开始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些第一手的经验，我们在房间有，有一个同屋是一个中国人，这是我都不可以去参加，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不可以随便与老百姓交流。 这很难有了解过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在跟深入研究这个时代，当然当时在香港有很多人就是离开了，离开的中国就是偷渡到香港，他们介绍中国政治情况的杂志，我非常仔细的看，有两个很重要的杂志，一个是观察家，一个是争鸣。所以以后我又接着那个文革，为什么要写也要研究，是因为是毛的制度，最纯净的，最极端的，一个现象，所以是非常是他想改造中国的文革是最明显的，相反所以就是利用社会不满而反对他的政治对手。 这个毛是从那个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经过了反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跟反右以后文革也是这样的，就是东院红卫兵打倒的那些所谓的官僚，但是以后又镇压的红卫兵，就是派他们的手下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另外也利用这些红卫兵来反对传统的知识份子。 以后一部份的红卫兵也发现了他这么说，他们都是被毛泽东利用的，发现那些知识分子原来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些恶反革命份子，而是有理想的，想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的一切人。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红卫兵发现了，对毛泽东镇压过的这些人是好人，不是坏人，他们想像的坏人，后来就是这个引起了那个78，79年的，中国的北京的民主墙，那个时候一部分的以前的红卫兵，还有一部分的右派联合起来要求政治体制改革。 那个时候，特别是在那个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引导下，他们就开始进行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运动。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没有改革开放，所以我觉得是必须了解，文化大革命。 法广：研究历史非常重要，问题是中国现在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拜金的社会，只想挣钱，而且在中国长大的一些青年人不了解文革这段历史。您觉得这段历史对当今中国社会或者欧洲社会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白夏：这个我觉得很遗憾的。但是当然现在总有那个既不讲，所以不可以讲这个共产党的错误了，所以很难。看关于那个文革时期的资料，大概是80年代、90年代，还是有很多有关于文革的书也发了很多，当时的这些资料。所以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还可以了解那个文化大革命。 但是现在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你可以想，你可以看，如果去国外你也可以看，但是当然很多年轻人就是第一是不了解这个这这段历史，第二他们的父母和他们的祖父、祖母不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不要限制他们的将来。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因为你如果不知道历史的经验，你就很可能也会反复那些呃，以前的那些错误，所以这个是很麻烦。比方说2012年有一些北大的学生，他们建立了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他们就是就再度文革时期的毛泽东语录，演讲的，所以他们对那个文化大革命，就是像我们66年的好像根本不了解，就是看他们的那些口号都觉得非常好，所以他们觉得现在的地位比文革的时候要差得多。这个当然是，实际上不是这样，但是因为他们都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相，他们都会很容易被受骗，因为他们的不满没有别的语言，没有别的话语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觉得你如果用那个比方说什么西方，西方民主的可能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们就看那个呃，文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怕文革是好，文革的时候人人平等啊，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了解那个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年轻人就可以不反复那些当时的错误了。当然也有一些一些年轻人就是对这些感兴趣的，也想设法来研究。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懂，但是了解党的历史，对现在、对将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写的就是这些，就是讲这个党的历史，讲一个社会的历史。 法广：在现在人工智能这些高科技冲击传统媒体，冲击书的当下。您觉得在中国社会的这些年轻人还会对这么重要的这段历史感兴趣吗？ 白夏：这个很难说。大多数人大概是不感兴趣的，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就是还想了解那个历史。为了了解现在的，因为你看，比方说高科技的监控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个毛泽东建立的这些社会控制的工具，他的那个高科技的不会那么有效的。 所以必须了解历史，来了解现在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有一部分的年轻人也是这么看，当然是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做这方面的研究，如果去采访这些我们这一代的人，他们他们会跟你说很多的。 所以年轻人只应该做的一个有一种研究，但是我相信也会有，哪怕是比较比较困难的，但是一直都会有，没有一个完美的控制制度，这是不存在的，哪怕在最最黑暗的时期也会有希望。 比方说你看我，我75年去中国的时候，根本无法跟中国人联系了，根本无法跟这个有中国朋友，现在就变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会想象中国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有一些，有的时候当然有倒退的，有前进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中国社会已经比以前要成熟多了，所以不可能永远在这个状况之下而，我还是觉得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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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d ago

    郑旭光谈八九六四：“挖掘真历史，才能总结真经验”

    本次“六四”三十七周年特别节目，要专访的是目前居住在美国的郑旭光先生。他在八九民运期间参与发起北航学生自治会，并任“北高联”的常委，曾参与89年5月14号的对话，以及5月18号与李鹏的会面。在六四之后，他也名列当局全国通缉的二十一名学生领袖的名单上，1989年7月遭到逮捕，91年被判刑2年。对郑旭光而言，还原历史真相就是纪念六四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广：今年有哪些特别想跟我们分享的观察点和感想？ 郑旭光：“应该主要还是对八九历史多个侧面的挖掘吧，尤其是中共高层博弈的资料，譬如有《李鹏日记》，有赵紫阳的名为《改革历程》的一个自传，还有其他人对赵紫阳的采访。揭示出来的是，实际上在89年的（民运）过程中，高层决策展现出来非常丰富的一个面相，不像普通人认为的那么营垒分明，当然也有一些不广为人知的一些时间拐点。 比如说4月23日，赵紫阳离开北京去朝鲜。当天晚上，李鹏找到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去找邓小平汇报，因为李鹏当时是接替赵紫阳主持中央工作，赵紫阳去访问朝鲜了，在这个时间点上，他去找杨尚昆，杨尚昆建议他向邓小平汇报，李鹏也请他去，杨尚昆同意了。 根据《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傅高义的记载，他们是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开始介入了对学运的处理。因为第二天4月24号是全北京市的学生罢课，面对这么一个事态，他们三个人等于在赵紫阳访朝期间形成了一个“三人同盟”，形成了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导致了“4.26社论”。“4.26社论”是一个不解之结。因为推翻它就意味着邓小平决策的错误。而中共的十三大一中全会第一个决议——按照赵紫阳和鲍彤的说法——就是赋予了邓小平最终问题的决策权，而且他还可以召开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等于就是在赵紫阳访朝期间，邓小平做出来这样一个决策。赵在回国之后，一直是在做淡化的工作，要淡化这“4.26社论”的定性。李鹏和姚依林反对他否定“4.26社论”的倾向。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是这样记述邓李杨的密会：“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谘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李鹏说，学生已经开始批评邓小平本人，而且还有另一些令人不安的进展：新华门前的扭打，六万名学生仍在罢课的报告，交通受阻，有关试图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幕后黑手”的报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事态之严重。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了应对示威者的决策之中。“ 实际上4.23的邓李杨会面，一个是傅高义在他的记载中，点出这一点。另外一个《邓小平时代》也是经过中共中央的文献部门勘定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现任院长曲青山于《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刊载【《邓小平时代》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一文（曲青山时任党史研究室主任），有关邓小平在89年的活动记述有3项勘误，但是没有提到4.23这一天他们见面这一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应当是存在的！但是在中共的《邓小平年谱》上这一天是没有记载邓小平的活动的。 所以，可以说应该把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中间的这一段记载，作为邓小平研究者傅高义和中共党史勘定过的一个权威论断，去挖掘这一天到底邓小平和李鹏、杨尚昆他们三个人会见细节是什么？这个史学界应该给予挖掘。 这件事情实际上是整个八九民运和八九事件中间中共态度的一个“定海神针”。所谓“定海神针”就是邓小平的判断不容推翻，不容颠覆，可以淡化，可以不提，但是不能触碰，多少人的努力最后都会碰壁。在党心、民心、军心都到了这么一个程度的情况下，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赵紫阳，信誓旦旦地说同学们提的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这是他在89年的5月19号上午到广场上给全市学生说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虚假的陈辞。因为赵紫阳并没有勇气去否决邓小平的决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5月16号，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见面的时候提出来，邓小平在关键时候还要掌舵。这样的话语被严家其就理解为倒邓冲锋号，和包遵信发表了“知识分子宣言”，，直指邓小平为“老迈”“昏庸”“垂帘听政”皇帝，相当于“倒邓宣言”。严家其曾任社科院（俗称“党中央智库”）政治学所所长、曾在鲍彤任主任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工作过的严家其。“邓小平下台”标语也第一次出街。 鲍彤在得知“外面传说的情况”之后，委托邓家熟客致电邓宅，希望“通过邓榕做一做她们家老爷子的工作，向小平把昨天紫阳见戈尔巴乔夫讲话的本意解释一下，以免发生误解”。“电话接通后，邓榕回答说：‘请你转告鲍彤同志，现在已没有必要再谈什么了。’并说，‘我们家老头子已经作好了第四次被打倒的准备。’她说这话时，语气显得十分激动，并放下了电话。”（见吴伟《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台前幕后》） 后来的事实证明，严家其也好，邓家人也好都误解了赵紫阳。赵紫阳并没有决心要把邓小平打倒。在当天晚上，他又设宴宴请戈尔巴乔夫之后，开了政治局常委会，据说赵紫阳情绪很激动，他提出来否定“4.26社论”那个动乱的说法，同意者是胡启立，还有乔石，反对者是姚依林和李鹏，杨尚昆是列席常委会，另外一个列席常委会的万里当时不在场，在出访加拿大。从表决上来讲，杨尚昆是没有表决权的，现场意见是三比二。按照鲍彤的说法，为了谨慎起见，赵紫阳没有诉诸表决。 这件事情我也在万润南生前和他沟通过；他说这事儿还有一个隐情，就是乔石还有一句话，说“是不是问一问小平同志的意见？”。万润南认为他的这个信息是非常确凿的。事实上看起来也仿佛比较合乎逻辑。因为第二天赵紫阳就要求见邓小平，应该是要私下和邓小平沟通，看怎么样能够答应学生否定“4.26社论”这个要求，要和邓小平讲这件事儿。426社论定性失当由常委负责，更主要是由总书记负责。因为总书记也同意了邓小平当时的判断，而邓小平是听取常委会内容后的讲话，邓小平4.25讲话的“过度”应由总书记来负责，这是他的一个私下里跟其他人沟通的一个设想。他想让邓小平出来说一句“看来当时把事情看严重了”。 4.26社论就是说这是“一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动乱“。赵要见邓，邓也同意见他。当赵来到邓家的时候，发现那其它常委已经在坐了，那就意味着邓不愿意私下跟他谈什么。在这个会上就通过了邓小平的一个决定：戒严。关于戒严，赵紫阳的表态是，有决定总比没决定好，但是我执行不了，邓指定由乔石、李鹏和杨尚昆来负责实施戒严。邓小平还说了一句”你还是总书记“。 当晚，政治局继续开会，赵紫阳就提出他执行不了戒严，要辞职。被杨尚昆拦下来了。实际上是在邓家的会议时，赵紫阳是先离场时，其他人还没离开。 在5月18号上午，杨尚昆就在中央军委三座门召开最高级的秘密军事会议，与会者有杨尚昆：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洪学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迟浩田：解放军总参谋长、刘凯：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周衣冰：北京军区司令员、刘振华：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杨尚昆布置北京军区调集5万兵力首先进城。 当天还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上午11时许，李鹏在大会堂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十二名学生，当时我是在场。那么关于这个杨尚昆的秘密军事会议，主要内容实际上是由去年年底的时候出来的徐勤先六个小时的庭审资料披露。徐勤先有刘振华传达的书面记录，另外一个是北京军区的作战部长彭翠峰有一个询问笔录。“ 法广：你们以前看过北京军区的这个询问记录吗？ 郑旭光：“以前我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存在。我不能说别人知不知道，我是不知道的。那么是从徐勤先的这个庭审上看到这么两个材料，互相印证了5月18号上午杨尚昆的讲话。“ 法广：你为参与“六四“坐过牢，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变化，您后悔过吗？ 到了美国之后，现在又在做挖掘六四历史，从中找事实的原貌的事，您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也是您纪念六四的方式？ 郑旭光：“首先，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后悔。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很多外媒的记者到“六四“纪念的时候就会采访问我后不后悔。根本不存在（后不后悔）这个问题。 第二个，我是觉得挖掘真相无比重要！因为现在来讲，过去发生的事情，在那个时间点上，我们都是凭各种记忆来还原它，我们每个人知道的都很少很少，所以都要通过其他人一起来贡献，包括专家来梳理、整理这些所谓的六四真相啊，就需要有一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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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May 21

    电影如何能远离政治？

    2026法国戛纳电影节期间围绕法国富豪文森-博洛雷对文化创作独立性的影响的舆论风波重新将文化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提上舆论前台。电影是否应当远离政治？ 其实，戛纳电影节从来不曾与政治绝缘。而面对波谲云诡的当今世界，2026年版戛纳电影节，政治元素也无所不在，或者通过展映影片，或者通过导演或演员与媒体的互动。 就在美国政府宣布以谋杀美国人罪名，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当日，古巴裔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安迪·加西亚（Andy Garcia）在戛纳电影节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就表示，他每天都梦想着古巴已经摆脱了一切形式的镇压。他表示，没有人希望战争，但古巴人民经历的严酷镇压和他们承受的苦难不是选项。不能接受。现年70岁的安迪·加西亚在孩童时代就离开了古巴。 他认为，古巴90%的居民都会赞成美国或其他国家出手干预，赶走那些统治者。 2007年曾摘走金棕榈奖的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认为，电影就应该引发争论。在他看来，电影正慢慢失去真正表达所思所想的自由。他这次带来的影片《峡湾》讲述的是一个来自罗马尼亚的福音派家庭定居挪威后的遭遇。这个家庭初来乍到时，似乎很容易地融入了当地被认为是主张宽容并尊重少数群体的社会。但是，学校老师由在孩子身上偶然看到的淤青产生的家暴联想，将这个家庭推入了一场噩梦。有关当局开始质疑福音教派的父母对五个孩子严苛的抚养和管教方式，怀疑孩子可能受到虐待，决定以保护为由，将五个孩子托付给社会服务部门，其中包括一名尚在襁褓中的婴儿。克里斯蒂安·蒙久否认他想借这部影片为保守派阵营辩护，也并不在意他的影片是否会引发围绕所谓觉醒主义的争论。他认为，电影就应该敢于冒险。 现年58岁的克里斯蒂安·蒙久在齐奥塞斯库统治罗马尼亚时代长大，对共产政权以解放为名压迫人民的历史太过熟悉。他表示，他是在一个自认比人民自己更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政权下长大。他以为这个时代已经随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而结束，但却发现，即使是在民主社会，即使是有着最美好的愿望，同样的情况仍然会发生。克里斯蒂安·蒙久的发言令人联想到近些年出现的围绕所谓觉醒主义或者政治正确的争议。尽管克里斯蒂安·蒙久并不认为他这次带来戛纳的影片是对当前进步主义思潮的批判，认为它是对当今社会日益极化现象的反思，但他也认为，激发对当今社会何以如此左右尖锐对立的讨论非常重要。他表示，人们有时不在理解，为什么如今我们如此难以接受一个可能彼此价值观不同的社会。 法国著名女演员夏洛特-甘斯布（Charlotter Gainsbourg）主演的影片《玛丽-克莱尔诉案》是对1972年法国一桩围绕堕胎权利的诉讼的回顾。当年，遭遇性强暴怀孕的玛丽-克莱尔被指控非法堕胎。这起诉讼为法国几年后终于在政府推动下，实现堕胎合法化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果说回看来时路方知去何方的话，对法国女性争取堕胎权利努力的回顾与这项权利近年在美国受到的质疑遥相呼应，显示艰难争取来的权利也有可能再度失去。 由此再看围绕所谓电影创作不应当参与政治的观点，这个常被威权体制用来阻止社会以艺术形式表达不同意见的论述，也间或重新出现在民主社会。但何为政治？艺术又为何而生？政治渗透于从个体到社会、到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电影作为一种表达手段，它的创作不应脱离现实生活的话，它又如何能避谈生活中无所不在的政治？更何况威权体制从不避讳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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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ay 19

    戛纳：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声称获得了大量新的支持

    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话音刚落，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迅速壮大。 在戛纳，Canal+电视台总裁针对反博洛雷公开信签署者的言论引发了多位电影从业人员的强烈谴责，他们纷纷谴责Canal+电视台将他们列入“黑名单”。约600名电影从业人员在戛纳电影节开幕前一天，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以亿万富翁文森特·博洛雷为代表的“极右势力对法国电影日益增长的控制”。并指出Canal+集团的主要股东文森特·博洛雷正试图通过收购UGC来巩固其在该领域的影响力。他们写道：“将法国电影交到极右势力手中，我们不仅面临电影同质化的风险，更面临集体想象力被法西斯主义控制的风险。” 之后，法国Canal+电视台董事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Canal+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人士合作。 接下来，反对博洛雷的抗议组织“Zapper Bolloré”声称获得了大量新的支持。 作为对Canal+总裁言论的直接回应， 5月18日星期一晚间，这个组织宣布在短短24小时内新增了651个签名，这样一来，上周发表在《解放报》上的这封公开信目前已获得超过1200名电影界人士的签名。 新签名的人士包括凭借《每分钟120击》荣获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的导演罗宾·坎皮略，以及因这部影片而声名鹊起的演员纳韦尔·佩雷斯·比斯卡亚特。 在周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反博洛雷组织强调，之前他们的声明仅针对“收购UGC”以及文森特·博洛雷的影响力，“并未牵连Canal+团队”。但Canal+董事会主席的言论恰恰“证实”了他们这些天表达的担忧。 Canal+仍然是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每年投资近1.7亿欧元，一些业内人士担心，部分签署反博洛雷公开信的人可能会逐渐被排除在某些项目或融资机会之外。 “黑名单”一词在戛纳电影节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女演员阿黛尔·艾克萨勒霍布洛斯告诉法新社： 你不能仅仅因为表达了集体担忧就害怕丢掉工作。 一些与Canal+关系密切的制片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曾入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影片《加朗斯》（Garance）的制片人阿兰·阿塔尔谴责了Canal+，但同时强调了这家付费电视频道在独立电影和大制作电影融资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导演珍妮·赫里（Jeanne Herry）也认为，Canal+的反应可能会加剧业内现有的焦虑。她解释道： “当你听到‘黑名单’、‘威胁’之类的字眼时，只会加剧这种焦虑”。 不过也有另有种声音和反博洛雷唱反调。 今天的法国回声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 尽管极端分子试图将商业世界政治化并进一步污染商业领域，但法国企业必须避免落入激进观点和公共辩论的陷阱。现在是时候冷静下来，让每个人都各司其职了。 在Canal+不得不再次重新协商其对法国电影的承诺（此次协商的背景是新的媒体播出安排协议，该协议将涵盖美国平台）之际，这场争议可能会为其缩减业务规模提供借口。 当你投资了戛纳电影节所有奖项提名影片的85%，并且计划在2026年前向电影业投资1.6亿欧元——大约是Netflix的三倍——那么，你完全有理由对被业内部分人士当作替罪羊而感到不满。 在戛纳，包括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电影制片人联盟和作家、导演及制片人公民协会在内的多个电影机构指出，Canal+作为法国电影的主要投资方，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没有任何审查制度的迹象，其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也保障了创作自由。没有任何审查制度 ？ 真的吗？ 回声报提到了一个例外，说弗朗索瓦·欧容的电影《蒙神恩典》除外。

    5 min

  5. May 18

    法国电影业最大投资方遭抵制 Canal+在戛纳宣布：约600位明星导演等将被列入合作黑名单

    5月的坎城，阳光明媚，海风和煦。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于上周盛大开幕，目前进程已过半。而在戛纳现场，一场艺术与政治之争再次扰动整个电影界，引发争议。   法国Canal+电视台管理委员会主席马克西姆·萨阿达（Maxime Saada）周日（5月17日）宣布，他不希望电视台继续与签署反对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请愿书的电影业届人士合作。这位名叫博洛雷的亿万富翁是Canal+电视台的主要股东，同时他本人的政治光谱属于极右翼。这件事之所以在戛纳引发争议，也是因为Canal+电视台是法国电影业最大的资金支持者。 为什么电影界人士要纷纷签署请愿书呢？ 这份请愿书于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前夕、上周一发布，由演员朱丽叶·比诺什（Juliette Binoche）和斯万·阿尔洛（Swann Arlaud）等约600人签署。请愿书谴责“极右翼势力通过博洛雷对电影行业日益加深的控制”。此前，博洛雷在出版界已遭到抵制，约200位在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出版作品的作者曾公开反对他，该出版社由他担任股东。 请愿书中写道：“如果让法国电影落入一位极右翼老板手中，我们面临的风险不仅是电影内容趋于单一化，更是集体想象力遭到法西斯式控制。”签署者包括制片人、影院经营者、导演、技术人员和演员等业内人士。根据法新社获得的发言内容，萨阿达认为，这篇公开信实际上是在把Canal+团队称为“隐性法西斯主义者（crypto-fascistes）”。 对此，Canal+主席萨阿达周日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的一场活动上公开回应 ，他说：“我认为这份请愿书对Canal+团队是不公正的。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维护Canal+的独立性，以及创作选择的多样性。因此，我本人不会再与这些签署请愿书的人合作，我也不希望Canal+再与他们合作。” 随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CNC）主席也出面斡旋，周一他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以便重新展开对话，并称萨阿达的发言“不过是一时冲动下、未能妥善控制的反应”。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是因为Canal+是法国电影融资体系的重要支柱。该集团每年向电影制作投入1.7亿欧元，并参与联合制作约一半在影院上映的法国电影。 这场风波很快也波及到了法国政坛，许多政治人士纷纷表态。法国左翼社会党第一书记福尔（Olivier Faure）谴责称：“极右翼从来不喜欢自由、创作和公共服务。欢迎来到一个只有金钱决定思想的世界。”也有人支持萨阿达的立场，例如法国总统阵营“复兴党”议员西尔万·马亚尔（Sylvain Maillard）。他在法国电视二台（France 2）表示：“我从未听说Canal+因联合制作电影缺乏多样性而受到指责。” 他还呼吁公开信的签署者“更专注于他们真正的艺术——电影，而不是从事政治”。 “抵制博洛雷”的团体向法新社回应称，萨阿达发出的“威胁”恰恰证实了他们此前的担忧。该团体表示：“如今，我们还能相信Canal+能够独立于这位极右翼亿万富翁吗？现在似乎已经正式变成了：任何针对他的批评都不被允许。” 作为公开信签署者之一、今年凭借《无名女子》（《L’Inconnue》）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导演阿图尔·哈拉里（Arthur Harari）则否认自己是在批评Canal+团队，但承认自己确实是在表达对“博洛雷集团政治属性”的质疑。 他说：“我认为，重要的是把问题明确说出来，而不是让它停留在一种没人愿意触碰的潜意识状态。”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发表更为“平和”的观点，比如导演皮埃尔·萨尔瓦多里（Pierre Salvadori）上周三（5月13日）在戛纳表示，虽然他理解当前的“担忧氛围”，但Canal+内部仍然存在“独立性的保障机制”。他说：“只要我还没有在这一点上感到被背叛，只要他们仍然尊重这些保障，我就能够安心合作。”他的电影《电子维纳斯》也是本届电影节开幕影片。 事实上，在萨阿达做出强硬回应之前，这封公开信在本周聚集于戛纳的业内人士中其实反响有限。许多人都表示，很难察觉Canal+内部真的出现了意识形态方向的变化，但同时他们也对整个行业资金减少感到担忧，虽然这看上去和意识形态并无直接关系。2025年初，Canal+宣布，将在2027年前向法国电影行业投入最多1.7亿欧元，而此前的投入规模为2.2亿欧元。另外，演员们和电影从业者们签署这份请愿书，也是针对Canal+集团试图全面收购法国UGC影院集团表达担忧。Canal+已于去年9月收购UGC 34%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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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May 16

    纪念文革60周年 重温潘鸣啸撰写《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

    文革开始六十周年纪念之际, 法广专访了著名法国汉学家、法国社会科学院高等学院中国语言与文化学历史学博士潘鸣啸教授。潘鸣啸教授是当代中国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历史研究专家,并用中文和法文出版了其著作《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该书反思知青上山下乡和其影响。 下面请听法广采访潘鸣啸先生，请他谈谈从学者和亲身经历的双重角度，对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反思。 法广 :潘鸣啸先生您好 , 您曾经出版了《失落的一代》，关于中国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您为什么选择研究文革这段中国的历史呢？ 潘鸣啸 : 这本书实际上我是大概2004年出版了法文版，然后2009年、2010年份连续出版了中文版，先是繁体版和简体版。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因为我在法国算是老一辈，我是属于1968年的一代。虽然我们那个时候参加法国学生运动和在中国同时发生的红卫兵运动其实很不一样，但当时法国很多学生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感兴趣。 虽然我不是毛派，因为我一直反对个人崇拜，另外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文革好奇。因此那个时候我开始学习中文，当时在巴黎学习中文难，我决定去香港。 法广 : 在中国发生文革的那段时间，正好也是跟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那个时间大概重叠，您就对中国的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是吗？ 潘鸣啸 : 是啊，我觉得当时全世界的青年都有一点同样的造反情绪，所以我当然对中国特别感兴趣，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左派学生，大部分学生那个时候也是左派。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对苏联失望，觉得中国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好奇。我不是毛派，只是觉得中国的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跟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 法广 : 您从法国这边觉得中国文革跟苏联的革命运动，简单来说有什么不同呢？您当时的亲身感受？ 潘鸣啸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是苏联的那个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官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革命的色彩，而且没有让普通百姓表达意见，社会控制厉害。 其实在中国是另外一种控制，这个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外面看,觉得只是看表面上是红卫兵的,非常自由的,还可以随便参，那个时候在苏联完全普通老百姓没法参与政治。 法广 : 后来您就自费到香港勤工俭学，去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潘鸣啸 :对，当然那个时候我宁愿去北京，可是就是因为文革没有恢复那些文化交流，所以我只能去香港。我去香港学国语，然后我真的是很快就学了这个最基本的中文普通话。 法广 : 已经60年过去了。文革是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从现在看来，中国官方也承认了文革让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停顿，而且当时红卫兵的打砸抢，让文化、宗教等都受到了摧残。那么从现在来看，中国社会方面受到文革的影响是否恢复了呢？您自己的个人观察是什么？ 潘鸣啸 :如果说恢复，那当然比起文革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恢复了，至少在经济方面。 其实那个时候毛泽东自己，在最后几年，他知道他没有成功，他也知道经济不好，所以他请了邓小平在1975年回来，委托他解决经济问题。可是邓小平因为解决问题，需要改变一些毛式的政策，所以毛主席终于还是打倒了他，要等到毛去世以后，而且最忠于他的领导人——也就是四人帮——被抓，才可以开始解决问题。 就是因为文革比较极端，所以你要解决问题，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比较彻底的。在当时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没有这么彻底的改革。 所谓‘彻底’，只是在经济手段方面开始有一些变化，可是在思想方面，邓小平怕这些变化影响党的合法性，所以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党的专政。 在文革动乱以后，本来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反思，需要医疗各种创伤。但是邓小平知道这个道理，可是他怕动摇这个政治制度，所以1981年6月，他让党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里面就是完全不触及在政治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一种很混乱的状态。 一方面，在经济手段方面越来越开放，开放到实际上用了不少资本主义的那些手段；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要保护毛的形象和党的绝对权力。 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没有彻底解决那些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大陆来到香港，我在香港的时候，认识了一批偷渡出来的知识青年。当时有很多知识青年受不了上山下乡这样的运动，他们觉得没有前途。因为他们离香港不太远，所以敢游泳偷渡，不少人偷渡到香港。 这些人我后来碰到了。通过朋友，我认识了一批这样的知青。他们跟我谈了很多，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因为他们也知道我们1968年的学生运动。 当时你知道，我们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关于真正中国社会的状况。 到了1974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当然都是安排好的，像《大公报》的一些机构，还有一些俱乐部之类，就是给外国人做统战、思想统战，我就去了广州，也去了桂林。 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在里面是很不自由的，一直有人监督我们。 可是后来我回到法国，就决定写一个关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博士论文。 后来改革开放了，那个时候我就拼命到全中国跑，采访了很多人，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所以我现在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在我那个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 法广 : 您怎么看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您自己的分析和观察是什么？请您谈一下。 潘鸣啸 :好，这一点我特别清楚，因为从2015年开始，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文革历史。这几年我对这些情况已经比较熟悉了。 因为在香港中文大学，绝大部分跟我的学生都是大陆来的。所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他们又非常好奇。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安慰。 我在中国出书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知青的孩子来买这本书，因为他们想了解父母的情况。 现在我的学生，已经是知青那一代人的孙子孙女了，所以我很高兴，因为我看到这一代人，对他们自己的历史也很好奇。 一方面，我觉得很遗憾，因为中国比较少人知道，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那段历史。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革这一代人，现在像我这样的都老了，他们慢慢都会不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只要年轻人有机会，他们还是会发生一些变化，他们对于真实历史的好奇，是不会消灭的。 法广 : 六十年前开始的文革，在五十年前结束了 ，文革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影响，请您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 ? 潘鸣啸 :毛泽东有一个特点，是跟斯大林不一样的，他控制社会，是用所谓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用一个阶层去打击另一个阶层。所以在文革以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互相仇恨的感觉。这个社会缺少同情，本来应该有共同的反思。 可是邓小平那个时候害怕这一点，他怕影响中共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社会没有经过一个比较正常的、恢复互相信任的过程。 那个社会好像变得很冷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是毛泽东留下的问题，比方说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以后不允许终身当领导等等。 可是中国并没有彻底想清楚政权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所以到现在也很容易往后退。 而且我觉得习近平有这种倾向，我不是说习近平回到了文革，完全不是，因为他不要乱，这是肯定的。 可是他可能会回到原来那种领导终身制，因为制度没有彻底变化，所以很容易回到以前的制度。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我跟很多学生谈过，有一些人说，中国会不会重新回到文革。我说，不可能完全一样。 因为文革时期，毛泽东有那么大的自信，他敢让整个社会乱起来，而且他知道自己还能控制局面。 可是我觉得，在毛泽东之后，没有一个中国领导人有这样的自信。 所以他们还是会更谨慎一些，会用各种各样的机构去控制社会，而不会允许年轻人再随便去造反。 这一点我觉得是肯定的，文革那种形式不会再来了。 非常感谢您潘鸣啸先生接受华广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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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ay 15

    戛纳影节主竞赛单元 日本与西班牙平分秋色

    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入选影片中，日本与西班牙可谓平分秋色——两国各有三部影片入围角逐金棕榈，成为本届影节最受关注的两大电影力量。 时隔25年，日本电影再次有三部作品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分别是是枝裕和执导的《再生家族》、滨口龙介的《突如其来》，以及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 其中，是枝裕和与滨口龙介早已是戛纳常客。八年前，两人曾在第71届戛纳电影节同时角逐金棕榈。最终，是枝裕和凭借《小偷家族》摘得大奖，而滨口龙介的《夜以继日》则遗憾落败。今年，两人间的竞争再次上演。5月15日晚，滨口龙介率先携《突如其来》亮相戛纳红毯；而是枝裕和的新作《再生家族》则将在5月16日与观众见面。 相比之下，深田晃司的《奈义日记》则在竞赛第一天就和观众见了面。影片讲述一位在东京与台湾工作的离异建筑师尤里，前往日本乡间探望前嫂子由理子的故事。由理子生活在靠近军事基地的奈义乡村，日常广播中不断出现实弹演习的通知。影片以宁静自然风光为背景，通过两位女性平静克制的对话，展现人物内心的失落感，以及战争阴影如何悄然渗入日常生活。 这部影片的灵感来自剧作家平田织佐的代表作《东京笔记》。放映结束后，现场响起热烈掌声。深田晃司表示，这部电影是他九年前便开始筹备的项目，能够在戛纳这个顶级舞台上映，让他十分欣慰。 不过，法国媒体对该片并不十分感冒。有评论认为，影片节奏偏缓，甚至称它“为主竞赛单元的开幕蒙上一层阴影”。虽然片长不到两小时，还不至于让人望而却步，但在令人失望的影片排行上，将它列位前五。 本届影节上与日本并驾齐驱的是近年来表现格外抢眼的西班牙电影。三部在西班牙本土拍摄的影片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这在西班牙电影史上也尚属首次。 阵容方面，可谓星光熠熠。首先是资深导演佩德罗·阿尔莫多瓦的新作《苦涩的圣诞节》，这是他第七次冲击金棕榈奖；其次是著名导演罗德里戈·索罗戈延执导的《所爱之人》；最后则是新锐导演组合哈维尔·卡尔沃与哈维尔·安布罗西联合执导的《黑球》。 在得知入围名单后，阿尔莫多瓦表示：“这是个好消息”，这位76岁的导演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三部影片风格截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三代电影人。” 戛纳电影节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也指出，这说明“西班牙电影正在展现强大的创造活力”。 事实上，西班牙电影近年在国际影坛持续升温。去年，就已有两部西班牙影片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包括奥利弗·拉克斯执导的公路电影《穿越地狱之门》，以及卡拉·西蒙的自传题材影片《罗梅利亚》。 西班牙电影专家保罗·布鲁内特认为，今年与去年的五部入围作品，都属于“极具野心的大制作”，预算普遍在500万到1200万欧元之间。他指出，这种高规格制作，正是西班牙电影迈向国际化的重要标志。在他看来，索罗戈延以及卡尔沃与安布罗西的组合这一新生代导演群体，代表着西班牙电影的新方向——既能够打造商业大片，也能够创作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认可的作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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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ay 14

    2026戛纳影节放映首日 法国片令人百感交集

    第79届戛纳影节开幕后第一天放映的影片中，法国片引人瞩目，无论是凡桑·加兰克执导的《弃儿》（L'Abandon）还是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一个女人的生活》（La Vie d'une Femme），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和细腻动人的故事。 2020年10月，在巴黎郊区凡尔赛一所中学执教的历史地理教师——塞缪尔·帕蒂被一名伊斯兰极端分子在校门口杀害，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法国。五年半后，坐落在戛纳滨海大道的电影宫里，观众再次被这起谋杀案的故事所震撼，凡桑·加兰克在自己入选影节的作品《弃儿》中直面了这一事件。影片回顾了这名教师生命中的最后十一天。在这十一天里，学生、学生家长、同事，乃至整个学校一个接一个地将他抛弃。在这十一天里，唯有恐惧与他相伴。 影片的主演、饰演这位被骚扰跟踪老师的安托万·雷纳茨表示：“当看到这些事实，焦虑感会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无需刻意渲染。越贴近现实，就越能看出事态是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结局的。他(帕蒂老师)能感觉到，有人一直在给他打电话。他身处在一个阴谋的核心。这是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情之一。” 各种情感探索 所以，观众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体验到了恐惧、焦虑；在观看影片《女人的一生》中则感受到了爱与放手。这部由夏琳·布尔乔亚-塔凯执导的影片入选主竞赛单元，在1小时40分钟的时间里，导演将镜头跟随由蕾雅·德吕盖饰演女主角——加布里埃尔·孔蒂的身上，对这位工作繁忙、声名显赫的外科医生而言，职业生涯至关重要。直到她遇到了弗里达（梅拉妮·蒂埃里饰），一位前来实习的年轻作家。两位女性彼此寻觅，最终相遇，她们之间展开了一段既出乎意料又充满激情的恋情，莉亚·德吕盖（Léa Drucker）细腻的表演赋予了这段关系鲜活的生命力。 导演盛赞自己的主人公说“她具备我所需要的所有特质，权威、智慧、活力、幽默，以及探索感性、臣服和内心挣扎的能力。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但不仅如此，她还全心全意地为他人付出，或许也有些自私。一个复杂的角色，至少我希望如此。” 这是一个充满欲望的私密故事，但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凭借这部影片，导演执导的第二部长片便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杰出先驱 法国资深女编剧、导演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也在本次影节备受赞誉：金马车奖（Carrosse d'Or）被颁给了她，以表彰她的职业成就。克莱尔·德尼的导演生涯始于40年前，她在喀麦隆拍摄了首部长片《巧克力》（Chocolat，1988）。在喀麦隆，她领悟到最为导演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品质：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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