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秋分前后，91岁的作家王蒙先生来到广州，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那是一本1978年第7期《作品》复刊号，上面有他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最宝贵的》，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作品》的复刊号目前在广东省作家协会仅存两本原刊，这是之一。历经快半个世纪，杂志已经有点松散了。广东省作协的工作人员将之稍加装订，郑重地放在刻着“最宝贵的”的定制盒里，赠给王蒙。
这份礼物见证了他与广东的深厚渊源。
在前往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活动现场的路上，羊城晚报记者荣幸与王蒙先生同车。老先生依然目光锐利、思维敏捷、记忆清晰。我们以这份礼物为引，展开了一场关于“最宝贵的”对话。
宝贵的故人：恩师伯乐
“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收到这份礼物后，王蒙感慨良多，翻看着杂志，可能想起了很多故人和往事，不禁流泪。问他想起什么？他说：当时，恩师萧殷先生向我约了一个稿子。
每当提到萧殷，王蒙总是尊称他为“恩师”或“萧殷师”：“是萧殷发现了我”。王蒙曾这样回忆起二人的初见：“在那里，文学的殿堂向我打开了它的第一道门，文学的神祗物化为一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他慈祥地向我笑，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1953年，不足二十岁的王蒙交出了《青春万岁》初稿，引起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萧殷的注意。
萧殷非常重视这位年轻人和他的作品，郑重表扬了王蒙的“艺术感觉”，同时指出了小说结构上的问题是“缺乏主线”。此后，萧殷一连八个星期天面对面指导王蒙，更帮助王蒙向所在单位请了半年创作假，让他改好《青春万岁》。改定后的《青春万岁》令王蒙崭露头角。
1957年11月，萧殷即将离开北京，回家乡广东省龙川县佗城，王蒙闻讯赶去看望恩师。这一别就是21年，师生二人没有再见面。
1978年，春雷响动。王蒙和他最宝贵的故人——萧殷恢复了联系。当时，萧殷在家乡广东紧锣密鼓筹办《作品》复刊，有一天他忽然接到从王蒙从新疆寄来的信。他立即给王蒙回信，说明《作品》即将复刊，请王蒙投稿。于是，王蒙把自己复出后的首篇小说《最宝贵的》寄给萧殷，萧殷立即在1978年第7期《作品》复刊号上发表。
《最宝贵的》的刊出成为了王蒙复出的重要一步，随之而来的还有《夜的眼》《活动变人形》《蝴蝶》《布礼》，等等。历经沉淀后的岁月，在王蒙的笔尖肆意流淌，一部部饱含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相继问世。“那是我写得最出活的时候。你想想，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生活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化。这些大的转折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鼓舞。”王蒙曾自白道。
萧殷去世后，王蒙多次前往恩师萧殷的家乡，或拜谒萧殷雕像，或在萧殷文学馆参加纪念活动。这对相识一生的师生，始终没有一张合影。1988年，摄影师在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向恩师的雕像鞠躬献花时，按动快门，记下了这个瞬间，留下了他们师生二人天人永隔之后的一张特别的“合照”。
宝贵的源泉：文心常新
在王蒙看来，一个地区之文化生活的活跃、精神生活的活跃，以及我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对生活、对社会的热爱，都会表现在文学创作的活跃中。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来，王蒙与广东的互动越发频繁。
“因为广东在文学事业上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常到这里来。”王蒙回忆道，由于广东有深圳和珠海等特区，这里出现了很多新的生活、新的可能性，“来这里采风能有好作品。”
王蒙的笔耕不辍，离不开他的热烈不减、文心常新。2021年，王蒙在羊城晚报花地文学榜获评年度致敬作家，他在当时的致辞中：“到现在，我有了更多生活的积累，随时写到什么东西就有各种的回忆、各种的想念、各种的纪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他强调：“以小见大，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全新可能性，人们视野、见闻的变化也带来了生活上的变化。”
“我现在还有这方面的热情，还有这方面的素材，还有许多要写或能写的东西。”言及自己的创作力，王蒙颇为自信——“小说我也没停，现在平均每年至少还有一个中篇”；除了小说作品外，王蒙还出版一大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阅读回忆心得、评点议论，涉猎李商隐、红楼梦、诸子百家中的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和列子等，最近还要出一本谈聊斋的书。
时至今日，王蒙创作了百余部小说，以及散文、诗歌、传记、文艺评论等各类作品，总计达2000多万字，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各国和地区出版。可以说，王蒙的文学创作横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各个时期。他与共和国发展历史相伴、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文学作品，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热爱和好奇心是这位“90后”老作家丰沛创作力最宝贵的来源。“我对语言的吸收、感受、使用，或者说换着用的这种兴趣特别大。”在王蒙看来，任何一句话至少有15种说法，但15种说法的味道给人的感觉并不一样。
过去，王蒙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作品中可见 “意识流”“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派戏剧” 等的影响。在新近的长篇作品《猴儿与少年》中，他更是大量将现代词汇甚至网络用语，应用于1950年代的劳动场景。
语言是思维的符号。对“有意思”的追求更体现了这位“90后”作家的为人处事上。作家毕飞宇向记者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细节：在一次文学活动合影之际，身居高位、资历深厚的王蒙并没有按部就班地坐在主位上，而是在大呼一声“没意思”后，就带头侧卧在地上，与大家“平等”地合影起来。
宝贵的心境：沉稳从容
王蒙的家人曾笑称他是掐着秒表度日的人，每天阅读、写作、锻炼，甚至坚持游泳。在今年出版的《夏天集》里，王蒙写道：“游泳和文学一样，是长期主义的事情：平稳呼吸，一直游到开阔的地方；游得够深，才能登上自己的岸。活着就要游泳，努力而为。王蒙九十鲐背矣，鲐是一种鱼，王蒙没有辜负这种命名。”
长期主义也是处世眼光。从《青春之歌》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的不少代表作都以年轻人为主角。当被问及如何看待年轻一代今天所面对的焦虑时，王蒙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课题，也会有不同的焦虑，但也取决于个人。“任何时代的任何焦虑，对于有志气、有情怀的人来说，都让自己作出应对和选择；而对一无所能的人来说，也许就变得悲观。”
“我毕竟91岁了。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我的小学阶段都在沦陷时期度过，当时一切至今记忆犹新。抗战对我来说不是历史，而是亲身经历过的现实。”在王蒙看来，和几十年前相比，今天的情况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也有了我们自己推动这个社会的可能。
1963年，29岁的王蒙远赴新疆，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扎根生活。王蒙与当地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曾在扬场地，翻起金色的麦粒；也曾装卸货物，最多时扛起上百公斤麻袋。
1978年，在与萧殷恢复联系的第一封书信中，王蒙这样向恩师报告自己的状态：“我今年四十三岁，自觉年富力强，虽然外貌瘦弱，倒还顽强。去年我还从五米高的悬崖上跳到水库里去游泳呢。这十几年考验的日子，虽然也时有苦恼和迷惘，但我并没有消沉，没有虚度年华，没有走上邪路……”
写作暂停了，而生命在张扬。起伏的经历带给王蒙一份宝贵的人生哲学。多年以后，王蒙说，与新疆的邂逅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他“从人民当中，从生活当中，从雪山、戈壁、绿洲、草原上获得了无法剥夺的快乐，获得了原来没有的沉稳与从容”。
文 | 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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