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漱渝
2025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去世89周年。89年来，有关鲁迅的话题常说常新，他的文学、思想的当下性不言而喻。流量为王的时代，总有人挖空心思要做些吸引眼球的“贬鲁”文章，虽然大多经不起推敲，但仍值得关注。上个世纪80年代李何林先生提出“保卫鲁迅”，如何理解？有何意义？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特此撰文，供羊城晚报独家刊发——
“保卫鲁迅”始于李何林
大约是1986年，业师李何林先生被确诊为骶骨癌。他自知患不治之症，便提前写了一份遗嘱，总结一生，其中有两件事让他很感欣慰：一是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一批人才，二是“保卫鲁迅”。
李先生曾任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当时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出版局下达了一份文件，给新成立的鲁迅研究室下达七项任务，其中第三项是：“对香港和国内外出版的周作人、曹聚仁等人歪曲鲁迅的作品进行批判。”时为1975年12月5日。
因为曹聚仁在他的《鲁迅评传》中强调鲁迅是“虚无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赢得了周作人的击赏，称之为“特见”，所以他们当时被鲁迅研究界视为错误倾向的代表人物。
李先生曾经解释，说他所提出的“保卫鲁迅”并非神化鲁迅，而只是维护鲁迅的正确方面，不至让人误解、歪曲和诋毁。
早在1929年，李先生即编选了《中国文艺论战》《鲁迅论》，鲁迅生前曾多次提及这两本书。鲁迅刚去世，天津《大公报》曾发表短评，讽刺鲁迅的笔调“尖酸刻薄”。李先生及时批驳，指出鲁迅之笔是“深刻锐利”，并在副标题中称自己的文章是“愤言”，明确表示出自己的情感倾向。
1940年，李先生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称鲁迅与瞿秋白为1917年至1937年中国文学界的两面旗帜。1980年4月，李先生创办了内部刊物《鲁迅研究动态》，初衷就是为鲁迅和冯雪峰辩诬，因为当年此类文章没有发表的平台。
李先生是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干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之一，为人耿直正派；虽偶或固执己见，但决不趋时骛怪。所以，鲁迅研究界的同人虽不全部认同他的观点，但对他的为人和贡献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
钱钟书夫妇为什么对鲁迅有所非议？
李先生去世之后的情况有所变化。有学者认为鲁迅自是参天大树，非蚍蜉所能摇撼。如果以“保卫鲁迅”者自居，容易将不同观点当成“敌情”，置其于异端邪说的位子；对于鲁迅研究领域出现的不同说法，宜以“平常心”待之。
“平常心”是一种容易被普遍接受的提法，但对其涵义的理解,实际上又大相径庭。这一概念源自中国禅宗的哲学观，主张自然无为，心无执念，在各种境遇之中都能保持从容淡定。
以平常之心行学术之辩，就能遏制偏激情绪，恪守学术规范，成为健康争鸣的润滑剂。但“平常心”与“是非感”不应相互排斥，如果把“平常心”当成“围观”“吃瓜”“明哲保身”的理由，那就会违背鲁迅的教导：“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在鲁迅研究领域，产生观点分歧原本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鲁迅是一位以“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职志的作家，但文明之间有冲突，社会当中有各色人等，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尽相同的利益诉求，对历史和现实会持不同的看法。所以，对鲁迅的评价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局面，鲁迅研究学科恰是在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中发展的。学术界需要学派纷呈，应该警惕的是圈子和宗派。
还有一个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鲁迅看法的分歧，那就是鲁迅作品中臧否评骘了不少古今中外的人物，包括中国近现代人物。虽然鲁迅不仅善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人”，但毕竟不能以鲁迅在特定历史情境和语境中对人物的评价为“盖棺定论”，比如鲁迅对梅兰芳、李四光、陈翰笙、邵洵美等人的评价，就历来有所争议。
在《准风月谈·后记》中，鲁迅援引了一篇《钱基博之鲁迅论》。钱基博是一位文学史家、国学家、教育家，钱钟书之父。但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认为，鲁迅“颓废，不适于奋斗”，其著作“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并将鲁迅与徐志摩并列为“新文艺之右倾者”。以上评论“评”得连鲁迅自己都不想再说什么话了。
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在鲁迅笔下也是一位以“寡妇主义”治理女校的人物，所以钱钟书和杨绛夫妇对鲁迅的评价有所保留，并非事出无因，不难理解。
“无意失真”与有意作伪
鲁迅研究领域的论争还经常发生在史料的征用方面，其实质是“求真”和“作伪”的交锋。当然，“求真”者也可能由于知识局限或记忆局限而产生“无意失真”，“作伪”者的动机更是形形色色。以至于当下拍卖市场不断出现鲁迅书信或书法的赝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近些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伪造的鲁迅语录，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有的是为了浇心中的块垒。有人伪造朱安致鲁迅书信、鲁迅逛琉璃厂狎妓日记，这种做法的性质就只能用“恶劣”二字来概括了。
有些学者跨界谈鲁迅，也闹出一些笑话。比如经济学家千家驹，连“羽太”“羽太寓”“羽太信子”“羽太重九”的区分都拎不清，把一个羽太信子说成两个不同的人，如此水平，竟敢撰文“破解”鲁迅日记的密码，这就是板上钉钉的“妄人”了。
此处提到的羽太信子、羽太重九，涉及1923年7月18日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事件。这件事距今已102年，但仍为不少读者所关注。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突发事件，兄弟双方均持不辩解态度。
1924年6月11日，鲁迅从砖塔胡同回八道湾取书籍器物。鲁迅当天日记的记载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鲁迅日记可与徐耀辰当天日记相印证。徐耀辰和张凤举是周作人的朋友，包括羽太重九、章廷谦，四位当天在场，羽太信子“多秽语”，这些秽语的内容鲁迅认为是“捏造”。章廷谦也曾告诉我羽太信子那天的“恶状”。
至于重九，即羽太信子之弟，周作人的妻舅，也就是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的“H”君——据日本汉学家中岛长文考证，1923年7月重九在日本，不可能成为周氏兄弟最初失和的目击者。
而且，据我所知，羽太重九和鲁迅的关系十分友善，这种友善关系一直持续到兄弟失和之后。1925年8月，鲁迅因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之职。重九驰书慰问，称其为“兄长”，对鲁迅的人格表示敬重。
所以，在我看来，要彻底澄清周氏兄弟失和的细节已无可能，过度关注亦无必要。对任何作家的评价主要是取决于他的作品，而不是作品之外的个人隐私。在周氏兄弟失和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其他说法，大同小异，将来可能还有人披露所谓新材料，但在没有确证支持的情况下，无论任何人发表任何说法，都不可能改变对鲁迅的总体评价。
鲁迅在遗言式的杂文《死》中写道：“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鲁迅逝世已经89年，不仅至今没有被人忘记，而且还拥有了比生前更多的中外读者。因为他的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鲜明的当代意义，所以常读常新，总能引发不同读者在不同时段的不同思考。
当前我们置身于一个多元化的语境，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虽然每个视角都是一个认识鲁迅的独特窗口，不同观念之间存在对话、交流、借鉴、共生的关系，但不同“元”之间并非处于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经常出现一种充满协商乃至博弈的关系，所以鲁迅研究领域的论争仍然是无法避免的。
李何林先生说：“对鲁迅作品接触较多的人，有责任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普及给对鲁迅了解较少或者有所误解误读的人。”我理解，这就是他所谓“保卫鲁迅”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