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纹脉：清末民初瓷器：符号的更迭与碰撞》

在以往的节目中，我们聚焦于瓷器作为外销商品的辉煌历程，它们漂洋过海，成为西方贵族追捧的珍品，承载着东方审美与工艺的荣光。但当时间的指针拨向清末民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瓷器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的视角也随之从 “外销” 转向 “内需”，从单纯对瓷器精美纹饰的 “审美” 赏析，转向深入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复杂 “社会情绪”。这一时期的瓷器，不再仅仅是精美的贸易商品与宫廷玩物，而是成为了时代变迁的视觉记录者，承载着社会运动的呐喊与国家耻辱的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揭开清末民初瓷器图像的神秘面纱，探寻那些隐藏在瓷片背后的历史风云。

主体对话：符号更迭的三幕剧

（一）拳民的怒吼：反叛符号对传统的颠覆

1. “扶清灭洋”：文字符号的暴力突围

清末，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其影响不仅在政治与社会层面，更在瓷器这一传统艺术载体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义和团瓷器上，“扶清灭洋”“拆铁道，拔线杆” 等直白粗犷的文字口号取代了传统的花鸟山水、祥瑞纹饰。这些文字符号以反装饰的特性，打破了传统瓷器的审美范式。就像河北省博物馆所藏的义和团瓷碗，上面直接书写着口号，笔画刚硬稚拙，毫无传统书法的飘逸与规整，也完全摒弃了传统瓷器追求的精致细腻风格。它不讲究笔法的圆润，也不追求布局的对称，却以一种质朴甚至粗糙的方式，将底层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满腔怒火直接宣泄出来。这种转变，标志着瓷器从纯粹的审美载体，转变为政治动员工具，成为普通民众表达政治诉求与民族情绪的特殊媒介 ，瓷器不再仅仅是供人赏玩的工艺品，更成为了时代变革的呐喊者。

2. 反洋教叙事：符号意义的重构与破坏

义和团瓷器还构建起独特的反洋教叙事。在这些瓷器上，我们能看到 “鬼子眼珠俱发蓝”“鬼孩俱是子母产” 等荒诞却充满愤怒的场景描绘。这些图像以民间俚俗的绘画风格呈现，人物造型夸张，色彩对比浓烈，与传统官窑瓷器纹饰的和谐典雅大相径庭。比如，在一些瓷器上，洋人被描绘成青面獠牙、面目狰狞的形象，与传统绘画中人物的端庄形象截然不同。这种对洋教的妖魔化叙事，伴随着对传统纹饰的破坏与摒弃。义和团瓷器不再遵循官窑那种严谨规范的构图，画面常常显得杂乱无章，却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张力。它们成为传播排外思想的有力媒介，将民间对洋教的恐惧、厌恶与反抗情绪，通过瓷器这一载体广泛传播，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反帝意识，也深刻改变了瓷器原有的文化内涵。

（二）入侵者的 “纪念品”：被强加图像的屈辱印记

1. 战争场景的暴力书写

八国联军侵华后，出现了一类特殊的八国联军纪念瓷，它们成为中国近代屈辱历史的鲜明见证。这些瓷器上，国旗、士兵、炮火连天的战争场景等图像被侵略者强行绘制，如德国科隆博物馆收藏的联军纪念瓷盘，清晰而残忍地描绘了联军士兵攻占北京的画面。瓷盘上，联军士兵的形象趾高气扬，而背景中的北京城则在战火中硝烟弥漫，原本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与工艺精湛的瓷器，此时沦为侵略者炫耀武力与胜利的工具。这些图像以写实手法记录下侵略者的 “胜利”，却成为中国瓷器纹饰史上无法抹去的耻辱印记。中国瓷器曾经承载着东方文化的自信与辉煌，而此刻，其纹饰主体性彻底丧失，不再是本土文化的自主表达，反而成为侵略者肆意涂抹的画布，任由他们将侵略的 “荣耀” 铭刻在瓷器之上，时刻提醒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国耻。

2. 御用珍品的悲剧命运

除了专门制作的纪念瓷，许多原本珍贵的御用瓷器也在这场浩劫中遭遇了悲惨命运。“清雍正粉彩蝠桃纹橄榄瓶” 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件本是宫廷御用的精美瓷器，瓶身线条优美，粉彩绘制的蝠桃寓意着 “福”“寿”，是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艺术体现。然而，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它被掠夺至海外，甚至被用作灯座，瓶内填入夹着狗粪的泥土以作稳固。曾经在宫廷中备受珍视的御用珍品，如今却遭受如此凌辱，其原本承载的吉祥寓意与尊贵地位，被侵略者的暴力与野蛮行径彻底消解。它不再是代表皇家威严与艺术巅峰的象征，而是成为国家耻辱的物质载体，见证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沧桑巨变与民族苦难，其命运的转折，也象征着中国瓷器从宫廷珍玩到屈辱见证的巨大转变。

（三）共和国的迷茫：新旧符号的碰撞与共存

1. 新符号的萌芽与挣扎

进入民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这种变革也反映在瓷器纹饰上。民国探索瓷上，五色旗、孙中山肖像、火车、轮船等新符号开始崭露头角。故宫博物院藏的民国粉彩瓷瓶便是典型代表，瓶身绘有孙中山先生肖像与行驶的火车。孙中山肖像以简洁而庄重的线条勾勒，展现出革命领袖的风采；行驶的火车则以明快的色彩描绘，象征着工业文明的到来。这些新符号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对共和政体与工业文明的向往，试图构建新的国家认同与时代精神。它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觉语言，打破了传统瓷器纹饰的固有模式，为瓷器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在萌芽阶段显得有些稚嫩与挣扎，但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方向。

2. 旧符号的坚守与混杂

然而，在新符号逐渐兴起的同时，仿古旧符号如传统的龙凤、花鸟、山水纹饰仍大量存在，与新符号在同一器物上并存。一些民国瓷器一面绘制着代表共和的五色旗，另一面却保留着官窑传统的缠枝莲纹。这种新旧符号的混杂，反映出民初意识形态的混乱与真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从封建帝制向共和体制的过渡阶段，人们既想摆脱旧有封建文化的束缚，追求新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价值，但又难以在短时间内完全建立起新的审美与价值体系，因而在瓷器纹饰上表现出这种矛盾的状态。传统纹饰承载着悠久的文化记忆与审美习惯，难以轻易被抛弃；而新符号则代表着时代的变革与进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两者的共存，生动地展现了过渡时期社会文化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也让民国瓷器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与文化的独特窗口。

体系性的破碎：大时代的视觉投射

在清末民初这段动荡岁月里，曾经由官窑引领的统一纹饰审美体系，如同遭遇了一场强烈的地震，彻底分崩离析。这一时期，瓷器纹饰不再遵循单一的审美范式，而是被卷入了时代变革的洪流之中，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交锋的前沿阵地。

义和团瓷器以其反叛的符号，率先向传统审美体系发起冲击。“扶清灭洋” 等口号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打破了传统纹饰追求的精致与和谐。这种对传统装饰性的否定，不仅仅是图案的改变，更是一种审美观念的颠覆。官窑体系中，纹饰讲究对称、比例、线条的优美，追求一种含蓄、典雅的美感；而义和团瓷器的文字符号，以其质朴甚至粗糙的形态，强调的是情感的宣泄与表达，完全抛弃了传统官窑纹饰的审美规范 ，这是底层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对传统秩序的一种反抗式表达，标志着传统审美体系不再能满足社会底层的精神需求，其权威性开始动摇。

八国联军纪念瓷则是外来力量对中国瓷器纹饰体系的强行介入。那些被绘制在瓷器上的国旗、士兵和战争场景，是西方列强侵略的象征，是一种 “被强加的图像”。这与中国传统瓷器纹饰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背道而驰，中国传统纹饰多源于本土的神话、历史、自然等元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与审美情趣；而联军纪念瓷的图像，是西方侵略文化的体现，它们在瓷器上的出现，使得中国瓷器纹饰失去了文化主体性，成为西方列强展示胜利的工具。这是外来强势文化对中国本土瓷器纹饰体系的暴力破坏，进一步加剧了原有体系的破碎。

民国探索瓷上新旧符号的碰撞，更是将这种体系性的破碎表现得淋漓尽致。新符号如五色旗、火车等，代表着共和、工业文明等新的时代理念；旧符号如龙凤、花鸟等，则是传统封建文化的遗留。两者在同一瓷器上的并存，反映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混乱与矛盾。人们在面对新的社会制度与文化思潮时，既渴望拥抱变化，又难以割舍传统的文化根基，这种矛盾心理在瓷器纹饰上表现为新旧符号的相互竞争、相互拉扯 。曾经统一的官窑审美体系已无法适应这种多元的文化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符号碎片的无序组合，这些符号碎片来自不同的文化源头，承载着不同的价值观，它们在瓷器上的共存，正是大时代在视觉上的直接投射，见证了旧体系的崩塌与新体系构建的艰难。

纹脉新语：当代的反思与展望

当代陶瓷产业对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瓷器文化现象进行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反思，从中汲取历史经验与文化养分，为陶瓷艺术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