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 自由亚洲电台

1966年8—9月间，北京陆续出现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分别是红一司、红二司和红三司。这三个司令部各有特色，尤其是红三司更是值得深入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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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高层围绕“抓革命促生产”产生的分歧中，周恩来也受到了毛式“群众运动”的波及。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也不应过分高估周恩来与毛派们的对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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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9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推出了名叫“农村五条”和“工业六条”的两份文件草案，试图对文革中的毛式“群众运动”进行限制。毛泽东随后批准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这两份文件。看上去，周恩来似乎“控制住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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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革命，促生产”是文革中常见的一个政治口号。围绕着这个口号，文革中曾有过不少争论。在大串联期间，周恩来就用这一口号做文章，试图推行他希望才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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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串联当中，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负责提供狂想的董事长，那么周恩来就是个一丝不苟的、负责落实执行的总经理。可以说，在这场运动当中，周恩来才是那个实际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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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期间，不计其数的红卫兵涌入了中共的各个所谓“革命圣地”，并由此带来了极大的后勤压力，并导致了饿死人的情况发生。在此情况下，中共以战争动员的方式为这些红卫兵运送补给，甚至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空投干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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