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538年10月17日：居鲁士大帝释放犹太人——波斯帝国的宽容与人权启蒙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0月16日。两千五百六十七年前的明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风里飘着枣椰树的甜香，波斯帝国的军队正踩着巴比伦城的青石板路前进。领头的将领骑在枣红色战马上，铠甲上的波斯纹章在阳光下闪着光——他就是后来被称为“居鲁士大帝”的波斯君主，居鲁士二世。当他站在巴比伦的城门前，对着跪拜的贵族和百姓说出“此城归波斯所有”时，一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变革，正随着他的马蹄声悄然展开。

要讲清这个故事，得先回到公元前6世纪的西亚大陆。那是一片被战火和文明碰撞填满的土地：北边是游牧的斯基泰人，南边是埃及的古王国，而最耀眼的两个帝国，是新巴比伦和波斯。新巴比伦王国坐落在两河流域的核心，城墙用烧砖砌成十二米高，城内有七层高的马尔杜克神庙，连街道都铺着烧制的陶砖；而波斯帝国此时还只是伊朗高原上的一个部落联盟，由居鲁士的父亲冈比西斯一世刚刚统一。

居鲁士二世的童年，就浸在“扩张”的基因里。他的祖父是波斯部落的首领，父亲冈比西斯一世通过联姻和战争，把波斯各部落拧成了一股绳。传说居鲁士出生时，身上裹着象征王权的紫袍，祭司断言他“将征服四方”。成年后，他先平定了波斯的叛乱，又联合米底王国（今伊朗西北部）的贵族，推翻了米底国王阿斯提阿格斯的统治——这个国王曾梦见居鲁士“会像牛犊吃掉母羊一样吞掉米底”，却没想到预言成真。

公元前559年，居鲁士正式成为波斯国王。他的野心像滚雪球一样膨胀：先灭了吕底亚王国（今土耳其西部），用骆驼军团击败了吕底亚的骑兵；又挥师东进，征服了中亚的巴克特里亚（今阿富汗一带）。到公元前546年，波斯的疆域已经从里海延伸到波斯湾，成了西亚最强大的国家。而此时的新巴比伦，却陷入了衰落——国王那波尼德沉迷于研究天文和宗教，甚至跑到沙漠里建神庙，军队涣散，民怨沸腾。

居鲁士盯上了这块肥肉。公元前539年，他率军从波斯高原南下，沿着幼发拉底河推进。巴比伦的军队试图在欧皮斯河（今伊拉克境内）阻挡波斯人，但居鲁士用了个巧妙的办法：他让士兵在河边挖沟，引河水灌进敌军的营地，等巴比伦人慌乱撤退时，波斯骑兵一举冲散了防线。

攻破巴比伦城的那天，城里的百姓挤在街道两旁，看着波斯士兵的旗帜插上城楼。那波尼德躲在神庙里不敢出来，居鲁士却表现得像个“解放者”——他没有屠城，反而下令打开粮仓，救济饥饿的市民；他走进马尔杜克神庙，向巴比伦的主神献祭，安抚百姓的恐慌。

但真正让居鲁士名垂青史的，是他接下来的一个决定：释放被巴比伦囚禁了七十年的犹太人。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回到“巴比伦之囚”的起点。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了耶路撒冷。这座犹太人的圣城，曾有过所罗门王建造的辉煌圣殿，此刻却被大火焚毁，王室成员、祭司和工匠共约四万人被掳到巴比伦。他们在巴比伦的迦巴鲁河边聚居，被称为“迦巴鲁的犹太人”。

七十年来，这些犹太人像被拔了根的树：他们不能再回到耶路撒冷，只能在异乡建会堂、守安息日；他们的孩子说着巴比伦语，却从长辈那里听说“锡安山上的圣殿”；他们保留着割礼、逾越节这些习俗，却被视为“外邦人”，连巴比伦的商人都不愿和他们做交易。有个叫以西结的祭司，在巴比伦的河边做过一个梦：他看见枯骨复活，长出肌肉，变成一支大军——那是犹太人对回归故乡的渴望。

居鲁士进入巴比伦后，听说了这些犹太人的遭遇。他的决定很简单：“让他们回家。”他颁布了一道法令，刻在一块黑色的玄武岩石柱上（后来被称为“居鲁士圆柱”），用楔形文字写着：“我是居鲁士，世界的王……所有被掳到巴比伦的民族，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重建他们的神庙。我要把巴比伦神庙里属于他们的圣物，比如约柜、祭司的服饰，都归还给他们。”

这道法令像一颗投入死水的石子。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收拾行李，把《托拉》的经卷塞进布包，牵着驴子，带着孩子和牲畜，排成长长的队伍出发了。史书记载，这支队伍走了四个月，穿过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当他们站在残破的圣殿遗址前，所罗巴伯举起镐头说：“我们不是回来复仇的，是回来重建家园的。”

居鲁士的宽容，不止于释放犹太人。他在波斯帝国推行了一套“多元共存”的治理哲学。当时的帝国里有波斯人、米底人、埃及人、希腊人，甚至还有印度部落。居鲁士规定：每个民族都可以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和习俗，不需要改信波斯的神；各民族的贵族可以继续管理自己的领地，只需要向波斯国王效忠；禁止奴役战俘，除非他们犯了罪。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波斯征服埃及后，居鲁士没有强迫埃及人改信琐罗亚斯德教（波斯的国教），反而允许他们继续崇拜阿蒙神；埃及的祭司依然可以主持宗教仪式，埃及的法律也继续生效。这种“不强行同化”的政策，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更了不起的是，居鲁士还制定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权法”雏形。虽然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但“居鲁士法典”的残片里，明确写着：“任何民族的奴隶，未经主人允许，不得被买卖或赠送；任何官员不得随意逮捕或惩罚百姓；神庙和祭司的财产不可侵犯。”这些条款，后来被学者称为“早期人权思想的萌芽”。

居鲁士释放犹太人的决定，对两个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犹太人来说，回到耶路撒冷后，他们用了二十年时间重建了圣殿——这就是“第二圣殿”，虽然在公元前70年被罗马人摧毁，但它的重建标志着犹太民族的复兴。《圣经·以斯拉记》里写道：“居鲁士王下旨，把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交还给以色列人……百姓都欢呼，称居鲁士为‘上帝的仆人’。”

对波斯帝国来说，居鲁士的宽容让帝国更稳固。各民族不再因为被压迫而反抗，反而更愿意为波斯效力。居鲁士死后，他的儿子冈比西斯继承王位，继续推行类似的政策，波斯帝国因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疆域从印度河流域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

近代以来，居鲁士的遗产被重新发现。1879年，考古学家在巴比伦遗址发现了“居鲁士圆柱”，上面的铭文证实了他释放各民族的政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世界记忆遗产”，称它是“人类早期尊重多元文化和保护基本权利的见证”。甚至有学者说：“现代人权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居鲁士大帝的这道法令。”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居鲁士大帝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宽容”和“远见”的故事。他没有因为征服而屠杀或奴役被征服者，反而给了他们自由和尊严。这种胸怀，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代社会，显得尤为珍贵。

前538年10月17日，居鲁士大帝进入巴比伦的这一天，不仅改变了犹太人的命运，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关于“文明”的答卷。他用行动证明：真正的强大，不是靠压迫和征服，而是靠包容和尊重；真正的文明，是能让每个个体都活得有尊严。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居鲁士大帝用一道法令，书写了人类文明的闪光一页。愿我们铭记，宽容与尊重，永远是文明最珍贵的底色。

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