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读台湾｜一篇散文看岛屿今昔

十二月的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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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人日记

由散文折射台湾这座岛屿的今昔、历史变迁、文化融合与现时的样子。通过笔者们平凡的日常、成长的记忆、生命的领悟，带你品读最真实鲜活的宝岛。 精选台湾地区数十位作家的文字。字里行间散落时光的雕刻，亲情、友谊、家国、时代、众生...或直击主题，或慢慢铺叙，无一不是对生命、对内心温柔的治愈。 播送时间：周一、三、五 9:00更新 分享美好文字，讲述台湾情怀。

  1. 2020/04/22

    美味在心境

    赵淑敏/文 也许天生命苦；也许是多年受胃管制成了习惯，确实太不贪口腹之乐，别人爱不停嘴的东西，不吃绝不感遗憾；不过一定要请我享受，我也能随缘“表现”欣赏，不惹人厌，但是谁也别想让我多吃一口。 一次四妹分了一些零食给我，说：“留着，馋了的时候，就抓几个来吃。”“我从来不馋什么！给我，万一放坏了，糟蹋了不好。”不要扫兴，你会想吃的。”可不，扫兴多煞风景，我不该扫人兴。收下了那些吃食，且尽责地吃光了。还好放了久久也没放坏，到底没肯丢掉，只因那是妹妹的心意。 人问，什么最好吃？答曰：应该是不要自己做的最好吃。 好吃！飞机上的算吗？1977年9月末，独游天下的欧洲行程将要结束，最后的单飞，从瑞士飞维也纳，在奥航的班机上，我选的主菜是“匈牙利红焖牛肉”，因为这次的经验，以后到菜谱上有这道菜的餐馆，我都会点这样似乎很不起眼的菜，但都没那个味道和感觉，吃下去的乃是失望；或许是先入为主的偏见，但就是留下了那样的记忆。可惜奥航不就便因经营不善停业，这道航程主菜自然成了绝响。不过我敢肯定，至少在吃过的飞机餐中绝对是第一名。而也是那年的经验，印象深刻，至今想法未改，英国飞机的餐食最难吃。 偏偏旧岁受邀去英国女儿家做客，我既有的成见，让他们为难。后来我说了：“如常，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不麻烦不费事的吃得最安心。” 看我是真意，女儿就不再伤脑筋，出去吃饭他们大快朵颐我也好好表演，过后，我都忘了吃些什么，只记得我多半要的是鱼。洋人做鱼，非烤即煎再不然水煮，加上些无甚变化的sauce。好吃吗？嘿！嘿！别问了。不出游在家的时候，最受全体欢迎的是Mrs.Shaw发明的英国新美食“萧家烤饭”。Terry Shaw除了凤梨酥不爱华人食物，女儿便换着花样想点子让他就范。她将牛肉、草菇、洋葱、胡萝卜、花生米加一点简单佐料炒到八分熟，再煮好一锅饭，都倒入大烤盘中拌匀，厚厚撒上Cheese，放入烤箱烤半小时上桌。另切一盘生菜色拉，就是一餐了，还真不赖。只是我很困惑，为什么煮饭，不煮到百分之百熟透，一定要把米保留百分之五的夹生。而且这样才算是“标准”的烹煮方式，顽固的英国佬的习惯不合理也不愿意改；尤其世居山村注重传统的恋家男。 这两样美食，我更欣赏那盘色拉，不仅色彩悦目，红色甜椒、浅绿脆瓜，还点缀些其他的果果叶叶，很漂亮。我最爱的是红色甜椒，微微的清甜，十分爽脆。尤其，是不必洗的，剥开了保鲜膜切了就吃，新鲜到极点。这是跑遍了全世界没有的经验。也难怪，那是Chatsworth House的达翁夏公爵府农场的产品，价昂但质量特优。以至那位Mr.Shaw到了纽约买了瓜果葡萄最初也不洗就吃，结果还没返英，已开始腹泻。 公爵府闻名遐迩的除了“太公爵夫人”金头脑的经营智能、府邸及其他观光资源、皇家赛马会的贵妇们帽子展览，还有农场出品霸王级的冰淇淋，不是最甜却奶香浓郁，尤其那以球为单位的分量，让很多人连呼过瘾。可不是吗，他们的一球差不多等于一般冰食店的一球半，两球一杯的我已吃得讨饶。那些年轻人买一大杯三四球堆得高高的，全都下肚真有勇气。由羊群担任“剪草机”整理过的，那看不见边缘的公爵府物业世界最美的草地上，不分男女老少，排过长长的队，终于买到了霸王冰淇淋，晒着难见的灿烂阳光，大家一起舔的趣味，应该已超越醇香甜美。那样单纯的快乐，在很多地方的确已成奢侈的愿望。

    6 分钟

  2. 2020/04/20

    大同小异的苦闷

    喻丽清/文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青春时活得闪闪发亮，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其实两者互调也许更加完美。可惜年轻时，我们如何能明白什么是从容？   最近收到北医大“北极星诗社”的简燕微小学妹寄来的《望远文报》，知道沉寂了很久的诗社又活跃起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当年我把我的青春全押在那个诗社上了。谁知它依然健在，依然有诗的热情在那里燃烧。也许每一代有每一代打发寂寞的智慧，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如果没爱上文艺真的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我们的青春像张白纸，草稿不知如何打起，父母老师替我们设好框架，我们未必心服。没有计算机没有旅行没有多余的物质让我们挥霍，因为外在的自由太少，我们反而拼命想要用文学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回顾所来处，我们强作坚毅用以掩饰脆弱，争自由有时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却不自知。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使我们着迷于哲学，那时候存在主义当道，我们急于知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结果存在主义更加让我们迷惑。我记得萧孟能的《文星》和林衡哲的“新潮文库”，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最爱的精神食粮。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其实文艺只能拿来当副食，说它是鸦片也未尝不可。   我还记得胡和李大打笔战，一个要维护传统文化，一个要全盘西化，现在想来不过是老人跟少年的战争，打到现在中国大陆接下来还在打。那时候文建会和“救国团”真的为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做了很多洗脑的工作。等我出了台湾后，才明白原来大陆的时候正是我的青春期，不禁捏把汗。想想如果调换了场地，难保当红的不是我们。当那些红犯着一点都不美丽的错误时，我们却在郑愁予达达的马蹄中享受着过客一般的浪漫情怀。青年“救国团”带给我们的救赎真的不小。   由于爱写诗，除了在大学里创办北极星诗社之外，我还代表北医参加过“救国团”办的暑期文艺营、岁寒三友会、出版研习会等，受益是一辈子的，加上天主教的耕莘写作班，就让我文艺得更加彻底。留学风气一开，大家跟着潮流走我也走，一心要去远方……流浪……三毛去沙漠受苦受难其实是替我们那一代青年去的。青年的苦闷没有国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没错。   如今自助旅游吃香喝辣，手机随身听平板计算机，什么都唾手可得，但宅男宅女们的空虚好像并没有被填满。外在的自由多起来，无从选择的烦恼就开始了。我想，人的一生最好不要像水桶一样的被注满，要像火一样一次次的被点燃，我们那一代人的愚蠢也许跟这一代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这一代的聪明我们却遥不可及。

    5 分钟

  3. 2020/04/17

    看着孩子自己也变年轻了

    陈若曦/文     有幸认识安坑康和传道会吴文朗牧师，知道教会长年关怀社区的弱势家庭，其中一项是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放学后的课业。我们真理堂的教友很想尽些心力，于是认养了一周一次的课辅活动，大家轮流在既定的日子，于下午三点开始，在教堂为之安排的课室里，陪伴孩子做功课、读报，或带动游戏、唱歌，直到孩子回家吃饭为止；包括个别用过晚餐便当才告别回家的孩子。   这些孩子都来自低收入户或者单亲家庭，有隔代教养的，也有孤儿，着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疼惜。   今年夏初，有志工建议：若是偶尔能带孩子走出山区，到外地去参观游览，开开眼界多好！   好主意。大家决定从台北市做起，于是开始筹募经费。   我把消息传给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理事长傅依萍。她给会里发出信息，会员纷纷响应，一人一千，很快募到四万元，指定作为学生的餐旅费。志工们的费用，我和石玉各捐了三千元，等用完再说。   暂定一个月出游一次，结果台湾科学教育馆成了首选目标；正逢暑假，日子就定在八月十七日周一。很快有学生报名了，最小从小学二年级，直到初中三年级，一共十一位，男生六名，女生五名。固定志工四名，加上我们刚参加的八位，人数超过学生，比理想的设计“一个大人带一个孩子”还有余裕，相信家长听了都很放心。   这天上午十点，各路人马在圆山附近的科教馆前集合，买了门票，由事先安排的导游带领，开始了长达两小时半的游览。作协秘书长王克敬特来和大家招呼问候。孩子们听说我们协会捐助者包括作家、记者和电视导播，如耳熟能详的李艳秋、沈春华、叶树姗和陈月卿等，相当兴奋；从小能受到关注和疼惜，相信有助于提升孩子们的自信和自尊。   我们大人志工中，多半是第一次登门科教馆，和孩子一样，处处充满好奇和惊奇。惊奇是主要的，没想到竟有六层大楼的展厅，每一层楼又各分设数个展厅，有主题展览，影片播放，游戏区……可说应有尽有。大人跟孩子们一样，滚沙包，坐摆椅，听音乐……好像回到童年时代，个个乐开怀。   可能是我们反应热烈，竟感动了导览员。他不但解说详细，还逗趣十足，简直是倾囊相授，直讲到十二点半过了，才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据说超过他一小时的工作时限，令人感激复感动。   快到午后一点了，个个饥肠辘辘，赶紧带大家去大楼底层的餐厅用餐。这里场地宽裕，设备齐全，食物也很可口。看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我们也胃口大开，觉得收获丰富，对今后的工作更有信心了。   饭后又逛了一层楼的展厅，有的孩子迷上游戏，简直不想走似的，只好狠下心来催促他们。我们按计划把孩子们送上了来程的车子，然后挥手道别。大人互相道别时，都说孩子让我们变年轻了。

    5 分钟

  4. 2020/04/15

    盘子总是会破的

    宇文正/文 幼年时我住的影剧六村有个公共厕所，后来看相声瓦舍“战国厕”的段子，知道他们拿我们村子来消遣，他们已经借“影剧六村”之名编了一系列眷村故事了，我笑说：“冯翊纲又在糟蹋我们村子了！”儿子追问：“你们眷村真的有公共厕所吗？”这等于坦白自己出生于如何古早的年代，我很不情愿地承认：还真的有，我很小的时候也使用过，忘了几岁开始，漫漫地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了，才不再去公厕。但记忆里，直到我们家搬出眷村，那个公厕一直还在，我不记得什么人负责打扫，只记得公厕外头有个水龙头，有些人会把碗或衣服拿到那里洗。   那天我玩耍经过，邻居小姊姊在那里洗碗，一边跟我讲话，不知怎么，哐啷一声，我眼睁睁看见盘子从她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破了。我惊恐地望着她，隔好久才说出话来：“怎么办？你会不会被你妈骂？”她的表情倒是镇静，没觉得大不了的样子。这时她母亲（是蔡妈妈？刘妈妈？……我想不起他们家的姓了……）从厕所里走出来，微笑地对我说：“为什么要骂？盘子总是会破的。”我紧张地离开肇事现场跑回家，虽然盘子不是我打破的，还是觉得自己闯了祸。   连她们家姓什么都忘了，这个画面、她妈妈的那一句话却深深刻在我的心上。在那个年代，这个妈妈太另类了，那时眷村里家家都穷，即使普通的盘子，也不至于打破可以毫不心疼的。而那年代对子女的教养，打骂是寻常，打破了盘子，至少一定会被数落一番吧？如果是我妈，“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那么不谨慎！”就算恰好是她心情最好的时候，起码也会念上一念，她妈妈竟然说：“盘子总是会破的。”太意外，我回到家犹然怔怔想了又想。   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这话对自己人生观所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是后来，这偈语般的七个字时而在一些关头浮上脑海，才慢慢懂得它对我产生的效应。我母亲严厉，我总有不敢犯错的无形压力。母亲的有趣是在她的“纪律感”常常与众不同，比如她不认为孩子上学非得穿制服，她对有些制度、形式是很叛逆的；但如果功课很烂你试试看！我曾有97分的考卷不敢拿给妈妈看的经验，因为错的那题明明是早就会的，只是粗心错了，粗心是不可原谅的。这个邻居妈妈却说：盘子总是会破的。   有时是面对别人，有时是面对自己，这句话有种宽容的力量。我常被认为是个好脾气的人，尽管其实个性急躁，有时粗心、神经大条，更有许多事情能力不足，但通常不会迁怒别人，对小孩尤其有耐性，也因此少有见过我发脾气。尤其对于物的损失我很少放在心上。几乎没有恋物癖。太喜欢孩子、动物，所以也不收藏什么，便不怕“打破”。家中桌、椅、橱、柜的脚被小兔子啃是难免的。喜欢的书，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一度经常搁在床头，某日发觉小狗认真啃食一个四方物体，从狗嘴里抢下，精装书背已经咬出花絮，哎，书总是会被啃的！   我后来读到一个算命的故事，说某人算出自己某日他珍爱的那个杯子将会摔破，他想挑战“宿命”，那天一起来，便盯着那个杯子，心想，我牢牢看着它，它能在我眼下破掉吗？那一整天他哪也不去，连他老婆喊他吃饭也不理。到晚上，他老婆火大了，跑到他书房一把拿起那杯子：“有什么好看，一整天看这个破杯子！”往地上一摔，果然摔成了破杯子。那人先是一愣，继而抚掌大笑：“原来如此啊！”这还真是个宿命的故事。   连杯子、盘子都有它们的宿命吗？   前年（2011）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两岸合璧展之前，反复读到此图收藏者吴洪裕临死前（清顺治年间）嘱家人焚以为殉，从子吴静庵“疾趋焚所”，从火中抢出画卷的故事。画已烧去部分，断为前后两截，前段“剩山图”藏浙江博物院，后段较长的“无用师卷”藏台北故宫。两岸合璧让台湾观众看到了这长卷画作的开头，虽然还是不完整了。画有生命，也要无奈一叹：画总是会被焚烧的啊！然而经过火殉，破坏了完整，却增添了故事，人生一次一次的毁坏、裂痕是否亦如此？ 我邻居妈妈的话语只是单纯出于对孩子无心之过的宽容；当人们以一则传奇看待火殉后的画作，遗憾里，有对“不完美”留下的想象空间哲学上的领悟，那就是对历史、对艺术、对美的宽容了。

    7 分钟

  5. 2020/04/13

    盐寮的野百合

    孟东篱/文   盐寮，是花东沿海公路上一个散居的小村，在花莲市南方约二十公里。这里离海岸五十至两百公尺，便缓缓升起了月眉山，月眉山不高，只有一两百公尺，经多年砍伐，已没有多少树木，但杂草遍山，倒也葱绿，从山坡上俯视太平洋，碧蓝辽阔。   月眉山每到三四月，就在草丛中开出许多壮硕清丽、芬芳沁人的野百合，据我所知，十年前就有花莲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到盐寮郊游，大把大把采去，渐渐的，野百合终于少了。   今年，雨停之后，盐寮的大人小孩开始大量采摘，几乎每个家庭都放了一大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浸在水盆里，有的插在瓶中。不上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各自捧着一大把从山坡下来，走在路上。那实在可说是丰硕的美景，但那美景是让人心痛的！   孩子们采野百合，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喜欢，而是为了拿到花莲去卖，一朵两块钱。也有人来收购，一朵两块，再拿到花莲以五元售出。可是这些花，岂止是一朵几元的问题！你说它一朵值一百块都可以。这些花，就是耶稣所说，每一朵都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更美丽的野百合。   而今，山道上到处是遭受摧残的花梗与花朵，凡能见到的能采到的，都会被采光，只有花沟悬崖顶上的得免于难。   盐寮的大人们是好大人，盐寮的孩子们是好孩子，没有人能说去采捧野百合是不对的，但问题是在这自然的丰硕中，常有叫人心痛的担忧：盐寮这自然的恩赐能任我们挥霍到几时？这样的杀鸡取卵的采撷，岂不是在野百合还来不及孕育下一代时，就已被拔除了吗？今年所采的地方，明年还会再来吗？   我相信盐寮的野百合还可以让人再采几年，但几年以后呢？盐寮还有百合吗？台湾还有一个“遍山野百合”的盐寮吗？   请支持盐寮的野百合，请保留盐寮的野百合，请让盐寮永远是一个有野百合的盐寮，请让台湾有一个地方，名叫“有野百合的盐寮”，并让那有百合的盐寮的百合满山满谷。

    4 分钟

  6. 2020/04/10

    我们这一代：小林来台北

    林黛嫚/文 台湾女作家，著有《闲爱孤雪》、《闲梦已远》、《闲人免爱》等。 《小林来台北》是王祯和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嫁妆一牛车》那本短篇小说集，齐邦媛老师的一篇评论谈到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还提到“小林来台北现象”，“无数的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到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新兴的迷惘与乡愁赋予文学写作又一种新貌。”是啊，无数的小林来台北给予文学写作新的变貌，但是小林们为什么要来台北，文学写作给出答案了吗？   每一个世代的小林来台北，都有不同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高压统治和文化断层的局势中，紧张孤悬的国际地位及百业待兴的经济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莫不以离台深造为改善处境的方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口号，台大就在台北，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菁英及其下一代，或是战后成长的学子，莫不把台北当作飞黄腾达的快捷方式。   小林们为什么来台北，这有什么好探究的！乡镇人口往都市流动举世皆然，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城市里机会多，贫瘠的乡下没有足够的空间容许不同程度的成长。已经有人说出了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我再不能理解更多，只能寻绎自己的流动轨迹。   初中毕业那一年，我报考中区高中联考和到台北考女师专的单独招生，高中联考先发榜，相较于录取率只有3%的女师专，我考上第一志愿女中并不意外，等到收到女师专的录取通知，爸爸显得异常高兴，大约是要带我去街上采买一些住校的生活用品，我们走在宿舍区平静的街道，邻居也是爸爸的同事迎面走来，爸爸忽然牵着我的手，对着邻人说：“我女儿考上北女师呢！”等到邻人走远了，我悄悄放开爸爸的手。往后我经常有机会搀扶着父亲，不过像那样牵着手是唯一一次。然后我就上台北了。   为什么来台北要说“上台北”？难怪有人要把番薯地图倒过来看，不过我带着行李要开始我的离乡生活那一次，搭着开往台北的台汽客运时，我确实是感觉自己走在一条向上的道路上，像爬山一样，客运车缓缓向上，终究会将我带向山顶。   1978年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南来北往的路程缩短了不少时间，不过也许台湾地区建设铺就一条康庄大道，但走在上头的却不见得是好鞋好车，我记得搭乘的台汽客运经常抛锚，那个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台汽是台湾唯一的长途公路客运经营者。车子在高速公路上抛锚，司机会请乘客下车，等待下面几班同样是台汽的车，然后让大家分批上车。但是车上往往只剩少许的空位，大部分的人都得站到终点站。有一次假期较长，我带了小外甥女回外公家度假，回程时遇到了客车抛锚，再上车后当然没有座位，我一路抱着三岁大有点重量的外甥女站到台北，下车时两只手臂都已经僵硬失去知觉。这种事不是偶然发生，在我记忆中至少有五六次，甚至八九次，如今想来，当时竟然没有任何人抱怨甚至抗议，不知是大家都能理解发生这种事的无奈，或是已经习惯了对生活中的不顺遂坦然以对？   我来台北读书，毕业后教书，又读书，工作，和一样来台北读书、毕业、工作的男友结婚，在大台北的近郊贷款买下公寓四楼的房子，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四楼，四楼的房子一定是这批建案里最便宜的一间。   小林们在台北生活。过年过节返乡探望家乡的长辈，也是在日日和生活奋战中的一个若隐若现的目标，于是中国人最重视的农历春节返乡就是一年辛勤之后的重大活动。   散文家林文义在一篇《无乡可回》的文章中谈到台北最宁静、美好的几天正是春节，“所有的大楼都死寂如聚集的墓碑”，那些要返乡的朋友打电话向他辞行，“说要赶在高速公路塞车之前，连夜返乡。语气中充满兴奋和期待，好像一整年在台北的生活奔波获得偿还”，而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在春节之时，无乡可回。   是的，春节返乡在我的某些朋辈中是很重要的事，尤其是女性友人，不管已婚或未婚，过年的琐事似乎都由女性限定。先安排好返乡的交通，从台汽客运到国光号或是搭便车共乘，还有东部的火车、离岛的飞机，一直到现在的高铁；然后还要打理年菜、年糖，年假若是够长，也许安排三天两夜岛内度假，年假的旅游质量和高价成了必要之恶。过完年假，看到朋辈一脸疲惫，就知道这个年是如何过得人仰马翻。   幸好对我来说，不必准备年菜，两个家的食物都自有人做主，也不时兴度假模式，回婆家吃年夜饭，然后初二回娘家，一个年只有这两件事是重要的。于是几十个春节过去后，记忆深刻的就只有那不算远却也路迢迢的返乡路。   我的家乡是少数纵贯线铁路没有经过的市镇，先生的老家在岛的南端，下了高速公路还得走县道、乡路，所以开车上路是返乡唯一的方式。教书那几年，因为有寒假，农历春节前可以早早先返乡，晚几天再北上，避开交通最拥挤的时段，后来在报社工作，加上要配合先生的时间，终于加入每年春节疏运的人潮车潮里。每年的状况稍有不同，有时中途先到南投，有时直接回夫家屏东，还有一段时间终点站是高雄，总之都是南往北返，和整个岛的人潮流动的节奏一致。   过年返乡是必要的仪式，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很喜欢跟阿嬷回她的娘家，因为舅公、姨婆们都很疼宠，加上表叔、表姑，可以收到不少压岁钱。某一次，除夕当天大约上午八点从台北出发，只要赶得及乡下人吃年夜饭的时间即可，以为很充裕，结果在第二条高速公路还没通车的年代，除夕的中山高成了超级停车场，光台北到新竹就走了六小时。不得不弯下高速公路，找家小店吃碗面再继续回去加入车潮，那一次完成返乡任务花了十一个小时。回程好一点点，只花了十个小时。如今回想，除了司机在塞车达到极致时发了几句牢骚，车子里的其他人似乎都自在安度塞车时光，第二年，同样的情节照样上演，和那站在路肩，等待下一班台汽客运站回台北的人群一样，平静而顺从。   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同事，在一年将尽、赶着过年做饭的时候，莫名地羡慕我们即将返乡的期待心情，过年对他来说，不过是饭菜略为丰盛的围炉，以及接下来吃吃喝喝睡睡的年假。这种心情很接近林文义说的“哗啦哗啦，台北人一下子少掉3/5，整座城市安静了下来”，似乎台北人一面享受安静的城市，一面对于突然陌生起来的春节假期感到怅然。   乡愁是文学家经常书写的主题，小林们来台北，产生了新兴的乡愁，相对于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有乡可回，只是一年一年回去又离去，家乡不只是在记忆中变化，而是真切地在现实中转变，那种感觉自己熟悉、认识的家乡渐渐远离，不也是乡愁？   近年不再需要过年返乡了，几十年过去，家乡的景况已不复当年，我们的人生状态也不一样了，先生南部老家还在，只是没有长辈长住，成了做生意的小叔堆放货品的仓库；我的娘家也还在，父亲住进了赡养院，老家只偶尔回去探望父亲的姊妹歇脚处。再也不需和春节返乡车潮一起涌上高速公路，交通部长拍胸脯“北高往返六小时”的保证也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又一个年关将近时，我又想起来塞在高速公路上的十几个小时，至少那个时间点，全家人是紧紧地依靠在一起。

    12 分钟

  7. 2020/04/08

    真诚相待

    林清玄/文 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的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病而极端痛苦的样子，现在他终于解脱了，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一点安慰了。   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促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地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香甜。   然后，我步行到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地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样想，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甜。   喝完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   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思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   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   走过了广大的荣星花园，看到几对情侣在那里谈情说爱，一对新婚夫妻在拍新婚的照片。   呀！生老病死的历程是多么短暂，在民权东路一千米就走完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样地在演出吗？   让我们更真诚地相待吧！因为我们的人生难得，因缘难遇！   让我们对父母多一点孝心，因为百年后只会剩下怀念。   让我们更真诚地对待妻子或丈夫，因为百年后就不能携手散步了。   让我们更珍惜儿女的成长，因为百年后要拥抱他们就不可得了。   让我们在每一个相会，每一个因缘里，都能全心地付出与融入，都能无私地感谢和奉献。   每一刻相待都是最真诚的相待。   因为，因为，百年后，这些都不可得了！

    3 分钟

  8. 2020/04/06

    职业生涯

    袁琼琼/文 台湾女作家、编剧，著有《春水船》、《自己的天空》、《随意》等。 一直以来，碰到有人问我干哪一行，我总说编剧，没法说自己是作家。作家似乎不是个行业。或者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行业，如果说自己是作家，似乎在表白自己无事可做。至少在做的事情看不出来。收入也是很麻烦的事。说自己是是编剧，人家会问，那写一本剧本多少钱，一本剧本要写多久？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作家，如果有人问“写一本书多少钱？”“写一本书要多久？”从我出第一本书到现在逾三十年，这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作家”的好处是，那是“进行中”的行业，就算八百年没出书，没写出一个字来也无妨，因为这行业的莫测性：“多久”和“多少”从来没有个定数，总觉得“不知道哪一天”此人就会写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作。因此，一日作家终身作家。有前总统，前总裁，前校长，前经理，但是从来没有“前”作家，只有死了的作家。但是作家死了也还是拥有这个头衔，一日作家终身作家。   所以，我猜作家不是个行业。报税的时候被归在自由业里。收入不在薪资所得中，而且，多数时候，把稿费宽免额一扣，通常就不必交税了。我在身为“作家”的时代，通常都不缴税的，当然也没有退税。开始有税可缴是做了职业编剧之后。写剧本之后，才实质感受到自己是个有工作的人。讲到自己在写的戏，有头有脸：某公司制作，某电视台要播出，某某人演某某人导，非常像回事。   不像跟人说：“我在写小说。”写给谁？哪里要刊登哪里要出书？都在虚无缥缈中。说出这句话来就像在做梦似的，现实感近乎零。   所以我总是羡慕那些朝九晚五有班可上的人，觉得他们生活规律，生命在轨道中，虽然周五可能卡拉OK唱到半夜，周六醉生梦死，周日睡一整天，但是只要到了周一，一切就恢复正常秩序。周五到周日的“不正常”，也成为规律和秩序的一部分。但是在家过日子，每一天都可以是另一天，周一可以是周五，周五可以是周日，或者一周七天都是周六……总之，混乱。我在朋友间是出了名的缺乏时间观念的人，这都是做“作家”害的。如果每一天都像另一天，上午和下午差不多，那么每一个小时就很像另一小时。有次听到某人说他的朋友，两个人约在某处相见，那个人第二天才在约会地点出现。整整迟到了一天！！！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个作家。   我个人朝九晚五的经历非常“轻薄短小”，现在回想，这一辈子的上班族岁月，总加起来，大概还不到半年。自己在“上班”时做的是什么工作，说实话，没什么实质记忆，反倒是记得其他的，工作之外的事。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我妈托人找的，在台南某公家机构工作，那时候没有“工读生”和“义工”这种东西，所有的拿底层薪水的都是临时雇员。临时雇员多半是高中或高职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子。因为薪水低，几乎每个老鸟都会配置一个或两个。我们上班时坐在正式职员的两旁。现在回想，颇有点像公家帮他们雇佣的调剂身心的“娱乐用品”，除了不断被吃豆腐之外，我实在想不出我们做了什么重要的事。   不过我们都是年轻女孩，刚出校门，刚从清汤挂面的发型中解放，刚开始穿洋装高跟鞋，刚开始自觉到自己是美丽的，所以对那些中年男人的轻薄言语并不感觉轻佻，也或许根本就还不知道轻佻是什么，总之，大家都快乐的承受着，被调戏时，我微笑，感觉自己终于是个大人了。   在我们那时候，“成年”从出社会开始。多数人都是开始工作之后才急速的由小孩转成大人。我们在一个月里学会一切：化妆，打扮，与男人对话，相处，解读男人的眼光，适应男人的话语。我们那时候的青春，比之现代的年轻人，似乎要更为清鲜些，就像刚从树上摘下的桃子，带着细细的绒毛。那似有若无的绒毛，见证我们的完整和从未被触碰。   上班上了一个多月，印象里尽在吃。公务员办公室里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吃的东西。点心、水果、不要钱似的一袋一袋放着。我们总在吃，等到了中午就跟其他的临时雇员一起去吃饭。如果老板请客，就会去高级餐厅，吃那些比我们薪水更贵的食物。   后来就离职了。大约是临时雇员的“临时工时”额度满了。或者只不过是老板想换一些新的女孩子来调戏，总之我“失业”了，虽然不算是什么工作，拿我妈的话来讲，还不够付车钱和饭钱。不过女孩子在没出嫁之前不作兴留在家里“等”出嫁，所以我妈又替我找了个“背井离乡”的工作。   说这工作背井离乡，是因为地点在高雄，虽然从台南坐慢车不到一小时就到，不过心态上完全觉得自己离家五百里，无疑是个独立的大人了。   刚上工的时候，因为没找到房子，住在老板家里。我工作的那家“公司”非常家庭化，经理董事长会计业务员都有亲戚关系，只有我是外人。公司三层楼，老板的千金住二楼，年龄与我相仿，我就跟她住在一起。   这是个很漂亮的女孩，悍然而美丽。个子不高，但是完全是蜂腰豪乳的典型，皮肤亮白，灌了牛奶似的。大眼睛高鼻梁菱角小嘴，脸蛋完美无瑕，洁亮光滑像瓷器塑出来的。她完全知道自己的美丽，眉挑上去，眼睛大大，毫不客气的看人。   有一天，其实是上班时间，不该上楼的，但是我忘了东西得回房去拿。在外头敲门敲了好半天。老板千金来开门，她就那样，眼睛大大，挑着眉看我，并不问话，只是漫漫地把没穿齐整的长裤拉链拉起来。   我跟她说了我要的东西，她进去拿出来给我。我直到下了楼才想清楚自己看到的是什么。我那时年轻，什么也不懂。但是也知道虽然我们同龄，我还是女孩，她已经是个女人了。   我很快找了房子搬出去。其实是分租别人家的一小房间，但是毕生头一次拥有“自己的房间”，我爱那个窄窄的，只放得下一张床和桌子的房间。我有个大大的窗，望出去是院子里的白色大茶花。茶花是很庄严的花，总是齐齐整整，花瓣大片大片舒展，全无风光旖旎倾斜之姿，是那种要经过正式介绍才跟你搭话的美人。我时常坐在窗前，看着凝止的大茶花吃饭，或看书，喝咖啡，在不上班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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