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0年9月22日：袁崇焕之死——明末名将的悲歌与历史的警示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21日。三百九十五年前的明天，北京西市的秋阳正斜斜地照在青石板上，刑场四周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木桩上的囚服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里面褪色的铠甲——那是袁崇焕最后一次穿过的战衣。监斩官的声音在秋空中回荡：“犯人袁崇焕，着即凌迟处死！”

人群中传来此起彼伏的叹息。有人攥紧了手帕，有人低头默祷，更有老兵摸着腰间的刀鞘，喉结滚动着说不出话。这个即将被处死的中年男子，是明朝末年最耀眼的将星，是大明王朝最后的“辽东屏障”。他的死亡，不仅是一场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注脚。

要讲清袁崇焕的故事，我们得从他的童年说起。

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广东东莞人。据《东莞县志》记载，他自幼“颖异过人”，五岁能背《论语》，十岁通读《孙子兵法》，十五岁便写下“丈夫当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豪言。但命运对他并不温柔——父亲早逝，母亲靠织布供他读书，他曾在寒冬里裹着破被苦读，手指冻得握不住笔，就用嘴呵着热气继续。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十三岁的袁崇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在任期间，他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只坐衙门，而是常穿粗布短打，走街串巷。有次，他路过一间破屋，听见里面传来婴儿的哭声，推门一看，是个产妇因没钱请稳婆，正自己接生。袁崇焕立刻叫来衙役，买了红糖、小米，又亲自守在屋外，直到母子平安。此事传开后，百姓都说：“袁知县是活菩萨。”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辽东的烽火。

万历末年，东北的后金（清朝前身）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崛起。1622年（天启二年），后金攻占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土崩瓦解。朝廷急招能臣，袁崇焕因“熟悉辽事、精通兵法”被破格提拔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从邵武知县到辽东边臣，他仅用了三年时间——这在明朝官场几乎是“火箭式”晋升。

上任后，袁崇焕做的第一件事是“实地勘察”。他骑着一匹瘦马，带着两名随从，沿着辽东边境走了三个月。白天，他与士兵一起啃干饼、喝凉水；夜晚，他裹着军大衣在篝火旁记录地形：“宁远城南有山，可设炮台；北有河，可挖壕沟……”回到京城后，他递上一份《辽东边策》，提出“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辽东的百姓本就是兵，与其从内地调兵，不如让他们自己守家园；与其被动退守，不如修城屯田，以战养战。”

这份奏疏让明熹宗朱由校眼前一亮。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被任命为宁前兵备佥事，负责宁远（今辽宁兴城）、前屯（今辽宁绥中）的防务。这一年，他二十九岁。

宁远城的修筑，是袁崇焕军事生涯的起点。

当时的宁远城，城墙残破，护城河淤塞，守军不足三千，且多为老弱病残。袁崇焕到任后，第一件事是“整军”：他将城中老弱裁撤，招募了五千名辽东汉子，亲自教他们操练火器；又下令“屯田自给”，让士兵在城外开垦荒地，种粮植棉，“战则披甲，闲则耕田”。

第二件事是“修城”。他带着士兵，用碎石、夯土加固城墙，将城墙高度从三丈加到五丈，厚度从两丈加到三丈；又在城墙上加筑了三层炮台，每座炮台配备两门红衣大炮（当时最先进的火器）。为监督工程，他搬了铺盖住进工地，与士兵同吃同住。有次暴雨冲垮了一段城墙，他第一个跳进泥里，用身体挡住洪水，喊着：“城墙倒了，辽东就没了！”士兵们被感动得跪成一排，喊着：“大人不死，宁远不倒！”

经过三年苦战，宁远城脱胎换骨：城墙高耸如山，炮台林立如齿，护城河宽三丈、深一丈，城内粮草充足，守军士气高昂。

1626年（天启六年）正月，后金首领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大军进攻宁远。这是明金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

努尔哈赤信心满满：“袁崇焕不过一介书生，宁远城破，辽东尽属我大金！”他兵分三路，中路直扑宁远城，左路攻觉华岛（今辽宁兴城菊花岛），右路围锦州。

袁崇焕早已做好准备。他将守军分为三部分：两千精锐守城，三千骑兵埋伏在南门外，两千弓箭手藏在城墙垛口。战斗从清晨打到黄昏，后金军队用云梯攻城，袁崇焕命士兵用滚木礌石砸；后金架起云梯，袁崇焕命火铳手齐射；后金放火烧城门，袁崇焕命士兵用湿棉被堵住缺口。

最激烈的是中午时分。努尔哈赤见久攻不下，亲自骑着战马冲到城下，挥舞着弯刀喊：“袁崇焕，你若献城，我封你为王！”袁崇焕站在城楼上，张弓搭箭，瞄准努尔哈赤的马，一箭射去——那马哀鸣一声，栽倒在地。努尔哈赤滚鞍下马，被亲兵扶起，额头还沾着马血。

傍晚时分，后金军队伤亡过半，努尔哈赤被迫撤退。此战，明军以不足两万的兵力，击退了十三万后金大军，史称“宁远大捷”。这是明朝对后金的首次重大胜利，袁崇焕也因此被封为“辽东巡抚”，赐爵“太子太保”。

但袁崇焕的辉煌，却因明朝朝廷的腐败与崇祯帝的多疑，逐渐走向终结。

明朝自万历后期起，朝政便陷入党争的泥潭。东林党、阉党、齐楚浙党等派系互相倾轧，官员们沉迷于争权夺利，却无人真正关心国家危亡。袁崇焕虽战功赫赫，却因性格刚直、不擅迎合，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病逝，其弟朱由检继位，即崇祯皇帝。崇祯帝虽励精图治，却生性多疑、刚愎自用。他对袁崇焕的态度，从最初的信任逐渐转为猜忌。

1629年（崇祯二年）十月，后金绕过宁远、锦州，从喜峰口、龙井关等长城隘口突入关内，直逼北京。这是明朝自土木堡之变后最严重的危机。

袁崇焕闻讯后，立即率部回援。他从宁远出发，日夜兼程，用了十七天赶到北京。此时的北京城人心惶惶，百姓纷纷逃难，守军士气低落。袁崇焕一到，便下令“斩首示众”——他揪出几个临阵脱逃的士兵，当众砍下头颅，挂在城门上。士兵们被震慑住，纷纷请战。

十一月，袁崇焕率九千骑兵，在广渠门外与后金主力展开激战。后金军队有十万之众，且都是精锐骑兵。袁崇焕将骑兵分为三路：左路诱敌，右路包抄，中路正面突击。他自己则一马当先，冲在队伍最前面，手中的长枪上下翻飞，连挑下七名后金骑兵的头盔。

战斗持续了三个时辰，双方伤亡惨重。后金军队渐渐不支，努尔哈赤的儿子莽古尔泰见势不妙，率部撤退。袁崇焕乘胜追击，一直打到通州（今北京通州区），才收兵回城。

此战虽保住了北京，但袁崇焕却因“援军迟缓”“未能全歼敌军”等罪名，遭到朝臣的弹劾。更致命的是，皇太极在此战中使用了“反间计”。他故意让被俘的明朝太监听到“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的假消息，然后将太监放回北京。

崇祯帝本就对袁崇焕心存疑虑——他总觉得这个“手握重兵的边将”不安好心。太监的汇报如同火上浇油，崇祯帝当即下令：“将袁崇焕革职查办，打入天牢！”

1630年（崇祯三年）春天，袁崇焕被关进锦衣卫的天牢。牢房阴暗潮湿，墙上爬满青苔，每天只有一顿糙米饭。但他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尊严：每天清晨起床，整理好衣冠；白天读书，晚上练剑。狱卒劝他：“大人，认个错吧，或许能留条命。”袁崇焕摇了摇头：“我没罪，为何要认？”

崇祯帝对袁崇焕的审讯持续了半年。他先后派了十多名官员审问，动用了各种酷刑：夹棍、拶指、烙铁……但袁崇焕始终咬定：“我没有通敌，我只是尽了军人的本分。”

与此同时，朝中的反对派（尤其是阉党余孽）却不断施压。他们伪造证据，指控袁崇焕“卖国求荣”：“袁崇焕曾与后金议和，答应割让辽东；他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他擅自诛杀毛文龙（东江镇总兵），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毛文龙是袁崇焕的老部下，驻守皮岛（今朝鲜椴岛）。袁崇焕认为毛文龙“跋扈不听令，且冒饷扰民”，便于1629年以尚方宝剑将其斩杀。这一举动，本是为了整顿军纪，却被反对派抓住把柄，攻击他“擅杀大将，动摇边防”。

最终，崇祯帝以“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等罪名，判处袁崇焕凌迟处死。

凌迟的执行过程，是明朝最残酷的刑罚之一。

袁崇焕被绑在木架上，全身赤裸，只留一条短裤。刽子手用刀一片片割下他的肉，每割一刀，便将肉抛向围观的人群。起初，人群中还有啜泣声，但渐渐地，有人开始欢呼：“杀了这个卖国贼！”“割他的肉，解我心头恨！”

袁崇焕始终没有吭声。他的目光望着天空，嘴唇微微翕动，像是在念着什么。有人说，他在背诵《孙子兵法》；有人说，他在念叨“宁远”“锦州”的名字；也有人说，他在喊“陛下明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