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10月11日。九百八十七年前的这个清晨,西北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笼罩在薄霜里。新落成的承天寺塔下,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身着绣满党项图腾的玄色龙袍,指尖反复摩挲着腰间父亲留下的玉珏——那是李德明当年与宋朝和亲时,宋仁宗赐下的和田玉。他抬头望向台下黑压压的文武百官,声音像青铜编钟般沉稳:“自今日起,我大夏国不再奉宋、辽年号,以‘天授礼法延祚’为纪年。朕为‘兀卒’(党项语‘青天子’),立国号‘大夏’。”话音未落,战鼓擂响,铁鹞子军的战马嘶鸣震得城墙上的铜铃乱颤。这一刻,一个游牧民族用千年积蓄的力量,在历史的褶皱里撕开了一道属于党项的天空。
要讲清西夏的由来,得从党项族的“迁徙史诗”说起。党项是古代羌族的分支,祖先最早栖息在青藏高原东南部的赐支河(今青海扎曲河)一带。那里雪山环绕,草原丰茂,党项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男人骑马射猎,女人挤奶制酪,部落首领用兽骨占卜吉凶。但到了公元6世纪,吐蕃王朝崛起如乌云,铁蹄踏碎了党项的安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不断向东扩张,党项各部被迫向东北迁徙。
到了唐朝初年,党项拓跋部的命运出现了转折。当时,吐谷浑(青海的游牧政权)频繁侵扰唐朝边境,唐太宗派兵征讨,拓跋部的首领拓跋赤辞率部助战。战争结束后,唐太宗为表彰其功,赐拓跋氏改姓李,封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统辖今青海互助一带的党项部落。这是党项族第一次与中原王朝建立正式羁绊——他们开始接触汉文化,学习农耕技术,甚至有部分党项贵族子弟被送到长安国子学读书。
但安稳的日子没持续多久。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微,吐蕃趁机占领河西走廊,切断了党项与中原的联系。拓跋部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到陕北的银州(今陕西榆林)、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这里虽不如青藏高原丰美,却有肥沃的黄土高原,能种小麦、青稞;有清澈的无定河、大理河,能养牛羊。党项人慢慢放下马鞭,拿起锄头,从“马上民族”变成了“垄上农夫”。到了唐末,拓跋思恭因率军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统辖银、夏、绥、宥、静五州——党项族从此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史称“五州之地”。
进入宋朝,党项与中原的联系更紧密了。定难军节度使李德明(李元昊之父)是个极具政治智慧的人。他明白,党项要生存,必须在大宋与辽朝的夹缝中找到平衡。对辽朝,他主动称臣,娶辽圣宗的妹妹兴平公主为妻,换得辽的支持;对宋朝,他每年进贡马匹、青白盐(党项特产的优质盐),接受“夏州刺史”的封号。更关键的是,他悄悄推动党项族“汉化”:
兴修水利:李德明组织党项百姓修建渠道,把无定河的水引到旱塬,把荒滩变成良田。史书记载,当时银夏地区的“溉田万余顷”,粮食产量比游牧时翻了十倍。
建立学校:他在夏州城建了“国学”,招收党项贵族子弟学习汉字、儒家经典。这些孩子长大后,既能写汉文公文,又能读《论语》《史记》,成了党项的“文化精英”。
发展贸易:他派商队去开封、洛阳,把党项的羊毛、麝香、羚羊角换成宋朝的茶叶、丝绸、瓷器。党项贵族开始穿丝绸长袍,喝中原的团茶,连卧室都摆上了宋瓷花瓶。
在他的治理下,银夏地区的党项人日子越过越好。军队也从“马背上的游牧军”变成了“穿甲胄的常备军”——士兵们平时种地,战时披甲,装备着宋朝传入的弩箭和盔甲。李德明常对儿子李元昊说:“我们不是要消灭汉人,是要学会和他们共存。等我们足够强了,自然能立自己的国。”
李元昊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他是李德明的长子,却天生反感“学汉人那一套”。小时候,别的贵族子弟在学堂读《三字经》,他偏要去校场看士兵练刀;父亲让他穿汉式襕衫,他偏要穿党项的兽皮袍,腰间系着狼皮腰带。十几岁时,他跟着父亲上战场平定党项部落叛乱,看着宋军的铁甲军阵,他攥着刀柄对部将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有自己的铁军,不用看宋人的脸色。”
成年后,李元昊参与政务,第一次提出“去唐宋化”的主张:“党项族要立国,得先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官制,不能总活在汉人的影子里。”李德明听了直摇头:“我们能有今天的安稳,全靠学汉人。你这孩子,太冒进了。”父子俩为此吵过多次,但李元昊的决心越来越坚定。
1032年,李德明病逝,28岁的李元昊继位。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烧了唐宋的年号册,改用自己定的“显道”年号。接着,他召来大臣野利仁荣,说出了一生的宏愿:“我要创制党项文字,建自己的官制,立自己的国号。让后世知道,党项不是谁的附庸,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野利仁荣是党项的“文化奇人”,他精通党项语和汉文化,曾跟着李德明去过开封,见过大宋的繁华。接到任务后,他带着十几个党项学者,钻进贺兰山的岩洞里,开始创制西夏文。他们以汉字“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为基础,结合党项语的发音特点,造出了西夏文——这种文字像汉字却更复杂,每个字都像“画的党项故事”:比如“天”字,像一个张开双臂的人;“地”字,像一片起伏的山峦;“马”字,像一匹昂首嘶鸣的骏马。一共创造了6000多个字符,能写诗歌、记历史、编法律。西夏文的诞生,是党项族的“文化成人礼”——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精神身份证”。
接下来是官制改革。李元昊废除了唐朝的节度使制度,照搬宋朝的中枢架构:设中书省管行政,枢密院管军事,三司管财政,御史台查官员贪腐。但他留了一手——搞“南北面官制”:北面官由党项人担任,管理党项部落、宗教事务和司法;南面官用汉人,管理汉族百姓的民政、税收。这套制度像“双轨车”:党项贵族掌握核心权力,汉人负责具体事务,既稳住了党项的基本盘,又安抚了境内的汉人、契丹人,统治基础越来越牢。
最关键的是军事改革。李元昊知道,“独立”得靠刀枪说话。他组建了西夏最精锐的“铁鹞子军”:士兵从党项贵族子弟中选拔,个个能骑善射,能在奔驰的马上挽弓搭箭;铠甲是冷锻的铁片,刀枪难入;战马是从河西走廊引进的良驹,能日行千里,耐得住沙漠的酷热。他每天带着铁鹞子在贺兰山脚下训练:寒冬腊月,士兵们脱光上衣在雪地里冲刺;盛夏酷暑,他们在沙漠里扎营,喝盐水啃干饼。李元昊常说:“士兵的血,要热;刀枪的锋,要利。”
此外,他还在边境修了数百座城堡,每座城堡都有烽火台。一旦宋军来犯,烽火能连烧三百里,附近的驻军能迅速集结。他还派细作潜入宋朝边境,收集军事情报,甚至收买宋军将领,掌握对方的部署。
1038年,一切准备就绪。李元昊选在兴庆府南郊的祭坛登基:祭坛是用黄土和碎石垒成的,高九丈九尺,象征“九五之尊”。他穿着绣有党项图腾的黑龙袍,头戴金冠,脚下是万名铁鹞子军,喊着“兀卒万岁”的口号。他宣读祭文,宣布“大夏国”成立,定都兴庆府,年号“天授礼法延祚”。那一刻,西北的风里都飘着党项的图腾气息——一个游牧民族,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
西夏的建立,像一颗石子扔进宋朝的池塘。宋仁宗大怒,下诏削去李元昊的封号,停止与西夏的贸易,派范仲淹率10万大军征讨。李元昊却笑了——他早等着这一天。
1040年,宋军进攻三川口(今陕西延安)。李元昊设下埋伏:他让士兵在山谷里插满旗帜,假装主力在此,实则率精锐绕到宋军后方。宋军统帅刘平轻敌冒进,被西夏军前后夹击,死伤数万,刘平战死。这一战,宋朝震动,才知道西夏不是“蛮夷小邦”。
1041年,宋军又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中伏。李元昊命士兵在河边撒了层草屑,宋军骑兵经过时,马蹄沾了草屑,行军速度大减。西夏军从两侧杀出,宋军阵型大乱,主帅任福被乱箭射死,军队溃散。
这两场战役让宋朝明白:西夏必须作为“平等政权”对待。1044年,双方签“庆历和议”:宋朝承认西夏独立,封李元昊为“夏国王”;西夏向宋称臣,每年拿宋朝的“岁赐”(银、绢、茶)。但其实,西夏的独立早已不可逆转——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字、官制、军队,更有了“大夏国”的认同感。
西夏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它像个“三明治”,夹在宋、辽、金之间:对辽要保持联姻,辽朝皇帝常把公主嫁给西夏太子;对宋要保持纳贡,每年派使者带着西夏的特产去开封;对金要防备入侵,后来金灭辽,西夏又向金称臣。但李元昊之后的西夏皇帝,守住了这份“平衡”:
文化传承:他们继续用西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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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ado10 de outubro de 2025 às 12:00 UTC
- Duração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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