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鸣海上】
“在上海，我有许多知音。”广东梅州人、国立艺术院创始人林风眠当年在上海完成艺术转型的关键蜕变，终其一生在黄浦江畔践行着“调和中西”的艺术理念。
同样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的，还有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其目睹“一·二八事变”后创作的《东战场的烈焰》，即将作为“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的重点展品亮相上海。
10月18日，作为“第二十四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周”的重要部分，“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将在上海美术馆盛大开幕，全景式展现广东美术的百年精品佳作与革新历程，追溯粤沪文化交流交融佳话。
从近代的美术革新，到音乐、戏剧、影视、饮食的交流互融，粤沪始终在彼此的文化基因中寻找共鸣。
当苏州河的波光映照岭南笔墨，粤沪这场艺术对话早已超越地域界限——既是近现代两大艺术变革重镇的再度相会，也将为粤沪文化基因在新时代交流交融开启新的篇章。
岭南画派在上海
在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蓝看来，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艺术宗旨，展现出广东文化生机勃勃的特质，与海纳百川、融汇东西的海派文化形成跨越地域的共鸣。
岭南画派与上海渊源颇深。岭南画派代表人物“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在民国时期都有长期的上海生活经历，并在上海施展他们的艺术抱负。事实上，岭南画派重要的确立期与奠基地，就在1912年的黄浦江畔。
1912年，民国元年，彼时上海正处于社会转型、政治更新、经济变革的历史变革期。东西思潮激荡，为艺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舞台。是年，“二高一陈”相继从广州来到上海，在上海四马路惠福里创刊发行《真相画报》，高举中国画变革大旗，鼓动“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奖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的办刊宗旨。
岭南画派与海派书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不期而遇，结盟从艺。
“自上海开埠以来，各国的文化、商品和思想在这里碰撞和汇聚，上海逐渐成为一个大容器、大舞台，起到了扩音器作用。”上海美术馆策展人项苙苹指出，上海不仅为岭南画派提供了扎根发展的沃土，更搭建了艺术革新的都市舞台。在上海，“二高一陈”遇见了艺术追求的知音与事业征程的同行者。
当喜好篆刻的高剑父带着自己的印稿与吴昌硕交流时，吴昌硕对其篆刻的刀法、字法及师承等作了具体建议，让他从“浙派”转向秦钵。吴昌硕的得意门生徐星洲还为高剑父操刀刻印。
而早在《真相画报》创刊前，海派书画群体中擅长美术理论的黄宾虹就在上海刊文称，该画报为“国民不可不读之唯一杂志”。吴昌硕、王一亭、倪墨耕、胡寄尘、马星驰、沈心海等海派画家也曾在《真相画报》发表画作，为该画报进一步壮大声势。
在1912年出版的《真相画报》第11期上，“二高一陈”提出了“折衷派”的口号，即“折衷中西，融汇古今”。这是岭南画派首次在上海亮出旗帜，公开艺术主张。后来，海派艺术巨擘刘海粟在柏林“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的前言中，将“二高一陈”的艺术探索从“折衷派”明确定义为“岭南画派”。
抱持着“美术救世”的态度与期许，“二高一陈”在《真相画报》绘制了多幅宣传新思想、鼓吹革命的经典力作。
高奇峰曾发表一系列作困兽斗状的猿猴图，政治隐喻不言而明，“特别是袁世凯死后的《松猿图》，很容易令人望图生义理解为‘送袁图’而忍俊不禁。”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馆员陶喻之指出，这表明《真相画报》对时局的关注与批评。在本次“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观众也可一睹此幅《松猿图》的真容。
岭南画派“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的主张，与海派“雅俗共赏”的革新精神高度契合。黄宾虹认为其“近且沟通欧亚，参澈唐宋”。康有为更是热切地希望“合中西以求变，开拓中国绘画新纪元”。海派书画群体以群体之力，为其理论声援、造势助阵，帮助这个南来的初创画派在上海立稳脚跟，建立起艺术大本营。
“南南响应，海粤共兴”
“二高一陈”在上海创办《真理画报》，不仅宣告了岭南画派的政治主张、艺术追求和流派构成，更奠定了岭南画派的事业根基、社会影响及未来发展。在创办《真相画报》的同时，岭南画派还效法海派书画展开了积极的经济营销活动，使艺术和市场接轨，培育“造血功能”。
1913年春，高剑父、高奇峰、高剑僧于上海棋盘街，创办了“不断尝试将艺术品商业化运作”的审美书馆。书馆时常邀请颇具实力的中青年画家及海上名家举办赏画会、研讨会、展销会等活动，使书馆具有了画廊的经营性质和销售功能。
例如当时年仅17岁的徐悲鸿初到上海，工作无着。高剑父兄弟以20元大洋稿酬买下了徐悲鸿创作的春夏秋冬四季条屏，解了徐悲鸿的燃眉之急。高氏兄弟后将徐悲鸿的《骏马图》置于审美书馆出版销售，更以50元大洋的稿酬邀请他再为书馆画四幅仕女图，给予了徐悲鸿极大的鼓励。徐悲鸿曾在自述中详细提及，多有感恩之意。
凭借深厚的群体支持与经济支撑，审美书馆得以经受住严峻的市场竞争和生存挑战，取得了强劲的发展态势。岭南画派不仅得以与海上画派双峰并峙，而且其审美书馆也成为了上海最早印刷发行美术作品的机构之一。
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在上海爆发，高剑父位于大德里弄底的寓所为日军流弹炸毁。他匆匆结束印度行程经广州到上海处理善后，随后以淞沪抗战为题，创作出中国美术史上首件战争废墟主题巨作——《东战场的烈焰》。
在《东战场的烈焰》的画面中，倾倒的电线杆火焰未熄，被炸的外墙骨架犹存，前景与中景的废墟构成的双重视觉焦点犹如战火塑造的纪念碑。远景民居建筑绵延不尽，逐渐消失于漫天烟火之中。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劲堃表示：“除了题材的突破，《东战场的烈焰》在更深层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画的创作从营造意境转向记录情绪。”
该画作是“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的重点展品之一。李劲堃指出，今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他希望上海观众通过这幅战场废墟的“写真画”，感受高剑父笔端的悲愤和痛心之情，触摸到艺术家将个人悲愤升华为时代呐喊的创作脉搏。
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岭南画派的艺术主张、笔墨实践和时代探求，和海派书画形成了艺术互动和风格对应，促成了中国画坛“南南响应，海粤共兴”之势。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李磊指出，岭南画派与海派均以“破传统桎梏”为使命，拒绝墨守成规，积极吸纳外来养分。两者在艺术精神上有着深刻的共鸣，但又各具特色。海派艺术多含商业都市滋养的世俗情怀，而岭南画派则赋有民族危亡催生的家国担当。
广东美术家的上海故事
历史上，粤沪两地艺术家的流动构建了紧密的互动网络。林风眠沪上求学、关良执教上海美专、赵兽与决澜社彼此呼应……这些历史片段构成了粤沪美术交往的生动印记。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表示，上海跟广东有着相似的海洋文化底色，近代以来，一批广东美术家在上海留下足迹，粤沪两地文化艺术经济持续联动，交流不断。
林风眠与上海的情缘牵涉数十年。1919年，19岁的林风眠从上海踏上了前往欧洲的求学之路。1925年，正当林风眠苦于试验新派画而遭受排挤时，上海接纳了他。
在上海期间，林风眠的创作趋向成熟，他曾多次下乡写生，接触新生活、新题材，将农村生活、戏曲人物、仕女、静物花卉、风景、禽鸟等题材入画，光色交织，色墨无碍。
将在“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中亮相的《青衣仕女》，正是林风眠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作品风格趋于成熟的突出体现。林风眠运用了重彩技法，深邃暗沉的重色块和锋利流畅的线条相映衬，使画面富有装饰性又充满飘逸感。
1977年后，林风眠寓居香港，直至陨落香江；最终又于2013年魂归上海青浦。他在上海经历了人生的高峰低谷，这里既是他辗转求索、曲高和寡之地，也是他与丹青相伴、实现艺术理想之地。
同样在上海完成艺术蜕变的，还有广州美术学院首任院长胡一川。1930年，年轻的胡一川前往上海参加“左联”举办的文艺讲习班，被鲁迅出版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和朝花社出版的《新俄画选》深深震撼，对木刻产生了巨大兴趣。
1932年，胡一川离开学校，来到上海工作。被鲁迅的演讲点燃了创作激情，催生出木刻杰作《到前线去》。该作品是胡一川早年艺术生涯的代表作，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强烈回音。在上海革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