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10月5日：法国大革命废除基督教——激进革命中的信仰与权力重构​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10月4日。二百三十二年前的明天，巴黎的塞纳河畔飘着潮湿的雾气，国民公会大厅的烛火却亮得刺眼。议员们攥着文件的手因激动而颤抖，经过七小时的激烈辩论，一项震动整个欧洲的决议终于被宣读：“自即日起，废除基督教的公共崇拜，关闭全国所有教堂，没收教会全部财产，推行世俗化礼仪替代宗教仪式。”这不是普通的政策调整，而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最具争议的“反宗教运动”的高潮——从这一天起，延续千年的天主教会在法国的官方地位被彻底终结，一个以理性、共和与世俗化为信仰的新秩序，正试图从旧制度的废墟中拔地而起。

要理解这场“废除基督教”运动的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先回到18世纪末的法国，那个被旧制度与新思想撕裂的时代。当时的法国社会像一座倾斜的金字塔：占人口97%的第三等级（农民、市民、资产阶级）蜷缩在塔底，承担着全国90%的赋税，却连投票权都没有；占2%的贵族和1%的教士稳居塔顶，享有免税、司法豁免权，甚至垄断教育与思想。天主教会正是这塔顶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它拥有全国10%的土地，每年通过什一税（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土地租金和信徒捐赠聚敛巨额财富；它控制着从出生到死亡的仪式，婴儿出生要受洗，结婚要领圣体，死后要忏悔，连葬礼的祷词都由神父书写；它还垄断教育，全国90%的学校由教会创办，教材里充斥着“服从上帝、服从君主”的训诫；更关键的是，教会通过“禁书目录”压制启蒙思想，伏尔泰、狄德罗等思想家的著作被列为“禁品”，连公开讨论“理性”都可能被指控“亵渎神明”。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早就在批判这种“宗教与权力的共生”。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写道：“教会用天堂的承诺，换走了人间的财富；用灵魂的救赎，掩盖了贪婪的本质。”狄德罗在《百科全书》里更尖锐：“神父的法袍里藏着算盘，十字架下堆着金币，他们不是上帝的仆人，而是权力的帮凶。”但这些批判在1789年前，还只是少数精英的私下议论。直到三级会议召开、第三等级宣布成立国民议会，人们才意识到：要彻底推翻旧制度，必须连根拔起它的“精神支柱”。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大革命正式爆发。最初的几个月，教会与革命政权的关系尚算微妙。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宣布“人生而自由平等”，并未直接攻击宗教；许多教士甚至支持革命，认为这是“清除教会内部腐败”的机会——比如巴黎大主教塔列朗，他公开呼吁教士“放弃特权，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但随着革命深入，矛盾逐渐激化。一方面，教会拒绝交出巨额财产：国民议会要求教会将“非宗教用途”的财产（如宫殿、土地）出售，所得用于救济贫民或支持战争，但教士们以“这是上帝的财产”为由拒绝；另一方面，部分教士公开反对革命：1791年，法国南部城市阿维尼翁的神父煽动民众反对国民议会，高呼“国王万岁，教皇万岁”；更让激进派愤怒的是，教皇庇护六世公开谴责《人权宣言》，称其“违背神的旨意”。

真正让革命政权下定决心“反宗教”的，是1792年8月的君主制倒台。巴黎民众起义推翻路易十六，建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后，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面临内忧外患：国内保王党叛乱不断，国外反法同盟（英、普、奥等国）武装干涉。为了凝聚人心、巩固政权，雅各宾派认为必须从文化和信仰层面彻底改造社会——只有摧毁天主教这个“旧思想的巢穴”，才能让人民摆脱“蒙昧”，真正成为“自由的公民”。

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关于废除基督教崇拜及相关习俗的法令》，史称“去基督教化法令”。这项法令的激进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全国所有教堂、修道院立即关闭，禁止任何形式的公共宗教仪式；教会名下所有土地、房产、金银器皿、艺术品全部收归国有，部分用于创办世俗学校，部分变卖后资助前线战争；用“自然神崇拜”或“美德崇拜”替代传统宗教仪式，比如在教堂旧址举办“理性节”，民众宣誓效忠“理性女神”而非上帝；取消圣诞节、复活节等传统节日，改用共和历法，以1792年共和国成立日为元年元月元日，规定每月的第一天为“团结日”，第十天为“休息日”；所有教士必须宣誓“效忠共和国，反对教皇”，拒绝宣誓者将被视为“反革命”，面临监禁或处决。

法令颁布后，执行过程充满了矛盾与暴力。在巴黎，革命群众冲进圣母院，将祭坛上的黄金圣像砸碎，把十字架熔铸成子弹；在里昂，激进分子闯入修道院，强迫修女脱下修女服，改穿“公民连衣裙”；在马赛，民众焚烧教堂的钟，用钟声的碎片制作“自由勋章”。但也有地区抵抗强烈：西部旺代地区的农民大多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高呼“保卫上帝与国王”，发起反对共和国的叛乱。这场叛乱持续到1796年，造成数十万人伤亡，最终被拿破仑镇压。

雅各宾派的动机并不难理解。在他们看来，天主教是“迷信的温床”“贵族的工具”，只有摧毁它，才能让人民摆脱“蒙昧”，真正理解“自由、平等、博爱”的含义。罗伯斯庇尔在演讲中说：“我们要让儿童在理性中成长，而不是在教堂的阴影里学会恐惧；要让公民在世俗的法律前宣誓，而不是在上帝的祭坛前低头。”

但“废除基督教”远没有想象中简单。信仰是许多人精神世界的核心，强行剥离只会引发更强烈的反抗。在城市里，许多市民转入地下，秘密举行弥撒。巴黎的“地下教会”成员用阁楼、地下室甚至墓地作为礼拜场所，神父伪装成面包师、裁缝，用暗语传递经文。一位目击者回忆：“深夜的巴黎，我们挤在面包房的烤炉旁，听着神父低声念诵《圣经》，窗外的巡逻队脚步声越来越近，每个人都屏住呼吸。”在乡村，农民的抵抗更直接。旺代地区的农民拒绝交出教堂钥匙，他们说：“教堂是我们的根，砍了根，我们活不下去。”一些教士冒着生命危险继续传教，有的藏在谷仓，有的伪装成乞丐，甚至有位老神父在刑场上喊：“你们可以杀死我的身体，但杀不死我对上帝的信仰！”

更讽刺的是，共和国自己也逐渐意识到“废除基督教”的副作用。1794年热月政变后，雅各宾派倒台，温和派上台。他们发现，彻底否定信仰让许多民众对革命政权产生了疏离——农民不再支持共和国，因为他们觉得“革命夺走了上帝的庇护”；工人开始怀念旧制度，因为至少那时教堂还能给他们精神安慰。拿破仑上台后，这种反思更加明显。1801年，他与教皇庇护七世签订《教务专约》，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允许教堂重新开放，教士恢复部分特权（但必须宣誓效忠国家）。这一协议标志着法国与天主教会的和解，也为后来的世俗化进程埋下了伏笔。

这场“废除基督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中最具争议的篇章之一。它既是激进革命者对旧制度的彻底清算，也暴露了“用政治力量改造信仰”的局限性。从积极意义上说，它加速了法国的世俗化进程：教会失去了政治权力，教育、法律等领域逐渐摆脱宗教控制；理性、科学的精神被更多人接受，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它的代价同样沉重：社会分裂加剧，部分民众对革命失去信任；信仰的断裂让许多人陷入精神迷茫，甚至催生了新的极端主义。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它预示了现代社会的核心命题：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究竟该如何界定？法国大革命的尝试给出了答案——信仰可以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不应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国家可以倡导理性，但必须尊重多元的精神需求。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摧毁教会容易，重建信仰难。革命或许能改变制度，却无法轻易改变人心。”

二百三十二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站在巴黎圣母院前，看着修复中的彩窗与钟楼，不应忘记1793年那个寒冷的秋天。废除基督教的运动，是革命者用理想主义改写社会的尝试，虽未完全成功，却为现代世俗国家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启示。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进步从不是非黑即白的抉择，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更包容、更人性的道路。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793年10月5日，法国废除基督教，这场激进的思想革命，既是旧制度的葬礼，也是现代社会的先声。愿我们铭记：真正的进步，不仅需要摧毁旧的枷锁，更需要守护人心中的光。

我们下期再会，晚安。