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飞地荷兰：离开中国后，为什么用中文阅读和思考依然是重要的？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与香港资深媒体人，同时也是飞地书店创始人张洁平，以及负责书店日常运营事务的店长徐进，一起聊了聊在欧洲开一家中文书店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探讨，飞地如何在荷兰重新延续香港曾经的那种开放流动和包容的精神。身处这样一段历史中，为什么离散是为了重聚？为什么哪怕身处异国他乡，能够用中文阅读和思考，以及关心中国社会依然是重要的？

RFI：我们都知道，疫情之后中国出现了一波移民潮。而我观察到，恰好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上，你们在荷兰开了“飞地”这家书店。

徐进：这个巧合背后，我觉得其实也有某种必然性。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巴黎现在有很多中文书店，而事实上大多数都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我也稍微了解过一些情况。放眼整个欧洲，乃至更广泛的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在疫情之后都出现了很多新的书店。

当然，也有一些书店因为经营上的困难而倒闭。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开设线上书店。比如在英国，各个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你在“小红书”或者其他平台上搜索一下，就能发现不少。

我觉得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现象：就像你所说，在这一波华人新移民浪潮中，新移民群体对原本文化生活的渴望正在增强。这也是对过去移民生活刻板印象的一种打破，大家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中餐馆这样的传统行业。当他们想要创业、探索新的方向时，也开始尝试一些既有商业性、又具文化性的项目。

“飞地”在各个地方的出现，其实正是在这样一个全球书店复兴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也许是偶然的，但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它所代表的文化需求和发展方向却是必然的。

RFI：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其实开这样一家书店，可以让更多当地的华人有一个公共空间，能够一起思考、交流一些与自身处境密切相关的问题，比如移民的处境。我很好奇的是，我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既然我已经移民海外了，那我就要在这里扎根。我既然要扎根，就应该努力学习当地语言，融入当地社会，应该去当地书店、读当地书。”那为什么对于一个“离散的人”来说，母语的阅读依然重要呢？这种重要性一直都存在吗？还是说在新冠疫情之后的新移民潮中，这种文化需求变得更加强烈了？

张洁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实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这两种需求，也就是融入当地社会和保持母语文化，并不矛盾。你完全可以在荷兰、法国或纽约这样的地方很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保有自己的母语文化。这个事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极端。并不是说我每天逛中文书店，就成了一个只能待在唐人街、一句英文都不会说的人。我觉得那是一种刻板印象。

其次，我认为对于离散的华人来说，坚持母语阅读的重要性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无论我们来自哪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或者马来西亚，我们在原生地所认识到的“华文世界”其实是不完整的。反而是当我们离开原来的地方，身处“他者”的空间时，才有机会回过头去拼凑、理解这个庞大的华语世界。比如，你可能离开中国大陆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还有一个南洋华人世界，还有台湾、香港，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联系在国内时反而不容易看清。

这也是“飞地”的一个特色。你刚才提到我们有很多繁体书，其实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同一主题下的书，不论是繁体、简体，还是来自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出版的，都放在同一个书架上。别人会觉得这很稀奇。但对我们来说，这正是我们希望呈现的状态。中文因为种种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往往被迫变得高度政治化，但它本来就是一种彼此都能读懂的语言。

我希望“飞地”能在一个相对自由、没有包袱的空间里，重新呈现华语世界应有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这种体验，其实在我们原来的生活环境中是接触不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海外必须“补上的一课”。

第二个层面是：今天的新移民与三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移民已经非常不同。这不仅仅是华人，全世界各个文化背景的人都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大家更愿意珍惜自己的文化根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觉得“我到了纽约，就必须彻底变成一个纽约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思潮。就像你珍惜自己的性别身份一样，你也会珍惜自己的文化身份。它不是一种负担，也不会妨碍你去学习英语、法语或荷兰语。相反，它不该让你感到羞耻，而应该成为你持续的文化养分的来源。

 我觉得这正是当代人对自身文化身份的一种新的回应方式。

RFI：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觉得特别好。那我想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吧。之前在很多场合你都提到过，比如我听过你的采访时你说，开书店其实也是一种“在另一个地方重建中国”的尝试。其实我也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些人觉得，他们离开中国后，终于能自由地表达了，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声音似乎又没有被当地社会真正听见，也难以传回国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重建中国”这件事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张洁平：谢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重建中国”这个概念非常容易被误解，所以我一般不会太强调这个词，虽然每个人在使用它时都有自己的理解。

我的看法是，我们不一定要在各地去讨论所谓的“中国问题”，因为严格来说，没有什么“独属中国”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更多是“人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共通的。

比如说女性的处境。我在东京的感受特别深，东亚女性真的是“同一国人”。有一次，一个香港女作家的书在日本出版，一个懂中文的日本读者读完哭了，一个在韩国留学的中国女孩也觉得特别有共鸣。你就会发现，东亚女性的经验是相通的。

再比如，我们今天都在面对科技、算法、人工智能这些极具垄断力量的存在，它们正在重新定义“人文”与“人性”（humanity）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根本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所有社会都在经历的共同处境。

所以对“飞地”来说，我们希望在活动中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宏大的“国家问题”，而是这些能够让人彼此相连的“共同问题”。

张洁平曾在其他的采访中表示，她理想的社会是大家可以有非常不同的身份认同，非常不同的政治观点，但当大家对某一些话题的知识有相似的兴趣时，大家就有机会走在一起，而飞地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空间。当不同的人面对面坐下时，大家伸手去拿同一本书时，尽管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有非常不一样的政治观点，但他们拿那一本书的那一刻，他们看了彼此一眼，那个信任感就升温了，开始愿意听对方说两句。也许第一次只是萍水相逢，参加几次活动后，他们就成了朋友。而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重建中国不再是一个政治实体的概念，而是扩展成为每一个人具体的、可以践行的行动本身。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和Souringa提供的音频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