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故事‪館‬ 中華文化永續發展基金會／製作，楊渡／主講

1976年4月，剛剛接辦《夏潮》雜誌的蘇慶黎約了陳映真出來見面，她有重要的事想請教他。
當時的台北還沒有什麼咖啡店，他們也不敢約在冰果室，只能滿街散步，邊走邊談，以避免被竊聽。
陳映真剛出獄不久。他是知名的小說家，在文壇早有盛名，從1959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麵攤〉之後，迭有佳作。然而，1960年代中期，他的小說逐漸從早期傷感的浪漫主義，失落的理想主義，向反諷的、寫實的風格開展，他的思想也走向現實主義。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受到一位日本友人的幫助，得以大量閱讀理論書籍和來自大陸的消息，而有一種「必欲付諸行動」的熱血，和朋友組織了讀書會，最後竟因被讀書會的朋友出賣，1968年被逮捕入獄。當時像他這種叛亂的罪名，必然死刑。幸好有一位難友與蔣家有親戚關係，他因此倖免於一死。1975年，蔣介石過世，才特赦出獄。
他是一個隨時被監視的人，蘇慶黎找他要冒著很大的風險。他們沿著大街小巷緩步而行，隨時注意後面有沒有跟蹤的人。想不到，蘇慶黎提出來的事，危險更高。她說：「我們來辦一份社會主義的雜誌。」
陳映真訝然問：「你神經有沒有問題？」
蘇慶黎於是開始敘述自己的想法。
《夏潮》雜誌原本是精神科醫生鄭泰安所創辦，學習《讀者文摘》式的風格，但辦了兩期就辦不下去了。他就找了蘇慶黎來接手。蘇慶黎在大學曾辦過校刊，幫一份黨外政論雜誌《台灣政論》寫過文章，1975年《台灣政論》被查禁後，台灣就沒有政治性刊物了。蘇慶黎是鄭泰安的前妻，雖然離婚了，還維持著朋友的關係，她也有辦雜誌的理想，就決定接手。但她不想再繼續政論刊物的模式，想創造一種新的思想的、文藝的刊物，而背後的思想根底是社會主義，就來找陳映真。
陳映真被說動了，決定全力協助。蘇慶黎也找了陳明忠，一個參加過二二八的學生突擊隊隊長、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代被逮捕的老政治犯。他和一些老政治犯有聯絡，他們出獄後散落各地，即使面臨生活的困境，但只要「老同學」（老政治犯總是如此互相稱呼，以紀念他們是「綠島大學」的同學）有需要，每個人願意出錢出力，贊助反抗運動。陳明忠向這些白色恐怖時代的老左派去募款，即使他們之中，有不少是像許金玉這樣在屏東的鄉下，製作鹹蛋，艱難的自謀生計的老同學，也儘量湊錢來支持蘇慶黎。
陳映真則為蘇慶黎介紹《文季》的作家朋友：尉天驄、黃春明、王拓、王禎和、蔣勳等。再透過正在收集台灣文學資料的李南衡介紹，認識了一批年輕的台灣文學研究者：林載爵、林瑞明等。而淡江的王津平則不僅自己常常來當志工，參與編輯校對，也介紹了李雙澤、梁景峰。再結合《台灣政論》時認識的黨外、學界朋友，寫作隊伍相當強大。
1976年7 月，在蘇慶黎手上改版的《夏潮》可說集結了當時台灣文化界的精英。
蘇慶黎，1946年生，她長得眉清目秀，白晰嬌小，讀台大哲學系，在黨國的教育體系下長大，所有左派的書籍和思想，早已在圖書館、校園裡被清除到近乎絕跡，怎麼會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呢？
她的名字就是答案。她的父親叫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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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使用
Snowflakes by Agnese Valmag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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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了解更多的故事，請看楊渡著《有溫度的台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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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胡德夫讀大學的時候，父親生了重病，需要開刀。那時還沒有醫療保險，得支付非常高的醫藥費。胡德夫只好回到台北，去一家西餐廳駐唱。那是附屬於哥倫比亞駐台北大使館所設的西餐廳，位在中山北路和長春路口，一樓賣一些工藝品，樓上便是許多藝文界喜歡聚會的民歌餐廳。胡德夫以他渾厚的嗓音、擅長的爵士、藍調鋼琴，很快成為薪水最高的駐唱歌手。
有一天，他要上台的時候，一頭蓬鬆亂髮的李雙澤到他的身邊說：「德夫啊，你不是卑南族的嗎？為什麼不唱一首家鄉的歌來聽聽。」當時西餐廳的歌手唱的都是西洋歌曲，以美國的爵士、熱門為主，年輕人穿著喇叭牛仔褲，喝著可口可樂，算是一種時髦。胡德夫也不例外。但要唱家鄉的歌，卻讓他當場矇了。
胡德夫邊彈邊想，卻怎麼也只能想起小時候聽他父親唱過的一首歌。他心想，反正是家鄉卑南的歌，唱錯了你們也聽不懂，就一邊即興的彈鋼琴，一邊唱出他記憶中的曲子。一唱完，竟贏得滿堂喝彩。他平時的歌唱只是零星的掌聲，不料這歌竟是如此撼動人心。
但他知道這只是靠記憶的旋律勉強拼湊的，有很多錯誤，就趕緊回家鄉請教父親，也去請教家鄉長老，終於把這一首歌的完整詞曲給記錄下來。這一首歌就是〈美麗的稻穗〉。
 
請胡德夫唱出〈美麗的稻穗〉的李雙澤，則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1976年，李雙澤剛剛結束一年餘的西班牙和美國的流浪遊學歸來，異鄉的遊子，對家鄉的文化有了完全不同的反省。
1976年12月3日，淡江大學像許多校園一樣，舉辦了民謠演唱會，節目的安排依慣例以西洋民謠和熱門音樂為主。楊祖珺是來賓之一。她在後台等待上台的時候，突然聽到台上傳來奇怪的聲音。
本來是胡德夫的演唱，因為他生病，請李雙澤代唱。李雙澤帶著一個可口可樂瓶子上台，帶著嘲諷的語氣說：「從國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興，但我現在喝的還是可口可樂。」接著他向剛唱完的黃華勤問道：「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
「只要是旋律好的歌，中國歌、外國歌都唱。」黃這樣回答。
李雙澤接著問主持人：「那我們請今天的主持人陶小姐回答這個問題，她主持節目十多年，一定可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陶曉清於是笑著走上台前說：「沒想到我來主持節目，還要考試呢。」隨即反問道：「並不是我們不唱自己的歌，只是請問中國校園民歌在什麼地方？」
李雙澤說：「黃春明在他的鄉土組曲中說：『在我們還沒有能力寫自己的歌之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可以寫自己的歌來為止。』」
「那就請你給我們唱幾首吧。」陶曉清說。
李雙澤於是唱起了四首台灣民謠：〈補破網〉〈恆春之歌〉〈雨夜花〉〈望春風〉，之後唱起了〈國父紀念歌〉，唱了第一段，他生氣的問台下：「你們為什麼不跟我一起唱？」台下此時已經一片噓聲。此時台下有人站起來大喊道：「我們要唱自己的歌！」
他原本要下台了，卻又回轉，說：「如果你們不滿意的話，我也沒有辦法了。」
他再度揹起吉他，拿著麥克風說：「你們要聽洋歌嗎？洋歌也有好的。」接著唱起了Bob Dylan 的 〈Blowing in the wind〉。唱完下台前，他還挑釁的問：「你們為什麼要花二十塊錢，來聽中國人唱洋歌？」
 
李雙澤的問號，像一個重磅的炸彈，在淡江掀起討論。《淡江週刊》為此做了專號。李雙澤帶出一個問題：「我們為什麼不唱自己的歌？」
「唱自己的歌」自此成為一個響亮的召

1970年9月1日下午，基隆港口灰濛濛，一場暴雨剛剛下過，烏雲依舊密布，天空陰沉沉。港口停泊的許多大型商船，裝載著大貨櫃的船隻正在上貨卸貨。
基隆水產試驗所的船〈海憲號〉在大商船中間一點也不起眼，卻已經悄悄發動。它正在等待四個《中國時報》記者登船。配備完整的攝錄影設備、長短鏡頭的記者來的時候，竟然還帶著一桶油漆。他們一登上船，就立即出海。
 這是一次秘密行動。他們的目標：釣魚台。目的是登上釣魚台，插上國旗，攝影存證，還要寫上大字，證明這是中國人的土地，不是日本人的。因為七、八月間，日本軍艦不斷驅逐台灣漁民，宣稱釣魚台是日本的。
此時的釣魚台已是極端敏感的地方。剛剛發現釣魚台海域的海底有蘊藏豐富的石油，美國就打算將它的行政管理權隨同琉球交給日本，卻未曾正視它的主權本歸屬於中國，在台灣的行政區劃上，它還劃在宜蘭縣的管轄範圍。同時它也是台灣漁民捕魚常常出入的海域，每年漁季從蘇澳、基隆、貢寮、野柳去的最少就有三千艘。
然而，蔣介石很難表明立場。美國在聯中制蘇的政策下，正在向中國靠攏，全世界都看到這個趨勢，台灣有可能失去聯合國的代表權，此時正需要爭取日本的支持，如果為了釣魚台和美、日交惡，將更形孤立。但如果都不表示任何態度，等於默認，不僅失去國土主權，未來歷史將如何交待？
唯一的辦法就是訴諸民間。如果有民間願意主動出面，去主張釣魚台的主權，訴諸民族主義情感，變成全世界所有華人共同捍衛釣魚台，那日本、美國亦無可奈何。
此時余紀忠所創辦的《徵信新聞報》剛改名為《中國時報》，正需要有新聞上的突破。更何況，余紀忠早年本是在英國的留學生，為了抗戰而千里迢迢，回國參加抗戰，他的愛國心與民族意識強烈，出於保衛國土，採取冒險行動，他是願意的。
然而他也是非常審慎的人。台灣情勢複雜，登上釣魚台，會得罪外交部，沒有申請合法手續去釣魚台，一定會被警備總部追究法律責任，政治上的追究更麻煩。所以記者的挑選上，他經過特別的挑選。四個記者：宇業熒，因為他是抗日遺族，曾讀過南京遺族學校，宋美齡是遺族學校的校長，安全上有保障；姚琢奇，出身青年軍，家族與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是世交；而劉永寧的父親是資深立法委員，安全單位不會輕易動他，再加上他文筆快，有才華，才被余紀忠選上。第四個是基隆地方記者蔡篤勝，他和水產試驗所熟識，可以通融安排漁船。
在戒嚴時代要出海非常困難，他們得先瞞過海防管理部門。通過蔡篤勝的安排，向水試所租用遠洋漁船，再向海防部門申請，自稱是要隨船出海去採訪海上打撈作業，終於順利出海。
從黃昏到夜晚，這一艘船穿過夜間的海域，終於在2日清晨9點30分抵達釣魚台，靠岸順利登島。一行人，包括船長和船員，上了岸，插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還在上面拍照。他們特地在石壁上寫下「蔣總統萬歲」五個大字，才收拾離開。
船再繞行了周邊的小島，南北兩小島中間的峽灣，那是一處台灣漁民躲避暴風雨的狹長水域。他們在眺望南小島的時候，看見一間工寮，那是曾來此打撈的台灣沉船公司的員工暫時住所，可以證明這裡曾有台灣船員和工人生活過的痕跡。
9月4日，中國時報以大篇幅刊登這一則消息，全台灣都震撼了。那時報紙只有三大張，那些現場感的島嶼和礁岩，那台灣漁民生活著的水域，那站上釣魚台的歡欣鼓舞，立即感動

1971年是台灣外交困境的轉捩點。1971年10月25日，經聯合國大會表決，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原本蔣介石還同意了美國的「一個中國，兩個代表權」政策，以保住聯合國的席位，但在表決程序上，卻因為表決當天，季辛吉要飛到北京安排尼克森隔年北京之行的行程，消息一見報，白宮態度如此，再怎麼遊說，都無法改變了。
有關聯合國代表權的折衝內幕、蔣介石如何決策與妥協、美國的外交政策如何改變、季辛吉北京之行與周恩來、毛澤東如何談判等，已有許多回憶錄、正式史料文件陸續公佈，尤其隨著諸多外交機密文件的解密，以及蔣介石日記的公開，真相逐漸清晰。（陶涵、林孝庭、汪浩諸君的著作都有深入分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閱。在此不再贅述。）
影響台灣命運最重大的關鍵，則是1972年尼克森的北京行。出發前，尼克森曾派人和蔣經國打招呼，蔣經國表示，台灣不會有「不尋常的活動」，去觸發事端。幾天後，美國電視就播出了尼克森下了北京機場，和迎接的周恩來握手的畫面。而尼克森和毛澤東見面時，毛澤東說的第一句話，則是：「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介石委員長，可不贊成我們見面啊。」但電視上沒有播出。
經過八天的訪問，〈上海公報〉在1972年2月28日，尼克森離開上海前公佈。其中對台灣最重要的是美國對兩岸問題的表述：「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考慮到這一前景，它確認從臺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在此期間，它將隨著這個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逐步減少它在臺灣的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
而中國大陸則表明：「中國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場：臺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臺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臺灣撤走。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臺』、『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臺灣獨立』和鼓吹『臺灣地位未定』的活動。」（以上譯文係依據美國在台協會網站）
尼克森離開上海飛回美國，而他的助理國務卿葛林（Marshall Green）則銜命飛到台灣，和蔣經國見面，簡報訪問的經過，並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政治關係不會有所改變。
然而，長期依賴美國軍事與經濟援助的台灣，民間充滿了被背叛的憤怒。輿論開始有人提議，既然美國打中國牌，那台灣可不可以打蘇聯牌？台北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在被赫斯特集團的記者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表示「不排除和魔鬼握手的可能，台北和蘇聯之間，可以舉行類似華沙會談的接觸」。這話一出，台北的媒體開始大作文章，各種謠言臆測四起。還有一個謠言說，蔣經國有意把澎湖出租給莫斯科，作為它的海軍基地。
蔣經國眼見事態嚴重，趕緊發表聲明指出「台北不會打蘇聯牌」。而周書楷則在三個月後被撤換，以此斷絕所有的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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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天，4月22日，季辛吉跨過華府的賓夕法尼亞大道，親自到布萊爾賓館去和蔣經國會晤。兩個人闢室密談，以英語談了半個多小時。當時擔任季辛吉中國事務助理的何志立說，這是非常少有的安排，因為蔣經國當時只是中華民國的行政院副院長，但他的安排，包括住在布萊爾賓館（這個地方一般只安排國家元首或行政首長），以及會見者的層級，都是超過一般的規格。美國早已清楚，蔣經國是台灣未來的接班人，因此提高了規格。
季辛吉問了蔣經國一個問題：如果中（共）美會談由華沙易地到華府或北京舉行，他會有什麼反應？這個問題，是非常嚴肅的。季辛吉要探蔣經國的態度。事實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所舉行的華沙會談已經舉行了幾十輪，它是雙邊關係未正式建交前，一個溝通的管道。但如果它變成在華府或北京舉行，那就意味著雙邊關係要有正式公開化的改變了。這一點，蔣經國應該很清楚。季辛吉也禮貌性的表示，為了避免和蔣經國訪美太過接近，下一次的華沙會談改在五月二十日舉行。
事後，陪同會見的沈劍虹問蔣經國，季辛吉是否有傳達什麼重要訊息。蔣經國笑而不答。
事實上，前一天他已經和美國總統尼克森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見，兩人晤談了七十五分鐘。和一個行政副首長談這麼久，超過禮貌性拜會，這也是白宮很少有的。但尼克森並不多話，他像蔣經國平時的作風一樣，多問少說，他更想了解蔣經國的想法。至於美國對北京的關係，他沒有做任何承諾，只解釋說，美國和北京只是一種試探性質，不會影響美國與盟邦之間的友誼。
尼克森為什麼在這時候邀請蔣經國來美國訪問呢？
這只能從國際間中、蘇、美的三方關係說起。
 
在美國方面，尼克森陸續宣佈一連串的行動，開始向中國示好。包括：六類美國人可以觀光身份去中國大陸、美國公司可以和中國進行非戰略商品的交易、美國第七艦隊在台灣海峽的巡邏由定期改為不定期、美國反對提供一中隊Ｆ-4Ｄ型飛機給台灣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轉變的跡象。
蔣經國看清情勢，知道美國邀請他訪美是有原因的。只是他沒料到，在從華盛頓飛紐約之後，竟然發生了槍擊事件。
1970年4月24日，蔣經國飛到紐約，準備向東亞美國工商協進會演講。一行人在美國秘密勤務局保鑣和紐約警察的保護下，抵達富麗堂皇的廣場大飯店，他看到門外有二十幾個留學生舉著抗議的標語，高呼口號，他從車上下來，步上台階，推開旋轉門的時候，門旁大理石柱子後面，突然跳出來兩個持槍男子，他們衝了過來，伸手向前，朝著走入旋轉門的蔣經國伸出手槍。說時遲那時快，紐約警局一個便衣眼明手快，立即把持槍的手推開，那子彈向上偏，射過蔣經國上方旋轉門的空隙，直接射在室內的牆壁上。便衣和安全人員隨即制服那兩名男子。蔣經國當場停下，回頭看看混亂的場面，即進入大廳。在保護下直接上電梯，進入演講會場。
幾分鐘後，紐約警方把從槍手取得的槍枝帶去給他看。他看了看，只問：「是否可以和槍手談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妥，就作罷了。隨後他若無其事的進行演講，卻一句也沒說他差點被行刺的事。回到旅館，他才打電話告訴蔣方良，叮嚀她「不要擔心」。
那一天晚上，華僑還有一場盛大的歡迎晚會，警方勸他取消，以策安全。他則回以：「不用再說了，一切照常進行。」
那兩個槍手，一個叫黃文雄，在康乃爾大學攻讀工業工程的台灣留學生，台獨運動者。美國安全

黃昏的餘光帶著金黃色澤，照在紡織廠新舖好的柏油路上，路邊兩排高大的椰子樹向工廠裡延伸，直到廠房的作業區，那裡有幾棵老榕樹張著傘一般的樹蓋，為一群剛剛下了工在等交通車的女工遮蔭。
 秋風吹起，樹葉拂動，女工藍色制服的裙子隨風擺動，三三兩兩少女，手攜著手，輕聲細語的說著什麼貼心話。她們都年紀輕輕。有的剛剛從初中畢業，才十五、六歲，有的工作了兩三年了，到了十八歲的年紀，媽媽就開始在問了，有沒有男朋友呀，有對象嗎？那個隔壁的阿姨說要幫妳介紹啊……。
 她們都還未婚，小小的心事免不了這些。因為當時的慣例，結了婚，女工就得離職，回去照顧家庭帶孩子了。這裡只有少數幾個辦公室的職員是長期的工作者，結了婚還在上班。
 一會兒，幾輛交通車來了。車上下來一群交接的女工，她們是要來上夜班的，也都穿著制服，互相微笑著打了招呼，就進廠房的作業區，從黃昏到第二天早晨的夜班工作，開始了。
等車的女工於是紛紛上了車，坐在各自位置上。那司機看看下班的人都來了，問一聲：坐好了？就開動了。交通車穿過椰子樹的夾道，魚貫開出工廠，開向附近的農村地區，那是女工住的家，還是老式的三合院，或者矮矮的農舍茅草房。從一個村子，轉到另一個村子，放她們下來。在泥土路上慢慢搖晃著的班車，天色都有些昏暗了，才能回到工廠。
 
每天傍晚，這樣交換班的女工有多少呢？以這一間紡織廠為例，約莫有一千多人。它最多的時候，整個工廠作業員女工有三千多人。
 除了上下班的交通車，還有另一批交通車是開到不同的地方。那是紡織廠與一間中學合作，名為「建教合作」的制度。工人可以在工廠上班，黃昏的時候下了班，就去一間的夜間部上課，學習另一種專業技能。有些男工去學習汽車維修，因為剛剛時興起來的小汽車很多，但沒什麼人懂得修理，中學特別開了這樣的課，還找汽車廠合作，找來報廢的舊車，由老師帶著，讓年輕的工人試著去修理看看。也有人學習電機、電氣維修，還有女孩子學裁縫、會計、家政等等。學校的學費就由工廠和學校各自負擔了一些，從工人的薪資裡扣。
 年輕的工人充滿了希望。他們知道，學習好了一種技能，以後可以開一間小小的修理廠，無論是電氣、電子產品的修理，還是汽車修理廠，人生總是有一個盼望，幸福總是可以期待。而女生除了嫁人之外，也可以靠裁縫、會計等，擺脫女工的命運，謀一個不同的出路。
 也正因此，年輕工人的移動率特別高。男性工人的平均工作時間長度，約是105個月（約九年）。女性則更短，是76個月（約六年），也就是說，女性從初中畢業後，工作六年左右，大約21、22歲左右，就去結婚而自動離職了。
 而男性，最大的可能是自己去創業，或者轉業。所以台灣的中小企業特別興盛。依據1967年的統計，如果把29人以下從業人員的企業定為零細企業；把30-99人定為小企業；100人以上的定為中大型企業，則台灣零細企業加小企業的勞動者，竟佔了64.6％，也就是說，台灣工業化的過程，很大的部份是靠著中小企業的奮鬥而起來的。
而這些中小企業也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師父帶學徒，學徒再開小工廠，一家帶一家，互相支撐，或者互為競爭，慢慢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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